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继堂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古继堂便开始接触并收集台湾研究资料，八十年代初正式开垦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研究，如出版了《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访谈以回顾台湾文学研究四十年为中心线索，就古继堂个人的学术人生经历和他对台湾文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观察展开访谈，涉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收集台湾研究资料的渠道、两岸交流的社会文化学术氛围、个人研究的反思和心得等方面情况。本访谈既呈现了古继堂个人研究的心路历程，也是台湾文学研究学科发展历程一瞥，是一份较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资料。
关键词：古继堂;台湾文学研究;回顾;两岸交流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120-04
作者单位：邹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古继堂，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访谈时间：2018年11月22日星期四上午9：30-12：00
访谈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古继堂先生家中
邹容：古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这次访谈的机会。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更好地在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回歸中实现超越，台港室想找一些老先生谈谈文学所台湾文学研究的历史。请您先简单谈谈是怎样走上学术道路的？
古继堂：小的时候，我想当作家，当诗人。但那时家里穷，只能在家务农。1951年，14岁那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仅读了两三年小学的我离开了农村，跑进城当上了国家干部，先后干过税务局稽征员、法院审判员等工作。1959年，国家兴起了干部考大学的风气，我也跃跃欲试。当时距离高考只有21天，我就借了一套高中课本来复习。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吃饭时也不停地读，不停地写，最后一举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调查部（现为国家安全部）工作，分到台湾研究所，当时叫八处。因为我是学文学出身，对台湾文学也感兴趣，下的工夫比较多，所以我开始搞台湾文化方面的研究。因为各方面表现好，调干到中南海，做了周总理的外事办公室机要秘书。1966年，我回到部里。1968年，就进干校，关牛棚了。
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社会掀起了爱祖国、爱台湾的热潮。中国要统一，要做台湾工作，文化文学是重要方面。我自己只能在这方面做贡献。我的底气足了，搞得也更起劲了。后来，叶石涛就说我是一匹狼，是中国共产党突然杀出来的一匹狼。（有《世界日报》为证，但没找到原件。胡时珍老师说，可能当时和所有信件一起烧了。）
邹容：古老师，您是1985年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您当时是怎么到文学所的呢？在您眼中，那时文学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古继堂：1980年恢复工作之后，我不时地也有零星的投稿。但投稿要经过领导审批，百分之九十五的稿费也要交公。1985年元月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我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我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学府，是个研究学问的地方。好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都在那，像钱钟书、唐弢等前辈大家那时也都在所里。来了之后，就想搞学问。每当所里室里聚会，我看到那些我崇拜的批评家，就自感低人一头，压力非常之大。于是我就暗下决心，急起直追。
邹容：您在《文学所——我人生的第二个平台》这篇回忆文章中谈到，钱钟书、唐弢两位大师和前辈学者朱寨对您的影响最大。您和他们的接触情况如何？您可以和我们具体谈谈这三位前辈学者对您学术和人生的影响吗？
古继堂：钱钟书先生当时威望很高，想拜访他的人很多。1989年春，台湾作家杨平来大陆，说当今中国最佩服两位学者，一个是台湾的钱穆，一个是大陆的钱钟书。这两位大师他这一生非见到不可。在台湾，他已经拜访过钱穆了。来大陆，一定要我带他去钱老家。那时候，钱老不接受别人拜访。他非要去，我说试试吧。一敲门，钱老就开了门。刚自报家门，钱老就说，“古继堂啊，知道你，进来吧”。进去后，聊的还挺好，聊了两个多小时。当时，钱老讲了怎样读书，怎么治学等问题。他以歌德和费尔巴哈为例，讲到做学问要精、要专、要深入、不要动不动就提出要建立个人的学术体系，批评了当时国内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他还对杨平笑言，他的书在台湾盗版很多。最后，我看到钱老写字台上墨迹未干的几个字，“烈女怕缠郎”。他说，“我是被缠的”。
