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英

　　摘要：龙瑛宗在接受了殖民教育后，以日文为中介接受现代西方文学、现代日本文学和中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迅速形成了其表现人生的文学观。通过对世界文学的借鉴，龙瑛宗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有浪漫主义的追求。同时，他也向台湾文坛介绍世界各国的作家作品，发表大量有关“现实”的思考，以回应殖民者的“外地文学”、“异国情调”等具有殖民意涵的论述。龙瑛宗以白话日文开启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思考的道路，为其日后尝试中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龙瑛宗;日文译介;世界文学;台湾新文学

　　中图分类号：I05?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1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XZW027。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一、文学思想的接受与

　　龙瑛宗新文学观念形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的变迁与文学的演变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在日本、大陆，还是台湾，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革命是实现新旧文学转型过渡的动力因素，新文学的文体形式、美学风格等随着文学语言系统的更新逐渐形成。由于受日本殖民统治影响，台湾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日语的介入导致新文学的发生机制多样化。客家人龙瑛宗（1911-1999）不懂闽南方言，年少时接受了有限的汉文教育：“在彭家祠以台湾语念了一半的《三字经》”①。此后进入公学校接受殖民教育，在语言上学习已受西方文学影响且实现“言文一致”的白话文②;在内容方面，依据当时“国语”（即日语）教科书分析可知，他在公学校主要学习西洋文明、近代化和日本文化等课程③，现代语言和现代文明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对其新文学的产生有独特影响。

　　关于文学语言变迁对日本、大陆新文学生成的影响，龙瑛宗有正确认识：“在这（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一种新面貌的文学。其特征是很久以前认为不雅的口语文，拖着泥鞋踩踏到文艺花园里去。……所谓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文学也非革新不可，为了文学大众化，平民的白话文被派上了用场了”④。“白话代文言”的语言变革是文学创造新形式、实现审美更新的重要途径，因龙瑛宗所学日语已是融合西方人现代思想的白话，且中文读写能力有限而没有历经汉语的“文言”与“白话”转换，使其比较快速地建立白话语言系统。白话日语具有的西方现代理性和逻辑思维亦随之生成，成为龙瑛宗有效汲取世界文学营养的“语言工具”;同时，这也满足了他思想表达之需。与其他台湾新文学作家相比，龙瑛宗不能在文言、白话、闽南语等开放性资源中，探索不同语言运用对新文学产生可能带来的影响，只能以日语作为文学接收渠道和创作语言，使其新文学观念形成和文学现代性产生。

　　除掌握白话日文外，已经发展成熟的大众传播媒体报纸、杂志和平装书籍，为龙瑛宗接受新的文学观念带来了可能。日据时期台湾报刊的出版主要由日本人掌控，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市场上出售的书刊都以日文为主。“至公学校五、六年级，府立图书馆有巡回文库轮流送到全岛各公学校，饥渴着读物的我，借了书阅读，其中一本《安徒生童话集》，读起来颇令人惊奇，有一篇《卖火柴的少女》使我流泪了”⑤，总督府图书馆开展面向台湾全岛的巡回书库服务，为童年的龙瑛宗接触西方文学创造了机会。不仅如此，龙瑛宗还汇钱到东京订购少年杂志《赤岛》的旧号⑥。在北埔公学校高等科毕业后，龙瑛宗到台北台湾商工学校继续深造，经常利用课外和节假日时间到“新高堂”、“文明堂”等书店阅读免费的书籍和报刊⑦。在作为商工学校一年级新生时，他就大胆地翻阅日本出版的综合杂志《改造》和《中央公论》等⑧，这些杂志成为他掌握日本文学界动向的主要渠道。

　　在昭和初期，日本国内许多出版社大量翻译出版外国作家作品集，形成一元一本的“圆本”全集竞争热潮，导致大量图书滞销不得不向海外殖民地台湾、朝鲜等地销售，龙瑛宗认为这“对于文学普及、质之提高，都掀起很大作用”⑨。他曾购买《明治大正文学全集》（春阳社）、《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改造社）、《世界文学全集》（新潮社）、《世界大思想全集》（春秋社）⑥等书籍，通过日文翻译接受世界文学。另外，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帮助也有助于龙瑛宗对世界文学的接受。“来了台北以后，遇到了良师。那个人就是台北帝大的英文老师工藤好美先生……他不但为我们讲解了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并且为我列记应读的世界文学作品，记得第一篇是荷马的《奥德赛》”⑩;西村先生对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吉田紘二郎等作家作品的讲解等⑦，使茫然的龙瑛宗少走了许多“冤枉路”。

