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女性创作者，贺照缇的全球化题材纪录片具备了当前台湾女性纪录片创作者少有的全球视野和宏观格局。在努力跳脱个体经验与族群关系，放眼世界的同时，其问题聚焦之处亦不乏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与尖锐。在《穿在中途岛》系列、《我爱高跟鞋》、《台湾黑狗兄》等数部作品中，导演藉由“胸罩”、“洋装”、“牛仔裤”、“高跟鞋”等服饰语言符号所建构的“神话”既成为戳破产业资本构筑自己的财富王国（获得市场）与意义王国（形塑审美）的重要路径，又成为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完成身份指认与伦理归属的重要助力。
关键词：贺照缇;纪录片;神话;全球化;服饰
中图分类号：I207?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113-07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现实关怀与批判在“解严”后的台湾纪录片创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作为少数擅长处理全球化冲击以及当代文化混血等社会议题的女性纪录片导演，贺照缇在她《穿在中途岛》系列（2009）①、《我爱高跟鞋》（2010）及《台湾黑狗兄》（2013）等多部作品中，深入服裝制造业与女性生产、女性消费、女性审美等问题的亲密关系之中，揭露出一个由经济贸易、产业资本、时尚消费、大众审美、国家政治等力量共同形塑之下的“服饰神话”。在她所构筑的批判架构中，一方面大众习以为常的服饰审美观念被证明只是一个多方力量所精心编写的“神话”论述，而另一方面，她又依循这个“神话”程序所“编写”的结构逻辑将台湾放置到世界经济的宏大版图中，借以反思台湾制造业乃至台湾社会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然而这个服饰“神话”是如何被构建又是如何被拆解的？在性别与资本的对抗中，女性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分饰两角，在现实与话语的角力中，女性身体又如何被逐渐让渡到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之中，成为台湾身份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虚幻再现？
综观《穿在中途岛》系列的六部作品，编导的核心议题实际上聚焦在三个单元，一是追溯台湾成衣制造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离散处境;二是检视凝聚在制衣产业背后的性别化身体;三是由女性生产与女性消费的不平等关系引申对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伦理中劣等地位的批判。从所涉范围与内在逻辑的关联性考察，不难看出这几部作品实际上正是纪录片导演对台湾当前社会经济处境的一个总体印象。然而，作为一个毫不掩饰其倾向性的批判文本，贺照缇在她的这几部作品中暴露/重现了三个有关服装的“神话”。其一，是从服装行业与女性之间生产与消费互动的特殊性出发，呈现了一个有关服装形态与女性身体的审美神话;其二，从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区域经济转型的需求出发，呈现了一个透过经济全球化刺激区域经济活力，服装产业优势结构重组的发展神话;其三，纪录片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服装行业中的身份特殊性，与台湾身处强势经济体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处境进行某种关联性对应，由此构成了该纪录片隐含的第三个神话——台湾身份的悲情。显然，对于前两个神话，纪录片采取的是“破”的态度，运用一系列话语的、影像的和技术的手段加以拆解。而对于隐含的第三个身份神话，纪录片所采取的策略偏向于“立”，借助情感的、意识形态化的隐晦方式来曲折构建。
一、“神话”破灭：“审美”
与“发展”的语义扭曲
在呈现有关女性身体审美与服装产业发展的两则广为流传且深入人心的神话过程中，纪录片借助话语的和影像的一系列符码展现了“神话”的产生和传播过程，更通过纪录片特有的技术特性揭示了“审美”“发展”两者在与现实发生碰撞之后所发生的语义扭曲的现象，亦即一个“解神话”的过程。
（一）审美神话——权力与消费的共谋
