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籍华裔女诗人陈美玲的诗歌《野蛮人来了》模仿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等待野蛮人》，与之形成明显的重复和互文。《野蛮人来了》不仅延续了从卡瓦菲斯开始的等待野蛮人的漫漫过程并且终于等来了野蛮人，而且在不断重复“野蛮人来了”的过程中强化了卡瓦菲斯重复“野蛮人要来”所传达的含义：“野蛮人”矛盾地传递出一种颠覆力，质疑、动摇，甚至推翻了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建立起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动态关系，使人类重新思考自我话语构建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互文;重复;文明-野蛮;《野蛮人来了》;《等待野蛮人》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072-06
美国华裔女作家陈美玲（Marilyn Chin， 1955-）的诗歌《野蛮人来了》（“The Barbarians Are Coming”， 1994）延续了希腊诗人C.P.卡瓦菲斯（Cavafy， 1863-
1933）的诗歌《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04）开始的等待，展现了从“等待野蛮人”到“野蛮人来了”的漫长过程，期间跨越20世纪初至世纪末几乎整个世纪。野蛮人光顾文明之地经常预示着将上演整个人性文明的灾难性场景。然而，他们真的只是妨碍、甚至中断文明进程的力量吗？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White）这样描写野蛮人到来的场景：“当野蛮部落出现时，世界的根基都要爆裂，预言家宣布旧世界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到来。”①也就是说，野蛮势力既有可能摧毁旧制度也可能建立新秩序。以这样恐惧、焦灼、疑问、期待交织的情感，文明想象试图抓住野蛮（人）的到来：从“等待野蛮人”到“野蛮人来了”过程中间发生了什么？两种状态之间的关联传达出什么含义？“野蛮人来了”会怎么样？这些问题如同两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野蛮人一样挥之不去，令人深思。
一、等待野蛮人
卡瓦菲斯的《等待野蛮人》以普遍頹废的场面为背景，虽然因诗词中出现皇帝、元老院议员和演说家等人物职位名称而普遍认为暗指罗马，但是据卡瓦菲斯对此诗的评论，人物身份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不一定就指罗马②。题目“等待野蛮人”同样显示出不确定性：一般认为，“野蛮人”是凶残的、暴力的、威胁文明体系安全的敌对势力，而“等待”传达出的意思是“期待”甚至“迎接”某位老友的到来。将“野蛮人”作为“等待”的对象显现了“野蛮人”矛盾、模棱的存在状态。诗文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提问者想知道全城上下骚动、忙碌的原因，提出一系列“为什么……？”的问题，对此所有的回答都是一再重复“因为野蛮人今天要来”③。这句答语出自文明体系，说话人对所有问题不加区分，一概都以相同的回复应答。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显现出“野蛮”特性：简单、空洞、武断、粗线条大而化之的声音没有顾及多个问题的彼此不同。这样的“野蛮”话语方式成了话语者绵绵独白的自说自话，与不懂语言的野蛮人发出的“吧-吧”结巴重复声如出一辙④，而这种不和谐、另类的声音正是出自文明体系的叙事者“我”，反映了自我-他者之间非对立的甚至一致的矛盾存在关系，推翻了传统上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非黑即白的判断标准。
从“因为野蛮人今天要来”的回答，读者和提问者得知：议员、皇帝、领事、司法官、市民、演说家都在准备应对即将入侵帝国城市的野蛮人。但奇怪的是，从上到下并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抵御将要到来的敌人，相反，所有的忙碌和骚乱呈现出一种消极、被动、懒散的状态。这种不作为的状况很容易让人觉得全城上下似乎希望野蛮人到来。当从边境传来消息说不会再有野蛮人时，发自文明体系的叙事声音显现出迷茫、失望和无助：“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么样？他们，那些人，是一种解决办法”⑤。文明体系将野蛮人的到来视为解决自身内部问题的救命稻草，体现了文明体系有赖于与之对立的野蛮势力的存在而存在。令人不解的是，文明体系一方面将野蛮群体视为自己的对立面，想尽各种办法致力于抵御、消灭野蛮人;另一方面，文明、野蛮又相互依存，在辩证互动、对抗中此消彼长，如果一方没有了，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从本质上抓住了文明的痼疾、原罪：“文明也靠野蛮起家，历史进步中总是拖曳着残酷的阴影”⑥。