　　现代大众传媒改变了文本的制作和传播方式，深刻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作家的创作。机器印刷使文学被作为商品批量生产和销售，低廉的价格致使像龙瑛宗一样的普通民众也有能力消费，读者接受主體由士大夫阶层转向平民阶层。龙瑛宗从自己订阅、购买书刊的经验中，领悟到作家、文本、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的互相作用，“一般人，尤其是很多的读者们，往往认为作家与读者间的联系并非有机的。这只是表面的观察。事实上，孕育作家的母体正是读者群”{11}。这表明龙瑛宗已意识到作家的创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文学作品一旦见诸报刊、书籍，就必须面对难以数计的读者阅读、批判。在现代大众传媒影响下，龙瑛宗创作时心中潜在的读者已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传统士大夫，并且不受“文以载道”传统文学观念束缚，逐渐形成表现平民人生的新文学观念。同时，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文本，在正常情况下作家需要接受读者选择而调整写作策略，但龙瑛宗没有依靠文学谋生的压力，无功利、无目的的艺术追求，无形中契合了西方非功利文艺观，是其表现人生的新文学观念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

　　现代传播媒体不仅在作家与读者之间搭建了“桥梁”，还为中外文学的传播与译介发挥了中介性作用。如前所述，世界文学借助书籍和报刊以日文形式在台湾广泛传播，龙瑛宗在现代传媒视野中接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文艺思潮，在冲撞与融合中逐渐构建起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何谓文学？”龙瑛宗大胆地抛出这一颇具争议的命题，试图阐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他认为文学“即是追求‘生活幸福”{12}，如同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一样，“是人类审美需要的产物，它源于人生的直接需要”{13}。从对人生的关怀和真挚体验中，龙瑛宗领悟到文学对人生的价值意义。通过对西方艺术起源探究，以及借鉴巴尔扎克、果戈里、托尔斯泰、左拉等作家的人生观和文艺观，龙瑛宗进一步引申出“艺术是人类的追求，……是在探求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或接触”{14}。基于对日据下人生悲苦的真切体验和西方多种文艺思潮影响，龙瑛宗运用“真”、“善”、“美”等西方现代文艺理论阐释文学本质：“‘真是什么呢？举例来说，像是科学之类。……‘善……像是宗教和伦理，人们一般称之为道德。……‘美……譬如像是艺术之类”{15}。

　　龙瑛宗以日文为媒介接受西方文艺理论，与台湾中文圈作家接受路径不同却殊途同归，这与他们文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环境相同有重要关联。日据时期无法回避殖民统治现实，无形中促使他们出于文学功用需求选择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龙瑛宗自觉的使命意识和启蒙追求，使其在强调文学的本质是“美”的同时，又着眼于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他认为台湾“需要许多文化的启蒙开发事业”{16}，从“实用”的视角试图以文學促使人的全面觉醒，以至于在偶然中接受“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带有某种必然性。鲁迅“是中国文学写实主义的始祖”{17}，“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实践家”{18}，龙瑛宗肯定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开拓性意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龙瑛宗始终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去构建文学观念，深刻影响其文学创作的体裁选择、主题内容、艺术风格、叙述话语等。

　　二、自我人生的介入与浪漫颓废

　　阿英在总结大陆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原因时指出，“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19}，这也道出了台湾知识分子接受小说文类的原因。龙瑛宗因以日文为媒介从小就获得了阅读西方现代小说的机会，有助于他对早已居于西方文学主要地位的小说文类的认识和接受。也就是说，龙瑛宗在西方文学影响下，认识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主题内容以表现人生和现实社会为主。“鲁迅想改造社会，只不过是在小说中找到很好的工具”{20}，在看完鲁迅的《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后龙瑛宗就抓住了要领。总之，通过日文翻译的西方文学和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生成的大陆“五四”新文学（以鲁迅为主），龙瑛宗较快形成了小说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认识。

　　这种接受西方文学的特殊路径，使其意识到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人生的一部分。然而，他在小说中追求表现人生的同时又倾心于浪漫主义，致使其文学对人生现象的描述和审美表现的探究，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杨逵等左翼作家的反抗文学形成较大差异。这与龙瑛宗对西方和日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文艺思潮的接受，以及他在殖民地成长和求学的环境息息相关。龙瑛宗在少年时期就“耽读岛崎藤村、北原白秋{21}的抒情诗群，……德国青年派的海涅，而自认他们的不肖弟子”{22}，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在对个性解放与自由憧憬中实现自我觉醒。浪漫主义契合了龙瑛宗对理想艺术的追求，让其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通的话语，因此提出“艺术的本质就是‘美”{23}的理论主张。

