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在其女性主义代表作《女仆》和《泪痣悲情》两部小说中，以拟神话的形式创设了“经血”和“泪痣”两个文学意象，并借此追溯了女性禁忌的文化根源，讽刺了新加坡父权制文化传统的荒谬，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两则拟神话生发于新加坡多元文化语境，体现出混杂性文化书写的特点，彰显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本土性。
关键词：拟神话;林宝音;新加坡;原型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23-06
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 1942-）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共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十一部短篇小说集、三部非小说类作品和两部诗集。林宝音被誉为新加坡“元老级”作家，是新加坡最好的作家之一。①她也是最早走出新加坡、在国际文坛知名度最高的新加坡作家之一。②由于在文学上的突出贡献，林宝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获得“孟布兰克——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艺术奖”和“东南亚文学奖”，2000年和2003年两次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勛章”（Knight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并于2005年获得“哥本哈根安徒生基金会大使”称号（Ambassador of th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oundation）。2014年3月14日，林宝音入选“新加坡女性名人堂”（The Singapore Womens Hall of Fam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全球离散华人文学（Chinese Diaspora Literature）成为世界图书市场中的宠儿，特别是一些华裔女性作家“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异域情调的心理期待和市场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脱颖而出。她擅长将本土华人民俗文化涵化为故事素材，通过创设典型民俗意象串联情节、结构故事，使作品散发出浓郁的文学性和文化韵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林宝音长篇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她的两部女性主义代表作《女仆》（The Bondmaid， 1995）和《泪痣悲情》（The Teardrop Story Woman， 1997）先后问世。这两部小说都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批判新加坡顽固的父权制传统对社会底层女性的戕害。朱莉·迪克森（Julie Dixon）博士将其盛赞为“有新加坡本土特色的小说”，并认为“这两部小说在结构上与西方的传统小说相吻合，类似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类型：传奇抑或是传奇剧。”③与其它小说不同的是，这两部小说均以“拟神话”④的手法创造叙事契机、引发情节突转、揭示小说主题。在拟神话中，林宝音创造性地将华人传统文化中普遍认为的女性禁忌的“经血”和“泪痣”转化为女性冲破传统藩篱、战胜父权权威的有力武器，实现了对父权制的“破”和对女性主义的“立”，在一破一立之间讽刺和批判了新加坡父权制的荒谬，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主张。这些拟神话生发于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讲述的是新加坡本土故事，是新加坡本土性在文学中的一种体现。
一、小说中拟神话对父权制
传统的解构与颠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带来根本性变化。新加坡华人社区沿承了华人移民从母国带来的父权制传统，儒家礼制长期规约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分工模式和生存方式。新加坡“国家父权制”所奉行的“国家至上”、“家庭为根”的理念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平等的问题。这为林宝音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林宝音对新加坡的父权制传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95和1997年，她先后创作出版了《女仆》和《泪痣悲情》。这两部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命运悲剧批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传统华人社会中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旨在以“古”喻今，即通过追溯新加坡父权制传统的文化根源讽刺新加坡政府所宣称的现代性的荒谬。在这两部小说中，林宝音创设了两个拟神话，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品味。
首先，《女仆》中的拟神话颠覆了人们对女性禁忌的传统认知，将“经血”塑造成战胜父权的武器，从而以戏谑的方式批判了父权制传统的荒谬。在小说中，女主人公涵出生在当地一个贫困的华人家庭中，家庭变故使她从小被卖到当地权贵——吴家为奴。小说在一开始就将天帝塑造成一个带有厌女症（misogyny）的父权权威形象。小时候，涵就听父亲讲：
很久以前，男人每月都要受一次流血之苦，而非女人。然而，男人只能用竹筒来保护他们的生殖器，为他们在农田的耕种带来很大不便。因此，他们向天帝祈求，将男人的这种不便转给女人。天帝心软，于是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⑤
