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平

　　摘 要：学者作自传，阅历丰富、思想严谨者，多在自我表述中传达对时代的独到剖析;其擅长“介入现实”而成就卓著者，更在表述自我、剖析时代之余“规划”世界的未来。吴家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在学科不同，致力领域各异，却同以改变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东西方文化关系为方向，两人各自的探索呈相向而行之势。两位学者有意将毕生不倦开拓的经验、“秘诀”写入自传，其“跨国者”的开阔眼界、多重视点与清晰的目的性与价值感，在当代尤其富有及时性、建设性。

　　关键词：吴家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家玮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82-08

　　物理学家、高校管理专家吴家玮（1937-）的四卷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2007）、《洋墨水》（2010）、《红墨水》（2016）、《玻璃天花板》（2016）与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的《椰壳碗外的人生》（日文版2009，英文版2016，中文版2018），这两部自传体量不同、风格各异，理路却高度神似：都将个体的人生事业放在现当代国际关系的大历史中剖析;都着重分说当代美国大学的学科建制与运作机理，直言其大小变动背后的政治因素;都细节化地回顾了“当代”的生成性;尤其重要的是，两位学者都立意为“后来人”写作，“现身说法”、发出倡言，追昔抚今，而着眼未来。如是种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吴家玮的写作首先面向留美青年一代，强调：当今“海归”既应当为中国“带回新的学识和经验，为亲人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又应当自觉建设中美关系，“尽力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携手为国与国间的和谐并进而努力”;想永居美国的华人，则必须“深入了解美国的文化和习俗、美国人的心理和性格，把根栽入這块土地，以此为家;这样才能克服歧视，真正当家作主”。①安德森作为跨界研究大家，将目光聚焦于当代人文社科学者的一种思想现状：“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②他的呼吁对象是全球范围内尚未被“专业”固化的年轻学者：“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③

　　如上两种倡言，前者强调华人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广阔前景，后者呼吁各国青年学者突破“专业”为名的画地为牢，探索无界的真实世界。二者皆由真问题探求真理，皆听似纯粹理想主义的高论奢谈，却又皆实为两位学者毕生实践的心得精粹——作为“跨国”的成功者，或曰成功的“跨国者”，吴家玮与安德森的自叙皆以“史”见长，而以“识”出新：密集又多样的信息、独到又透彻的见解，使得这两部回忆录脱颖而出，凭着思想、内容的新质性而卓然自立。

　　一、记事辨史：追溯塑造跨国者的现代史机缘与跨文化机制

　　在几层意义上，吴家玮与安德森都是同代人，所在的历史时空有实质性交叠：论出生年代，前者生于1937年，后者生于1936年;都生于中国，都因日本侵华而经历人生最初的颠沛流离，离开出生之地;都就职、得志于二战后的美国学术界;尽管两人国族身份、迁徙机缘、迁移轨迹、成长背景、专治学科都不相同，但回顾人生，都有一份明确的“在途”感：“其实我们这代人，上半生漂泊不已，真不敢说哪儿是‘乡。”（吴家玮）④“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东南亚的经历。”（安德森）⑤这正是一生与“大时代”辗转同行者的深切体会。

　　（一）跨国人生的历史成因：国际政治气候、国家政策与学科使命

　　20世纪变乱频仍，国际秩序风云变幻、大国命运兴衰升降，跨国人物的个人史中，“大时代”印记来得尤其丰富、密集;吴家玮、安德森各自回顾人生、分析际遇中的时代因素，都充分表露出兼揽历史知识与政治眼界的智识自觉。

　　安德森从国际关系史与传媒史的双重角度定义自己的“幸运”：“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⑥这是强调信息环境对个体文化品格的“定位”效果。

　　对“区域研究”（areastudies）的学术之路，安德森则追溯到他对爱尔兰与英帝国间复杂纠葛的生命记忆（思想背景），与二战后美国新霸权地位的确立（学科建制背景）：“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于政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是关于依然被理解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不止学科建制，区域研究的学科重点同样“反映了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政治学变得非常重要，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然后是人类学（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非常感兴趣）和近代史。”⑦换句话说，安德森对东南亚国家的田野调查追求人文性和开放性，他的立意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美国当时亚洲政策“战略需要”的实用主义思维。