二、等待野蛮他者
从卡瓦菲斯的题目开始了无尽的等待，而等待对象并没有来。等待就这样无限期地进行着、持续着。卡瓦菲斯题目承诺的空话不断产生出多部相同、相似题目的戏剧、小说、诗歌，如：奥德茨（Odets）的戏剧《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贝克特（Beckett）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Waiting for Godot]）、奥康奈尔（OConnell）的诗歌《等待恐怖分子》（“Waiting for the Terrorists”）、新西兰诗人坎贝尔（Campbell）的《等待白种人》（“Waiting for the Pakeha”）等。这些作品重新采用更广义的“等待不在场的他者到来”的互文题目，与卡瓦菲斯的野蛮人展开对话，展现各自作者关于文化冲突、阶级（种族）矛盾、人性善恶的哲学观点。不同身份的人——老左、戈多、恐怖分子、白种人——充当着野蛮他者的角色，相同的是这些人都没有来。而最为读者熟知、与卡瓦菲斯诗歌题目只字不差的作品——南非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Coetzee）的讽喻小说《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野蛮人更是由老实本分的平民百姓、威胁帝国安全的凶蛮敌人、内心矛盾重重的政府官员、凶狠残暴的帝国统治者等各色人物构成。
野蛮人在多部作品中的多重身份打开了该术语的开放性指称，自我-他者、写实-写意的矛盾叙事展示了“野蛮”概念的不准确、任意，表现了文明链条缺乏固定序列，混乱了但并非颠倒了文明-野蛮的对立。野蛮人的复杂构成既没有完全摒弃也没有彻底推翻野蛮人的传统范畴，而是成功地动摇了它。在如此众多不在场的他者中，读者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野蛮人，去哪寻找野蛮人：是应该在茫茫边疆，还是在自己周围、自己家人甚至自己本人？他们是文明群体中的主流、统治阶层，还是社会上的他者、另类？种种疑问、种种可能模糊了文明-野蛮的严苛界限，或许从自己（人）身上可以发现他者的特点，在文明体系中找到野蛮因素，反之亦然。野蛮人指称对象的矛盾、含糊、普遍也恰恰是野蛮（人）的本质特点：野蛮（人）既可以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蒙昧、粗鲁、未开化等特点，也可以表现为文明（人）的高级、精致、成熟等形象;或者在两方面对立意思叠加、并列、交汇、对抗过程引发的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
与卡瓦菲斯互文的上述所有作品都将诗歌中“为什么……？”的问话延伸到各自文本中，将等待场景进一步推进，并希望能等到结果。但是，题目“等待……”矛盾地传达出野蛮他者还没有到来。读者没有等来卡瓦菲斯的作为“一种解决办法”的野蛮人，他们期望能在后来的多部作品中等来。但是，期望一再落空。题目共有的“等待”一词强调了等待过程，而他者的缺席存在矛盾地突出了他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状态。后来的多部作品重申了徒劳的等待结果，没有结果的等待考验着读者的耐心，还要等多久才能等来野蛮人啊？！
三、野蛮人来了
经过遥遥无期的等待，终于等来了野蛮人：美籍华裔女诗人陈美玲的诗歌《野蛮人来了》让多年的等待有了结果。《野蛮人来了》的叙事声音就像新闻事件的现场记者或体育赛事的评论员，此时此刻即兴直播着野蛮人到来的情况，同时一再发出警告——“野蛮人来了”。不停的重复造成一种紧迫感，给人感觉野蛮人正在马不停蹄地逼近。野蛮人不仅来了，而且从视觉、听觉上以颇具冲击力的方式来了：“战车隆，战马嘶，野蛮人来了”⑦。从这一开篇诗句读者似乎看见了战车滚滚、听见了战马嘶鸣的浩大声势。陈美玲借用卡瓦菲斯诗歌题目作为互文方式，在诗文中以斜体的形式突出，并在结尾处特意标记after Cavafy（“卡瓦菲斯之后”）⑧，很明显她认可“等待野蛮人”作为自己诗词的前文。这种互文性不仅具有跨越时空距离的后现代特点，而且显示出一种重塑旧文、重新思考统治范畴的政治倾向。