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澳门文学;华文文学;葡语文学;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091-13
一、澳门文学的缘起
澳门的华语文学创作始于明代中期，迁客骚人造访此地，面对独特风情不免触景生情，吟诗作赋，留下不少诗章。明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因上书弹劾大学士申时行而被贬官为广东徐闻典吏，赴任路上，他先到广州，迂道游览了罗浮山，次年赴任途中特意迂道香山县（今中山市），并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汤显祖之所以要去澳门，一是被好奇心驱使，二是他身患疟疾，欲到澳门向贾胡求购灵药。澳门所见令他眼界大开，他还通过“通事”（译者）了解葡人在澳门定居澳门的情况，先后写下《香岙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等诗篇。《香岙逢胡贾》云：“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描写所见居澳葡人的情景，他们不事农桑，乘巨帆远道而来，从事海上贸易;他们衣着华丽，佩戴珠玉，全身的珠光宝气与星光月色相映成辉。另有《听香山译者》其二曰：“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装。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所写葡萄牙少女貌美如花，遍体生香，美如新月，口吐芬芳。澳门之行令汤显祖印象深刻，在《牡丹亭》一剧中也不忘提及澳门。汤显祖的诗文成为直接反映明万历年间澳门历史及社会生活的生动史料。汤显祖或许是第一个以诗歌来状写澳门异域情调的文学家，其诗篇也被视为“澳门的诗词史或文学史开卷之篇章”。
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存在，澳门文学应是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具有使用多语种写作的特点，因此葡语文学是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鉴于此，澳门文学的起始点也应提前几十年。据葡国文史专家考证，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贾梅士（Luis de Cam？觛es）曾于1556年从印度辗转抵达澳门，他的命运和汤显祖有相似之处，均怀才不遇，一生颠簸。他桀骜不驯，因在印度讥讽总督被迫来到澳门，担任一个卑微的官职，并在白鸽巢的石洞里写下了不朽史诗《葡国魂》的部分章节。这部融合了人文主义、骑士冒险精神以及殖民扩张热情的长篇史诗，歌唱了以达·迦马为代表的葡萄牙人肩负发现新大陆的宗教使命，如何战胜重重障碍而最后抵达东方的辉煌业绩。史诗对中国有所涉及，但并未出现任何描写澳门的文字，令人怀疑贾梅士是否真正到过澳门。尽管缺乏历史根据，但并不妨碍这一传说已成为文化符号，他的栖居之地也被命名为贾梅士公园。1570年，贾梅士得以回到里斯本。1572年他在里斯本发表《葡国魂》，虽得到国王的奖赏，但这并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他穷途潦倒，1578年在里斯本逝世。歷史的事实和难以确认的传说混杂糅合，让中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与澳门结缘，30多年的时间差并没有让他们在澳门相遇，但他们所留存的文字是否可以成为澳门中葡文学的起始点呢？
二、作为多元定义的澳门文学
生活在澳门最主要的三个族群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尽管葡萄牙管治澳门逾400年，形成中葡文化互容共处的情形，但文化的主体依旧是中国文化，葡语虽是官方语言，但从未普及至普罗大众，葡萄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成为主导文化，但仅仅局限于精英和行政管理层面，始终未能统驭中国文化。刘登翰把这种“共处”的文化生态比喻为一种‘鸡尾酒’现象：“从表面上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样因不同品种的相互勾兑而色彩斑斓;但深入细察，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对立，又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而不互相混合或化合。”①长期以来，澳门的华人以冷漠，甚至排斥的态度对待葡萄牙文化，他们很少关注遥远的葡萄牙所发生的一切，对同居一城的葡人也是漠然处之，因此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述屈指可数。与之相反，许多来到或没有来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常常把澳门当作异托邦的载体，或者对充满异国情调的澳门产生了兴趣，留下不少以澳门和中国为主题或背景的文本。尽管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时常在这些文本中流露，但也不乏倾慕中国文化或从人道主义角度关心中国人命运的作品。此外，也有来自其它国家、在澳门逗留或长期居住的作家。总而言之，澳门作家是一个混合的群体，既包括土生土长的本地作家，也有来自内地、葡萄牙和其他等国家的作家，他们使用的语言可以是中文、葡语，也可能是土生葡语（patúa）、英文或者其他语言。
既然澳门作家是一个多元混合的群体，那么就涉及到如何定义“澳门文学”的概念。长期以来，如何界定澳门文学存有争议。“澳门文学的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树干延伸出来的”，这样的观点基本上否定了澳门文学的多元性。1984年诗人韩牧在“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指涉的也是以汉语为写作语言的华语文学。朱寿桐从汉语新文学角度考察澳门文学，认为“汉语新文学的视野对于包括澳门在内的任何华人地区的任何文学写作者而言都无法回避，更无法否认。人们可以忘却甚至否定传统文言写作的条规与章法，但无法逃脱用白话进行新文学写作或欣赏的宿命与习惯;人们可以超越诸如中国当代文学等政治、国别文学概念的纷扰，但无法脱离汉语文学这样的语言规约”②。这样的观点更倾向把澳门文学纳入汉语新文学的概念之中。
20世纪90年代，郑炜明就提出了划分澳门文学的两个标准，它们是：“一，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在澳门写作的作品为准;二，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的或者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而且，澳门文学应向所有语文开放，包括葡文、英文、西班牙文的等等。”③也有其他学者持有类似开放的态度，认为澳门文学应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即（1）中西文学中与澳门有关的创作。中国从明代开始即有许多文人到过澳门，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澳门形象”，著名的有汤显祖、魏源、康有为、丘逢甲等。西方文人到过澳门的则有贾梅士、庇山耶（Camilo Pessanha）、奥登等人。（2）澳门本土的汉语文学，包括从内地和东南亚等地区移居澳门的华人所创作的作品。（3）澳门土生葡人葡文文学。④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界定虽然包容，但显得过于宽泛，试想如果“中西文学中与澳门有关的创作”或者“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都被纳入澳门文学，那么澳门文学的范畴似乎太大。例如，是否把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奥登以写澳门的诗作、奥斯汀·科蒂斯（Austin Coates）的《背信弃义的城市》或者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都纳入澳门文学呢？其实，它们应该算作“关于澳门的文学”，而不应属于“澳门文学”⑤。“澳门文学”作为区域性文学，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它无法脱离其两个母体文学——葡萄牙文学和中国文学而孤立存在。