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华文文学概论》是古远清先生于八十华诞之际献给学界的力作，在世界华文文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质疑中，试图从学科建设入镜以匡名立帜。本文聚焦话语范式，尝试从学科话语与民间话语切入，阐明此著的“双语”建构。学科话语是对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核心与研究价值的品格归纳，具体可从边界定位、认同聚焦与价值评估三个关键词来阐明学科话语。而民间话语基于跨界视域下学科间的有机互动，致力于为流散、漂泊与移动的华文作家主体提供扎根于民间的多维体验与根性认同，其肌理可从对话机制、调和功能与审美参照三个方面来阐明。最后对《概论》在学科话语及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与不足稍作评议，并基于“双语”建构的探索，希冀世界华文文学能在适度跨界与本土回归中寻求造血激活。
关键词：《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学科话语;民间话语;双语;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122-07
古远清先生在华文文学界默默耕耘数十载，因其傲人的独作气力、丰裕的史料保存与峻秀的直言锐评被学界誉为“独行侠”①“修史健力士”②。《华文文学》曾有“古远清教授古稀之年迎来出书井喷期”③的秀赞，沧海十载而初心不改，先生在八十华诞之际又迎来了学术生涯中的“井喷”盛況。仅于2019-2021年便先后出版了《澳门文学编年史②》《余光中传》《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7》《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8》《古远清八秩画传》《当代作家书简》《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共七部力作，时间更变而不变的是先生研而不休的魄力。新作《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试从学科建设入手，对华文文学的世界版图、学科话语、发展谱系、研究范式、创作与批评实践及发展前景作了整合与叙说，依旧以独著代替集体编撰的勇气、敢于直言批评的正气与透视作家作品的锐气颇显其杖朝之年的风发意气。笔者暂从“话语”借镜，聚焦“话语体系”“学科品格”，置《概论》于华文文学历史谱系而管窥学科话语建制的并驾基石——“民间话语”的落地生根，从“双语”建设入手管窥《概论》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上的建树，并希冀对学科发展前景作出创新探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华文文学逐步正名立帜，在裹挟着定位不明边缘论、学科消亡危机论与意识形态敏感论三维挑战中坚实绘制着华文文学的世界地图，华文文学持久且蓬勃的生命力不仅源自学科建制后历久弥新的学术实践，更源自跨越语言、族裔与身份而深植“民间”的个体与间性体验。“民间”不单指陈思和先生笔下规避精英与政治立场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④，其要义在于话语背后的对话机制、调和功能与审美创造，与华文文学学科成型的话语范式形成有机互补，对华文文学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研究视域与传播效力而言亦是俯仰之间的有机互动。
一、学科话语关键词：
边界定位、认同聚焦与价值评估
以历史视域烛照华文文学之学科发展历史，《概论》在学术史时间轴的建立上游刃有余。以接受视域评判学科的研究与实践效度，《概论》在阶段性接受的现实语境还原上秉持客观态度。以研究范式归纳学科话语与品格肌理，《概论》在关系型间性互视中建立了良性互动。“话语体系”兼“学科品格”拙以“学科”为统摄：话语既指向学科发展至今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喻指研究范式自身的价值评估与审美判断。故我们对学科话语的把握要以界域意识、核心意识与自省意识为引领，具体以三个关键词来诠释：边界定位、认同聚焦与价值评估。
（一）界域意识——学科边界定位
学科建制由学科研究对象限定，无界则全盘招收、不堪重负，明确研究对象、框定研究边界是任何学科安身立命的前提。《概论》没有采取独断型阐释而规避华文文学学科归属的难题，在是否应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学科收入囊中的拉扯上、“华人”“华语”“华文”命名的混淆中，选择以对话方式呈现“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华人文学”的联系与区别，重申坚守彼此楚河汉界的同时，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见微知著呈现学科间的交叉地带，不越位也不失以跨界视域重新审视华文文学。
1. 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
