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芳

　　摘 要：1960年代前后，尚处于世界冷战格局中的香港“文学场”是一个看似自由包容、实则各方势力纷纷抢占话语权、壁垒分明的“权力场”。在这个既是文学力量场、又是文学斗争场的错综多变的网络关系中，文学期刊自身就构成一个文学场，同时又参与到更复杂阔大的空间场域结构中。作为一份纯文艺月刊，1962年6月创刊于香港的《华侨文艺》身处冷战时代的文学权力场，并在此纷繁复杂的文化场域中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它不仅着力于华文文艺的创作、发表和传播，构建了海外华文文艺的图景;还在事实上沟通了香港、台湾、东南亚、欧美等地的作家及其文学联系，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得以流传、散播和继承。

　　关键词：1960年代;香港文学;《华侨文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027-08

　　1960年代前后的香港“文学场”是一个看似自由包容、实则各方势力纷纷抢占话语权、壁垒分明的“权力场”。在这个各方势力暗流涌动的场域中，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资本和不同个人习性的持有者参与其间，争夺文化空间，累积文化资源，组建新的文化权力结构。在这个既是文学力量场、又是文学斗争场的错综多变的网络关系中，文学期刊本身就构成一个文学场，同时又参与到更复杂阔大的空间场域结构中。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尔所说：“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②1962年6月创刊于香港的《华侨文艺》是一份纯文艺月刊，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文化空间中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该期刊共出版了26期，以创作为主，辅以理论文章，大量刊登小說和诗作，扶持年轻作者，尤其是海外作者。读者目标定位“华侨”，撰稿者也多是来自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作家，着力于对华文文艺创作的发表和传播，在二战之后世界性的冷战格局中、在一个特殊的文学场域中构建了对于海外华文文艺的想象。不仅如此，还在事实上沟通了香港、台湾、东南亚、欧美等多地的作家及其文学联系，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得以流传、散播和继承。

　　一

　　《华侨文艺》③1962年6月于香港创刊，纯文艺月刊，每期十六开本四十余页。出版十二期之后，于1963年7月更名为《文艺》，再出版十四期，至1965年1月停刊④，总计出版二十六期。社长韦陀（原名黄国仁），主编丁平。编委有碧原、北野、方羊，更改刊名后编委增加了江苇、卢文敏、陈其滔、方芦荻、张牧（草川）、马汉等文坛新人。该刊以文学创作为主，辅以理论文章，大量刊登小说和诗作，扶持年轻作者，尤其海外⑤作者。编辑部办公地点位于香港九龙豉油街六十八号华侨文艺出版社。

　　主编丁平（1922-1999），原名宁靖，笔名艾莎、沙莎。广东肇庆人。1945年至1947年，先后获国立中山大学文学士和教育硕士学位。创作始于1940年代的桂林期间，以诗歌和话剧剧本为主，曾发表作品《在珠江的西岸在线》（长诗，一万三千行）、《漓江曲》（散文集）、《中华民族万岁》（六幕剧本）等，深得胡风赏识。1950年代主要活动于新加坡、马来亚、台湾、香港、澳门等地。1960年代初定居香港，与韦陀合办《华侨文艺》月刊。后曾任教于香港大学、管立中文夜学院、广大学院，并曾担任世界华文诗人协会秘书长、香港诗人协会副会长、《世界中国诗刊》副主编等⑥。学术著作主要有《文学新论》《中国文学史》《现代小说写作研究》等。

　　《文艺》编委之一的卢文敏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还原了他记忆中的丁平：“丁兄为人豪爽、热情，风趣幽默，声如洪钟，成名于大陆诗坛。活动力甚强，交游广阔，与大陆、台湾及南洋艺文界均有联系，经常书信往返，又热心艺文，写作颇勤，著有长诗《在珠江的西岸线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2009年‘香港中国文学学会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纪念诗集）等，更涉猎学术性之著作，多才多艺，兼任大专教职，桃李满门，乃不可多得之人才。”⑦由此可见，丁平不仅具备主编杂志的组织活动能力，而且在文学、学术上的造诣也很深。关于社长韦陀，卢文敏则说：“他是一个沉实而忠厚的人，在诸圣中学任李守慧校长秘书（该校长其后即成为李求恩纪念中学校长）……很热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较为内敛，与丁平的性格互相补足。”⑧