当然，澳门文学是开放的，不管是作者是什么国籍，使用什么语言，只要有居于澳门的经历并对澳门投入了足够的写作热情，他们的创作都应该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但不宜过于泛化而超越了区域性文学的范畴。许多葡萄牙作家并未来过澳门或没有在澳门居住过，却以澳门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它们只能属于“关于澳门的文学”，而不属于澳门文学，就像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不属于中国文学，而是关于中国的文学，尽管她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作品的题材也以中国为背景。因此，在定义“澳门文学”时，我们应厘清“澳门文学”和“关于澳门的文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过于宽松，澳门文学就是变成过大的口袋，容纳了很多本不属于它的东西;而过于收紧，例如忽视以汉语以外的语言写作的作品，无疑失之偏颇，显得心胸狭窄，例如大部分中国学者都认同把土生葡人文学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但很少提及来自葡萄牙并在澳门居住、使用葡语写作的作家，这种态度缺少包容性，也让“澳门文学”失色不少。
澳门文学虽然是地区文学，但是它不同于北京文学、安徽文学或者广东文学，这些地方文学，一般不涉及其它族群或者其它语言，因此界定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澳门文学与它们不同，一方面它从属于两个母系文学，另一方面又摇曳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因此，澳门作家的身份也具有多重性，一个使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不同点的场合既可以称为“澳门作家”，也可以称为“中国作家”（即使他加入了葡籍，澳门不少华人持有葡萄牙护照），或者“华语作家”，反之，一个在澳门生活并使用葡语写作的作家也具有这种多重性，既是“澳门作家”，也可以是“葡萄牙作家”。
早在1827年，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无论怎样来解释它，事实是自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了，不可能仅仅在自身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来界定和发展。针对中国学者对澳门文学的论点，曾在澳门长期工作的葡萄牙学者林宝娜（Ana Paula Laborinho）在1992年指出：“以澳门文学这一概念研究是过分冒险的，且在反应上更显不足，不仅其数据总汇编尚未拟定，其特征亦未被识别。⑥”她其实是在提醒，“澳门文学”的界定应该在宏观的考虑并充分了解其特征的情况下做出。2009年张剑桦也强调在界定“澳门文学”涵义时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甚至认为“在现阶段，澳门文学的资源还有待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开发，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和本土性还需要加强，对‘澳门文学’涵义过早地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是不符合学术程序的”⑦。
毋庸置疑，占澳门文化主导地位的中华文化是澳门文学的“源头”，但我们不能无视葡萄牙文化是它的另一个“源头”，即使是土生葡人文学，虽然部分作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所反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均源自葡萄牙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
因此，“澳门文学”的概念应具有更包容的内涵、更鲜明的特点，华人文学、土生葡人文学和葡人文学三者并存（同时不排斥在澳门以其它语言写作的作家），构成了澳门繁花似锦的文学花园。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澳门华语文学和葡语文学是互相错过的文学，中葡文化从未达到深入交流的层面，尽管用葡文和中文写作的澳门作家都常常以澳门为文学主题，也有相互对望的瞬间，但两者之间鲜有深刻的对话与沟通，基本上是自成一统，各自发展。如饶芃子、费勇所言：“自16世纪开始，在澳门这个狭小空间之中就出现了中葡两国文学家书写澳门的诗篇，它们互不相关、各自发展，这些文学家之间未见有很直接的交流与吸納。尽管葡萄牙人入踞、管治的时间很长，澳门本土汉语文学秉承的依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种‘互相错过’的文学现象，成为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风景”⑧。两种文化井水不犯河水，沿着各自的河床向前流淌，并没有找到交汇的入海口，从而互相补充，彼此壮大，以获得更辽阔的共同生长的空间。当贾梅士在白鸽巢山的石洞里苦思冥想写作史诗《葡国魂》，汤显祖稍后也造访澳门，在他的诗歌中记载了他在“香岙逢贾胡”的新奇印象，两位伟大的作家先后来到澳门的时间仅相差几十年，机缘不巧，历史未能让他们在澳门相遇，但如果相遇又能怎样呢？在其后的漫长的时空中，中葡文人雅士在这个狭小的空间有过无数次的相遇，除了惊鸿一瞥的好奇目光，更多的是擦肩而过，并没有共同谱写出交汇的篇章，即使时至今日，这种“交错”的缺憾也未得到弥补。
三、“过客”的吟唱
明末清初，澳门诗词昌盛，不少效忠明朝的人士，如吴历、徐缄、李绥祺、陈恭尹、释大删、屈大均、释大山等纷纷来到澳门，留有不少描述澳门风物或寄托情怀之作。吴历，清初著名画家、为“清初六大家”之一，亦精于诗文，晚年改奉天主教，赴澳门学习天主教义，受洗礼并加入耶稣会，有《墨井诗存》《三巴集》等存世，其中《三巴集》乃在澳门所写，除以澳门为歌咏对象之外，也描写他学习天主教义的过程和心得，比如这首描写了华洋教士同窗共读，但因语言障碍而难以沟通，情景颇为生动有趣：“灯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观更难穷。”吴历曾计划自澳门赴欧洲，因故未果，后回内地传教，卒于上海。
岭南诗坛大家屈大均也多次造访澳门，对圣保禄教堂、天主教法规、葡人生活习俗以及“奇技淫巧”的西洋物品有较为前面的描述。著有《广东新语》卷二之《澳门》专文，其它各卷有关澳门及西洋夷人条目约二十条，《翁山诗外》有以澳门为题的诗六首，对澳门的记录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超过前人，《澳门》其中一首云：“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对国力衰颓的担忧已显见笔端。
其他宦游至澳门或者流寓澳门的文人雅士，如印光任、张汝霖、袁枚、汪后来等，均有澳门诗篇留存于世。道光年间，魏源为编写《海国图志》搜集数据，来到澳门并作较长时间的停留，期间详细考察澳门历史，与葡国官员会面，写有长篇诗歌《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表现出一个中国文人对西洋音乐的感觉和理解，并由此产生“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之感。
清末年间，维新变法的主将康有为、台湾抗日名将丘逢甲也到过澳门。1897年康氏在澳门创办《新知报》，写有《濠镜观马戏》一诗。丘逢甲有《澳门杂事》15首等，诗中抒发爱国情怀，对澳门赌博现象也有反映。实业家郑观应不仅造访澳门，还在此购置房产，留有澳门诗3首。
清末民初，前清遗民相继来澳，加之后来军阀混战，来澳避居者大增，其中不少名士、学者和艺术家，如王兆镛、高剑父、章士钊、黄节乃、陈蝶衣等人，根据郑炜明的研究，来自军政界名人、词人、诗人、学者写有澳门作品的，大约有160-170人。部分人自此定居澳门，作品在思想、感情和内容上也有别于昔日文人的过客心理，如王兆镛，晚岁蛰居澳门20余年，著有《澳门杂诗》《微尚斋集文》等诗文集。
