陈铎

一、左翼文论及文学实践研究持续走热

大陆学界一直对台湾左翼思潮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关于左翼文论与文学实践的研究在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近年来，重新发掘日据和戒严时代作为潜流存在的左翼文学思潮，重新建立台湾左翼与大陆左翼文学传统的思想连接，重新审视以“保钓”运动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实践，正面反击本土理论和解构思潮对台湾历史和台湾文学的种种误读，逐渐成为大陆学界介入台湾左翼思想研究的特殊使命。

　　作为日据时期台湾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之一，杨逵及其作品成为理解台湾现代思想绕不开的话题，围绕着杨逵，左翼知识分子和本土派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陈映真、郑鸿声、林载爵等高度肯定杨逵小说阶级意识和民族精神并重的左翼思想特征，尤其凸显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与美日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与宋泽莱等人将杨逵拉入本土主义的阵营，“意欲将杨逵塑造成所谓的‘转型正义’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显示了二者对台湾现代思想史阐释路径的分歧。刘小新的《杨逵的意义——阅读〈杨逵文集〉的八个维度》领会并继承了陈映真对“杨逵精神”的解读，提出要从八个维度充分理解杨逵思想丰富性与历史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杨逵论”，才能为现今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精神指引，并有效反击本土论者对杨逵思想别有用心的曲解与绑架。②杨逵以外，吕赫若的历史定位问题也引起了不同学者的关注与争议，面对游胜冠试图以右翼启蒙思想来否定吕赫若的左翼作家身份，隋欣卉的《阶级、启蒙与现代性：吕赫若作为左翼作家的历史定位》③从四个方面分析论证了吕赫若左翼立场的前后一致性，揭示了游胜冠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台湾文学研究所犯的观念先行和非历史化的错误，并严厉批判了其以“吕赫若论”为切入点、瓦解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反殖民和反封建的“反抗史观”、对抗左翼统派的台湾文学论述的“司马昭之心”。对于这一点，张帆、刘小新的《“本土左翼”台湾文学史观批判》④有着更为系统的分析。论者注意到了19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以来台湾左翼力量的统独分野，指出了“本土左翼”从根本上区别于陈映真等统派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徒有“左翼”之名，实际上不过是鼓吹“台湾意识”、“本土论”、“台湾民族论”的文学“台独”论者。文章对叶石涛的“台湾意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性”理论、高天生和宋泽莱的“边疆文学”批判、李乔的“台湾文学独特论”、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和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等予以细致梳理，还原了左翼阵营分裂、异变的历史过程，从根源上厘清了“本土左翼”观念的种种问题。在当代台湾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对台湾左翼思潮正本清源的工作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审视台湾当代左翼思潮的发展进程，“保钓”运动触发的左翼思想复苏、以《人间》杂志为代表的左翼力量的集结，以及陈映真的左翼文论阐发和文学创作，蓝博洲、钟乔等人的左翼文学实践等，所有这些左翼思想史上深浅不一的印痕，都被一一纳入研究者的观察视野。周之涵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保钓叙事》⑤系统分析了张系国、李雅明、平路等人的类型化的保钓书写，并通过对保钓走向问题的历史还原，结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社会新自由主义建立话语霸权的社会文化语境，指出了安娜堡国是会议以后“保钓”运动左转的历史必然性，批判了保钓右派和中间派将这一运动定位为“内斗”“统战”“失败”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根本上并不符合“保钓”运动的历史真实。胡子沛的《曹禺剧作与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中的演剧热》⑥一文则专注于“保钓”运动中演剧活动，围绕着日出剧社对曹禺的两部经典话剧《日出》《雷雨》的讨论、改编与上演，论者指出了演剧活动对于在海外知识分子群体宣传“保钓”运动、实践左翼理想、确立自身主体性等方面所包含的独特意义。张重岗的《影像还是历史：〈幌马车之歌〉的多重叙述面向》⑦则从“二·二八”受难者在狱中同唱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歌曲《幌马车之歌》送别狱友这一意味深长的场景入手，分析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左翼人士林书扬、电影编剧朱天文等各色知识人围绕《幌马车之歌》所展开的“叙述的政治”，在此意义上重新理解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和蓝博洲的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在以影像和文字的方式呈现“二·二八事件”时所关涉的叙事美学和历史旨趣。胡明华的《左翼视角下钟乔在差事剧团的戏剧创作探析》⑧则从左翼戏剧的角度切入，分析了钟乔在差事剧团的戏剧创作对台湾左翼思想与戏剧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在台湾左翼思想及戏剧发展史的框架内勾勒了钟乔戏剧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的意义。