　　相较而言，社长韦陀在性格上就没有那么外向活泼，甚至比较沉闷。但他在培养香港青年作家方面却颇为人称道。他的学生、后来成为香港著名作家、学者的古苍梧说他（黄国仁）“创办的《华侨文艺》在当时香港是一奇葩，有港台首屈一指的作者，韦陀把这本杂志以及当时诗人覃子豪所著《诗的解剖》和《论现代诗》借给学生古苍梧，令他大开眼界。”⑨在另一次被访谈话中，古苍梧深情回忆这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中学老师，当时的黄国仁大概三十多四十岁：“他跟台湾40年代出身那一辈作家的关系比较密切……”，“黄老师办这么多刊物都是他跟丁平自资出版的，可以说是苦心经营，出版了差不多三年。我记得《华侨文艺》出版了一年，《文艺》则出版了二年，都是月刊，几乎全部编务都由他一人负责。他是很熟练、水平很高的编辑，后来《金线》的编务由我负责，我的编辑知识都是这位老师教的。我们学校有一份校报，内容包括了诸圣堂和学校的活动报导，那是由黄国仁先生编的。他是校长的秘书，也负责编校报。我念高中的时候，他同时业余编《华侨文艺》。”⑩可见，作为高中语文老师的韦陀，不仅教给学生知识、通过课外阅读更多地了解中国新文学，而且教给学生编辑出版的实践技能。

　　除此之外，古苍梧的回忆还透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华侨文艺》与台湾40年代出生的作家关系密切——这从期刊的作者队伍中可以明显看出;二是《华侨文艺》的办刊经费——自资，亦即《华侨文艺》系自编自资出版11。这充分说明，《华侨文艺》是一本没有政治背景和相关经济资助的纯文艺刊物，同时，大量采用台湾作家以及东南亚和旅美华人作家的作品，恰恰是其编辑理念中有关“华侨”定位的表现。工作分工也体现了两位主创者各自的特长：丁平负责约稿、发行、联络;韦陀则主要负责账目与编务（画版）。

　　在香港文艺期刊如雨后春笋般丛生的1950、1960年代，仅仅存在二年多时间的《华侨文艺》实在算不上一份能够让人铭记的杂志，以至于它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甚至被遗漏，被淡忘，包括当时的一些报界同仁和参与撰稿者。沈舒的访谈《遗忘与记忆——卢文敏谈丁平、〈华侨文艺〉与文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作为《华侨文艺》的深度参与者，卢文敏的回忆则为上述古苍梧提到的两个重要信息提供了互证：首先，在谈到参与《华侨文艺》编辑事务的时候，他说是经慕容羽军先生介绍认识了丁平和韦陀，并被邀请撰稿，始在1963年3月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井边》12，后来才被邀请进入编委会;他也认为《华侨文艺》偏重台湾文坛。之所以请他进入编委会，一方面是吸引青年作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介绍台湾的作品，毕竟他本人不仅酷爱文学，而且有着台湾师范大学的学习经历和教育背景。其次，关于这份杂志的栏目、定位、倾向以及资金来源，卢文敏的回忆正好验证了上述古苍梧的说法：“《华侨文艺》没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后没有资金支持，我推测主要是由韦陀先生出资，至于丁平有没有出资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带的作家，《华侨文艺》在当地也有一定的销路。印量大约是二千本，据说主要销南洋约一千本，香港则有少量发行，其他送赠台港作者与文化机构。当时亲台的集成图书公司、友联书店及特约报摊也有寄售。其后闻说因为南洋发行欠账，不得已之下停刊。”13

　　这也就是《华侨文艺》出版两年多即告停刊的缘由，同时也说明因“经济困难”14而停刊的说法确有依据。至于停刊更为具体的原因，香港藏书家许定铭的回忆文章中也有谈及：“《文艺》出至第十二期，已不能维持月刊，第十三期改为双月刊，终于出了一九六五年一月的第十四期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代理批往南洋的批发商欠账不付，至经济困难而无法支持下去。”15盧文敏还提到了另外一些客观存在的情况：一方面是受到南洋排华的影响，被迫把刊名中的“华侨”两字拿去，至此销路大跌，最终不得不停刊。另一方面，刊物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关、宣传和艺文活动，编辑工作太忙，只是兼职，停刊后逐渐被遗忘，确实也是事实。由《华侨文艺》而《文艺》，创编者们走过了艰辛的探索历程，期刊因“华侨”而起，也因“华侨”的消失而消失。它立足香港，在“华文文艺”的想象和建构中，至少提供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启示：一、对台湾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热切介绍;二、对海外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密切关注;三、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特色互动。

