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华小说研究中的“大冷门”作家
著有短篇小说《大冷门》，又有两本同名小说集《大冷门》①的马华小说家张寒（1939-2021），可谓马华文学研究中的“大冷门”。翻开马仑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年份不详）《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等马华作家名录，“张寒”并非一条陌生词条。马仑如是说：张寒是中马的小说作者，自50年代最后一两年开始，在小说创作上有一定的成就。他的小说结构奇特，手法巧妙，用字简洁，明白晓畅，幽默风趣，对话奇巧，尤擅幻想，唯主题方面稍欠积极性。原名张子深，祖籍广东揭扬，1939年6月23日生于吡叻州朱毛埠……②
倘若再翻开由叶啸主编的《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2006）则还能够找到这样一笔记载：
张子深，祖籍广东揭阳。1939年出生于霹雳朱毛（现称珠宝）……1958年秋，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主修中国文学……
张君于1962年返马。自1963年起任教于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先后出任大学先修班华文教师及华文主任，期间在《蕉风月刊》等杂志发表许多短篇小说……③
然而，学术界对于这位“在小说创作上有一定的成就”又曾经在1960年代“《蕉风月刊》等杂志发表许多短篇小说”的作家的研究却屈指可数。
1999年，黄万华在《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提及张寒时颇为肯定地表示：“新马现代主义小说滥觞之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寒（1939——，原名张子深，祖籍广东揭阳，生于马来亚吡叻）的创作”④。接着，他便以篇幅三页的文字概述张寒小说的书写体式、笔调、技巧与场景等表现。直到2016年，在一场以《蕉风》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才正式出现谈论张寒小说功过的学术论文⑤。林春美在这场研讨会中发表了《张寒与梁园——一九六○年代〈蕉风〉“现代派”的两个面向》。这篇论文用了约莫一半的篇幅来分析张寒，是目前所见最热门也最精彩的张寒讨论。
张寒短篇小说中的热门题材和极富实验性质的创作手法皆是林春美论文着笔之处。从分析小说人物心理层面的波动、内心的独白、意识的流动、无意识或意识错乱的状态，还有小说所表现的象征和暗示，甚至是小说的平行叙述创作手法，林春美为1960年代活跃于《蕉风》的张寒摹了像。而且还指出后者的小说创作体现了与“方修所谓的‘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政治功利性的‘马华文学的主流’”⑥的割裂。换言之，张寒小说体现了一种非目的性的美学追求——文学性。这种表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1960年代“强调政治功利性”的马华文坛生态，但是小说中男女人物之间的天秤却有意无意往男性倾斜。本文拟以性别视角切入，企图探讨这种现象及其成因后果。
二、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之间的差别
从1960年发表的《裤子》（署名张子深）到1969年写成的《没有人爱我》⑦，女性经常是张寒小说叙述的对象。然而吊诡的是，女性虽然占据叙述内容极大篇幅，但小说却更倾向认同男性的作为与表现。男女之间的差异在此显现端倪。这种现象最常见于人物的社会地位差距中。男性人物经常被赋予比女性人物更自由的社会参与性以及更多元的社会参与面，所以他们的社会成就也更高。他们从事艺术工作，参与教育领域，在职场上或是各种竞技场上都有所作为，他们出现于小说的“场次”虽然少但却倍受肯定。如《雁语》的男主角白云石是个天才画家，《偶像》的江冬先生是位知名小说家，《冷若梦》的楚狂是个当红话剧演员。《判我死刑吧》的水东流、《标本》的吴老师还有《夕阳》的河浊，他们都是教师。另外《大冷门》的高楼望在银行任职出纳员，《竹青鬼》的王求贵与社书在建筑工地兴建高楼，《翻种》的大麻成在胶林割胶。至于《一个运动员》的林欣，他则是赛跑好手。从中上阶层到中下领域，各行各业都充斥着男性足迹。