　　只是在日本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一批浪漫主义作家对时代和文学的窒息现状不满，企图以暴露自我揭露社会的同时，受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和法国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影响，催促着日本自然主义的诞生{24}。融合多种西方文艺思潮的日本自然主义，为龙瑛宗文学理念的实践带来一定启发。他曾说：“他（岛崎藤村）的作品《破戒》给我的影响甚深”{25}，这部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第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塑造了“一个‘悲哀的觉醒者的形象”，富有自然主义色彩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26}。岛崎藤村将多种文艺思潮兼容的文学实践，为主观上偏爱感性浪漫与客观上备受压制而苦闷的龙瑛宗提供借鉴。然而，这种悲苦除了主要受日本殖民统治造成外，还与其成长经历有关。龙瑛宗天生体弱且罹患过严重哮喘危及生命，其父亲又经常讲述家族的不幸遭遇，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成长为其生命染上悲观、孤寂的底色。

　　对浪漫主义的追求与承受多重压迫的现实人生的表现需求，在西方和日本多种文艺思潮互相交融的影响下，促使龙瑛宗运用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以颓废、感伤的浪漫风格通过书写自我来实现对殖民地台湾社会现实的揭露。但他对自我的暴露又是有限度的，因为他意识到日本自然主义存在自我封闭与疏离社会的弊端：“在私小说里，始终看不到粗杂的语言或耸起肩膀叫喊正义似的语言，而是极为沉静地讲述，沉静地凝视自己，反省己身未及之处”{27}。这种在感性表象下的理性制衡思考，缘于其对西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认为左拉以自然科学实验方法探究社会人生带有局限，抹杀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因素反而歪曲了现实，巴尔扎克却能从历时性上全面再现现实创作了名著《人间喜剧》{28}。因此龙瑛宗意识到“作家之眼并非是射出观念，而是必须射出现实”{29}，要达到此目的应像果戈里一样在创作之前“仔细调查乌克兰的风俗习惯、传说、迷信等”，并且“不管是多么细微的事，对任何事都必须注意不可忽视”{30}。

　　西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对浪漫主义不切实际、主观幻想的排斥，以及备受日本殖民压迫的现实，使得龙瑛宗确立了书写自我人生经历的主题叙事。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即是龙瑛宗以自己为原型的文学实践，该小说荣获日本杂志《改造》悬赏佳作奖，使得原本无名的银行小职员从此备受日本和台湾文坛瞩目。这是继杨逵、吕赫若、张文环之后又一名台湾籍作家在日本人主持的“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然而，这些台湾籍作家的小说能“获奖”，与“文学评奖”背后隐含的规则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用带有“伤痕”的日语描述殖民地众生相，符合了日本殖民者对“殖民地生活意态的本质主义想象”{31}。在《大阪朝日新闻》（台湾版）的一篇报道中，龙瑛宗谈到：“我想把中学校毕业的本岛知识分子的面貌及其背后社会的、经济的关系现实地予以处理才写成的。之所以以苦恼地活在封建残渣的知识分子之生活为主题，就因为不懂其他世界的我的生活环境使然，……我是想把本岛人现实的生活面向内地介绍”{32}。他把自己或身边人的生活经历与人生经验高度介入文学创作中，通过忠实于自我的书写，暴露在异族统治下的屈辱和痛苦。与其私交甚笃的叶石涛认为：“在小说中出现的台湾知识分子，大多都是龙瑛宗自己的变身，在这一点而言，他和小说中的人物有割裂不开的同一个灵魂，他的哀伤、挫折和退缩都浓缩呈现在小说人物上。”{33}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塑造了仰慕统治者文明、轻蔑本民族文化，上升管道困难导致精神上无出路而堕落、颓废的陈有三，这一人物形象“呈现了日据末期台湾小知识分子的典型处境与典型性格”，与赖和、杨逵笔下的反抗者截然不同，吕正惠认为龙瑛宗其后的同类型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未超越“陈有三”{34}。从对现实的批判强弱视角分析，吕正惠觉察到了龙瑛宗与社会现实的疏离，这与龙瑛宗创作完此篇小说之后，日本进入战争时期对台湾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1937年殖民当局开始实施“皇民化政策”，废止报纸“汉文栏”，中文写作被迫中断;1940年日本国内成立“大政翼赞会”，文坛新体制确立，殖民当局对台湾文艺干涉加强;尤其是1942年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龙瑛宗被派遣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会上宣读日本官方早已准备好的讲稿。日本殖民者对个性自由的打压和协力战争的要求空前强化，龙瑛宗虽因懂日文得以继续文学创作，但却未触及“皇民化运动”描写，而以架空历史的方法塑造“多余人”。

