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华留台作家黄锦树的早期作品对华族社群的历史际遇具有高度指涉性。当时种族问题依然是政治禁忌，这使其“基础语义域”须立足于虚构世界，而历史反思和人文关怀作为题中之要义，又限定文本内容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因此，黄锦树以梦境叙述作为其早期小说的重要叙事策略，将个人、家族以及族群记忆以变形的方式不断重述，让已经尘封却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重新当代化。梦境叙事之于黄锦树，是一种在恶劣写作环境中的智性叙事方式，潜隐表达马华族群的历史缺席与生存困境;同时也是一种探寻自我深层心理的重要方式，以此来反思自我的写作困境与表现作为异乡人的身份焦虑。
关键词：黄锦树;马华作家;《乌暗暝》;梦境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1-0057-08
自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出国留学便是马来西亚一个重要的教育现象。中国台湾因施行“侨教政策”，吸引大批马来西亚华人留学此地，并形成一个具有“巨大论述能量，或与回马者相互唱和，或在海外发展独特声音”①的群体——马华留台作家群，黄锦树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黄锦树提出“重写马华文学史”“经典的缺席”“断奶论”等论述让其备受争议，老一辈学者将其称之为“烧芭”，王德威也称其为“坏孩子”（enfant terrible）。在外界诸多非议下，黄锦树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文学理念：与其重写马华文学史，不如重写马华文学。他先后创作了以“旧家”、“马华文学史”及“星马政治狂想曲”为主题的多部短篇小说集，并于2015年凭借《犹见扶余》《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火，与危险事物》三部小说集获得第十三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在论文集《论尝试文》的序言中，可以看到王德威已随着黄锦树的写作、论述与格局的多面向发展与其在文论思考上的重要性，对“坏小孩”进行了重新定位，誉之为“蛰居埔里的摩罗”②，遥远地与鲁迅笔下的摩罗诗人相衔接。2018年，黄锦树凭借小说集《雨》获得了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也逐渐被中国大陆所熟知。
相较于这些让黄锦树声名鹊起的作品，他早期的两本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暗瞑》所收录的多为文学奖的参赛作品，可称之为黄锦树写作风格的探索期，亦如他本人所说的“文学奖”参赛时期。早期作品在创作的艺术手法、题材与体裁上都已隐约表明了这位青年小说家未来的走向，彰显出对未来创作的诸多可能性。如今，两本小说集合二为一，以全新的面貌在中国大陆出版，可视为黄锦树从“坏小孩儿”到“南洋的摩罗”③的成长见证。
再次重读黄锦树早期的作品，依旧被如梦似幻的小说世界所吸引。梦境与黎明不断发生置换，梦境比现实更加真实，现实比梦境更加虚幻。小说集《乌暗瞑》中共收录了21篇短篇小说，其中有十余篇都涉及到梦境叙事。从《大卷宗》《鱼骸》的马共主题到《新柳》《少女病》的写作主题再到《貘》与《乌暗瞑》的归家主题等都运用了大量的梦境叙事来推进小说的叙事进程。梦境叙事手法的大量运用与黄锦树在异地求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在黄锦树“念大学的那几年，几乎夜夜都回到故乡的胶园，梦到收胶，在水井里捞到斗鱼，骑着脚踏车就可以回到家里……”④。他对故乡的思念在夜间以梦的形式回归，但“梦终究是个隐喻，而我的写作，大部分还是那梦里的世界”⑤。夜晚不断地梦回故乡，写作则是疏通积淤已久的复杂情感的有效途径。这也是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之一，是伦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梦境是黄锦树早期创作的原始动力，也是作品最初的形态，而作品则是梦的一种变形。因此，梦境叙事几乎是黄锦树早期小说中最明显的叙事风格之一。