　　二

　　关于《华侨文艺》的文学主张，卢文敏说：“《华侨文艺》没有特别的文学主张，主要发表水平较高的文艺作品，一般评论是比当时颇为畅销的《文坛》水平较高，既有写实主义的小说，也有现代主义的新诗及评论。从风格上说，《华侨文艺》与黄崖主编的《蕉风》很相似。”16正如其在《集海内外名作家 写天地间好文章——我们的稿约》中倡导的办刊宗旨所言：“本刊为纯文艺刊物，园地公开，竭诚欢迎赐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杂感、随笔、各地通讯、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等稿。”171962年6月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张健的《诗三首》、余华的《出塞》、覃子豪的《发》、辛郁的《赋别二首》、莫若英的《失落了的梦》等人的诗歌作品。本期除了主打的诗歌作品之外，还有散文，如谢冰莹的《种花的启示》、思果的《关于〈梦溪笔谈〉》、韦陀的《陋巷杂记》;小说则有黄崖的《裁判》、北野的《罗网》、方羊的《春雾》以及碧原的长篇连载《伊甸园外》。虽然只有一篇文学理论，墨人的《论人物描写》，但也整体体现了创作与理论并重的特色。之后的每期，理论文章也保持在一到两篇，使得刊物不至过于严肃沉重，更具文学性和艺术性。

　　从《华侨文艺》的作者组成来看，以台湾作家为主。如前所述，《华侨文艺》与台湾文坛及其作家的密切联系有目共睹。究其原因，也并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背景，或许只是一种巧合：“由于编者与台湾蓝星诗社的创办人覃子豪有深交，故此，蓝星诸人大力供稿，每期均有作品发表。”18所以，几乎每期杂志中都可以看到蓝星诗社成员的身影。除了王敬羲、思果这些香港作家之外，第一卷频繁出现的作者有覃子豪、段彩华，第二卷司马中原、王平陵的作品更多。台湾诗坛卓有名望和建树的诗人郑愁予、周梦蝶、管管都有大量作品发表，还有吴痴、楚戈、荻枫、辛郁、卢柏棠、方芦荻等主要作者。以上台湾作家的年龄大都在二十岁上下，非常年轻，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读高中，体现出《华侨文艺》对青年作者的扶持。其实，当时的刊物，无论左派右派，还是美元刊物、第三势力的刊物，都非常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引导和扶持。《华侨文艺》主编丁平甚至曾经说过：“我们每期都刊出三分之一名家的作品，其余的则拨给年轻新人，尽量给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19

　　显然，谢冰莹就是丁平口中当之无愧的名家，时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不仅在《华侨文艺》上发表了她的名作后续：《北伐时代的女兵——女兵自传续稿之一》《北伐时代的女兵——女兵自传续稿之二》，还发表散文《种花的启示》，同时有创作谈《怎样读小说与怎样写小说》，该杂志还推出了谢冰莹的新书预告《我怎样写作》（再版）。是故，编者特别在第一卷第一期《编后记》中提到谢冰莹女士：“尤其使我们感动的，就是谢冰莹教授牺牲了她的睡眠时间，为本刊赶写了一篇饶有深意的散文：《种花的启示》。相信读者一定可以从中获得许多珍贵的教训。谢教授桃李满天下，出版单行本如女兵自传、爱晚亭、圣洁的灵魂等数十种。在国内文坛能享誉数十年，历久不衰，且至今仍孜孜写作像她的，可说绝无仅有。最近她的《我怎样写作》再版，该书很适合一般有志学习文艺写作的青年阅读，因此，本刊特别刊登广告予以介绍。”20

　　除此之外，撰稿者中的台湾名家还有覃子豪、王平陵。除了大量发表其诗作和诗歌理论之外，在诗人覃子豪于1963年10月去世之后，《文艺》于1964年第一期推出“覃子豪纪念”专号，其中包括诗人的生平、患病与去世经过以及诗文若干，内容充实，是研究覃子豪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次年，作家王平陵去世，《文艺》亦编排了“王平陵纪念”专号，刊发了数篇文友的悼念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华侨文艺》第一卷第六期还专门出版了小说专号。在该期刊上连载的小说，除了碧原的《伊甸园外》《在水之湄》《乱世风情画》之外，还有黄崖的《一个梦的解剖》等。