　　《宵月》的“彭英坤”青年时热爱运动、书写《拜伦》与《青春颂歌》，不知什么原因却变得懦弱、爱喝酒、无理想;《黄家》的“黄若丽”极其自私而怯懦，不顾妻儿、母亲的生死一心只想成为音乐家，家贫难以实现就借酒度日;《貘》的“徐青松”、《白色山脉》的“杜南远”等。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力冲破，沉浸在幻想与虚无中被自我的痛苦吞没。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带有龙瑛宗的存在，表現了他封闭在自我世界中的一面，与其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似乎有些背离。从《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到《白色山脉》，龙瑛宗起初以较清晰的现实主义笔触批判买卖婚姻，让嗜读鲁迅、高尔基等左翼文学的林杏南的长子死了，“在这么虚无的现实里，仍会在什么地方留下希望之种子”{35};而之后抽离历史因素、游离出社会背景，是其“在时局的局限之中找出自己的生存方式”，“描写日据时代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36}。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标致着台湾新文学在主题表现上的重大改变”{37}。

　　龙瑛宗没有延续其他新文学作家对农民、地主、警察的描写，“他小说里的角色已经不是土头土脑的人物，是成长为思考复杂的现代人”{38}，与传统小说中的王公贵族、才子佳人更是相去甚远。小说对“现代人”的思维与心灵世界的描写，是其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表征。为此，他主要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以“我”为主角，用“我”的眼睛去观察，讲述“我”的人生经历，较少或不含社会内容，叙事的目的在于表现自我内心难以言说的苦闷与孤独。另外，龙瑛宗还采用淡化情节的叙述技巧，碎片式的场景伴随着人物主观思绪转换。例如《白色山脉》以乘船、给友人写信、回到镇上、仰望天空为情节，全篇弥漫着怀旧情绪，在从容舒缓的笔调中流露逃避现实和自我否定的悲哀。他以隐喻的表现方式，赋予景物一种象征意境：“东边连亘着森然的山岳，在那内奥里，中央山脉像巨兽一般显出灰蓝色的背脊，遮住蔚蓝的天空”{39}，在无边的现实黑暗笼罩下挖掘人物的心灵感受。龙瑛宗以浪漫颓废的美学风格去实现反殖民反压迫书写，是其对文学表现人生的文学观的实践，呈现了不同于左翼反抗文学的主题内容和审美追求。

　　三、引介“现实”与反殖民论述

　　龙瑛宗基于深切的个人体验探寻文学艺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他对个人的渺小、不自由和无奈有着深刻洞见。因而，他在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人生的联系的同时，又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交融，使其小说形成以自己为原型的知识分子主体创作和感伤浪漫的艺术风格。龙瑛宗的内面写实和在战争时期对个体内在的迷茫、悲痛与颓废的展现，与当时台湾左翼文坛的反抗文学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从其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开始就经常遭到批评。然而，其随笔却呈现了比较清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反殖民意识，与小说中颓废感伤的审美追求不同。这与台湾文学活动受殖民当局牵制有关，在战时体制下1920-1930年在文坛活动的第一代中文作家已经消失，龙瑛宗、杨逵、张文环等新一代日语作家成为文坛主力。受此政治和文学环境影响，龙瑛宗文学思想的阶段性转变，直接影响其对文学主题内容、叙事话语和审美风格的选择。因而需从整个殖民统治机制和历时性视角，观察他在以在台日本人为主导的台湾文坛中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剖析其在殖民情境下如何在自我与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与出路。

　　在获得《改造》悬赏佳作奖之前，龙瑛宗与台湾文坛、日本文坛没有交集，“获奖”之后他于1937年6月首度旅日，与《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文艺首都》主编保高德藏、作家阿部知二、森山启、芹泽光治良、评论家青野季吉、剧作家佐佐木孝丸等左翼文化人士建立联系或交流对话。龙瑛宗听取保高德藏建议其与东京文坛保持联系的意见，在日本《改造》《文艺》《文艺首都》等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黄家》《宵月》，随笔《东京·乡巴佬》《台湾与南支那》《寄自南方》《地方文化通行台北市》《我的秋风帖》《两篇〈狂人日记〉》《热带的椅子》等，为其在1937年至1940年台湾文坛的黑暗时期，获得发表作品和提升写作技能的机会。{40}这时期的随笔以日本读者为接受主体，在内容上主要描述自己的见闻感受和台湾的现实情况，与其要“把本岛人现实的生活面向内地介绍”{32}的小说创作理念相同。