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野蛮人的两种状态表现为等待过程和结果：陈美玲的“野蛮人来了”成为卡瓦菲斯将野蛮人作为“一种解决办法”的结果，似乎为遥遥无期的等待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与卡瓦菲斯的《等待野蛮人》一样，《野蛮人来了》从头至尾都有“野蛮人”出没，发自文明体系的叙事声音对所有场景的描述统统加上一句“野蛮人来了”，这种“野蛮”的话语方式不仅重复了野蛮人本身，也重复了卡瓦菲斯叙事者的话语方式，更将野蛮话语方式所传递的内涵延续。两部作品如此頻繁地重复野蛮人，令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重复现象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以色列叙事学家雷蒙—基南（Rimmon-Kenan）从符号学角度提出了三个她称之为“自相矛盾的”“重复”观点：“重复无处不在又无处在”、“成功的重复是不重复”、“原创即是重复而重复亦是原创”⑨。看似矛盾的论点却道出了“重复”的真谛：普遍存在的重复蕴含颠覆和创造力。就本文而言，多次重复野蛮人一方面将野蛮内涵去稳定化，改变了其原有的意思或用法，另一方面赋予野蛮人一种反叛力量，激发出各种无法预料的组合和变数。这些未知的无限可能令文明-野蛮的关系复杂多变、难以捉摸。
四、文明—野蛮的矛盾存在
文明国度来了野蛮人，立刻再次将卡瓦菲斯文本中文明与野蛮的矛盾关系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多次重复“野蛮人来了”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发展。此外，散落在《野蛮人来了》诗文中的多个典型意象——“城墙”、“异类”、“庄子”和“边疆”——共同运作，成功将《等待野蛮人》中的野蛮内涵延续、更新、凸显，使其清晰可见，并贯穿《野蛮人来了》整个文本。
开篇诗句——野蛮人轰轰烈烈地来了——之后，接下来的四小节诗文是：
我们在等什么，妙龄女郎们手指着城墙，
野蛮人来了。
他们听说城墙上有薄弱环节。
这么说，我们中间有野蛮人的耳目。
那么，你尽管以幻觉自欺吧：你是那唯一
的女人，
手里抓着城墙里的一块残砖。
那么，你尽管以幻觉自欺吧：仿佛你有多
了不起，
仿佛那砖头和城墙真能顶事。⑩
“城墙”、“残砖”、“砖头”等意象重复出现，特别是“城墙上有薄弱环节”一句令人想起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Kafka）的短篇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小说详细描述了长城存在的问题：分段而建的修建方式使断续的城墙绵延万里，在不同地区同时开工的墙体之间存在大量豁口和断带，最终城墙没有连成一体;断续的城墙非但没有起到保卫国家安全的作用，而且还存在隐患——游牧民可以很容易越过北部沙漠地区的城墙缺口，袭击中原地区11。
同样，陈美玲的“有薄弱环节的城墙”根本无法抵御野蛮人入侵。看似文明的伟大工程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一座“野蛮”工程，而“我们中间有野蛮人的耳目”进一步表明威胁帝国存在、发展的“野蛮”成分不是来源外部，而是产生于文明内部：其固有缺陷威胁、动摇着文明体系，令文明机制岌岌可危。如果《中国长城修建时》这部小说残篇可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诸多政治话语展开互动12，那么《野蛮人来了》中存在薄弱环节的城墙给文明体系留下了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渠道，模糊了内部-外部、文明-荒蛮的界限，形成封建王朝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避免封建体制固步自封，使其可以依时、依史、依势不断变化、更新。
接下来的两小节：
野蛮人来了：他们长着红胡子，也有的不
长胡子，
头上顶着一撮发髻。
野蛮人来了：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
情人，老师;他们显然是个异类。13
作者将视角转向了野蛮人的身份：蓄着红胡子、梳着高发髻的兄弟、父辈、情人、老师。他们是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长辈、同事，但在作者眼里成了“异类”。这些野蛮人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形象平和，这与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凶神恶煞异邦形象的野蛮人形成强烈对比，这似乎再次印证了野蛮势力不是脱离文明社会存在、与文明对立、相反的事物，而是文明体系的一部分。