就女性身体与服装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言，将服装业视为一种“女性行业”似乎并不为过，从服装产业的生产、销售、消费各环节都聚集了女性的身影。因而，当《穿在中途岛》系列之《胸罩，梦想的曲线》（下文简称《胸罩》）中，身处生产、销售、消费各个环节中的女性现身说法，点名当前女性内衣流行的功能元素就是“集中”、“托高”。“现在普遍的需求就是希望可以托高、集中，譬如说，这边可以加塑片，让她可以把副乳跟赘肉的部分可以集中到我们的胸部这样子。”②“它机能的设计哦，就是集中，托高”③。而业界人士则煞有介事地介绍所经营的内衣产品各种不同的功能背后源出的依据：“我们跟欧洲人比起来讲的话，我们的胸部是比较平坦一点，那欧洲人她们在胸部上面来讲还是比较饱满。……”④“主要是它用一个纯水跟一种矿物油，两种去比重，……它是利用人体，它不用打针，也不用开刀。”⑤
从话语结构的层面上看，这一段落呈现了多个叙述者的并存，彼此的话语交织起来共同构成了一种“客观”的印象，即内衣的“集中”、“托高”不仅出自广大女性自己的自觉需求，而且具有科学的有效性和历史必然性，因此它是一种正当的、理想的和自然的服装形态，更是一种美的表现。在影片内部，消费者既是叙述者也是接受者——她们服膺于商品销售者的话语，并向其他潜在消费者/观众转述这种信息。因此，作为“书写服装”的一个变体，具备了“集中托高”功能的“胸罩”在这些叙述者的讲述中具有了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和客观真实性，它在女性消费者心目中成为了一个神奇的存在，拥有它便意味着一种“梦想的曲线”的实现。
胸罩所表征的审美渴望呈现了一个多方叙述者共同营造的话语架构，而在本片中承担“梦想曲线”的另一服装样式——塑身衣则进一步彰显了这个审美话语的巨大吸引力。作为“魔术胸罩”的升级产品，塑身衣的出现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与“胸罩”一样，塑身衣是针对台湾女性普遍需求的身体美的另一种回应。“我想要穿塑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体质是比较虚胖的那种，我想要穿一个有束缚力的东西就是帮助雕塑身材”⑥，显然塑身衣延续的是内衣赋予女性身体美的神话，即从胸部的“集中”“托高”延伸到腰腿部的“塑形”“修饰”。另一方面，作为应对传统内衣代工订单大量流失出走的转型策略，颇具台湾创意的塑身衣被视为内衣业者挽救颓势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且“可能我们台湾的女人是希望藉由外在的这个产品马上，就是急速的短时间里就可以改善她的这些缺点”⑦将消费社会对于时间与欲望的双重渴求显露无余。不过有趣的是，片中被塑造为台湾内衣产业最后希望的塑身衣恰恰是以非机器化大生产的手工作坊著名，手工塑身衣业者的“慢”与塑身衣功效之“快”形成某种意义的吊诡，成为纪录片对于全球化与机器大生产趋势总体质疑态度的一个隐含的注脚。
至此，《穿在中途岛之胸罩》展现了“魔术胸罩”和“塑身衣”成为有关女性身体审美话语两个典型表征的大致过程，而这个话语核心的意义在于强化了美即“集中”、“托高”、“塑形”和“修飾”的表述。事实上，该系列的另外几部作品，如《牛仔裤》《洋装》等同样在不同侧面呼应/增强了关于这两大身体审美表征的叙述。然而在这个叙述过程中，纪录片巧妙地展现了其内在逻辑和话语编织并非一个无懈可击的链条，而是充满了矛盾和自我分裂。事实上，“话语”之所以成为一种神话，正是因为其无可掩饰的虚幻性。贺照缇和她的纪录片的价值正在于此：不仅仅展现了一个充满断裂感的神话如何被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如何呈现这个神话塑造的过程亦是其崩塌的过程。
首先，从话语结构的层面上看，纪录片呈现了多个叙述者的并存，他们当中的话语有的相互印证，有的却彼此抵牾，形成了一个充满缝隙和断裂的叙事链条。例如，隐身画外却贯穿全片的“画外音”看似客观中立，但在究竟是谁决定了女性身体的理想形态问题上，却暴露了她与内衣业者以及绝大多数女性消费者相矛盾的立场。“穿到身上的梦想曲线，是由塑身衣业者雕塑的，但梦想的标准却不是来自女性”，这句带有评点意味的话语不仅瓦解了其一直以来所试图维持的客观原则，同时也直接戳破了这个神话所极力想要证明的“需求的自发性”，从而将这个审美神话所掩盖的裂隙公开地揭示出来。此外，片中引用内衣业者与医疗专业人士关于“内衣是否能预防女性胸部下垂”与“塑身衣雕塑身体的原理”两个问题的看法时，两组交叉镜头所组成的意义段落，呈现一种商业与科学、感性经验与科学事实之间语义的交叉比对，在看似中立客观的态度下温和但不失鲜明地表明纪录片文本自身的叙述立场。