　　可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编辑们都下了一番功夫、煞费了一番苦心。正如上述《编后记》中所言：“本刊无论在内容的选择方面，或者形式的编排方面，我们都是曾经费过一番苦心的。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选刊了一篇论文、六篇小说（其中一篇是长篇连载）、三篇散文，和七首诗（其中一首赋别是包括了两首）;不要说内容怎样，这配置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篇幅内是十分适宜的。在形式方面，为了灵活，更为了调剂读者的兴趣，我们特别把论文、小说、散文、时间隔刊出;同时，为了使读者一方面欣赏文艺创作，另一方面也获得欣赏艺术的机会，我们又选刊了马蒂斯的素描和丁衍镛教授的画。马蒂斯久已名闻当世，至于丁衍镛教授的画。也是蜚声国际艺坛的。”21甚至插画的艺术性都特别值得称道，无论是早期马蒂斯、毕加索、王无邪的插画，还是后来楚戈的单线条抽象画，可以说每一幅都是精品。读者所费不菲，既可以欣赏到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还可以欣赏精湛的绘画，得到艺术的熏陶和启迪。特别是楚戈为作品所配的插图，往往能深入作品的内里，传达出人物和环境特有的性格和情调，深得读者喜爱。

　　三

　　《华侨文艺》的作者除了上述台湾的墨人、覃子豪、管管、王平陵、周梦蝶、谢冰莹等之外，还有多位海外作家。刊物先后发表有美国李金发的散文、诗歌作品，星洲著名作家、编辑黄崖的小说，韩国作家、学者许世旭的诗歌，菲律宾作家云鹤的诗歌，马来亚作家年红的诗歌等。李金发因早年创作《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成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家，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1950年李金发全家移民美国。《华侨文艺》先后发表了李金发的一系列反映美国见闻和感受的散文作品，如《纽约雨丝》《美国女人的烦恼》《仰天堂随笔》（系列）等，内容不仅涉及到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传达了华人游走世界的特殊观感。这是李金发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当然也是美华文学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部分。李金发到美国后，很快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他能够比较悠游地以一种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心态去观察和谛视美国社会，去比较和发现其与东方文化的诸种内在差异。

　　有别于李金发这样资深的新文学作家，马来亚华文小说家黄崖要年轻得多。他50年代末由香港赴马来亚，从事文化工作，编过《蕉风》文艺月刊和《学生周报》。1962年，先后指导和协助文艺青年出版《新潮》（麻坡）、《荒原》（吉隆坡）、《海天》（北马）等文艺刊物。1968年起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顾问。60年代是黄崖创作的高产期，出版作品近20部。《华侨文艺》不仅在创刊号发表了黄崖的短篇小说《裁判》22，还连载了其长篇小说《一个梦的解剖》，以至于编委卢文敏认为《华侨文艺》在风格上与黄崖主编的《蕉风》很相似。黄崖以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编辑的的双重实绩诠释了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影响关系。《华侨文艺》还发表了东南亚作家云鹤的诗歌《风屑》，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微愁的影子蔽去了你，蔽去了你的寂寞/你愧对夜烟里那双含情的眸/叶子下长满暴云，秋驻在陌生人的烟斗里，”意象繁密，情思细腻，显现出灵动的诗歌才华。其实，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云鹤已经出版了《忧郁的五线谱》（1959）、《秋天里的春天》（1960）、《盗虹的人》（1961）和《藍尘》（1963）等四部诗集，被誉为“天才的诗童”，并成为台湾中国诗人联谊会会员（1960）和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会员（1963）。此外还有马来亚作家年红的诗歌《希望的低语》。特别让人吃惊的是，同一期的《华侨文艺》居然还刊登有韩国作家、学者许世旭的诗歌《风像（又一首）》和《猫头鹰之歌》，而彼时许世旭正在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所就读。

