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6年的异乡之旅，不仅是张爱玲生涯中鲜有的中国乡村之行，也是其重要的情感之旅。《异乡记》通过“深入内地”、“回家来了”与“重到‘太虚幻境”等叙事者对空间的不同体认与表述，提示了“异乡”的多维面相：既是作为城市与现代文明对立面的“他乡”，又是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的“原乡”，同时也是叙事者内心隐秘所营构的“梦乡”。如此缝合了乡村经历、民族文化想象和个人情感记忆等多重叙事线索的异乡，构成了张爱玲文学版图上又一个意义非凡的座标。
关键词：张爱玲;《异乡记》;城乡;中国;记忆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76-07
引言
辗转“出土”于作者身后、仅存三万余字残稿的未完之作《异乡记》，被张爱玲归入其“非写不可”、且“真正要写的”作品之列。①尽管个中缘由未得其详，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异乡记》都堪称张爱玲创作中的“异数”：一方面，它突破了读者熟谙的“都市文化背景+市民生活质地”的张氏标签，罕见地把聚光灯投向了“内地”的城镇和农村。另一方面，在文本之外，1946年的异乡之旅实为张爱玲个人情感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埋藏了一段其日后反复回刍和重写的创伤记忆。②作为最“切近”此次旅行的书写，《异乡记》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通往这段隐秘记忆的钥匙。
自面世以来，对《异乡记》的体例是游记体散文还是小说多有争议。手稿以第一人称记述了主人公从上海前往温州永嘉的一场为期数月的旅行，通篇采用“我”的限知视角进行观察和讲述，所叙者多为“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然而，文中无论人名还是地名，都同实际有所出入，且后半部分的时序出现了明显错乱。此外，据手稿整理者宋以朗所言，“原稿经过涂改，隐约可见最初的题目是‘異乡如梦”③。综合上述种种情形，大约可以推测张爱玲本意是将《异乡记》单独成篇发表，后出于某种原因搁置下来（或许也因此中辍了写作），转而将其留存为后期创作的“材料”④。标题也遂由原拟的“如梦”，改为简洁而不动声色的“记”。
需要注意的是标题中未作修改的“异乡”一词，也即此次旅行的地理空间。就字面而言，“异乡”是对外地、他乡的笼统指称。《异乡记》文中有一处：“怕他们敲外乡人竹杠”⑤，其中“外乡”一词大致可与对应。事实上，多年后再度写到这场旅行的《小团圆》里有一句：“他乡，他的乡土，也是异乡”⑥，构成了对“异乡”一词的跨时空阐释。从“他乡”到“异乡”，仅一字之别，却显然并非简单的同义反复，而是经历了微妙的语义区分和心理变化。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在历来讲究命名、奉行“必也正名乎”⑦的张爱玲笔下，究竟何为“异乡”？异乡之“异”，“异”在何处？对此，本文尝试结合《异乡记》中叙事者对于空间的几种不同表述，详细探析“异乡”的多重“异”义，并以此为切入口来透视这个交缠着张爱玲鲜有的乡村经历与复杂情感记忆的特殊文本。
一、“深入内地”：城乡对立中的“异”域“他”乡
耐人寻味的是，虽说异乡之旅全程位于沪、浙境内，但在“我”看来却渐已“深入内地”⑧。这一未免夸张的措辞和心理反应，很大程度上无疑源自1940年代中期偏僻、贫乏的浙江农村与沿海大都市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中，城市与乡村往往呈现为一组矛盾对立的“构形”⑨。而惯居闹市公寓、自言“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⑩的张爱玲，向来对城市抱有更多的认同感。在其笔下，城市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和匿名性，乡村则是一个隐私阙如、人际边界不清的传统熟人社会。她曾如此解构都市人心目中“和平幽静”的乡村形象：“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11}。《异乡记》也延续了其对乡村的负面态度，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于叙事者的身体经验与感受中，尤其在全篇三处浓墨重彩描写的“如厕”经历中可窥一斑：第一处是在杭州投宿的蔡家，马桶正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12}。第二处是在“半村半郭”借宿的人家，位于楼梯口的尿桶“也不知为什么，在那里面撒尿有那样清亮的响得吓人的回声”{13}。第三处是行车途中，茅厕正对着大路、几无遮挡，加上“我”正逢经期，“一汽车的人在那里等着，我又窘，又累，在那茅亭里挣扎了半天，面无人色地走了下来”{14}。缺乏私密性、直接暴露于他人耳目的如厕环境，直观地展现了乡村与城市的差异。而换个角度来看，私密、戒备、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女性身体，恰好构成了现代城市文明的隐喻;与之相反，乡村则对应着“他的乡土”，一个原始而粗鄙的男性化世界。通过对有别于男性视角的女性身体经验的调用，贯穿全篇的“城市/乡村”对立构图清晰地浮现出来。