其次，在试图透过镜头表现追问塑身衣/魔术胸罩盛行的原因时，影片正面展示了一位塑身衣业者从男性视角出发对女性身体“审美潮流”变迁的一番见解，认为女性会因为男性欣赏的角度而去改变自己身体的某些形态，例如腰细，胸大等。这位表述人的笃定话语与另一位研究服装发展史的学者将塑身衣描述为“西方女性早已丢弃的东西我们今天又重新把它捡起来”形成对照。片中此类话语的断裂并不罕见，话语之间，塑身衣/魔术胸罩所表征的审美神话实际上就是男权文化的复现。不止于此，当我们将这个神话表面上的制造者们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带入考察时，不难发现，真正操控这个神话的神秘力量正是强大的消费逻辑。换言之，这个“审美神话”所极力伪装的正当、合理、自然只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控制力。
作为纪录片背后的叙述者，贺照缇将这则由资本主义消费逻辑与男权文化共同炮制的“审美神话”进行了解构，她不仅展现了这个有关女性身体的神话是如何被建构的，更将这个神话巨大而隐秘的现实操控威力加以揭示。在此过程中，纪录片借助影像和话语以及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手段揭示了一个有关女性身体与外在服装的巨大悖论：究竟是我们的身体在适应内衣/服装的形态还是服装来适应我们的身体需求？而这个问题也将在这个围绕“服装”而展开的创作中持续被讨论。尽管有论者声称“虽然身为外界定义的‘女性导演，贺照缇的作品并未特意突显‘性别议题”……“总是自觉地与作品保持一种‘中性的距离”，“对她来说，拍片时，她的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的观点必须内化后再度抛却”，⑧但神话总是因符合读者的期望而发生作用——与主体的具体处境相关，而不论这个主体是站在一种服膺的立场还是试图将其解构乃至颠覆。
（二）发展神话——资本与政治的媾和
有关台湾中小服装企业的产业困境与全球化产业布局变迁之间关系的反思是贺照缇在《穿在中途岛》系列另一个重要的讨论主题。众所周知，全球化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势不可挡的巨大浪潮，任何国家和地区乃至个人都无法自外其中。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带动人力、资本、科技、市场等各方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重组和效率分配，被描述成是各国融入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然而贺照缇在她的纪录片中却对这个近乎神话的发展共识流露出某种质疑，并以此为路径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神话”展开了一场精心细致的拆解。
在《我爱高跟鞋》中，贺照缇仅以一双真皮高跟鞋的“前世今生”为线索，从皮鞋的终端市场层层回溯，生动展现了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形成的产业分工：以台北为起点，南半球的欧美为高端消费市场，西岸中国大陆的南方为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加工集群，以承接欧美设计的代工出口为主要业态;东面中国东北乡镇为制鞋原料皮革的初级加工地，而比东北更偏远的中俄交界区域的农村，是原皮的养殖和采集的源头。这个路线不仅回溯了一个现代工业产品制造的完整链条，同时也是一条“反发展”的路线。在这个轨迹中，不断变换的时空标记暴露了一个巨大的吊诡：离生产现场越远的，商品的货币价值越大，经济利益就越丰厚，而离生产现场越近的就越贫穷，越不自主。从纽约街头动辄标价上千美元的奢侈品高跟鞋，到中国南方制鞋厂打工妹20、40一双的讨价还价，从台资鞋厂老板指着满桌的皮鞋样品愤怒的抱怨到东北农村养殖户脚上自制的粗土布鞋，简短的字幕时隐时现，隐然充当了这个“发展神话”最具讽刺意义的注解。在这个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之下，似乎没有人去注意一双皮鞋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也更不会有人会关心是谁规定了这样的分工。而人所共知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也似乎只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世界性庞大市场可能会带来的经济激活与发展机遇均等，但却从未向我们提及横卧在乡村屠宰作坊冰凉地板上，待宰牛犊眼中滚动的泪滴。