综上所述，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澳门的华文文学大都以古典诗词为表现形式。每当政治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澳门成为不少文人名士的避居之所，他们吟唱澳门风光，见物伤情，感慨身世，尽管诗词功底深厚，情真意切，然而“他们都是澳门的‘过客’，从各个不同的文化身份出发，在诗作中对澳门文学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作种种艺术的投射，而不是从澳门文化的土壤上孕育出来的”⑨，这是外来“植入”而非“根生”的文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很少对澳门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诘问，正如青年学者龙扬志所言：“尽管经历了异族管治漫长而坎坷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门默默扮演着实现中西贸易的‘中转站’角色，即便后来也流传着形诸野史、稗史、正史关于文化交汇的传说与记载，无外乎公务官吏、冒险公子、落难文人的人生际遇，不论是交往酬唱还是个人牢骚基本上都局限在个人经验世界里，而澳门作为一块殖民地以及栖居于此的华人与葡人的独特文化心理境况，始终未形成具有社会学、历史学或人类学、政治学意义的书写气候。”⑩他们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但不及闻一多于1925年创作的那首《七子之歌》来得更震撼人心，虽然他从未踏足过澳门。
澳门的根生文学始于20世纪初期创办的“雪社”，创办者为梁彦明、冯秋雪、冯印雪、周佩贤等人，主要活动为文人雅集，吟诗作赋作，其中不乏反抗守旧传统、哀叹国事衰败之作。“雪社”的活动一直持续至40年代，标志着澳门古体诗词创作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澳门华语新文学活动开始起步，澳门的中文报刊开始登载一些作家如陈霞子、何曼公、黄蕴玉的连载小说，还出现了文学刊物《小齿轮》和《艺峰》，发表华语新诗和其它形式的文学作品，作者有德亢、蔚荫、魏奉盘、飘零客等人，内容主要是歌颂抗日英雄，反对日本侵略者。蔚荫的《在街上》为介入社会的长诗，批评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对国家民族存亡攸关的时代背景来说，具有深刻意义。抗日战争期间，不少进步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于逢、华嘉等或路过澳门，或短暂居住，这些人对澳门本土文化教育界人士追求进步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澳门新文学的发展。
四、华语文学的嬗变
自20世纪60年代，澳门华语新文学开始逐步活跃，文艺杂志《红豆》《澳门日报·新园地》等文学副刊相继创办，吸引和凝聚了一些作者，对本地文学的哺育和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红豆》于1963年5月创刊，1964年7月停刊，这是一本手写油印的文艺月刊，合共出版了14期，由蔚子、许钖英、李艳芳等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参与创办，内容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特写、短剧、专题特写、漫画等，其宗旨如发刊词所言，“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如实地反映我们周围的生活，尤其是我们青年人的思想生活”{11}。虽然出版的时间跨度不长，但对本地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从文化意义上来说，《红豆》代表着澳门出现了一批关心澳门本土文学创作的文化人，他们对澳门有切近的体验，在本土经验的积累下，题材上有所开拓亦渐渐多变，并不单纯是中国式的，还有些许澳门地方色彩”{12}。1958年《澳门日报》创刊，不久开辟文艺副刊《新园地》，至今不缀，已成为澳门作者重要的笔耕和发表园地，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定期撰稿的专栏文章短小精悍，题材多样，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其中的大部分作者已构成澳门华语文学的主要写作群体。
20世纪70年代，内地山河一片红，澳门文学亦受到影响，不少作品充满强烈的政治意识，但相对自由的环境也让鲁茂、余君慧、汪浩瀚、江思扬等这样的作家得以出现，鲁茂、余君慧在报纸副刊连载小说，题材多取自日常生活，书写人生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而汪浩瀚、江思扬的诗歌则注重个人经验的体验和抒写，他们的写作有别于当时内地的“高大全”的文学主张。华玲40年代初曾在上海创办《文艺》杂志并活跃于上海文坛，他40年代末隐居澳门，此时期也活跃起来，再次拾笔创作诗歌。
自80年代开始，澳门文学迎来繁荣时期。1983年《澳门日报》增设纯文学副刊《镜海》，每周出版一次，刊有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和评论，作者既有本地作者，也有的来自内地和港澳，对澳门文学的长期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它不仅为当时澳门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也让整个社会开始认识并认同澳门文学的存在价值。1984年3月《澳门日报》主办“港澳作家座谈会”，诗人韩牧发表讲话，呼吁澳门人应该建立“澳门文学形象”，这是一个渴望確立自我和文学自觉的声音，对澳门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987年澳门笔会正式成立，把澳门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聚集在一起;1986年《澳门笔汇》创办，这是一本纯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1989年，五月诗社成立，初期会员有30多人，集中了澳门当时最优秀的诗人;1990年《澳门现代诗刊》创办，成为首个现代诗的发表园地，其创刊词充满现代意识和摒弃传统观念的反叛精神：“……许多人已经从温情脉脉的中世纪田园牧歌的慢板老调中醒悟过来，把束缚语感的格律韵脚狠狠地扔回给只懂子曰诗云的老祖宗，破除一切新旧八股的陈腔滥调和传统因袭的应酬老套，竭尽全力地自我突破古典文化的思维定式和传统观念的审美惯性，挺身而出大胆响应当今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和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责无旁贷地为建立澳门文学的现代形象而讴歌呐喊。”
这一切都为澳门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对澳门文学繁荣的缘由，江少川在《台港澳文学论稿》中这样解释：“一是作家队伍的壮大，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二是涌现一批高质素的写作团体;三是报业和出版业的迅速发展，文学阵地的扩大;四是走出澳门半岛，架设澳门与外界的文学桥梁。”{13}此外，外来输入的文化观念和创作手法对澳门文学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们刺激着澳门文学的转变，唤醒了澳门作家创作的主体自觉意识。
五、诗歌的繁荣
文学繁荣的景象中，最为亮丽的是诗歌，已有堪与内地、港澳诗人相提并论和直接对话的实力。老中青三代诗人互相辉映，各具风骚，引人注目。韩牧出生于澳门，后移居香港，但常往来于港澳两地，他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和历史意识，其诗集《伶仃洋》《待放的古莲花——韩牧澳门诗歌选》既有对“澳门经验”的记忆和所寄托的情感，也有对澳门历史进行的深刻思索，触摸到了澳门历史中精神和肉体的伤痕。陶里为澳门现代新诗的重要推手，来澳定居前曾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香港生活，现已移居加拿大。他大力提倡现代诗的艺术创作，辗转多地的生活经验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多元的内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诗歌理论的构建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有助于对本地诗人的启蒙和引導。