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蓓章教授以群体历史心理研究法构建美国亚裔文学“回归叙事”，着眼亚裔跨洋双向位移过程中种族心理、历史书写和记忆作用机制。身为华裔研究者，朱教授格外关注美国语境中的华裔文学研究，提倡华裔文学与美国其他族裔文学的比较阅读，以“相似性”为切入口把握华裔作家与历史和文学潮流的互动，使华裔文学研究获得文化和美学视角之外的生命力。访谈涉及美国亚裔文学叙事技巧、体例取舍、研究方法、历史与记忆作用、种族研究、华裔文学定位、亚裔共同体等具体问题，为拓展中国语境下的华裔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朱蓓章;回归叙事;美国亚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116-07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项目编号：JS-2019-282;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华裔文学回归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417。
作者单位：陈连贵，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朱蓓章（Patricia P. Chu），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英语系。
朱蓓章教授（Patricia P. Chu）是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英语系副主任，长于美国亚裔离散文学、传记文学和文化研究，著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亚美回归叙事中的迁移、忧郁和记忆》（2019），《同化亚洲人：亚裔美国作家的性别策略》（2000）等。朱教授是美国华裔学者，关注美国华人发展状况，注重研究历史和群体心理对现当代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对中美不同语境下的华裔文学研究互鉴具有启示意义。笔者访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之际，就亚裔回归叙事、种族研究、华裔历史心理、华裔文学样式和定位等问题对朱教授進行了访谈。该访谈录英文稿已由朱教授本人确认。
陈（笔者）：中美不同语境中的亚华裔文学研究呈现了不同的关切。您的新作《我未曾到过的地方：亚美回归叙事中的迁移、忧郁和记忆》①从历史心理的角度研究亚裔跨洋叙事，为我们把握华裔文学定位、融合不同语境研究传统提供了启示。
朱（朱蓓章）：作为华裔的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者，我愿意将我的切身感受融入学术研究，使亚裔文学研究有温度、有深度。
一、容闳研究与文学研究方法论
陈：您的新作专章论述了容闳及其回忆录《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容闳并非族裔作家，他更被视作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者。容闳何以成为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的对象？
朱：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亚洲到美洲的单向移民。我在书中着眼于双向迁移和跨洋叙事，特别关注第一代移民及其后裔回归母国时的复杂文化反应。诚然，容闳是公认的改革家，很多研究及其自述均对其政治经历给予关注;他亦有革命的一面，其晚年曾募集资金以推翻清朝统治;他更以倡导现代教育著名，推动了清朝第一批官方赴美留学。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其叙事策略也呼应了许多作家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追求。
陈：是否就是您在书中所提“旅行叙事”和“奴隶叙事”？但问题是，容闳并没有明确表达与这两种叙事的关联，您何以将它们与容闳的经历联系起来？
