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四十多年来，他孜孜矻矻，不懈奋进，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甚为钦佩。作为晚辈，我们非常荣幸地就他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术人生进行了访谈，他从五个方面回答了我们的提问。相信他的学术经验和学术精神，必将会启迪和鼓舞我们这些后来者。
一、华文文学，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纪精彩
问：您曾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有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经历。答：是的。改革开放后，我的学术生涯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始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已发展了30年，无论从文学思潮裂变、作家队伍的扩大和创作（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等）成果的积累等方面看，它都足以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教学了。这几乎是当时各高校学者和文学界的共识。所以，我们复旦从1978年开始，就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课程进行教学。同时，我们联合22所兄弟院校的同事，一起编写了全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本，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责任编委，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全书统稿。
问：您从中国当代文学转向台港和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您怎样看待世界华文文学？
答：世界华文文学，是特指中国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它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千百年前，朝韩、日本、越南等尚无本国文字时，他们书写用的都是汉字，那就是亚洲历史上存在的“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中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最早的世界华文文学，是异国民族借鉴、运用中国文化而生成的，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中国人移民造成的文化现象。公元九世纪中国人就到达菲律宾，对当地起到了开发、教化的作用；郑和下西洋，又将中国文化带进了马来亚、泰国等地，应该说那时，东南亚就已然有了华文文学的星火。清末的“过番”、“卖猪仔”，广东、福建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和北美；康梁的政治改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促使东南亚华文文学火种蔓延，北美也诞生了“天使岛”诗歌。现当代几波次的中国人的外移，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拥抱世界的新移民，更是催发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生长，造成了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和平崛起的世纪精彩！
问：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密切，您怎样评价这种关系？
答：总体上说，世界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它的根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它用方块字写作，承接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积累，即使加入了异域风情观念，只要没有完全被同化，总体上是摆脱不了中文的思维逻辑、情感逻辑、想象逻辑和道德逻辑的。千丝万缕，血脉情缘！
尽管如此，从社会属性的角度看，世界华文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异民族用汉字书写的文学，前已说过，它存在于朝韩、日本、越南等国家；二是华侨文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就是这样的华侨文学，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祖国认同意识、归属意识、关切意识和依恋意识；三是别的国家和族群的文学，新加坡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承认华文文学是国家文学；马来西亚华族人口约占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华文教育和文学创作也挺蓬勃，华文文学虽然可以合法印行，但政府不承认它是国家文学，所以只是马来西亚华族族群的文学，东南亚、北美、欧、澳的华文文学也大体如此，是华族族群的文学。
问：华族文学与华侨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吗？
答：当然有。族群文学与华侨文学的区别在于：同是华人创作，可以有中国情结，有中国文化情怀；但他们有不同的国家认同、价值认同，有不同的梦想和追求，他们拥抱生存的土地，珍爱事业发展的空间，增添了异域的风土和人文环境。这几点，我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阐述过，得到与会者的认同。马来西亚著名华文诗人温任平先生说：“‘不同的梦想和追求’真是说到我们心里了。”
当然，特例总是有的，有些作家在中国成名之后才移居国外，在国外说中国故事，作品的读者市场还在中国，他们的创作，可不可以像华侨文学一样，算是中国文学？有的作家爱乡爱国，把事业的基点落在中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这种特例，也可关注。
总结说一句：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有血亲的关系，但除华侨文学外，都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的分支，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互鉴与交流的关系。我们出版、评论、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是要促进这种有血亲关系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当然，在西方霸权主义打压中国崛起的氛围中，要警惕反华反共分子离间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亲关系。