他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派诗歌技巧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诗风酣畅深邃，个性明显，意象新奇，呈现出“现代诗具有语言的无序性，事物的变形性，意象的反常性和题旨的含糊”{14}，这些特征从“有人在街头叫卖自己撕裂伤口的痛苦（《风在澳凼大桥上》）”、“你从汉赋的最后一个句号走来/在烟雨繁华的边缘小立（《烟雨》）”、“雨果从来都比屈子幸运百倍/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没有/流落异国的凄楚经验”（《乱章》）的诗句中可窥见一斑。他的代表作之一《过澳门历史档案馆》则脱离反殖民的视角，站在更开阔的历史空间里追溯远古，审视当下，在传统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抒发积蓄心中的怅惘和落寞。当诗人走过历史档案馆，历史的海浪便迎面打来：“古代滚滚而来”、“穿黑衣的老祖母坐上”、“爱新觉罗的轿子远去”，他在蒙太奇式的追忆中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海风“吹醒这一城文明”。陶里著作甚丰，著有诗集《紫凤书》《蹒跚》《马交石》、诗歌评论集《逆声击节集》《让时间变成固体》以及散文集和小说集等。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对陶里的诗歌评价甚高，他在为陶里的《蹒跚》撰写的序言中写道：“在这本诗集里，他由于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术的引进和发挥，把《紫风书》那些传统命题更有效地向着深层推衍。他这个时期的诗作立志于展现繁复多彩的生命图景。对于生存状态的把握不是表层的，他更注重于涉及自身的心理、情感、文化因素的展示。”
汪浩翰、江思扬、胡晓风、云惟利、胡晓风等诗人古典文学修养深厚，他们倾向继承“五四”以来新诗传统，语言含蓄飘逸，意境蕴涵深远，追求音乐性。江思扬已出版的诗集《向晚的感觉》章法严谨，形式整饬，富于乐感。汪浩瀚的诗歌承接新诗传统，讲究结构和意境的经营，语言明丽清朗，荡漾着唐宋余韵。国内移民诗人也形成了澳门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从异地来到澳门，两地浑然不同的生活感受酝酿着他们写作欲望，他们选择了诗歌作为情感喷发的出口，高戈、流星子、淘空了等人受朦胧诗派的影响，诗作大多以个人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以现代派的姿态抒发在澳门的生存际遇，凸现人的主体对生存意义的追问。除陶里之外，高戈（黄晓峰）是另一位澳门新诗的积极推动者，他编选的《神往——澳门现代抒情诗选》198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向内地展示了澳门现代诗歌创作的成果，受到高度认可。淘空了善于在纷繁意象中运用迭加的手法捕捉美的张力，具有意象新奇、富于跳跃性以及语言无序等特点，常常创造出新颖奇崛的境界：“好多霓灯闪烁语言/哑寂的追逼折断了几多埋怨枝/随着黑夜美丽诱惑/我沿着自我转轴拼命滚到天晓/这时怯怯仰头窥视/太阳和月亮都冻成两颗泪珠”（《询问》）。流星子已出版诗集《落叶的季节》《生命剧场》以及评论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他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并用现代派的技巧加以表现，语言虽然浅白，但意蕴丰盈。苇鸣1958年出生于上海，后移居澳门，他是这一时期活最为活跃的诗人之一，也是用功甚勤的澳门文学的研究者;他着有《澳门新诗史略》《澳门文学史》及多篇介绍澳门诗歌的文章，对澳门诗歌的鼓吹不遗余力，他也是对澳门年轻诗人产生巨大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常以敏锐的目光揭示现代文明中的畸形现象，并予以讥讽。他也是诗歌文体大胆的探索者和实验者，他的尝试拓展了诗体的领域，给人以新颖之感，这在他的诗集《黑色的沙与等待》《学门外无血的思考》《无心眼集》《传说》中都有所表现。本土诗人懿灵1999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流动岛》，颇受好评。她的诗凸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对澳门人的身份、殖民主义管治以及澳门的政治现实都有自己深入的思考;她的诗歌往往以一种反讽的语调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具有思考性和实验性的特点。此外，吴国昌、凌钝、凌楚枫、梯亚、王和、齐思等也都是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诗人。
1993年，澳门五月诗社出版了《镜海妙思》，收集了谢小冰、冯倾城、林玉凤、郭颂扬和黄文辉五位年轻诗人的作品，被视为澳门诗歌“新生代”的他们，给澳门诗坛吹入一阵清爽之风。他们在自己青春的季节中触摸生命的脉动，对社会、人生和情感抒写自己的感怀和思想，诗歌包含纯真、真诚和渐趋成熟的心智。黄文辉的《岁月》一诗仅有短短两句，却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时间之刃的锋利：剃刀还是锋利无比/胡子却早已生锈”。而林玉凤的诗歌既有爱情带来的缠绵与感伤，也有对现实锋利的切入，呈现出高度敏感的女性意识、深切的生命体验以及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她的作品是澳门诗歌一道亮丽的风景。谢小冰善写都市环境中现代人的生命体验，于飘逸的想象和妙思中闪现独有的体悟和思维。冯倾城自幼受古典诗词熏陶，又受台湾现代诗和内地朦胧诗的影响，诗歌写得凝练唯美，韵味隽永。郭颂阳的诗歌关注社会问题，不事雕琢和堆砌，但注重意象的营造与交迭，颇有自己的语言特点。
回归以后，澳门诗坛稍显沉寂，《澳门现代诗刊》停办，五月诗社也名存实亡，诗人之中有的移民它乡，有的创造力减弱，也有的逐渐退隐诗坛，面对历史揭开的崭新的一页，如何表现新时代的风貌，是澳门诗人们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令人欣慰的是，沉寂中也涌现出很多更年轻的诗人，如贺绫声、凌古、袁绍珊、吕志鹏、卢杰桦、陆奥雷、邢悦、沈慕文等人，他们起点不俗，充满朝气，且勇于尝试，在诗歌创造中秉持自己的写作理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们都曾在澳门及内地的诗歌比赛中获奖，他们的诗歌为澳门诗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他们已经成为澳门诗坛的中坚力量。其中袁绍珊表现得十分突出，她在澳门、内地和台湾多次获得诗歌奖项，是澳门知名度最高的青年诗人。作为80后诗人，袁绍珊有敏锐的观察，细腻的感受，悲悯的情怀，加之得益于在国内外求学游走经历的宽广视野，因此她的诗歌跳出了“小我”的书写，于多元文化的行走中洞察世界和人性，具有高远的格局。
20世纪80年代，旧体诗词在澳门诗歌创作中依旧占有重要地位，它与新诗形成双水分流的态势。较具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有马万祺的《马万祺诗词选》，佟立章的《晚晴楼诗》，梁披云的《雪庐诗稿》，冯刚毅的《天涯诗草》《镜海吟》《望洋兴叹集》《冯刚毅诗词选》，谭任杰的《听雨楼诗词》，程祥徽的《程远诗词初编》《程远诗词二编》，陈颂声的《星月诗踪》等。1992年出版的《澳门当代诗词选》，辑录马万祺、梁雪予、佟立章、冯刚毅、黄坤尧、谭任杰等当代40多位名家的700多首诗词作品，可谓洋洋大观。澳门旧体诗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是澳门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枝奇葩。
值得提及的是，曾在澳门大学英文系任教多年的澳洲诗人客远文（Kit Kellen）鼓励大学生进行诗歌创作，并与他们携手成立澳门故事协会，推动了澳门文学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澳门故事协会已出版数十种中、英文原创诗歌作品，翻译了数十位内地、澳门以及其它国家诗人的诗歌选集，培养了一批像黄珏、谭晓汶、樊星、黄励莹、刘钰馨、韩丽丽、宋子江等用中、英文写作的作者。
六、华语散文、小说和戏剧
散文是澳门文学中最活跃的文体，写作群体也最为庞大，澳门重要的中文报纸如《澳门日报》《华侨报》均设有副刊，为投稿的散文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发表园地，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作者多达数十人。澳门散文大多小巧灵动，题材广泛，种类繁多，有杂文、随笔、速写、游记、杂感、短评、笔记等，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涉及社会现象、饮食男女、人間百态、旅游观感、阅读笔记等，语言通俗，可读性强，甚至不避方言俗语，以增添地方色彩，但也不乏起笔匆忙，浮光掠影，欠缺精深厚重之弊端。