讨论此组关系时中国文学指中国大陆文学，华文文学指世界华文文学，含有境内外与国别区分的界限，实则中国本在世界之中，中国文学理应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参照坐标，故我们应突破国别、境内外的界限。但如果全盘接收会不堪重负，故先生强调对话与参照，而非拿来主义：“把中国大陆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要拿出巨大的篇幅来描绘中国大陆文学地图，而只是在参照意义上，把它作为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的对象。”⑤
2. 华文文学与世界汉学
先生看到了华文作为语言工具对族裔或文化的包容性，申明不应丢失汉学家群体对世界华文文学版图的贡献：“有人将华文文学的‘华文’等同于中华文化，这就缩小了华文文学的版图，势必把上述葛浩文、许世旭等人用华文书写的作品剔除出去。”⑥汉学家所创作的华语作品虽不属中国文学却可看作华文文学，如宇文所安的品唐诗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3. 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
华人文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海外华人创作的华语作品，另一部分是海外华人所创作的非华语作品。从构成关系上看，华人文学的疆域要广于华文文学，故“和华文文学比较，华人文学是一棵大树，华文文学是它长出的枝叶，或者说华文文学是华人文学的一个分支”⑦。谭恩美、汤婷婷等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虽因作品的非华语性被排除在外，但却秉承着华文文学惯有的双重视角，以精神还乡的姿态扣连着故乡旧土，故先生敏锐指出或许我们应暂将“语言-华文”“族群-华人”的绑定标准悬置，聚焦世界华文文学版图的延展性：“华人文学的形态，先天就带有某种混合性，故世界华文文学不应固守‘华文’的疆界。华人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不仅可以扩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而且可以起到对照和互为补充的作用。”⑧
（二）核心意识——认同研究聚焦
核心意识是对学科研究中核心主题与主体的归纳总结，华文文学的重镇在于认同聚焦，这里的认同不单指语义上的肯定，而是对双重文化或多维文化视域下的认知判断与情感表达，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空间认同三大板块。
首先是文化认同聚焦。异域文化的碰撞、冲突与交流始终是华文文学的研究主题，这也是华文文学相比中国大陆文学独有的国际视角。如何在他国文化与故乡文化间行走，是创伤体验、离散体验与游走体验后的文化再认同。林语堂便是沐浴在中西文化两极中的夜行人，西方文化教育的积淀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发现与再反思的双重视角，最终回归到对中国文化的根性认同上：“你把一个人洗擦干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⑨这种回归式的文化认同镌刻在每一位行走于异国他乡的华夏同胞的记忆中，成为华文文学着墨最多也感人最深的认同书写。
其次是身份认同聚焦。身份认同是文化认同过程中所触发的必然问题，在两种或多种文化遇合中的主体如何认知并定位身份归属与文化归属是绕不开的阿基琉斯之踵。在多维文化视域中重审中国形象、窥探人物内心离散又回归的纠葛、重刺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弊病亦成为华文文学浓墨重彩的一笔，《概论》所提的严歌苓与张翎便是典型。严歌苓于1995年写成的《扶桑》，把正值远赴重洋、置身西方文化拉扯中的主体迷失感与刺痛感表现得如此真实与深刻。扶桑身上典型的东方文化基因透射着移民时代漂泊生涯中对故土文化的留恋与执着，对异域文化的迷失与刺痛感也随着严歌苓创作时的“愤怒”逐渐淡去，转向交流与对话式的思考，人物背后的历史意识、批判意识与对话意识是对主体自我认知与多维文化思考的人性温度，“使其成为北美最有实力、最有后劲，在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⑩。张翎在异域文化的碰撞中最早也对东西文化冲突尤为关注，但最终落脚点回归到人本身，在创伤体验中去触摸人类共性，将身份认知的问题转化为创伤体验中的人性思考。再出版的“生命力三部曲”体现了对“人”的完整认知：“张翎关注‘人’——书写‘人性’、揭示‘人的情感’、讲述‘人的生存’——借由‘生命力’三部曲，张翎实现了对个体生命多维度的观察与思考，也是她在文学写作内容上的一次深化。”{11}