二、现代台湾文学，进入拓荒者的视野
问：陆老师，您是台港澳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现代台湾文学是怎样进入您的视野的？答：在《笔韵》这本书的第一编中，我写了这样的题记：
炮声，远去了；海浪，传来兄弟的心跳。
我研究台湾文学，首先是适应时代的召唤，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环境下作出的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由准备“解放台湾”进入到寻求和平统一的阶段。尽管其时台湾当局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方针，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海峡两岸接触、交流的潮流必将逐渐涌起。事实也是如此，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逐渐解冻，旅居美国的一些台湾作家开始来大陆寻亲访祖。旅美台湾作家於梨华早在1975年就从美国来到北京、上海、宁波寻亲访问一个月。她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时，就访问了我们学校，1977年她再次来访，两次都与我们中文系老师讨论过文艺创作的问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海峡两岸交流一旦展开，上海将是前沿，复旦将是这前沿的窗口，我们应有所准备。
问：您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有所准备了？
答：是的。恰在此时——1979年春节期间，我读到了1978年出版的《台湾乡土作家选集》。这本集子介绍了自上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至70年代的18位台湾作家的22篇作品，从乡土文学的视角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划出了一条朦胧的轨迹，为我们打开了台湾文学的视窗，看到了天光云影的一角。这些作品所涵容的扑面而来的海岛生活和时代面影，无论从文学史或是审美的视角看，都是不容忽视和不能不引起关注的。同时，《上海文学》杂志连续刊登了聂华苓的《珊珊，你在哪里？》、於梨华的《涵芳的故事》、李黎的《谭教授的一天》等短篇小说。1979年4月，《花城》创刊号刊出了曾敏之先生的评论《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阮朗的中篇小说《爱情的俯冲》。1979年7月，《当代》文学杂志在创刊号上刊出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基于这种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并获得系领导同意，我南下广州到暨南大学，就台港文学状况做调查研究。
问：为什么去暨大做调研呢？
答：当时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代总编）曾敏之先生，建议暨南大学设立台港澳文学研究室，暨大中文系系主任秦牧积极响应，并拨出款项，通过曾敏之先生在香港采购到了一批台湾文学的图书。我去暨大实际上就是去读书的。半个月时间读到了不少书，包括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部分），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台港文学的资料。这使我对台湾文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回校后向校系建议，将台湾文学列入我系的教学科研计划，得到了学校的支持。
问：据我们所知，您在台湾文学研究和教学方面“敢为天下先”，且有几个第一，您能和我们说说吗？
答：这是巧合，是时势和条件造成的，并非有意争先。1979年6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率代表团访问复旦，与复旦正式建立校际交流关系，於梨华既是校长夫人又是代表团成员。这次我参与接待，不仅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探讨了她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还安排她为我系七七级部分学生做了两个半小时的关于台湾现代文学的讲演。她希望复旦关注台湾文学，并愿意给予资料上的支持。她赠我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我推荐给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湾作家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就发行了十万册。这也促使我写了一篇《於梨华和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论文（附录于该书中）。这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篇评论台湾小说的论文吧。
1981年春，在有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我在大陆首先将《台湾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搬上了复旦讲台，新华社为此向港台和北美地区发了电讯稿，《光明日报》《解放日报》都发了报道。开课不久，旅美台湾作家第一个访问大陆代表团的七位作家，包括刘绍铭、李欧梵、郑愁予、庄因、杨牧等，由中国作协毕朔望先生陪同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了复旦。我与他们就台湾文学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得知我开了“台湾文学”选修课，深为高兴。当时美国旧金山大学的葛浩文教授在一次讲演中说，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所大学对台湾文学展开过研究，但得知复旦已开课后，葛浩文修改了讲演稿。
问：您还主编了《台湾文学》教学参考书——《台湾小说选讲》。
答：是的。《台湾小说选讲》（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下册）共选了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34位作家的57篇小说。包括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施叔青等作家的作品。大体上说，自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大都有作品入选。
虽然，透过《选讲》还不能看到六十多年来台湾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但是也能够约略地看到台湾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发展的梗概。所以《选讲》是初窥台湾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深入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梯次。1991年我又主编出版了《台湾小说选讲新编》，选入了21位台湾当代作家的21篇作品，每篇均有两千多字的讲评，对作家的生平、创作和在发展中形成的个性特色、艺术风格都作了概要的评述。这些讲评合起来实际上是台湾部分小说家的简史。
