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璐

　　

　　摘 要：2020年，宋以朗整理出版了张爱玲与她后半生“最好的朋友”宋淇和邝文美之间的全部往来书信，共736封，跨四十年，逾六十万字，时间跨度与通信数量远超以往刊布的张爱玲与其他友人的通信，对于研究四十年代“上海时期”之后更全面的张爱玲其人及其作品世界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在梳理张宋书简的时间分布和对读张爱玲与赖雅、夏志清、庄信正等人的书信之后，本文尝试归纳张宋书简的特点及研究空间，考察张宋的交往走向，并一窥张爱玲“旅美时期”的创作和生活状况。

　　关键词：张爱玲;书信研究;宋淇;邝文美;“旅美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83-07

　　2020年9月，值张爱玲（1920-1995）百年诞辰之际，皇冠出版了张爱玲与宋淇（1919-1996）、邝文美（1919-2007）的现存的全部往来书信，名为《纸短情长》与《书不尽言》，收录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来往书信共736封。其中张爱玲450封，宋淇与邝文美286封①，通信时间从1955年10月25日至1995年8月9日。张爱玲所写的第一封信是1955年10月25日给邝文美，彼时她正离开香港，乘游轮赴美，张爱玲所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95年7月25日给宋淇与邝文美，一个多月后，她逝于寓中。可以说，这横跨四十年的书信交往，贯穿了张爱玲整个“旅美时期”，也见证了张爱玲后半生中几乎所有写作与生活方面的重大事件，对于研究四十年代“上海时期”之后更全面的张爱玲其人及其作品世界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宋以朗将这四十年的往来书信整理结集出版，无疑是“张学”研究中的一大盛事。

　　近些年来，张爱玲与友人的书信陆续整理结集出版，2008年庄信正编注《张爱玲来信笺注》（简体版名为《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收张爱玲84封信，通信时间从1966年6月26日至1994年12月16日。2010年，宋以朗节选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书信318封编入《张爱玲私语录》，并透露出他家里书信档案的情况：“计有六百多封，共四十多万字”②，数量庞大引发强烈关注，如今读来也是粗略估计了。2013年，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张爱玲118封信，时间跨度从1963年5月19日到1994年5月2日。另外，2007年，周芬伶编《哀与伤：张爱玲评传》，苏伟贞编著《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2011年，苏伟贞编著《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这三本书中也收录了少量张爱玲与赖雅、友人和编辑的通信，时间范围在1962年1月至3月和1988年5月8日至1994年11月9日。在此之前，张爱玲的书简已有零散刊布，已知最早刊布的信件是1944年12月28日登载于《春秋》杂志“女作家书简特辑”栏目中张爱玲给《力报》主编黄也白的信，1958年，胡兰成出版散文体自传《今生今世》，其中也揭示了张爱玲写给他的几封情书……③总的来说，这些书信刊布，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通信数量，都远远无法与2020年最新出版的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书信集相比拟，正如宋以朗在序言中所说，超越四十年的朋友，超过六十万字的书信，张宋书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④而且，宋家虽然基本保存了张爱玲的书信，但宋淇寄出的信，直到1966年9月9日起才保留底本，邝文美的信留存副本则较少，因此，张宋通信实际上的字数恐怕远远超过六十万，联系之密切，友谊之深厚以及其中透露的信息之多令人咋舌。

　　一、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交往

　　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彼时宋淇任职于美国新闻处译书部，登报公开征求《老人与海》的翻译人员，张爱玲也投了简历，面谈以后被选中，之后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认识了邝文美，于是便开启了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长达四十多年的交往生涯。张爱玲将他们的相遇称之为“幸运”、“命运的安排”，如果说，张爱玲的前半生中最好的朋友是炎樱，那么，张爱玲的后半生乃至一生中的最好的朋友无疑是邝文美，她在生命中最后几年给邝文美的书信中直言道：“在我，你已经是我生平唯一的一个confidante了。”⑤张爱玲在书信中也曾多次将邝文美与自己年轻时的好友炎樱相比较，强调邝文美对自己的了解的程度之深，比如她在1955年12月18日给邝文美的信中说：“Fatima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illusions，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spoil me for other friends。”⑥而张邝之所以成为知己彼此心照，张爱玲觉得主要原因是邝文美与自己非常相像：“我们两人的背景和环境那么不同，可是本性和气质都那么像，真奇怪！”⑦，“像你这样的朋友，不要说像自己人，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份。”⑧比起张爱玲的直接表白，邝文美在書信中表现得较为内敛，但她也无比珍视这段友谊，她在1980年6月15日给张爱玲的信中解释自己长久未曾写信的原因时说：“以前你说我积极乐观，擅于处理人际关系，现在我脾气变坏了，再也不是你记忆中那个温婉柔顺的女人，因此我对自己非常失望，非常生气。一直想瞒住你，不让事情破坏了你心目中美好的形象，（我珍视你的友情才这样想，你一定了解）。”⑨一心想维护自己在好友心中的形象，担心好友对自己失望，这种小心翼翼的处理方式恰巧证明了邝文美对张爱玲友谊的珍视。