唐弢先生交流过好几次，去他家拜访过两次，请教一些问题。去了主要讲我研究的方向，讲我的研究课题，并征求他的意见。谈到治学，唐老认为，研究工作首先要能耐得住寂寞，还要做到三个字——“实”、“深”、“准”，也就是，掌握资料要扎实，分析问题要深入，判断问题要准确。唐老还批评了当时文学所里某些人浮华虚夸的学风。
我和朱寨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工作近五年，比较熟，谈得比较深。朱寨学风踏实，办事一丝不苟，有善于思索的好习惯，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他这个人很谦虚，我去他家拜访过两次。有一次，王淑秧写了本《海峡两岸小说论评》，请他写序。他说，我不是专家，古继堂是专家，应该让古继堂写序。后来我就给这本书写了序。
邹容：您到文学所后，一开始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古继堂：调到文学所，我先是到了当代室。来了文学所，觉得自己是读文学的，又有这方面的资料，当时大陆也掀起了台湾文学热，所以我一来就搞台湾文学。当时搞的人不多，北京就我和中央电视台的武治纯，我们都是河南老乡。
邹容：您什么时候到台港室的？您可以谈谈当时台港室的情况吗？
古继堂：我来文学所时，还没有台港室。组建时，大概是1986年，时代变了，可以公开搞台湾方面的研究了。当时刘再复是文学所所长，就要我组建台港文学研究室。然后，我就到了这边嘛。文学所在这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组建的情况大概是，我是专门研究台湾文学的，当时还有几个人对台湾文学挺感兴趣，就说那组建一个台港文学研究室吧。大家都想搞这个，热情来了，推进得就比较顺利。好多人就报名，很容易就组建起来了。报名的人有些也没进来，有些要求强烈一点，比如安兴本，就吸收进来了。
邹容：那时候台港室一共有多少人？大家的分工情况怎么样？
古继堂：除了我，台港室当时还有杨匡汉、王淑秧、陈素琰、王保生、安兴本、赵园。他们都是从别的学科转过来的，也没有明确分工。杨匡汉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邹容：看您的著作年表，发现您来文学所之前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台湾文学研究的文章。这时期您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文学资讯的？您能简单说说嘛？
古继堂：当时我在八处的时候，部里有专门的人买报纸，全世界的报纸都能买到，比如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香港、澳门的报纸也有。当时有个图书公司叫国际进出口公司，不对外卖。由于我是机关工作人员，所以能买得到。那时台版书很贵，我自己的工资几乎全买了书。1980年，我就恢复工作了。胡老师教书，我在家搞研究，中午自己煮面条，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一门心思搞这个。上班可以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看了回来就写，每天用毛笔写两三张纸。当时有不少作家从美国回来。我一听说回来了，就跑去访问，搞资料，比如陈若曦、曹又方等。
邹容：到文学所之后，您台湾方面的资料从什么渠道获得？
古继堂：在文学所，主要是开书单让人去买，有专门负责采购的。有关台港、海外的书基本是我开单子让人去买。之前不熟的时候，从图书进口公司买了很多书。后来，越搞资料越多，跟那边的作家也都比较熟了，他们都把书寄过来。和纪弦也经常联系，我的文章里还写过他。报刊都是公家的，台湾那边的期刊有专门的人到香港买。文学杂志也都是寄过来的，《文讯》《中外文学》都往我这儿寄。五六种诗刊都往这儿寄，像《创世纪》《龙族》。我还经常参加研讨会，访谈台湾作家，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台港室成立以前，我还跟陈若曦座谈过。
每获得一部作品或作家资料，我就反复钻研，写出一篇半成品式的阅读心得，作为资料保存。所以我当时积累了不少资料，几乎我掌握的每个作家资料，一个作家装成一个档案袋，有几百个档案袋。光是台湾海外版藏书就有两千余册，还有不少作者馈赠的签名。很多资料没地方保存，也怕泄密，都拿去烧了。最后还是捐了不少，给现代文学馆拉了两车走。
邹容：那时候发表台湾文学论文的地方多不多啊？
古继堂：多啊。一般找我约稿我就给他写，有点关系的我就给他投，不用的我就不投。我评职称都是拿著作去，评委看到都非常惊讶。
邹容：您是五十知天命之年正式踏入台湾文学研究的荒凉地，开始了艰难的拓荒和播种，迎来了您学术人生的黄金期。自1987年6月出版《柔美的爱情：台湾女诗人十四家》第一本专著以后，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耕耘台湾文学研究的田园，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研究，出版了《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您可以谈谈您当时写这些书的甘苦吗？