在这则拟神话中，天帝掌管着世人的性别属性，对于人们的命运有着无上的权力。而这则故事对少儿时期的涵来说却影响深远，在她的心中种下了一颗仇视天帝父权的种子。在她的梦境中，她经常梦到天帝对女性神的迫害。由此，作者将天帝塑造成一个典型的父权权威形象。而作者将讲述拟神话的任务分配给了涵的父亲——一个重男轻女的父权主义者，这无疑加强了小说中的讽刺意味。同时，父亲在讲述时戏谑的口吻使得传统文化中天帝的形象大打折扣，被瞬间降格。
《女仆》中的拟神话并未停留在一个章节，而是贯穿在小说情节发展的始终。小说中备受压迫的涵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被自己偶然捡到的一尊无眼无耳的、被人遗弃的女神像上。这尊神像被人忽视，没有供养，其遭遇与涵的遭遇一样，成为作者为女主人公精心设计的一个镜像。涵将女神像偷偷供奉起来，并为其画上了眼睛和耳朵，她希望被自己照顾的女神能睁眼看到人世间的不公。在梦中，涵将自己的境遇向女神倾诉，希望能得到女神的眷顾与垂怜。令她失望的是，女神不仅不能帮助她，反而因天帝的迫害而自身难保。勇敢的涵反而成为鼓励女神进行反抗、并帮助女神战胜天帝的英雄。涵将女性的“经血”变为战胜天帝的法宝。故事中，天帝赐给女性的生理劣势——经血——反而成为反制天帝压迫的武器。很明显，小说通过让天帝自作自受的情节设置讽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设定的禁忌习俗的荒诞。
其次，《泪痣悲情》中关于泪痣的传说为揭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在这部小说中，林宝音“使用预序（forward projection）和倒叙（flashback）的方法将新加坡现代生活的破裂、后殖民和殖民意识之间的矛盾揭示得淋漓尽致”⑥。在《泪痣悲情》中，林宝音将“泪痣”迷信为女主人公带来的伤害与女主人公的成长并置在一起，以“拟神话”的形式对“泪痣”作了交代：
曾经有一位神，对一个从未流过眼泪的、快乐的女神产生了嫉妒之心，拿起笔在她的眼角画上了眼泪。女神从此陷入到永远的悲情之中：山河崩裂，天塌地陷。而据说泪痣注定会为丈夫和父亲带来不幸的。⑦
在故事叙事中，泪痣意象承担了引发关键情节突转的任务，成为读者解读小说主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女主人公玫瑰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华人家庭中，她的父母本想将她送人，但当时年幼的哥哥不停地哭闹才使得父母不得不将玫瑰留下来。虽然父亲也曾想善待自己的女儿，但玫瑰脸上的泪痣成为造成其命运悲剧的一个导火索。
父亲阿恩科突然看到玫瑰脸上的一颗泪痣，将刚刚培养起来的父女亲情打的粉碎。阿恩科将女儿从怀中放到地上，生气地想：难怪在她出生后我的生意都不顺利，她生为女娃，又长有泪痣，简直是对我的双重诅咒（doubly cursed）。⑧
父亲阿恩科对玫瑰的态度从“厌女”到“怜女”再到“嫌女”，而引发父亲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就是其对泪痣根深蒂固的偏见。玫瑰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她从此生活在了无生趣、毫无希望的世界中。她也曾尝试让父亲接受自己，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婆婆想要将泪痣除去，但是玫瑰拒绝了。她在眼边画满了泪痣，站在父亲面前，就像舞台剧中的怪物或者女魔鬼，向父亲的偏见发起了挑战。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换来父亲阿恩科态度的转变。玫瑰经常蜷缩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不停地哭泣。可见，泪痣为玫瑰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她一生中再也未曾走进父亲的房间。在这里，“黑暗的角落”和“父亲的房间”都是隐喻性的空间，前者隐喻女性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是对“重男轻女”社会习俗的批判，后者则是父权的专属领地。小玫瑰对父亲和他的房间产生了憎恨，即使在父亲弥留之际，玫瑰也没有走进去，暗示着玫瑰与父亲代表的父权文化的决裂。
从以上两则拟神话在文本中的存在样态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林宝音创设的这两则拟神话都与女性身体的禁忌文化有关，通过将传统习俗中的女性禁忌进行解构，讽刺了父权制的荒谬;第二，这两则拟神话在故事叙事中都起着关键作用。经血神话中的女神和女主人公涵、泪痣神话中的女神和女主人公玫瑰都是互为镜像，形成了虚实结合的两条叙事线索，推动情节交叉前行。第三，林宝音通过拟神话暗喻女性的命运悲剧是社会文化造成的，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文化根源，从而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二、小说中拟神话的原型批评
《女仆》和《泪痣悲情》拟神话中的人物和情节是东西方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天帝父权权威形象的生成是林宝音将东西方文化混杂交融的结果。“天帝司命”是在华人传统文化中普遍流行的神话传说。在华人族群的传统信仰中，天帝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统管三界、威力无穷。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看，天帝信仰的形成是华夏先民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表达了先民对无常大自然的敬畏。根据林宝音的解释，《女仆》和《泪痣悲情》中的核心意象“天帝”就是来自于她妈妈所笃信的道教信仰。林宝音说：“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个神：一个是道教信仰中的‘天帝，一个是天主教中的‘上帝。……我生命中的这两个神对我产生的影响是相似的，即这两个神都让我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和恐惧感。”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林宝音放弃了宗教信仰的原因。