最后是空间认同聚焦。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是《概论》涉猎不多却又关乎文化与身份书写的重要载体。华文文学的跨越性首先体现在空间的跨越上，尤其对于新移民作家与流散作家而言。空间书写的功能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空间为双向情感提供载体。空间承载着他国失意与故土留恋的双重情感，如新移民作家群体中着墨最多的唐人街。一方面，唐人街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被远离故土的华人寄予深切感情期盼，“唐人街本身就是身份化的空间，是代表华人的地理符号和身份能指。”{12}而另一方面，唐人街也承载着他国失意的破灭幻影。淘金梦的狂热与失落都洒落在唐人街上，早期移民作家的题材选择都绕不过失意的唐人街，如张翎的《金山》、严歌苓的《扶桑》等。《扶桑》还展现了唐人街空间被入侵后的无力感，扶桑被冲进唐人街的白人们轮奸，无力逃脱只能愤怒咬下施虐者的纽扣，却不想双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纽扣。二、空间为创伤体验提供慰藉，如张翎的《余震》中的原生家庭空间。亲情的天平一直没有向王小灯倾斜，而地震时的“选择”让王小灯与生母彻底决裂。家庭伦理关系的破裂已无法修补，养父的猥亵行为又将她推入深渊。她内心歇斯底里的恐惧源于她对原生家庭渴慕而不得，不得所以恐惧失去，所以要求养父母允诺陪伴她一辈子，即使组成了家庭也无法抹平伤痛，对丈夫和女儿施以強烈的控制欲，无奈婚姻破裂。最终小灯回到了娘家才重新修补了家庭裂痕，“实在的自然灾害事件深化于传统文化心理，形成了对人存在与情感的伤痕，而治愈的空间与对象再次回到东方家庭的情感体系中得以完成”{13}，故原生家庭也最终成为治愈主体创伤的慰藉空间。在《金山》中碉楼与金山形成鲜明对比，金山是先侨获取财富的失意地，而碉楼则是漂泊寻求财富的目的与精神动力，双向动力的落脚点在于对碉楼为代表的家乡认同，碉楼则成为漂泊者的心灵慰藉空间。三、空间变迁映射群体选择的变化。唐人街的华人不断出走，新生代的中国移民也不用像先侨一样蜗居唐人街，他们有了更多选择，故唐人街向中国城的迁徙，也体现着华人们不同时期的不同选择。相比先侨，新的中国城或许能跳出文化失意的自卑圈，扭转“唐人街”作为夹缝生存的窘迫地位，比如哈金的《落地》，小说中的法拉盛作为华人“落地”的新空间，在主题表达上也相比唐人街更为丰富，虽然依旧绕不开中西文化碰撞与移新民空间的陌生与排斥感书写，但在新的土地上爱的主题也会生根发芽，留下海外华人异域行走的足迹。
（三）自省意识——研究价值评估
价值评估是学科立足与长久发展的考量标尺，是自我审视与自我反省以促新助力、造血激活的发展要义，主要落脚于学科内部研究的历史和创新评估与外部研究的现实评估两个层面。
内部研究中的历史评估是对学术史的回归，学术史的编撰在华文文学学科中承担着沟通历史文明的使命，比如台港澳文学的分期问题。《概论》充分考虑到文学史时间谱系的完整性，在台港澳文学的历史分期与阶段性整理上着墨均匀，而非仅重视台湾八九十年代与大陆同源的文学思潮和港澳回归后的文学阵地。内部研究中的创新评估是学科发展中自审自省意识的体现。华文文学研究范式趋尽成熟，“海外漂泊+家国怀恋+双向认同”的写作模式也几乎难以出新，故华文文学在坚守边界领地与核心阵营的同时，也要对学科发展动力作创新性评估，寻求造血与激活，比如适度跨界与本体回归。跨界是对华文文学自身跨地域的延伸，不仅要跨越地域的边界，也要适度跨越学科的边界，以作参照。而本体回归是“故乡-他域-本土”这一文化旅行路线的目的地，即回归中国故事的书写，只有在海外经历了苦才会更思念家乡的甜，同时多维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故事也更利于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张翎的创作便经历了早期中西文化冲突转向中国故事书写的转变，华文文学中的“华”应是置身于世界视角中的中国故事，相比中国大陆文学具备跨越地域与族裔的世界性品格，相比世界文学又做到了坚守中国立场，这也正是华文文学学科相比其他学科所独有的书写视角与文化品格。
而外部研究中的现实评估是对学术研究是否契合主流价值观的接受判断，比如华文文学的边缘性问题。既与接受相关，也与意识形态的考量相关。接受理应采取双刃剑的客观态度对待，但意识形态敏感性不源于异域文化重构中对现实语境的悖离，而在于是否能在多维文化中对本土文化形成更为立体的再认知与更好的阐释，这是对伽达默尔本体阐释学的逆向建构：追求更好的阐释而非更多的阐释。汉学阵地在异乡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更契合文化自信的树立，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其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刻意规避与有意放大政治书写都属极端，我们应抓住人类共性、正视所存在的问题，以人性的共通性思考如何建立起有温度的评估标准，“哈金在《等待》中写的是人性，它跨越了所谓的东方与西方，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14}唯有正视才能超越，超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追求文学研究本身对人性、根性及共通性的合理思考，坚守群众立场与文学研究立场互相烛照的统一。
学科话语是华文文学学科研究范式、审美品格与发展趋势的概括，亦是《概论》的成书逻辑与言说方式，古远清先生对华文文学数十载的耕耘研判，在学科边界、研究阵地与价值评估问题上都展现出精准的辨析意识，最重要的是对华文文学学科未来发展提出的切实建议：适度跨界与对话参照，笔者认为理应加入“回归本土”这一条，以此来重申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与民族性坚守。
二、民间话语的基石：
对话机制、调和功能与审美参照