何谓梦境叙事？杨铖在两位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卡诺瓦斯（Frederic Canovas）和琼·丹尼尔·戈卢特（Jean-Daniel Gollut）关于梦境叙事研究的基础上，对梦境叙事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梦境叙事，顾名思义即是一段企图再现梦的经验的陈述话语，在这段话语中梦以事件的形式被转述。”⑥徐双如在《族裔经验的“潜叙述”——华裔美国文学梦境叙事研究》中也对梦境叙事进行过定义：“梦境叙事即是在小说文本中虚构梦境，借以推进叙事进程，表现人物内心活动，表达作品主题的叙事手法。”⑦从两位学者对梦境叙事的定义可知，梦境叙事是作家在文本中有意建构的一种意图还原梦境，表现人类内在世界的虚构话语，具有推进叙事进程、表现人物内在心理的作用。
不同作家对梦境转述的方式各异，梦境叙事的方式对作家的意义也是不尽相同。梦境叙事之于黄锦树，可谓是在艰难书写环境下对“马共”历史进行潜隐书写的智性叙事。20世纪90年代早期马来西亚的华文创作生态并未像今天这样开放，“马共”依然是一种政治禁忌。在《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后，“马共”总书记陈平曾多次申请返马，均被拒绝，甚至在2013年去世后，其遗体与骨灰被禁止运回马来西亚安葬。“马共”题材的小说则很容易沦为文学上的“陈平”，被永遠禁入国门。2013年，黄锦树的小说集《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被马来西亚软性查禁，成为流亡文学⑧。此外，黄锦树对梦境叙事的实验也是其对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的重要实践。马华文坛在九十年代就作品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接受现代主义洗礼后，黄锦树决绝地告别马华现实主义传统，批判马华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方北方，引起马华本土作家的强烈不满。在这场论争背后，黄锦树在小说中借由多重梦境的嵌套来揭露马华文学与自己的写作困境，思考“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重寻出路”⑨。最后，作为人类深层潜意识的浮现，梦境对表现人物内在心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留学生，黄锦树长期身居国外，时刻感受着寄居的状态。身为第三代马华移民，他在马来西亚的“种族至上”政策下，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双重边缘化身份所带来的自我存在焦虑在小说中化为无边的“梦觉之辨”。在这个意义上，梦境叙事是黄锦树早期小说的重要窗口，既可通向黑森林中可见与不可见的诸多可能，也可回应马华文学的写作困境，甚至可以管窥心理的内在景观。
一、历史创伤：“时代之子”的梦想与梦魇
马来西亚共产党于1930年4月30日正式成立，与国家共同经历了英殖民、日占、国家独立以及退守雨林多个时期。那些“时代之子”怀揣着“共产主义”梦想在这片土地上洒下自己的血汗，留下自己生命的足迹。这时代也是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黄锦树不止一次表露对那个奔腾时代的向往，对“时代之子”的羡慕，以及对当下已成定局的无奈。“我们是被时代阉割的一代。生在国家独立之后，最热闹、激越、富于可能性的时代已成过往，我们只能依着既有的协商的不平等的结果‘不满意，但不得不接受’地活下去;无二等公民之名，却有二等公民之实。同为写作者，我多么羡慕李永平那一代。”⑩因此，在“时代之子”还未从历史暗影走出，黄锦树便已经开始在创作中处理“马共”题材，书写他们的梦想与梦魇，揭露历史的伤痕。
《大卷宗》是黄锦树公开承认的处女作，也是他在文本中借由梦境叙事书写“马共”题材的开始。《大卷宗》的主人公是一位“马共”后代，他祖父是共产党元老，在日占时期，遭遇党内同志背叛，许多老友被残杀，而他成为背叛者的替罪羔羊，被追杀。经历此次事變后，他隐姓埋名，转向整理“马共”历史。主人公的父亲继承了祖父早年志业，也是一位激进的“马共”，对民族抱有极大热诚，在东窗事发后被捕，与祖父一同失踪。祖父辈梦想的破灭与失踪，对主人公造成很大打击，使其从小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困扰，长大后甚至产生早衰症状，时常陷于半昏睡状态：“为什么老觉得自己活在虚幻之中。有时怀疑，是否自己现在过着的生活是别人的梦境，一朝身死，才发觉自己原来不是自己。”{11}主人公半昏睡的状态让他分不清楚梦境与记忆，在主人公认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祖父留下的《大卷宗》时，却发现阳光可以穿透他的身体，直落地板，这终究不过是一场重复的梦境而已。这样的梦从小到大不知重复出现过多少遍，主人公时刻警惕着现实与梦境的区隔，而读者却很容易一招不慎便落入黄锦树梦境叙事的圈套里。