　　张爱玲在1957年2月2日给邝文美、宋淇的书信中直接称他们为“最好的朋友”。《纸短情长》中还附录了赖雅1956年8月18日写给邝文美、宋淇的书信：“爱玲说她的朋友当中，就只想让你们跟我见面（You are the only ones of Eileens people she says she wants me to meet）”⑩，之后的内容中赖雅向他们保证一定照顾好张爱玲，信中诉说完全是对于“娘家人”的口吻。而且，张爱玲晚年多病，眼疾、牙痛、感冒，还有因为蚤患而逐渐严重的皮肤病，都在书信中有所表现，她在1975年9月24日写给宋淇的信中坦言自己写完《小团圆》的状态：“我因为这篇难产多年的小说好容易写了出来，简直像生过一场病，不但瘦得吓死人，也虚弱得可怕。因为血脉不流通，有时候一阵阵头昏，前两天在街上差点栽倒。”{11}同时，张爱玲对于宋淇与邝文美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十分了解，并且在书信中常对此怀有关切和忧虑，比如1976年1月3日写给宋淇的信：“我没在等你的信，不过每逢有点什么就写张航简告诉你一声，一直请你没事就不要特为回信，你的十二指肠溃疡又发了，真是！”{12}虽然宋淇与邝文美的信留存不多，但想来他们也是将生活中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写给张爱玲的，张爱玲才能对他们的生活了如指掌，他们三人能够将彼此的幸福趣味与病痛苦恼时时刻刻相互分享，并且总是因为某些小事联想到对方，张宋的友谊之深已经无需怀疑与多言了。

　　1955年秋张爱玲离港赴美，50年代后期，宋淇任国际电影懋业公司的制片主任，张爱玲在宋淇的介绍下先后创作了《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和《桃花运》等剧本，1961年张爱玲到香港搜集写作资料，并且创作了《南北一家亲》等剧本，1962年3月，张爱玲回美。根据宋以朗的说法，至此“三人终身没有再会面”。{13}但准确说来，他们三人虽未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张爱玲与邝文美至少70年代在美国是见过面的，1974年10月18日，宋淇给张爱玲的信中说：“文美已于11日去美，约逗留3—4星期”，1974年10月30日，张爱玲回信：“Mae又到美国来，你一定是好多了，听了很高兴”。{14}之后三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容乐观，见面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只能通过书信维系感情了。

　　邝文美与宋淇虽然与张爱玲私交甚笃，但他们总共也只写过关于张爱玲的三篇回忆文章，分别是1957年7月邝文美在电懋拍摄的《情场如战场》上映之后于电懋旗下的《国际电影》杂志发表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1976年3月宋淇署名“林以亮”在《明报月刊》和《联合报》发表的《私语张爱玲》和7月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张爱玲语录》，这三篇文章深受张爱玲爱重，张爱玲多次在书信中表白“写得真好”，尤其是邝文美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她将这篇文章和夏志清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同寄给英国病重的母亲，“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15}。这三篇文章均被宋以朗收录于《张爱玲私语录》中。然而，宋淇和邝文美在这三篇文章中的侧重点都在张爱玲身上，她的生活习惯，性情思想，审美趣味，以及创作修改一些小说剧本的具体过程，于他们的交往并未详细介绍。后二十年间，“张爱玲热”在两岸三地愈演愈烈，宋邝二人则很少在公众面前谈论张爱玲，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张爱玲希望自己不要被过度曝光（over-exposure，语出张爱玲1976年12月15日给宋邝书信）的态度，和宋邝不愿意“挟爱玲以自重”（语见宋淇1987年3月9日给皇冠总编辑陈皪华信）的选择。