然而在众多女性人物当中，社会地位较为可观者却屈指可数。《两代》的冰影是位护士，《夕阳》的集兮是位教师。除此二人，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就仅剩下水泥妹阿金（《竹青鬼》）与妓女映山红（《判我死刑吧》）。其余者的身份多为学生，也有好些人以母亲、媳妇、家婆等家庭角色出场，但更多人则是以“妻子”的身份亮相。比如小曼（《一个运动员》）、小娃（《偶像》）、冷若梦（《冷若梦》）、惜惜（《秋千架上的爱情》）、絮絮（《标本》）、林缀玉（《四万度的近视》）与沙艾娜（《没有人爱我》），她们都是学生。而凌人（《死亡的约会》）、疏影（《耐不住寂寞》）、生孩子的（《翻种》）、艾美（《陌生的事》）、符妙笑（《输一个马鼻》），她们则是人妻。
安排女性人物以母亲、媳妇、家婆、妻子等身份出场并无不妥。这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反映了1960年代马华社会的现实现象。然而，大量如此安排却难免导致小说浮现女性是为他者——尤其是男性人物——的“附属品”的隐喻意味。它象征着女性的存在仅能以他者的存在来确立。再加上小说安排男性的存在仅以其个人存在来确立，而且男性又反复拥有比女性更高更有成就的社会地位，小说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便更加鲜明。由此可见，女性虽然是张寒小说主要叙述的对象，但其男性中心价值已经露陷。倘若转而分析张寒小说对于人物的赞扬与批判，则还可以更进一步发现，小说对于人物的认同与否定其实也存在性别差异。
先聚焦分析小说赞扬人物的内容与方式。男性人物白云石与毛品林（《耐不住寂寞》）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们为了成就某件事或理想而牺牲。为协助某间学校筹集买地钱，白云石不仅捐出画作全额义卖更舟车劳顿北上怡保办画展。就在画展结束当天，他为了赶赴情人小雁的生日宴会，最终在南下吉隆坡的归程中招到死神拦路车祸身亡。白云石魂断公路的安排，放大了他为教育奉献以及为爱付出的精神，成就了小雁口中“云石，你真伟大”的说法⑧。毛品林的伟大也有异曲同工之势。为了爱，他情愿独自承受痛苦并选择当个“让妻人”，他假借车祸真自杀来成全疏影与止飞之间的爱情。小说安排他“为爱而牺牲”的表现，合理化了他的伟大。而疏影在小说结尾处因他而感动而自责而自杀的动作，更再次表明小说对毛品林的认可⑨。然而，《爱》里头的女性人物——“我”的母亲以及《孩子的心》里头小三子的后娘之所以伟大，却因为她们表现了某种社会体制为女性设置的价值。“我”母亲秉承以德报怨的精神原谅了曾经害死“我”父亲的马共成员。小三子后娘虽然没有获得小三子认可，但她却依旧非常疼爱小三子，尽心尽力尽责做一名好母亲。表面上“以德报怨”与“女性价值”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它其实是社会体制规范女性必须不具攻击性和必须温柔与大方的美丽折射。而“做一名好母亲”则是社会体制对女性的永恒期待。以“符合女性价值”与否来肯定女性作为，这样的书写方式所肯定的其实并非关联女性人物本身，而是这种“价值”之于女性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此一来，这种认同方式对女性之为一个独立个体而言就毫无意义了。
接着再来看看小说批判人物角色的内容与方式。《裤子》的阿姆之所以是个坏女人，因为她刻薄继子小小但却偏袒亲生子阿青。她严厉禁止小小多吃一个饼干，但却放任阿青把饼干当玩具。她答应帮小小修补裤子，但却食言害小小被同学嘲笑。她非但没有克尽母职为年幼得仍在学习“十七加十四是多少”⑩的小小准备早餐并且护送他上学，反而经常打骂他甚至禁止他吃饭。小说安排阿姆以行动应验了“最毒后母心”的传统成见，并以此为证来否定其行为的评价方式，其实是以是否“尽母职”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而“尽母职”就如上文所言，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永恒期待。如此一来，这样的书写方式便将女性人物的行为与其角色以及其生理性别的“社会必然性”串联起来，而相关女性的所作所为就被化约成是因其生理性别与角色而造成的必然结果。