《概论》在洞视华文文学学科的话语体系与学科品格这一学科根脉之外，理应撰住华文文学另一根脉，即民间话语的根性基石。世界华文文学有其自身的国际主义视角与移动性体验，在《概论》“第三章”已作详细阐述，国际性与移动性的体验过程，是主体流散、心灵移动与身份漂泊的过程，只有沉淀下来、找准根脉才能在飘散中寻求客观与稳定的视角，才能为漂浮在天空中的风筝找到牵引的轴线，这一根脉、轴线便是扎根于民间的根性基因。只有坐落与秉持彼此文化中扎根于民间的文化品格，才能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建立辩证且批判的客观视野，故民间话语亦是华文文学学科话语外的并基石，先生在《概论》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民间话语”这一术语，但却在对作家作品的审美批评中流露出民间立场的坚守，这一立场可以通过对话机制、调和功能与审美自律三个方面来探明涵义，以民间话语来对视学科话语亦是华文文学回归本体、撰紧根系的人性表达。
（一）民间文化的双向对话：双向体验与自省回归
从先侨与移民作家的角度来看，最触动人的莫过于文化的碰撞，在碰撞中触发对异域的猎奇、故国的留恋。而从他者接受的角度来看，最吸引异域他者的板块之一莫过于中国民间文化的神奇与魔力，尤其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民间书写。双向文化体验也仅有华文作家才能身临其境，也只有深植于彼此的民间文化体验，才能将“他者-他者化”的固有模式扭转为参照型的对话模式，并逐步转向彼此传统文化的自省回归。以白先勇为例，他从小就浸染在中国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氛围中，对民间根性的理解镌刻在台湾与美国旅途中，故其作品保持着鲜明的民族品格。
首先表现为对中国民间艺术的回归。舞台剧《游园惊梦》是以秦淮河昆曲艺人事迹为底本，白先勇曾谈到创作此剧的动机：
《游园惊梦》这篇小说是我十几年前在《现代文学》发表的。当时我正着迷于昆曲，又有感于我国传统戏剧艺术之式微，乃创作《游园惊梦》。昆曲兴起于明朝中期，独霸中国剧坛近三百年，经过无数文学家、音乐家及戏剧家的干锤百炼，凝聚成一种最精致最完美的艺术形式。可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到了乾隆年间，渐为皮黄取代……记得十余年前初次接触昆曲，立刻震摄于其艺术之精美，复又为其没落而痛惋。当时我正在研究明代大文学家汤显祖的作品《牡丹亭》，这一则爱情征服死亡、超越时空的故事，是我国浪漫文学传统的一座里程碑，其中《惊梦》一折，达到了抒情诗的巅峰。由于昆曲《游园惊梦》及传奇《牡丹亭》的激发，我便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两出戏剧的境界，这便是我最初写《游园惊梦》的创作动机。{15}
民间艺术传统是《游园惊梦》的外在创作动机，而剧作本身的设计与演出却是白先勇凭借西方戏剧演出经验所拍板，故此剧既酝酿着民间昆曲的舞美意境，也带有西方戏剧演出的现代形式美，双美成为白先勇自身所浸染的中西双重文化下的文艺追求。
其次，对于儒家伦理体系外的亚文化，他也秉持双向对话的态度，予以批判性审视与选择性探索。《概论》提及：“在描写同性恋时，白先勇不仅着眼于形成的生理或心理原因，用各种细节去揭示其成因，探究其社会意义，而且还注重揭示形成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为同性恋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16}亚文化很难获得主流认可，但却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对亚文化的开放态度与本土的紧绷语境形成双向参照，对于白先勇的双重视域而言，他更能跳出两种语境的彼此对立，选择以对话的方式勇敢迈出探索步伐，注重民间亚文化形成的社会因素，而非停留在记录与描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表层。
最后，在中西民间文化的双向体验中坚守本土意识的回归。在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对以酒馆为代表的美国地下民间文化嗤之以鼻，但母亲企盼的陨灭、恋人情义的消褪与故土根系的主观斩断，使他只能像处于夹缝中的零余者一般躲于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尤其是故土根系的斩断让他彻底迷失在中西文化的“真空带”中，根系的失去是对故土回归而不得的哀歌，故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双域体验带来的世界视角与本土意识的坚守，让他的作品对本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如中华本位认同下对传统文化解体的忧患意識，欧阳子在《谪仙记》序中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17}这种民族忧患无疑属于焦虑过度，但“白先勇的民族忧患，在这文化主题上呈现无遗”{18}。
（二）民间视角的调和功能：淡化对立性与移动性