　　宋邝对于朋友的尊重维护和不为利益所动的高洁品质令人称赞，但对于研究他们三人交往来说，宋邝之子宋以朗的说法似乎成为了孤证。在宋邝书信尚未出版之前，张宋关系在张爱玲晚年的走向也变得扑朔迷离，周芬伶在2004年登载张爱玲1962年于香港写剧本期间给赖雅的六封家书的中译版，其中一封写于3月2日的信中有“宋家冷冷的態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这些不确定的状况加重我的基本开销，更加深了我在这儿的悲惨……隔天待在我的小房间，觉得快休克了，整个人要爆炸了……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不过我会从如此恶劣的交易中存下几百元……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走在阳台中时，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处境、我的心情，顿时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的句子，之后的信中更是有：“只好搬到宋家暂住两周。对我和宋家而言，都是一场灾难，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的付款……过去这五个月真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16}的抱怨。张爱玲在这几封给赖雅的家书中陈述与宋邝交往相处而引发的种种痛苦使周芬伶得出张宋关系在60年代之后恶化的结论。然而宋以朗在2020年出版的往来书信集新序中提及他在2010年出版《张爱玲私语录》的原因：“我看过不少张爱玲传记，大多鲜有提及我父母，即使提到，有时也是负面的，这显然和我在书信里读到的内容背道而驰。”{17}明显是对于周芬伶等类似说法的回应。对于张爱玲60年代初与宋邝的交往，宋以朗和周芬伶各执一词，运用不同的材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如今，三位当事人均已作古，张爱玲也没有日记传世，当年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已经无法还原，但幸好书信中还藏有蛛丝马迹。事实上，张爱玲在60年代之后并未停止与宋邝的书信交往，但她1962年回美后的第一封信写于一年后（1963年1月9日）和宋淇讨论剧本内容，语气冷淡，完全是谈论“公事”的口吻，与她50年代一离港就提笔写信给邝文美的磅礴情感和几乎每一封信中都会细致问候二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状况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宋邝在7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只详细描绘了张爱玲50年代在港创作的情形，接着就是介绍她与夏志清夏济安兄弟的交往，对张爱玲60年代在香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经历却一笔带过。这些都间接证明了，虽然还没有到达绝交的地步，但张爱玲1961年、1962年在香港与宋家的交往绝谈不上愉快。不管是误解，还是因为利益和立场出现了真实的分歧，张宋友谊相互扶持四十年是真，其间出现过矛盾龃龉也是真。尽管如此，对于张爱玲来说，宋邝夫妇仍然是她后半生最信赖的与外界沟通的联系人和最想补偿的挚友，因此在1992年2月14日，她立下遗嘱，将全部遗产交给宋淇与宋邝文美。

　　二、张宋书信的特点及研究空间

　　张爱玲“旅美时期”通信数量较多的友人除了宋淇和邝文美以外，还有夏志清与庄信正。如果将张爱玲与宋家的信和与夏、庄的信相对读，可以发现张爱玲与宋家的书信，尤其是与邝文美的书信，语气更加轻松自然，内容范围也更加宽广，从文学艺术到旅行见闻，从人际交往到生活日常，从创作感想到服饰烹饪，字里行间无所顾忌，有许多话完全是闺中密友的体己话，蕴藏着张爱玲的小女儿情调。张爱玲与夏志清和庄信正虽也拥有着温暖的情谊，但张爱玲写信给他们总是因为作品出版、请求帮忙查阅信息、作为中转联系其他学者等“公事”或者亟待搬家等具有实际的意图，很少和他们谈论起自己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生活趣味，正如王德威在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书信》中的代跋中所说：“张对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难从她的信中看出，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写信的姿态是矜持的，就算谈自己的作品和充满灾难的生活，也带有一种客观语调，并不轻易露出底线。”无怪乎夏志清在收到张爱玲1968年3月30日的书信中谈到：“我越是胃口坏，越是肯费事，加上十几种香料——不辣、很淡，因为这里的肉、鸡有羶味——虾、番茄、厚奶油做的汤，都是当饭的，饭只点缀点缀”{18}等生活细节时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在信后欣喜地注释：“她在本信里同我谈兴方浓，连自己中西合璧的烹调艺术也谈到了（我国的名厨也不用十几种香料的）”{19}。可见张夏友谊虽然深重，但交往毕竟还是局部的，与庄信正的交往也与之类似，其间原因张爱玲自己有所解释：“我也是越是熟人的事越不喜欢多打听，是小时候受privacy cult的影响”{20}。相比之下，张爱玲在宋邝面前戒心很低，无所不谈，她的许多想法都是不加掩饰的，因此书信中留存至今的是一个真实且丰满的张爱玲形象。张宋通信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宋淇在1987年2月20日给台湾皇冠创始人平鑫涛的信函中也说：有人看到他们夫妇与张爱玲的书信之后“说爱玲写给我们的信最有价值，因为内容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和想法和生活细节，而写给别人的或是答覆，或是请求，多数是谈公事”{21}。

