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铎

　　摘 要：法国学者雷威安既是耗七年之心力译出《金瓶梅》唯一法文全译本的重要译者，也是毕二十年之功研究《金瓶梅》的权威汉学家。本文拟通过对雷威安《金瓶梅》所有研究论文的细致研读，分析雷威安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探究其考据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我国《金瓶梅》学术研究提供法国学界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视角。

　　关键词：法国;《金瓶梅》;雷威安;考据与实证;汉学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105-06

　　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2017）是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他出生于天津，12岁时返回法国，大学时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orientales）修读文学与东方学，并在索邦大学兼修汉语、印地语、梵语，从此结下与东方文学的不解之缘。他于1945年毕业后先后前往河内、京都、香港等地的法语学校任教，1969年起回到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l'Université Bordeaux III）任教，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于1995年获名誉教授称号。为表彰雷威安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与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他被授予法国科学研究至高荣誉——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铜质奖章（Médaille de bronze du CNRS）。

　　自20世纪70年代起，雷威安先后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近20部，包括《凌蒙初：狐女之爱》（1970）、《金瓶梅词话》（1985）、《西游记》（1991）、《聊斋志异》（1996）、《牡丹亭》（1998）、《孟子》（2003）等等，成果颇为丰厚。此外，他对中国白话文学、明清小说和历代话本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出版《中国长短篇小说之研究》（1971）、《十七世纪中国白话短篇小说》（1981）、《中国古代和传统文学》（1991）等多部论著，并主编《中国文學词典》（2000），其研究成果不仅在法国汉学界独树一帜，在世界汉学界也颇具分量。

　　雷威安是法国翻译、研究《金瓶梅》的权威。作为译者，他七年间埋首翻译《金瓶梅》，结束了《金瓶梅》在法国一百七十余年间的编译、节译历史，译作《金瓶梅词话》成为法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全译本。该译本由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一经问世便被纳入享有盛誉的“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在西方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和文化人士纷纷撰文，从文学、民俗、宗教、历史等角度重新评价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正如我国学者钱林森谈及《金瓶梅》法译历程时所言：“从十九世纪初，这只‘黑色羔羊闯入法国和西欧文学界，就一直令当局者、汉学界左右为难，欲禁不能，欲弃不舍。因此，引进工作也就长期在犹豫、提防、否定、肯定之间摇摆，直到雷威安《金瓶梅词话》法译本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①翻译《金瓶梅》不仅需要译者付出长期的心力与艰苦的努力，选择翻译这部“黑色羔羊”也体现出译者突破性的眼光和勇气。该书于2004年被纳入伽利玛出版社Folio口袋书系列，以小开本的装帧和低廉的价格吸引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是对雷威安译本价值与生命力的又一次肯定。作为学者，雷威安专注于《金瓶梅》研究超过二十载，就《金瓶梅》成书年代、作者身份、社会风俗、文化承继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特别是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作者身份与艺术价值问题的探讨颇有见地。他的《金瓶梅》研究不仅在法国享有盛誉，在国际金学研究中也颇具有代表性。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对雷威安的《金瓶梅》研究仍停留在对其个别成果的评介之上，因此本文拟通过对雷威安《金瓶梅》全部论文的细致研读，分析雷威安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补缺我国长期以来对法国《金瓶梅》研究成果认识的不足，为我国《金瓶梅》学术研究提供具体且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并为促进我国金学研究的国际对话提供理论依据。