这种写法在张寒其他小说中屡屡可见。除了上述例子，写得最典型的要数《标本》。女主角絮絮在小说中因爱成恨最终蓄意陷害了自己的老师。她阴险无情的举动应验了传统社会认定的“最毒妇人心”成见。[11]这导致她“注定”成为小说批判的人物。女性人物的个人举措再次与其生理性别，甚至是其生理性别的“社会必然性”挂钩。反复如此书写，就难免让小说陷入女性之行为皆为其生理性别使然之盲点。如是，就不难解释为何其他女性人物如小娃、小曼与冷若梦会被否定为傲慢，又为何疏影、凌人与艾美会被评定为好色。因为前者既势利眼又爱慕虚荣，这正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而后者只有肉欲的想望则完全背离了传统社会对女性必须矜持与守节的期待。同时，也不难理解为何生孩子的与沙艾娜的母亲（《没有人爱我》）会是个失败的妇女。因为她们皆不顾家而且还背叛丈夫。她们违反了传统社会为她们的性别所预设的“必然性”。走笔至此，让人甚为奇怪的是，这种“必然性”现象在男性人物身上并无迹可寻。
王求贵与《输一个马鼻》的东来是张寒小说中极少见的被否定的男人。为了狠狠中一次奖，王求贵不惜赌光妻子的辛苦钱，而且他还无视孩子病危急需医药费的状况，坚持以赌为先。嗜赌，让他最终死于求神问鬼讨万字（贴士）的路上，名副其实成了一名“赌鬼”。至于凡事都“输一个马鼻”的东来，他之所以被否定并非因为他凡事都输一个马鼻，而是因为他不懂得爱。对他而言，“爱”就是物质享受与支配，“爱”就是欲望满足与肉体占有。这两个男人，他们虽然都被小说否定，但与那些被否定的女人不同，他们并非因为男性身份而被否定，而是因为行为举止不合情又不合理才被否定。如此一来便可证明，小说对男性的认同或批判是以其自身成就与表现来评价。但对女性的赞扬或否定，却是以其性别以及她们是否遵循社会对其性别的期待来判断。换言之则是，无论小说对人物的评价是好是坏，男性都是以其个体身份作为一个“人”来接受评价，但女性却是作为一个“女人”来受到批评。她们必须先是个“女人”，然后才是个“人”。因此就可以说，张寒小说对人物的态度不仅存在性别巨差，而且其认同也更倾向于男性。
根据社会学家亚伦·强森（Allan G.Johnson）分析，一个社会若有某种程度男性中心（malecentered）、认同男性（male-identidied）与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现象，它便是个父权社会[12]在此社会中，男性及其作为倍受人们关注。而且人们也普遍认为一切美好事物与价值都与男性有关。不仅如此，男性在此社会体制中也更具备支配其他人、事、物的权威地位。倘若把这层认识运用来分析张寒小说，则可以发现其书写方式其实存在父权缩影。
纵观张寒小说，超过半数以上的叙述者都是男性。只有少数篇目如《雁语》《失落的爱》《死亡的约会》《秋千架上的爱情》《陌生的事》《没有人爱我》与《输一个马鼻》以女性的视角来行文。而且在这七篇以女性视角切入的小说当中，只有《输一个马鼻》安排了女主角符妙笑评价男主角东来。然而在那些以男性为叙述者的作品里，却有不少男性被赋予评价女性的权力。比如《淡淡的哀愁》里，年纪小小的小深便曾经批评江婆的为人。《夕阳》里的河浊更曾经公开讨论集兮的隐私。另外，《四万度的近视》的原大投还曾经评价过林缀玉的样貌等等。男性人物不仅经常成为小说的叙事者，支配了叙述小说的话语，同时更掌握言说女性的权力，连带也支配了叙述女性的权威。由此来看，女性人物虽然是张寒小说叙述的重心，但她们却是“被叙述”的一群。安排大部分男性人物支配叙述小说的话语权，再加上以男性为中心并且认同男性的书写习惯，综合促使张寒小说呈现某种程度的父权缩影。这正是男女人物之间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