问：您在什么情况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现代台湾文学”条目的？
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首部百科全书辞典，我为之写了“现代台湾文学”条目，这也是国内辞书第一次上台湾文学条目。条目的第一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武治纯先生所写（约7000多字）。1984年初夏，“第二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责任编辑杨哲女士携带了武稿到会上征求意见。当时涉足台湾文学教学研究较早的封祖盛、王晋民、潘亚暾、张超等都认真读了这个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个稿子需要重写。杨哲希望广东福建的朋友来承担，但无人响应。回上海后，杨哲来找我，诚望鼎力相助，我只好接受委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册的统稿任务完成后，我着手重写这个条目。在当时有限的资料和认知的条件下，我理清了以下一些问题：一是论证了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翼，台湾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特殊性的分支；二是清晰地梳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轨迹；三是跳出了以流派论高下、优劣的观念，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家创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和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业绩；四是克服了偏重小说的倾向，将诗歌创作摆到了应有的地位，评价或点评了115位以上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和散文作家的活动和创作；五是将原有的7000多字的篇幅扩大到近25000字，使这个条目实际上成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史纲”。在撰稿的过程中，我曾专程晤面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听取了他对稿子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他的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列入“现代台湾文学”条目，标志着现代台湾文学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因武先生写过一稿，我尊重这位朋友，所以我们共同署名。
问：我们还了解到，著名小说家白先勇阔别大陆39年后访问复旦的破冰之旅，与您的努力有关。
答：这也是时也势也，我不过起到了联系推动的作用。白先勇先生有上海情结。抗战胜利后，他随家人从重庆养病的山沟沟里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既见证了当时所谓的京（南京）沪的繁华，又沐浴了中国传统的精致文化，看了京昆泰斗梅兰芳和俞振飞演出的《游园惊梦》，在汾阳路白公馆三楼的小阳台上阅读《红楼梦》，也亲见了百乐门舞厅上流社会的生活迷醉……这一切深深烙印在他的心扉上。快40年了，大陆开放了，上海怎么样了？他想来上海看看。
问：他为什么首先选择访问复旦呢？
答：当时，台湾方面还未开放大陆探亲，他以小说家、教授身份，作学术访问比较合适。另外，他对复旦有印象。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他就写了百乐门舞后金兆丽，与复旦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恋爱而被摧残。他在杂志上读到了我的论文——《论白先勇的小说技巧》，知道复旦还有人研究他。复旦邀请，他愿来上海访问。我得知信息后，即征得校领导同意，与白先生联系，最后由华中一校长发函，请他来复旦讲学两个月。1987年4月4日，阔别大陆39年之后的白先勇，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做了破冰之旅。消息披露，轰动华文文学界。我很荣幸，两个月中陪同他访问了苏大、无锡、南大、扬大、浙大、绍兴，与他一起和谢晋、吴贻弓讨论，将小说《谪仙记》改编成电影，也客观上促成了胡伟民导演，将白先勇的话剧版《游园惊梦》再推上广州、上海、香港的舞台。
三、现代台湾文学经典作家，成为关注的重点
问：从您对现代台湾文学的论述中我们发现，您很关注赖和、杨逵、白先勇、陈映真、三毛等作家的创作。答：是的。赖和、杨逵、白先勇、陈映真，都是现代台湾文学中的重要作家或经典作家，三毛散文所创造的“撒哈拉魅力”也是台湾文学中的重要现象。
赖和之所以重要，首先他是一个坚决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士，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他抓住了民众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潮流，突破用白话文写作的困难，发表了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的白话文学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1926年元旦刊于《台湾民报》的赖和的《斗闹热》、杨云萍的《光临》，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的白话小说。他的短篇小说《一杆“称仔”》既是现实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反映，又是一则寓言：那就是时代与生活有一杆称在衡量你，在日本殖民主义者压迫面前你敢不敢反抗？甘当奴才还是当斗士？甘受侮辱还是捍卫尊严？小说的回答都是正面的。赖和的长诗《流离曲》和民间故事形式《善讼的人的故事》，都表现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正因为这样，“文化台独”者妄图抹黑和歪曲赖和，我写了《“去中国化的表演”——评“文化台独”对赖和的歪曲》，予以抨击。
问：杨逵也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勇士，他与赖和有何异同？