　　谈到台湾当代左翼思想的发展，陈映真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无论是乡土文学论战中对右翼知识分子和本土左翼的分离主义思想的反击，还是“冷战-内战意识形态”论、“台湾社会性质论”、“第三世界文学”论等重要的左翼思想理论的提出，或是以小说、随笔、文论等各个类型的文艺创作参与到左翼理念的阐发，甚至是创办《人间杂志》和人间出版社以报告文学和纪实摄影的方式表达对弱势族群生存境遇的关怀，可以说，陈映真既是左翼文学实践的壮勇骁将，更是左翼思想界的精神领袖。然而，出于台海两岸历史经验的差异，大陆知识界对陈映真思想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错位的，赵稀方曾撰文描述过当代作家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等人对陈映真左翼理想的隔膜，指出陈映真为我们提供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匮乏的殖民性批判的视角，而这正是陈映真的历史意义之所在⑨。2016年11月22日，陈映真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成为轰动海峡两岸的文化事件，被媒体称之为“一个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还有作品全集的出版、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研究专栏的开辟等一连串迟到的殊荣。虽是“生前身后名”，但陈映真思想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终于得到了学界持续的关注及充分的重视，这终究是件值得庆幸的事。2019年陈映真逝世四周年之际，其祖籍地福建泉州特地举办了“纪念陈映真”征文大赛、走访陈映真原乡祖祠等系列文学活动，并于2020年《台声》第1期专门开辟“寻访陈映真”专栏，刊登了蓝博洲、张立本、周书阳一行人等的纪行文章。“原乡”对于左翼统派的陈映真来说意义非凡，它除了作为族谱意义上的故乡，更代表了国族和文化意义上的深刻认同，《台声》的这组专栏文章均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此，表达了通过对陈映真精神的继承、传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的良好愿景⑩。

　　除了反对分裂、拥护统一这一维度之外，本年度还有一些对陈映真文本的研究，可以作为理解陈映真思想的重要补充。吴舒洁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家国伦理——试论陈映真早期的家庭书写》[11]从陈映真自序文中的“市镇小知识分子”概念所隐含的阶级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陈映真早期作品《家》《故乡》《死者》中的“离家-归家”叙事模式所包含的寓言色彩，指出这几部最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文本，隐藏着陈映真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实践。李勇的《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召唤革命——论陈映真的〈山路〉与〈将军族〉》[12]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山路》中的蔡千惠付出三十年的生命来为自己的家族赎罪，最终却被一种新的罪愆所压垮，那就是在安定富裕的年代里对左翼革命和革命者的遗忘。如果革命的目标正是安定富裕，那么该如何理解蔡千惠这种“自寻烦恼”的失落与羞耻？作者以“蔡千惠难题”作为打开陈映真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口，陈映真在1980年代台湾富裕繁荣的表相背后察觉到了让台湾陷入更固化和永久化的不公平不自由、被压迫被奴役的巨大危机。论者指出，近十年来陈映真的那种传统左翼（“统左”）立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一直致力于批判和思考的美国霸权问题、消费主义文化问题、分离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亚洲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等，他的思考对于解开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很多时代性难题仍然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2020年6月，理想国携九州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的陈映真小说全集《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完整收录了陈映真1959-2001年间创作的37部中短篇小说，这也是陈映真小说全集在大陆的首次出版，媒体谓之曰“迟到了的陈映真”。不过就事实而言，迟到的不是陈映真，而是一再错过陈映真的我们。

二、文学文化思潮研究花样翻新

1987年“解严”以来，随着威权体制的松绑和思想禁锢的解除，台湾社会压抑良久的思想能量喷薄欲出，统与独、蓝与绿、左与右、本土化与全球化、后现代与后殖民等，思想市场遭遇着各种势力、各个阵营、各路思潮的轮番轰炸，社会文化领域曾经的整饬统一、沉闷压抑被如今的众声喧哗、光怪陆离所取代。这些声音中，除了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左翼思潮以外，以后现代和后殖民为代表的后学思潮在新旧思想的解构与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工具作用；新世纪以来，在青年群体中还出现了强调“小确幸”、小清新的特殊文化生态，部分地折射台湾社会的某种现实处境。面对台湾社会花样迭出的文化思潮与现象，大陆学界一一作出了回应。

　　首先，以后现代和后殖民为代表的后学思潮在台湾社会文化场域中受到了极大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经蔡煌源、罗青、孟樊、林耀德等人的积极引介，在台湾思想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为人们理解和阐释台湾提供了新的思想路径，到了90年代，后殖民理论登陆台湾，在学术界引发了一系列热议。后现代主义“反本质”、“去中心”、“解主体”的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整体框架的反思，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看待台湾社会的视角；而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为基础的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霸权、清除殖民遗毒方面同样意义深远。吴明宗的《后殖民思考与全球史视野》[13]在分析泰雅族作家瓦利斯·诺干的短篇小说集《战争残酷》时便指出，作家以原住民本身作为叙述的主体而非殖民者眼中被凝视的客体，借助于一套讽刺与抵抗殖民者“文明”的话语机制，赋予了叙述者和文本以“反抗”的能动性，在对自身民族历史的重述过程中充满了反抗的朝气。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后学思潮无往不利的解构视角，在瓦解了原有的稳定的意义框架之后，随之而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身份认同焦虑，也成为知识主体亟待解决的精神危机。王璇的《解构视野下的日据历史书写批判——以林耀德、舞鹤为考察对象》[14]便尝试以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和舞鹤《余生》两部小说对“雾社事件”的重述为例，指出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日据历史书写所包含的洞见与偏见。一方面，作家引入殖民者、被殖民者、中介者（传教士）等不同视角下的日据历史论述，打破了戒严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单一历史定论，重申了历史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所带来的历史的碎片化、批判动能的缺失等问题，更容易将认知主体引入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