在《女仆》中，林宝音在华人“天帝司命”传说的基础上，通过拟神话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改造，借助天帝这一权威形象将父权制文化中强加到女性身上的经血禁忌转化为女性的生理优势。這是对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大胆挑战，表达了作者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同时，林宝音小说中对天帝形象的利用和改造与其所接受的女性主义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女仆》中“天帝将本属于男人的经血分派给了女性”这一情节与女性主义者所宣称的“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这一说法相吻合，足见女性主义思潮对林宝音的影响。波伏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⑩虽然波伏娃当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但是她的论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伏娃指出：“妇女是被社会建构为他者（the Other）的人，妇女的劣势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等级划分的二元体系是父权制的产物，是用来为巩固男性权力服务的。因此，女人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较之男人，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不值得受到尊重和重视。”{11}受女性主义理论影响，林宝音在小说中对造成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批判。拟神话中的“经血”意象就是林宝音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典型例证。小说通过天帝对经血这一生理任务的再分配，讽刺了父权权威的荒谬。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拟神话中天帝意象来自于华人传统信仰，同时又被作者烙上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烙印。因此，天帝意象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混融的结果，体现了林宝音混杂性文化书写的特点。
其次，拟神话中“天帝欺侮女神”的情节模式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小说的影响。确切地说，在《女仆》和《泪痣悲情》中的两则拟神话的情节模式都是脱胎于西方女性主义小说中的“强奸——心理创伤”模式。安妮斯·普拉特（Annis Pratt）从300多部女性小说中归纳出这一原型模式，并出版了《妇女小说中的原型模式》（Archetypal Patterns in Womens Fiction， 1981）一书，该书是原型批评与女权主义态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在书中，她将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神向女神达芙妮求爱而达芙妮变形为月桂树的故事概括为“强奸——心理创伤”模式。有研究者认为这一神话表现的是“男神对女神的侵略征服，女神为保护自己而被迫逃离变形的故事。正是这种鲜明的性别视点使论者把‘化为月桂树的达芙妮看成是在父权统治下被扭曲了的灵魂，看成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第二性象征。”{12}
《女仆》和《泪痣悲情》中的天帝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一样，他们羡慕女神的功绩和善良，他们要征服女神，让女神失去眼睛和耳朵或者添上一颗泪痣，从而使其失去信众对她的崇拜和敬仰。与达芙妮的变形相似，林宝音笔下的女神们也发生了变形，由原来美丽端庄的女神变成了无眼无耳的女神或者长有泪痣的女神。《女仆》和《泪痣悲情》拟神话中的女神和希腊神话中达芙妮的变形都是在男性神的逼迫下被动地作出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宝音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小说中的“强奸——心理创伤”这一原型模式，在拟神话中设置了“天帝欺侮女神”这一情节，借此来批判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迫。
最后，经血和泪痣的原型来自于华人传统信仰中的女性禁忌。社会中普遍认为，女人的经血是肮脏的、不祥的，在很多的文化中，经期的女性都是要被回避的。特别是在华人的宗教信仰中，经期的女人是被禁止去寺庙的。因此，“月经禁忌使得妇女成为私人领域道德的奉行者，她们在公共领域的道德关怀中处于劣势，这种基于性别差异而形成的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反过来又强化了妇女受歧视的地位。”{13}总之，在各种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经血”是污秽之物。在林宝音看来，这些都是父权制社会建构出来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生理禁忌。
同样，林宝音在《泪痣悲情》中通过对泪痣传说的运用，瓦解了表征着命运之神的父权权威。泪痣意象是林宝音在《泪痣悲情》中创设的一个典型文化意象。在华人民间信仰中，泪痣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长有泪痣的人注定终生悲苦而且会为身边的人带来厄运。小说以泪痣引发故事叙事，并以这一意象结构全篇。泪痣预示着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人生悲剧，作者也由此控诉了造成人物命运悲剧的社会文化和习俗。更进一步说，泪痣带来的个人悲剧实际上是对社会历史文化悲剧的隐喻。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玫瑰成为社会偏见的牺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泪痣”意象所表征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与古希腊《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悲剧”不同。后者中的命运悲剧是由神意造成的，而林宝音小说中的“命运悲剧”则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所造成的。