答：杨逵和赖和一样，是绝不屈服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士。他有一篇小说，原名《春光关不住》，后更名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现在收入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压不扁的玫瑰花，正是杨逵精神的象征。他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被日本人关押十次。1949年他站出来呼吁和平解放台湾，国民党当局将他投入监狱十二年。在台湾统独斗争壁垒分明的年代，他坚定地反对台独，始终确认自己是中国人。杨逵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思想上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既能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揭露批判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又能以阶级分析的目光，洞察日本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1932年用日文创作的《送报夫》、“七七事变”后他躲在东京近郊鹤见温泉写成的中篇小说《模范村》，就是这样的作品。
问：杨逵的创作或者小说的基本特点怎样？
答：他的小说，既有尖锐的批判，也有犀利的讽刺，如《鹅妈妈出嫁》，更有理想的曙光。我在《论杨逵小说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总结了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杨逵探索了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新道路。这一点在《送报夫》和《模范村》两篇小说中体现得非常鲜明；第二，杨逵的小说闪耀着新社会理想的曙光，希望确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的社会经济和道德关系；第三，杨逵的小说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在杨逵看来，作家应当像普洛米修斯一样，把火盗到人间，给人以光明、温暖和希望。杨逵的创作，标志着由赖和奠基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问：在现代台湾文学中，白先勇是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您怎么评价他的创作？
答：白先勇是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经典作家之一。他阅世甚深，既有家国剧变的体验，又有洞穿人性的敏锐。短篇小说《台北人》是他的代表作。从社会历史发展层面来看，《台北人》不是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失败的宏大叙事，而是借这个政权一些上层人物，和依附或追随他们的底层角色衰微命运的叙事，构成了蒋家王朝落幕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国民党衰败的寓言，或者说是预言。白先勇对人生哲理也有深入的思考。比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这个形象，似乎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破坏力量的象征。
问：陆老师，您怎样评价白先勇《台北人》等小说的价值？
答：首先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一点，上面已作了概说，不再重复。白先勇短篇小说，《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特别是《台北人》可以说是艺术精品，深具美学价值。他融传统于现代，注重人物刻划。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栩栩如生，尤其是女人，玉卿嫂、尹雪艳、钱夫人、李彤、金兆丽……都是个性鲜明、过目难忘的“这一个”。所以於梨华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划女人，能胜过他”。白先勇的描写艺术高超，过去、现在时空转换的两个视点，戏中戏的构思，意识流的运用，以及清丽华贵的语言等等，将他的小说砌成了艺术的宫殿。第三，文本价值。所谓文本价值，即是后人可以作为范本，从中学习小说艺术。
问：有人说，白先勇、陈映真是现代台湾文学的双璧，对于这样的评价，陆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答：我赞同这样的说法。陈映真是祖国统一的勇敢的追求者，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创党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思考型作家，他有家道中落和政治压迫的体验，有改革社会的梦想和追求。他早期的小说揉合了现实的阴影、哲学的沉思、浪漫的情调、理想的光辉、宗教的悲怀。在描写死水般沉闷、机械般冷酷的生活中，他思考着贫困，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使生活丧失积极意义的贫困——贫穷与愚昧。他思考着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心存改革希望的青年理想的摧残。他思考流寓台湾的大陆人的问题，这些大陆人的沧桑传奇和他们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他许多小说的主题。他获得广泛赞誉的《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大陆人）和小瘦丫头相恋而殉情的故事，就是一则寓言，是生死超度的寓言。姚一苇先生在《陈映真作品集》总序中评价说：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上天赋予他一颗心灵，使他善感，能体会别人难以体会的；上天又赋予他一双眼睛，能透视事物的内在，见人之所未见；上天复赋予他一枝笔，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因此我敢于预言，当时代变迁，他的其它的文字有可能渐渐为人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在这个世界。
问：陆老师，评论界一般把陈映真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您怎么看？
答：这实际也是陈映真自己的看法，我没有异议。我只是不太赞成过分强调他早期小说的“忧郁、伤感，充满苦闷”，而坚持我们上述的看法。比如《将军族》中的两个卑微的角色，面对死亡所表现的将军气度，就一扫他过去或多或少存在的感伤调子。当然，第二、三阶段的创作现实主义的色彩则更为浓烈，尤其是在绿岛度过了八个年头的牢狱之灾，和经历了“乡土文学”论战后，他的思想更趋成熟，思考也更为深刻。在国际资本将吞噬一切，台湾社会高度商业化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命运、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的捍卫，社会革命理想的坚持和赓续等等，就是他的《云》《夜行货车》《山路》《赵南栋》等小说的思想内涵。他写小说、写评论、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他勇敢地为台湾乡土文学辩护，始终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问：1992年，三毛过世后，您和孙永超、杨幼力合写《三毛传》，您为何如此重视三毛的人生和创作？