　　与宏大叙事的崩解相对应的，是新世纪以来台湾社会兴起的一股“轻薄短小”的“小清新”“小确幸”之风。李晨的《何以“小清新”？——从台湾纪录片的意识变迁看台湾当代社会思潮》[15]注意到了近年来台湾纪录片的风格转变，从前辈影人关注社会历史的沉重使命意识，转向寻求富于实验意味的个人化情感表达，拥抱“轻质化”，偏爱“小清新”。张帆、刘小新的《后疫情视野下的台湾“小确幸”思潮辨析》[16]也将目光投向了新世纪以来台湾社会风靡于台湾青年群体的“小确幸”心态，并指出“小确幸”和“小清新”等词已然构成了台湾80后群体重要的世代意识和身份标签。文章梳理了左翼与右翼学者对“小确幸”包含的“反抗”意味的不同理解，并从台湾社会的经济走势、政治环境、青年亚文化、后工业社会等多个角度，深入挖掘了“小确幸”产生的复杂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指出，“无论是反物质主义，还是反主流，‘小确幸’都无法突破台湾历史的局限，它止步于小我与当下，拒绝任何的大历史与大集体的思考，深刻地预示了台湾社会的断裂与精神危机。”[17]总之，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带动了文学文化思潮的泛政治化，面对当前社会多元喧哗、歧义横生的思想格局，大陆学者密切追踪台湾社会理论思潮的风云变幻，细致勘探话语生产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复杂关联，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对于当前台湾社会思潮流变的把握，最终也将成为日后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现实重要的思想史线索。

三、“重写文学史”工作的细部优化

就学者张羽的观察，对于台湾文学史书写的关注在1970年代以前尚属冷门，直到乡土文学论战前后，台湾文学的研究、整理、分析以及文学史的讨论才被提起[18]；而孔苏颜、刘小新则倾向于认为，台湾地区“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要到1990年代中后期“二陈论战”之后才逐渐开启[19]，1990年代末，以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中抛出“后殖民史观”，及其随后引发的“二陈论战”（陈映真与陈芳明关于“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论战）为契机，“重写文学史”逐渐上升为台湾文学研究的热门议题。两种说法的时间起点虽然不同，但本质上而言都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台湾社会本土论述的升温对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影响。与台湾学界将“本土化”作为“重写文学史”的绝对标准、台湾文学史降格为政治独立运动的机械附庸不同，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史重述所凸显的问题意识更明确，学理意味也更浓厚，它主要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其一是将台湾文学放置在两岸的互动与影响视野下，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中予以把握，着眼的是台湾文学的外部连接；其二则是对性别、族群、雅俗、新旧等一系列议题的重新问题化，尝试在台湾文学内部开辟新的论述空间，并进一步拓展台湾文学的言说疆界。就本年度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陆学界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不俗的收获。

　　先看第一个方面。张羽、李朝霞的《从诗圣杜甫到杜南远系列：龙瑛宗杜甫叙事之思想史研究》[20]从龙瑛宗的杜甫叙事出发，分析了其对杜甫思想资源的接受及其不同的小说文本对杜甫形象的重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即便是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龙瑛宗也没有与中华传统文化绝缘，而是将杜甫的人生经历和诗文创作作为殖民地小知识分子情感修复和思想超克力量的主要来源；朱双一、刘佳艺的《抗法保台和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跨时代诗写——台湾有关“刘铭传”的古典诗作评析》[21]系统考察了台湾古典诗词中关于“刘铭传在台事功”的题材书写，通过对其在中法战争中抗法保台以及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等历史功绩的状写，不仅反击了台湾社会广泛流行的“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的殖民论调，更体现了海峡两岸同属中华“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事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吴思捷的《赖和诗文的厦门书写》[22]则从台湾作家赖和旅居厦门期间创作的五十余首旧体诗文中，发现了杜甫感时忧国的“诗史精神”和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精神承继；徐榛的《“五四”新文学的引介、实践与接受——论张我军与鲁迅的文学相遇》[23]从张我军对鲁迅的文学接受的角度，考察了两岸新文化运动的互动与影响；孙拥军的《光复后鲁迅及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与承续研究——以陈仪、许寿裳的文化活动为视角》[24]，也从战后赴台文人的文化实践出发，分析了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是如何被用来服务于战后台湾社会“去殖民化”与“再中国化”，充当着接续台湾与大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重要桥梁。无论是立足于个案，追溯具体的台湾作家作品包含的大陆人事的吟咏或中华文化的滋养，还是系统地分析不同时段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的隔海传播或两岸互动，都是从文学的事实层面论证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母体之间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以此来回击台湾本土派学者否认中华文化影响的分离主义观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当对岸学者试图切割台湾文学的中华文化血脉，否认两岸文学文化运动的互动与影响，大陆学界则以掷地有声的文学事实，匡扶着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尊重历史、回归常识。