在台湾，这个“发展神话”被以一种更具体的生存境遇所描述。对于台湾的制鞋业者和成衣业者而言，他们的生存似乎始终无法摆脱“游牧”的宿命。所谓“游牧”，即指台湾的制鞋业、成衣业等依赖出口订单和出口配额的代工企业随着配额的增减而不断迁徙，无法安定的产业形态。而配额的变化却不是市场行为，相反完全是政治的操弄。“……台湾的成衣工业其实是一个游牧工业。游牧什么呢？游牧配额。人家是逐水草而居，我们是逐配额而居的……”（《洋装—》）。它被形象地用于形容台湾成衣制造业在全球化浪潮中因成本、利润和进出口配额等因素所驱动的产业资本出走、整合、漂泊与回归。产业环境的不稳定让台湾服装产业的生态形成明显的短期性和投机性。在这些挣扎求生的过程中，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普通工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和企业的前途命运，只能被动地在全球化巨浪袭来之时仓惶应付。“……鞋业台商当年从台湾移到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又要从中国（大陆）移走？台商是不是能够脱离一直迁徙的命运呢……”“……他们可能继续留在大陆，也可能会游牧到别的地方寻找更低的工资……”（《鞋子—游牧的制鞋人》）。
为求摆脱“游牧”宿命，制鞋业及其附属下游产业也同样相信只有通过设计创新与品牌经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并希望藉由台湾人传统以来所坚守的敬业、勤奋和吃苦耐勞特质，打开本土产业的一条生路。素有黑狗兄之称的台湾织袜业小老板李东林（《台湾黑狗兄》⑨）就在织袜业全球化大浪来袭、订单大量缩减的艰辛处境中发下“自己就会拼，不用政府什么帮助”⑩的宏愿，决定自创品牌，希望能够摆脱自身困境的同时更完成“帮每个人做一双好袜子的梦想”{11}。贺照缇自己在纪录片内外也曾表示：“面对全球化冲击，‘国人需认知，不只是要爱用国货，更重要是消费在地产业，可使‘国内产业茁壮外，也减少对境外产业的依赖。”{12}然而，现实是黑狗兄们的故事虽然热血励志，但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席卷，长期依赖代工的台湾中小型服装企业主自创品牌的道路困难重重。依靠自身的“发展”来获得真正的发展这样的神话虽然美好，但在缺乏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本质体认的情况下未免有些一厢情愿。
那么什么才是改变台湾经济结构不自主的办法？依照普遍的全球化观点，跨国企业和加工厂的不断迁徙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一个“自然”，即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个“发展神话”却忽略甚至是刻意隐瞒了其中的不自然之处，即在台湾造成生产与市场的二律背反并非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发达国家人为设定出口配额所致。“一位学者讲说，成衣业是全世界最不自由的市场。它完全不是自由贸易。成衣业完全是政治决定的……然后进来到这个国家之后，这个配额要给谁呢，这也是政治决定”{13}的结果。换言之，将台湾服装企业的普遍困难寄托于对全球化经济发展逻辑的进一步归顺，期望从内部自强实现外部自主，但却没有真正认识到目前以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经济政治格局的本质，更无力于改变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顽固设置，其结果只能是为掌握出口贸易主导权的跨国大资本集团培育更加熟练的追随者而已。
总体而言，相较于女性身体的“审美神话”，纪录片在对经济全球化所宣扬的“发展神话”虽有质疑，但其反思与批判的力度不免趋弱，当中也不无暧昧之处。事实上，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微妙差别恰恰与另一个她想要“立”的“神话”密切相关。
二、“神话”再现：台湾身份的“强奸范本”
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J.K.吉布森—格雷汉姆在反思战后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学说的时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策略是对资本主义的表达方式和对经济认同的批判上，务必力图释放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即跨国公司、机器大工厂、金融资本等资本主义全球化典型之外的家庭生产、手工业、合作社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同空间，并专注于破坏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表述一致性、连贯性和天然合理性{14}。在此意义上，不论是暗中与经济利益勾连的“审美神话”，还是极力掩饰其本质的“发展神话”都可看作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表达方式，纪录片对这两个神话的拆解自然就成为对这两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具体表述的批判。然而，纪录片本身也是一种表述，它同样需要被报以相应的检视。
