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50至60年代，香港特殊的文化生态导致南来作家需要直面文艺追求和通俗性之间所呈现的不平衡关系。在这种矛盾状态的影响下，作家们的文化乡愁变得更为强烈，书写轨迹亦随之改变。徐訏、刘以鬯均为香港文学争取了可贵的书写空间，但他们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报刊编辑理念却存在差异。徐訏始终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他很少再像书写上海一样，深入勾画香港的社会面貌，而是开始着墨于时间体验、人际隔膜。刘以鬯则试图通过报刊上的连载小说，反思中国新文学中的传统与乡土。他承接上海时期的异国情调书写，并尝试连接文学之雅、俗。重新探究徐、刘等南来作家在文化乡愁和本土书写之间的内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反思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持续对话的深层脉络。
关键词：香港文学;南来作家;文化乡愁;文化记忆;本土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1-0014-10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前后赴港的南来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群体。①赴港后，他们的写作对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构和文化走向的影响颇深。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本土新一代的文化人，才得以获取可贵的成长空间。②在彼时的香港，虽然中文出版活动具有一定自主性，却又难免受到商业社会的挤压。同时存在的问题，还有作家权益保障缺失、奸商盗印、稿费及版税低等，作家的生活并不安定。③因此，南来作家倘若要求生存，就必须在夹缝中寻求新的创作、出版契机。关于南来作家在商业化环境中的身份建构的讨论，已有相当扎实的成果。④不过，侧重从“文化乡愁影响下的创作变化”为切入点的讨论，却仍有待继续深入。南来作家的文化乡愁之所以不可忽视，主要在于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在因素。再者，南来作家在上海的办刊经验，能帮助我们理解在面对新的写作环境和书写空间时，作家们为何会产生不同的选择。加之，南来作家的文艺追求、交游关系等是随之迁移的。因此，在建立新的创作空间时，从前的写作及文化出版经验，便成为了他们在本土书写中不可忽视的要素。
南来作家文化乡愁的“乡”之所向，并非简单指具体的地理位置。首先，原乡（original home）在人类学的范畴中，多指离开故土的移民族群所属的原始故乡。但值得一提的是，对南来作家而言，原乡的含义还可以延伸到文化认同、风俗、记忆等不同层面，亦包含着中华文化、城市/乡土关联、文学传统等诸多意涵。中文写作是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持自身存在感的方式;再者，原乡之“原”的本义，是水流之源。⑤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反思原乡意识中的流动性：其一，文化乡愁并非封闭，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其二，文化的汇流并非单一，而是混杂的。与此同时，根（roots）与路（routes）的关系和位置亦并非固定，而是具有多样的可能。⑥其三，南来作家的原乡意识并非同质的整体，而可能包含不同的个人经验、文化轨迹等。在以上诸多因素共同的作用下，南来作家独特的创作经历才得以形成。徐訏（1908—1980）、刘以鬯（1918—2018）在赴港前早已相识，并且是较具代表性的两位香港南来作家。徐、刘二人的文化履迹既有交集，又有诸多相异之处。由此，重新探究他们的文化乡愁、文化记忆与本土书写，将有助于我们反思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持续对话中的深层脉络。
二、乡愁的追寻：都市、乡土
与中国文学的精神原乡
徐訏曾是上海“孤島”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⑦他的创作范围很广，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艺评论等多元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始，徐訏的短篇小说已经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赴港后，笔耕不辍的徐訏在《星岛日报》《星岛周报》《文艺新潮》《新生晚报》等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他在报章上连载的小说大多归集，不少作品亦成为香港电影重要的改编素材。徐訏的《盲恋》由导演易文拍成以香港为背景的故事;以抗战后中国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则由导演张曾泽拍摄成武侠片（由何莉莉、李修贤主演）。⑧徐訏的小说《后门》则由王月汀改编、李翰祥导演，徐訏本人任编剧，由邵氏于1960年拍摄成电影（王引、胡蝶主演），获得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
不过，尽管笔耕不辍的徐訏在香港得到不少赞誉，他的创作却依旧流露出对昔日生活的思念。在《后门》中，徐訏对上海弄堂的构造着墨甚多，并较为详细地解释“弄”以及弄堂周围的日常环境。可见，即使身处香港，徐訏也还在想象着老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Rue Ratard）等熟悉的城市空间。同时，他在作品中亦流露出失落之情：“念巍峨的山岭广阔的平原，/过去都留过我轻快的脚印，/如今仅在拥挤的市场中，/茶座饭馆里有我疲惫的人影。”⑨即使是十几载过后，徐訏面对香港，依然写下的是“人困小岛异域，情伤碧海明月”⑩。诗歌《夜听琵琶》中，身在都市却想“返回田园”的意象，似乎暗示着徐訏现实理想的受挫。{11}而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中的乡土，也蕴含着着“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以及徐訏对早年生活浪漫化的回味。赴港后，徐訏在小说中描写理想乡土的同时，也将笔触延伸到了“灵性的自然与乡村的不复存在”{12}。这种失落感的书写，往往以女主人公进入城市后观念的变化、或是对从前真挚感情的背叛为表现。他在《星岛晚报》连载的小说《私奔》《鸟语》，以及出版的长篇小说《江湖行》中，都曾着墨于类似的形象。淳美的情感与乡土，在新环境的挤压下有所改变，或许亦从另一侧面反映着徐訏失落的内心世界。