　　与外部研究相比，“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在台湾文学内部言说空间的拓展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丰硕。首先是性别维度的彰显，这不仅表现在学界对琦君[25]、李昂[26]、朱天心[27]等女性作家作品的挖掘与重视上，更体现为打破以往单一性别主体的台湾文学史书写，改变将女性书写视为“边缘”或“异端”的男性沙文主义立场，重新审视和评价女性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并在此基础上书写女性的台湾文学史。就本年度的研究成果而言，程彩霞在《论台湾文学史分期对迁台女作家研究的影响》[28]指出了台湾文学史十年断代的“竹节式”分期法对迁台女作家群体的忽视，在《台湾女性学者的台湾女性文学史建构——以迁台女作家为考察中心》[29]中又高度肯定了应凤凰、张瑞芬、邱贵芬、范铭如等台湾女性学者在史料考察和理论拓展两个方面对台湾女性文学史建构所做的开拓；魏雪慧的《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台湾自然书写》[30]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洪素丽、凌拂、杜虹等人的自然书写，既发挥了女性的性别优势，又显示出源于女性而又超越性别的智性特征，表现出了与男性以及传统女性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价值。无论是程彩霞对迁台女作家的关注，还是魏雪慧对女性自然书写的把握，女性视角的引入，对于改写传统文学史的单一面貌、呈现台湾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均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其次，性别维度之外，族群视野的引入同样扩充着台湾文学史的书写格局。陆卓宁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世纪”与流变》[31]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兴起的少数民族文学（原住民文学）的跟踪观察，以及周必正的《台湾“大河小说”的审美意义和民族学价值研究——以〈梅村心曲〉为例》[32]对以客籍作家谢霜天《梅村心曲》为代表的客家书写的关注，均可以视作族群视野观照下对传统台湾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补充。再次，通俗文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文学的雅俗界限不再壁垒分明，陈舒劼的《台湾科幻小说中的认同问题研究之观察》[33]和颜敏《华文科幻小说的三种儿童想象及其意义边界》[34]对台湾科幻小说中的认同问题和儿童想象等议题的探讨，便很好地证明了藉由通俗文学同样可以承载严肃的文学命题的思考，体现出对知识分子单一的“精英文学”视角的反思。最后，在重写台湾文学史的进程中，文学的“新旧”之分也变得棘手，现代文学历时进程中的古体诗文创作越来越成为一种显性的存在。除了前文中提到的赖和外，李朝霞的《“南洋交友录”：丘逢甲的汉诗酬唱与汉学传播》[35]，黄燕平、肖佳琳的《连横家世与家风》[36]以及刘奎的《诗史之际：〈台湾诗乘〉的文体间性与递嬗之世的士人心史》[37]等文就将丘逢甲、连横等人的古体诗文创作等也纳入了研究范畴。现代文学不是只有新文学这一种形态，所有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的文学都可以被纳入到现代文学的框架之内，大陆如此，台湾亦然。更何况，在台湾文学史中打捞这些数量庞大的古典诗文创作，不正印证了中华文化对台湾文学的浸润之深吗？总之，台湾文学史已经不再是几个重要作家、几部重要作品堆砌而成的线性发展史，对于台湾文学性别、族群维度的引入以及雅俗、新旧议题的探讨，折射出一种更为开放、多元的文学史书写观念。

四、诗人杨牧去世，以及相关的现代诗研究

近些年，台湾现代诗坛讣告频发，老生代诗人相继凋零，继2013年纪弦、2014年周梦蝶、2017年罗门及余光中、2018年洛夫之后，2020年3月13日，诗人杨牧也在台北医院病逝。凤凰网、澎湃新闻、《新京报书评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相继发文追悼，《华文文学评论》也专门开设杨牧纪念专题，刊发了《联合报》记者陈宛茜的即时报道[38]和诗人向阳的旧文《我心中的杨牧，是根植台湾的文学巨树》[39]。这些文章大多以致哀缅怀为主，概述诗人生平，或追溯交谊始末，从学理性的角度看待杨牧诗歌者不多，不过，篇章中偶然泛起的思想的闪光也足以让人眼前一亮，例如艾江涛对于杨牧“戏剧独白体”的创作模式的阐发[40]，以及同为花莲诗人的陈黎对于杨牧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推崇[41]等。不得不提的还有奚密的《镌琢之名：杨牧诗中的古典希腊与罗马》[42]，这是本年度仅有的一篇从专业的学术性角度展开的杨牧研究。奚密注意到学界现有的成果大多集中于对杨牧诗作与中国古典文学或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罗马对他的意义则较少受到关注，她于是通过对杨牧的论文与诗作的详细解读，凸显出古希腊罗马典故、母题对杨牧的深刻影响，论者指出，希腊罗马的意义不仅见于表意和修辞层面，更融入杨牧的诗学体系，构成他对诗本质理解不可或缺的一环；杨牧也通过自己的诗歌理念与实践，为古希腊罗马带来新的生命力，创造了一个坚实、灵活、绝对现代的现代汉诗。