答：三毛创造的“撒哈拉魅力”，是华文文学界的重要现象。当时，中国大陆已出版四五本写三毛的书，这些书对了解三毛有一定作用，但我认为我们仍可以写出一本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了解三毛，既有可读性又具有学术价值的书。《三毛传》于1992年8月出版后不久，台湾的晨钟出版社就向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买了版权，出了台湾版。台湾版介绍说：这是“第一本关于三毛一生的完整传述”，“从三毛的出生到生命停止，在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极为详尽的资料考究。完整地呈现了一个生命的个体在生命历程所展现的生活观察，了解三毛，请从《三毛传》做起点”。台湾图书资料部门还买了《三毛传》两章——《陨落了，沙漠之星——三毛的生与死》《透明的黄玫瑰——论三毛的散文创作》的版权，以作为对三毛的权威评论收藏。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三毛传》的大部分篇章，都由永超和幼力执笔，功劳主要归于他们。
问：三毛的作品建构了怎样的艺术空间，为何会在华文世界掀起了“三毛热”？
答：三毛写“我”为中心的故事，包括生活世界、艺术世界、情感世界，构成了独特的表达空间。在浪漫的萍飘中，她的足迹遍及59个国家，经受着异民族的“文化惊骇”，正是这种一次次“文化惊骇”震撼了读者，造成了长达十五年的“三毛热”。三毛写人写事，感情细腻，即便是一草一木，她都会柔肠百转，温情脉脉。对于生活在紧张焦虑的竞争角逐、相对隔膜的人际关系中渴望感情的抚慰的人们来说，这些蕴含着人文情怀的作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填补了当代人的感情真空。
问：三毛与荷西的爱情故事的真实性是被热议的话题，站在严肃的学术研究角度，您是如何考证的？
答：人们怀疑三毛爱情故事的真实性，原因之一是它太过传奇。但她作品生动、刻骨铭心的叙事，尤其那些生活细节的点滴刻画，是难以编造的。旅居匈牙利的华文作家张执任先生，曾亲访大加那利岛，寻找到了三毛和荷西生前住所（西班牙大加那利岛东岸特尔德镇的Lope de Vega街），并与三毛作品中常常提及的邻居甘蒂进行了交谈。去年，西班牙政府把三毛故居正式确定为旅游观光点。这些都是三毛爱情故事真实存在的确凿证据。
问：从您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您相当关心世界华文文学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对于世界华文文学有何重要意义？
答：其实对男女作家，我一视同仁，并未特别偏重，这点我的论著可以作证。不过，华文女作家大量涌现，是中国和华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下世界华文文学作家队伍中，女作家可能占有一半，真的是半边天，她们的创作也很出彩，对华文文学的丰富和提升贡献良多，值得关注。我能关注到的只有一小部分，如台湾旅美的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新马泰的蓉子、尤今、戴小华、梦莉，新移民作家中的陈瑞琳、周励、张翎、虹影、华纯、陈谦、施玮、施雨、王琰、梅菁、江岚、凌岚、燕宁、陈永和、宇秀、曾晓文、李彦、林湄、穆紫荆、崖青。还有香港的江扬等等。这些女作家我大都写了评论，有的经我提议，在上海论坛会议上研讨过，有的则还在研读中。
问：这些女作家的创作都是很有特点的吧？
答：是的。於梨华是我接触过的第一个华文女作家，她是上世纪50年代后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她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表达的无根的寂寞中，潜藏着寻根和归根的向往。聂华苓是小说艺术的探索者，在文化精神上，她认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蓉子、戴小华、梦莉，她们虽是新马泰的公民，但都有深深的国族情怀。蓉子旅居上海，将事业融入中国的发展，她的创作很大部分是中国在地书写，见证中国建设和发展。戴小华的非虚构长篇小说《忽如归》，以她弟弟反抗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的故事，表达了期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写出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2020年出版的旅游散文《亲吻世界》，视野宏阔，诗的情怀与史学精神结合，崇敬英勇而张扬生命的活力，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华纯的散文，切进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她的《沙漠风云》，是写中日合作治沙的生态文学，表达了地球人的愿望。施玮的《世家美眷》闪耀着强烈的女性主义光芒等。
四、撰写《曾敏之评传》，崇敬华文文学前贤
问：2011年，您出版了复旦版《曾敏之评传》，接着又出版了香港作家版，您为什么写《曾敏之评传》？答：我写《曾敏之评传》，不仅因为曾先生是香港作家，更主要的是出于对他的敬仰，对他人生价值的认同。曾先生是个既传统而又有现代精神的文化战士。他虽生活在新时代，但身上融注着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血液和精神。他追求光明，投身革命，历经风雨，道路坎坷，但无怨无侮；他虽无戎装，也未驰骋疆场，但书生报国，健笔一支，无论在新闻战线或文学创作上，都屡创突出业绩；他既有新闻记者、编辑的敏锐，又有作家的文情和学者的哲思；他是我国并不多见的博学多识擅长文史的散文家、诗人；他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香港纯文学宝库，团结香港作家，凝聚了香港文坛；他引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为创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尚德重义，襟怀坦荡，执着事业而不计得失；他已然到达“难得旷怀观万物，最宜识趣拥书城”的境界，但依旧忧怀国事，笔耕不辍。他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文化战士。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途，从一个侧面烛照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和辉煌，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将他传之于书，这既是对过往的历史和时代的一个交代，也必将能启示后人。如评传的《后记》所写，能为曾敏之先生写评传，是我的荣幸。
问：曾先生对香港文学做了哪些重要贡献？