在检视台湾制衣产业变迁过程中，拍摄者以不无同情的立场看待台湾制衣业本身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困境，从而将矛盾的焦点从岛内狭小的市场转移到全球市场气候变迁的部分，认为小小的一个台湾不过是在经济全球化狂飙中随之摆荡沉浮的一页扁舟，其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仍旧困守于“‘中途这个持续摆荡、流动的位置”{15}。而在这个以传统女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密集型产业内部同样存在着自我分裂的危机：女性的劳动者与男性主导的工厂业主，台湾个体服装业者与全球经济大趋势两组分别对立的利益体被有意无意地并置，成为台湾社会经济处境的某种隐喻。
（一）强奸隐喻：性别与经济的二元重构
J.K.吉布森—格雷汉姆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表述时，引入了另一位女性政治经济学家沙仑？马库斯有关“强奸”的话语分析，认为在强奸话语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话语之间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依据马库斯的“强奸范本”，即“男性天生比女性强壮，在生物学上被赋予了犯强奸罪的实力，在性别的强奸语法中，男性是强奸和攻击的主语。女性天生比男性柔弱，她们可以用移情、认命或说服去避免被强奸或将暴力强奸的力度降至最低，但她们无法从肉体上阻止强奸。在性别的强奸语法中，女性是恐惧的主语，她们身体软弱无力，有空可袭，且开放无防，易受伤害”{16}。格雷汉姆认为将范本中的“强奸”替换为“全球化”，“男性”替换为“资本主义”或充当其代理的跨国公司，“女性”替换为包括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或领域、非资本主义生产所产出的非商品化交易或商品，以及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习俗等对象，这一范本所规定的关系依然成立。这个“强奸范本”对于当前资本主义表述的作用在于，它将诱使其中一方，即女性/非资本主义经济把自身设定为“受难者、受侵害者和胆小者，而男性/资本主义经济则被诱导为合法施暴者，有权享受女性服务者”{17}。这样一来，“强奸”行为被“正常化”，“强奸语法”亦被普遍接受，成为女性生活中的一个既定事实。同样，当“强奸”语汇被用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中时，非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也被自我设定为“只能被侵犯，被吞没，被积累的潜在领域，只能是可以消极抵抗而无力反击的领域，只能是在强奸行为中被要求配合而最后被别人占有的领域”{18}。
在《穿在中途岛》系列的记录中，《萨尔瓦多日记》是颇为特殊的一部。它不仅走出台湾，并且所关注的正是一个试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完整链条中打开一条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口的短暂尝试。作为游牧台商投机性格的意外遗存，这家自称为公平（Justment）的服装厂艰难维持一段时间之后最终难逃破产关闭的命运，但它被认为是当代世界工人运动中能够真正实现工人自治的一个重要的特例。在成衣制造行业，无论是台湾本土还是海外工厂，女性始终都是服装工业最主要也最稳定的劳动力组成。在这个失败的尝试中，被“强奸”者——从外资工厂（来自台湾的服装加工企业）外逃的谈判中无端被解雇的服装女工，并没有像范本中所预设的那样接受既有的角色设定，将自己的遭遇与外国雇主的外逃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试图接手自己的工厂，自治自理，将工厂和自己的工作维持下去。这显然是“强奸范本”的一次反演，其结果是改变了强奸语法中的话语规则与顺序。虽然这一尝试最终还是因缺少订单和流动资金这一“普通”的企业生存条件而失败了，但它仍然顽强地试图摆脱“受害者”的身份，完成了一次资本主义霸权语境下，自我身份的独立认同。再者，由于服装产业大部分的生产工人以女性为主，在遭遇出口加工型服装企业快速设立又快速倒闭的动荡境遇中，女性劳工往往成为了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受害者群体。因此，公平工厂的“反演”也就具有了性别身份与经济身份的双重意涵——女性对身体的女性主义认识正是通过妇女关于强奸的行为主义描述而获得的。