　　一、雷威安《金瓶梅》研究中的年代与作者论

　　雷威安于1979年发表了首篇关于《金瓶梅》的论文“《金瓶梅》初刻版本年代商榷”②，探讨《金瓶梅》的初刻年代问题，尤其对万历三十八、九年（1610、1611年）和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两大假说进行了论证。他首先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与台湾学者魏子云的观点。韩南根据明代文人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写给画家董其昌的信，并考证《金瓶梅》各版本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后认为，初刻时间应为万历三十八、九年，但此版今已失传;而魏子云认为《万历野获编》未必可信，并主张初刻本应在万历四十五年。雷威安在该论文中重点分析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和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有关《金瓶梅》的文字记载，并认为以往中国文学史大多仅说《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年间，时间跨越1573至1619年近半个世纪，然而文学研究中时间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半世纪之差可谓关系重大。他认为，虽然韩南的权威性研究“《金瓶梅》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假设存在万历三十八年“假定本”，但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小野忍以及台湾学者魏子云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尤其魏子云基于对原文的研读对该假说进行批驳，使重提初刻年代问题变得掷地有声。雷威安认为《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三十八、九年的假说不成立，并提出三点论据：1）“如果早有万历三十八年刻本，何以李日华要到万历四十三年看到沈德符的抄本时才初识《金瓶梅》？”③2）“何以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八年左右要装模作样地‘遂固筴之，却几年后在李日华的日记前交给他的侄子？”④3）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中摒弃袁中道在万历四十二年的解释，而赞成沈德符的“陆炳说”，认为《金瓶梅》是映射小说，暗示大名士或即是王世贞，屠的说法介于袁中道（1614年）与沈德符（约1619年）两说之间，且颇为契合。总之，要假定没有所谓今已失传的万历三十八、九年刻本，比假定其有要更加容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假说难以在相关文献中旁加佐证。雷威安的这篇“《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一经发表便引起国际金学界的广泛关注。两年后雷威安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除肯定了魏子云审慎、严谨地将“每块石头都要翻过来加以检查”⑤的态度，并重点介绍魏子云的《金瓶梅探原》一书外，雷威安还肯定了魏子云有关《金瓶梅》写于1621年的推理和论断，并更正了之前认为《金瓶梅》写于1617年的说法。同时，雷威安对《金瓶梅》叙述中出现重叠和矛盾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认为整部小说的成形是在二十多年间，由许多部分拼凑而成，其过程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因而各部分间出现重叠和矛盾就不足为奇。至于《金瓶梅》第七十四回西门庆动身去京师的实际时间，雷威安认为书中冬至是27或28号，次年8号或9号的时间与1620至1621年最为吻合，所以明朝读者面对的是一个隐指而不是错误，“一种意义不明确的巧合不能轻易就把它忽略掉”⑥。

　　对于《金瓶梅》的作者身份问题，雷威安认为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个经过多次篡改的版本，因为并没有证据证明《金瓶梅》是由一位作者在一个短时间内连续写成的。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词典》中，雷威安为《金瓶梅》编写的词条长达四页，他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以个人视角创作的长篇小说，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由一个人写成，而且作者到底是谁也一直是未解之谜，但他同意芮效卫（David Roy）的观点，即认为从地名“兰陵”二字入手寻找“笑笑生”是何人其实行不通，化名可能隐射的是荀子和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他还认为，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与其他章回明显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此起码有两个执笔者。虽然传统上学界多认为《金瓶梅》出于王世贞之手，但在近12种作者假说中，雷威安同意芮效卫的看法，即认为汤显祖是作者。同时，雷威安排除了由职业说书人共同编写，或是由当时的故事汇编成书的观点，因为其薄弱之处在于这种成书方式大多意味着要从通俗语言中萃取精华，转化过程实则更加困难，因为这要求相当高的才华和素养才能完成。故而他认为，“成书过程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复杂，也是原稿常常被诟病不完整的原因”⑦。

　　由此可见，雷威安不仅较早提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作者身份问题，而且其关于作者身份的“多人说”、“汤显祖说”、“文人雅士说”等猜想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雷威安有关《金瓶梅》年代和作者的考证并未停留在自己固有的研究中，他积极吸收国际汉学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观点，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至法国以外的金学研究，不仅为国际金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为国际金学界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二、雷威安《金瓶梅》研究中的艺术价值论