　　吴家玮的职业际遇与安德森类似，都有“国际”背景，同时受美国国策直接影响。回顾五六十年代台、港“学留”的处境，他坦言那一代中国留学生是“注定流落的一群”：“美国政府要求香港来的留学生拿台湾当局签发的‘中华民国护照，但是他们没有台湾的居民资格，毕业后根本去不了台湾。”“台湾那时经济不好，政治上又实施戒严（军事管制）。即使来自台湾，也不愿意回去。”香港“殖民统治者跋扈而腐败”，大陆则是“局面乱，经济惨”。⑧在港的父母希望移民美国、一再敦促，又有受雇于孟山都公司的机缘凑巧，吴家玮获得了优先申请居留的名额（1965年新的移民法案通过前，美国每年提供给中国移民的绿卡配额只有105人），作为1962年4月1日之前在雇主申请下获得“第一优先”的特殊人才，在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推动通过的一条过渡性移民法案的支持下获得“绿卡”。

　　另一方面，虽自谦是出于偷懒（本欲攻读土木工程，但因需再花两三年完成许多“听都没听见过的”必修课而放弃）、实用（物理系研究生可免学费且有助学金）的考虑而继续攻读物理学，吴家玮恰恰乘上了“时代的东风”：美苏争霸的大气候下，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上天，素来轻视苏联科技水平的美国政府震惊之余急速加大科研投入，“全美各地的大学接受号召，获颁大量经费，纷纷扩大物理系，增收博士生。”⑨吴家玮日后能够从教授、系主任走向校长之职，除了他个人的才干、学界的认可及20世纪80年代加州崇尚多元文化的社会风气，物理系在美国高校系统中多年来的“战略地位”亦有不可或缺的权重。历数当年美国最知名的华人学者，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直到吴家玮（此亦1984年10月邓小平访美、与在美华人学者会面握手时的排序）都是物理学家。这正是国策造就人生际遇的同一类典型。

　　（二）“跨国”经验：跨文化的成长记忆、知识构建与问题意识

　　物理时空的跨国移转、多国的日常生活经验，乃至专业的精深训练，皆不自然造就“跨国者”;长期自觉浸润于“异国”文化到形成质变、超越现有的霸权文化格局看问题，才是跨国者之为跨国者的本质特征。吴家玮与安德森一中一西，他们的跨国人生构成了方向相对、相映成趣的两个例证。

　　《椰壳碗外的人生》提供的是一个“走出西方”的生动例子。安德森自称，他作《想象的共同体》，是有意“以挖苦、讽刺、含沙射影的方式倒出”对“英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依然历历在目的一些愤怒”;这一义愤之情可追溯到他求学剑桥期间——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安德森目睹“英国校园恶霸”（大多是运动员）高唱着《天佑女王》，暴力驱散在校园里进行抗议演说的印度、锡兰留学生。“我未假思索便试图介入去帮助他们，不料我的眼镜却被人从脸上抓了下来，打碎在烂泥之中。”“我一生从未如此生气过。”⑩

　　将政治道义投向“本民族”之外，并不是“普世”现象;安德森当时挺身而出，学者生涯又“被马克思主义和非欧洲反殖民民族主义吸引”、善于跳出西方视角看待问题，实有深刻、丰富的跨国体验作为情感与认识的基础。

　　首先，作为出身中产家庭、拥有文化自觉的爱尔兰人，安德森具备抗拒大英帝国心态支配的“文化基因”;在教育经历上，虽然他考入的是英国教育系统顶级的伊顿公学，但作为为数甚少的“奖学金男孩”，他在形式上（来自学校管理）与实质上（来自智识的自信与自尊）都与“绝大多数学生”——“来自英国贵族和富商巨贾或者金融大鳄家庭”及“来自前殖民地和现保护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高度对立。11青年安德森选择爱尔兰而不是英国国籍（弟妹都选择保留英国国籍），12既是左翼情感的表达，也是传承爱尔兰家系的责任感使然。