三、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的待遇
循着父权缩影这条线索继续剖析张寒，便不难发现其男女人物待遇有别。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小说中获得更多“红利”与“优待”。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容易获得原谅与轻判。1962年8月，张寒发表了《失落的爱》。小说从女主角的角度讲述她前后失落亲情爱与异性爱的悲伤遭遇。透过女主角的耳朵，读者隔空从祖母口中得知她之所以失落了爱的原因。原来女主角有位贪恋钱财又不忠于丈夫的母亲。她为了偷情间接害死女主角父亲，更意外造成女主角终生背部异形，这也连带导致成年后的女主角断送爱情。这位对婚姻不忠的母亲，直到临死那刻甚至是死亡后都不获得女主角原谅。相隔一年，张寒发表了《两代》。这篇小说就某个程度而言可说是《失落的爱》的“异性版”。男主角林文代也有个年轻时背叛过妻子的父亲，他自己的爱情也受父亲当年玩女人的影响而不得圆满。这个父亲不仅对妻子不忠，而且还抛弃了另一个怀有其骨肉的女人。这导致那女人诞下的小生命年纪轻轻便失去双亲成为孤儿。然而与《失落的爱》不同，《两代》里这个犯了错的男人最终在临终时获得了妻子与孩子们（包括林文代以及当年被他抛弃而成为孤儿的女儿冰影）的原谅，并且还得以带着“慈善老人”的名衔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不仅如此，在张寒的小说里有欲望的女人也总是比有欲望的男人更不能让人接受，也更可能遭受“重罚”。《是那欲望》与《耐不住寂寞》这两篇小说的母题非常相似，前者塑造了一个有欲望的男人，后者则塑造了一个有欲望的女人。这两个人物，他们各别因为自己的欲望而背叛另一半，甚至还伤害了身边其他人。对比起这两者便可再次看到张寒小说对背叛伴侣的男性更加“仁慈”，但对拥有类似记录的女性则甚是“严厉”。在《是那欲望》里，男配角斯寿新到处留情甚至留子，间接造成几个人的不幸，但他最终还是一缕青烟那样逍遥自在，无需背负任何责任与代价。然而《耐不住寂寞》里同样有欲望，也同样没有把自己的情感问题处理妥当的女主角疏影，她最终却是过不了自责那关自杀结局。
如果更进一步将《判我死刑吧》与《陌生的事》放在一起对比，则还能够看到张寒小说中的男性不仅更容易获得原谅与轻判，而且也更容易获得同情甚至理解。小说在处理人物情欲时，男性的欲望被书写得更能让人同情与接受，但女性的欲望却被型塑成只是对肉欲的追求，没有半点值得同情与理解之处。
《判我死刑吧》写的是男教师水东流寻芳的经过。虽然“教师寻芳”似乎有种不良示范之感，但小说为水东流塑造了一个内向又循规蹈矩而且超我强大的人格，因此他仅能靠寻芳来解决他的欲望[13]。如此一来，他的欲望以及他解决欲望的方式变得可让人理解与同情。《陌生的事》叙述了女主角艾美偷情的经过。表面上艾美是因为发现丈夫本木出轨才会与旧相好术仁发生关系。但更仔细观看，这整篇小说其实充斥着艾美对肉欲的想望以及对男性的憧憬。与本木交往之初，艾美已默许本木越礼肢体接触。后来她更因为认为本木“更像一个男人”——会调情会说爱——所以才放弃术仁选择嫁给本木。当本木开始在外留宿，她要求丈夫多回家的原因并非因为夫妻不同住有损婚姻健康，而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寂寞难耐需要男人。当她难得与旧相好术仁久别重逢时，她并不是乘机向他倾诉婚姻不如意之苦，而是借机向他发泄因本木长久不在家而积累的欲望。从这些细节看来，艾美的种种念头与行为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满足自己的肉欲，但却不见得值得理解与同情。如是对比起来，女性再次沦为小说中的“二等公民”。
除了导致女性沦为“二等公民”，父权思想也影响了小说人物的问责问题。男性的错误更容易被转化成是女性造成的问题。《死亡的约会》描写了女主角凌人的情欲焦虑，同时也透露其丈夫钱贵对她的冷漠。此问题的起源本是因为钱贵把凌人娶（买）到手后却又不去找她。把娇妾雪藏在家，明明就是钱贵处理情感不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终却被转化成因为钱贵的正室夫人太凶，他害怕她，所以他才不去找凌人。从尊重婚姻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花钱购买小妾或是对妻子不忠，钱贵都罪名成立，但小说却判处他那从未出场的妻子无端端背黑锅。