　　1940年之后，台湾文坛度过蛰伏期开始复苏{41}，龙瑛宗自此将文学创作重心和发表空间逐渐转移回台湾，这也意味其文学创作的读者定位由日本人变为台湾人。对于战时体制下的台湾文学，龙瑛宗清醒意识到：“这一年（1941）中关于政治与文学的问题多所议论，政治方面确实为显现未曾有之深刻表情的一年。……为文学现象与文学实体以及文学本源之间的乖离做彻底探究的任务，对文学者与文艺评论家而言从未像今日一样迫切”{42}，因此他向台湾的批评家发出了“必须肩负启蒙作用”，要“向人们解说文学的意义”，“开垦文学的耕地”的号召{43}。他从《何谓文学？》向读者阐释文学的本质，《关于作家》《作家之眼》《给想创作的朋友》提出了作家要注重观察现实生活，因有感而发创作文学，以巴尔扎克、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作品为学习对象，肩负“振兴文学和台湾文化”的责任。龙瑛宗凭借自己对世界范围内文学的广泛了解，撰写了《有城堡的小镇——忆作家梶井基次郎》《果戈里及其作品》《名叫巴尔扎克的男人》《鸡肋抄——屠格涅夫的〈初恋〉》《阿Q正传》《卡门》《复活》等文章，介绍西方、大陆、日本的作家作品，以及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对文学创作的启示。

　　龙瑛宗还通过将当时日本、台湾文坛作家与西方作家进行对比分析，让台湾读者及时掌握文坛动态和作家的文学活动，如《南方之血的温雅——中村地平的〈小小说〉》《〈没有意义的振翅飞翔〉——真杉静枝的随笔集》《美的使徒——西川满的〈梨花夫人〉》《南方的作家们》等。如此系统而全面地阐释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其试图促使台湾知识分子觉醒外，还与当时在台日本人倡导的“外地文学”和“异国情调”论有关。1940年，“台湾文艺家协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台湾》创刊，由日本作家西川满担任主编。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开展侵略战争和响应殖民当局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家协会”于1941年改组，沦为政治附庸品。西川满延续其耽美的纯艺术理念，主张把《文艺台湾》打造成有别于日本国内的外地文学图景。从该杂志在创刊号上刊登岛田谨二的《外地文学研究的现况》（1940年1月）即可看出西川满的意图，岛田认为“外地文学”不是采用旅行或故事形式表现“印象主义的旧式异国情趣”，而是要把“感觉迟钝的土著人、移民看不到的新鲜事物巧妙地挖掘、呈现出来”，“视为本国文学史研究的延长线之一”{44}。

　　岛田以殖民者的优越感蔑视台湾作家，企图否定台湾文学，将在台日本人的文学创作视为日本的国外文学史。对此，龙瑛宗曾撰文“郑重地否定了《文艺台湾》理论导师岛田谨二先生的看法。他是统治者的看法，我却是被统治者活过者体验为主”{45}。在文章中，龙瑛宗强调“异国情调”只存在外国旅行者的文学中，本国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不会产生异国情调;“外地文学并非以本土文坛为目标，既非模仿本土的文学，亦非仅局限于外地之表象的异国情调文学。外地文学的气质不是乡愁或颓废，而是生在此地、埋骨该地并且热爱该地，要提高该片土地文化的文学。他不是消费者的文学，而是生产者的文学”{46}。他在随笔中更明确地给予反驳：“能够产生文学的地盘，必然是有着谦虚之处不可。说起来，在文学的世界，全都是没有头衔的，都只是一个人，是一个国民。把所有地上的特权扫拂拭清了的地方，作家才会诞生”{47}。这暗含了龙瑛宗对殖民者特权的反抗，以及对西川满、岛田等人的唯美、消费文学观的反对。

　　针对岛田提倡的“外地文学”和西川满的“异国情调”，其他台湾作家也发表相关论述，如黄得时在1941年9月发表《台湾文坛建设论》，文中回应和赞同了龙瑛宗的文学观点，指出台湾作家不能“忘记地方文化本来的使命，只管贬抑自己，专门迎合中央”，“要建设台湾独立的文坛”，通过实地调查台湾风俗人情、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关注现实农民生活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而城隍爷、妈祖的祭典等异国情调，“外表看起来非常地美又稀有，但比较没有深深打动人心的潜力”{48}。不久之后，日本人中村哲对黄得时倡导的写实主义给予否定{49}，西川满以“粪便写实主义”抨击和反对台湾作家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观{50}，遭到杨逵等作家的强烈批判。在西川满发表评论后，龙瑛宗于同年10月连续发表了《作家与读者》《文学应有的状态》《孤独的蠹鱼》间接回应这场论争。他在文中紧紧围绕“文学与现实”展开论述，认为“文学的基地是美丽的，有人弄错了这件事，只着眼于文学的愉悦性”，提出“文学的正统是生活的文学”{51}，“作品的基础到底是现实，而且必须是正确的现实”{52}，“作家如要正确地掌握现实，就必须忠于现实”{53}等理论主张。