　　进而，安德森“越界”（“beyondboundaries”，取回忆录原题），还有一种更“小众”，更深厚又实在的文化基础，那就是他跨国的成长历程——“在东方”的生活经验、情感经验及阅读经验：出生在昆明，毕生第一个好友是“一个两岁左右的漂亮中国小姑娘”;家中保姆来自越南，“说的第一个词是越南语，而不是英语。”搬回爱尔兰之后，家中“吃米饭多过吃民族食品土豆。我们吃鱼和吃肉一样频繁，……家里满是中国的书卷、图画、布料和服装，我们经常为了好玩而穿中国服装”。如此“家风”，与当时大多数暂居过东方的西方人迥然有别。“我记得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读过父亲收藏的由亚瑟·威利翻译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痴如醉。”13——不守陈规的父母、珍视中国记忆的家庭氛围，给了安德森“走出西方”的“高起点”。他不将“棕色皮肤”“身体瘦小”的异族人视为“他者”，实有其文化必然性。

　　吴家玮则是从中国“走进美国”的生动例子。未成年即进入肯塔基州求学，他在“全浸”于美国“深南”地方文化的青春岁月里，早早产生了“走进美国”的跨国自觉。

　　在吴家玮形成自身美国观的过程中，冷静的审视、分析与深挚的怀恋、感知齐头并进：初到贵境就体会到“种族隔离政策向小青年投下了名片。虽然我的肤色不在被隔离之列。”14从此开启对美国种族主义传统的持续分析;在与当地同学的亲密相处中（校园生活、假期寄住），不断体悟美国同龄青年的风尚和思维;15以传播中国正面形象为题的公共演讲得到校方支持、小镇居民欢迎，与“异国”沟通、为祖国代言的经验与自信因而与日俱增：如是种种，共同构成了吴家玮“扎根美国”的正面态度16。

　　吴家玮有意将大半生“美国经验”传授给当代青年，因此，对于接触、认识、理解“美国人思维”的角度、方法、过程，尤其要言不烦，回忆录也就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科普”气息：美国人的“爱国”、美国人的宗教虔诚、美国人的“酷爱自由”、美国人的“标榜民主”、美国人的崇尚自立、互助精神与乐施传统……以及这种种现象之间的自我矛盾与似是而非。话题似不新鲜，但绝无“注水”，总是以生动、丰富的细节导出扼要的申论，引导读者总体地、全局地认识美国文明，尽显“教书匠”的功底、本色。

　　与安德森立足当前而回顾、综论美国对非西方国家的控制、东南亚的民族斗争及美国高校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化的得失相类似，吴家玮以自己的故事串起各色“美国”画面，也是站在21世纪的当下提出问题、展开写作。他自陈写作目的，直言当代中国青少年（包括研究生、大学生和高中生）的美国观是一种“课堂教育—社会传媒”的断裂结构：课堂知识失于抽象宏观;有关美国的“课外知识”中，大量生动、鲜明、“真实”的印象细节，“来源不是好莱坞式的电影电视，就是华盛顿式的政客发言。此外还有大量网上传来的偏激之言。”无意有意的误导成分不少。正是因此，尽管“[中国青年]的国际视野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关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头脑中的有效知识却极为匮乏，“即使一些英文流利得带上了洛杉矶口音的同学，对美国人民的了解还是非常片面的。”17

　　对如上状况，吴家玮深深担忧：“等上十几、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力量很可能还要翻上两番。”今天的青年届时将成为社会主力，他们的“美国观”、“他们在成长时期，对别人的文化思维所知是否正确”，18将对中国的国家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去向发生实在的作用。吴家玮着眼于当代青年的知识水準对于国家、国际命运的影响，这一抬升“知识底线”的文化政治思路，与安德森所在学派的精神宗旨遥遥相对：“政策的愚蠢和暴力是源自于简单的无知。因此，[卡欣]（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创始人，安德森的老师和榜样）认为本专业的任务之一是启蒙政府。”19

　　自下而上、“全民性”地抬升国家的知识水准，或是直接影响政府、自上而下地导引国民思想，无论采取何种路径，能否主动、深入、客观地认识其他国家、民族，突破“凝视他者”的习见，才是大国成其为大国的文化能力与文明水平的本质考验。美国外交历来以政治、军事、经济利益为指针的封闭视野与功利思维，使得它在霸权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国要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各国家、民族间尊重、协同、相互学习的国际新风气，不仅在价值立意上要以美为鉴、以美为戒，更需在信息、“知识”的自主获取上补足功夫，独立、完整地把握“中美关系”的历史文化全貌，才可能走出西方话语的无意识浸润。在这层意义上，对当代东西方关系既有格局之运作的生动观察，以及其中贯彻的建言、导引意识，是《吴家玮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两书述史、谈史的最为可观之处。