另外，在《耐不住寂寞》里，疏影最终会嫁给毛品林并旁支杂生的引发出后来一大堆问题的源头，其实明明就是因为毛品林迷奸了疏影而造成的。但小说从头到尾都未曾提及毛品林应该就灌醉并且强奸疏影而负起法律责任。小说仅是安排疏影带着怀孕之身不得不嫁给毛品林，后来又安排疏影念念不忘旧情人止飞从而婚姻出轨。至于毛品林，他一直被描写成是一个被妻子背叛的受害者，而且还是个非常伟大的受害者。为了成全那个被他以不道德手段获得的妻子的幸福，他情愿牺牲自己，借假车祸真自杀来让妻。如此一来，原本因毛品林而起的问题便被潜移默化成是疏影没有把感情处理好的问题，同时又是疏影当初耐不住寂寞——跑去跳舞，因而与毛品林相识，甚至应他之邀与他共舞——的过错。女性再度被迫承担由男性造成的问题。
不仅如此，在《没有人爱我》里，女主角沙艾娜明明因为得不到父母关爱，而且在学校也找不到上进的动力，所以才会放弃自己一味与男友寻欢最后怀孕而被抛弃。但小说在叙述她的遭遇的原因时，更倾向放大其母亲不在家的过失。似乎暗示若有母亲关爱，沙艾娜或许就不至如此。然而事实上，沙艾娜之所以成为问题少女，并非任何个人之失责就能导致。而是因为她生活的社会早已整体趋向病态化——教师不教书、父母不关爱家庭、男朋友并非真心交往——所致。另一方面，当小说描写沙艾娜父亲忽略家庭与沙艾娜时，对后者显得甚为包容。小说淡化他对妻子的不忠，转而放大他是为了赚取更多金钱（养家）所以才忽略家庭。可是，在叙述沙艾娜母亲忽略家庭与沙艾娜时，小说却放大她包养小白脸的事迹，似乎有意强调因为她包养小白脸而不顾家所以才导致沙艾娜未婚先孕。如此一来，问题的祸源又再次被转移到女性身上。男女人物的差别待遇，彰显了张寒小说受父权思想影响的后果。
四、父权社会的缩影
父权体制的问题并不仅对女性的压迫。父权体制是个超越任何个体的更大存在，人们皆生活于其中也参与其中，它指的是一种社会运作模式。由此，参与其中的人们都潜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运作，同时也受到这个社会运作的影响。亚伦·强森也曾经提及，父权体制的核心是一套由符号与观念组成的文化。这套文化包含了许多人们关于事物本质的观念——比如男人、女人和人性是什么的想法——同时它也包含社会生活究竟如何、应该如何、人们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感受等观念[14]。理解了父权体制有此“思想规范”的特质，就能够明白张寒小说中好些男女人物为何“注定”人生不如意。小浅与水月（《自尊》）是对相互爱慕的男女。他们邂逅于一场偶然下起的大雨中。那次共同避雨的经历为他们播下了认识彼此的缘分。然而小浅总是因为觉得自己长得丑陋，像个猪八戒，所以就算爱慕着水月也一直都不敢开口向她告白。至于水月也一直不敢表露自己的心意。最终，他们两人的爱情在充满缘分的雨水灌溉中还未来得及萌芽就因水月忽然嫁人而告吹。类似的故事也出现于《迟了》之中。男主角“我”是个歌唱团团长。他与女主角“她”相识于歌唱团之中。一场偶然下起的大雨（又是大雨！）为他们制造了独处攀谈的机会，也让“我”对“她”的富有家世有所了解。在后续相处中“我”与“她”纵然对对方颇有好感，但两人终究都不开口告白。就在结尾处，在“她”的婚礼上，“我”与“她”才相互表白各自当初的心意，但一切都来得太“迟了”。除了这两个“案例”，凡事都“输一个马鼻”的东来也是如此。东来与符妙笑之间原本就有某种程度的男女情感存在。他们经常一起出门一起消遣。但东来总是觉得自己比不上经济条件更好的情敌史怀村。他认为自己无法带妙笑上夜总会、无法约妙笑到充满情调的旋转餐厅用餐、无法给妙笑购买高档的电影院戏票、无法像史怀村那样开着跑车来接妙笑出游……他仅能与妙笑在公园里约会、两人出门也尽是靠步行或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他认为自己与符妙笑一点都不门当户对。因此他狠狠的激将妙笑，间接导致妙笑嫁给了史怀村。最后他们两人再次重逢，那时东来虽然已经有财有势，但是他终究还是输了史怀村一个马鼻。因为他从来都不懂得“爱”。