　　龙瑛宗的阐释更具体地体现了战时体制下对文学表现现实的要求，与台湾主流现实主义文学观汇融，却与其“艺术的本质就是‘美”{23}的文艺观产生冲突。这种理论话语上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出龙瑛宗在战时体制下自我与他者的纠葛和制衡。龙瑛宗曾向杨逵坦言自己“心醉过为艺术而艺术”{35}，可在殖民统治的历史土壤中不允许浪漫主义生长，即使龙瑛宗的艺术追求浸透了生命的苦痛和对人生的深切关怀，以及试图以“没有‘美的作品应是政治论文、是宣传文章”{23}捍卫台湾文学的独立性{54}。基于启蒙的现实需求考量，龙瑛宗“觉得文学的正道，还是如果戈里（Gogol）的《外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巴尔扎克的《尤金妮·葛朗迪》”{55}。在文學无法逃避为战争服务的时代背景下，龙瑛宗的随笔表现了清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日本战败后，龙瑛宗担任《中华日报》日文部编辑，充分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在随笔中继续承担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他从女性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在封建伦理专制中从未获得保障的现实出发，认为“女性应如西欧文艺复兴，从社会之‘个人意识中觉醒，才能获得近代知性”{56}，以追求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平等和自由作为对封建传统的反叛。他未给予女性渴望自由的浪漫想象，因为“女性的解放单凭观念或叫嚣是无法解放的。如果要解放女性，必须从科学的角度来正确探究女性问题”{57}。因此，龙瑛宗着眼于台湾社会现实和实践层面，为女性解放提出有效途径和具体解决方案。受自己以日文为媒介接受世界文学的经验影响，他建议女性要认真研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左拉的《酒店》等文学作品，对哲学、经济、科学等领域也要有所涉略，为摆脱封建传统束缚提供思想动力，同时以进步的视角提倡女性要积极参与台湾新文化建设{58}。凭借所学金融专业知识和银行工作经验，龙瑛宗意识到经济是传统女性难以冲破封建桎梏和获得平等自由的根源，提议女性要阅读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关心国家经济发展和家庭经济收支{59}。他还鼓励女性要关心政治，参与妇女解放运动，摆脱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从属地位，改变对女性消遣定义的传统封建观念，维护女性尊严和争取个性自由{60}。

　　四、余论

　　台湾光复一年后国民党当局禁止台湾人使用日文，终止日文报刊的出版发行，台湾作家又再次面临文学语言转换问题。这对光复前不懂中文的日语作家来讲无疑是致命的打击，龙瑛宗将此语言政策比喻为“断臂”，导致其在文坛“消失”二十多年。龙瑛宗为能继续写作曾努力学习中文，可要在短时间内掌握中文读写能力不易，“今天，欢欢喜喜地抓到一句中国成语，明天，干干净净地跑掉了一句”{61}。文学语言转换的内在渐变规律被外在因素打破，许多日语作家陷入语言转换困境，有些人甚至不得不终止文学创作生涯。创作了两千多首旧体诗的吴浊流（1900-1976），终其一生也未学会以流畅的中文创作小说，比对龙瑛宗迟至晚年才实现跨语写作，可知文学语言转变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实际影响。无论从中文转换为日文，还是由日文复归为中文，背后都隐含着作家思想意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作家创作思维、文学观念和文体选择的直接影响。龙瑛宗曾两度深受语言文字困扰，光复前苦恼于只能以日文为工具写作：“中国人的生活，以日文来表现，虽是未合情理，但是别无他途，是一件令人无奈何的事”{62}。运用异民族语言文字表现本民族生活，早在其创作第一篇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时就以“到处都写得跌跌撞撞”{32}形容描写困难。