答：首先他以自己的散文、杂文、游记和随笔精品，充实和丰富了香港的纯文学宝库；第二，他在香港《文汇报》创办《文艺》周刊，既为香港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创作提供了发表园地，也发表内地经典作家的作品，促进了内地与香港文坛的沟通与交流；第三，编辑出版香港小说和散文作品选，鼓励香港的纯文学创作；第四，1980年，《海洋文艺》杂志的停刊，香港已经没有了大型的文学杂志。文坛的荒漠对内外文化交流不利，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不利，也不利于香港同胞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增强。有见于此，他与罗孚一起向新华社的领导建议，创办一份大型的纯文学杂志。这就是后来由刘以鬯、陶然等先生主编、己有37年刊龄的《香港文学》的由来。第五，他推动和联合香港31位作家于1988年创办了“香港作家联谊会”，后更名为“香港作联”，给原先散在香港的作家有了一个“家”，推动了香港作家的联合和创作的发展。“香港作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海峡两岸四地和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此后曾先生又和刘以鬯先生一起推动、建立了“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现在香港三份纯文学杂志，其中《香港文学》可以说是由他催生的，《香港作家》（“香港作联”的刊物）是他创办的，《文综》（“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的刊物），也是由他推动创刊的。历史将记下，香港纯文学文坛的历史性变化，曾敏之先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问：曾敏之先生在推动内地学术界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答：概括地说，是倡导、组织、推动、引领作用。曾先生是第一只春燕。1978年底，他就在“广东文联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发言，呼吁内地文学界关注港台海外华文文学。1979年春节期间，他与暨大中文系主任的秦牧共同筹划，在暨大组建港台文学研究室，他受聘客座教授兼任研究室主任。接着，他在《花城》创刊号发表《港澳和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并相继以《海外文情》为总题在《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和广州《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系列文章，向内地读者介绍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引起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此后，京、沪、闽、粤的一些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1982年6月，在曾先生策划和主持下，暨大中文系联合厦大台研所、广东省社科院、福建省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召开了首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举起了台港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旗帜。这个学术会议基本上两年召开一次，已连续开了十九届，从未中断（第十八、十九届与国务院侨办举办“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结合进行）。这个没有中断，也是与曾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曾先生不仅关注学术会议的连续性，同时十分关注会议的学术性和学术成果的积累。在这个学术会议的基础上，曾敏之先生又推动和创建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问：“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创建的过程中，您有过怎样的经历？
答：我是发起者之一，筹委会委员。1991年夏天，第五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中山市召开，曾先生协助广东省社科院主持会议，发出建立全国性“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倡议，倡议是许翼心先生起草的，与会的学者大都是发起人。1993年夏，第六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筹委会推举萧乾、曾敏之为筹委会主任，张炯、饶芃子教授为副主任，设立了秘书处，并向民政部申报。但因复杂的原因，民政部一直没有批复。后来，是曾先生将成立学会的申请通过国务院参事室的友人转至钱其琛副总理，获得了钱副总理支持后，民政部才正式准予学会的成立。学会从发起到2002年正式成立，历经了十年岁月。学会成立，曾先生因年龄等关系，只能出任名誉会长，实际上他是学会的创会会长。他对学会创会的作用，无人可替代。
问：回到《曾敏之评传》上来，您在这部学术著作的写作上，表达了怎样的追求？
答：首先，曾先生曲折辉煌的人生旅途具有典型意义，不仅是不少前辈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也从一个侧面烛照出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曲折和辉煌。将曾敏之斑斓的革命的文学人生传之于书，就是希望让他的高尚精神品格流传于世。第二，人是社会的人，时代的人，曾敏之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时代。时代赋予他使命，也决定了他的命运。我将之置于大时代背景上，叙述和描写他的人生轨迹，烛照他的性格光芒和时代面影。同时，我追求摄取曾先生人生的全景，揭示他的思想河流，把他这个大写的“人”写好。第三，曾敏之先生就是一部大书，高山仰止；同时他也是一部诗意盎然的长篇叙事诗。写作结构上追求严谨的同时，我追求篇章安排和叙述中赋予某些诗意，如用诗作题记，诗意的小标题，引用曾先生的诗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等。
五、创建研究机构，支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活动
问：您是复旦大学原台港文化研究所原副所长，而这个研究所正是现在复旦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前身。请您和我们谈谈您在这个研究机构创建过程中的故事。答：我最初在创作教研室工作，1977年我调到现代文学教研室，并被选为教研室主任，后来再调到文研所工作。在1985年前，我除了继续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外，教学、研究的重点已放到台港文学方面了。1986年，我开始招收以台湾文学研究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台港文学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台港文化研究所的创建，是跟当时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我的教学和研究分不开的，特别是白先勇的来访起到了催化作用。