上述这些人物他们之所以错过爱情，因为他们都在某个程度上内化了父权体制的思想——小浅内化了父权体制中男性必须要有男性气质，必须强壮英勇而非胖得像个猪八戒那么丑的思想。“我”则内化了男性必须拥有丰厚的经济条件才有资格谈恋爱的思想。至于东来，他也和“我”相似，也是内化了男性必须拥有经济支配能力的父权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内化了父权体制中男性都拥有主宰权的思想，因此当他知道自己占据强势地位——有钱有势，妙笑爱的又是自己，而且妙笑目前的婚姻又不如意——时，他便试图主宰妙笑（的身体），企图把她载回家意图不轨。至于那些女性，水月、“她”和符妙笑一样都内化了女性必须保持矜持，不应该大胆或主动示爱的父权思想，所以她们最终都嫁给了另一个非心仪的对象。张寒小说中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都因为内化了父权思想所以断送了爱情。
作为一种社会运作的模式，父权体制的核心驱动力是让恐惧与控制无限循环。通过制造恐惧，父权体制鼓励男人以控制来获得一切人、事、物以及地位进而是安全感。这连带也造成男人害怕被其他男人控制与伤害，同时更让男人相信只要掌握控制权便可以防止遭受羞辱或损失。这最终导致男人对他们所身处的位置与处境便更加敏感，而且他们也更趋向会遵守社会运作的原则与规范。这正好得以用来解释为何张寒小说虽然赋予男性比女性更高的地位，但有些男性在特定事件中却突然“胆小兼谨慎”。
《死亡的约会》里的吴晴与《陌生的事》里的术仁都是偷人妻子的男人。吴晴与凌人经常背着钱贵私下游山玩水好不快乐。术仁第一次与艾美重逢时，便应了艾美回家做客之邀而且还与艾美发生关系。闭起门来行事，这两个男人处处都显得威风。但是，一旦那不可告人的关系即将曝光或有曝光的可能，他们却胆小兼谨慎起来。当凌人开口要求吴晴与她私奔，他不但以“总不能不顾人家的闲话”[15]为由拒绝，而且还铁了心离开凌人另寻新欢。当术仁意识到他与艾美的关系是“犯了罪”并且“太不道德”时，他选择在与艾美约好相见的时间独自去教堂求忏悔。吴晴与术仁之所以“临阵脱逃”，因为他们害怕那不可告人的关系一旦曝光，则社会将对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他们害怕他们的痛脚被社会抓牢，如此一来便可能会受到社会惩罚甚至控制。所以他们选择在关系曝光之前先走为妙。父权体制的缩影随着他们的脱逃在张寒小说中完美演绎。
五、结语
无可否认，一个国家的社会背景、文化、人文环境等因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家之养成乃至其创作成果。本论文之研究对象——张寒亦难免例外。马来亚之建国乃至马来西亚之成立，进而是马来种族主义开始强化等生活环境或多或少确实影响了张寒这一代人的生活。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性别与社会政治乃至国家背景之间的问题，或许并不完全只有“时代背景影响了性别认知”这一组“影响公式”。此二者之间其实有更多更广更深且更复杂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比如在一个以男性作为为中心的社会当中，当权者皆以男性为众，自然的在种种国家政策与政治协商等公共领域活动中男性的意见将比女性的意见更容易且更广泛的被发表、认同、接纳、采用。而这种现象连带的也会影响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走向，进而是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念之形成。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又会进一步影响生活于当中人们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甚至是性别观念等面向。张寒创作这些小说的历史时代虽然正值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马来种族主义开始强化之期，这种社会背景确实对任何一个生活于斯的个人都有所影响。