　　在历经日语草创阶段步入成熟期时，龙瑛宗却又遭遇语言转换问题。从其仍选择小说和随笔两种文体，以及在题材内容上亦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可知，建立在日语创作经验上的“中”、“日”文转换，为龙瑛宗中文创作奠定了基础。其自传性作品《夜流》《断云》《劲风与野草》将自己出生到工作的经历按时间顺序描述，结合“中法战争”、“漳泉械斗”等历史事件和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背景，以“再现式”的手法实践其表现人生的文学观。与其带有自传色彩的早期日文小说相比，龙瑛宗摈弃浓厚的浪漫颓废而采用“内面写实”，把自己妥协、挫败、抗争等真实的心理状态没有隐蔽地展露。这种艺术追求一方面缘于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的结束，另一方面得益于其早期日文创作经验累积。从龙瑛宗晚年文学创作来看，在第一篇中文作品《杜甫在长安》诞生之前，他以日文创作了小说《妈祖宫的姑娘们》《红尘》，以及先以日文创作再用中文翻译的《月黑风高》《夜流》《断云》，早期日文写作对其中文创作的影响显然可见。龙瑛宗虽以中文强化纪实性写作，但在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模式、美学风格等方面并未突破早期日文创作。即使在《劲风与野草》中尝试从侵略者的立场描写战争，表现了不同于浴血抗战或遭遇侵略迫害的主题叙述，但对殖民强权的批判和身处殖民地苦难的表现力度不太强。

　　龙瑛宗还借助极短篇的文体形式，以中文创作了《神兵队》《理发师》《催缴单》《诗人的华尔兹》《月下疯女》等近三十篇小说。从文学主题内容、谋篇布局、表现手法等方面分析，可见其从熟稔的日语转换为中文的跨语创作过程。将其中几篇“未刊稿”和“已刊稿”细致比对可发现，小说整体内容改动不大，个别文句经修改后更加通顺，语意更加明了。例如“隔壁是理发店，阿汝哥是农家来被雇佣的剔头师傅”{63}，改为“阿汝哥是来自农家的剔头师傅，受雇于隔壁理发店”{64}。虽然无法确认“已刊稿”是否为龙瑛宗本人修改而成，但从“未刊稿”可以看出因中文与日文的语序、语义存在差异，龙瑛宗在以中文行文时仍受日语思维影响。这也是许多跨语作家较难在中日文之间自如切换的结果，严重阻碍了他们对台湾新文学的持续探索。例如，张文环（1909-1978）在战后沉默了三十年，于1975年只能以日语发表小说《在地上爬的人》;巫永福（1913-1990）直至1971年才开始以中文创作新诗，没有中文小说作品。将跨语作家在光复后的文学创作与早期相比，难以企及他们以日文为工具对世界文学的吸收和技法模仿，在中文被迫中止后继续推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史绩。龙瑛宗“崎岖”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以其为个案研究历经日据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新文学作家，通过白话日文和日语翻译文学生成新文学观和创作新文学的特殊途径，以及文学语言由日语转入中文后的创作概况，呈现台湾文学创作语言的多元化和语言转换对文学生成样貌的深度影响。这种不同于大陆新文学的发生机制，既揭示了臺湾新文学发生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也是对包含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的丰富。

　　① 龙瑛宗：《夜流》，《龙瑛宗全集》（第三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18页。

　　②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开始于明治20年代初期，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该运动的代表作。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吴佩珍译，麦田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③ 龙瑛宗所用的公学校第二期（1913-1923）教科书，关于实学知识和近代化的内容占27.3%，比介绍天皇、爱国教育、日本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容比例高，说明此时期公学校侧重西洋文明引介，有利于龙瑛宗与世界接轨，这二者比例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王兴安、凤气至纯平编译，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④ 龙瑛宗：《新文学的先声》，《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3页，第4页。

　　⑤ 龙瑛宗：《文艺评论家的任务——读夏先生的作品选评有感》，《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334页。

　　⑥⑩ 龙瑛宗：《读书遍历记》，《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4页，第6页。

　　⑦ 龙瑛宗在回忆中特别提到，新出版的书刊只要不弄脏也可以阅读，他由此了解到当时日本文坛的最新情况。在大陆现代文学不被允许广泛引入台湾的殖民时期，龙瑛宗因懂日文得以顺利、快速地吸收世界文学。龙瑛宗：《怎么样看也不懂》，《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39页。

　　⑧ 这些杂志刊载有关社会主义思潮的文学作品，殖民当局担忧台湾人受其影响不利于统治而严格查禁。

　　⑨ 龙瑛宗：《回顾日本文坛》，《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66页。

　　{11}{16}{51} 龙瑛宗：《作家与读者》，《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25页，第124-125页，第127页。

　　{12}{15} 龙瑛宗：《何谓文学？》，《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96页，第97页。

　　{13}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第2页。

　　{14} 龙瑛宗：《给想创作的朋友》，《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32页。

　　{17}{30} 龙瑛宗：《果戈里及其作品》，《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45页，第44-45页。

　　{18} 龙瑛宗：《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祖——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99页。

　　{19}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20} 龙瑛宗：《两种狂人日记》，《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59页。