（二）身份的吊诡：性别与经济的二元悖反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在代工企业的游牧策略中遭受利益损害的公平工厂及其工人极力想要摆脱自己的“受害者”角色，而和造成萨尔瓦多女工失业的台湾台南企业一样的众多游牧厂商却一再强调自己亦是全球化经济格局变动中“柔弱”、“无助”、“不自主”的受害者身份。
诚然，正如前文所述，包括制鞋、成衣、织袜等行业在内的台湾众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和其他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一样，在外受到国际政治的钳制，在内又受到“国家”政治的左右，不得不全世界游走，逐配额而居。但与此同时，他们同样在扮演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入侵者”的角色，不仅在世界各地，包括被视为造成台湾企业外流，本土产业萎缩的中国大陆地区运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赚取利润（《穿在中途岛之鞋子》），在岛内同样无法掩饰自己的投机性格，对下层劳工极尽算计之能事（《穿在中途岛之洋装》）。如果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加剧了代工型企业动荡迁徙与投机性格的话，那么对于底层劳工/女工而言，他们本身就身兼了男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双重身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裹挟，这些被迫/主动出走的企业之后同样将“游牧”的策略与风险带到其他经济更加落后，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循环。因此，在纪录片中台湾游牧企业不断重复叙述的“不自主”的经济身份一方面即是对自身“受害者”身份的牢固体认，将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被侵害、被占领与被塑造的角色当作真理而接受。诚如格雷汉姆与马库斯所分析的那样，这种自我设定并不能有助于积极反抗“强奸者”的侵害，反而因这一境况的不断体认而逐渐产生合理化和自然化的效应，从而有可能内化为一种“既定事实”而接受，根本上无助于改变台湾经济不断被动“游牧”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声称作为“受害者”身份的游牧企业事实上并非真正的“受害者”，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政治经济结构链条中无法否认的一环，因此它对“受害者”角色的反复体认既是作为自身真正经济身份的刻意掩饰，同时也在借助“强奸范本”的设置而将这种身份自然化。在这一点上，游牧厂商们与萨尔瓦多女工们的情形最大的不同在于，性别身份与经济身份的二元悖反——虽然“强奸范本”所设置的被害者大多是“女性”，但显然在面对被视为强大而具有攻击性的全球化浪潮面前，男性的游牧厂商并不介意臨时性地“假托”一个女性的身份来强化其“被害者”的角色。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对台湾中小型企业这一典型形态及其话语的描述，似乎并没有觉察到，或者说有意识地模糊了这一实际上并非隐晦的表述，甚至不无感情地将这种身份的虚幻表述加以温情化、象征化，从而促成了这一“身份神话”的最终现形。
三、结语
由不自主的女性身体进而联系到不自主的台湾经济主体，贺照缇在她的纪录片镜头中完成了一次极具野心与思辨的批判性论述。在所专注的全球化议题上，她的摄影机试图记录下全球化浪潮脉脉温情之下精密严酷的运作过程，更如同社会学论文般对社会政经机器及其附庸结构进行抽丝剥茧的解剖与批判，深刻地揭示出普泛意义上女性身体的“审美共识”与全球化经济“发展”路径并非看上去那么自然、合理与无可辩驳。纪录片藉由服饰语言符号的建构过程，戳破了这两个“神话”既是产业资本构筑自己的财富王国（获得市场）与意义王国（形塑审美）的重要路径，又是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完成身份指认与伦理归属的重要助力。然而关于台湾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所处地位的认识犹疑，使得她对台湾经济身份的“神话”表述难以自圆其说。与其说这种矛盾心态是台湾“悲情传统”的又一次不自觉流露，不如说是特定意识形态左右下，纪录片叙述话语的有意识建构。