　　据台湾学者杨宗翰的说法，近些年来，杨牧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最有可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43]，这种对杨牧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盛赞令人想到洛夫，后者曾也靠一首《漂木》获得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首长达三千多行的诗作因此也吸引了评论家无尽的阐释热情，本年度袁春兰的《〈漂木〉的“世界性”》[44]便从生存与死亡的辩证关系、漂泊境遇下心灵原乡的追寻、个体的独立意识及宇宙视野三个方面，从诗歌的精神层面对《漂木》的“世界性”予以解读。2018年洛夫与世长辞，此后两年追忆、悼念的文章无数，王觅、王珂的《洛夫回眸还是回归汉语诗歌传统——洛夫两周年祭》[45]便是其中较为特别的一篇。鉴于学界目前惯于用对西方现代资源的背离和中国传统的回归这一说法来描述洛夫的诗歌创作历程，论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虽然洛夫确实有早年学习西方、中年学习中国传统的诗风转向，但就洛夫对传统的接受程度而言，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回眸”，他本质上仍然行走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道路上。从“回眸”到“回归”，一字之差的修正，个中却涉及了如何评价洛夫诗歌成就的重要问题，同时对于回答现代新诗关于“横的移植”还是“纵的继承”、“现代性”还是“民族性”、“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等尖锐争论亦有启迪。古远清的《“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论洛夫诗歌观的蜕变》[46]对洛夫诗歌理论批评的研究也呼应了这一点，论者指出，在“返回传统”与“回归传统”的问题上，洛夫认为“真正懂得传统的人是用不着去反传统的，当然也无所谓回归传统。文学传统的薪火之所以不会熄灭，绝不是守成和复旧，而在于创新。”文章将洛夫视作诗人学者化的典范，指出洛夫的诗歌观经历了从倡导超现实主义到提出“大中国诗观”的转变。这里的“大中国诗观”，代表的不是洛夫诗歌向中国传统的简单化“回归”，而是要建立一种兼具大中华文化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和以人道主义为依归的世界性的“现代化的中国新诗”。同时，“大中国诗观”还寄寓着诗人渴望整合中国新诗的历史版图，消除两岸三地和海外各自为政、各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尴尬与困扰的美好呼吁，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诗观”。这一“大中国诗观”对于观照今日中国诗坛仍具启发意义。

　　杨牧、洛夫等人的诗歌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熔传统与现代为一炉，但在整体上仍偏现代，相比之下，方明的诗歌对中国传统的明显偏爱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孙德喜的《漂泊者的中华文化认同——论方明诗集〈生命是悲欢相连的铁轨〉》[47]就从形式和内涵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方明诗歌的中华文化认同。更典型的还有余光中，他的诗歌虽然也是半中半西、古典与现代交融，但在审美趣味上更偏向古典，他的《等你在雨中》《乡愁四韵》等名作，均可视为以现代汉语写出的古典诗歌。据记载，2013年在海南举行的两岸诗会上，余光中本人就曾主动纠正主持人的介绍，称自己不是“现代派诗人”，而是“新古典主义诗人”[48]。学界关于余光中的研究也大多着眼于此，例如本年度刘正伟的《“哀其往生，庆其解脱”——余光中诗创作论》[49]，在对余光中的诗歌分期论述时，就以“现代化时期”和“虚无时期”来概括余光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拉锯间的迷惘，而“新古典时期”和“走回近代中国时期”盛赞余诗对中国传统的回归和民族意识的凸显。“乡愁诗人”的桂冠/标签和“新古典主义”的诗艺追求构成了余光中研究基本的论述框架，后世的研究多是外围或细部的补充，如吴敬玲的《副文本视角下余光中诗文合集〈春来半岛〉研究》[50]对香港时期余光中诗文创作的研究，以及王琳的《余光中与穆旦的济慈十四行诗翻译对比研究》[51]对余光中译诗的研究，张松建的《抒情现代主义的延异——余光中、郑愁予、杨牧对新加坡诗坛的影响（上）》[52]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考察余光中诗歌对新华文学的影响等等，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全方位认识和评价诗人的文学史地位亦有助益。