梦回阁楼，寻找《大卷宗》的梦魇原型便是对祖、父辈记忆的变形，也是主人公儿时记忆与梦境的混淆与统一。作品中主人公的儿时记忆与不断重复的梦魇相统一的设定，暗合了主人公与父亲、祖父的一种纵向继承关系。他的祖父潜心记录“马共”的历史，他的父亲继承祖父早年志业，用行动书写历史，而主人公的一生作为祖父生命的延续一直在梦里企图“从民间的立场去勘测被埋没的历史点滴，希望能更进一步的写出一部公正且权威的历史”{12}，这一切都最终指向《大卷宗》。而《大卷宗》不仅是一部关于“马共”的史书，也是一部“悼逝之书”。它不仅包括他祖父留下的资料与著作，连其祖父的“尸身”与“神蚁”甚至主人公也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我辈，所有已写下、将写下，未写下的，亦都可说是悼逝之书，悼其已亡、悼其将亡、悼其未亡、悼其必亡”{13}。主人公天生身体被阉割、不能有后代的将亡、未亡与必亡的命运则是《大卷宗》最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句号。这部融合了三代人命运的“悼逝之书”在主人公这种“半昏睡”的碎片化梦境叙事中，隐秘地揭露了历史暗影中“时代之子”们在追求梦想之路上的悲惨遭遇与留给后代的巨大心理创伤。
作为黄锦树早期代表作，《鱼骸》通过梦境叙事隐喻“时代之子”身体上的伤害与他们处于时代之外的家人们的心理创伤。《鱼骸》讲述了马来西亚建国前的一些华裔青年怀着对“大中国”的向往，自命为“异乡千里的幼龙”，以自己鲜血作为燃料，为国家摆脱殖民主义而奋斗的事迹。主人公的大哥是“时代之子”中的一位，“而他的志愿，和其他那个时代的儿女一样，也无非是有朝一日回到那古老大地的长城、长江、黄河、大草原去遨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祖国的石头上’”{14}。为了自己梦想中的神州，他大哥在读高中时参加了共产党，在一次秘密集会中被马来士兵射杀于沼泽。当时在读小学的主人公因为好奇尾随其大哥，亲眼目睹了这一场血腥残酷的屠杀。这场屠杀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使他在夜间经常被梦魇缠绕：“床的外侧触手生温，少年在灯下写字，门开了，一条遥远的黑暗之路，雾茫茫，蓝色荧光浮沉，一曳而过。少年跨出门槛，他想喊，口中无声;欲起床，却宛如被钉着，动弹不得。”{15}这个梦境与主人公的大哥死亡前的场景十分相似，但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悄悄尾随，而是在尽力无声的呐喊。主人公无声的呐喊证明了他的潜意识里是“期盼和那猝然的失踪者不期而遇的”{16}。
在梦魇的驱使下，主人公多次潜入那片有他大哥最后踪迹的沼泽，最后一次在大陆龟的指引下找到了他大哥的遗骸以及不远处有着烧炙痕迹的龟甲，实现了梦境中期盼的不期而遇。有着烧炙痕迹的龟甲与他大哥有着某种隐秘联系。他大哥也许并未当下死亡，而是靠吃龟存活了一段时间。此外，龟甲与古中国的占卜、文字与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龟甲也是他大哥与古中国关系的隐喻。他大哥去世后，主人公在家人不断地告诫下远离社会，甚至被送到国外留学，彻底与奔腾的时代隔绝。逐渐，他成为一个心理上被阉割的人：“他没有野心，不讨好人也不得罪人，沉默寡言，以寡欲木讷的方式选择性的拒绝这一个圈子内数不完的酒会、餐会……安身立命于这样一个窄小封闭的世界，与书为伴，与文字为伍。”{17}这时，主人公梦境中无声的呐喊与现实中的失声状态产生了互文性。
唯一能让主人公一反常态、产生性亢奋的便是与他大哥和古老中国有着隐喻关系的龟壳。龟壳是主人公进入梦境的特殊器皿，每当他抚摸龟壳时，便会在夜间梦见性亢奋的自己与一位细皮嫩肉的对象在床上厮磨，最后却会被厮磨对象与大哥的相似容貌而惊醒：“醒来，从衣橱里掏出他收藏的龟壳，无意识地套在他裸身上兀自勃起的阳具上，竟而达致前所未有的亢奋，涨红的龟头吐出白浊的液汁。而后，梦和梦醒之际的亢奋成为他难以自抑的欲望。”{18}梦与梦醒之际的亢奋是他距“时代之子”最近的时刻，也是他内心一直被压抑的梦想——成为“时代之子”的显现。主人公也曾表示如果没有他大哥的事情，他也许也会成为“时代之子”的一员。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沉迷于在研究室杀龟、吃龟与用龟壳占卜、刻字并收藏。黄锦树将龟壳设置为进入梦境的器皿，将主人公去世多年的大哥与主人公并置于同一时空中，潜隐揭示那个时代的“时代之子”与他们时代之外的亲人的不同创伤，重构马来西亚华人那段被压抑的历史，使遗留的历史问题重新当代化。