随着旅程的“深入”，城乡间的差异和冲突也日益彰显。第十一章描写“我”整夜心惊肉跳听床下老鼠奔跑的恐怖经历。相较之下，另一种性质的焦虑更占了上风：“我”拒用住宿人家油腻发黑的枕头，理由是“如果我有一天看见这样的东西就径自把疲倦的头枕在上面，那我是真的满不在乎了，真的沉沦了”{15}。旅途中极力“入乡随俗”的“我”，在此却一反常态地固守个人卫生习惯。究其原因，正如“沉沦”一词所提示的，“我”对枕头的嫌恶，与其说是出于卫生意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异物”也即异质、异己之物的排斥与隔阂。从词义来看，“沉沦”不仅意味着空间和阶序关系自上而下的变动，也含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唯恐自己“真的沉沦了”，表明“我”实际上已在包含自身在内的城市和异己的乡村之间划下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同时也对二者做出了高下优劣的价值评判，从而将乡村贬抑成城市的蛮荒、甚至堕落的“他者”。
身体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困境，反过来又促使“我”最大限度地发挥视觉的主动性，将异乡的地方风貌、世态人情巨细靡遗地纳入观照视野中。如同张爱玲在早期小说集《传奇》中尝试的“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16}，《异乡记》也采取了类似的叙事策略。一路上，“我”很少与同行者或当地人交流，大多时候都在进行单向的观察。旅程伊始，短暂逗留杭州的“我”看到橱窗里的绣花鞋仍是上海通行的样式，“不禁对上海有咫尺天涯之感了”{17};到了周村，见到小店玻璃窗里陈列的上海影坛当红的明星照片，不由感慨“在这地方看见李丽华周曼华的倩笑，分外觉得荒凉”{18};住在闵家庄时，看到河里的灰色小石块，“不过使我想起上海修马路的情形”{19}。诸如此类的细节莫不提醒我们，叙事者自始至终都是立足于上海人的视角进行观察的。不言而喻的是，其时浙江农村与上海之间，除了经济、物质条件上的差距，更横亘着社会文化层面的“中/西”、“传统/现代”的鸿沟。因此“我”的目光既含有外来者的好奇，亦不乏对当地人贫困匮乏的“最低限度的生活”{20}的同情，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参杂着居高临下的审视与评判。如果说在张爱玲的文学地图上，同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是上海的“补充”与“镜像”{21}，那么“内地”乡村显然构成了上海的对立面。或者说，正由于上海这一潜在的衡量标尺，时刻被置于对照的乡村才频频显现出令“我”感到“诧异”、“奇异”、“异样”的“异”色。
在身体感受的基础上，视觉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构图。尤其“我”对各色人物的观察中，处处渗露着差异意识。如第三章写火车上一个军官姨太太的装束，“在青布袍上罩着件时式的黑大衣，两手插在袋里，端着肩膀，马上就是个现代化的轮廓”。然而“我”随即又敏锐地留意到她“现代化”身份的破绽，也即区别于城里人的乡土化特征——脚上“泥土气很重”的家制布鞋、连嘘寒问暖都过于大声的“在田野里喊惯了的喉咙”{22}。第八章更以整章篇幅描写了一场“文明结婚”，成为城乡差异与冲突的集中展示。在“我”俨若摄影机镜头般的探视下，整场婚礼不中不西、新旧杂糅的仪式流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司仪、证婚人和来宾们窘态百出的举止，都被加以放大特写。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总之，这世界不是他们的。”{23}所谓“这世界”，无疑是证婚人演说中反复提及的“现代”一词所表征的世界，换言之，也即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世界。来自“这世界”的“我”，显然并不只是单纯的旁观者，更是一个占有现代化身份、话语和知识权威的“凝视”主体。在“我”的凝视下，秉持着传统习俗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农村民众，成了现代文明的落伍者和“他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显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
由此再来反观“深入内地”的表述，不难发现，“深入”其实恰恰体现了主观上的疏离和格格不入，“内地”则反向地强调和凸显了一种外在于乡土的身份立场。在“深入内地”、“沉沦”、“这世界不是他们的”等叙事者基于身体感受与视觉观察而作出的一系列判断中，异乡被明确地定位成了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异质“他者”，一个被排除于现代世界的“异”域“他”乡。