然而却难以明确说明并区分这些影响最终会体现于相关个人的哪一特定认知面向。它或许更是一种个人之综合认知的体现。因此，国家之独立建国，族群之间的问题确实影响了张寒，但不能就此化约判断它直接影响了张寒的两性书写。透过分析小说的书写方式以及男女人物之间的差异，本文再现了张寒小说的父权现象。其小说虽然以女性人物为主要书写对象，但却体现了浓厚的父权思想。这种悖论就是张寒小说之性别书写的主要面貌。这个现象不仅传达了张寒小说受到父权思想影响的信号，它同时还承载了另一个讯息。即1960年代的马华小说创作虽然已开始从“强调政治功利性”的传统出走，转而朝向追求“文学性”的美学理想前进，但是在这条新路上，小说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还是趋向守旧的。张寒小说中的父权缩影，无疑告示了马华小说的性别意识觉醒仍有漫漫长路。
①[马]张寒：《大冷门》，八打灵再也：建国日报社1976年版；张弓：《大冷门》，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4年版。
②[马]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③[马]叶啸：《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协会2006年版，第474页。
④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⑤这场命名为“二○一六年文学、传播与影响：《蕉风》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会议，于2016年8月20至21日由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与留台联总联合主办。
⑥[13][马]林春美：《张寒与梁园——一九六○年代〈蕉风〉“现代派”的两个面向》，《〈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台北：时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184页，第168页。
⑦从1960年出版中篇小说《裤子》到1969年写成短篇小说《没有人爱我》，张寒前后在《蕉风》（包括蕉风中篇小说选）以“张子深”及“张寒”为名发表了将近24篇中短篇。其中的短篇小说后来陆续被收入以张寒为名出版的建国日报版《大冷门》以及以张弓为名出版的大将出版社版本《大冷门》和2020年由南海文化遗产出版的《人性的解剖》里。除了这些最初发表于《蕉风》的作品以外，1962年从台湾毕业返马之期，张寒也以张子深为名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梦里的微笑》。这些作品综合组成张寒纯文学小说创作的整体，亦为本文讨论的核心。虽然张寒后来还曾出版《挑灯谈玄》这本玄怪小说，但由于其内容与其他纯文学作品有所差异，因此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⑧[马]张子深：《雁语》，八打灵再也：蕉风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⑨小说认同毛品林“伟大”的同时，其实有意无意忽视他曾经对疏影犯下的过错，本文留待下一节再详论。
⑩[马]张子深：《裤子》，八打灵再也：蕉风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11]此论点启发于笔者与恩师林春美老师的讨论中，特此向老师道谢。
[12][14][美]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成令方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2-23页，第144页。
[15][马]张弓：《人性的解剖》，波德申：南海文化遗产2020年版，第18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