《江湖行》以抗战为背景，徐訏在香港书写着中华儿女对民族的捍卫，正是他追寻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而从艺术手法上看，徐訏在写作中延续了他带有浪漫色彩和传奇特质的风格追求。在《江湖行》中，流浪令他感受到“生命自由的精神安慰”，又给了他“具体的生命痛苦”{13}。与徐訏早年的作品相比，在香港创作的《江湖行》有着对都市的疏离。擅长塑造现代城市“漫游者”的徐訏，在飞速发展的香港，却书写着乡土和流浪者。这些变化，何尝不是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不断延续的对话？在这个关于爱情、流浪和归隐的故事背后，或许深藏着徐訏对个体生命的精神境遇和对生命形式的追问。这种体悟，相信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徐訏作为南来作家的经历，以及他在香港这一特殊的文学空间中的省思与沉淀。
和徐訏相比，刘以鬯在香港的写作较早体现了“念兹在兹”的倾向。他在赴港后不久，就尝试书写居住于此地的新感受。不过，他长期生活的故乡上海，以及对上海的思念，仍然是他着墨颇多之处。由此，在刘以鬯的笔下，城市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或是“地方之爱”（topophilia）并非单一，而是交叠着沪、港双城的印记。当然，这何尝不是“地方”在香港城市空间蕴含的多元特质？{14}移居香港后，刘以鬯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北角。那里有着很浓的“上海气氛”，而他在香港解怀乡之苦的途径之一，便是寻找并书写“上海味道”。在他笔下，人们在北角购买热得烫手的“烘山芋”，或是上海“采芝斋”的蜜饯等食物。除了书写食物怀旧和慰藉之外，刘以鬯笔下的香港街景亦带有浓浓的乡愁：“坐在星光戏院就会产生坐在天蟾舞台看京戏的感觉”，又如“月圆游乐场入口处常有个阿婆用上海话大声喊卖白兰花和夜来香”……这令“身居香港，心在上海的人得到满足”{15}。
可见，在南来作家笔下，上海的地方性经过移植、转化，成为了香港地方性的一部分。由此，都市叙事也成为了南来作家融入本土的途径。同时，刘以鬯还试图透过将古典文学中的人物杂糅进都市题材的作品，创作出具有香港背景的“新编故事”。刘以鬯的《新玉堂春》与《苏三起解》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呼应关系。苏三和王金龙（景隆）生活在有“拉素”“DDT”“SW”咖啡的香港。{16}经由对古典文学题材的再造，都市叙事获得了新的形式。除此之外，他的《借箭》挪用的是《三国演义》中“孔明借箭”的故事架构。《崔莺莺与张君瑞》《寺内》等则挪用的是《西廂记》中的人物关系。刘以鬯善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灵感，这亦是他追寻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映。
尽管商业化的文学环境是影响南来作家创作的关键要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刘以鬯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的不懈追求，也是影响他文化轨迹的重要因素之一。赴港前，刘以鬯曾是怀正文化社的创办者，他所编辑的“怀正文化丛书”曾将不少知名作家的作品纳入其中。主要包括《待旦录》（施蛰存）、《边外》（田涛）、《恶之华掇英》（戴望舒译波德莱尔的诗集）、《好事近》（李健吾）、《铁花》（熊佛西）、《西洋文学近貌》（赵景深）、《风筝》（许钦文）、《人性杀戮》（王西彦）、《水浒外传》（刘盛亚）等;另外，“怀正文化社”还曾出版“怀正中篇小说丛书”，包括《危城记》（秦瘦鸥）、《盐场》（沈寂）;《铸梦传奇》（姚苏凤）、《雾都》（李辉英）等，其中不乏五四以来出现的诸多重要的文学创作及理论专著。
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刘以鬯，并没有太多乡村生活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乡土的疏离。恰恰相反，刘以鬯在怀正文化社时期就十分喜爱姚雪垠的小说及其用生动语言塑造的抗战农民形象。怀正文化社曾出版姚雪垠的“雪垠创作集”系列，包括《差半车麦秸》《记卢熔轩》《长夜》《牛全德与红萝卜》等作品。{17}而在刘以鬯的《酒徒》中，他更曾细数五四以来自己欣赏的现代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端木蕻良及芦焚（师陀）等。在作品方面，他亦提到沈从文的《丈夫》，芦焚的《果园城记》，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鴜鹭湖的忧郁》等。{18}如今观之，这些作品的共同点之一，是对乡土和精神原乡的塑造。而这或许正是刘以鬯置身香港时，与其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
再者，当时身处英属殖民地，在商业和西方文化夹杂的有限空间之中，刘以鬯得对中国文学中的精神原乡有了更多的反思。在他看来，沈从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这令他的小说具有抒情叙事的反讽意义。或许是因为这种风格并非仅来自于对现实的否定性解读，也非只是出自对文类界限的逾越，而是同时产生自他对叙事的表面含义的有意颠覆。{19}这种对文学原乡的追问，有可能影响到了刘以鬯的写作风格。正如沈从文、芦焚看似写乡土，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真实性”。因为乡土在文学中既是一种保持距离的观看，又是寄放自我的想象空间。而从刘以鬯在《酒徒》等作品中的写作实践来看，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张爱玲与沈从文的文体实践。张爱玲式章回小说的文体结构与“说书式”的讲故事一脉相承，独立分割也能有起承转合，放置在整体中亦适合首尾呼应，恰巧与刘以鬯撰写副刊连载小说的要求有所契合;沈从文以乡土为起点，他对多种叙事技巧的运用也被刘以鬯所吸收。于是，文学和精神的“乡土”，得以置换成香港生活经验建构的都市，继续在香港的文学场域中产生新的变化。