古继堂：当时胡老师在学校上班，文学所不坐班，我在家里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写，一般一天一万字，我写得比较工整，一般不打草稿，一遍成功。文学所评职称的时候，我就拿那些出版的著作去评职称。那些评审专家学者就感到惊讶，“你这个书抄一遍也不简单啊”。我说，我这个基本上没抄过，发表文章都是一遍成。写得也比较工整，所以我这些书稿拿去，出版社直接出。
写《评说三毛》的时候，写得胃痛，每天吃药。交了书稿之后去医院查，做了胃镜、肠镜、活体检查。医生说没事儿，就是神经性胃炎，你就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吧，别再那样干了。我害怕是不是得了胃癌嘛，痛成那样了嘛。但是没办法，出版社等着呢，老催。不过心里不怕，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
我能寫出这么多书，老伴的支持很大。我总是对老伴说：“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家里的家务事都是老伴承担起来，两个孩子我基本不管，都是她管。每天老伴天黑下班回来，不到菜饭停当摆上桌，不来打搅我。她还常常为我查资料，抄稿子。
邹容：20世纪80、90年代，是您学术生产的黄金期。想请问您怎么看待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文化学术氛围？
古继堂：我觉得80、90年代的氛围比较好，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搞研究的黄金时期。那时大陆掀起台湾文学热，对台湾文学的引入和介绍是前所未有的，像白先勇、聂华苓、陈映真、黄春明、琼瑶、三毛、柏杨等作品。台湾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设置了台湾文学课程。我当时就被同济大学、郑州大学、华侨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还应邀为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开设台湾文学课程。系统介绍台湾文学概况的需求也呼之欲出，各种文学史层出不穷，我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就在这一时期写的。社会对进一步深入了解台湾文学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光明日报社、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合举办的全国记者训练班，邀请我讲授台湾文学。有关新闻出版单位和作家协会在杭州西湖举办全国出版记者、大学教师台湾文学讲习班，请我去讲了一个多月的台湾文学。我还应邀给天津新闻出版单位和大学讲台湾文学。
邹容：在那个时代，两岸文学和学术交流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您可以具体谈谈吗？
古继堂：那个时候，不管是民间啊、官方啊，我觉得两岸交流的氛围和条件比较好。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很多东西可以公开，两岸关系热络起来，出现台湾文学热。两岸都渴望统一，渴望知道对方，台湾想知道大陆，我们大陆想知道台湾，都有了解交流的需求。
为了深入交流，我们还特意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委员会。这个组织是民间社团，艾青是会长，官方批准了。后来作协开始和台湾搞交流，成立了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交流委员会，主要是我负责和台湾的交流工作。组织访问了好几次，主要是带刊物的主编过去交流，比如《萌芽》《人民文学》等著名刊物的主编，台湾接待我们的有《幼狮文艺》等。1998年10月中旬，我们一行八人应《幼狮文艺》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交流。这八个人是《文艺报》前主编郑伯农、《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十月》主编王占军、《收获》副主编萧元敏、《萌芽》副主编桂未明、《上海文学》负责人张重光、《花城》主编肖建国。八个人中，除了我是第三次去台湾、肖建国是第二次去台湾外，其他六人全是首次赴台。
最早是80年代末期，和广东福建联系起来开台湾文学研讨会。当时我主要负责召集策划，具体由天津冯骥才主办的《文学自由谈》承办的。开这些会，一般都是台湾那边的人写信、打电话过来联系表明意向，出资开会。90年代，我也组织过很多次台湾文学研讨会，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赵淑侠作品研讨会”，由天津文联举办的“简宛作品研讨会”，由郑州大学举办的“赵淑敏作品研讨会”，在黄山举办的“苏雪林作品研讨会”，在天津召开的“罗兰作品研讨会”。这几次会议两岸学者均参加，编辑出版了两岸学者的论文集，促进了两岸文学交流。其中“苏雪林作品研讨会”影响最大。这次会议，台湾来了以尉天骢为代表的十多位学者教授。苏雪林那年101岁，会议期间也登上了黄山，创造了中国文坛几个第一：95岁出版专著第一;101岁登黄山第一;百岁返乡探亲第一。在黄山开完研讨会后，苏雪林返回台湾禁食禁医安然离世。在天津举办罗兰作品研讨会影响也很大，因当时罗兰的散文《罗兰小语》在海峡两岸广为流行。这次研讨会是热上加热，罗兰十分感动，把大陆的亲戚都通知来了。