　　死亡主题下女性形象的塑造。雷威安所写论文“评《〈金瓶梅〉的艺术》”是对台湾学者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一书的评介，也是关于《金瓶梅》艺术价值的讨论。雷威安认为《金瓶梅》在海内外传播的命运本身就颇为割裂，“五四”时期它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体裁的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珍品，但与此同时“淫秽小说”的恶名也一直挥之不去，在香港、台湾被列为禁书。《金瓶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和英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雷威安认为，台湾学者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的出版在金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金瓶梅》学术研究在台湾的重新开放，也为《金瓶梅》艺术价值的再认识提供了难得的探讨机会。孙述宇在书中打开《金瓶梅》人物画像的长卷，向读者展示了小说家对下等妓女的善意和同情。至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雷威安赞同孙述宇的观点，即认为吴月娘贞淑贤惠，武松善良却令人生畏，李瓶儿痴恋，潘金莲放任嫉妒，西门庆荒淫。雷威安指出，小说的主题并非是一系列臥房较量，而是体现了西方严肃小说中常见的死亡主题。作者围绕潘金莲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她不是一个男人寻欢作乐的对象，而是中国文学塑造的新女性，是为满足自己生活需求而不断斗争的新女性，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属于同一类人物。在雷威安看来，作者对金、瓶、梅三人的描写并不像她们应有的那样糟糕，甚至反能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同情与怜悯，西门庆则像是目中无人且善于处事的唐璜式的人，这一观点在当时颇为新颖。此外，雷威安认为，若承认描写“交欢”不是小说书写的目的，那么“色情小说”的帽子就不应扣在《金瓶梅》头上，“毕竟难登大雅之堂的段落还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一，把这些段落删去并不影响小说的阅读价值，删去部分也并不比莎士比亚著作在维多利亚时期删减得多”⑧。雷威安认为《金瓶梅》的成就来自对生活深厚的爱，“它是小说家的小说，它把生活中的沙砾变成金子，这种笔法现代中国作家仍须向它学习”⑨。“这部小说是为成年人写的，而不是为过分看重那些色情段落的未成熟的年青人写的。”⑩他认为，研究者们往往低估了《金瓶梅》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古典小说存在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小说家们从《红楼梦》中学到的那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源于《金瓶梅》的启发”11。从文章表面看，雷威安似乎是在评介《〈金瓶梅〉的艺术》这部论著的特点，但他实则讨论的是大众对《金瓶梅》的误读以及《金瓶梅》的人物创新和文学价值。

　　市民文化中对儒家“人欲”思想的反抗。1981年雷威安的专论《十七世纪通俗短篇小说》（Le conte en langue vulgaire du XVIIesiècle）于巴黎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写道：“在17世纪，中国白话短篇小说里的色情性有多种表现形式，但都是为了突出社会各阶层的放荡与淫乱，可以说中国的17世纪是一个存在大量色情文学的时代，而后世自然会将这种‘性欲的涌现视为一个过分宽容且正在解体的社会所带来的结果。以西方的观点视之，我们可否认为这是一种对主流社会的儒家禁欲主义的反抗？也许这正是色情小说被文学作品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在消遣与指责间，17世纪的色情主义浪潮表明当时人们追逐肉体与感官欲望满足的渴望，而古代的短篇小说却无意触及这一危险主题。下层人民是否厌恶女人？保守主义是否与不稳固的社会地位有关？上层社会不满情绪的高涨反而推进了女权的发展，这难道不是对现有秩序的反抗？白话短篇小说里的色情描写几乎从不贬低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与现实情况相反的想象。但是，对女人的理想化其实令男性感到耻辱，这种对男女地位不平等的颠覆实际上表明了两性内在的平等性。”12虽然这部研究著作并非《金瓶梅》的专门论著，但雷威安对17世纪通俗短篇小说的分析恰恰从根本上揭示了《金瓶梅》成书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他从17世纪中国长江流域市民社会的崛起入手，说明晚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经济因素增长的程度，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均前所未有，人口流动的增长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加剧了社会分化，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转向农工商并举，最为重要的，是商业城镇的兴起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而中国白话小说的兴盛和色情主题的大量涌现正是为满足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此外，明代商业化的发展促使儒家对“人欲”、“私”提出不同看法，中央地方权力的转移和地方精英的崛起在文学书写中也表现为对儒家思想中的禁欲主义的反抗。

　　讽刺影射中对小说书写的革新。雷威安认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从世界小说发展史出发，描述中国小说的形成之路和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并进一步指出《金瓶梅》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的革新，比如小说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点的安排密度达到空前的程度等等，其诙谐滑稽和讽刺的影射性都给后世小说以极大的启发。他指出《金瓶梅》的意义在于作者对世界认识的表达，并且通过反面事例达到明确的教育作用，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反映现实社会、现实民风的著作”，“它是一首抒情曲，通过它揭示了人类的灵魂，作者往往下意识或无意地表达了对社会的嘲讽”13。

　　在雷威安看来，《金瓶梅》对《红楼梦》的书写有着深刻的影响，“《红楼梦》是进入了昏暗的瓶底，那里藏着《金瓶梅》的视角：十七世纪的小说回归至一种自我毁灭的价值观。”14虽然小说经过删节已经残缺，但女性人物依然是书中的主角。《红楼梦》写年轻女子对无私之爱抱有积极的态度，《金瓶梅》则相反，它的灵感源于邪恶的故事，在那里色情的欲望使人沉沦堕落。虽然用毒药涂书页报仇的传说有些荒诞，但可以看作是种隐喻：《金瓶梅》是有毒的，所以历代文人墨客都认为这部道德败坏的小说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到。清代小说评点家张竹坡曾首开先声，以苦孝说和小说精湛叙事手法的运用辩驳《金瓶梅》的淫书论。雷威安认为，像所有中国古代小说一样，《金瓶梅》也有儒释道三层含义，且互不矛盾。现在的外国读者可能会对在一个粗暴又精致的文化下的人物状态，尤其是女性的状态很有感触。《金瓶梅》它以“冷”与“热”的交替，通过丰富的、有力度的语言，成就了这部奇书。