　　张宋通信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全面性，使它拥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蓬勃发展，作家的书信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重返文学现场，了解作家创作、生活经历、人际交往，尤其是洞察作家对于世界、时代以及具体问题看法的重要材料。具体到张爱玲，她1955年赴美，除了60年代初到台湾收集剧本资料，然后赴香港进行剧本创作之外，直到1995年去世都一直在美国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尤其是1972年移居洛杉矶之后，可以称之为“幽居”，甚至她在寓中去世后一个星期左右才被发现。她在1967年11月25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解释道：“我最不会交际，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当作业务去报到”{22}。她在1955年10月25日离港后写给邝文美的第一封信里也说：“但是目前我实在是想remain anonymous”{23}。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使得她与友人的书信成为窥视其“旅美时期”生活的唯一窗口，尤其是对于70年代后的晚年张爱玲来说，宋淇、邝文美、夏志清和庄信正不仅是她仅有的保持长期通信的友人，也是与外界最重要的联系人。正如陈子善在夏志清与张爱玲来往书信集的序言中所说，“迄今所知她没有日记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绝大部分早已散失，那么她后期写给包括夏志清在内的友人们的大量信札，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了”{24}。张爱玲与这几位友人的书简，一同记录了张爱玲在创作、自改作品时的缘由和心境，尤其是第二次创作高潮，重返中文文坛（陈子善语）的《色，戒》《小团圆》等作品的创作过程。正如宋以朗在序言中所提示的那样：“张宋书信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创作过程有大量书信文献佐证，一切‘作者意图都可考本溯源，有利限制了评论者的胡乱猜测”{25}。

　　具体说来，张宋书简独特的史料价值还在于揭示了宋淇在张爱玲文本生成过程的作用。对于张爱玲来说，宋淇既是挚友，也是作品的代理人。她在1983年给宋邝的书信中说：“志清……说卢燕要拍《沉香屑第一炉香》影片，……我请他嘱托她与Stephen通信，等于是我的代理人。”{26}宋淇不仅代理张爱玲与出版社和电影电视改编的投资方接洽，他在张爱玲文本生成中还发挥着编辑和合作者的作用。1988年张爱玲的《续集》初版，首篇《自序》除了开头的几行字是张爱玲所写，其余全部为宋淇代笔。1987年10月15日，宋淇的信中解释原委道：“这是《续集》的序，首三行是你自己写的，其余由于你弄错了内容，大写其《谈看书》，文不对题，写信來给要了回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出版计划有变……只好硬着头皮，代拟了一篇短序，特为隔行抄，以便你修改。”{27}彼时张爱玲因为蚤患带来的皮肤病而无暇顾及，忙着去医院，“天天换房间，勤换旅馆”（语出张爱玲1987年11月9日给宋邝信），因此回应说：“《续集》序请无论如何要代写，不用寄来给我看了，免得又再耽搁，我确定不会追悔。”{28}不仅《续集》的自序为宋淇代写，整本书选录的篇目也是由宋淇主张，他在1984年11月25日给张爱玲的信里说《续集》预计篇幅200页，当时选入篇目只有100页左右，因此建议将张爱玲的《关于〈笑声泪痕〉》、《羊毛出在羊身上〈关于色戒〉》等篇目通通选入，从《续集》初版的目录来看，宋淇的建议完全被采纳。其中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篇最初名为《谈〈色，戒〉》，宋淇在代为投稿的过程中“灵机一动”，觉得原本的题目“太没有吸引力而且缺乏时间性”，“自作主张”改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隐含意义“一语双关”王佳芝和域外人（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张爱玲对此的回应是“这题目真好极了”{29}。如果将宋淇看作张爱玲的编辑，那么张爱玲完全是将自己的作品放权于他，编选集，代写序言，修改标题，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张宋往来书简中还有很多。并且，就张爱玲创作《色，戒》的材源而言，宋淇甚至算得上合作者{30}。早在1950年代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相识之初，宋邝的意见就曾影响过她的《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创作。《张爱玲语录》里记录了一则：“‘张：关于要不要黄绢在狱中唱歌，自己想了好久，决不定。一问你，就知道了。你的common sense可以代表许多人——不论中国外国。邝：‘但是我的话……”{31}，实际上，《赤地之恋》第十章黄绢与刘荃在监狱中诀别，张爱玲让黄绢唱了歌，而这一情节的写入，不能说和邝文美毫无关系。在以往的张爱玲作品研究中，张爱玲是绝对的主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主体，但文本生成的过程并不是作者“闭门造车”的过程，而往往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中国古代就有集体编纂和诗歌唱和的美谈，对于张爱玲作品的研究也不可局限于张爱玲自身。即使她与宋邝心意相通，被代写、被修改和受影响之下的文字也会与她自己独立思考并完成的呈现出差异。因此，在根据署名张爱玲的文字为媒介分析她的精神世界或她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时，调查文本背后是否站着其他人，区分出不同的写作主体与精神主体，成为了避免误读的必要步骤，张宋书简的出版为之提供了条件和研究空间。

