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聂华苓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空间转向两种重要的人文思潮有着密切联系。她对女性主义与地理空间的双重关注与有机融合，构成了地理女性主义的新视角，旨在解构父权制中性别与地理空间之间的伪自然构造，消解厌空症、厌女症两种思想症状，还原各自的无辜状态，从而促进女性自由。聂华苓的地理女性主义文学书写作为一种样本，揭橥了女性如何通过地理实践获得女性自由。先藉由“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传统范式，开掘出分属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的三重女性围困地理。继而承袭“娜拉出走”的女性主义经典隐喻，发展出苓子之走、桃红之逃、莲儿之连与联的女性移动诗学。
关键词：聂华苓;地理女性主义;厌空症;女性围困地理;文学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61-07
从1953年中篇小说《葛藤》起，到1984年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为止，聂华苓的小说创作期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长达三十余年。其中影响深远者，尤以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为甚。这一创作期正好与世界范围内两种人文思潮的兴起相重合。第一种思潮是为以性别研究为核心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获得普遍的学术关注。第二种思潮是以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出版为标志的空间转向，自20世纪70年代始在人文社科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影响与积极的回应。
聂华苓的小说创作与这两种思潮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简单重合，而是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融通之处。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聂华苓受到这两种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理由认为，聂华苓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两种思潮，而是以自己独特的生命经验积极回应这两种思潮，成为两种思潮的参与者、见证者。
一、厌空症、厌女症与聂华苓的地理女性意识
聂华苓的华文文学书写对女性主义与地理空间具有双重关注，在揭露女性围困地理的同时，积极构建出以女性移动为核心的反抗地理诗学，为深入理解地理女性主义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学样本。聂华苓地理女性意识的重要性，就彰显在对厌空症、厌女症的有力反驳。
所谓厌空症（misospace）②，指人类知识学体系中对空间的忽视、边缘化症状，它发生于“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③中。时间之所以得到优先对待，根植于生命的有死性，从东西方各种古老的轮回观，一直到近现代尤其是启蒙理性运动以来的历史决定论、进化观，时间—历史无不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对空间—地理构成了压制。对此，福柯在1976年的访谈《权力的地理学》中有过极为精辟的概括：“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④而所谓厌女症，指父权制中对女性的多方面贬抑、压制。“何谓父权体制？一个社会是父权的，就是它有某种程度的男性支配、认同男性和男性中心。”⑤以男为尊，则必然使得女性处于卑位。父权制文化假设出了互相对立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被崇高化，被建构为强壮、勇敢、智慧、理性、冷静、独立等相对高级的性格特质，而女性气质则被贬低化，被看作是具备弱小、胆怯、感性、依附等相对低级的性格特质。而且为了确保厌女症秩序不被打破、消解，两种本属社会性别的气质，强硬地与自然性别相关联，稍有越界则被视为不端。
不难看出，厌空症与厌女症两种人类思想症状均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时间与空间、男性与女性各自之间的形而上鸿沟，并非自然之物，而是人为建构之物：时间、男性等在人类社会进程中被虚构为比空间、女性更为高级的观念。概言之，从权力视角考察人类的知识谱系，不难发现地理空间与女性具有共同的被贬损、被压迫命运。因此多琳·马西认为，就人类知识的普遍状况而言，空间具有性别而且是女性的：“空间被感觉为不知为何比时间更小的一个维度却是普遍的：空间维度具有更少的庄严和华丽;它是物质的/现象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是存在而不是生成之类;它是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⑥如此看来，空间转向与第二次女权主义两种理论话语的兴起，反映出人们对差异性、异质性普遍而强烈的认同与诉求，对历史上的同质性统治话语力量深感不满，意在反抗、消解它们的暴政。