　　雷威安将《金瓶梅》置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历程中，认为《金瓶梅》的书写体现出以德礼为中心、以稳定性为特质的农耕文学正在向以财色追求为中心、以求新求变为特质的商业文学转变。他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对中国传统小说的革新，而且指出作者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安排及其辛辣诙谐、滑稽讽刺的文风为后世小说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他认为尽管在中国文化里《金瓶梅》依旧处于某种禁忌中，但它毫无疑问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并理应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雷威安视域中的《金瓶梅》国际研究

　　《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主办，于1983年召开，包括夏志清、雷威安、韩南、孙述宇、芮效卫、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浦安迪（Andrew Plaks）、马泰来、郑培凯、陆大伟、史梅蕊（Marie Scott）等在内的众多国际金学专家与会，可谓大咖云集，盛况空前。会议就《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叙事、价值和影响以及如何从宗教与哲学的视角看待《金瓶梅》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论文集结为《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雷威安在会后发表“有关《金瓶梅》：一个与会者的回忆”15，对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金學国际研究的方向、趋势与热点问题进行评述，该文刊登在美国学术期刊《中国文学：短评、论文、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他认为：

　　其一，彼得·拉什顿（Piter Rushton）的论文很难配得上它的“领导地位”，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他的论述广博且庞杂。夏志清曾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对《金瓶梅》作出重要批评：“小说的修辞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彼得·拉什顿虽然在反驳夏的观点时提出了诸多问题，但却很少给出答案。

　　其二，《金瓶梅》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应该因为色情元素的存在而遭到贬损。雷威安借用《红楼梦》指出，只是读者有好有坏，为何艺术作品就不会引起色情想法或冲动？正如紫式部（Murasaki Shibuki）在《源氏物语》提出的：“如果作者想把故事讲得好，他就会选择好的材料，如果他想抓住读者的目光，他就会挑坏的来讲，甚至是极其败坏的事。而好事与坏事一样，都只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并无什么区别。”16

　　其三，现代的“作者”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典小说，或者《金瓶梅》作者的身份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芮效卫的论文是迄今为止对作者问题最好的论争，他认为汤显祖是《金瓶梅》作者，论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书中选取三十多个段落证明自己的观点;另一部分是芮效卫对质疑者的回应：如果汤显祖是作者，那么他这样显赫身份的人如何在朋友面前隐藏其《金瓶梅》作者的身份？并且他的语言与书中叙事者的语言为何也不相同？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如何区别作者与叙事者的问题上。夏志清认为：“与其说是一种首尾一贯的世界观，毋宁说是某种态度，因为作者同那些职业说书人一样，似乎无力在自己的思想上解决这些矛盾。他没有自己的头脑，因为他总是投合这样或那样的流行偏见。”17

　　其四，柯丽德对儒家经典和宋元理学颇感兴趣，她对《金瓶梅》的叙述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叙事学”如何与哲学、宗教思想相交织。她认为文本本身已经引领读者将其中的宗教陈述当作讽刺、寓言或隐喻。此外，她同意夏志清的观点，认为《金瓶梅》不符合西方文学批评的框架与审美，在分析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时，西方可能会过度解读作者的意图，因为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上常常认为文本可能存在多层含义，即便这并非作者的本意。

　　其五，浦安迪立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研究，重点分析和研究古代对《金瓶梅》的传统评价与《金瓶梅》对其之后小说的影响。浦安迪认为，早期对《金瓶梅》的评论主要是基于《金瓶梅》木刻雕版画，而由李赞开创，至金圣叹、张竹坡而臻于极盛的明清小说评点当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早期评论在篇幅和内容上无法与后来的丰硕成果相比，但张竹坡从中有何借鉴，对张竹坡的评论产生了哪些影响，依旧是值得持续跟进的研究路径。