二、写作的反思：梦境多重嵌套的迷宫
在接受现代主义洗礼后，黄锦树开始对已经书写的题材重新书写。黄锦树的文学创作与其学术理念总是存在互文性，如早期作品的重写与“在重写马华文学史之前，必须（在某种形式上）‘重写’马华文学”{19}的学术观念便有内在一致性，隐含着对马华现实主义传统告别的决绝。当野火烧尽，告别传统之后，思考如何重寻出路则成为必要。“黄锦树的小说关心‘书写’的行动本身，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如他所说——具有一种伦理上的强迫性。”{20}在黄锦树早期作品中，对马华文学与自我书写的反思便占有不可忽视的部分，如《新柳》对作者、读者与作品人物之间关系的反思;《少女病》对写作与现实的反思;《胶林深处》对马华作家写作的问题与环境的反思，多重梦境的嵌套是来实现对反思层层深入的重要叙事方式之一。
《少女病》取自田山花袋同名小说《少女病》，作品中康先生与其养女雪子的书写也被解读为是对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映射。因此，《少女病》不可避免地因与日本两位文学大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关注，却也容易被简单理解为是两位大师的一个注解，而失去文本复杂性被挖掘的可能性。因此，规避文本的仿写，忘记田山花袋与川端康成，回归到文本内容与叙事本身十分必要。在聚焦文本后，文本中的主人公谷雨、小满、小暑三人与小说中的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梦》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设叙事得到突显。对于黄锦树来说，“后设形式本身始终不是我的目的，它是让某些事物得以存在、显现的一种权宜方便”{21}。
《少女病》主要描写三个少年在青春期初度发现自己的身体，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其中小满通过写作来排遣，并写就其唯一的代表作《三个男人与一个梦》。在《少女病》中，黄锦树建构了梦境与现实两重梦境。第一重梦境是文本《三个男人与一个梦》中的梦境，小满、谷雨、小暑三人做了相同的梦，梦到了同一个少女，每个白天都各自叙说梦里的情节。第二重梦境是现实中的梦境，一种隐性的存在。在《少女病》中，黄锦树将小满残缺的作品与谷雨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拼凑出了《三个男人与一个梦》的最后版本。文本与现实之间相互补充，文本残缺时，谷雨进行回忆式叙述，记忆空白时则以文本叙述填满。因此，文本中的梦境与现实梦境交相呼应，现实梦境以一种再叙述的方式呈现在作品文本中，文本梦境则通过文本与现实的统一来关照现实梦境。小满完成作品后，一直不停地在修改，一直到小满以小说中小满的死亡方式死掉才停止。黄锦树在《少女病》中将现实与文本并置，来反思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变动不拘的现实与写完已成事实之间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家只能不断地重写，每一次的重写都来自于现实的变化，一直到作家消亡。黄锦树对作品与现实的思考也揭示了马华文学现实主义流派创作规则的虚假性与虚伪性，消解了其如实反映现实这一创作方式的合法性。
《新柳》开篇便写道：“如果哪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竟是别人……”{22}这与卡夫卡（Franz Kafka）《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在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有某种神似，奠定了与《变形记》同样的荒诞基调。《新柳》讲述主人公鞠药如最初处于混沌的状态，当他被“瞎子”唤醒后，开始追寻自己的身份。黄锦树在《新柳》中营造了三层梦境，每一层梦境都隐喻了对写作反思的不同面向。