三、乡愁的再造：异国情调书写的
延续与变异
上海的文化氛围和文学书写中的异国情调，其实是徐、刘等南来作家文化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和上海均为中西文化碰撞之地，徐、刘等作家长期生活在上海，他们作品中对上海异国情调的书写并非浮于表面的勾勒，而是在基于在上海长期居住的城市经验之上的深入刻画。因此，关于异国情调的书写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创作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赴港前，刘以鬯的短篇小说已经显露他对异国情调书写的兴趣和所长。1936年，刘以鬯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发表于朱血花（旭华）编辑的《人生画报》。{20}1945年发表于重庆《文艺先锋》的《露薏莎》，更是能找到新感觉派的味道。《露薏莎》是一篇抗日背景的小说，以中俄混血舞女和地下工作者的爱情为主线，细致刻画了霞飞路、各色酒吧以及戏院等构成的洋场世界。在他笔下，霞飞路上能看见“‘蔷薇花铺’里的犹太老板在打盹。国泰戏院5：30那一场还没有散。这一天放映的是《谭尼尔·威勃斯托与魔鬼》（笔者按：“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1941）”，“走过两座高楼之间的小巷，向安南巡捕借火柴，点上一支帕尔摩尔”{21}。小说中的酒吧、戏院等地点，正是上海都会文化的写照。而上海的租界环境、都市文化及感知经验，后来在刘以鬯的书写中得到了延续。香港的异国情调和上海相比，有其相似之处。刘以鬯在《世纪末的情感》中就有类似的书写：“洋琴台上的黑人钢琴家，正在演奏《古巴的卖花生米人》，十只黑色的手指，像蛇舌一般在琴键上疯狂地舔着。一连串疯狂的旋律，在人工椰子树的大叶子里，游来游去”{22}。对刘以鬯而言，异国情调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随他一同迁移到了香港，成为一种兼具现代主义色彩和香港都市叙事背景的特殊文本。
然而，和刘以鬯相比，徐訏在香港的作品中却很少再出现《风萧萧》那样，对上海租界空间及异国情调的深入描写。他的《鬼恋》所描写的抽埃及烟“Era”的女“鬼”，以及南京路上的情调和景致，都似乎只停留在了从前特定的创作时期。在创作《风萧萧》时，徐訏曾置入二十多个上海真实的街道名。他对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静安寺路（南京西路）、贝当路（衡山路）、姚主教路（天平路）等地名曾信手拈来。不过，他却再也没能用如此接近都市地理空间的特殊笔墨描绘香港。赴港后，徐訏笔下的异国情调不再与故事结构本身紧密契合，而变得更像是故事背景。在小说《时与光》中，尽管徐訏加入了“深水湾”“尖沙咀”“玛丽医院”等本土地名，或是关于南国树木、海滩风光的描写，却仍略显隔膜。
或许是因为徐訏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香港设为他短暂的停留之地，这令他原本擅长的异国情调书写，变得反倒更像漂浮的“驱壳”。《时与光》是《香港时报》1960年代著名的连载小说。徐訏坦言，《时与光》开始写于1948年左右的上海，后因生活动荡而搁置，最终于1964年才在香港脱稿。{23}作品中的人物出入酒会、别墅，多角恋爱的故事情节也与到港前的成名作《风萧萧》有相似之处。不过，与《风萧萧》中租界地景所呈现的异国情调不同，徐訏并未着墨于同样有着异国情调的香港文学地景，而是转而塑造“偶然”的人生体悟和叙事结构。《时与光》中郑乃顿的一生，由一次人与全知视角的声音对话开始。谈论偶然与时间的对话、剧本、魔术贯穿在作品中，叙述者甚至能在现实时间之外的另一维度活动。郑乃顿自称“偶然主义者”，这位自称“香港过客”的文人这样诉说初到这个城市的感受：“在旅馆里，坐在沙发上，翻开电话簿，一串串都是陌生的路名，陌生的人名……香港是我只经过一次而从未逗留过的城市。天气很热，香港只有冬天是我们的春天”。{24}香港成为郑乃顿偶然到达的地点。而香港这座城，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而已。
从另一个侧面看，徐訏对异国情调的舍弃，以及他在书写中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的思考，何尝不是反映移居后的内心仍未安然居住？而这些追问和思考，其实正转化自他内心深处的文化乡愁。徐訏曾指出，《红楼梦》中的“人生若梦”主题源于曹雪芹对时间的敏感。{25}在他笔下，“生命永远是在流动，一切的将来都要变成过去，而现在不过是过去与将来的焦点，它从不许我们有一刹那的占有。当我们凝视一秒钟的现在时，它已经带我到新的一秒钟的将来了。”{26}颇有意味的是，这些描写实际上与他早年研究的直觉主义、柏格森的“绵延”（durée）与时间观念等论述，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其实，香港成为了徐訏寄放心灵感伤与探索时间意识的最后归属地。虽说徐訏小说中的香港更像是上海的“影子”，但从内地到香港的跨越，却刺激了徐訏在香港三十年来写作中所贯穿的，对时间、偶然等概念的文学表达，潜藏着他探索具有哲学意味的生命体验历程。在香港，时间问题是徐訏在创作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27}他作品中的时间体验，是神学、心理學在文化转译后进入中国文学书写的别样产物。而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乡愁刺激，并且凸显了他与时间意识展开对话的内在意愿。或许，这对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时间意涵、生命体验，以及叙事方式等，都将继续带来新的启示。
四、乡愁的转化：文学理想和
出版理念的延续
（一）赴港前的文化理念与出版活动
由徐訏、刘以鬯等南来作家所编辑的报纸副刊、杂志，曾在香港文学界扮演着小型公共文化圈的重要作用。而在未赴港之前，徐訏、刘以鬯等已逐渐形成各自的创作风格和编辑理念。后来，它们成为了南来作家们文化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来作家的生存空间，是在对文艺的热诚和现实的荒芜中、在不同话语的论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从力匡办《人人文学》、夏果办《文艺世纪》、徐速办《当代文艺》、刘以鬯编辑《香港时报·浅水湾》等，均可见一斑。他们在谋生之余，亦写严肃作品、办杂志、编报章副刊，向商品消闲的庸俗风气宣战。{28}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投稿者的书写中，反观编者的编选原则、趣味和包容度;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从编者的编辑取向中反观他们在面对文学理想和外界环境时的应对策略。