　　二、传情达识：铺陈跨国者的通脱知识与新鲜话语

　　吴家玮、安德森作回忆录都以“情笔”见长。二人皆以谦逊、好奇、探索、感恩的态度回顾人生事业，回忆亲人、同事、朋友、学生;字里行间，处处流露明朗、热情乃至快乐，极富人情味与个人特色;对事实、“内情”的细致说明，时时穿插扼要、积极的见解，从知人论世到专业“科普”，写得“多情”之极。如此见事又见人的通脱视野，筑基于两位学者丰厚的知识、生动的记忆，展现为他们令人信服的思考，并最终导出为他们笔下从心所欲、自成格局的第一手新鲜话语：自由出入于“宏大叙事”，运思于当今世界之全局，直指问题、直陈己见，不避“嫌疑”、不惧“标签”，性格十足又全无“个人”回忆录的“自恋”之气，令人不禁感叹，“跨国者”几乎可说是一“新物种”，所思所行皆出人意表，别开生面。

　　（一）“中国心”：一种跨国的价值认同格局

　　单论讲“美国故事”，吴家玮回忆录“仅仅”是情感丰沛、笔调风趣、内容丰富独特、思考深入;他对“身份问题”的正面处理，才称得上是独标一帜，平中见奇。

　　回顾在美的33年，吴家玮自认与同代华人移民相比“实在很美国化”：他自言深爱美国的自然景色、音乐、体育，懂美国的政治、宗教，接受其生活习惯;会听、会讲美式笑话;自谦性格不懂得婉转，遇事不在乎争论，等等。他将美国饱含深情地称为“新家”，自述50岁离美赴港是“连根拔起”。同时，吴家玮又热烈赞同周恩来总理“海外移民该把祖国视为娘家”的主张，引美国犹太人为范例，强调“在国外落地生根非但不需疏离娘家，反能成为加强两国长久关系的最佳桥梁”。20

　　放在美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娘家—婆家”论与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泛滥不休的排华论可谓针锋相对。这是以姻亲的对等关系对抗美国东方主义对华人“外人”、“劣等人种”的歧视定位，强调华人做“美国人”的平等资格。另一方面，借美国力量立国的以色列、“流散”传统下有着千年西方生活史的犹太人，与中国/华人这一“美国的他者”毕竟不能简单类比。吴家玮当然并不幼稚。他倡言平等，也坦承现实：“你愿意[植根于彼]，人家就会全盘接受你吗？我没答案。”21——美国大学校长的辞令功夫，也穿不透美国东方主义“语言的铁幕”。

　　正视美国排华主义的根由、历史、形式与现状，是当代中国人提升“美国观”水平的必修一课。对于亲历的排华“小动作”，吴家玮在回忆录中点到为止，不讳莫如深，也不诉苦说屈：在“铁幕”的这一边发声，自有一番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吴家玮的“中国心”叙事，决不能庸俗地解释为他自感在美国“不受接纳”，故而大谈民族自尊心以“疗伤”。应当说，吴家玮谈论他毕生奉行的“中国价值观”，是在直抒自豪感之余还故作谦虚，因而更显骄傲;他为人、处世、做事的经验之谈，颇有以身垂范、诉诸当代中国青年品格修养的“泛德育”意味。

　　吴家玮自认身为“中国人”的典型品格主要包括：节俭（“大概早已让儒家教诲钻进入了基因，至今还改不了过分俭省的习惯”22）、厚道（“先替旁人想、再替自己想，没做错吧？”“看来孔夫子的血早已流淌于中国人的血管里”23）、感恩守诺（“好像血管里淌的还是孔老二的血”24）、不懂得“顺水推舟敲一笔”（“大概又是孔老二在我血脉里作祟，这次却连华人朋友都笑我‘迂过了头。”25）、尊师（被导师认可为“同事”后仍自白“一辈子是他的学生”26）、教育子女“以和为贵”、“不愿他们染上你争我夺的美国个人主义”。27吴夫人罗永清亦极珍视“中国人”形象，租住房子必精心保护所有家具，过后又必接连打扫三四日，引得房东上门道谢。28这些“德育故事”时时暗指当代留美学生的不足之处，可谓循循善诱。