陶东风将由“政治或社会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命运悲剧称为“社会历史悲剧或政治悲剧”。{14}林宝音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是由人们对她眼角的泪痣产生的偏见造成的，由此社会文化成为压制人性、摧残女性的元凶，是强加在人们心中的一种“精神枷锁”。因此，可以说小说中泪痣意象反映的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文化问题。试想如果小说中没有泪痣意象，那么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也许会不同。故事中，长有泪痣的女主人公不仅要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而且还要同命运带来的不公进行抗争。她在成长历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打破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当她在满脸贴上泪痣挑战父亲的权威时，她就已经吹响了向“父权”抗争的号角。但是当玫瑰最终按照当地一个权贵追求者的要求将象征着“厄运”的泪痣除掉时，她向现实妥协了。现实的磨难使她把真实的自我隐藏了起来。从抗争到隐藏真实自我象征着女主人公寻找自我身份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也從反面揭示了父权制传统的顽固和社会现实的残酷性，这正是林宝音悲剧小说的魅力和意义所在。由此，小说从个人命运悲剧的层面上升到了一个批判社会现实的高度。
三、拟神话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女仆》和《泪痣悲情》中两则拟神话中的人物和情节是在新加坡多元文化语境中生成的，体现了林宝音混杂性文化书写的特点。从新加坡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林宝音创设的拟神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通过创设拟神话颠覆霸权话语、掌握话语权。在拟神话中，“天帝”这一父权权威形象被降格，与一般男性无异。拟神话通过重构女性生理特征的新神话，从根本上解构了父权制社会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女性生理特征的偏见，为长期以来备受压迫和欺侮的女性找到了自身的优势，颠覆了父权制下的霸权话语，为女性打破“沉默”、发出“声音”奠定了民俗文化基础。因此，林宝音的这一意象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
对于社会中专门为女性设立的文化禁忌，林宝音采取了一种反“常识”或者说是“陌生化”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形成了对女性的固定的、常识性的看法，而林宝音对这些被众人奉为圭臬的习俗进行“逆向”处理，通过赋予那些被禁忌的事象以特殊的含义和力量，以形成与“常识”相对的观点，向命运的不公发起挑战。林宝音小说中的拟神话是其对华人族群传统民俗文化的利用和改造。对天帝意象的解构和颠覆带来了“陌生化”的叙事效果。通过“去弊”和“发现新意”，消解了这些民俗意象的“前在性”，往往令读者产生全新的审美体验。通过拟神话，林宝音对民俗文化制度荒诞性的讽刺和对文化传统的颠覆，表达了其深切的人文情怀和直率而有担当的写作态度。
其次，林宝音小说中的拟神话是与新加坡严苛的国家父权文化语境协商的结果。在新加坡，文化艺术的创作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把关。这也是林宝音选择将自己的小说在欧美国家出版的一个因素。当林宝音创作完成《女仆》时，因其蕴含浓厚的批判现实色彩而未通过审查，新加坡本地的出版社拒绝出版此书。1995年，林宝音不得不自建公司将其出版发行。之后，英国的Orion和美国的The Overlook Press两大出版公司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出版了这部小说，也为林宝音的小说打开了国际市场。其实，林宝音在拟神话中创设文化意象，旨在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手段间接揭示小说主题和作家的创作宗旨，这本身就是对新加坡文化语境的一种妥协。毕竟在1994年她所经历的“林宝音事件”对其写作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意想不到的是，她创作风格的改变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审美趣味，比直接批判社会现实效果更佳。更为重要的是，她运用这些文化意象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华裔族群中的传统女性意识，并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树立了自己的现代女性意识。
最后，林宝音小说中的拟神话体现出林宝音的文化认同倾向和新加坡“本土性”。从上文对拟神话的原型批评可以看出，林宝音将东西方文化元素杂糅混合，体现出混杂性书写的特点。这是新加坡多元文化语境的必然产物。林宝音从小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居间（in-between）的文化身份培养了其“双重视界”的文化意识，为其小说注入了中英两种文化特质，是东西方文化混合、交融的典型代表，折射了海外华人身处“中西/古今”之间所感受到的文化拉锯与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从林宝音对华人传统文化意象进行改造来看，林宝音并没有完全固守华人的传统信仰，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处理新加坡本土问题的工具。此外，拟神话的创设脱离了传统的神话框架和传说体系，表明了新加坡作家对新加坡本土故事和新加坡文学“本土性”的一种渴望和期待心理。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总是借用文化母国的神话传说，则不足以显示其文化的本土性。所以，林宝音在作品中打破常规、另起炉灶所创设的拟神话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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