相比其他文体，散文的出版也比较活跃，80-90年代出版有陶里的《静寂的延续》，叶贵宝、苇鸣、黎绮华合著的《三弦》，李鹏翥的《澳门古今》，鲁茂的《望洋小品》，冼为铿的《谈文字说古今一集》、林蕙、沈尚青、林中英、丁璐、梦子、玉文、懿灵、沙蒙合著的《七星集》、凌棱的《友情天地》，林中英的《人生大笑能几回》，吴志良的《葡萄牙印象》，阿三的《澳人澳事》，凌钝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徐敏的《镜海情怀》，唐思《澳门风物志》，少年作者沈雨桐、凌云、小Q、含真合著的《小豆芽》等。1996年9月，由林中英主编、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澳门散文选》问世，共收入50多位澳门作家的114篇散文作品，从作者年龄来看涵盖了老中青三代。
自回归之年，散文的创作和出版更加朝气蓬勃，千姿百态，澳门和内地相继出版了李鹏翥的《濠江文谭》《磨盘拾翠》，林玉凤的《一个人影，一把声音》、凌棱的《爱在红尘》、林中英的《自己的屋子》、穆欣欣的《戏笔天地间》、丁楠的《次等聪明》等。此外，谷雨、水月、冯倾城、未艾、谭健锹、王祯宝、袁绍珊、李展鹏、凌古也都是活跃的报刊专栏作者，他们已经成为澳门散文写作的生力军。
根据郑炜明的研究，澳门本土的华文小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文学杂志《小齿轮》的创刊号刊有鲁衡的小说《煤》，其后相继有小说在《艺锋》杂志上发表。本土作家余君慧50年代起活跃于香港文坛，发表了不少短篇和微型小说，内容基本上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侧面，情节浪漫，语言幽默。从60年代开始，鲁茂和周桐在香港和澳门报刊发表长篇连载小说。70年代张静以澳门炮竹工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木春》问世，此外从澳门走出来的香港小说作者谢雨凝、梁荔玲也略为人知。
至80-90年代，澳门华语小说创作渐有气象，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像林中英的《爱心树》《重生》《云和月》，周桐的《错爱》《香农星传奇》，鲁茂的《白狼》，余君慧的《快活楼》，胡根的《东方酒店的洗手间》等，而从外地移居澳门的作家陶里、廖子馨等人也壮大了澳门小说作者的队伍。
周桐是多产作家。从创作伊始已发表10多部长篇小说，其突出的作品是《错爱》，它写的是现代都市男女常见的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虽然没有摆脱言情小说的套路，但尽量避免一般通俗小说中人物性格类型化的弊病，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使之真实可信。鲁茂是澳门最高产的小说家之一，自50年代开始写作，发表了20多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描写了澳门不同社会阶层的面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丰富多彩，其中长篇小说《白狼》是鲁茂的代表作，作品借土生葡人青年误入歧途的故事来折射澳门社会的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茂“劝人从善”一贯的创作宗旨，小说不仅触及了澳门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且扩展了澳门文学题材的领域。林中英的《爱心树》是儿童短篇小说，作者对儿童心理十分了解，用细腻的文笔描写了儿童世界的事物，颇具教育意义。《云和月》由12篇短篇小说，大多以女性的角度，聚焦都市的男女恋爱、婚姻、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生存世相，呈现出理性的审视和人文的关怀。陶里除以诗歌闻名之外，在小说创作上也多有实践，其小说《百慕她的诱惑》吸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等写作技巧，以荒诞的手法来营造现实的荒诞。此外，钟伟民、沙蒙等人也尝试小说手法的创新，写出了各具特色的小说。
与此同时，一批新生代作家也崭露头角，惹人注目，如梯亚、寂然、梁淑琪、廖子馨、周毅如、沙蒙等人，他们对澳门的社会现实有敏锐的触觉，也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他们的作品更加贴近澳门历史和文化多重纠缠的境况，写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寂然是澳门颇具影响的小说家，著有《月黑风高》系列、与林中英合着的《一对一》以及《抚摸》等，其作品大胆借鉴现代派的艺术方法，以新的叙述视角来表现澳门社会生活现实，比如《抚摸》就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文本，它采用意识流、跳跃、留白等技巧来聚焦都市青年男女的欲望，从而揭示了形形色色的人性。廖子馨写于1999年的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虽然篇幅不长，但影响很大，已被译成法文和葡文出版，可谓澳门小说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该小说于2009年拍成电影，由廖子馨担任编剧。作者从一个华人的角度审视土生葡人的生存状态，描述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和尴尬，从鲁茂的《白狼》到这部《奥戈的幻觉世界》，华人作家对土生葡人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值得玩味的。梁淑琪的小说常以爱情为题材，以此来剖析现代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而爱情无疑是触摸和探知人性最为敏感的切入点。
回归以后，一批年轻作家的出现为澳门小说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邓晓炯回顾澳门历史，反思社会的畸形发展，创作了《刺客》《迷魂》《浮城》等小说。吕志鹏有澎湃的创作力，他即是诗人、文学研究者，也是多产的小说作者;他常常跳离繁荣景象之外，关注并讲述盛世之中不同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读后令人深思。作为卓有成绩的剧作家，李宇梁的小说充满想象力和戏剧性，写作手法变化多端，出人意外的故事结局和真相却都在人生的预料之中。太皮是近年来十分突出的小说作者，在《爱比死更冷》《绿毡上的囚徒》《神迹》等小说中，他在往事、现实、记忆、传说交织的时空叙事中往来穿梭，于澳门的语境中讲述澳门人的喜怒哀乐。此外，陆奥雷、初歌今、谭健锹、席地、陈志峰、何贞等也都是颇具实力的小说作者。
戏剧是表演艺术，而剧本属于文学创作，但剧团的兴盛才会对剧本有所需求，才能促使剧本创作的繁荣。针对一座只有50多万人口的小城来说，澳门拥有的剧团数量是相当高的。
海燕剧社成立于1947年，前身为“海燕戏剧服务社”，是澳门最早的剧社。海燕剧除改编其它剧目外，也上演过多部自创剧目，如《末路》《镜花》《他就是这样长大的》《女人心》等。澳门戏剧社成立于1979年，社员多为文员、教师、公务员、工人、学生等戏剧爱好者，其宗旨是服务社会，因此该社演出的多为现实主义剧目，风格轻松温馨。晓角话剧研进社成立于1975年，是澳门最活跃的戏剧团体之一，李宇梁、郑继生、袁惠清、许国权、王智豪都是剧社的中坚分子;他们在戏剧题材开拓和表演形式等方面勇于探索和创新，成绩卓著，迄今已经改编及演出上百出各地名家名作;此外剧社还注重原创剧目，已搬上舞台的剧目有《虚名镇》《来客》《等灵》《男儿当自强》《二月廿九》《我系阿妈》《九个半梦之后……》等。穆欣欣认为“晓角”是澳门戏剧史上的重要一页。晓角剧社的创办人之一李宇梁把剧社自创始期起的艺术道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作品以讲故事为中心，在极有限的舞台条件下，采用较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中期作品以突出的表现形式为主，在戏剧表现手法上求新求变，突破传统以探索新形式。后来成立青苗剧社和文娱剧社也后来居上，不仅搬演过多部名著，在表演形式和题材上也积极探索多样化。
1995年文学杂志《蜉蝣体》出版，收录了澳门剧作家周树利、李宇梁、许国权、卢耀华、李盘志，莫兆忠、余慧敏等人的12部剧本，其中周树利的个人剧本集《简陋剧场剧集》多为粤语短剧，常以劝人为善为主题，演出对象以学生和老人戏为主，剧情通俗易懂，老幼咸宜。