在赴港前，徐訏和刘以鬯均有较丰富的文学创作和出版的经验。在尚未到达香港之前，徐訏和刘以鬯在重庆就有过一次会面，二人由杨彦岐（易文）介绍相识。文学一直是刘以鬯的追求。中学时期，他便开始参加文学活动，加入叶紫创办的“无名文学会”时，他还只是上海大同大学附中的初中生。{29}1941年，刘以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离开“孤岛”到达重庆，在《国民公报》等任副刊编辑;徐訏到达重庆的时间则是1942年9月。当时他由时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的伍叔傥介绍，在国文系任兼职教授。
此后，徐、刘二人的文化活动又有交集：徐訏的《风萧萧》在连载时就曾引起很大的轰动，多年后交付刘以鬯在上海所办的怀正文化社出版。刘以鬯（刘同绎）及兄长刘同缜是怀正文化社的主要负责人。“怀正”二字出于刘家的堂名“怀正堂”。名曰“文化社”，而非“出版社”，意在“使业务不至于太狭窄”，这其实正是徐訏的建议。{30}在上海，刘以鬯的怀正文化社曾帮徐訏出版过不少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风萧萧》，中篇小说集《鸟语》，短篇小说集《阿剌伯海的女神》《烟圈》《幻觉》，诗集《灯尾集》《进香集》《待绿集》《鞭痕集》《借火集》，散文集《蛇衣集》等。总的来说，徐訏、刘以鬯在赴港之前从事的出版活动以及因此积累起来的文化界影响，也为他们日后在香港的文学事业打下基础。刘以鬯带着延续怀正文化社的理念、“以海外华人为对象，发展出版事业”的愿望于1948年赴港。尽管“怀正”一去不返，但他却在香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当年投身于出版事业的初衷。
（二）社会生活与都市书写的向度
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作家倘若无法迎合多数读者的趣味，就可能会失去用稿机会。因此，南来作家们时常要面对的处境，便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背叛自己、放弃自己、甚至忘掉自己”{31}。在徐、刘二人面向通俗写作的过程中，必定会有所取舍。在陌生的环境、商业考量和文学创作的激情中，如何摸索出平衡点？这其实并非易事。尽管徐訏到香港后的创作看似十分丰富，但他却依然深感孤独。香港的商业气氛未能令徐訏如愿成为职业作家，他还需要在高校教书，维持生活。在美国“绿背文化”（美援文化）影响下，港台文坛的一些人对他写作的期待并不是浪漫故事，而是政治姿态。{32}徐訏因缺乏鲜明的政治姿态而遭批评，这令他的处境更为艰难。
一边面对自己的文化乡愁和理想，一边面对报刊强烈的通俗性需求，刘以鬯亦面对不小的困难。所幸的是，《香港时报》向他提供了编辑《香港时报·浅水湾》的工作，希望他能有所革新，编出具有特色的副刊。按照刘以鬯的构想，改编后的副刊将成为纯文艺副刊，“不登消闲文字，只登严肃文艺作品”{33}。他开始着手选刊小说、特别是一些关于世界文学思潮方面的讨论。正是在他的努力下，编者与香港年轻一辈的撰稿者共同为香港创造了可贵的文学空间。正如也斯（梁秉钧）所言：“年轻一代执笔介绍现代小说的文章，也一定给予有丰富创作小说经验的编者一定的冲击，以及继续多年文学试验的欲望。”{34}不过，刘以鬯编辑“不登消闲文字”的追求在商业急速发展的香港社会中亦承受着一定的压力，这从他的小说《有趣的事情》可窥见一斑。该小说1965年10月至1966年5月在《新生晚报》连载。小说的主人公以卖文为生，刘以鬯后来将其中一部分改写成小说《蟑螂》。叙事者靠写作“讨生活”，在断腿蟑螂的身上仿佛看见自己同样残缺的理想。刘以鬯将这些带有残缺、挫败意象的文字，以一种日常性的笔调集中、放大，突显了他对南来作家本身在文化处境上的观察。
不过，在对都市文化生活进行批判、对文人困苦生活描摹的同时，刘以鬯也开始从更深入的反思角度，书写历史赋予南来文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的精神历程。1962年，他在《星岛晚报》上连载的小说《酒徒》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写道，“轮子不断地转。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飞路的情调。天星码头换新装。高楼大厦皆有捕星之欲。受伤的感情仍须灯笼指示。方向有四个。写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白兰地。将憎恶浸入白兰地。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35}在他笔下，叙事者个人的记忆与历史夹杂在一起。“轮子不断地转”的画面不断出现，营造出类似电影蒙太奇（Montage）的效果。战争、故乡沦陷，以及香港的安逸场景拼接在一起，不断地凸显着叙事者內心的的伤痛和乡愁。
与此同时，刘以鬯逐渐在写作中关注到香港本土文化、民生问题等。他的《天堂与地狱》正是借苍蝇之口，批判现代都市中的虚伪事物，并用针砭时弊的方式，“反写”自己略显困顿、苦中作乐的文学生活。他还以关注方言用词、记录日常等方式，探寻本土书写的新形式。在短篇小说《链》中，出现了诸多对香港地名的详细表述。相当一部分的描写，使用了诸如“高佬李”“大头仔”等粤方言的用法。{36}这些变化，均足见刘以鬯在试图令他的都市叙事更接近香港的本土文化。
相比之下，徐訏在处理香港社会生活题材时，则略显被动。但这种“被动”，却又恰好成为他所呈现的特质。徐訏塑造的移民形象，以及他借助人物经历勾画的“人生虚无”体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自身的“疏离感”。小说《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描摹了都市的物质诱惑与香港现实生活中底层人物的同舟共济，或许这才算他为数不多的，关于本土题材尝试。再者，一些失落的“小人物”形象的出现，也是以往善于勾画“文化精英”形象的徐訏在人物塑造上的新变化。《手枪》和《劫贼》中的人物因生活所迫沦为劫匪，这类形象在他从前的创作中其实不太常见。