作者将野蛮人的种族、性别身份定位于东西方男性，“红胡子”、“高发髻”两种意象分别指向了欧美白种人和中国传统男性14。根据女权主义学者莫汉蒂（Mohanty），第三世界女性表明一种政治构成，而非生物学或社会学身份，因其性别的社会、历史构成区别于男性和西方女性。同样，女性主义抗争也应该不单纯基于女性的性别身份，而是由种族、阶层的社会构建共同决定，在反抗性别、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关系中达成了潜在的共识。共同的劣势处境将第三世界女性团结在一起形成反抗联盟15。莫汉蒂指责西方女性主义构建单一的第三世界女性形象——“无知、贫穷、缺乏良好教育、受传统束缚、小家子气、以家庭为中心的受害对象等……”，而将白人女性表现为更现代、更大胆地突破性别束缚的形象16。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将西方标准作为参考依据，而第三世界的标准成了“另类”。
陈美玲出生在香港，七岁时移民美国，在美国俄勒冈州长大。在白人男性占主体、少数族裔女性为附属的美国社会，多年的流散经历加上种族、性别上的社会边缘地位赋予她写作上的独特视角，以诗歌文字的方式抨击东西方男性的霸权地位，希望获得平等地位，创建独立自主的少数族裔女性新形象。作品中，陈美玲从性别、种族两方面主张权利，以第三世界女性为中心看待西方社会，将东、西方社会中处于中心、主流的蓄着红胡子、梳着高发髻的中外男性一律视为野蛮人、异类、他者，回击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男性对女性的歧视，逆转了莫汉蒂描述的以西方标准为参考依据将第三世界女性视为另类的歧视性做法，挑战了以西方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制。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与文明-野蛮之间的对立一样，性别、种族方面的边缘、另类、他者地位也不是既定不变的，与其对立面——中心、正统、主流——既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彼此互为边缘、另类。在一次采访中，陈美玲提到自己的另一重边缘身份——不是作为美籍华裔女性，而是当周围人的华人、家人大都从事工程师、律师、医生等专业技术类职业时，自己却是个诗人，在生活圈子中显得很另类：“在许多层面上我都是个外来者”17。华裔、女性、诗人的三重他者身份注定了她的不同：不同于白人、不同于男性，从事着不同于周围人的职业;也注定了作品风格的不同：不同于白人主流诗歌。
陈美玲诗歌不同于白人主流诗歌的重要方面体现在作品融入了中国古诗词、文学典故，或者干脆“直接引用汉诗英译或中国文字入诗，或戏仿、呼应中国诗人诗作”18。这一点尤为突出体现在接下来的三小节诗词：
野蛮人来了：
如果你说我是马，那我就是一匹马。
如果你说我是牛，我同样会感到愧疚。
如果实有其事，而且别人说得对，你
不承认便是错上加错;所以，庄子
就是野蛮人的王！
马，马，牛，牛，野蛮人来了19
其中，“如果你说我是马，那我就是一匹马。如果你说我是牛，我同样会感到愧疚”令人想到成语“呼牛呼马”或“呼牛作马”，该成语出自“昔者，自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20，比喻别人谩骂也好，称赞也好，决不计较。这句话虽然出自《庄子·天道》，实际是老子所言，但作者误认为这句话为庄子所言，所以有了作者武断、错误的命名：“庄子就是野蛮人的王！”。根据巴特勒（Butler），“话语的声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行为能力”21。这里的野蛮人是通过命名而来的，“野蛮人”一词成为一种话语行为，以将庄子认作野蛮人之王的方式实践了作者对野蛮人的明确界定。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文明本身表现出野蛮性，而且文明人的做事方式、命名方式也都在实践着野蛮内涵：庄子的“呼牛作马”是凭主观臆断的野蛮行径;作者错误地认为“呼牛作马”出自庄子并将庄子称为“野蛮人的王”，重复践行了这种“野蛮”做法，从而再次证明了野蛮人既是他者、另类，也是自身;野蛮行径既是自己反对、批判的蛮横做法，也是自己有意、无意实践的言行。这样的话语行为再次动摇了野蛮（人）的固有含义。而后面一句“牛，牛，马，马，野蛮人来了”则再次以“野蛮”方式重复了庄子的毁誉由人、悉听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淡然思想。