　　张宋通信除了史料价值之外，还有很强的文学性，有许多信件可以当作散文来读。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32}。夏志清指出张爱玲1965年6月16日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极有张味”{33}，宋淇在《私语张爱玲》中也指出：“二十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而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34}。比起给夏志清、宋淇的信中偶然出现的神来一笔的“张味”，她给邝文美的长信往往通篇都是“张爱玲笔触”，因为很少谈起作品的出版、修改、稿酬等琐事，正如她1976年1月25日写给邝文美的信中解释道：“真可笑，我老是在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长篇大论告诉你这样那样，但是有事务才写信，所以只写给Stephen”{35}，因此沉浸在回忆和想象中的张爱玲给邝文美书信中的文字更像是文学创作状态下的倾泻，只不过有一个特定读者罢了。在同一封信中，张爱玲写道：“我小时候因为我母亲老是说老、死，我总是在黄昏一个人在花园里跳自由式的舞，唱‘一天又过去了，离坟墓又近一天了在港大有个同宿舍的中国女生很活泼，跟我同年十八岁，有一天山上春暖花香，她忽然悟出人世无常，难受得天地变色起来。对我说，我笑着说‘是这样的。我已经过了。其实过早induced的是第二手，远不及到时候自己发现的强烈深刻，所以我对老死比较麻木，像打过防疫针”{36}。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叙事者一直对时间十分敏感，也因为对于时间和时代悲观的看法而笼上了苍凉的色彩，她在给邝文美的通信中解释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产生的缘由，并且回忆的写法与1944年创作的回忆香港战时生活的散文《烬余录》如出一辙。其他的书信也有类似于书评、游记的性质，比如张爱玲离港后给邝文美写的第一封信（1955年10月25日），内容提及她在游轮靠岸日本时的游览见闻，对日本的市民和街景描绘生动活泼，笔法讥诮幽默，完全可以截取为一篇游记。

　　三、张宋书简的时间分布

　　如果将张宋书简作以分类，可以区分为事务性信件和抒情性信件，前者多寄给宋淇，或者收件人写宋邝二人，对于研究张爱玲的生活和创作具有史料价值，后者则多寄给邝文美，往往没有什么实际目的，而是情感倾诉，比如1955年11月20日写给邝文美的信：“我本来暂时不打算写信的，但是实在很想念你，所以又写了”{37}，这一类的书信往往具有文学性，可以当作张爱玲的散文来阅读。在收件人、写信目的这两个分类标准之外，还可以加入时间的参考系。

　　因为宋以朗编注的张宋书简只简单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未列出通信数目等信息，因此将两本书的通信和附录内容整理如下表：