　　吴家玮的“中国心”自然不止于个人修养。按他的表述，“中国心”本就是一种将个人与民族—国家—世界的当代全局直接联结在一起的鲜活理念。具体到人生历程，他的“中国心”由近现代中国（从上海到香港）的学校教育筑基，在留学所遇的种种激刺下持续活跃，经由美国华人的社群生活、政治生活而臻于成熟，“心怀世界”一步接一步地具体落于实际行动之中。更确切地说，吴家玮的“中国心”不是“家国旧梦”“创伤”“情结”之类的情感化石，而是在跨国、越界的历程中演进、成熟、扩大的活的存在，是开拓、实干的动力源泉。

　　吴家玮对自身思想历程的分析散落在多卷回忆录的不同章节中。小学时代在上海“看的尽是些历史故事和旧小说，弄得一脑子都是儒家教条和封建思想”;29少年时代到了香港，被英国水兵随意殴打香港百姓的场面深深刺激，30父亲又“民族意识特强”，“要把儿子‘送给殖民主义者、接受他们的熏陶，说什么也不干”，于是安排吴家玮就读于殖民地文教系统边缘、毕业生升学就业都受歧视的培正中学。

　　据吴家玮自述，当年香港的国文教育虽居边缘，却扎实有力：“培正的教诲深深进入了我的脑髓和血液，让我一辈子以当上不折不扣的中华儿女感到自傲。说也奇怪：人有了根，就增強了自信，反而更能接受国际化和全球化，同时堂堂正正地当上世界公民。”31这一立论主张“中国心”对“国际化”的正向作用，对美国排华论素来宣扬的“中国文化保守排外”提出了生动的反证，也与“高等华人”个人主义的美国化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华人身份、中国文化被高度政治化的美国社会语境中，没有清晰的政治头脑、成熟的政治素养，很难跳出美国族裔政治的基本概念与逻辑框架，突破“身份问题”的话语系统与思维定势：每一代美国华人都不免在“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的单选题里纠缠不清。吴家玮则以其“美国化”程度之深而直言“作为中国人自傲、自信、自立、自卫”、坦然面对美国华人圈给他贴上的“左派”“亲共”标签，对“这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认同。如斯从容，由何而来？

　　吴家玮的“中国心”所向，经历了从“中华民国”移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探寻过程：基于怀念故乡的“忆根”之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密切关注两岸三地现状、与几位留学精英一道倡导在美华人“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美国）大合作，是为其观念基础;作为香港背景的留学生，主动接受台湾留学生前辈精英的政治影响，经“‘钓鱼台运动洗礼”提升了政治觉悟，是为其具体理念;1970年，“在离开香港15年后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去台湾访学两个月，亲历当地的崇外心态，痛感“给我们喝奶水长大的中华民国，在自己土地上都已淡出”，32原有的国家认同归于“破灭”，才入籍美国;“乒乓外交”后，大陆学者开始访美，触动了“寻根”的念头和契机;1976年到上海、北京“追根”;1978年趁学术休假到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促成“访问学者”制度;1988年，因预判香港回归后需转型、发展高科技，而接受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职务委任，最终“归根”。

　　《洋墨水》封面印有“老海归留美4部曲”字样。“老”与“海归”组合实有新意：吴家玮归国，既如“老华侨”般抱着深厚的民族感情与使命感，又如“海归”这个21世纪之初流行的新词所示的，是新世纪里归国寻求更好发展的大潮流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吴家玮“回归祖国”，绝非“弃美取中”、“非美即中”：高度的美国化与强烈的“中国心”并行不悖，不仅担当中美互益合作的桥梁，还要为中美共同的未来开拓道路，这才是吴家玮的“跨国”格局，与前文所述他对新一代留美华人的双向期待完全契合。