《野蛮人来了》最后一小节“茫茫边疆”描绘出一幅“流放”画面，是陈美玲诗歌中常见的意象22：
他们是真心喜欢过来。
茫茫边疆的气息在他们心中澎湃！23
“边疆”（frontier）是近年来的热门学术词汇，用于讨论各种真实的、想象的、地理意义上的或人文领域的交界，有时甚至是比喻意义或象征意义上的交汇之处。英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本宁顿（Bennington）主张，介于两个或多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边疆、边境既是需要跨越的障碍，同时也是连接、交流和交换的场所;或者说，地理意义上边境特殊的分隔和连接作用使其本质上具有被跨越的特点24。两个领域交界的边境地区是个滋生矛盾、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它介于属于-不属于之间：有时是国家誓死保卫的领土范围，有时被视为无人光顾的荒蛮之地。边境还可以从地理区域引申涵盖政治或宗教观点、职业范畴、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边缘地带。
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存在偏离主流权威标准处于边缘地带的人或物。本文论述的野蛮人突破传统模式，其外来成分使它无法融入现行的主流标准，所以野蛮人成为边疆的拟人化載体，或者“野蛮人本身就是边界，边缘”25。矛盾的是，作者用great（“伟大的”）一词修饰边界，即修饰野蛮人，这样进一步将“野蛮”表现出的种种特性——如偏离标准、打破规则、破坏传统等负面内容——去野蛮化，向着great表达出的文明含义，如“伟大”、“杰出”、“优秀”等方面转化。
如同野蛮人所处的边疆一样，陈美玲也处于某种社会环境中关键的边缘空间：第三世界女性身处美国，在美国移民文学领域写作，陈美玲需要突破她所在的地理环境和文学环境。事实上，陈美玲已经成功跨越了许多“边境”，既是地理意义上国家、地区之间的边境——出生在香港、移民美国，也是传统诗歌的边境以及构成美国华裔文学的边境。陈美玲的诗歌创立了一种独具“亚裔美国感”的诗歌语言26，不同于西方白人的主流诗歌，因为它“打破了西方诗歌的表达顺序，采用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并置方法”，“以东西方文化和诗歌语言的混杂”创作出形式松散、结构跳跃的新型抒情诗歌27。虽然日渐融入美国社会，陈美玲仍将中国元素写进作品，实现中西方文化、文学的融合。另一方面，跨越边境也可以理解为象征意义的跨越：对女性而言，跨越代表着行动，一种获得自由和能力的解放运动。作为少数族裔女性，陈美玲必然关注（女性）身份错位和重新定位、种族和性别歧视、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处于两种或多种事物交界的矛盾地带。
总之，无论是“有薄弱环节的城墙”、“蓄着红胡子、梳着高发髻的异类”、还是“野蛮人之王的庄子”和“茫茫边疆”都在东方与西方、主流与边缘、真实与想象等多重矛盾中为重新思考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提供了空间或载体：一方面，“野蛮”的多次重复加强了与文明话语的对立;另一方面，野蛮孕育出“制动”潜力，阻断了为定义文明而将野蛮构建为“非文明”的话语进程28。在实践中，正如索尔特（Salter）在《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指出，帝国主义话语变得复杂了，文明-野蛮二分论对于分析当今的国际关系明显存在不足，那是已经过时的应该摒弃的旧思路，人们应该走出文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新愚昧29。
五、结语
经过漫长等待过程，从《等待野蛮人》终于有了《野蛮人来了》这一结果，而后者的现在进行时动词Are Coming传达的仍是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进行过程，矛盾地将好不容易等来的结果再次变成了“战车隆，战马嘶”轰轰烈烈的到来过程。与“等待”一样，“到来”的过程也可能会继续持续下去。事实上，美籍华裔作家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的长篇小说《野蛮人来了》（The Barbarians Are Coming）以重复陈美玲题目的方式已经在延续“野蛮人来了”的过程了。现实生活中，旅游业、广告业、互联网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等各个行业出现了门里、门外、门口的野蛮人，业内人士不断发出警告，提醒人们“野蛮人来了”30。从卡瓦菲斯开始的等待持续了九十年才终于等来了野蛮人，谁敢说“野蛮人来了”的过程不会持续更久？野蛮人的持续存在不仅考验着卡瓦菲斯的野蛮主题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适用性，证明了野蛮力量的强势存在，而且它超越“文明-野蛮”的对立框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性基础，重新组织文明话语的构建，最终激发人们在实践中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国际关系。
