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坛发展迅猛，各种诗歌流派争锋兴起，异彩纷呈。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本在英美国家的出版数量也呈迅速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诗人和学者参与到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和海外传播之中。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翻译的质量，也要考虑译本的国际出版、传播和接受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将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置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宏观语境下考察，探讨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所涉及的国际出版和跨文化传播等现实问题，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英美国家的翻译、出版、传播和接受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阐释异域文化再生产的复杂性，切实促进和推动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的国际化进程，塑造和建构积极开放的当代中国形象。
关键词：中国当代诗歌;翻译;跨文化传播;“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091-09
一、引言
从1917年至今，中国新诗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对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坛发展迅猛，各种诗歌流派争锋兴起，异彩纷呈，充满了多元共存的诗歌创作态势，涌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诗人。例如，中国先锋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西川;“第三代诗歌”的主要代表诗人韩东，主张“诗到语言为止”;还有女性诗人代表翟永明以其独特鲜明的女性立场和语言风格独树一帜等等。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本的出版数量也呈迅速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诗人和学者参与到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和海外传播之中。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翻译已经嬗變为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异域与本土等各种力量的文化角力场。随着中国对外文化战略重心的改变，如何更多更好地向国外译介和传播新时期中国当代诗歌作品，将中国当代诗人推向世界，树立当代中国应有的文化地位，这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翻译的质量，也要涉及到译本的国际出版、传播和接受等问题。因此，本文将围绕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所涉及的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等现实问题，深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英美国家的翻译、出版、传播和接受，将新时期的中国当代诗歌英译和西方社会文化的宏观语境联系起来，展现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融入国际文化系统进程中的社会和文化维度，以便更好地阐释异域文化再生产的复杂性，进一步反思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时代的中西文学关系，关注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切实促进和推动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的国际化进程，塑造和建构积极开放的当代中国形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二、中国当代诗歌在英美国家的译介与国际出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当代诗歌的出版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根据《1949-2000年中国诗歌研究》一书的研究显示，1980年有164种新的诗歌著作出版。这个数字在1984年翻了一番，接着是持续的稳定增长，到1993年达到一个高峰，有1082种新书出版。从1994年到2000年，每年平均有500种诗歌著作出版。①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与国际出版也与时俱进，发展迅猛。李德凤和鄢佳在《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述评（1935-2011）》里指出，“现当代诗歌英译本出版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国内诗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诗歌的译介和推广中，国外学者、诗人的关注和参与也加强了诗歌的翻译质量，新诗英译发展前景良好”。②