　　除了杨牧、洛夫、余光中外，其他现代派诗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讨论。郭枫的《弦断〈深渊〉的台湾现代派清醒诗人——痖弦论》[53]以历史的纵深，将台湾现代诗放置在国民党“新文艺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探讨，并从政工职务与诗歌理念的矛盾纠结中把握痖弦诗歌的艺术旨趣，对于痖弦在职业夹缝中坚守新诗艺术理念的态度表示敬佩。可贵的是，作为与痖弦私交甚笃的老友，郭枫在撰述时能慨然做到知人论世，持论公允，对痖弦诗歌偏爱异国情调、故弄玄虚之处亦能直陈其事，不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一点其实殊为难得。陶兰、李永东的《巴蜀迁台诗人与台湾地区当代海洋诗歌——以覃子豪、汪启疆为例》[54]和程桂婷的《覃子豪与郭沫若的交游及其翻译事况钩沉》[55]也分别从诗歌创作及翻译事况等方面对覃子豪、汪启疆的诗歌予以评价和肯定。同时，随着女性思潮的影响力渐增，诸多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张立群、闫冬妮的《“席慕蓉现象”：当代诗歌传播与接受的奇迹》[56]从传播学的角度梳理了席慕蓉诗文在大陆走俏的过程与原因，刘正伟的《小资女的写实诗：台湾女诗人邱逸华创作》[57]和陈谦的《林婉瑜爱情诗的论辩与讽喻》[58]则分别对台湾诗坛新近崛起的女诗人邱逸华、林婉瑜予以介绍，女性身份的情感表达和语言方式赋予了她们的诗歌以特殊的艺术质地，字里行间的真情流露又特别能与人交心，这是她们的诗歌甫一出场就能受到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除对具体诗人、诗作的专论外，本年度关于诗史、诗案等的综论亦在此前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在新诗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有两部诗史的编撰、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其一是2019年台湾学人郑慧如的《台湾现代诗史》的出版，陈仲义的《姚黄魏紫、采撷几许——评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59]和简政珍的《诗歌史的视野与生命感——以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为考察中心》[60]便是针对此一成果的“研究的研究”，前者高度肯定了郑慧如出色的文本内视力，并从主轴架构、强力叙述与语体风格三个方面分析评述了郑氏诗史编撰的特殊品格；后者也不吝赞美，不仅称此书兼具诗的生命感和诗史的生命感，更推举其为近百年台湾现代诗的顶尖论著。其二则是古远清正在撰写中的《“百年新诗学案”台港澳卷》，其中个别篇目已经散见于各大期刊，如本年度刊发的《用“学案”形式书写百年新诗史——〈“百年新诗学案”台港澳卷〉总论》[61]《关杰明唐文标刮起横扫台湾西化诗坛的旋风》[62]《台港诗人删改名诗平议》[63]《台湾现代诗坛的两桩公案》[64]等。论者不是从具体的诗人诗作出发，而是在诗歌文献学、发生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形态学的基础上，以台港澳新诗史上的重要现象、重大事件、主要论争以及各类诗歌媒体、社团、会议等为线索串联起百年新诗史，这在诗歌编撰史上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的尝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其他相关研究的稳步推进

在对2020年度台湾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予以检阅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讨论的主题与涉及的方向都较为零散，它们从属于论者各自的研究视野、项目课题，可作为年度观察的样本单独取出时，在本文的论述框架中又会显得难以安放。这些成果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是本年度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为了避免遗珠之憾，笔者将这些文章单独作为一个部分汇集于此，放在本文的最后向读者推介。