第一层梦境是鞠药如与“瞎子”相遇。在遇到“瞎子”前夕，鞠药如为了确定现在的真实性通过视觉感受“淡墨色”波光，触觉去感受水的温度，听觉去感受溪水的声音来证明溪水与自己的真实存在。但这条河流是莫须有的，只存在于有缘人的梦中。因此，无论他怎样求证也无法证明自己真实存在。作为“选民”，鞠药如在这一层梦境中被“瞎子”唤醒，与他共同寻找自我身份，试图揭开生命的秘密。鞠药如与“瞎子”的相遇，也是作品人物与读者的相遇。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在等待着读者的唤醒，读者也在众里寻找作者笔下的关键人物，而一旦当读者与作品中人物共谋，则将与作家形成对手关系。第二层梦境是鞠药如以刘子固的身份展开，成为一个被噩梦缠绕的书生。每当他听到水声，就会做一些奇怪的梦：“做每一个梦时我都忘记了自己是刘子固，都是另外的名字如‘彭玉桂’‘宫梦弼’‘陈弻教’‘韩光禄’‘马子才’，甚至变成了女人。”{23}刘子固梦中的人物都是蒲松龄作品中的人物，这种设计意在思考作品中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笔下的人物“像是一个演员，在不同的梦里扮演不同的人。可又不是演员，因为那无可选择的角色就是我”{24}。刘子固无可选择地按照作家的设计去体验不同人生的酸甜苦辣。“黃锦树积累这些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创造了一个无限延伸的虚构之虚构，啼笑恩怨，纠缠不已。”{25}刘子固在这些无限延伸的梦境之中寻找这一切背后的设计者，这也是“瞎子”与鞠药如所要寻找的生命秘密。第三层梦境是鞠药如与蒲松龄相遇。蒲松龄一句“据说我生下来时，这口井也开始诞生，喷泉为溪。柳沿溪栽，转瞬已三百年了”{26}，不仅在暗指蒲松龄在井边搭建茶棚写就《聊斋志异》而得名柳泉居士的事迹，也与每当鞠药如听到水声便会开始一段新的人生遥相呼应。鞠药如（作品中的人物）与瞎子（读者）一直在追寻的人生背后的设计者就是蒲松龄（作者）。鞠药如与蒲松龄相遇后，蒲松龄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向他和盘托出：
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角色都是我的化身——或者准确一点说，每一个角色中都有我。不论男、女、老、幼。可是每一篇作品中都会有一个主角，他带着更多的“我”。在不同的故事里，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把这不同故事里的“我”串联起来，便是瞎子洞察天机而亟亟寻找的“你”了……是瞎子他让你不安分，也害我修改自己的作品。{27}
在第三层梦境中，黄锦树借蒲松龄与鞠药如的相遇来反思作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蒲松龄的化身，鞠药如是蒲松龄作品中所有人物中带有自我投射部分的总和。作者虽然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随意安排人物的命运，一旦作品完成，读者参与进来，则作品中的人物将具有作家无法控制的可阐释性。黄锦树借由三重梦境层层嵌套，使鞠药如不断从梦境中醒来与读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以及作者见面，从而达到对写作多方面的反思。
在《少女病》与《新柳》中，多重梦境嵌套的叙事方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地下迷宫的形态。在梦境叙事的迷宫中，黄锦树融入自己对写作本身的反思，从而形成了他不得不为之辩解的后设叙事方式：“‘关于写作的写作’，这是所谓‘后设’最简单、最基本的定义。”{28}当黄锦树在思考他们这一代该如何写作时，后设为他思考提供了寄生居所与形式的便利，它不再是一种“空转式”的游戏虚无。“那表面的简单其实蕴含着复杂的可能，不纯然是‘形式’问题。它同时是一种压缩器，也是一种‘省略’的方便法门，可以避免无谓的冗长。”{29}如果说“后设”在作品中承担着压缩器的作用，让作品成为精致短篇，具有极大的内容承载量，那么梦境叙事则在作品中承担解压的职责，将黄锦树对写作的多面向反思在多层嵌套的梦境中无限延伸。
三、身份焦虑：“梦觉之辨”的外延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30}这句话蕴含了庄子对梦境与现实的思考，被学者称之为“梦觉之辨”。“梦”与“觉”不是简单生理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承载了庄子对“物化”的哲思及自我存在的终极追问。在早期作品中，黄锦树将庄子对“梦觉之辨”的哲思纳入到文本叙事之中，将梦境叙事推向对自我存在样态的思考。梦境是人类心理活动显现的重要场域，黄锦树作为一位自己心理活动的细心观察者，与梦境世界有着危险的亲密关系。即便赴台留学，他内心也始终装着那片从小生活其间的胶林，走进胶林深处，发现是一片黑暗：“暗夜的树林，有人一再归来。北上的、或南下的火车，总是抛锚似的停在半途中。”{31}火车在作品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是异乡人回家的载体与故乡人的期盼，也是进入梦境的重要装置。因此，黄锦树笔下的人物常常在火車上或听到火车的声音时进入梦境，陷入梦境与现实的思辨之中，在这种思辨的背后蕴含着黄锦树被双重边缘化后产生的身份焦虑（Identity anxiety）。