① White， H.“The Forms of Wildness： Archaeology of an Idea”. In E. Dudley & M.E. Novak（eds.）， The Wild Man Within. Pittsburgh： U of Pittsburgh， 1972， p.20.
②③⑤ （希腊）卡瓦菲斯：《等待野蛮人》，见黄灿然译：《卡瓦菲斯诗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第13-14页，第15页。
④ 英语barbarism一词来自希腊语，是模仿不会讲希腊语的人发出的bar-bar声，所以这种结巴、重复声本质上是野蛮人的话语。
⑥ 王雯雯：《编辑手记》，见库切著、文敏译：《等待野蛮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Ⅲ页。
⑦⑩131923 陈美玲：《野蛮人来了》，《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
⑧ Chin， M.“The Barbarians Are Coming”， 见徐颖果主编：《美国华裔文学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⑨ Rimmon-Kenan， S.“The Paradoxical Status of Repetition”. Poetics Today 1.4 1980， pp.151-159.
11 Kafka， F. The Complete Novels： The Trial， America， The Castle. W. & E. Muir （Trans.）London： Vintage， 1999， p.235.
12 梁展：《帝國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42025 张东宾、张素萍：《美华裔女诗人陈美玲之〈野蛮人来了〉诗歌赏析》，《群文天地》2011年第14期。
1516?Mohanty， C. T.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1， pp.7， 51-52.
17 Kirkpatrick， P. & R. Moe.“An Interview with Marilyn Chin”. 2016.
18222627 蒲若茜、李卉芳：《华裔美国诗歌与中国古诗之互文关系探微——以陈美玲诗作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2期。
21 Butler， J.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1.
24 Bennington， G.“Postal Politic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ation”. In H. K. Bhabha（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121-137.
28 Neilson， B.“Barbarism/Modernity： Notes on Barbarism”. Textual Practice 13.1， 1999， pp.79-95.
29 （英）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新华出版2004年版，第209页。
30 各个行业提醒人们“野蛮人来了”的文章主要有《“野蛮人”来啦?该怎么办》（《中国会展》2014年第10期）、《广告门外的野蛮人》（《中国广告》2015年第5期）、《“门口的野蛮人来了”》（《新商务周刊》2015年第1期）、《“野蛮人”来敲门?金地保卫战》（《新金融观察》2014年5月5日，第30版）等。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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