　　简单来说，张爱玲与邝文美的书信，在1950年代占据绝大多数，代表了她们友情的“蜜月期”，60年代张爱玲写给宋淇和宋邝二人的书信增多，书信的事务性逐渐增强，之后在70和80年代呈现高峰，主要原因是张爱玲重返中文文坛的转向和宋淇作为代理人联系皇冠的出版事宜，到张爱玲生命的最后五年，逃避蚤患成为她书信中的主要内容，而宋邝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所以三人的通信中互相关怀的内容增多，事务性的内容大大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宋以朗编张宋往来通信集时将随信附录的内容和时间点相关的内容作为附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比如通过90年代的财务报告和版税收入可以增加对张爱玲晚年收入情况的了解，而80年代附录的张爱玲的英文简历，则可以清晰知道她在旅美时期的教职以及英文作品的出版情况，这些附录都大大增加了这两本往来通信集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在60年代末在美国多所大学演讲底稿的发掘，在《中文翻译的文化影响力》一文中，张爱玲回顾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发表了对于严复、林纾等翻译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当时的读者饱受国难之痛，这些小说风行一时不仅是逃避，更是向外的探寻”，然后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发展，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她认为：“新文学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改革者已经担着伤风败俗的罪名，选译什么书得要格外谨慎”，最后她介绍了新中国初期的文学创作，并且做出了“至今西方的中国视野依然与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一样刻板局促，狭窄的视野会最终导向狭隘的兴趣”的总结。值得玩味的是她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看法，张爱玲无疑推崇五四文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但她质疑这种精神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她认为“个人责任会随着个人权利来临，一旦自我扎实了，男子就会重视人格的整全，多于供养一大家子的责任”{38}只是一种乐观的看法，这也可以和她在《五四遗事》中对于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的讽刺联系起来，共同形成张爱玲的五四观。

　　时至今日，书信已经渐渐被即时的电子通讯所代替，张宋书简也成为了“出土文物”，与当代人之间产生距离和隔膜，但对于现代作家来说，书简的史料价值和其中展示的个性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超过六十万字的张宋书简，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还有许多，文字之外的照片和手稿也预兆着“张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张爱玲的研究，以往总是偏重于她在上海时期的第一个创作高潮，近年来海內外学界则频频发表关于她“旅美时期”创作和改写作品的研究，形成研究张爱玲晚期风格的一股潮流，张宋书简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① 这是出版书信的数目，与林幸谦所说，在宋以朗家看到的数字753封，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461封，宋淇夫妇写给张爱玲的292封有一定出入。参见林幸谦：《张爱玲未公开书信中的蚤患书写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7期。

　　②⑦⑧{21}{31}{34} 宋以朗编，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第65页，第67页，第127页，第77页，第30页。

　　③ 参看杨青泉：《论张爱玲与友人的书信》，《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邱田：《张爱玲书简写作与刊布述略》，《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

　　④⑥⑩{11}{12}{14}{15}{17}{23}{25}{29}{35}{36}{37}{38} 宋以朗编，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通信集I》，皇冠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第33页，第52页，第164页，第284页，第245页，第73页，第8-9页，第21页，第9页，第401-402页，第286页，287页，第26页，第190-199页。

　　⑤⑨{26}{27}{28} 宋以朗编，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通信集II》，皇冠出版社2020年版，第501页，第22页，第121页，第305页，第310页。

　　{13} 宋以朗对三人交往的说法见宋以朗编，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通信集I》，皇冠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以及宋以朗：《书信文稿中的张爱玲——2008年11月21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16} 周芬伶：《张爱玲梦魇——她的六封家书》，《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18}{19}{20}{22}{24}{33} 夏志清编注，张爱玲，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67页，第98-99页，第136页，第88页，第3页，第18页。

　　{30} 参见杨青泉：《论张爱玲与友人的书信》，《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宋以朗：《书信文稿中的张爱玲——2008年11月21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32} 周作人：《雨天的书? 泽泻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特约编辑：江涛）

　　Friendship of Half a Lifetime and Letters Across Two Places：

　　---A New Study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ileen

　　Chang， Song Qi （Stephen） and Kuang Wenmei （Mae）

　　Li Lu

　　Abstract： In 2020， Song Yilangsorted out and published all the letters between Eileen Chang， Song Qi （Stephen） and Kuang Wenmei （Mae）， who are her best friends in the latter half of her life， with a total of 736 letters， spanning 40 years and more than 600， 000 words， far more than her correspondence with any other of her friends in terms of time span and number of letters， which is of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for the full study of Eileen Chang and her works subsequent to the Shanghai Period in the 1940s. After combing the 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letters between Chang and Song and comparing with Changs other correspondence with her husband Lai Ya（Ferdinand Reyher）， C. T. Hsia and Hsin-Cheng Chua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 up the features and the research space of their letters， to investigate the communication of Chang and Song， as well as Eileen Changs cre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her sojourn in America.

　　Keywords： Eileen Chang， correspondence study， Song Qi， Kuang Wenmei， Chang's sojourn in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