自离开故乡始，漂泊成为常态，对故乡的追认是黄锦树作为游子的一种“伦理上的归返”{32}。其中，对母亲的书写是黄锦树追认故乡的重要维度之一。黄锦树在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的自序中将这部作品结集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意义指向了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黄锦树赴台留学前，经济不景气，他的母亲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才勉强上学。在《梦与猪与黎明》中，黄锦树描写生病发高烧的母亲意识混乱，陷入梦魇，梦境被远处经过的火车不断打碎，又因为“猪粪味”重新粘合，不断从梦中醒来、睡去。母亲在不同梦境的切换中，疲惫不堪，最后醒来时依然以为是梦境。面对女儿的解释，母亲已不再相信，她竭力呼喊：“不要骗我，都是梦。”{33}在母亲不断切换的梦境中，黄锦树插入了多子的母亲面对众多孩子上学的需求而经济窘迫必须做出选择的两难问题：儿子与女儿、长子与次子，谁可以上学？最终，长子成为了最合乎逻辑的选择，次子与女儿因为时间或者性别错失上学机会。此外，黄锦树在梦境中插入了母亲对儿子的想念与学成归来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梦与猪与黎明》是黄锦树献给母亲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当“猪粪味”变成了“咖啡乌的浓香”，梦境回归现实，母亲的思念未将留学的儿子唤回，误以为回乡的孩子依然漂泊在外，一切只是一场《错误》。
《梦与猪与黎明》中母亲对儿子还乡期待在《貘》得以实现，她的逝去让久居他国的游子踏上回乡之路。故乡是主人公的一种宿命，面对“血的召唤”，他不得不回。然回乡之路并不简单，主人公在踏过一条用火炭铺成的路后，又遇断桥与大水，只能通过无盖棺椁渡水。主人公的回乡之路与其祖父去世时的遭遇一样，都经历了火与水的劫难。主人公在暗夜中寻找家的方向，但凭借残破的记忆已不能辨识家的方向，他以为跟着貘可以找到家的灯火，却一再进入对祖父、父亲、母亲、伯父、叔叔等亲人的记忆变形所产生的异境。貘也称马来貘（MalayanTapir， Tenuk），是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稀有珍贵动物，随着赤道雨林的大量开发，已濒临绝种。此外，貘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一种怪兽，以人类的梦作为食物，被称之为食梦兽。跟随着貘的路径回家，一再踏入的异境其实不过是梦境，这一场艰难的旅程只是在异国求学的一个普通夜晚的归家梦。在最后一个异境中遇到危险时，最终意识到自己可能身陷梦境之中，因此，他在“危机间只想到，消失于此，是否会因此在另一个空间的你的睡梦中醒来？或是醒于他人的梦中？或竟就此消失”{34}。主人公最后在梦境醒来，“黑色的光在视网膜幽暗的深处爆炸”{35}，是否醒在他人的梦中不得而知，但对家追认的失败却毋庸置疑。
黄锦树将“梦觉之辨”的思考贯穿《貘》的首尾，开篇便写道主人公置身于开往故乡的火车上，半梦半醒，不知身在梦中还是现实中还乡。主人公随着火车停停走走，不断地睡去、醒来，意识在“梦”与“醒”之间不断切换。主人公醒来后，行李、皮包、护照、身份证，所有可以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全不在身边，孑然一身，只剩下口袋里的一个折成三角形的符和记录貘的小纸片。食梦兽在这期间不断蚕食他的梦境，使其自以为的“记忆”（实则为梦境）不断失落，化为零星的记忆碎片。主人公醒来首先便是寻找身份的证明，追问自己是谁，说明了主人公内心潜藏着自我的身份焦虑（identity anxiety）。这种身份焦虑源于他对故乡的认同危机（identitycrisis）。主人公对故乡产生认同危机源于两个方面，其中种族歧视是引发主人公对故乡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主人公在零星的记忆中搜寻到自己曾说过“再也不会回到这种族歧视的故乡”{36}。在马来西亚种族主义政策下，华人身上带有原罪，被视为殖民时期的衍生物。“辜是你们的姓。辜，即是罪。”{37}不管是第几代移民，都或多或少被视为外来入侵者，承受着“无辜之罪”。其次，主人公的父亲被警察通缉，很少回家。祖父去世后，主人公的母亲与他叔叔共同生活，被乡亲议论。为了摆脱种族主义政策，避免乡亲憎恶的目光，他选择了去异地求学。他的离乡是一种永久的自我流放，带有诀别的意味，也是解构自我身份的开始。