以上是从解构视角作出的考察，我们也不能忽视建构视角的原因：性别与空间均有着从自然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转变过程，两者的深度联系就发生在社会层面，也即社会性别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实质性联系。就女性主义来讲，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表明性别的建构意涵，另一方面也说明性别具有社会生产性。事实上，在多样性、差异性成为主流的现时代，性别也的确成为具有超强粘合力的术语：“性别总是与阶级、‘民族、种族渊源、殖民主义、性征以及形成文化的推论框架的其他这类社会等级关系的概念连结在一起，包括其素材、制度和实践。”⑦从地理空间来看，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之所以显得单一而不具生成性，原因在于物質空间（natural space）与精神空间（mental space）的二元对立阐释模式。他提出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阐明了空间与社会生产的密切联系，“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⑧。正是列斐伏尔空间观念的革新性、反抗性、生成性，启发霍米·巴巴、爱德华·苏贾、尼尔·史密斯等后继学者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深度空间（deep space）、能动空间（active space）等一系列其他现代空间观来矫正传统空间观。女性主义与地理空间两种话语均非同质的、静态不变的，而是异质的、动态变化的，二者因此走向建构式融合。
在现代性变革的世界性潮流中，聂华苓堪称华文文学写作中将女性主义与地理空间有机结合的典范。聂华苓的生命经验尤为独特，终生处于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1925年到1964年，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聂华苓身处中国文化氛围之中，但无论从宏观的社会环境还是个人的家庭（长期住在汉口租界）、求学经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工作经历（《自由中国》编辑）来看，都与外国文化有着密切接触;1964年至今，聂华苓移民定居美国，却坚持用母语创作，称“我的母语就是我的家乡”⑨，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一百多位华语作家⑩访美进行文化交流、文学创作。因此，聂华苓在能够在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部分借鉴国外思潮，既形成对厌空症、厌女症的反驳，又开创出与空间转向、女性主义并不完全相同的、带有中国精神印迹的地理女性主义。
从女性意识考察，一方面，与西方女性主义一致，聂华苓的女性意识集中体现在对父权制的批判上。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形成了难以解开的社会症结，“这个结是让女人动弹不得有志难伸的厌恶女性和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它是由控制和宰制等核心父权原则所组成的社会生活，也是由恐惧与控制的强大动力使得父权引擎可以持续不停地运转。”{11}这一观点指出了女性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女性意识的觉醒源自性别压迫，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难以根除的压迫源就是父权制。聂华苓的女性意识生发于传统的家长制家庭，爷爷是全家之主，连父亲也处于高压之下，“在那样一个家庭里，父亲只有躲在书房里，打坐，练书法，很少讲话”，母亲作为父亲的二房太太则“忍了一辈子”{12}。因而她的写作中充溢着父权制的压迫话语，以及对父权制压迫的反抗。另一方面，她的女性主义又与西方激进女性主义有所不同。尽管不乏对父权制的直陈揭露，但更多的则浸透在非直接性的物质体（比如地理空间）之中，以至于遭到激进女性主义者诸如“维护女权说服力不强”{13}的批评。然而，如同罗斯玛丽·帕特南·童所做出的辩证性论断：“妇女受到威吓，被迫屈从父权的一元‘真理，这样很糟糕;而更糟糕的是以母权的一元‘真理去判断女人，说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14}聂华苓的女性主义的确不是占据主流的激进女性主义，但女性主义并非均质的、单一的，而是多元多样的，不能因此否定其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聂华苓曾如此自道：“恐怕我潜意识里面是有女性主义的，因为我自己发现，我写小说不论短篇、长篇，男性总是弱一点，女性强一点，这仿佛是很自然的。……这不是政治性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意识上的……”{15}她的女性主义带有中国精神的温和特质，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第一，就其创作经验而言，她并非女性主义观念先行式创作，因此其女性主义是潜意识的;第二，就其范畴与程度而言，她潜在地不赞同政治性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而主张精神、心灵领域中的温和女性主义。