在他笔下，还有一类典型人物是移民。的确，徐訏书写的香港，很多时候只有“香港的影子”。而覆盖在这个影子上面的，则是“另一个移民的影子”{37}。小说《过客》中的主人公，正是和徐訏一样，从上海到香港生活的“过客”。而在《一九四○级》中，他塑造了一位在香港放弃了自己的写作理想，无奈靠做算命师傅谋生的人物。移民的形象也延伸到了心理的层面。在《时与光》中，舞蹈家因身体致残无法继续跳舞，其实影射了理想的迁移和失落的象征意义。人生的虚无感，在徐訏的香港书写中愈来愈浓。不过，这又在另一个维度上构成了徐訏本土书写的独特风格。
不断在通俗性和自我的艺术追求中寻找平衡点，是徐訏、刘以鬯等南来作家长期面对的问题。对作家自身来说，他们时常有着主动划分作品的意愿。比如，刘以鬯将经过自己筛选的《对倒》《酒徒》等结集出版。而他认为，被“排除在外”的，有不少是他无奈“卖文”，“娱乐他人”的文章，而非“娱乐自己”。不过，由于通俗性和作品的文学性在现实中并非泾渭分明，某些未被纳入作者“自我筛选”结果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没有研究价值。比如，徐、刘等南来作家的“连载小说”受报纸篇幅所限，需要做到对上文的承接和对下文“吊胃口”。这种行文结构其实正是作家与通俗性对话的一种结果。这些文体短小而环环相扣，又衍生出不同的叙事结构及效果，同样是香港文学纷繁复杂面貌的一部分。
（三）文学空间的开拓与传统的接续
在对大众媒介与文学生产的看法上，徐訏、刘以鬯的态度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之处。在刘以鬯编辑的众多出版物中，《西点》一直较少受到注意。这是一份沪上畅销的都市生活类杂志，后来在香港复刊，能够从诸多层面反映南来作家的办刊理念与实际境遇。《西点》在上海时为半月刊，以“介绍西方文化，灌输国际知识”为主旨，多摘译有关国外生活方式、时政通讯等内容的文章。作为编辑，刘以鬯在对《西点》香港复刊号进行革新的过程中，不但将其一半篇幅用作刊登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更强调“图文结合”的策略。
复刊首期，《西点》已有多位南来作家参与短篇小说的创作。该期还刊登了刘以鬯在上海时期的作品——《失去的爱情》的广告，当时由香港海滨书店再次发行。{38}复刊号的文章多配有插画，其内容通俗，调侃爱情、戏谑青春，十分符合大众消闲的需要。另外，译文均选自最近的国外期刊，可见编者在时效性上的考量。香港读者对国外信息的需求和上海相似，因此刘以鬯在香港编辑复刊号时，并未将上海版《西点》的翻译传统完全舍弃。再者，《西点》在香港复刊后，便开始定期刊登诗歌、散文等文学性较强的文类，明显调整了文学创作的比重，这都是上海版不多见的。由此，不难看出刘以鬯内心对文学的坚守。
《西点》既有侣伦等香港本土作家发表文章，又不乏路易士等南来作家发表作品。因此，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小型文学园地。{39}此外，香港和上海相似的是，电影都曾是市民日常消闲的主要方式。通过考察《西点》香港复刊号，可以发现刘以鬯在选文的原则上，既争取文学创作的空间，又尽量顾及文化环境的需求。从影评中就能看出，它们并未像当时流行的某些小报一样，放大电影中的欲望和情色卖点。而是侧重从“文学改编电影”的角度切入，讨论美国好莱坞将文学名著、畅销小说搬上银幕的时代特色、删减原则等。{40}刘以鬯在编排《西点》的过程中，对各种文类、风格有较高的包容度。这种倾向，令该杂志既通俗，又不失文化内涵。
然而，在现实和文学梦的夹缝中生存，终究是刘以鬯无法抗拒的经历。《西点》为香港文学提供了可贵的书写空间，但自复刊至第五期，编辑一栏已不见刘以鬯之名。《西点》如同鲜活的文化标本，从侧面反映了当年在香港从事中文纯文学创作的艰难。这份杂志在商业浪潮中逐渐妥协求生存，无奈削减了文学创作的比重，走了更为通俗消闲的路线。和刘以鬯一样，许多倾向于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也逐渐从杂志退出。
徐訏和刘以鬯相似，也在香港重拾了熟悉的编辑工作。20世纪50至60年代，徐訏参与了《热风》《幽默》《笔端》等知名文化杂志的编辑工作。赴港前，他曾与孙成创办上海的《天地人》半月刊，亦曾在林语堂主办的《人间世》《宇宙风》《论语》等刊物发表作品。《论语》半月刊由林语堂主办、陶亢德编辑，徐訏担任助理编辑。在林语堂创办著名的小品文刊物《人间世》半月刊后，徐訏又和陶亢德共同任编辑。在香港，李微尘成立创垦出版社后，推出了《热风》半月刊，徐訏受邀任编辑。当时，该刊的主要作者还包括曹聚仁、周作人、李微尘、李秋生等作家。《热风》内容涉及小说、掌故、新诗、诗话等，文类上较为多元。{41}然而，杂志像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却没有稿费收入。因此，撰稿者有的越写越少，有的甚至改行。{42}这令徐訏亦觉得无法胜任，只能退出编辑事物。此后，徐訏还曾主编文艺杂志《笔端》（The Quill Semi-Monthly）半月刊。《笔端》是香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文艺期刊之一，常刊登周作人的旧文。它的创刊号封面由徐訏亲自设计，灵感来源于敦煌文物。{43}徐訏希望“办一个合乎时代，实事求是的刊物。希望可供有识之士对现代的各种问题发表点意见，或者用艺术的形式，表现胸中所感所思，或报导些特殊的见闻”{44}可见，他试图为香港创造更多有思想、有品味的文学空间。《笔端》成为了徐訏编辑《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延续，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的是徐訏在文艺追求中的自由主义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艺气息整体受到挤压，纯文艺刊物的生存处境不易。《幽默》半月刊便是徐訏继《热风》后又一次尝试，他试图寻找一种在文艺和市场间取得平衡的考量。{45}在《幽默》的投稿简章中，徐訏道：“来稿虽可论草书，但请勿以大草为文，来搞亦可论‘沿步路过’之文法，但勿以此文法为文，本刊编者才疏学浅，怕看不懂”，这令原本普通的投稿简章转而灵动起来。在徐訏看来，模仿欧美电影、杂志情节的流行书写实则内容空洞。而他将幽默讽刺小品视作“写实主义或是自然主义的雏形”。他认为，讽刺小品倘若要成为写实小说，则需要更为深刻的观察和细腻的剖析，距离“严格的文学的路还很远”。不过，幽默小品“虽流于片段”，却至少更贴近民众的“苦笑”，而非“调笑”，带有漫画味。{46}徐訏的短篇小说《太太的嗓子》，曹聚仁的《欣庐的春天》等都曾刊于《幽默》。{47}这些作品笔调幽默，行文间流露着生活的智慧，更常用戏谑和反讽的手法，在幽默之余亦深藏省思和智慧。