在《梦与猪与黎明》和《貘》两部作品中，黄锦树在处理“旧家”的题材时运用了极其复杂的梦境叙事结构，“叙事之娱乐与存在的焦虑恒在角力”{38}。对于黄锦树来说，梦境叙事已不再是叙事建构和自觉的修辞选择，还体现为在其悖论之上的有关作家对于自我人生存在样态的一种哲思。黄锦树在作品中所融入的“梦觉之辨”，表面上是黄锦树在叙事上使用的艺术“游戏”，实则在通过“游戏”呈现他所面临的人生困局。黄锦树第一本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的代序中写道：
在（中国）台湾求学时是侨生，办证件时是马来西亚人、打工时被逮到是非法外劳、假使入籍则变成“祖籍福建”的外省人第一代的“海外”留学生来说，后设是一种疲惫却又难以避免的存在样态。它不是蜗牛的壳，是寄居蟹的家。它是流浪的不确定，是始终漂浮着、没有定点的马可波罗第一百零几个看不见的城市;是梦者梦中醒着的“我”，也是精神病患不断分裂着的自我在一场内在研讨会上针锋相对的发言。{39}
这一代序写于1994年，黄锦树正在中国台湾攻读硕士学位。黄锦树从“马来西亚华人第三代”到“外省第一代”，从边缘到更加边缘的身份转变使黄锦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异国身份及异国身份所带来的漂泊感。尽管中国台湾是一个与马华社群语言、文化同宗的地方，但身为留学生，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处于一种边缘位置，过着寓居般的生活。但故乡早已回不去，黄锦树曾警觉地指出自己“和李永平、张贵兴一样，渐渐地已无法回头，不论写什么或怎么写，不论在台在马，反正都是外人”{40}。看似他拥有两个世界，却失落其间，成为“反居所”浪游者{41}。身份的双重外在性虽使得黄锦树一直与身份问题纠缠，但也使得他更具反思性，这也是他书写的起点。
四、结语
对于黄锦树而言，梦境叙事在作品中的价值不仅在于形式的复杂性与实验性，更重要的是可以传递族群经验与政治诉求。当然，黄锦树通过梦境叙事也获得了某种解放，他不再需要像写文学批评那样斟酌如何使用规范的学术语言、严谨的逻辑，甚至需要考虑到当下的社会环境、政治敏感性等问题。梦境叙事所建构的虚构世界为他表达对本民族的思考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场域。他可以重述民族历史，揭示历史的虚构性和多元性，实现小写历史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并促使历史勘误。在重述马来西亚华族历史的过程中，黄锦树也在进行自我反思，不断进行自我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建构。这也许就是黄锦树在早期作品中所彰显的梦境叙事的美学价值。
①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
② 王德威：《埔里的摩罗——诗力与文心》序《论尝试文》，台北：麦田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③ 张惠思：《我们的南洋摩罗——重读黄锦树的〈乌暗暝〉》序《乌暗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④⑨⑩{11}{12}{14}{15}{16}{17}{18}{19}{21}{22}{23}{24}{26}{27}{29}{31}{32}{33}{34}{35}{36}{38}{39}{40} 黄锦树：《乌暗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39页，第435页，第442页，第214页，第50页，第413页，第412页，第412页，第416页，第423页，第442页，第435页，第430页，第157页，第171页，第172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2页，第16页，第75页，第356页，第356页，第337页，第339页，第431页，第436页。
⑤{13} 黄锦树：《刻背》，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436页，第429页。
⑥ 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法国研究》2011年第4期。
⑦ 徐双如：《族裔经验的“潜叙述”——华裔美國文学梦境叙事研究》，《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1期。
⑧ 黄锦树：《犹见扶余》，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