　　首先是欧阳月姣的两篇关于台湾文学史上的两次重要论争的文章，《“东洋文明”之现代性及其抵抗——再谈台湾新旧文学之争的文学史意义》[65]和《“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难》[66]。前者聚焦于日据时期台湾的“新旧文学之争”，不同于以往学界所看到的“旧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抵抗意义，论者将这次新旧文学之争放回到台湾殖民地的特殊语境之中，指出在日本殖民者建构“同文同种”的“东亚文化圈”的刻意收编下，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抵抗殖民统治的抗体，因此以张我军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才没有将希望寄托于固有文化，而是以“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倡导来抵抗日本殖民者建构的现代性论述，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肯定了张我军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同样的，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也涉及到被殖民处境下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分裂的问题，台湾话文的倡导派在“不能”（使用中国国语）与“不愿”（使用日本国语）的夹缝中，试图依靠台湾话文的建设来达到保存民族性、追求现代性的双重目的，进而医治自身精神世界的分裂焦虑。这种对1920年代的新旧文学之争和1930年代的台湾话文论争的重新审视，为我们把握语言（文学）运动与现代政治主体建构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其次，本年度还有两篇关于留学生文学研究的文章值得一提。李诠林的《留学生文学之于台湾文学在美国的流播——一个系谱学的考察》[67]一文梳理了赴美的台湾留学生对于台湾文学在美国的传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如提升了台湾文学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带动了台湾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材料扎实、论述精当，不过讨论对象更多是“留学生”而非“留学生文学”，题目或许应该稍作调整。彭贵昌、王烈耀的《台湾“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转向研究》[68]则是对1980年代以来台湾留学生文学的跟踪观察，论者指出，留学生作家六七十年代的创作大多基调沉重、风格灰暗，这是留学生在中西文化夹缝间的身份困境和文化焦虑的体现，而审诸八十年代以后留学生作家出现的创作转向，尤其是对“美国空间”的重构、中国原乡的认同、多元文化的体认等，不仅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学新质，更为我们审视中西方的历史关联和文化互动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最后，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本年度还有一些上文没有提及的关于小说、散文、戏剧研究的单篇文章，小说方面，张栋、马硕的《身份认同·文学创作·艺术实践——白先勇的“中国性”认知与实践考察》[69]对白先勇文学和艺术实践加以统合，指出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和昆曲改造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使“中国性”在更多艺术层次上得到表达与理解；郭俊超的《以“复眼”透视复数的乡土与生命——吴明益小说中的自然意识与生态关怀》[70]以“复眼”美学的概念统摄了新生代作家吴明益的自然书写和乡土创作，指出以自然和生态思维切入乡土认知的写作方式拓展了台湾乡土小说的书写空间。散文方面，李诠林的《论台湾作家琦君〈一对金手镯〉中的“浙江乡愁”》[71]将琦君散文《一堆金手镯》中的浙江乡愁，放置在沈光文、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浙东作家的“乡愁叙事”传统中分析比较，拓宽了琦君散文研究的文学史格局；肖画的《不可以常情常理而度之——王鼎钧散文论》[72]也从王鼎钧作品的素材、内容、哲理，以及创作的技巧、形式、文体等多个方面分析了王鼎钧散文“不可以常情常理而度之”之处。戏剧方面，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左翼视角下钟乔在差事剧团的戏剧创作探析》以外，胡星亮的《当代台湾戏剧本土寻根叙事研究》[73]、胡明华的《重探台湾兰陵剧坊的戏剧史价值与意义》[74]、陶庆梅的《创造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新路线——赖声川戏剧述评》[75]也是本年度戏剧研究的重要收获。总的来看，小说依然是台湾文学研究之大宗，诗歌次之，散文和戏剧再次之，台湾诗歌、散文和戏剧在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传播领域的受欢迎程度，与它们在学术领域受到的关注和重视（或者说疏忽和怠慢）是极不匹配的，尽管背后有其结构性的原因，但仍期待这一“怪现状”能够在日后有所改善。

　　①②刘小新：《杨逵的意义——阅读〈杨逵文集〉的八个维度》，《学术评论》2020年第2期。

　　③隋欣卉：《阶级、启蒙与现代性：吕赫若作为左翼作家的历史定位——兼与游胜冠教授商榷》，《福建论坛》2020年第8期。

　　④张帆、刘小新：《“本土左翼”台湾文学史观批判》，《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⑤周之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保钓叙事》，《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2期。

　　⑥胡子沛：《曹禺剧作与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中的演剧热》，《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2期。

　　⑦张重钢：《影像还是历史：〈幌马车之歌〉的多重叙述面向》，《人文》2020年第1期。

　　⑧胡明华：《左翼视角下钟乔在差事剧团的戏剧创作探析》，《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5期。

　　⑨赵稀方：《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⑩《专题·寻访陈映真·编者按》，《台声》2020年第1期。

　　[11]吴舒洁：《“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家国伦理——试论陈映真早期的家庭书写》，《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6期。

　　[12]李勇：《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召唤革命——论陈映真的〈山路〉与〈将军族〉》，《莽原》2020年第2期。

　　[13]吴明宗：《后殖民思考与全球史视野：解读瓦利斯·诺干小说集〈战争残酷〉》，《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14]王璇：《解构视野下的日据历史书写批判——以林耀德、舞鹤为考察对象》，《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2期。

　　[15]李晨：《何以“小清新”？——从台湾纪录片的意识变迁看台湾当代社会思潮》，《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16][17]张帆、刘小新：《后疫情视野下的台湾“小确幸”思潮辨析》，《台湾研究》2020年第5期。

　　[18]张羽、张彩霞：《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3期。

　　[19]孔苏颜、刘小新：《文化研究与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耦合》，《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0]张羽、李朝霞：《从诗圣杜甫到杜南远系列：龙瑛宗杜甫叙事之思想史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6期。

　　[21]朱双一、刘佳艺：《抗法保台和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跨时代诗写——台湾有关“刘铭传”的古典诗作评析》，《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6期。

　　[22]吴思捷：《赖和诗文的厦门书写》，《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5期。

　　[23]徐榛：《“五四”新文学的引介、实践与接受——论张我军与鲁迅的文学相遇》，《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0年第1期。

　　[24]孙拥军：《光复后鲁迅及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与承续研究——以陈仪、许寿裳的文化活动为视角》，《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2期。

　　[25]李诠林：《论台湾作家琦君〈一对金手镯〉中的“浙江乡愁”》，《华夏文化论坛》2020年第1期。

　　[26]夏雪沁：《李昂〈杀夫〉中的“刀”》，《文教资料》2020年第36期。

　　[27]杨碧薇：《被压抑的声音——朱天心〈古都〉的女性记忆》，《百家评论》2020年第2期。

　　[28]程彩霞：《论台湾文学史分期对迁台女作家研究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3期。

　　[29]程彩霞：《台湾女性学者的台湾女性文学史建构——以迁台女作家为考察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30]魏雪慧：《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台湾自然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31]陆卓宁：《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世纪”与流变》，《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3期。