从地理空间意识考察，聂华苓自称“东西南北人”{16}，其写作具有高度的地理空间自觉意识。一方面，与聂华苓丰富的流散经验有关，“对后殖民研究而言，产生于空间运动的旅行、游牧、流散以及文化杂合等问题，具有物质现实性、政治紧迫性和语言修辞说服力。但是，这一套地理比喻的知识谱系，其核心内容则是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各种身份话语和主体性话语，它们是20世纪末政治与文化变迁的产物。”{17}此番论述告诉我们：旅行、游牧、流散以及文化杂合等核心概念，均源于人类的地理空间运动，是我们用于描述自身运动经验的一整套地理隐喻，地理因素在理解华人文学或者说流散文学时是难以逾越的。另一方面，不能忽略中国文化精神自然之爱对聂华苓的影响。中国文化的自然之爱，天然地使聂华苓与西方的厌空症绝缘。聂华苓在评述她喜爱的作家沈从文与自然的关系时说：“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18}无论山明水秀还是狂风暴雨，当聂华苓言说自然时，是用地理意象来指代自然。因此我们可以说，地理隐喻建构起了聂华苓的写作体系。大陆故园、台湾绿岛、爱荷华红楼三个地理隐喻构成非虚构写作《三辈子》（《三生影像》）框架，成为她一生的终极性隐喻。虚构写作中的三部长篇小说也以地理隐喻来架构，《失去的金铃子》中的重庆—宜昌往返模式、《桑青与桃红》中的瞿塘峡—北平—台北—美国独树镇地理迁徙链、《千山外，水长流》中的双城记（中国南京—美国石头城）模式等。此外，事关文本主旨的核心人物或象征也大都是地理隐喻的：金铃子是动物隐喻，桑青与桃红是基于地理的植物意象，千山外、水长流则更是直接的地理隐喻。
二、三重女性围困地理
在一次访谈中，聂华苓谈及写作的核心主题——围困：“我就是写人的一种困境——总是逃，总是困。就说你在自己家里吧，可能也在逃，我们也可能是被困在家里面的。所以我就是写人，尤其是现代人。我说的这个‘困是多方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个人的处境。”{19}由此可见，围困构成了聂华苓的基本经验。细致考察聂华苓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围困经验既与性别脱不开关系，又与地理空间紧密钩连。
在首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中，西蒙娜·德·波伏娃用具有空间隐喻意味的超越性、内在性来涵括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男人被虚构为具有超越性的优势，是勇于外出冒险的、开拓性的、创造性的，而女人则被贬低为具有内在性的劣势，是囿于内在家务的、固守性的、重复性的。“男人打算把她固定在客体地位上，使她永远是内在的”，“只是为了把女人禁锢在里面，男人才独自创造了一个女性领域——生命的、内在性的王国。”{20}这一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地理空间阐释，启示我们得出具有强烈偏见的男性地理与女性地理之别：男性地理具有公共的、外在的、有权的、自由的等动态属性，而女性地理则是私人的、内在的、依赖的、禁锢的等静态属性。这种女性地理即我们下文展开论述的女性围困地理。地理女性主义旨在打破这种二元偏见：“调查、揭显并挑战性别划分和空间区分的关系，揭露它们的相互构成，质疑它们表面上的自然特性。”{21}
性别压迫话语投射到地理空间，形成了性别压迫地理。聂华苓文学书写中的女性压迫地理，着重体现在女性的围困经验，也即前文所述的女性围困地理。自《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所囚禁的阁楼起，经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学理化、经典化，阁楼上的瘋女人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隐喻，它表达的核心即是女性围困地理。女性围困地理具有明显的根着性（rootedness）、不动性（immobility）等静态特征，女性被困于某一特定封闭地理单元，自由行动受到阻遏。与聂华苓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的三生三世隐喻相对应，在她的小说中主要有中国大陆的女性围困地理、中国台湾的女性围困地理以及美国的女性围困地理等三大类别。
首先是中国大陆的女性围困地理。一者是传统性因素，与以宗族家长制为主的父权制有关;二者是时代性因素，与战争、政治等因素有关。聂华苓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身处父权制而不自知。《失去的金铃子》里的三斗坪三星寨是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既是避难的桃花源，又承担着父权制的封闭功能。进步知识分子杨尹之认为“这个地方的毛病全在女人身上”，“这个地方必须首先让女人像个‘女人”{22}。女人之不像女人，指的是女人在父权制文化中的男性化，成为父权制的帮凶，庄家姨婆婆对儿媳巧巧的一番话很具代表性：“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有时候，她坐在我旁边，不言不语的样子，我就想，我跟她老子在一天，她还有个依靠，我们两老一伸腿，她靠什么人呢？”