最早的移民文学语境被二元对立的文化视角所禁锢，似乎主体在面对困境时无法寻求解决之道，而民间视角有意调和二元对立裂缝下的创伤体验。这一点或许在美国华裔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是《概论》涉猎不多的板块。比如谭恩美小说中的主人公以浸染中西文化的民间体验来调和异域文化冲突。《喜福会》中徐安梅逃去美国后对基督教文化颇为赞许，以为美国会成为梦中的理想国，当自己儿子不幸被洪水淹死，她没有选择上帝而选择了沙滩设祭以祈求消除龙王怨气。母亲的两种文化体验逐步成为调节母女矛盾，也即淡化中西文化对立的突破口，“谭恩美在小说中不仅通过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表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从东方/西方、自我/他者两个方面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消解的文化发展景观”{19}，这种景观转变就是来源于民间视角的调和功能，故两种文化冲突才能走向“和”，邹建军教授对谭恩美小说中的文化冲突及融合巧妙比作“和”的正向与反向，并解释了双向的美学意蕴：“‘和’正是谭恩美长篇小说创作所探讨的伦理思想的核心;不过，她小说中所呈现的不仅有‘和’的正向，同时也有‘和’的反向;正是正向与反向的共存，让其小说产生了一种引人关注的情感与思想张力。”{20}
此外，民间视角能淡化处于心灵移动中的主体漂泊感，为漂泊他乡的作家提供扎实的观察视角与根性停靠。《概论》所提“世界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就是民间视角在不同国别语境中的落地生根。只有扎根于一方水土并经过历史的本土化融合，华文文学才能在保持国际性的同时彰显本土特色，比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经过政治与历史语境的洗礼，已不断落地生根并趋于枝繁叶茂，这并不是对国际性的破坏反而是补充，有了根才更符合本土话语范式，这是国际视角与民间视角的有机联动。叶维廉的文学批评体现了民间根性的有机联动，他的比较诗学体系扎根于中国民间的自然文化之根，以道家美学来审视西方文化，这种融合视野离不开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根性认同，使得他能在中西诗学对比的位移中找到稳固的文化停靠点。
（三）民间叙事的审美创造：个体回归与审美参照
民间叙事对华文文学的审美品格而言具有审美参照的价值与意义，能够展现丰富的世俗文化内涵，比如高阳的小说，“其作品既包含宫廷文化、官场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也包括商场文化、市井文化在内的平民文化……”{21}，而以市井文化与平民文化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其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回归个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官场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对视与互补，所以高阳笔下的人物遍布宫宇市井，人间画卷的烟火气息跃然纸上，其作品充斥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文化气息，与其敏锐的历史手笔相辅相成助其作品大放异彩。
此外，民间叙事也为小说创作本身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参照。精英叙事与政治叙事都隐匿着前视野，最终主题落脚于作家自身所预设的立场，而民间叙事并非预设某种固定立场，而是以民间百态的真实性为立场，具备反精英反霸权反政治叙事的优势，为小说自身内在的真实性与民间美感提供了扎实根基。华文文学中的不少作家都因民间叙事的大胆尝试而为其作品增加了厚度，比如江少川先生在《海外湖北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地图》中对荆楚叙事的美学提炼：“倔强、叛逆的楚人形象、瑰奇的艺术想象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文学形式和语言与楚文化的关系等。”{22}荆楚叙事带有楚地浓郁的巫觋美学，而巫觋文化本身就植根于民间，故荆楚叙事可以看作民间叙事的地方载体，民间叙事为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参照，在审美创造上为华文文学抹上了浓郁的民间泥土香。
民间话语能否成为华文文学的并基石，仍需我们以“向下看”“向外看”的根性视角与跨界视角来审视。《概论》在坚持以学科话语呈现华文文学肌理的同时，也以民间文化的对话机制、调和功能与审美参照来辅以印证与参照，或许是对华文文学自身的内部激活。
三、双语建构进行时：华文文学学科
双“话语”的间性反思
华文文学的学科建构在坚守学科话语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民间话语对于学科本身的重要意义。而当下的华文文学研究还没有以跨学科的眼光将其与民间文学建立联系，本文仅以话语入手，在肯定华文文学学科话语建设的同时提出民间话语的并基石意义，“双语”思考源自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实践，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的间性反思。间性理论从关系视域着手，视事物间的关系为相互联结的整体过程或过程整体。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体现在动态的交流与互释过程中，如何充分挖掘华文文学的学科魅力，民间话語是对本学科的再次激活。民间话语是否能成为学科话语还仍处于讨论之中，笔者仅以《概论》为引，辅以学术史及接受史参照，对《概论》在学科话语建构上的锋芒勇于开刃，同时也以间性视域反思《概论》所存在的不足。