{20} 刘淑贞：《伦理的归返、实践与债务——黄锦树的中文现代主义》，见《刻背》，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第44页。
{25}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见《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28} 杨照：《文学史的附魔记录》——评黄锦树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见《乌暗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46页。
{30} 庄子：《庄子内篇·齐物论》，俞婉君译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37} 张锦忠：《乌暗暝》评介，见《乌暗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49页。
{41} 林建国：《反居所的浪游——读黄锦树的〈梦与猪与黎明〉》，见《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The early works of Ng Kim Chew， a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 based in Taiwan， are highly referential to the historical encoun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Because racial issues were political taboo back then，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fundamental semantic domain to have to be based on a virtual world whil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humanistic concern， as the main meaning of the subject， restric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textual contents to the real world. For this reason， Ng Kim Chew uses dream narrative a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strategy of his early fiction， repeatedly re-narrating the individuals， the family， and memory of the ethnic group in distorted ways so that historical issues， buried in dust and suspended， can be re-contemporarized. For Chew， dream narrative is an intelligent way of narration in adverse writing circumstances， expressing the historical absence and the difficult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Malaysian groups in a hidden manner while being an important way of exploring the psychology on a deeper level， to reflect on the difficult writ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self and express the identity anxiety of the outsider.
Keywords： Ng Kim Chew，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 Dark Nights， dream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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