作为一个注重澳门特性的剧作家，李宇梁擅长在庸常的日常生活发现戏剧元素，把人物置社会和情感的冲突中来制造戏剧性，从而折射出人们熟视无睹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其获奖剧目《二月廿九》《请于讯号后留下口讯》《澳门特产》都是这样的作品。许国权也是澳门一位重要的剧作者，他创造的剧本《我系阿妈》聚焦家庭关系，手法虽然夸张荒诞，却尽显悲悯情怀;他也敢于尝试实验形式，《九个半梦之后……》以梦入戏，语言暴力中穿插着插科打诨，貌似荒诞不经，却别有深意。值得一提的还有穆欣欣，精通京剧的她以杀死亚马勒的爱国志士沈志亮为原型，成功创作了京剧剧本《镜海魂》，江苏京剧院在全国各地和澳门演出该剧数十场，大获好评。此外，胡国年、莫兆忠、高焕剑、赵天亮、李盘志、谭淑霞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剧作者{15}。
飞文基是土生葡人话剧团（甜美澳门语话剧团）的核心人物，他身兼導演、编剧和演员，在他的带领下，一些热爱土生葡语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自编自导自演《西洋，好地方！》、《毕哥去西洋》《阿婆要庆祝》《圣诞夜之梦》《见总统》等多种剧目，而且每年几乎都有新剧目上演。虽然他们以几乎消失的土生葡语创作和演出，但这些剧目因极具土生葡人文化的特点，表现的又是他们夹在中葡族群中的生活，加之活泼生动，风趣幽默，因此反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也成为挽救这种语言最有效的方式。
七、不可或缺的葡语文学
自从16世纪中叶葡萄人踏足澳门以来，澳门就成为葡萄牙人想象和书写的对象，许多到过和没有到过澳门的葡萄牙作家留下了大量关于澳门的文字。有的作家在澳门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甚至在澳门度过了余生，最典型的例子是庇山耶，而到过澳门最有名气的葡萄牙作家要算是传奇诗人贾梅士了。在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历史过程中，葡萄牙作家扮演过重要角色，原因是葡萄牙人是最早踏足中国的西方人之一，写下了许多描写中国的文字。其中的一位冒险家是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觔o Mendes Pinto， 1509-1583），他来过澳门，至今还保留着他在1555年从澳门写给果阿耶稣会的书信。在他交织着真实与想象的巨著《周游记》中曾提及澳门，这可能是葡萄牙人最早描写澳门的文字。
18世纪末，葡萄牙著名诗人博卡热（Manuel Bocage， 1765-1805）也曾在澳门暂住。这是一位在具有强烈失意情绪的诗人，对社会也心怀不满，曾因扰乱社会秩序而锒铛入狱;作为一个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抒发对死亡的恐惧，也常以犀利的文字抨击社会弊端。1789年他抵达澳门，作为诗人的自我放逐之地，这里的景物不免蒙上了灰色的心绪，他目睹软弱无力的政府和凋敝的社会景象，以嘲讽的笔触写下数首诗歌，成为了解澳门历史不可多得的文本。
象征主义诗人庇山耶1894年来到澳门，担任过教师、法官和物业登记局的官员，1926年在澳门逝世，葬在西洋坟场。他放浪形骸，沉湎于吸食鸦片，不屑混迹于虚伪的上流社会。他对中国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居高临下地俯视中国，认为中国文学根本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同时他又赞赏汉语和中国诗歌，积极学习中文，并翻译了明朝王守仁等人的《古代悲歌集》。他在澳门创作了他唯一的诗集《滴漏》，被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典范，其中描写澳门内港的《远处的花艇》凄美空灵，东方诗歌的影响隐约可见。
在葡萄牙管治澳门时期，一些在澳门服役的葡萄牙军官是文学的爱好者，也留下许多书写澳门的文字，其中突出的有雅伊梅·多·恩索（Jaime do Inso， 1880-1967）和埃米利奥·德·布鲁诺（Emílio de Bruno， 1871-1954）。前者曾指挥“祖国”号军舰在澳门服役，对中国和澳门产生极大兴趣，著有《东方之路》一书。埃米利奥·德·布鲁诺同样为海军军官，在澳门服役两年，他以澳门为背景创作了一部带有侦探意味的小说——《福隆街事件：殖民地生活的场景》，可谓是澳门文学侦探小说的先河。
以澳门为背景的葡语作品虽然会向中国人的世界投去好奇的目光，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异国情调”的描写上，不过有些作家试图深入探询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比如玛丽娅·昂迪娜·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 1933-2003）。她1961年只身来到澳门，在一家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和葡文，澳门激发了她对中国的兴趣和热情，也给予她写作的灵感。她以澳门的生活经历创作了两部小说集《神州在望》和《澳门夜曲》，对中国的热爱使她感性、优美而略带忧伤的文字始终贯穿着人性的柔情，她不像许多西方作家在描写中国这个“他者”时常常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显示出了一种宽容和同情的心怀，这在讲述中国女性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集《神州在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91年她发表的长篇小说《澳门夜曲》用一种碎语式的叙事风格，感伤地讲述了一个葡萄牙女子热恋着一个中国男子和古老汉字的故事，其中揉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愫。
另一位作家若昂·阿古亚尔（Jo？觔o Aguiar， 1943-2010）虽未在澳门长住过，但为了寻找小说题材多次到访澳门，并以澳门为背景创作了两部小说：《吃珍珠的人》和《烟龙》。两部作品虽然完成的年份相隔数年，但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它们在宏观上探讨的都是中葡两个国家因为澳门的存在而发生的微妙关系。
贾乐安（Rodrigo Leal de Carvalho， 1923-2002）长期在澳门担任法官的公职，直到退休。他对澳门十分了解并充满热情，于是他拿起笔来讲述他熟悉的故事，迄今已发表了《还魂曲》等四部以澳门为题材的小说，人物形象大多是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或者从其它国家逃到澳门避难的外国人。作者笔锋明快犀利，对上流社会中的葡萄牙人多有讥讽之词，同时让人了解到澳门总是善意地向外来的避难者敞开怀抱。
葡萄牙有悠久的诗歌传统，诗人层出不穷，来到澳门的葡国诗人除博卡熱、庇山耶等人外，还有玛丽娅·安娜·塔玛尼尼（Maria Ana Tamagnini， 1900-1933），澳门总督巴波沙的夫人，逝世时年仅33岁，生前写有洋溢东方情调的诗集《莲花》;韦博文（António Couto Viana， 1923-2010），他曾在澳门文化司署任职，著有《远航至中国》和《东方的东方》，其中心主题是歌颂葡国人在东方的历史功绩，或抒发对澳门的迷恋之情;晴兰（Fernanda Dias， 1949-），著有《纸上的时间》《绿茶》《二胡》等诗集、小说《繁华之日》，作为一个深爱中国文化的诗人和画家，她还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澳门纪略诗歌选》《高戈诗选》和《舒望诗选》;欧卓志（Jorge de Arrimar， 1953-），曾任澳门中央图书馆馆长，著有诗集《亚婆井》《秘密符号》以及与姚风合著的《一条地平线，两种风景》：柯添文（Alberto Estima de Oliveira， 1934-2008），热爱中国文化，在澳门工作生活长达20余年，曾是澳门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发表有《基础》《苦闷的时间》《静寂的对白》《面孔》《时间的骸骨》《（有）感觉的身体》等诗集;左凯士（Carlos Morais José， 1958-），《今日澳门》报社长、诗人、小说家、时事评论员，已出版《澳门地名书》《路环》等多部诗集和小说集，他也是中之书出版社的创办人，翻译出版了多种关于中国文化、绘画和诗歌的著作，对中葡文学交流贡献卓著。
八、独有的风景——土生葡人文学