在《翻译研究导论》一书里，英国翻译学者杰里米·芒迪曾指出，文学翻译不仅是文本创作的过程，而且是一种经济活动，“处于复杂的社会及文化实践网络的中心”。③在翻译作品的图书策划、市场宣传和推广过程中，这个复杂的网络里活跃着各种的社会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力话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委托人、赞助人、文学代理人、文学评论家、译者和编辑等等。因此，翻译研究不仅需要分析翻译文本，而且还应考虑到影响翻译生产和接受的各种社会行动主体。在英美国家的国际出版市场上，中国当代诗歌的英文译著的市场需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块：学术性市场和普通大众消费市场。一般而言，除了专业学术读者以外，中国当代诗歌对喜欢诗歌的普通读者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大型的国际性学术出版社，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等，在新作家的宣传推广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能决定新的文学标准的形成。然而，文学译著的出版并不是此类学术出版社的主要业务，反而是一些小型规模的文艺出版社承担起这一重任。例如，英国的两家小型诗歌出版社，安维尔出版社（Anvil Press）和布拉德艾克斯书局（Bloodaxe Books），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诗歌英译选集。北岛的英译诗集如《八月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 1988），《旧雪》（Old Snow， 1992）等，都是通过英国安维尔出版社（Anvil Press）出版的，而诗人杨炼的诗集如《大海停止之处》（Where the SeaStands Still， 1999），《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s， 2005），《李河谷的诗》（Lee Valley Poems， 2009）等均是通过英国布拉德艾克斯书局（Bloodaxe Books）出版。再如，美国纽约的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也出版了北岛的一些英译诗集，例如《零度以上的风景》（Landscape Over Zero， 1996）、《开锁》（Unlock， 2000）、《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 2001）、《时间的玫瑰》（The Rose of Time， 2010）等等。除了北岛的诗集以外，纽约新方向出版社还先后推出了顾城、西川等中国当代诗人的英译诗集。西川的英译诗集《蚊子志：西川诗选》（Notes on the Mosquito）于2012年在美国出版，这本诗集精心选取并翻译了西川的大量诗歌作品，包括西川的短篇抒情诗歌、散文诗和长篇诗歌节选等等。由于美国译者的精彩演绎，加上西川本身就是一位英美文学的研究学者和翻译家，全程参与和支持《蚊子志》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创新性尝试，因此，该诗集给英语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异域性诗歌美学体验，曾入围了2013年度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其译者柯夏智博士（Dr. Lucas Klein）也因此荣获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2013年度“卢西恩·斯泰克”（Lucien Stryk）亚洲翻译奖。
此外，美国的西风出版社（Zephyr Press）近年来也陆续出版了系列英译中国当代诗歌集，例如欧阳江河的诗集《重影》（Double Shadow）和《凤凰》（Phoenix）;于坚的《便条集》（Flash Cards）;芒克的《十月的献歌》（October Dedication）;多多的《抓马蜂的男孩》（The Boy Who Catches Wasps）;柏桦的《风在说》（Wind Says）;蓝蓝的《身体里的峡谷》（Canyon in the Body）;以及翟永明的诗集《更衣室》（The Changing Room）;王小妮的诗集《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Something Crosses My Mind）;宇向的诗集《我几乎看见滾滚尘埃》（I Can Almost See the Clouds of Dust）等等，不胜枚举。美国的西风出版社自1980年创建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990年开始出版世界各国的文学翻译作品，旨在通过诗歌和文学翻译的双重艺术，促进对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理解。该社非常重视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与出版，在图书的策划、翻译和编辑上精益求精，汇聚了一大批同为诗歌爱好者的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例如，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顾爱玲（Eleanor Goodman）、温侯廷（Austin Woerner）等等，在美国多次荣获各种诗歌翻译奖项，对中国当代诗坛进行比较好的对外译介和推广宣传。例如，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翻译的翟永明诗集《更衣室》（The Changing Room）在2012年荣获了美国北加州的诗歌翻译图书奖;顾爱玲（Eleanor Goodman）翻译的王小妮诗集《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Something Crosses My Mind）荣获美国“卢西恩·斯泰克”（Lucien Stryk）亚洲翻译奖，同时入围2015年格里芬诗歌奖候选名单（Griffin Poetry Prize）。除了在美国本土出版中国当代诗歌英译选集，西风出版社还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今天》基金会等机构积极合作，联手推出了《今天》系列中国当代诗歌英译诗集，由诗人北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等共同担任该系列丛书的主编，目前已推出了韩东、于坚、翟永明等诗人的中英双语诗集。英美国家的这些小型文艺出版社虽然规模不大，却专注于非盈利的文学主题和类型，例如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翻译作品，将新的国际诗人和作家积极引进英美国家的文学场域，从而生产出具有较高价值的世界文学作品。