徐訏从1933年就开始为林语堂的《论语》撰稿。几十载后，依然可以从他编《幽默》的趣味中，找到《论语》“幽默”“闲适”和“灵性”的小品文精神。正如林语堂所言，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哀情，可以描绘人性，可以形容世故，可以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48}。它具有一种创作的即兴感，而且对各种题材的包容性较大，可雅可俗。徐訏曾为《幽默》写下包括“不求闻达于权贵”“不反对娱乐”“不报导及预测赌博”等在内的十点原则，系仿造林语堂《论语》十点“同人戒条”而作。《幽默》所刊文字笔调幽默，行文间流露着生活的智慧，它显示了徐訏对小品文幽默、闲适精神的再次实践。徐訏尝试在香港为小品文辟出一片空间，实则为香港文学注入了更为多样化的写作风格，因此，这种文学理念的迁移、转化，应当成为研究香港文学史时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如今观之，香港出版界早年對西方文化的传播方式相对多元，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流通空间则是被挤压的。而徐訏编辑的《幽默》，以及《论语》《笔端》等的重要之处，一是在于它和中国文化及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对话;二则是因为这些园地聚集了一批香港文学中重要的创作群体，除了徐訏，还包括十三妹、司马长风、胡品清、李辉英、黄思骋等。滋养了香港文学生长的宝贵土壤。另一方面，《幽默》等香港文学期刊被允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有华人聚居的地区销售。因此，新马地区的撰稿者得以继续延续小品文的写作，并在此过程中与香港文坛保持对话。伴随期刊的编辑、流通过程，南来作家的文化乡愁和文学理念亦同时得以转化，成为华文写作共同体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五、余论：再思文化乡愁的接续与传播
南来的乡愁和文化差异，令徐訏、刘以鬯等作家产生了一系列的追问。而文化乡愁与本土书写之间的关系，恰好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视角。因为只有进一步探索香港文学的关系网络，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才可能更好地转换为文学地图的“测绘”。{49}从徐訏、刘以鬯的香港书写中，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学”文脉的变化和延续。在此过程中，作家与香港文学之间展开了新的对话;香港的文学空间，亦逐步深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定主题和形式，成为其有力的补充。{50}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南来作家的文化乡愁影响的不仅仅是香港文学。对于海外，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而言，香港是海外华人寄予文化认同的重要桥梁。当时，新、马的殖民政府禁止来自中国内地的报刊流通，却给予香港一定的便利。诸多香港期刊允许在新、马销售。因此，文化流通的过程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其一，对香港文化界而言，不同区域华文界的探讨，促使香港文学走向了多元的发展路径;其二，香港和新、马等地的读者、撰稿者，获得了对话的契机。由此，香港文学期刊作为连接的中介，得以为新马地区的华语文化注入动能。而无论是对于香港文学，抑或新马地区的华文文学而言，文化乡愁曾是刺激南来作家不断在文学中认识自我、发现异乡与故乡对话关系的要素。
由此看来，探究南来作家的文化乡愁，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家们的文学深耕过程。在香港，徐訏始终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他很少再像书写上海一样，深入写出香港的社会面貌，而是着墨于时间体验、人际隔膜。刘以鬯则试图通过报刊上的连载小说，反思中国新文学中的传统与乡土，并承接上海时期的异国情调书写，连接雅、俗。地理迁移的线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意识，在此过程中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最终，它借后者之力延续，与本土产生对话。由此，散播的“文化种子”也得以在新的环境中生长。
承载着记忆、情感与传统的文化乡愁，映照出南来作家与香港都市文学空间的特殊对话路径。一方面，文化乡愁延续着中国文学的文体、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南来作家的文化乡愁中，并非只存在一种传统。对于徐訏、刘以鬯等而言，文化乡愁的意涵还应该包括五四以来的文化追求、现代主义的趣味、都市叙事的接续，以及世界文学的影响等。香港是东西交汇的都市，更是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特色的多元文化都市。{51}因此，在研究文学创作、传播的过程时，可以尝试打开空间，将“本土关怀”“比较视野”“抒情传统”等方法与知识脉络研究相结合，从更多元的视角，考察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52}总的来说，南来作家伴随迁移所产生的文化记忆，可以在徐訏、刘以鬯对香港文学的影响中找到更多联结之处。继而，这亦能映照二人背后的南来作家群体。而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回应，则有更多衍义尚待研究。
① 潘亚暾对“南来作家”进行了狭义与广义的界定：狭义而言，指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在中国内地从事创作并有文名者，在港期间的作品为其一生作品中主要或重要部份;广义而言，则指凡来自内地者，而不问其来港之际是否有文名，后在香港文坛占一席之地者。他认为现代南来作家大致可分三代：第一代是南来前已有名，包括1949年以前南来的刘以鬯、何达、吴其敏等，以及1949年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徐訏、徐速、李辉英等。另外，还有曾敏之、马国亮、犁青等由内地或海外两度到港的。第二代以五十年代来港为主，较有代表性的有海辛、金依、双翼、西西、胡菊人等。第三代为七八十年代到港，如黄河浪、傅天虹等作家。见潘亚暾：《香港南来作家简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② 徐訏、刘以鬯、南宫搏、秋贞理（司马长风）、力匡、林适存、赵滋蕃、路易士（李雨生）等作家初到港时，处境不易。参见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一九六九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14页。