　　不仅注重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作品的发表，《华侨文艺》对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重要关切还表现为对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会议和活动的关注，并用尽可能详尽的篇幅进行报导，以便各地读者了解到华文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谷静撰写的《菲律宾华侨文艺青年大集合——菲华青年文艺讲习班侧记》23再现了讲习班学员盛况空前的文学热情：为了撒播文艺种籽于海外、培植更多的菲华文坛幼苗、沟通中菲文化，由文艺爱好者组成的菲华“文联”（菲华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与“剧协”联合举办暑期菲华青年文艺讲习班。讲习班授课分成日夜两班，日夜班又各分成五组：中国文学组、小说组、美术组、戏剧组、诗歌组。课程则分为必修科与选修科。必修的六大科目是：中国的绘画思想、戏剧概论、文艺的欣赏与创作、诗的艺术、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中国诗词之起源及其演变。特意来菲讲授课程的六位教授分别是王怡之、王蓝、覃子豪、李雄、梁又铭、崔小萍;同时多位菲华文艺界知名之士参加了讲授，他们是查显琳、裴普贤、施颖洲、陈明勋、朱一雄、蔡景福、萧绿石。

　　出乎侨界意料的是，第一届讲习班的学员竟将近三百名。年轻人深知文艺是人生所必需的，深信有了文艺生活才有光彩，有了文艺社会才会康宁。到了第二届，居然有近四百位学员报名，程度、职业、年龄不一：“就教育程度而论，有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大专毕业生;就职业而论，有学生、有店员、有教师、有职工……，就年龄而论，由十四、五岁到三、四十岁。”因而讲习班也发生很多趣事。有之前参加过讲习班的学员这次竟然再次报名参加，以至于曾经担任过他们教授的作家王蓝打趣说：“你们是来攻取硕士学位的吗？”其中一位老学员回答：“还是算我们留级生好了。学无止境，我们需要追求更多的学识。假如明年再有讲习班的举办，我们还是喜欢来参加的。”王教授接着说：“那么明年你们就可考取博士学位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由此可见文学爱好者踊跃参加、如饥似渴学习的状况，同时令人感慨彼时东南亚华侨对华文文学的渴求与实际上的供不应求。

　　菲华作家亚薇撰写的《亚洲作家会议见闻》24则全方位报导了由菲律宾笔会召开“亚洲作家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有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东巴基斯坦、西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不知何故，最后没有参加）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派来观察员的有澳洲、以色列、美国、英国四国和亚洲杂志、亚洲协会各一人。全部作家代表（连观察员）合计五十余人，菲律宾最多，其次中国、香港。会议的主题是“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分组讨论的议题为：一、文学中之现代性及传统意味;二、革命时代作家之使命;三、文学之奖励与维护;四、亚洲作家与两型文化;五、亚洲文学交流。讨论最后达成共识：罗家伦鼓励三地作家精诚合作，陈纪滢提出台、港、菲文艺界大团结的具体办法。这些海外华文文学的大型会议和活动的记录，都是极为难得的文学现场资料。与此同时，其组织和主导者仍然以台湾学者和作家为主，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华侨文艺》与台湾文学及其台湾文坛之间的密切关联。

　　四

　　在《华侨文艺》关于“华文文艺”的想象和建构中，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其所设置的“读者·作者·编者”和“作家动态”这两大栏目。前者以恳切的语言、亲近的态度成为沟通编者和读者以及作者之间的桥梁;后者以栩栩如生、生动幽默的语言介绍作家们的创作动态和日常生活——不是将作家作为高高在上、望之俨然的偶像，而是将其作为普普通通、有爱有恨、生动活泼、具体鲜活的人进行介绍，讲到他们的衣食住行、旅游行踪、个人喜好、甚至健康状况等等，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兹列举数则如下：

　　《半下流社会》和《旋风交响曲》的作者赵滋蕃先生，据说是懂得寂寞，欣赏寂寞，而且也自甘寂寞的一个人。六年以来，没有看到他发表一部有份量的作品，原来他是寂寞地埋头在创作长篇小说呢。现在《子午在线》完成了，有人问他对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些什么感想？他微笑地说：“一次荒谬的冒险：开始了，完成了，轻轻摆下，如此而已。”于是又问他六年时间并不太短，熬了这么多个通宵，怎么只有这几句话？他回答得更妙：“真正的痛苦，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吗？”25