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一书里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国家的图书出版总量翻了两番，而译作出版量所占的比例却是一直非常低，始终大体保持在图书出版总量的2%至4%左右。而且，一般英美国家图书出版社出版文学翻译作品的初版首印量通常约为5000册，而大学出版社印得更少。④因此，许多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种的文学和诗歌作品一直以来依靠着英美国家的各种文化艺术基金会、源语文化的大使馆或其他机构的资助，如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英国文化协会、英国艺术协会等等。例如，2011年10月美国铜谷出版社出版的诗歌选集《推开窗：当代中国诗选》（Pushing Open the Window：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合作交流项目。这部诗歌选集由于得到国家机构的赞助出版，汇聚了英美诗歌翻译界的一批高水平译者，向西方英语世界全面展现了1968年至2008年中国当代诗歌的40年发展历程。该诗歌选集以中英双语出版，由人民出版社的诗歌编辑王清平担任中文主编，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担任翻译主编，共收录了49位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包括西川、周瓒、芒克、舒婷、于坚、翟永明、王小妮等。其中，西川和周瓒还作为入选的诗人代表受邀赴美朗诵诗歌，接受媒体的采访和宣传。英国文化协会也积极开展中英作家的交流和访问活动，资助和促进各种涉及译介亚洲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项目。例如，2007年，旅居国外的中国诗人杨炼和英国《诗歌评论》的主编桑普森（Fiona Sampson）获得资助，共同组织中英诗歌翻译活动，积极推进中英诗人之间的思想和艺术对话。中英两国的诗人们坐在一起，探讨诗歌创作与翻译，从而产生了一大批精彩的诗歌翻译作品。其中部分翻译作品刊于诗人的个人网站或者《现代诗歌翻译》（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伦敦诗歌》（Poetry London）、《诗歌评论》（Poetry Review）和《曼哈顿评论》（Manhattan Review）等西方文艺杂志上。这一合作的重要成果包括《玉梯：当代中国诗歌选集》（Jade Ladder：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一书的出版，该选集由赫伯特（W. N. Herbert）、杨炼和霍尔顿（Brian Holton）三人共同编订，2012年由英国布拉德艾克斯书局（Bloodaxe Books）出版，共收录了53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包括北岛、杨炼、芒克、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等等。此外，在中英诗歌互译项目成果的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英国的西尔斯曼出版社（Shearsman Books），在2013年11月联手推出《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一书，由杨炼和赫伯特（W.N. Herbert）共同担任主编，以中英双语在两国同时出版。该诗集收录了西川、杨炼、于坚、臧棣、王小妮、翟永明等多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代表作品及其英译文，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英诗人交流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策略与英美文化政治修辞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著名诗人帕兹（Octavio Paz）曾写道：“在革命和宗教之间，诗歌是‘另一种声音”。⑤诗歌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中产生的，从来也都不可能是一种中立的、超然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而微妙的联系。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过程中，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权力博弈的错综复杂关系。英美国家所出版的大部分中国当代英译诗歌选集仅从书名的正标题和副标题中就能看出，都透着浓浓政治色彩的筛选标准，以及翻译中若隐若现的政治权力关系。例如，《红杜鹃：文革以来的中国诗歌》（The Red Azalea：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暴风雨之后：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等等。显而易见，这些诗歌选集的翻译与出版在不同程度上是基于西方文化政治的考虑，而不是诗歌美学的或者文学艺术的标准。即使诗集是基于诗人的审美标准而筛选结集，或者是基于译者希冀通过翻译实现个人文学抱负的初衷而翻译，然而当诗集出版的商业包装、市场营销和传播需要符合不同的政治修辞逻辑时，那些美好的初衷和愿望就只能搁置一边了。
在英美国家的学术界和图书出版业中，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文学评论、翻译与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地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翻译与国际出版却迅速地增长，大量的中国现当代英译诗歌选集相继出版，主要集中于文革之后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作品，如奚密（Michelle Yeh）主编和翻译的《现代中国诗歌选》（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王屏主编的《新生代：今日中国诗选》（New Generations： Poems from China Today）等等。而与之相随的是学术界与大众媒体杂志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大量评论与研究，其中包括美国《时代》周刊和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这一时期西方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评论和研究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聚焦于政治化语境的特征。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在1990年11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歌？》的英文书评文章，指出“翻译诗歌的国际读者寻找的根本不是诗，而是通向其它文化现象的窗口。也许他们寻找的是别具异国情调的宗教传统或者政治斗争”，在国际汉学界引发热烈而广泛的讨论。⑥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Maghiel van Crevel）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西方出版的一些中国当代诗歌英译选集过于注重社会政治因素，带有一定的政治偏见。