　　[32]周必正、贾璞瑜、王佳文、王宇欣：《台湾“大河小说”的审美意义和民族学价值研究——以〈梅村心曲〉为例》，《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33]陈舒劼：《台湾科幻小说中的认同问题研究之观察》，《现代台湾研究》2020年第3期。

　　[34]颜敏：《华文科幻小说的三种儿童想象及其意义边界》，《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5]李朝霞：《“南洋交友录”：丘逢甲的汉诗酬唱与汉学传播》，《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3期。

　　[36]黄燕平、肖佳琳：《连横家世与家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37]刘奎：《诗史之际：〈台湾诗乘〉的文体间性与递嬗之世的士人心史》，《东岳论丛》2020年第2期。

　　[38]陈宛茜：《震惊文坛！诗人杨牧辞世 享寿80岁》，《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39]向阳：《我心中的杨牧，是根植台湾的文学巨树》，《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40]艾江涛：《台湾诗人杨牧去世：让风朗诵，那最后的诗篇》，《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月14日。

　　[41]《诗人杨牧去世：他的语言，始终让人感到新鲜》，《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3月14日。

　　[42]奚密：《镌琢之名：杨牧诗中的古典希腊与罗马》，《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43]《传薪者杨牧：他缔造了1980年代台湾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峰纪录》，https://new.qq.com/omn/20200314/20200314A 08CZ500.html。

　　[44]袁春兰：《〈漂木〉的“世界性”》，《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37页。

　　[45]王觅、王珂：《洛夫回眸还是回归汉语诗歌传统——洛夫两周年祭》，《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46]古远清：《“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论洛夫诗歌观的蜕变》，《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3期。

　　[47]孙德喜：《漂泊者的中华文化认同——论方明诗集〈生命是悲欢相连的铁轨〉》，《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7-174页。

　　[48]谭五昌：《在北师大课堂讲诗 第4辑 台港澳专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第54页。

　　[49]刘正伟：《“哀其往生，庆其解脱”——余光中诗创作论》，《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41页。

　　[50]吴敬玲：《副文本视角下余光中诗文合集〈春来半岛〉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3期。

　　[51]王琳：《余光中与穆旦的济慈十四行诗翻译对比研究》，《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2-58页。

　　[52]张松建：《抒情现代主义的延异——余光中、郑愁予、杨牧对新加坡诗坛的影响（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0年第1期。

　　[53]郭枫：《弦断〈深渊〉的台湾现代派清醒诗人——痖弦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0年第1期。

　　[54]陶兰、李永东：《巴蜀迁台诗人与台湾地区当代海洋诗歌——以覃子豪、汪启疆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1期。

　　[55]程桂婷：《覃子豪与郭沫若的交游及其翻译事况钩沉》，《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

　　[56]张立群、闫冬妮：《“席慕蓉现象”：当代诗歌传播与接受的奇迹》，《南方文坛》2020年第5期。

　　[57]刘正伟：《小资女的写实诗：台湾女诗人邱逸华创作》，《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5-185页。

　　[58]陈谦：《林婉瑜爱情诗的论辩与讽喻》，《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6-201页。

　　[59]陈仲义：《姚黄魏紫、采撷几许——评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60]简政珍：《诗歌史的视野与生命感——以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为考察中心》，《江汉学术》2020年第6期。

　　[61]古远清：《用“学案”形式书写百年新诗史——〈“百年新诗学案”台港澳卷〉总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0年第2期。

　　[62]古远清：《关杰明唐文标刮起横扫台湾西化诗坛的旋风》，《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

　　[63]古远清：《台港诗人删改名诗平议》，《写作》2020年第1期。

　　[64]古远清：《台湾现代诗坛的两桩公案》，《文艺论坛》2020年第5期。

　　[65]欧阳月姣：《“东洋文明”之现代性及其抵抗——再谈台湾新旧文学之争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66]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67]李诠林：《留学生文学之于台湾文学在美国的流播——一个系谱学的考察》，《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319页。

　　[68]彭贵昌、王烈耀：《台湾“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转向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69]张栋、马硕：《身份认同·文学创作·艺术实践——白先勇的“中国性”认知与实践考察》，《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70]郭俊超：《以“复眼”透视复数的乡土与生命——吴明益小说中的自然意识与生态关怀》，《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0年第1期。

　　[71]李诠林：《论台湾作家琦君〈一对金手镯〉中的“浙江乡愁”》，《华夏文化论坛》2020年第1期。

　　[72]肖画：《不可以常情常理而度之——王鼎钧散文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0年第2期。

　　[73]胡星亮：《当代台湾戏剧本土寻根叙事研究》，《戏剧艺术》2020年第4期。

　　[74]胡明华：《重探台湾兰陵剧坊的戏剧史价值与意义》，《南大戏剧论丛》2020年第2期。

　　[75]陶庆梅：《创造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新路线——赖声川戏剧述评》，《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