土生葡人是生活在澳门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几百年来中葡文化交汇的产物。作为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以及亚洲其它种族结合而产生的后裔，土生葡人既继承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形成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在他们身上最能显现澳门文学的多元性。土生葡人作家一般用葡文写作，也有人用土生土语写作，但无论使用什么语言，土生葡人文学都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这已成为澳门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土生文学的历史并不长，20世纪之前，除了一些土生葡人创作的歌谣，并没有发现其它形式的文学作品。20世纪40年代以来，葡文报刊的大量出现给创作者提供了园地，进而出现了一批土生葡人作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李安乐、江道莲、飞历奇、高美士、阿德、马若龙、飞文基等人。
在土生葡人中，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纠缠和追问的问题，而且这种追问会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随时发生微妙的变化。土语剧作家飞文基在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见总统》中就写到土生葡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剧中人物、土生葡人乔治在澳门出生，在葡萄牙服过兵役，对葡萄牙的文化、历史和地理了如指掌，也结识了许多葡萄牙朋友，但向葡萄牙使馆申领护照却遭拒绝，因此乔治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不是葡萄牙人，也不是中国人，究竟是什么人？因此，土生葡人更愿意把自己称之为“macaense”，这个词直译为“澳门人”，但在葡文中专指土生葡人，他们也自称为“filhos da terra”，有人译为“大地之子”，但译为“澳门之子”更为贴切。由此可见，他们更加认同这块生于此长于斯的土地，但不可否认，他们绝大部分人讲葡语，从小接受葡式教育，因此对葡国文化表现出更强烈的亲和性，像李安乐（Leonel Alves， 1920-1980）那样高声赞颂中葡文化并以此来确认自己双重身份的例子不具有普遍性。李安乐自少年时代开始热爱诗歌，由于父亲早亡，生活艰辛，不免在诗歌中抒发悲叹，但也有对中葡文化热情的赞颂，并对自己混合中葡两个民族血液的身份深感自豪，正如他在唯一的诗集《孤独之路》中所说：“我的胸膛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我的智慧来自中国也来自葡国。”{16}
土生文学充满鲜明的地方色彩，土生葡人作家注重强调身为“澳门之子”的身份，这在阿德所使用的语言和写作题材中得到充分的显示。阿德原名若泽·山度士·费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1919-1993），担任过澳门多份葡文报纸的主编，也教授中国人学习葡文，是土生葡人中极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他坚持以土生葡语进行创作，共留下诗歌、散文、话剧剧本等16部用土语写作的作品，包括《千姿百态的斯堪的纳维亚》《澳门本如斯》《台球与慈善》《昔日澳门》、《澳门诗篇》等。他坚持使用土语创作是希望通过使用这种几近消失的语言，倾诉他对澳门以及这种语言的热爱，他把澳门比作“神圣的花园”，认为这里是自己的扎根之地，
绝大部分土生葡人有中葡血缘，又生长在两种文化背景中，因此他们对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有更强烈的愿望和兴趣。江道莲（Deolina da Concei？觭？觔o， 1914-1957）是土生葡人社会出现的一位优秀女性，在一个男人主宰的年代，她却有独立的思想，坚毅的性格。她是澳门葡文报刊第一位女记者，经常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同时心怀爱心，从女人的角度去关注另外的女性人群——中国妇女，在其《长衫》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中国妇女悲惨遭遇以及她们不屈的抗争精神。小说虽然尚显稚嫩，人物形象过于单薄，叙事也过于简单，但是独特的观察视角是这部小说的可取之处。
土生葡人文学作品大多以澳门为主题，作者除了讲述出他们自身族群的故事外，也热衷书写葡萄牙人、中国人、土生葡人不同族群彼此的渗透和融合，其中不乏理想化的想象与期许，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1929-2003）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他的家族是澳门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他的曾祖母是中国人，他的妻子也是中国人;他在澳门出生，虽然身为律师，但酷爱写作，已经出版《南湾》《望夏》《朵斯姑娘》《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等小说，后两部为长篇小说已被改编成电影。飞历奇是一位编织故事的高手，文笔生动活泼，情节曲折有趣，善于塑造坚强而充满自尊的女性如何引导男人向前的故事。《爱情小脚趾》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土生葡人，讲述了一个在爱情的感召下浪子回头的故事。《大辫子的诱惑》的故事则把女主人公替换成中国的担水妹，讲述了一对来自不同世界的男女如何战胜种族、文化、社会的障碍而走到一起的故事。作为女主人公的担水妹虽然出身寒微，但美丽坚强，充满自尊，与他的短篇小说《疍家女阿张》中逆来顺受的疍家女形象截然不同。在《疍家女阿张》中，作者站在葡国海员曼奴埃尔角度赞颂她面对葡国男人的冷酷无情却逆来顺受的品性，有“女奴般的温柔”，这是西方文学在塑造中国女性时惯用的东方主义视角。尽管如此，在飞历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澳门往日的风情、习俗和场景，还可以触摸到作者以及他的族群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澳门被不同的世界分割着，“基督城”和“中国城”虽然隔街相望，但却互为疏离，但飞历奇是跨越边界的作家，在他用真实与虚构编织的传奇故事中，有他晃动的身影，有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以及到他对不同种族和文化兼容相通的美好期盼。
土生葡人中不乏为中葡文化交流默默奉献的人士，高美士（Luis Gon？觭aga Gomes， 1907-1976）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澳門中学毕业后在政府部分担任翻译员，精通汉语，后做过教师、编辑的职业，并担任澳门绿村电台台长、报社主编、贾梅士博物馆管理员、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他潜心研习中国文化，著有《中国节日》《中国故事》《澳门的中国传说》《老澳门奇闻轶事》《中国风物》等著作，编有《粤葡词典》《葡粤词典》《葡粤英词典》等。他曾把《澳门纪略》《三字经》《道德经》等经典著作译成葡文，对中葡文化交流贡献良多。
知名建筑师和艺术家马若龙（Carlos Marreiros， 1957-），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其诗集《一日中的四集》令人惊艳，其中的诗篇既有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审视和思索，也有浪漫的情怀和对已故亲人饱含的深情，《祖母的镜子》便是这样一首佳作。
此外，主要的作家和作品还有玛尔丁尼的诗集《废墟上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飞文基、李凤德等人用土语创作的剧本《见总统》《毕哥去西洋》《圣诞夜之梦》《西洋，怪地方》《阿婆要庆祝》等。总之，土生葡人的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丰富了澳门文学的内涵，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
九、作为中葡文学翻译中心的澳门