（一）《概论》在学科话语建构与学科发展上的贡献
一是对华文文学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的研判评说建立在丰裕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冯友兰在《论分析命题》中曾指出先秦名家“必能辨，然后能辩”{23}，指的是只有具备高超的辨别与鉴别功力，才能达到与别人辩论的水平。换言之，先生此著也经历了众多材料的筛选与整合，所以在话语体系、学科品格与文学地图的论断上扎实可靠，达到了辩说水准。
二是对华文文学世界版图的划分采用文学地图学的方式，遵从空间逻辑、历史逻辑与研究实践。六大板块的地图划分有着清晰的疆域意识，在空间划分的基础上对每一板块的学科历史予以概述，遵从学术史的研究实践。
三是对华文作家及作品的概述力避铅华，在简洁干练中体现批评锐气与独作连贯的话语体系。先生用语洁净峻拔，没有长篇累牍的印象批评，在编撰《世界华文文学年鉴》基础上对不同文体下的作家作品都有言简意赅的评述。同时，独作一贯到底，彰显完整连贯的话语风格，解决了集体编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隔层”问题。
四是力圖以“学科”入镜，建构新的理论框架与成书体系，彰显了史学家深厚的学术积累水准与学科贡献者的先驱精神。《概论》主要分为两大板块：“理论建构”与“名家名作”，“理论建构”板块着眼于学科概念、发展史与体系建立，“名家名作”板块一改以时间与国别为编订方式的习惯，按文体划分为小说、诗歌、散文与文学批评四类，对于华文文学的学科化建设而言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先生必将上下而求索。
（二）《概论》所存在的不足
一是作家群着墨不匀，集中于台港澳作家群，新移民作家群存在感不强。《概论》集中于台港澳作家群的评述，对于新移民作家群着墨不多，而新移民文学对华文文学至关重要，相应在学科建构的整体参照上略显缺失。想必这与先生主要跟进台港澳研究的学术历史有关，更多也因独著工程浩大而无法顾全。
二是文学版图的区域划分存在缺漏。世界华文文学地图的六大板块不能囊括华文文学的分布足迹，比如北美华文文学外是否存在南美华文文学？先生或许采取接受史的角度划定边界，故没有对华文文学的世界地图予以完整呈现。
三是跨界对话没有完整贯彻。先生对华文文学学科发展前景的重要思考，在于以跨界视域予以参照，比如汉学家、美国华裔文学等，但在《概论》中没有予以详实的研究呈现，也为后辈在学科建设的浩大工程上留下了重要任务。
以古远清先生为代表的华文文学先锋者依旧奋斗在文学研究的前线，扫除学科危机论的精神动力指引着先生研而不休的学术丰绩，“井喷”并非是先生送给自己或学界的八十华诞贺礼，而是先生学术生涯的“变奏”，在更高更远的山峰与航线上吹响前进的奏曲。以《概论》着手管窥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我们也要不断奋斗、造血与创新，民间话语亦是从学科建设角度所提出的话语体系，并非为了创新而巧立名目，而是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学规律，即来源于作家与作品中的根性意识，这种根性意识为漂泊、流散中的华文文学提供了落地生根的扎实根基，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华文文学学科实现造血激活。
① 陈映真语，出自吴思敬：《古远清这位独行侠》，《名作欣赏》2020年第5期。
② 黄维樑语，出自黄维樑：《古远清：修史健力士（Guinness）》，《华文文学评论（第七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9页。
③ 《华文文学》2012年第1期。
④ 陈思和：《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思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⑤⑥⑦⑧⑩{16}{21} 古远清：《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第12页，第12页，第8页，第76页，第74-75页，第105页。
⑨ 林语堂：《信仰之旅》，胡簪云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1}{13} 徐榛：《以疼痛的方式揭开人性的面纱——谈张翎的“生命力”三部曲》，《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12} 蔡晓惠：《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8页。
{14} 江少川：《哈金的〈等待〉：人性的透视与现实的重量》，《文学教育》2018年第8期。