　　篇幅所限，上述“大事记”无法充分概括吴家玮决定“海归”的全部思考，却足以呈显：在吴家玮身上，“中国心”也表达为成熟、独立的政治思考。他坦然剖析自身对“中国”的多重认同，将“中国心”作为一生精进的底气和滋养，无论是在冷战时代的美国，还是在回归后的香港，都毫不畏惧“亲共”“左派”或“亲中”的“嫌疑”乃至“罪名”，“该做的做。”33

　　也是秉持纯正、炽烈的“中国心”——一颗公心，吴家玮在回忆录中对多年来接触到的部分国内官员（包括“最高学府”校长、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多次批评，对留恋殖民时代的香港人的唯利是图、缺乏远见、抱残守缺，也是直言不讳、扼腕叹息。仍是出于公心，“海归”后的吴家玮在工作中又不畏“亲美”标签，秉持成熟的全局观，就事论事，始终坚持发挥正面作用。强烈、鲜明的价值自信，正是他职业生涯中一直活跃大胆、灵活务实又锐意进取的作风依据。

　　（二）翻出“椰壳碗”：民族主义—国际主义vs殖民主义—霸权主义

　　吴家玮写回忆录是“自拟题目”，花费十年功夫，动用多年工作笔记;安德森撰写回忆录，则缘起于2003年日本NTT出版公司的远藤千惠（Endo Chiho）编辑针对当代日本青年学生的知识现状（“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时代语境，几乎一无所知”）而发的选题，接受了好友日本京都大学加藤刚（Kato Tsuyoshi）教授的极力敦促（“诸多日本学生和老师因为不太了解英语、法语、汉语等语言，对国外學术几乎一无所知。教授们也对学生采取家长制的态度，使得年轻人不必要地胆怯。”34）与一再说服。参照两位日本友人拟定的大纲写作，安德森既充分满足了选题的现实针对性——向日本青年和盘托出美国学界“内情”、直接祛魅，又以创新的语言，冲击由美国传导向全世界的学术体制，有力解构“主流”叙事对“边缘”的再度边缘化，为世界范围内的青年学者示范了由“越界”而达前沿、揽全局的进取境界。

　　作为出身西方、古典学基础扎实的政治学家，安德森既剖白自身“越界”、“挑衅主流”的政治理念与知识依据，又发出击破西方文化霸权体系的新理念、新话语，可谓是有破有立。

　　所“破”者，首先就是身份政治理论所难以真正解构的“纯种”优越感：“在加利福尼亚，我曾因我的英国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曾因我的美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腔被人嘲笑。”今天仍有许多人将这种“备受嘲笑”的处境解读为“一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安德森却直言夸耀他享受“位处边缘的有益感觉”，说它意味着“拥有多重依恋，对爱尔兰、对英格兰（某些方面），以及通过文学和电影对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尤以日本为典型）;出于优异的人文素养，他“很容易便通过语言深深地喜欢上了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35如此理直气壮又别出心裁的“炫耀”以立论代替反驳，“一步到位”，比之细密又拘谨、讲究又拘泥的学理论证，“概念植入”的效果更加强烈。

　　值得指出的是，安德森如此写法，并非单纯发挥回忆录的文体自由度，而是在以更灵活的风格拓张学术遗产，“示范”新的学术文体、文风。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安德森提出，与当代世界现状相称的理想学术文体应当是“一种新的叙事结构，它更像报纸连载小说的结构，而不是像一般类型的学术型历史著作。读者受邀在那不勒斯、东京、马尼拉、巴塞罗那、巴黎、里约热内卢、布鲁塞尔、圣彼得堡、坦帕和伦敦之间来回跳动。其重点是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激进主义相联系的当代学问、交流和协调”。36这一高度神似后现代派小说风格的写作理念，是安德森对全球文化传播的不良现状——“退化的（美国）英语对全球的支配”，与人文学术界的陈腐文风（他嘲之为“中国裹脚”）——“[学者]有意无意地被鼓励使用一种单调文体，经常比他们读中学或者本科时所使用的糟糕得多。很多人继续这样写作，直到退休”37——的双重击破。深感当代学术话语之枯窘而另辟蹊径、借“创意写作”革新语言，这一“破”是点到为止，且待后来人接力。