{23}像没过门却要守望门节的玉兰一样，巧巧在父权制中的命运被设定成守一辈子活寡，生死都只能依靠庄家，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日记·瞿塘峡》《桑青日记·北平》分述搁浅三峡黄龙滩、被围北平城，这些围困地理在男性眼中却被浪漫化：尽管仍旧想逃离，但终究对之充满同性之欣赏、赞叹。三峡在老先生眼中完全是男性阳刚气质的，同样地，沈家纲对围城北平缺乏必要的敏感，不思如何突围，却对天坛、天安门等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建筑充满欣羡。《千山外，水长流》中，在中外之防极为敏感的特殊政治氛围中，莲儿被困自愿插队的山西农村，在春节期间被多名不同黑影人强奸，却不敢作出丝毫反抗，成为她暗藏心中十多年的创伤，这种沾污空间是女性嵌入其中而难以解脱的围困地理。
其次是中国台湾的女性围困地理。聂华苓的台湾系列小说几乎都浸透着被困经验，整个台湾是一个被困地理单元，她在《三辈子》中称以“绿岛”指代台湾，并指出“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24}暗指绿岛长期被用作监狱岛这一事实;又在《桑青与桃红》中如此描述：“台湾是一只绿色的眼睛。孤零零地漂在海上”，“夜很深了。台风在绿色的眼睛上刮着。绿色的眼睛仍然是睁着的。”{25}眼睛的功能是观看，将台湾比作眼睛无疑是在讽喻台湾当时的政治紧张氛围，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政治力量监视着，台湾因此获得了被困、囚禁的意涵。《爱国奖券》《王大年的几件喜事》《桑青与桃红》等小说中的居所都被描绘为鸽子笼、鸡笼似的狭小空间，其中的台北阁楼是女性围困地理的典范。阁楼中的桑青曾抄录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借古典诗词表达女性被困经验，昔日的上阳宫与今日的台北阁楼同是女性围困地理。女性在此围困地理中的迫害是双重的，一方面桑青因丈夫挪用公款而被禁阁楼，实际上是替夫受罪，与桑青报纸上看到的代夫坐监故事形成互文关系;另一方面，房主蔡承德又借机与她发生性关系，造成女性难以言说的苦楚。
最后是美国的女性围困地理。自由是美国在现代世界的惯常形象，然而聂华苓的小说却显露出其压制性的一面。《桑青与桃红》中桑青的女性围困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大学教授江一波是孱弱的男性，使桑青怀孕后却又让她堕胎，独树镇车祸之前桑青辗转美国东部多地打胎的地理行迹，是女性遭受生产阻遏的压迫地图;另一方面，美国移民局对桑青展开多次调查，问询她之前的种种苦难经历，迫使她不断陷于女性创伤回忆中。这种被困体验集中化于桑青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难寻女厕的经历：“凡是有男人的地方就有戴墨镜的人我只有跑到女厕所里去。我跑遍了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没有找到一间女厕所我撞进了楼上一条半圆形镶玻璃的走廊。”{26}去除了逗号的无间断长句叙述，犹如那找不到女性逃遁之地的男性地理空间一样，透漏出强烈的压迫之感。《千山外，水长流》隐含着国族性别化的主题，从母亲时代美国水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一事可看出，美国被男性化、强势化，中国则被女性化、弱势化。中美混血儿的身份使莲儿陷入双向围困的境地，也就是说除了上述围困中国外也被困美国。当她希望到美国追索父亲的身份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时，却发现中外之防同样是自己爷爷奶奶的意识形态，自己最初并不见容于美国。
如上所述，《失去的金铃子》是纯粹的中国单一国度的女性围困地理，到《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则演化为中美两国之间交织关系的女性围困地理。因此《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可被视为聂华苓的女性围困三部曲。
三、以女性移动为中心的反抗地理诗学
聂华苓在写给叶维廉的信中说，她写《失去的金铃子》时“是想使结尾被认为另一些故事的开始。苓子走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去到另一个地方，会遇到很多人，会见到很多事物，会碰到惊涛骇浪”{27}。苓子不是唯一一个走出围困地理的女性，苓子之走继而深化、衍生出《桑青与桃红》中的桃红之逃、《千山外，水长流》中的莲儿之连与联，因而这三部长篇小说同时又是女性突围三部曲。当女性囿于父权制之中时，女性的地理空间只是僵死状态的空间，是被贬低为无意义的空洞的传统空间。那么，真正的女性和地理空间唯有呈现于女性移动之中，如同王志弘所论：“移动能力是获取生存资源和掌握生涯机会的重要手段，因而在性别权力关系的维持或改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28}娜拉出走这一自亨里克·易卜生《玩偶之家》以来的女性主义经典隐喻，核心所指即是女性移动，在此意义上讲，苓子之走、桃红之逃、莲儿之连与联实际上是聂华苓对娜拉出走的继续言说。