台湾作家有些秘密回来了，我和他们交往，他们在台湾不敢公开。那时陈映真秘密回大陆，心脏不好，在海军总医院住院，通过国台办找到社科院，要求见我。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见面以后，陈映真非常高兴，跟我握手就说，古兄啊，真是难得啊，大陆有了你这样一个对台湾文学公正评价的人，我们很佩服你，你说了很多我们的心里话。1995年6月，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邀请我们拜访胡秋原，请我们过去讲学。陈映真知道了，就去饭店见我们了。尹雪曼也去见我们了。跟李敖也通过几次电话，我本来还想写李敖传，但李敖没有时间。柏杨就很积极，我们也是河南老乡嘛。回来后，柏杨和夫人张香华多次赠送了很多重要的书籍、剪报、照片、信件等资料，后来就写了柏杨传。1998年前后，白先勇来到北京，我们作了深入的交谈。李慎之副院长在民族饭店宴请他，请我作陪。白先勇谈到他少年时期随着父亲白崇禧的军旅生涯在桂林、南京等地辗转读书的情况，谈到1949年到台湾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他父亲受到蒋介石的排斥，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他去美国留学，他父亲白崇禧送他到机场落下眼泪。吃饭时，白先勇为了活跃气氛，有意寻找轻松话题。他说古先生研究台湾文学，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台湾女作家很难对付，尤其是讲了她们的缺点和不足，她们不会放过你，非叫你说个清楚明白。有些女记者让你哭笑不得，我可领教很多了。他说我对台湾作家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惊叹我对台湾文学作品和资料的收集全面丰富。
那时候，也有很多事情很感人。1991年8月，葡萄园诗社社长文晓村应大陆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的邀请来参会。在座谈会上，邂逅了大陆《诗刊》主编杨子敏。他们两个人是同乡，都是河南偃师人。聊着聊着发现还是同班同学。后来两人参军，参加的还是同一部队。后来文晓村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和部队失散后，在防空洞等救援，阴差阳错被俘虏到台湾。后来，杨子敏就回北京当了诗刊社的社长，文晓村到台湾当了《葡萄园》的社长。说着说着，他们抱头痛哭起来。
我和龚鹏程、李瑞腾都很熟，还有陈鼓应。和龚鹏程今年10月3号还见过面。陈鼓应是被国民党赶出来的，后来去了美国。台湾回不去了，就到北大教书。他和我们的感情比较接近，爱国嘛，谈得来，跟他交流还是比较舒服，他也很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谈。我开始受他们影响还是大一些。有一段时间，北大要解聘陈鼓应，他就心情不好。他来我们家说，要回台湾，情况好像挺悲惨的，像待不下去一样的。后来，统战部批评北大了，没过多久又把他请回去了。我很早看他的著作，陈鼓应批余光中。陈鼓应他们也怂恿我说，古继堂你赶紧写一篇文章。大陆有些编辑记者把余光中捧上天，他們不服气。那时候，余光中刚被介绍到大陆来，这些年轻的记者啊、编辑啊不太了解他的背景，把他捧得很高，他不是写乡愁什么的嘛。台湾一些作家和大陆的一些老诗人就非常反感，包括陈映真啊，大陆的艾青、臧克家啊。臧克家找我谈过几次话，说你们应该说话。
邹容：我们当时对台湾的情况还不了解，不可避免出现类似追捧余光中的情况。您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台湾作家的引进有什么标准吗？
古继堂：当时台湾的文章不少拿到大陆来发表，比如文晓村、古添洪等人的诗还拿到《诗刊》发表。古添洪给《诗刊》捐过钱，帮助《诗刊》的发展，联络台湾那边的诗人过来发稿，两边的人经常开展交流，搞座谈会什么的。一般跟我们交流的大多数是统派。像陈映真在台湾是有名的爱国作家嘛，就觉得要出他的书嘛。
邹容：2002年以后，您就不怎么发表台湾文学研究的文章了。您还一直关注着台湾文学研究的动态吗？您对台湾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怎样的观察和思考？想听听您的高见。
古继堂：我们这一代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搞资料也比较困难。我们这一代主要是打基础吧，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两岸的文学交流，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真是做了不少工作。90年代，大陆的台湾研究集中在北京，福建，广东。北京有武治纯、黎湘萍，还有公安大学的杜元明。福建有刘登翰、朱双一。广东有潘亚暾。安徽有王中发。武汉有古远清。现在要方便多了，比起步时期好多了，拜访台湾作家也比较容易，两岸交流容易很多啊。开始几乎没有交流，搞资料很困难，现在一些基础研究做得不少，反正基础越来越好了嘛。今后的研究就是要细化一下，我们那时候就是粗一点。你们老师黎湘萍就挺细的，黎湘萍做学问挺扎实。
邹容：现在回想您的台湾文学研究历程，您觉得哪些是您很满意的？还有什么遗憾的吗？
古继堂：我觉得我那几部台湾文学史还比较满意，小说、诗歌、新文学理论批评、简明台湾文学史。现在很遗憾干不了了，台湾散文发展史准备写，也做了些准备，后来因为身体不太好了，就没写成。
邹容：您从事学术研究数十年，有什么重要的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古继堂：当时我开始台湾文学研究，是从搞资料开始，买台湾图书。研究工作，首先要重视文献资料，应从搜集资料入手。没有资料，买空卖空，那是商行的经纪人。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思索，进行理论升华，得出结论，才是完整的研究过程。那种拼贴式的研究，很难进入对象的核心。朱寨跟我说，古继堂你真是沉得住气，佩服你。1973年回来，要不是十年的准备怎么突然杀得出一匹狼呢。