　　{21} 岛崎藤村在日本传统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歌颂个性解放等，开辟一个新的抒情时代;北原白秋追求东西方艺术精神合成，突出官能和情调的重要性，诗歌充满浪漫与颓唐色彩，诗集《邪宗门》使其确立了在日本唯美诗坛上的地位。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415页。

　　{22} 龙瑛宗：《回忆——小时候》，《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72页。

　　{23} 龙瑛宗：《南方的作家们》，《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03页。

　　{24}{26}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355页，第366-367页。

　　{25} 龙瑛宗：《杨逵与〈台湾新文学〉——一个老作家的回忆》，《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33页。

　　{27}{47} 龙瑛宗：《回顾与内省》，《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37页，第140页。

　　{28} 龙瑛宗：《左拉的实验小说》，《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315-320页。

　　{29} 龙瑛宗：《作家之眼》，《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30页。

　　{31} 马泰祥：《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实况及其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32} 不著撰写者：《中央文坛之彗星——访问〈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之作者龙瑛宗君》，《龙瑛宗全集》（第八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97页。

　　{33} 叶石涛：《苦闷的灵魂——龙瑛宗》，《复活的群像》，前卫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4页。

　　{34}{37} 吕正惠：《龙瑛宗小说中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7》，台湾文学馆2011年版，第137-148页，第137页。

　　{35} 不著撰写者：《谈台湾文学——〈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及其他》，《龙瑛宗全集》（第八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16页。

　　{36} 罗成纯著.张恒豪编：《龙瑛宗研究》，《龙瑛宗集》，前卫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326页。

　　{38} 黄武忠：《历史的见证人——龙瑛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14页。

　　{39} 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龙瑛宗全集》（第一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8页。

　　{40} 王惠珍：《战鼓声中的殖民地书写：作家龙瑛宗的文学轨迹》，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42-178页。

　　{41}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文学因种种不利因素处于沉寂期，1940年受日本国内“大政翼赞运动”倡导的“高度国防国家”等政策影响，台湾文坛又开始活跃。详细阐释可参看柳书琴：《战争與文坛——日据末期台湾的文学活动》，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4年。

　　{42} 龙瑛宗：《回顾昭和十六年的台湾文坛》，《龙瑛宗全集》（第六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04页。

　　{43} 龙瑛宗：《文学杂记帖》，《龙瑛宗全集》（第六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02-203页。

　　{44} 岛田谨二著.叶蓁蓁译：《外地文学研究的现状》，《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二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447-450页。

　　{45} 龙瑛宗：《对“双语教育”的看法》，《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27页。

　　{46} 龙瑛宗：《台湾文学的展望》，《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79-81页。

　　{48} 黄得时：《台湾文坛建设论》，《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三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62-168页。

　　{49} 中村哲：《论近日的台湾文学》，《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三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24-228页。

　　{50} 西川满：《文艺时评》，《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四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62-163页。

　　{52} 龙瑛宗：《孤独的蠹鱼》，《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33页。

　　{53} 龙瑛宗：《文学应有的状态》，《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31页。

　　{54} 在战争时期，文学被要求为政治服务，殖民当局又企图将台湾文学纳入日本文学史中，出于此龙瑛宗认为文学不从属于政治，它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标准。

　　{55} 龙瑛宗：《关于作家》，《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76页。

　　{56} 龙瑛宗：《〈女性素描〉自序》，《龙瑛宗全集》（第六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70页。

　　{57} 龙瑛宗：《女人的一生（莫泊桑作）》，《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47页。

　　{58} 龙瑛宗：《女性与读书》，《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17-219页。

　　{59}{60} 龙瑛宗：《妇女与经济》，《龙瑛宗全集》（第五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308页，第292页。

　　{61}{62} 龙瑛宗：《一个望乡族的告白——我的写作生活》，《龙瑛宗全集》（第七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32页，第30页。

　　{63}{64} 龙瑛宗：《理发师》，《龙瑛宗全集》（第三册），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222页，第220页。

　　Japanese as the Medium： The Source of Long

　　In-Chungs Literary Concepts and Creative Practice

　　Zou Jianying

　　Abstract： After he received colonial education， Long In-Chung learnt of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May 4th new literature from mainland China， quickly forming his literary views of how to give expression to life. Based on his borrowings from world literature， Long In-Chungs autobiographic fiction pursued romanticism. Meanwhile， he also introduced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e world of letters in Taiwan， having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his musings on reality in response to the colonial statements such as literature from other places and exotic sentiments as expressed by the colonizers. The path Long In-Chung opened up in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in Japanese vernacular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m to write in Chinese later on.

　　Keywords： Long In-Chung，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Japanese， world literature， new Taiwa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