在诸多地理意象中，聂华苓尤为倚重流水这一地理意象。1938年聂华苓一家因抗日战争被迫离开武汉，去往宜昌三斗坪。她对故乡并未显露出恋地情结，而持逃离主义的态度：“清晨离开武汉，江汉关在晨光中逐渐远去，我一点也不留恋。母亲不再含冤负屈过日子了。苦也好，乐也好，独立了，自由了。江水带我们去一个新天地。从此我就在江水、海水、溪水上漂流下去了，再也回不了头了。”{29}母亲的女性意识激发出、折射出女儿聂华苓的女性意识：父权制的压迫之地，是凝滞的、封闭的、威权的，与之对峙的是地理意象的流动的、开放的、自由的流水。水本身具有涤净功能，“我的身子一碰着水，我就变成了个新女人。[……]我和水一样透明了。”{30}流动之水对新女性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女性意识与地理能动性联结起来，构成了聂华苓的独特地理女性主义诗学。这恰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絲·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不谋而合。女性如何能够不重蹈父权制的覆辙，伊里加蕾在《此性非一》中认为应该借力发力，父权制所贬损的女性气质应得到女性的珍视，父权制倚重于“本体—神学—逻辑模式”的固定不变（fixed）特质，女性则应看重流动（fluid）特质，“女性的‘风格或‘写作……总是流动的，不会忽视流体难以被观念化的特质……这种风格抗拒并摧毁一切稳固确定的形式、符号、观念或概念。”{31}
从地理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失去的金铃子》就是探讨女性能动性的小说。巧巧和丫丫是小说中受压迫女性的两类代表，苓子和尹之舅舅是具有移动能力的外来者，分别是丫丫和巧巧的女性移动启蒙者。然而作为男性的尹之舅舅的启蒙失败了，巧巧曾在宜昌读过几年书，原本是最具移动潜能的女性，却最终完全失去了移动能力;作为女性的苓子的启蒙却成功了，丫丫最初被迫嫁给哮喘病廖春和，通过与郑连长私奔到秭归，而摆脱了强加于身的命运，尽管在战乱时代未能与郑连长幸福度日，却终究如同苓子一样得以到重庆读书。小说结尾的长江，是涤荡束缚、拆解压迫的地理隐喻：“我坐在小船上，拍着一波又一波荡来的江水。……小船向着江心的轮船划去。初升的太阳照在江上，闪着一条条五彩的光道儿，乱晃着紫色、白色、琥珀色的光芒。”{32}江水映照出的五彩光芒，既是启蒙（enlightenment）的地理隐喻，也是女性自由前景的预示。
《失去的金铃子》写不同女性突破围困地理，写出了不同女性移动迥异之间的张力感，《桑青与桃红》变换了新的写作策略，转而集中笔力写一位女性由桑青到桃红的蜕变，变得更有纵深感。聂华苓在小说中提醒我们注意桑与丧、桃与逃的谐音联系。并不知晓桑青一名含义的移民局先生将它念成“丧—青—”{33}，却恰好点出其真正含义：丧（桑）失青涩，方得桃红，不逃（桃）难以成熟、独立、自由（红）。获得女性自由的桃红，体验着地下空间、无边界地理、真空地带等几种递进式的女性自由地理。首先是城市里的地下空间。地下与地上相对，暗含着女性与男性、潜流与主流、抗议与压迫等多重交织主题的相对。地上的色调以压抑单一的黑色为主，地下反而是多彩的，地铁火车是多色彩的，“地下铁路小姐”彩色照片为地下空间增添了女性意涵，“我就喜欢在地下铁路网上穿来梭去。我从来没有搭错车”{34}。其次是无边界地理。比较《桑青与桃红》的早期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New World Press 1981年版）与晚期版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时报文化1997年版）中的三幅美国地图，不难发现早期版本中的地图均带有边框，而晚期版本的地图边框被去掉了，无边界地图无疑暗示着更宽广的地域与女性主体的更多可能性。最后是真空地带。“真空地带的破庙象征新制度建立之前的荒凉。”{35}真空是传统统治力量去势后的清零状态，意味着清白无辜。独树镇车祸后，桃红从美国东部流浪到美国中西部，经历着从由文化到自然的去美国化的渐变过程，桃红居住的第蒙田野里的水塔已然是一种真空地理，她想在此做个靠着泥土生活的自然人。
李欧梵认为《桑青与桃红》中的美国地图“表面上所标志的是美国的中西部，但是背后所显示的却是流亡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国：它既是历史，也是神话”{36}。的确，美国中西部在《千山外，水长流》中成为中国地理的翻版，小说描摹出一个与乡土中国十分相像的乡土美国形象，中国石头城与美国石头城、长江与娥普西河之间具有同一性。莲儿的莲谐音连、联，不仅仅是血缘上的中美混血，也在更深文化层面是中美融合。在美国石头城看到中国长江，是异质文化亲和的地理隐喻：“莲儿打开两个纸箱：信件、日记、笔记、照片……重庆箱满满的，南京箱只有几张照片和信件。两箱中国的战乱——抗战和内战。莲儿突然觉得亲切起来，千山外，她在石头城可以看到长江水流过的地方——那儿也是爸爸生活过的地方。”{37}根源与路径在聂华苓的书写中是辩证性存在的。根源可以具象化为家、根等语汇;路径则与移动、迁徙、流浪、漂泊等扮演著同样的表意功能。聂华苓在遍历诸种路径之后，重又找回可以停靠的家园，因而在《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写道：“一九四九年我由大陆到台湾;一九六四年从台湾到美国。若有陌生人问我的家在哪儿，我总是回答：‘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38}我们看到聂华苓最终在无关性别的美国中西部寻得新的家、根与恋地情结。