　　其六，史梅蕊认为花园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意象，它反映出人类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微妙关系。她认为花园的功能是《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最明显的关联之一，这一试图进入两部伟大作品的新颖路径令人印象深刻。在史梅蕊看来，两部作品中的花园都是财富、权力和脆弱的象征，并且《金瓶梅》中的花园与宝玉梦中的太虚幻境似乎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此外，《金瓶梅》对位置的重视以及对花园和周围建筑的细致描述在中国小说中前所未有，而斯科特对明末建筑、植物和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也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

　　其七，韩南在论文“关于色情小说的一些反思”中指出，儒家对性的态度是道德的，但不是形而上学的，身体既不邪恶也没有罪，但身体是危险的，必须加以控制。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说，并强调了色情小说在16至17世纪中国的地位，以及中西对色情定义的巨大差异。凯斯·马克马翁（Keith McMahon）的“晚明小说中的色情主义”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下的思考，他更多关注的是色情主义与社会现实间的关系。此外，郑培凯的“晚清《金瓶梅》与色情意识”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在色情意識方面，晚明中国人的态度比现代人更为开放。易杨的“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符号功能”对西方话语中符号功能有些过分强调，但没有读者不为宋惠莲这个微不足道的女性所动容。

　　正如中国学者吴敢所言：“虽然法国的《金瓶梅》研究者远没有美国的多，不过雷威安却是海外最好的金学家之一。”18雷威安通过对《金瓶梅》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的整理与评论，一方面探讨了国际金学权威芮效卫、蒲安迪、韩南、柯丽德等人的研究观点，但更为重要的是重提《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的问题，借此契机为《金瓶梅》的文学性与正当性正名。

　　四、结语

　　雷威安对金学最重要的贡献当属《金瓶梅》法文全译本的翻译与出版。得益于这部完整、忠实的法译本，法国读者对《金瓶梅》的理解不再流于断章取义或片面猎奇，其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在法国第一次得到重视，它的出版不仅使这部小说在法国得以正名，而且也首次为《金瓶梅》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法语文本资料。

　　雷威安长期关注《金瓶梅》研究，并与美、英、日、中学者保持学术对话，他的研究不仅在法国独树一帜，在国际金学研究中也颇具有代表性。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金学研究当属美国最为群星闪耀，但法国汉学界也不遑多让，在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等研究方面逐渐发力。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汉学家仍保有自身研究传统的最大优势，即把中、法两种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把“知人论世”与对社会学整体观念的考察相结合。雷威安在翻译《金瓶梅词话》的七年间先后发表4篇论文，探讨《金瓶梅》的初刻本年代、版本与来源、作者考证等问题;在巴黎七大任教期间（1981-1984），雷威安还将《金瓶梅》带入课堂，开设硕士生课程“白话前现代文学：《金瓶梅》的研究方法”，并自编教材讨论《金瓶梅》的版本、主题、来源、成书、语言与风格、叙事模式、文学史地位等问题。可以说，正是得益于雷威安翻译与研究、研究与教学的互动，造就了雷威安金学研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学研究开始腾飞之时，也正是雷威安金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之时。他以其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不但为当时的大陆金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而且多年来呼吁国际学界正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地位。他认为，探讨《金瓶梅》是否邪恶、是否因其色情描写而应被查禁是政治要解决的问题，文学讨论的问题应该是文学作品写得是否精彩、独特。他指出，若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学者往往忽略《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转折作用，“在它的带动下，才有了后来迥然不同的《红楼梦》。如果把《金瓶梅》从中国文学史中抹去，那么中国文学就不会有今天的面貌了。”19

　　雷威安既是耗七年之心力译出《金瓶梅》唯一法文全译本的重要译者，也是毕二十年之功研究《金瓶梅》的权威汉学家，他以众多颇具新意的研究观点，以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将法国的《金瓶梅》研究推向全新的高度，不仅使法国的《金瓶梅》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也为国际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②③④ 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⑤⑥ [法]雷威安：《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中外文学》1980年8卷第12期。

　　⑦14 André Lévy. Dictionnaire de litterature chino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94， p.142.

　　⑧⑨⑩11 [法]雷威安：《评〈金瓶梅〉的艺术》，《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10期。

　　12 André Lévy. Le conte en langue vulgaire du XVIIe siec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81， p.432-433.

　　13 André Lévy. trans， Fleur en Fiole dOr. Paris： Gallimard， 1985， xiv.

　　151617 André Lévy. Perspectives on the Jin Ping Mei---Comment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Jin Ping Mei Conference. Bloomingto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 1986，Vol.8， No.1/2： 1-6， 3.

　　18 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第2期。

　　19 [法]雷威安：《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接受——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一席谈》，钱林森、傅绍梅译，《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