二、“回家来了”：民族文化想象中的“原乡”
值得注意的是，一路上對自然风景“本来就没有多大胃口”乃至“看够了，看伤了”{24}的“我”，却对当地的传统民俗、庆典活动，诸如婚礼（第八章）、社戏（第九章）、迎神赛会（第十章）、舞狮（第十二章）等，显露出浓厚的民俗学甚至人类学式的兴趣。当然，这一点不限于《异乡记》，如赵园早已洞见到中国现代作家描绘乡风民俗的“民俗学兴趣”{25}，张英进在对鲁迅、沈从文、师陀等小镇题材作品的考察中，也注意到作家采用的方法更接近于民俗学者的特征{26}。而相较于此类“还乡”主题小说的叙事者往往被设定为久别归乡的“地之子”，《异乡记》中的“我”是一名来自现代都市的旅人，并无乡土上的血缘或亲族关系，也无可供回溯的本地生活记忆。归根结底，“我”对异乡的情感态度更多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而非血脉相连的关心。也正因如此，现代乡土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如伴随着幼年或早年记忆的怀乡情结、对乡土社会蛮风陋俗或沉疴病象的揭露与批判等等，在《异乡记》中均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外来者的陌生化观察视角以及跳脱出日常经验的奇观化表现手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闵家庄年前两次“杀猪”全程（第六章）的描写。原本寻常不过的乡间年俗，却在“我”充满“大惊小怪”{27}的叙述中展演为一帧帧诡谲怪诞的画面，渲染出一种悚仄而惊心的效果。
然而，细察之下会发现，“我”对民俗庆典活动的关注，不完全是出于好奇求异的“游客心理”{28}，也不仅是对乡风民俗本身的趣味性欣赏，而往往是对其中某些特定的文化象征符号的精心择选。例如，“我”注意到婚礼所举办的“厅堂”，将之形容为：“比庙宇家常些，寒素些;比庙宇更是中国的”{29}。乡村的中式建筑物在此俨然成了“中国”的转喻。令人联想到张爱玲曾在《第一炉香》中不吝笔墨地铺陈了梁太太坐落于香港的西式宅第及其内部陈列的中式摆设，并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其中隐含的“自我东方化”的本质：“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带着“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30}。而相较于殖民城市香港所表征的“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本土、“内地”的乡村似乎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了“正统的中国”的象征。
实际上，自早期创作以来，“中国”就始终是张爱玲的关注对象。某种意义上，张爱玲看中国本就带着“异乡者”的滤镜，“永远用异乡人新鲜而隔膜的眼睛看世界”{31}。或者借用她自己的说法，是采取了一种“洋人看京戏的眼光”，如此所见的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32}。《异乡记》中亦不乏这类从外部返观中国的视角。比如“我”看到一群围观汽车的孩子，想起“美国新闻记者拍的照片里也看见过这样的圆脸细眼的小孩——是我们的同胞”，即刻又油然而生出一种难以置信的陌生感：“真的是我们的同胞么？”{33};由丽水“想像只有瑞士的雪山底下有这种蓝色的湖”“冷冷地在中国之外流着”{34};以及写坐在门口做工的人，“等一会儿还要去耍龙灯，尽他的公民的责任。如同《仲夏夜之梦》里的希腊市民”{35}。在“我”眼里，中国的景物、人物都显得疏远而“隔离”{36}，似乎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视角才能确切地理解与把握。
尤为关键的是，《异乡记》中还呈现了一种立足于中国“内部”的纵向视角，也即由现实的中国去回溯和想象“历史”的中国。在张爱玲看来，“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37}。第十章细致描绘的迎神赛会，便是这样一场“历史”于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演出”：
神像里也有浓抹胭脂的白袍小将，也有皂隶模样的，穿着件对襟密纽紫凤团花紧身黑袄，一手叉腰，一手抡开五指伸出去，一个个尽态极妍地展览着自己，每一个都是一朵花，生在那黄尘滚滚的中原上。大约自古以来这中国也就是这样的荒凉。总有几个花团锦簇的人物在那里往来驰骋，总有一班人围上个圈子看着——也总是这样的茫然，这样的穷苦。{38}