　　前文已论及，对于受西方殖民压迫的国家、人民，安德森怀有超越国际等级秩序的关怀;当涉及他做过田野调查、怀有“情感依附”的东南亚国家，“立新破旧”的神来之笔自然更要大书特书。安德森故弄玄虚地自称“为印度尼西亚语言做出了无关紧要但持久的贡献”：1962-63年间，他提出用“白化病的”（bulai，bulé）一词指称“白人”的肤色，去替换“直译”自西方语言的“白色的”（putih）一词;“渐渐地，它传到了报纸和杂志上，直到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十多年后终令西方学者一尝“种族歧视”的滋味。38

　　青年安德森如此“搅局”，只是不愿作为“白人”而被称为“老爷”（tuan，荷兰殖民者要求印尼人对西方人作的敬称）——结合了情感认同的平等觉悟，经由高妙的语感，转化、落实为对抗、消解西方殖民话语秩序的语言创新。这与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一字一字地改变世界”的写作议程遥相应和。

　　一字一句的小小改动，最见独门功夫。统摄于左翼色彩的情志，安德森通脱的知识框架、精深的语言素养、敏锐的文化嗅觉与良好的艺术情趣，聚合表达为他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田野调查的透彻目光与学习心态：“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39惟其如此，安德森才能够“看到”非西方国家、民族的政治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将“反殖民民族主义”与西方历史经验中的民族主义清醒地区分开来，并从西方话语阵营内部，展开挑衅殖民主义文化等级的话语实践：“把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称作‘克里奥尔人，好像他们仅仅是美国边界以南随处可见的模式的延伸，以及认为西蒙·玻利瓦尔是一个比乔治·华盛顿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我喜欢期待这样做所激起的恼怒。”40

　　也正是基于对东南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历程、具体内容的完整考察，安德森进一步对目前仍然极为强大的传统观念——将民族主义与其他“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在性质、形式上等量齐观——提出直接挑战;他质疑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截然对立起来观念，41提示年轻学者们去探究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42从而真正超越一切地方主义的局限，扎实探索“精致且严肃地调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解放的可能性”。43

　　健康的民族主义与自觉的国际主义可以彼此配合、“协同作战”——笔者认为，这是安德森对于“解放”之道的总体展望，“解放”又是他对当代学者（不限于政治学区域研究）治学目的的基本主张。“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的框架构想，凝聚了安德森毕生“越界”、走出“西方”的探求所得。作为立论它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来得过于简洁（只在序言、终章的结尾处各提一句），但笔者认为，安德森在回忆录中对学术界“专业化”现状的具体批评、对学者治学之应然状态的热情倡言，都是为这一构想而提的“需求设计”。

　　运用学术界惯例，安德森执“权威”之话语权，极言“学科”“比较”的工具性，破除“专业”的本位假象：“跨学科”并不是什么新方法，只是近几十年来人文学界“为学科而学科”的割据风气窄化了学者的知识视野，浅化了他们的治学理念罢了;“比较”只是一种“话语策略”，而不是编码材料、产生结论的人文公式，其作用仅在于增强论点说服力，而不是得出结论;且做比较研究更应时时警觉自身多方面的局限性（环境、阶级立场、性别、教育水平和类型、年龄和母语等）。44这些看似苛刻的主张，与安德森对学术界陈腐文风的坦率批评一样，都是在揭破“学术”的“专业化”迷彩，直指“目的”之真伪——“精致而严肃地调和”是为了“解放”。安德森呼吁“全世界青蛙”跳出“椰壳碗”、“联合起来”，开启焕然一新的学术局面，其直接效果是取消亚洲人文学术界趋从美国的合法性，本质则是在倡导人文社科研究与当代世界间现有关系的彻底改变。

　　三、跨國：一个有待探究的真命题

　　吴家玮与安德森的精神气质、行事风格，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展现无遗：前者作为资深的高校行政管理专家，始终以活力十足的实干态度，着意说透高校制度设计、组织运作、行政管理的具体问题;后者则以大学者的底气与率性，放言“高校在英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惨状”，谈出意见和主张。