《失去的金铃子》写女性出走的开端，《桑青与桃红》写女性出走的过程，《千山外，水长流》写女性出走的归宿，因此，如果说《失去的金铃子》展现出的是地理女性主义的萌发，《桑青与桃红》展现出地理女性主义的高峰，那么《千山外，水长流》则是地理女性主义的消亡。从女性压迫与抗争的视角考察，此种消亡非但不值得忧虑，反而是人人乐见的，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并不在于反奴为主，褫夺父权制里的男性优势，而是获取原本无关性别的人的基本权利。地理空间与女性之间实则并无必然对应关系，真正成熟的地理女性主义应该预设并欣然接受自己的消亡，因为自己的消亡表明那种伪对应关系的消亡。
① 对于地理空间与性别的融合，学界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指称，比如空间女性主义批评、空间性别批评、女性主义地理学、性别地理学、性别地形学等，其中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 geography）这一名称在汉语语境中接受较为普遍。基于以下两点原因，笔者认为地理女性主义（geofeminism）更适合汉语语境：其一，从术语的粘合度与增殖性角度考虑，地理女性主义显然更胜一筹。比如，如果对女性、地理空间双重范畴的文学书写进行学术命名，“地理女性主义文学”显然比“女性主义地理学文学”更符合汉语习惯。其二，地理女性主义是一种旨在融贯地理与女性两种知识学的学术新视角与新方法论，而女性主义地理学则易于局限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② 考虑到-phobia（恐惧）与miso-（憎恨）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而空间与地方所指又有差异，本文依厌女症（misogyny）的构词逻辑将表达憎恨、厌恶的词缀miso-和表达空间的space组合成misospace一词来指示厌空症。与厌空症用来描述人类知识思维体系中对空间的普遍厌恶有所不同，地方恐惧（topophobia）用来指人们对特定、具体地方（place）的恐惧病症，如广场恐惧症、幽闭恐惧症、恐桥症等，可参考Dylan Trigg. Topophobia： A Phenomenology of Anx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Preface xxi。
③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p.11.
④ [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⑤{11} [美]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成令方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2-23页，第364页。
⑥ [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⑦ [美]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侯炳、谭兆民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⑧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1， p.154.
⑨ 聂华苓：《漫谈边缘作家》，《第三届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议特辑》，吉隆坡：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1995年版，第32页。
⑩ 根据《中文作家——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和作家工作坊（1961-2010）》的统计，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港澳的华文作家106位，来自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文作家5位，共计111位，见聂华苓：《三生影像》（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58-559页。联经2017版《三辈子》提供的名单与此略有出入，增加了司马桑敦等1人，删减了胡续冬、林舜玲、姜玢等3人，总数也变成了109位，见聂华苓：《三辈子》（第二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78页，第603-604页。
{12}{38} 聂华苓：《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第6页。
{13}{25}{26}{30}{33}{34}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台北：时报文化1997年版，第272页，第149、168页，第255页，第211页，第202页，第252页。
{14}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
{15}{19} 廖玉蕙：《打开作家的瓶中稿：再访捕蝶人》，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4页，第51-52页。
{16} 聂华苓：《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页。