在“尽态极妍”的神像反衬之下，萧索的乡村自然显得分外“荒凉”。关于中国乡村的“荒凉”图景，五四以降的乡土文学基于启蒙视角、社会批判或人道主义话语，对之进行了全方位的叙写。{39}而《异乡记》并未承继上述几种书写脉络。事实上，“荒凉”一词也是张爱玲偏爱的字眼。倘若联系到其自述“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40}，那么与其说“荒凉”是对异乡风貌的现实写照，毋宁说秉承了张爱玲一贯的文明末世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荒凉”指向了“自古以来这中国”，一个僵化凝滞、恒常不变的古老时空——恰像张爱玲在早期散文中对中国的描述，有着“浩浩荡荡的国土”和“千秋万代的静止”{41}。而藉由迎神赛会等民间传统仪式，古老的中国得以作为“公众的回忆”时时还魂，在乡土上世代传承、延续下去。
夏志清在分析《秧歌》的艺术技巧时指出：“张爱玲的手法高明之处，是在她不局于描写目前的事实”，在于“她眼前永远有一幅中国民族文化的全景”。{42}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道出了《异乡记》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叙事者总是试图由眼前的现实场景延伸去召唤其背后古老的民族文化记忆。例如，第四章写一个长工做年糕像“女娲炼石”{43}，引征了有关民族起源的上古创世神话;第十二章描写元宵节前夕的舞狮，不仅从唐宋时外藩贡狮的传说溯源民俗的由来，还强调该民间活动如今“仍旧是五彩辉煌的梦”，是“中国人全民族的梦”{44}。不难察觉，在这些富于象征意味的神话、传说以及民俗庆典活动中，浙江乡村被抹除了具体的地域特征，成为了宏大而抽象的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尤其在“黄尘滚滚的中原”这一经典原型意象勾勒出的图景上，乡土脱离了现实的时空与地理方位，被定格在一幅遥远的、想象的“历史”画面中——恰像是“我”所目睹的农家屋顶上“奇特的装饰品”，“都是些离他们的生活很远的东西，像天堂一样远”{45}。换言之，浙江乡村特有的地方风貌及文化形态，不知不觉中被一种普泛化、本质化的民族文化景观置换了。
如此一来，尽管异乡并非“我”血缘或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成了负载着“中国人全民族”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原乡。于是也便不难理解为何“我”会突如其来地产生“我到这地方来就像是回家来了，一切都很熟悉而又生疏”{46}的奇妙感受。此时，异乡不再是外在于“我”的异域他乡，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记忆中的先验的故土家园。尽管在现实中，这个古老的“家园”已衰败不堪，“好像这凋敝的家里就只剩下后母和老仆，使人只感觉到惆怅而没有温情”{47}。
三、“重到‘太虚幻境”：异乡如“梦”
如同《小团圆》里详细披露的，异乡之旅不仅是张爱玲探索乡村、想象中国之旅，也是其生命中的一段暗流涌动的情感历程。然而，《异乡记》通篇围绕着“我”的经历见闻，编织出一张细节丰富的叙事密网，唯独对此背后的情爱“本事”避而不谈。包括“我”的旅行目的、前因后果等都未作明确交代，仅第二章里有段简短的内心独白，隐晦地暗示此行是去寻访一个叫“拉尼”的男人。其余一概缄口不言。原因或许类似于张爱玲在《烬余录》中提到“香港之战”时所言：“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48}尽管如此，《异乡记》中仍“藏闪”着一些蛛丝马迹，间或在全篇多处穿插的与前文本的“对话”中显形。
《异乡记》开篇如此描写临行前“我”在火车站候车时的心理活动：“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49}。此处引用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小说女主人公安娜乘火车去找爱人伏伦斯基，到站后却选择在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我”没有提及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安娜初次邂逅伏伦斯基就是在火车站，彼时发生了一起火车轧死看路工的意外事故，被她视为一个“凶兆”{50}。显然这个凶兆最后得到了应验。在这个意义上，见证了安娜“情路”全程的火车站确是个“离奇的所在”。而“我”的这番看似随意的联想，不着痕迹地埋下了一条与安娜乘火车去找伏伦斯基具有同构和互文关系的“寻爱”的暗线。“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也进一步透露了“我”潜意识中对旅行结果的悲观预期。
尽管张爱玲称《异乡记》为“旅行时”所作，但无论是全篇贯穿的灰凉的叙述语调，还是层出不穷的阴郁意象，都隐约笼罩着一种回溯性气息。第二章写“我”在杭州寄宿处看到邻家大门口玩耍的女童，联想起丁玲写自己的童年，而“写过这一类回忆的大概也不止丁玲一个，这样的情景仿佛生成就是回忆的资料”{51}。这一饶有意味的表述在叙事层面构成了文本的自我指涉，揭示了文本与个人记忆的关联：异乡之旅的所见所闻，亦是“我”写作时“回忆的资料”。而接下来“我呆呆的看着，觉得这真是‘即是当时已惘然了”{52}，又营造出一个极富暗示性的场景，仿佛事过境迁后的反观自省，又像是一个半梦半清醒的梦境，已醒来的“我”看着尚在梦中“惘然”不觉的自己。