在《旅居国外的诗人：杨炼、王家新、北岛》一文中，他写道，“新闻媒体和外国出版商都知道，苦难比象征主义更有卖点，因此他们经常对此推波助澜、大肆渲染，忽视文学文本本身的精妙之处，让这种偏见更加明显”⑦。在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诗人多多的诗歌如何进入世界文学场域时，柯雷教授明确指出西方文化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多多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很少被翻译成外文。随着他在西方参与各种文学活动，情况变了：访问英国时他的诗歌有了英译本，荷兰文译本在他参加国際诗歌节时也问世了。政治风波将“他的生活一分为二”，就像圈内对诗人及其诗歌的政治化，多多在文学圈外也声誉日隆。……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诸如保加利亚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伊朗语、意大利语、波斯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发表于各种文学杂志和诗集，实在太多，无法枚举。⑧
鉴此，柯雷教授在他的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一书中对中国当代诗坛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观察和思考，深入研究了海子、西川、于坚、韩东、北岛、杨炼等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既关注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问题，也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美学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
美国华裔学者黄运特教授在《跨太平洋位移》一书中也质疑和批判了美国的现代汉诗译介和传播中存在的一种对于文化政治修辞学的偏爱倾向，反对简单还原的政治主题化翻译处理，积极提倡在跨文化翻译中应充分突显中国当代诗歌中不可忽略的独特审美价值和文化物质性。⑨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形式实验在跨文化翻译中往往被删减到了最低程度，被简化为一些用文学意象翻译出来的政治主题表达，并且把翻译本身变为一种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民族志描述。这里以舒婷的《流水线》第一诗节的英译为例，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Night after night，
the assembly line of time.
After work at the factorys assembly line
we join the homebound lines
as stars above assemble to cross the sky.
Over there
a line of lost saplings.⑩
舒婷《流水线》这首诗的英译版本出自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主编的《暴风雨之后：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这部英译诗集收录了北岛、杨炼、舒婷、江河、顾城、多多、芒克、西川等14位中国当代诗人的英译诗歌作品，在1993年由美国的卫斯理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流水线》这首诗的译者巴恩斯通本人就是一位美国诗人，非常热爱诗歌的创作和翻译，同时又精通中国文化，因此他的英译文很好地保留了中文诗歌的简洁和美学价值。然而，与舒婷的诗歌原文仔细相比较，我们发现巴恩斯通的英译文存在着多处的变形和改写：（1）添加了标点符号;（2）删掉了“在我们头顶”和“在我们身边”的并列结构;（3）在一些诗行中，将“生产线”的重复简化为“线”;（4）对头两行的诗句结构进行了重组和调整等。尽管在这首诗歌的英译文中加上标点符号确实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然而标点符号的添加无疑将会削弱原诗中意义的漂移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读者对诗中生产线永无止息流动的阅读体验;同样，虽然原诗中“生产线”一词的五次重复对于译者而言显得过于啰嗦冗赘，然而，这正突显了生产线上的工人单调重复的生活。并列的结构也强化了这种重复的深层意蕴，但译者却采用了更多样化的英文表达形式进行翻译。此外，译者对头两行诗句结构进行了重组和调整，没有保留原诗特有的表达形式。这种忽略原文语言特性的流畅性翻译策略，正如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所描述的那样，
无论译文是散文还是诗歌，是小说还是非小说，只要读起来通顺流畅，只要剔除了原有的语言及文体特征而显得透明，让人觉得它反映了外国作家的个性与意图或外语文本的基本意义——换句话说，就是让人觉得译文实际上不是译文，而是“原作”——大多数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都会予以认可。“透明”这种错觉是通顺话语所形成的效果，是译者通过采用通行的用法、坚持连贯的句法和明确的意义所形成的效果，也是竭力保持译文的可读性所形成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错觉掩盖了生成译文的种种复杂因素，首先便是掩盖了译者对外语文本的关键性干预。11
韦努蒂对欧美国家通行的透明流畅性翻译策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质疑和拷问这种翻译策略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主张彰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倾向于在译文中融入非透明的异质性话语，积极倡导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及其文化实践，以便促进全球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毋庸置疑，翻译是文本和译者关于诗学、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进行协商的场所，而新的翻译文学作品必须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来吸引最初的市场。为了能成功进入西方出版市场，中国当代诗歌的出版商、评论家和翻译者等各种社会行动者都不可避免会努力接近和符合西方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尽可能满足当代读者对于文本选择和关注重点的期望。虽然中国当代诗歌的政治性可以促进这些作品的英语翻译和出版，然而，如果为了迎合英美国家的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过于强调当代中国诗歌的政治意义，作品字里行间中显现或隐含的文化政治修辞必然会破坏和削弱诗歌原有的形式结构和美学价值，降低诗歌翻译作品的文学地位，使得诗歌的翻译者和评论者有可能会忽略掉内含于诗歌原有的其他诉求和深层涵义。