白先勇访问期间，我们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中文系系主任主持大型报告会，白先勇发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台湾文学”的演讲。学校放映了由白先勇小说改编的电影录像《玉卿嫂》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观看了改编为话剧的《游园惊梦》，召开了座谈会。贾植芳、蒋孔阳、潘旭澜等教授都与之见面，并参加了座谈。学校党委书记林克同志、华中一副校长分别设宴招待了他。这些活动催生了我校的台湾文学热，校系领导都觉得应当重视台港文学的研究。于是，建立台港文学研究机构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经学校研究批准，1987年11月成立了台港文学研究室，学校以示重视，任命分管文科工作的庄副校长任研究室主任，我和校外事处副处长任副主任。研究室成立后，我们展开了多方面活动。一是通过白先勇的努力，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建立了学者互访的关系。二是举办了“海峡两岸现代诗讨论会”，三是我们创办了一本内刊《台港文坛》，由我和朱文华主编。刊登台港文学研究的论文、信息、动态和资料，与兄弟学校学者交流。这本刊物出版到1990年因经费不济而停刊。四是筹备台港文化研究所。这是创业，创业难首先难在经费。要成立一个真正有一定规模涵盖经济、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所，真正做出研究的成绩，没有相应的经费、必要的人才团队和持久的努力，是难成其事的。经过我的努力争取和学校的支持，部分经费问题得到了落实。1989年1月，台港文化研究所成立。潘旭澜教授任所长、副所长由我和孟祥生、张晓林担任。
问：研究所成立后，举办了那些学术活动？
答：台港文化研究所成立后，举办了不少活动。第一个大型学术活动就是举办“第四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国际会议，两年一次，由粤闽几个高校轮流接棒举办，已开了三届，但到1988年夏天还无单位继续承办。曾敏之先生对我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有了好的开端，它的历史进程不能中断。”他希望复旦能接下第四棒，并表示香港作联可以给予部分经济赞助。我接了下来。1989年4月1日到3日，我们复旦主持召开了第四届会议。这个会议成果丰硕，台湾的高阳、陈千武、郑炯明，香港的犁青、陈耀南、梁秉钧、金东方、萧铜、梁荔玲，美国的杜国清，韩国的许世旭等国内外作家和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上海作协举行了海峡两岸作家座谈会，《文学报》还宴请了台、港和海外作家。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0多篇20多万字的论文，体现了研讨会的学术成果。由于高阳的到会，本人的硕士研究生林青将高阳的创作列为毕业论文选题，此后延伸研充，写了两本书：《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屠纸酒仙——高阳传》。这两本书都出版了大陆版和台湾版。
1994年我退休了，但所长潘旭澜和递补为副所长的朱文华教授仍要我协助台港所工作。我又策划了两个活动。一是与香港作家联会合作，于l994年12月召开首届“香港作家创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有30位学者和作家出席，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不仅上海新闻媒体作了报道，《香港作家》杂志也发表了《香港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记第一届香港作家创作研讨会》的长篇报道。香港作联将研讨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活动，记入了该会20年纪念的大事记中：“12月25—27日，作联与上海复旦大学台港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香港作家创作研讨会（第一届），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作联曾敏之、张文达、陶然、梦如出席研讨会。会上研讨了香港14位作家，包括曾敏之、刘以鬯、张文达、彦火、陶然、黄维樑、小思、西西、颜纯钩、梁秉钧、梁锡华、施叔青、梦如、钟晓阳等的作品。二是经我与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一起策划，朱文华教授筹备，与宝钢合作召开了世界华文女作家创作研讨会，对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华文女作家如美国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欧洲的赵淑侠、泰国的梦莉、新加坡的淡莹、马来西亚的戴小华、香港地区的周蜜蜜等的创作进行了探讨。来自美国的丛甦、法国的吕大明和新加坡的淡莹，戴小华、周蜜蜜以及大陆学者30多人出席了会议。上海新闻媒体也作了报道。这两次会议，由于经费等的原因，都未能出论文集，这是十分遗憾的。
问：您曾担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监事长，现任名誉副会长，一直支持学会的学术活动，其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答：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次。一是前己说过1989年的“第四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举办的贡献在于，使这个学术会议不至于中断。二是2002年我们复旦承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中央民政部批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由中侨委管辖，挂靠中侨委属下的暨南大学），我被选为监事长。我们台港所所长朱文华和李安东都当选为理事。在筹备学会成立大会的过程中，就研究了学会成立后第一次学术会议，也即是“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何处召开的问题。成立大会筹委会主任曾敏之先生、副主任饶芃子教授都认为，这次学术会议是学会第一次正式向世界亮相，应当放在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上海开，而且一定要开好，希望我们复旦主力承办。当时，潘旭澜教授已退休，所里除朱所长外，正式成员就只有李安东，我是编外的学术顾问。我和朱文华教授商量后，接下了这个任务。我们有策划组织能力，问题是经费。召开150人左右的学术会议，出版学术成果，当时，没有二十五万元是办不成的。我作为会议统筹，筹款的任务主要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使出了浑身解数筹集到二十多万元，加上学校、暨大和香港作联的支持，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精彩的令人难忘的会议。
问：陆老师，您能否简单说一下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特点。