类似于此，旅途中的“我”不断地将触目所及的乡土场景勾连到前文本中的叙述。坐火车时，“我”看着沿途的风景，“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53}。通过对新文学乡土题材的追溯，张爱玲似乎有意识地将《异乡记》投置于五四以降的乡土书写文脉中。但紧接着的一句“经过那么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54}，又把《异乡记》从乡土文本的集合体中剥离出来，同时将个体记忆从集体记忆中抽出，不仅强调了异乡之旅的私人情感维度，似乎也预告了这场同样暗藏许多“感情”的旅行亦将了无“梦痕”的结局。
值得留意的是这里关于“梦”的譬喻，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张爱玲在《封锁》中相近的描写：“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55}如前所述，《异乡记》原题即为“异乡如梦”。1946年的异乡之旅无疑正是张爱玲生命中的一段长久以来被“封锁”的时空，也是一个被“切断了时间与空间”{56}的非同寻常的“梦”。而实际上“如梦”不单单是个整体的比喻，“梦”的意象或隐或显散见于《异乡记》全篇。比如，写对坐吃饭的老夫妇让人想起“黄粱初熟”，是“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夢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57}，“舞狮”是“中国人全民族的梦”{58}，丽水“在中国人的梦里它都不曾入梦来”{59}……此外还有一处隐而不彰却至关重要的“梦”，便是下面引文中的《红楼梦》。其时“我”因汽车半途抛锚，便下车散步到一座桥上：
极大的青石桥，头上的天阴阴地合下来，天色是鸭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来了，毛毛雨，有一下没一下地舐着这世界。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是《红楼梦》那样一部大书就要完了的时候，重到“太虚幻境”。{60}
众所周知，被张爱玲奉为“一切的泉源”{61}的《红楼梦》中有诸多梦境描写，贾宝玉两度游历的“太虚幻境”也正是出现在梦里。“重到‘太虚幻境”，指的是小说第一百一十六回宝玉重游太虚幻境，呼应了第五回的初游。{62}在结构上，初游提挈全篇，再游收束全篇，形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回环结构。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太虚幻境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火车站的异曲同工之处。并且，太虚幻境对人物命运的预言，也恰如火车站的“凶兆”般最终得到了应验。因此，无论是作为旅行起点的火车站，还是临近终点的太虚幻境，都像是对“寻爱”的异乡之旅本身的隐喻以及情爱幻灭结局的预言。
至此，旅程已接近终点，如同一场大梦将醒。警示情幻、充满宿命气息的太虚幻境，无疑是糅合了期待、焦虑、隐忧等多种复杂情绪的“我”的潜意识的投影。{63}在“冷眼”旁观的乡村叙事主线之下，幻梦构成了一条贯穿《异乡记》的情感潜流，也制造出一个叙事的裂隙，成为洞视“我”内心隐秘的窗口。在此意义上，整个异乡就是一个庞大的、“奇异的”梦境，置身其中的“我”不再是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而恰恰是“当时已惘然”的梦中人。
四、结语
天寒地冻的乱世里，“我”朝着“拉尼”的方向“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般”{64}，孤注一掷地踏上了去往异乡的旅途。不同于《小团圆》第十章细致刻画了归来后的女主人公由情爱破灭引致的深刻创痛，《异乡记》则因原稿中断，恰好回避了对主人公结局的交代。结尾处，客寓异乡的“我”偏逢佳节，未尽的旅程戛然中止于“元夜”这个中国传统里情人相会的经典时刻。在此别具意味的时空点上，荒凉的乡路与更为荒凉的情路一举完成了并轨，交汇成寒烟下晦暗不明的“灰色的异乡”{65}。而文本内外均未抵达所期“终点”的这场百味杂陈的异乡行旅，就像一个萦回不去的残梦，延宕在张爱玲后期生涯与作品中，一再地激起回响。
如同本文所分析的，“异乡”并非只是个泛指的地域符号，而是一个虚实交错、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空间。在诸如“深入内地”、“回家来了”与“重到‘太虚幻境”等叙事者关于空间截然不同的体认与表述中，“异乡”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它既是作为城市与现代文明对立面的“他乡”，又是被抹去地方特质、承载着民族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原乡”——虽看似悖论，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张爱玲心目中“乡土中国”（异质的乡土和古老的中国）的一体两面。与此同时，它也是叙事者“当时无从说起”的隐秘情感所构筑的“梦乡”，散落着梦、欲望与记忆的碎片，直至《小团圆》才终得补缀完全。如此缝合了乡村经历、民族文化想象以及个人情感记忆等多重叙事线索的异乡，无疑已成为张爱玲文学版图上在沪、港之外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座标。