　　在文坛享誉数十年的谢冰莹女士，两个多月前在公共汽车上因司机紧急刹车关系，致被摔倒受伤入院;后来幸获痊愈，但心脏和脑仍受影响，因此沉默了一个月。最近她虽然还在进行检查身体中，但对于写作却依然没有办法放下，听说今年暑假她要整理四部稿子进行出版，那是：《离婚》（中、短篇小说集）、《绿窗寄语》、《作家印象记》、《怎样欣赏世界名著》。她自己固然数十年如一日地继续不断写作，而且更积极鼓励与栽培青年写作，这才不愧为“师大”名教授，怪不得“师大”学生上她的课时，搬到礼堂去也容纳不下哩！26

　　钟梅音自迁居后很少写作。因此，她的稿债，不知道那一天才能偿还。五年前她的本港发表过的一篇《台湾横贯公路游记》，因为没有剪存，以致找了一年多还是找不到。但世事殊难逆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最近却在偶然之间找到了。听说她就是差了那么一篇，才使她的散文集延迟问世。27

　　何凡离开学校已二十八年，据说他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免予考试的自由”。后来他一度教书，也是为了不喜欢考别人，而终于辞了职。他大概是深懂得考试的苦头的一个人了。28

　　童真近因孩子统统放了暑假，却反而忙了起来，分身乏术。男作家看了，也许要由衷的说：“太太万岁”吧？29

　　以上每一则都充满谐趣，交代了读者所关心的作家的创作状况、身体状况、心情状况甚至休假、生病等日常生活琐事，使读者领悟到原来作家也是和他一模一样的普通人。但这个普通人却能写出让人如痴如醉的文字，这就是作家的魅力所在，也是对读者构成吸引力的所在。此外，《华侨文艺》还通过“作家书简”、作家写作家、作家亲笔签名等形式，进一步拉近读者和作家之间的距离。使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亲炙作家生活和写作的方方面面，感觉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朋友、一个亲近的家人，而这个朋友和家人又可以时时以美妙迷人的文学作品给读者提供精神的食粮。

　　1963年8月，《文艺》刊登了一则启示，声明如下：“《华侨文艺》已从上一期（七月号）起，更名《文艺》，照旧每月一日出版。为使读者易于辨认起见，每期不列卷数，只注期次;并由上期起，重新编列为第一期。凡过去《华侨文艺》订户，无论系半年、一年、两年或五年，一律继续寄发。至满期为止（半年六期，一年十二期，余类推），诸希读者亮察。”30关于《华侨文艺》的改名，主编丁平说过：“我们这个刊物，每期印三千本，南洋方面销去两千本，是主要的出路。一九六三年，南洋很多地方排华，认为《华侨文艺》有煽动华侨之嫌，故此，最后一期《华侨文艺》全部不准入口，退了回来。我们不能不被迫改名了。”31正如知情者所述，一旦《华侨文艺》的名称改为《文艺》，其读者指向或者说其内容指向就变得模糊，其目标读者中的“华侨”群体也就随之大大失落;相应地，以“华侨”为依托的有关“华文文艺”的想象和建构也暂告一个段落。

　　但《华侨文艺》的价值和意义不应忽略和遗忘，正如许定铭所说：“近年来研究香港文学的风气很蓬勃，可是，在谈到六十年代的文学时，大多忽略了《文艺》这个纯文艺刊物。我以为《文艺》在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上，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且，也确曾推动过文学的主流，实在不容忽视。”32尽管消亡了，流失了，甚至一度被遗忘了，但《华侨文艺》曾经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百年难逢的奇迹。余英时曾将这个时段的文化人圈子称为“流亡知识人的小世界”，认为其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其实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英国人对香港这块殖民地采用的是相当彻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识人异口同声地说‘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实真相确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香港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追寻自己的精神价值。”33虽然《华侨文艺》并不属于所谓“第三势力”，但不得不说，恰恰是这样的语境给《华侨文艺》等一众杂志提供了一个可能存在的历史罅隙，而和这个杂志有关的所有人，作者、读者和编者，都充分领悟到历史的暗语，在这个罅隙里铭刻下华文文学丰富而独特的文字记忆。