翻译是澳门历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回归之前，在澳门中葡双方基本上“鸡同鸭讲”语境中，作为管治者的葡人与被管治的华人沟通的桥梁主要依赖土生葡人，但缺少精通中葡双语和文化的译者，这造成沟通十分艰难，也充满误读，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凤毛麟角。真正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始于澳门回归前几年，1982年澳葡政府决定成立澳门文化学会，其目的是为了“推行适应本地现状和特性的文化政策，具体而言，适应澳门中葡文化共存的特点”{17}。文化学会成立后，确实在作家推介、翻译出版、阅读普及等方面大力开展活动，成果斐然。就文学出版而言，自1982年文化学会（后中文名称更名为‘澳门文化司署’，回归后又更名为‘澳门文化局’，但葡文名称始终未变）开始出版第一本书《葡萄牙文学史》到澳门回归中国的1999年，用葡、中、英三种语言大约出版了200种图书，其中文学书籍占有很大比重，如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使命·启示》和《佩索阿诗选》、费雷拉·德·卡斯特罗（Ferreira de Castro）的小说《羊毛与血》、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Eugénio de Andrade）的诗集《情话》、江道莲的《长衫》、玛里亚·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的《神州在望》、葡语版的《李白诗选》《白居易诗选》《王维诗选》《艾青诗选》《西厢记》、若热·德·塞纳（Jorge de Sena）的小说《创世纪》、米格尔·托尔加（Miguel Torga）的小说《文杜拉先生》和散文集《葡萄牙》、戈振东神父（Joaquim de Guerra）翻译的《道德经》《易经》《论语》《诗经》《尚书》等。
從1994年起，澳门文化司署与内地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葡语作家丛书》，这套丛书从1994年启动到2011年结束，一共出版了27部著作，翻译工作均由内地当时最优秀的葡语翻译家承担，如范维信、孙成敖、王锁英、陈用仪、陈凤吾等人，选目也都是葡萄牙最优秀作家的作品，体现了葡萄牙文学的基本风貌，而且每部小说都有葡萄牙著名评论家或者学者撰写的精辟的评介文章。为宣传推广这套丛书，“中国首届葡萄牙文学研讨会”于199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研讨会邀请了多位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如白烨、叶楠、牛汉、邵燕祥等人出席，他们纷纷发言，对葡国文学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讨论葡萄牙文学。
澳门回归之后，由于文化政策的调整，翻译和出版活动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不久又开始活跃起来，澳门文化局先后翻译出版了玛丽娅·布拉嘉的《澳门夜曲》、庇山耶的《滴漏》、奥斯汀·科蒂斯的《背信弃义的城市》、埃萨·克罗斯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葡文版的《高戈诗选》《舒望诗选》、凌棱的《有情天地》《杜甫诗选》《陶渊明诗选》（合作出版）、《寒山诗选》（合作出版）以及澳门七位女作家的《七星篇》等。左凯士创办的中之书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李贺诗选》《中国文学简史》《中国诗歌500首》《中庸》《大学》《中国画论》等著作。
本文对澳门开埠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而重点是强调澳门文学的多元性，由于历史的缘由而形成的文化特性，澳门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在此生活、使用中文、葡文、土生土语或其他语言的作家共同促进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澳门文学时，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一视同仁，不应该厚此薄彼。澳门文学的规模不大，写作者的人数也有限，但是多语言的创作形态和多元文化的属性使其摇曳生姿，充满了独有的魅力。
① 刘登翰：《论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华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②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③ 郑炜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
④ 饶芃子、莫嘉丽等：《边缘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⑤ 刘登瀚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
⑥ 林宝娜：《社会、文化与文学现象——在澳门比较之研究的展望》，澳门《行政（中文版）》1992年第2期。
⑦ 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之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⑧ 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⑨ 饶芃子：《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语文月刊》1999年第12期。
⑩ 龙扬志：《澳门文学：概念及其表述意义》，《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11} 《沙漠中的红豆》（红豆杂志重印本），澳门文化局2014年版，第30页。
{12} 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13} 江少川：《台港澳文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4} 钱红：《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1期。
{15} 上述文字参考了郑炜明《澳门文学史》及穆欣欣《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一文。
{16} 姚京明、欧卓志编：《澳门中葡诗歌选》，澳门文化司署1999年版，第78页。
{17} 参见《九十年代文化纲领》，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Veins of Development of Macau Literature
Yao Jing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sort out and introduce the origin， concept， plurality and main writers of Macau literature while proposing the writer’s own views on the concept of Macau literature as well as emphasizing that Macau， as a gateway to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lurality of bilingual Portuguese-Chinese writing in its literature. Critics in the past did not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is and had gone so far to even ignore it. In that case， Macau literature wouldn't be complete.
Keywords： Macau literature， literatures in Chinese， Portuguese literature， plu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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