　　另一方面，吴家玮与安德森同为“跨国者”，——不是所有跨出过“国门”者都称得起“跨国者”，恰如“公共知识分子”绝不意味着对当代世界、国际关系有真知灼见——两位“30后”回顾书写人生轨迹，追溯的是同一种极为传统、又颇富当代特色的“精英”模式：与大时代同行，对两种及以上国家文明的社会历史现状，既有长期的第一手生活经验，又有深入、系统的把握、思考，进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建设异种国家文明间平等关系的开拓性工作。今日之“全局”，本已是跨国的格局;吴家玮、安德森所一致具备的运思全局、筹谋未来的开阔格局与务实态度，是总揽当代世界、探求新局面所亟需的“国士”器量之典范。

　　就文化谱系而言，吴家玮和安德森是前全球化—前冷战—“印刷时代”所陶铸的志向、品格的两个精彩实例，生动地对照出近些年来不问政治、自命超脱于民族国家的“世界公民”个人主义精英模式的局限性：后者是商品全球化、消费主义时代、后冷战时代、影像时代的文化产儿，所谈论的“跨国主义”常以个人主义为原点，而处于西方经济学“跨国公司”这一“概念原型”的投射之下（知网中与“跨国”搭配的最高频词汇亦是“公司”），貌似“普适”，其实践则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当超出个人层面，当今中国所面对的“跨国”、以中国为坐标的“跨国”，并非西方话语系统内流通的“跨国”“跨民族”概念所能准确指称。它以“跨文明”“跨东西方”为题中之义，以西方文化霸权、东方主义话语的运作为历史现实语境，而以改变世界当前的传播格局为远期效果。笔者执于“国”字、坚持用“跨国者”一词指称吴家玮、安德森，并非顾虑“跨文明”“跨东西方”的提法有何浮夸之嫌，而是正面强调，现实的国家形态与作为其派生物的外交关系，是民族间、文化间接触绕不开的一个基本维度;对“国家”的概念自觉，对“国情”（包括本国与他国）的立体把握，是吴家玮、安德森的观察、思考独具慧眼而又富于建设性的重要原因——这两位学者的“跨国”，不是营求专属某个“边缘”群体的“第三空间”，而是兼怀多国、兼忧多国，即跨界后仍立足于“国”，有意在国与国的既有结构间搭建新路径、规划新格局，这一行动议程的可行性，已经由两位学者反复实践检验，具有可贵的参考价值。

　　吴家玮、安德森“立言”之外的工夫——宽广的社会阅历、扎实的职业经验、以实际行动谋求改变的思维方式与明确的目的性——使得他们的回忆录成为了两座情感—信念—知识的“富矿”：在两位学者回顾人生、展望未来的文字中，那些表达为、常被理解为“情感”的东西，充分呈露出内部畅达的有机结构，透露出一种作为“知识”的新质：包含了民族自尊心的自我期许，求知的乐趣与成就感，对异国、异文化的探求欲和亲密感，加上对“天下不平事”的历史记忆、现实认识，实在地汇聚为一个热爱人生、热爱事业、热爱创造的“大我”;如此“大我”凭着优长的才干、“幸运”的际遇，怀着对又一国家、又一文化、又一民族的责任感，用新挑战旧，用实干挑战指摘，用雄心宏愿挑战消极无望，担任起国家、文明间的纽带角色——如此一生实干，所得的经验、教训、观点与理念，便是吴家玮、安德森两位学者经由个人回忆录而传达的原初形态的“跨国知识”。这些知识，不单是学术“青蛙”、留学生寻获自身位置的生动参考，也是工具理性过剩而价值理性匮乏的“当代人”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间现有关系的有力启发。

　　①27283032 吴家玮：《红墨水》，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卷首语，第138页，第155-157页，第319页，第186页。

　　②③⑤⑥⑦⑩11121319343536373839404142434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第220页，第204页，第8页，第42-46页，第28页，第20页，第11页，第15-16页，第57页，序言第2页，第32-33页，第142页，第176页，第87-88页，第112页，第140页，第139页，第4页，第220页，第143-144页。

　　④⑧⑨141516171822232425262931 吳家玮：《洋墨水——老海归留美4部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第180页，第99-110页，第52页，第79-89页，第83页，前言第3页，前言第4页，第153页，第155页，第223页，第239页，第330页，第373页，第10页。

　　202133 吴家玮：《玻璃天花板》，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393页，第111页，第32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