　　结语

　　由于《华侨文艺》与台湾作家和台湾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拉动了香港、台湾两地的文学互动和影响。香港作家刘以鬯曾经论述过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60年代初期，不但覃子豪有文章在香港《大学生活》发表;香港还有特别重视台湾作品的《华侨文艺》。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那时期港台在文学上的联系比50年代更加紧密，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痖弦虽然是台湾的重要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痖弦诗抄》却是在香港出版的。而李英豪的第一本评论集《批评的视觉》则在台湾出版。”34又因为《华侨文艺》主要销往东南亚，其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当时还是后续都不可忽视。马华学者潘碧华曾通过大量史料和数据的梳理，还原了50-60年代香港文学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影响的背景：“新马自1949年后禁止中国大陆入口中文书籍，然而马华中文读者却不曾因此断粮，港台出版社和本地书商应记上一笔功劳。五十年代，由于台湾尚未开放，流通到新马一带的文学读物不多，新马那时的文学市场，可说是由香港獨领风骚。……许多马华作家在求学时代，便已大量阅读香港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书籍。许多在香港名噪一时的作家和其作品，新马一代的读者几乎也耳熟能详，深受文艺青年的喜爱，也给予有志写作的青年作者很好的借镜。”35其中特别论述到文学期刊的影响：“可说青年以上的新马中文读者，几乎都有读过《儿童乐园》的经验，此外，如《海光半月刊》《伴侣半月刊》《南洋文艺》《华侨文艺》《文艺》《当代文艺》等，都是马华作者的创作温床，编者大量采用他们的作品，给与很大的信心。”36这里专门提到了《华侨文艺》《南洋文艺》和《文艺》这三种面向南洋/海外华侨的文学期刊，足以见出这三种刊物对南洋的实际影响。总之，“香港文艺期刊让马华文艺青年由读者晋身为作者，香港的出版社则让许多有志写作的马华作者拥有著作，协助不少青年完成作家之梦。”37当然，这种文学影响也是双向甚至多重的。综上，《华侨文艺》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一批香港的编者（也是作者）通过以台湾作家为主、以海外作家为辅的文学创作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形成了绵延数年、不可忽略的历史影响。其间人地关系的微妙、巧合和难以言说的曲折构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香港文艺期刊史。

　　① 目前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文学数据库共存纸本10期（《华侨文艺》共12期，缺1卷2期、2卷4期、2卷6期;《文艺》仅存第2期），本文的论述仅以此为据。

　　②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③ 参见《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港澳大百科全书》，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④ 停刊日期参见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16页。

　　⑤ 这里所说的“海外”与今天的“海外”所指有所不同，相當于现在“境外”的概念所指。借用余英时的说法：“我所谓‘海外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以至美国。”见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30页。

　　⑥ 参见古远清编著：《台港现代诗赏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页。

　　⑦⑧1316 沈舒访问、整理：《遗忘与记忆——卢文敏谈丁平、〈华侨文艺〉与文学》，《文学评论》（香港）第39期，2015年8月号。

　　⑨ 廖伟棠：《诞生于火，游艺于水——访·古苍梧》，《浮城述梦人——香港作家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4页。

　　⑩11 卢玮銮，熊志琴访问;熊志琴记录：《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古兆申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12页，第11页。

　　12 《华侨文艺》第2卷第4期，1963年3月号。

　　14 关于因经济困难而停刊的说法，见王金城，袁勇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 第10卷 港澳台文学（上）：1949-2007》，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1518193132 许定铭：《从〈华侨文艺〉到〈文艺〉》，《香港文学》1986年第1期。

　　17 《华侨文艺》第1卷第1期，1962年6月号。

　　2021 《读者·作者·编者》，《华侨文艺》第1卷第1期，1962年6月号。

　　22 本期《编后记》中还特别对黄崖进行了介绍：“小说方面，每一位读者对于黄崖先生恐怕都并不陌生，他是青年作家中的多产者。十年来他出版的单行本不下十种;最近出版的有紫藤花、迷蒙的海峡长篇小说。他现任吉隆坡的蕉风月刊主编。《裁判》只是他为本刊写的第一篇小说，他还答应继续为我们写一些短篇或中篇来，这在爱读黄崖先生小说的读者，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

　　23 《华侨文艺》第1卷第3期，1962年8月号。

　　24 《华侨文艺》第2卷第3期，1963年2月号。

　　2526 《作家动态》，《华侨文艺》第1卷第3期，1962年8月号。

　　272829 《作家动态》，《华侨文艺》第1卷第4期，1962年9月号。

　　30 《本刊启示：原日订户继续寄发》，《文艺》1963年第2期，1963年8月号。

　　33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24页。

　　34 刘以鬯：《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相互联系》，《见虾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353637 潘碧华：《马华文学的时代记忆》，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9年版，第139-140页，第141页，第141页。

　　（特约编辑：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