{15} 白先勇：《游园惊梦》，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17} 欧阳子：《谪仙记》序，白先勇：《台北人》，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18} 林幸谦：《白先勇小说的文化语境与历史书写》，《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
{19} 程爱民：《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20} 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页。
{22} 江少川：《海外湖北籍华文作家的文学地图》，《世界文学评论》2019年第15辑，第120页。
{23} 冯友兰：《论分析命题》，选自冯友兰：《新知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Discipline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the Bilingual Construction of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Ding Meng
Abstract：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is a powerful work that Mr Gu Yuanqing offers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t eighty. In the inquiry whether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can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book is an attempt to give it a name by raising a flag in its establishment as one. Focusing on discipline paradig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ut in via discipline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by explicating this book's bilingual construct. Discipline discourse sums up the object for disciplinary research， core studies and research value， explicating the disciplinary discourse with the three key terms of boundary defining， focused identification and value assessment. At the same time， folk discourse， based on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under the boundary-crossing vision， is devoted to providing multi-dimensional experience rooted in the folk and roots-identifi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for the dispersed， drifting and moving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with its texture that can be explicated in terms of dialogue mechanism， function of reconciliation and aesthetic reference. The paper ends with comments on the contribution by the book to discipline discourse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ts deficiencies.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into its bilingual construction， it is hoped that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can seek revitalization with new blood in appropriate boundary-crossing and return to the native land.
Keywords：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discipline discourse， folk discourse， bilingual，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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