{17} 聂华苓：《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39页。
{18} [英]苏珊·弗里德曼：《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陈丽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20}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0页。
{21} [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6页。
{22}{23}{27}{32} 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台北：大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第23页，第309页，第282页。
{24}{29} 聂华苓：《三辈子》（第二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78页，第86页。
{28} 王志弘：《性别化流动的政治与诗学》，台北：田园城市文化公司2000年版，第46页。
{31}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9.
{35} 聂华苓：《浪子的悲歌》，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36} 李欧梵：《重划〈桑青与桃红〉的地图》，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台北：时报文化1997年版，第281頁。
{37} 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Geographical Feminism and the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Writings of Hualing Nieh Engle
Liu Yujie
Abstract： Hualing Nieh Engles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writ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wo important humanitarian trends of second feminist movement and spatial turning. Her dual attention to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eminism and geographical space forms a new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feminism， aimed at deconstructing the pseudonatural constru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geographical space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dissolving the two ideological symptoms of disgust with space and misogyny and returning either to its original state of innocence， thus furthering feminine freedom. Hualing Nieh Engles geographical feminist literary writings， as a sample， reveal how women gain their freedom through geographical practice by start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feminist paradigm of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excavating the triple feminine geography of enclosure that belongs to mainland China， Chinas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by inheriting the classic feminist metaphor of Noras leav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moving feminine poetics with Lingzis departure， Taohongs runaway and Lianers connection and liaison.
Keywords： Hualing Nieh Engle， geographical feminism， disgust with space， feminine geography of enclosure， literary geography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