① 张爱玲曾谈道：“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见张爱玲、宋琪、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② 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第八到十章揭晓了这场旅行的前后经过：张爱玲前往温州探访当时在乡下“避难”的胡兰成，希望他在多角情爱关系中做出选择，终究失望而返。“灵魂过了铁”般痛苦过后，她“唯一的感觉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一件事情结束了”（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③ 宋以朗：《关于〈异乡记〉》，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注释。
④ 张爱玲曾在信里写道：“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小团圆》“前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诚如评论界已注意到的，《异乡记》的许多章节片段在《秧歌》《小团圆》等中后期作品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铺陈、衍生或重述，故而称得上是为日后创作预留的最深知、最好的材料。
⑤⑧{12}{13}{14}{15}{17}{18}{19}{20}{22}{23}{24}{29}{33}{34}{35}{38}{43}{44}{45}{46}{47}{49}{51}{52}{53}{54}{57}{58}{59}{60}{64}{65} 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第91页，第18页，第38页，第83-84页，第81页，第29页，第46页，第60页，第61页，第31-32页，第66页，第101页，第63页，第84页，第99页，第102页，第78页，第36页，第94页，第58页，第91页，第91-92页，第11-12页，第22页，第22页，第16页，第16页，第23页，第94页，第100页，第86页，第20页，第103页。
⑥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⑦ 张爱玲：《必也正名乎》，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⑨ 对此，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秦里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有详细分析，尤见第一章。当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城市一面被当作光明和启蒙之源，一面又被目为腐朽、堕落、道德沦丧之地;相较之下，乡村既以理想化或诗化的形象出现，亦会被看成落后、愚昧、压抑、令人难以忍受（第10-20页）。
⑩{11} 張爱玲：《公寓生活记趣》，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第27页。
{16}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21} 李欧梵：《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载《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5页。
{25} 参见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8页。
{26} 参见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第二章），秦里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4页。
{27} 张爱玲致宋邝文美：“《异乡记》——大惊小怪，冷门，只有你完全懂。”《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28} 《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写在浙江小城里闲逛的女主人公差点去问人家买晾晒的印花布旧被面，因“跟比比在一起养成了游客心理”。
{30} 张爱玲：《第一炉香》，载《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32}{37}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第8页。