答：首先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来自新、马、泰、印尼、日本、美、加、澳及台、港地区和国内作家、学者150多人与会，而且在国内首次关注到了新移民作家群，邀请了陈瑞琳、张翎、少君、王性初、沈宁，以及杜国清教授等作家与会。第二，我们制作了精美、大气的会标，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第三，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新视野 新开拓》，于会前就发给了到会代表，这也是首创的。研讨中，有围绕一些问题的讨论，有交锋、有碰撞，热烈活跃，学术气氛浓郁。第四，请会议代表登上金茂大厦，欣赏了上海越剧院专门为我们会议排演的越剧《蝴蝶梦》，展示了上海的建设成就和特色的文化。第五，设计了精制而独特的礼品。一枚金色狮座印章，预先刻好到会代表的名字，赠送给到会代表，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气派，又是代表独有可以长期保留使用的观赏品、实用品。会议开得精美、大气、成果丰富。台湾女作家罗兰在来信中说，这次会议“是我此生最值得记住的一次盛会”。会议也受到国务院侨办的赞赏，成为研讨会的上海范儿。
再补充说一下，2016年，在我的倡议和陈思和教授、上海作协汪澜副主席的支持下，我们复旦大学世界华人文化文学中心，与上海作家协会共同创办了世界华文文学上海论坛。论坛已举办了三次，对世界三十多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面对面的研讨，并出版了论文和作品合集，在华文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问：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现状，对于学科发展的未来，您有何愿景和建议？
答：前已说过，世界华文文学是世纪精彩。这个“世纪”不是纪年意义上的世纪，是指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世界华文文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还是地区性的；但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华文文学开始了跨国界、跨地区、跨洲际的发展，从它所涵盖地域宽广度和蓬勃繁荣的态势看，它可以与世界任何语种文学媲美。世界华文文学进入新世纪的主要标志包括：一是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都形成了作家群，大多成立了华文作家协会，菲华作协、马华作协、澳华作家协会、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欧华作家协会等等，加拿大温哥华、美国洛杉矶等地的华文作家协会都已成立了三十年。二是出现了一批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华文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丰富了华文文学宝库。三是他们的创作中，呈现出了世界性的文化生活景观，更显出华文文学的多姿多彩。四是世界华文文学交流活动空前活跃（这两年受疫情影响交流受限）。蓬勃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有着光明的前景。华人写作的队伍还将扩大和更趋成熟，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运用的自然扩展，中文写作必将突破民族和种族的限制而真正走向世界。
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形势，决定了我们要重视对它的研究。四十多年来，我们许多高校和文研所对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组织引领下，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成果也可谓硕果累累，形势是可喜的。然而，现阶段，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个散在的个体存在，有组织有系统而深入地进行尚很不够。我们应认识到，世界华文文学是一门新兴的极具前瞻性有前途的学科，我们要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培养队伍，规划建设，我希望暨大、复旦、浙大、南大等带头。
问：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先行者，您对现在和未来立志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有何建议？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座百花齐放的花园，内容、形式丰富多彩，期待青年学者关注。前已说过，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有前途的学科，研究才刚刚开头，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许多方面需要开拓。比如华文文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各国或地区华文文学的历史追踪、文学史的建构、作家群体的演变、流派的更替、重点作家创作的跟踪和评论、史料和作品的收集和集成，再进一步，华文文学与所在国家文学的比较，华文文学对所在国家文化文学的影响，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文学尤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和影响。世界华文文学天广地阔，深井一口，值得有志者作为终身事业。青年学者要适应时代的召唤，以你们宏阔的文化视野、跨语种和跨学科的能力，在条件许可的岗位上，热情投身到研究中去。面向华文文学世界，秉持交流互鉴宗旨，践行着传播中华文化的理想追求，弘扬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努力奋进。我相信广大青年学者，必将在传统与现代、赓续与创新、宏观与微观等思考与探索中，步步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格局。他们也必借鉴学习前辈的学术理路，以新的视野，探索出新的观照、新的方法、新的生长点，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问：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特别好奇，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您的学术人生，您觉得什么词最合适？
用一个词就是：专注。我常说，方向重于努力，道路决定命运，选择是关键。既然是你选择的，就要全心投入。客观上我接触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时已46岁了，已没有时间在学术研究上旁顾左右、三心二意了。古人说“学有所长，术有专攻”。一门学问，持之以恒做下去，不管大小，都会有成果的。葱葱岁月，悠然走过。虽然成果有限，但倾注了心血，我无怨无悔，乐在其中。夕阳时光，我仍要献身于此项事业。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鼓足干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奔向星辰大海。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