研究文學的，要跟国家形势发展紧密联系，因为国家给我们提供条件嘛。如果没有海峡两岸的政治交流，政治民主方面的交流，也就不会有台湾文学的交流。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两岸的交流更畅通了，所以文学交流是在民主交流的大形势下更方便了。
现在两岸文学的发展和习近平提出的两岸融合发展有关系。两岸文学的融合发展我觉得比以前还要更清楚些，在文学方面表现得更清楚些。台湾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大陆可以吸收台湾文学的经验。当时他们一部分人搞西化，一部分倾向于日本那边，现在是慢慢向中华民族文化靠拢。这跟两岸的文化、政治交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文学不是单独的，和文化、政治、民族之间的交流都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总的倾向。他们再搞西化，搞不出来了，再往日本那边发展也不行了，再搞本土化也行不通了。过去像笠诗社，叶石涛他们那一套搞不出来了。这和两岸文学的交流都有很大关系。
邹容：您对当下台湾文学研究的后辈有什么寄语吗？
古继堂：厚积薄发，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深化吧。朱寨说过，文学所就是国家队，跟省籍队伍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
（本访谈感谢涂珂的部分整理）
①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19页。
The Progress of a Pioneer： An Interview with Mr Gu Jitang
Zou Rong and Gu Jitang
Abstract： Gu Jitang is one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pioneers in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early as the 1960s and 1970s， Gu Jitang began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research material about Taiwan and collecting it， officially farming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1980s， having done a huge amount of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work in publishing a number of books， such A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ese New Poetry， A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ese Fiction and A Histor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creating an extensive influence. By tracing back the forty years of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is interview focuses on Gus own academic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ith regard to the channels by which research material on Taiwan is gathered on the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ross-strait socio-cultural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reflections or thoughts of his in his personal research. This interview is a witness to the priceless history as it reveals the journey of his heart in his personal research and provides glimps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n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Gu Jitang，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 review， cross-strait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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