四、中国当代诗歌的海外传播与文化认同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跨越语言，更要跨越文化的藩篱。诗歌翻译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身份和认同的问题。譬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针见血地指出：
传统上，诗的文字依赖于在其特定语言中的使用历史，诗里的每个字应该是不能被别的字替换的。可是，使用“错误的语言”写作的诗人（即便是用像中文这样有大量人口使用的语言）不仅必须想象他们的诗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求达到其广大程度令诗人感到满意的读者群，而且，他们还必须参与一项奇特的活动：想象出一种世界诗歌，并把自己放置在里面。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12
宇文所安教授在字里行间表明，诗歌作品对崭新的语言环境的适应隐含着某种文化特异性的缺失，以及根本意义上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感的缺失。在某种本质意义上而言，翻译确实涉及到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错位，以及“母语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自相矛盾。事实上，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诟病，被指责它不够“中国”，过于“欧化”，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外来影响太深。时至今日，依然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批评声音。在考察中国当代诗人多多时，柯雷教授曾提出两个独特视角：“政治性”（politicality）和“中国性”（Chineseness）。所谓“中国性”的涵义，柯雷指出：
中国诗歌通常指的是用汉语写作的或者一个中国诗人写就的诗歌，或者两者兼具。一首诗歌的中国性，取决于为了透彻理解一首诗歌一个读者所需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我使用“中国性”这个术语是为了回避“本地的”、“区域的”、“土生的”这样一些不易操控、有弦外之音的词汇，而用以说明读者成功阅读一首诗所需要的中国知识。13
正如欧阳江河在代表诗作《汉英之间》写道，“我居住在汉字的块垒里，在这些和那些形象的顾盼之间”，14许多中国当代诗人在诗歌作品中曾大量引用中国历史、神话、传说和传统故事等，有意识地去营造和构建具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诗歌意象，对中国文化身份和认同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有不少中国大陆诗人先后移居、甚至定居海外，比如张枣、顾城、北岛、杨炼、多多、欧阳江河等等，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变得复杂而具有争议性了。以杨炼为例，他已旅居国外多年，在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曾多次出版过中文诗集的英译本，但是一直坚持中文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杨炼意识到中国文化身份“内在元素”的语言载体，因为“我们植根于共同的文化，植根于心理架构的独特语言学形式”。15另一方面，他后来尝试将文化身份的中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转向作者个体的智力空间，并把这种变化过程描述为他已经从一名中国诗人变成一名用中文寫诗的诗人，然后再变成写“杨文”的诗人。16对于这一问题，欧阳江河在《汉英之间》结尾处曾感叹道：
“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
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
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
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中幽居，
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
并看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
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17
《新生代：今日中国诗选》的主编王屏指出，“若长时间离开自身的生活语言环境，那么将很难进行写作，并且丧失语言的敏感度，质量也非上乘”。18她认为，文化认同载于语言之上，而语言又受地域因素所控。然而，美国华裔学者奚密教授（Michelle Yeh）认为这种论述是基于“中国居于知识中心地位，并呈离心状进行散播”的假定前提。19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已经不再认为文化身份和认同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处于不断变化和建构之中，彰显差异、杂合、迁移和离散的流动性概念。美国的翻译学者韦努蒂指出，翻译在文化身份的表述、建构和塑造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接着，它最有力的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再接下来，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20这些情况无疑使得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海外传播与文化认同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正如欧阳江河的长篇史诗《凤凰》的其中一节及其英译文所展现的那样：
“孩子们在广东话里讲英文。
老师用下载的语音纠正他们。
黑板上，英文被写成汉字的样子。
家长们待在火柴盒里，
收看每天五分钟的国际新闻，
提醒自己——
如果北京不是整个世界，
凤凰也不是所有的鸟儿”。
“Children speak English in Cantonese.