① 《穿在中途岛》（Wandering Island）系列纪录片是由贺照缇主持制作、台湾公共电视监制的系列纪录片，其中包括《胸罩》（与黄信尧合导）、《洋装》、《秋装上市》（与万蓓琪合导）、《牛仔裤》、《鞋子》和《萨尔瓦多日记》六部。
②③④⑤⑥⑦ 贺照缇：《穿在中途岛之胸罩，梦想的曲线》，纪录观点，台湾公共电视，2010年。（00：03：10-00：03：20）、（00：03：37-00：04：01）、（00：07：22-00：07：37）、（00：04：21-00：04：43）、（00：32：01-00：32：12）、（00：35：05-00：36：14）。
⑧{15} 翁筠婷：《流行还是流浪？〈穿在中途岛〉的现代身体工业学——兼访导演贺照缇》，《妇研纵横》2010年第4期。
⑨ 与贺照缇《穿在中途岛》的创作方式不同，《台湾黑狗兄》系台湾《商业周刊》的委托案，该周刊曾经因“水蜜桃阿嫲事件”在岛内引发纪录片与商业利益的伦理争议。
⑩{12} 郭士榛：《追求公义? 贺照缇犀利而温柔》[EB/OL].2013.08.02.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3b2e10101dtc0.html.2017.10.25。
{11} 台湾电影娱乐网：《纪录片导演贺照缇拍〈台湾黑狗兄〉传达小人物勇于追求梦想的故事》[EB/OL].2013-3-30.http：//www.twmovies.com/？p=18086.2017.10.25。
{13} 贺照缇：《穿在中途岛之洋装》，纪录观点，台湾公共电视，2010.（16：17-16：55）
{14}{16}{17}{18} 参见[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第156-157页，第97页，第159页。
Discourse， Cinematic Imag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yths： On the Issue of Apparel in Chao-ti Hos Documentaries and Its Reflections
Luo Yiying
Abstract： As a female creator， Chao-ti Ho has produced documentaries of global themes with rare global vision and macro pattern among the female directors of documentaries in Taiwan. Her focus on the issues has the sensitivity and acuity of women intellectuals even as she is trying to rid herself of an individuals experience an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group and opens her ey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works like Wandering Islands， a six-documentary series， My Fancy High Heels and SockN Roll， the myth， created by the director with such linguistic signs of apparel as bras， foreign garments， jeans and high hee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in breaking the industrial capital building its own financial kingdom （securing the market） and the kingdom of meaning （aesthetics of shaping）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help in completing identification and ethical belonging in the waves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Chao-ti Ho， documentaries， myths， globalization， apparel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