③{35} 刘以鬯借《酒徒》主人公之口，指出当时香港文化生态的问题。参见刘以鬯：《酒徒》，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5页，第39页。
④ 部分重要成果包括：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一九六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潘亚暾：《香港南来作家简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黄万华：《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义、赵稀方：《文学香港在中国》，见《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吴义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计红芳：《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⑤ 《说文·灥部》道：“厵，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原，篆文从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75页。
⑥ 参见张松建：《重见家园：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另见此书序言（王德威：《华语语系研究的新收获》）。
⑦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519页。
⑧ 葛浩德（Frederik Green）：《徐訏与香港——一个留下的过客》，见梁秉钧策划，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编：《创意写作系列：书写香港@文学故事》，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44页。
⑨ 徐訏：《已逝的青春》，见《时间的去处》，第1页（出版地及出版社不详，由卢玮銮教授赠予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⑩ 徐訏：《原野的呼声》，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25页。
{11} 徐訏《夜听琵琶》，原载于1968年3月16日《笔端》半月刊第6期。见廖文杰编《无题的问句——徐訏先生新诗·歌剧补遗》，香港：夜窗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2} 计红芳：《香港南来文人的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1页。
{13} 吴义勤：《流浪的意义与生命的感悟——重评徐訏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城市文艺》（香港）2008年第5期。
{14}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1974， pp.92-128.另请见拙文《波西米亚人之“眼”——再思城市“地方性”与社区营造的路上观察学》，《文化研究》（第2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1-96页。
{15} 刘以鬯：《北角的上海情景》，《香港作家》2002年第5期。
{16} 刘以鬯：《新玉堂春》，见《天堂与地狱》，香港：海滨书屋1951年版，第50页。
{17} 在劉以鬯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的剪报排印本中，就有十一则与姚雪垠相关的文章，时间跨度由1941年到1971年。
{18} 刘以鬯：《酒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31页。
{19}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293页。
{20} 刘以鬯：《近作两篇〈异地·异景·异情〉前记;〈模型·邮票·陶瓷〉前言》，《香江文坛》2005年4月号。
{21} 刘以鬯：《露薏莎》，《文艺先锋》1945年7卷8期。
{22} 刘以鬯：《世纪末的情感》，见《天堂与地狱》，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5页。
{23}{24} 徐訏：《时与光》，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356页，第8页。
{25}{26}{42} 徐訏：《徐訏文集》（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第21页，第189页，第381页。
{27} 参见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37页。
{28} 卢玮銮：《“南来作家”浅说》，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
{29} 刘以鬯：《叶紫与无名文学会》，见《刘以鬯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版，第91-98页。
{30}{31} 刘以鬯：《刘以鬯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67页，第3-4页。
{32} 吴义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1页。