Teachers correct them with downloaded diction，
scribbling ideographic ABCs.
Parents in matchboxes
tune to five-minute global newscasts
with dawning certainty
that on a planet larger than Beijing
the phoenix cant be the only bird”. 21
五、结语：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和文学交流已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逐渐转向了“走出去”，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设法推动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例如，2006年，中国作协正式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在当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国际图书出版项目为超过300种推荐翻译的中国图书编排了详细的一览表。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在同一年签订了合作协议，积极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国际出版。近年来，中国作协和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和实施“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各种项目，并推荐对外翻译的中国书目，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积极促进和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与此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海外传播研究也随之迅速发展，追踪中国当代“国民形象”、“现代性”、“文化传统”等要素在文学翻译和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的延异和嬗变，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与国家形象建构、以及文化美学表征之间的隐秘关系。然而，纵观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和海外传播，翻译出来的作品数量不少，但接受效度始终不够理想。鉴此，本文将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置于西方社会文化的宏观语境下考察，超越和突破封闭的诗歌英译文本本身，探讨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所涉及的国际出版和跨文化传播等现实问题，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英美国家的翻译、出版、传播和接受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因素，展现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融入国际文化系统进程中的社会和文化维度，以便进一步反思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时代的中西文学关系，关注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同时结合社会文化、政治、诗学等多维视角，积极促进和完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和海外传播的评价体系。随着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诗歌若要依凭翻译走向世界，必然要认真思考和解决在翻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国际出版、流通和传播策略等诸多社会、文化、经济等各因素，这样才能保证译本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使中国当代诗歌真正“走出去”，塑造和建构积极开放的当代中国形象，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① 彭金山、郭国昌、李成家、张明康：《1949-2000年中国诗歌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58-965页。
② 李德凤、鄢佳：《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述评（1935-2011）》，《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
③ [英]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李德凤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④11 [美]劳伦斯·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第1页。
⑤ Octavio Paz， The Other Voice： Essays on Modern Poetry， tr. by Helen Lan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p.151.
⑥12 [美]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洪越译，田晓菲校，《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第120页，第118页。原文最初于1990年11月19日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的第28-32页上发表，文中主要评介了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所翻译的北岛诗集《八月的梦游者》的英译本。
⑦ [荷兰] 柯雷：《旅居国外的诗人：杨炼、王家新、北岛》，张晓红译，《文艺争鸣》2017 年第 10 期。
⑧13 Maghiel Van Crevel， 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1996， p.105， pp.120-121.
⑨ [美]黃运特：《跨太平洋位移：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志、翻译和文本间旅行》，陈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70页。
⑩ Tony Barnstone， 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 Middleto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0.
1417 欧阳江河：《汉英之间》，《如此博学的饥饿：欧阳江河集1983-2012》，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第22页。
15 Yang Lian，“Tradition and Us”， Trees on the Mounta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9.
16 Yang Lian，“Poet without a Nation”， tr. Brian Holton. Index on Censorship 3， 1997， p.152-153.
18 Wang Ping， “New Poetry from China”， Manoa， Vol.10， No.1， 1998， p.63-64.
19 Yeh Michelle，“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ransnational Critic”，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66.
20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查正贤译;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21 Ouyang Jianghe， Phoenix， A Poem by Ouyang Jianghe， tr. Austin Woerner， Boston： The Zephyr Press， 2014.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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