{36} 《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中写女主人公多年后在华盛顿看到一个外国小女孩，“觉得就是她自己”，因“老以为她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再次形象地表达了“洋人看京戏”般地看中国的隔膜感和疏离感。
{39} 赵园指出，五四新文学的乡村之作“使中国读者领略了荒凉的美感”，这“荒凉”是新文学作者们在“人道主义激情与社会批判冲动”的召唤下所描写的“田园将芜”的乡村情景及时代感受;而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小说则描写“乡村的愈益贫困化”，不仅延展了“荒凉”的意境，更写出了一种“荒原气象”或“人性荒芜”（《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40}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41} 张爱玲：《谈跳舞》，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4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48} 张爱玲：《烬余录》，载《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50} [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草婴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7页。
{55}{56} 张爱玲：《封锁》，载《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第148页。
{61} 原文为：“《红楼梦》与《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见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62} 参见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3} 有趣的是，梦和太虚幻境的意象，还遥遥呼应了《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里蕊秋在回国游西湖所拍照片上的题词末四句：“浮生若梦，无一非空。即近影楼台，亦转眼成虚境。”
（特约编辑：江涛）
Inland， Home and a Land of Fantasies： On Eileen Changs Writing of an Other Land in Her ‘An Account of Foreign Land
Wang Shengqun
Abstract： Her journey inland in 1946 is not only Eileen Changs rare visit to the country but also an important journey of feeling. By going deeply inland， coming home and revisiting a land of fantasies， ‘An Account of Foreign Landpresents different views and expressions of the space， prompting the multi facets of an other land， which is an other land as opposed to the city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 homeland that carries a nations cultural memory and also a dreamland composed of the narrators inner secrets.Thus stitched together， the multiple narrative lines of rural experiences， national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individual emotional memories form a coordinate of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in the literary map of Eileen Chang.
Keywords： Eileen Chang， ‘An Account of a Foreign Land， cities and villages， China，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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