{33} 刘以鬯：《新小说·反小说——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在“第二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专题讲座上的发言》，见《旧文新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页。
{34} 也斯：《从〈迷楼〉到〈酒徒〉——刘以鬯：上海到香港的“现代”小说》，《文学评论》（香港）2010年第8期。
{35} 刘以鬯：《酒徒》，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9页。
{36}{43}{44} 刘以鬯的《链》刊于《笔端》1968年第3期;《笔端》曾刊登周作人的文章，如《我的杂学》（1968年第2期）、《我与西洋文化学术的渊源》（第3期）、《我的杂学与道德观》（第4期）、《关于民族风物的学识》（第6期）、《俗曲及其他》（第8期）。另，还有成仲恩编注《知堂老人己丑春夏日记》（1968年第9期）。参见《笔端》1968年第1-9期。
{37} 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1996年版，第139页。
{38} 《西点》复刊号第一期，西点半月刊社，1951年11月25日出版，第29页。这部中篇小说1947年刊登在上海环球出版社汪波（沈寂）主编的《幸福》杂志，后由桐叶书屋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并由漫画家郭建英配插画。许定铭：《刘以鬯的第一部单行本》，《文学研究》（香港）2007年第7期。
{39} 南来作家路易士曾在这份刊物上书写南来思乡的心境和颠沛流离的处境：“我没有芦笛，没有提琴，/而现在这个年头，/也不再适于行吟，/那么一个空虚的胃，/一颗破碎的心，/该怎么使它安定？”路易士：《说书人语及其他》，刘以鬯、公孙鱼主编：《西点》1952年第4期。
{40} 刘以鬯主编，香港西点半月刊社：《西点》1951年第1期。
{41} 方宽烈：《香港文坛往事》，香港：文学研究社2010年版，第226页。
{45}{46}{47} 杂志督印人及主编均为徐訏，由创垦出版社发行。《幽默》1952年1-9期。
{48} 林语堂：《发刊词》，《人间世》1934年创刊号。
{49} 黄子平：《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原文刊于《香港文学》2003年1月号。见陶然主编《面对都市丛林——〈香港文学文论选〉（2000年9月—2003年6月）》，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47-251页。
{50} 杨义、赵稀方：《文学香港在中国》，见《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650页;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7页。
{51} 李欧梵：《情迷现代主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7页。
{52} 李浴洋：《重探“香港文学”——陈国球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the special kind of cultural ecology in Hong Kong made it possible that writers from the Mainland had to face the un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tic pursuit and popularity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a contradiction， the cultural nostalgia of the writers became even stronger as the traces of their writing changed accordingly. Xu Xu and Liu Yichang gained treasured writing space for Hong Kong literature althoug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writing experience and concepts of editing as Xu Xu constantly found himself an outsider， unable to render in-depth portraits of social features of Hong Kong， like he had done about Shanghai; instead， he began writing about his experience of time and in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Liu Yichang tried to serialize fiction either in magazines or newspapers， with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 and native land in the new literature of China. He was connected with the exotic writing from the Shanghai period and tried to combine the vulgar and the elegant in literature. A re-exploration in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nostalgia and local narratie of such writers as Xu and Liu would help us reflect on the veins of a deeper level in the dialogue that is continuing between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writers from the Mainland， cultural nostalgia， cultural memory， loc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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