朱：我理解你的疑虑。洛丽莎（Lisa Lowe）在其作《四大洲的密切联系》②中已就欧、非、亚、美四大洲贸易、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的关联做了详尽且令人信服的解释。欧洲势力或想要殖民，或想与亚洲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要研究容闳的思想，就必须弄清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受教育和阅读情况，旅行和奴隶文学是其重要阅读内容。传教士郭实腊（Karl Gützlaff）的“旅行写作”是切入口。容闳的英语主要习自郭实腊的妻子，尽管此说尚有争议。郭实腊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作家，著作多达80多部并以中、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容闳对其势必有所了解，有理由相信容闳至少读过郭实腊的部分作品。比如说郭实腊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1831、1832、1833年》（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1834），该书收藏于耶鲁大学辩论社“团结兄弟会”（the Brothers in Unity）图书馆，而容闳曾在该馆担任馆员。
1855年，容闳留学归国之后曾到访一个地方，据说总督叶名琛在无可靠证据亦未经合理审判的情况下在那里处决了七万五千名叛乱分子，容闳开始质疑清政府统治。虽在香港谋职律师未果，容闳仍拒绝了洋行买办的工作，就是为外国贸易公司翻译和疏通地方的工作。容闳在其回忆录中并未明确表达对该工作的鄙视，但郭实腊曾为从事鸦片贸易的公司担任买办，容闳此举的原因一下清晰可辨。容闳对其茶叶经销之旅的描述有明显模仿郭实腊“旅行写作”的痕迹。但是，郭实腊鼓励西方人在中国自由行动、开展贸易，不必顾虑中国当局的规定，容闳则对此表示谴责。
至于“奴隶叙事”，乍一听似乎关系更为疏远。我并不是说容闳得写非洲奴隶贸易的细节，如艾奎诺（Olaudah Equiano）或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的奴隶叙事。但是，容闳的确将中国苦力与非洲黑奴作比，两者有被囚禁、绑架、船运、贩作劳工和残酷环境劳作等类似境遇。宽泛地说，容闳的“世界主体”（global subject）意识与艾奎诺的“英国公民”和“真正人类”（true human being）意识的逻辑是相呼应的。容闳采纳了奴隶叙事“自力更生”、“信仰基督教”、“尊重女性”、“受教育、有教养”、“有商业头脑、经济有为”等基本思想。叙事手段与叙事目标是紧密相关的。修辞“相似性”不容忽视。鉴于道格拉斯的影响力和容闳的受教育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容闳阅读过他的作品。容闳对其教育理想与中国现状的反差沮丧的描述则直接呼应了道格拉斯的奴隶叙事。当然，当有（作品的）直接陈述或清晰呼应为验证，这种推测就会很有说服力。读者应放宽论证标准，不能忽视修辞“相似性”。
陈：这种学术创新很令人佩服，这种文学研究方法也让人大开眼界。
朱：文学研究需要一些想象。我要强调的是，容闳没有忽略对美国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写作传统。他与旅行叙事和奴隶叙事的传统开展对话。这种对话有时非常隐蔽，但作为学者，我们应该追溯并阐释这样的对话。
二、美国亚裔文学体例与记忆研究
陈：容闳的回忆录有两个中文译本，很有意思的是，它们被分别译为《西学东渐记》（1981）和《容闳回忆录》（2012），两个译本的名称体现了历史/宏观和心理/微观的不同视角。在提到自传和回忆录的差异时，您似乎同意莱科（Julie Rak）的观点，认为回忆录“聚焦人们生活中较少被承认的方面……以‘语言密度（density of language）和写作过程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为特征”③，您借此定义“家庭回忆录”这一文类。这样看来，《容闳回忆录》的译本名并无不妥，（但容闳此作又带有明显的自传风格）。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两种体例的区别？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亚/华裔文学研究中的自传或回忆录写作传统？
朱：在我看来，自传更是一个公共文书，经常采用线性陈述的方式勾勒家族谱系，讲述童年经历、教育情况，公开成就并于传主去世前终止。回忆录是更为内在的个体经验，陈述方式不一定是线性的。回忆录追溯记忆的曲折经历。前者更关注外部世界，而后者更关注内在经验。
陈：这是否意味着自传因更符合事实而比回忆录更加可信？
朱：自传与回忆录的书写目的常常是不同的。我不认为自传比回忆录更可信，但是前者历史性更强，也更易于验证。精神病学家、大屠杀作家多里·劳伯（Dori Laub）曾写到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回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次起义，她看到四座烟囱处于大火之中。历史学家们对此质疑，称只有一座烟囱被损毁，并非四座，且那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劳伯采访了那位幸存者后坚称，“她要证明的不是烟囱的实际数量，而是抗争的事实，对冲破死亡的牢笼而生存的渴望”④。在劳伯看来，烟囱的数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言说者的经验记忆——通过回忆，在脑海中重新经历那次反抗的成功时刻，挑战奥斯维辛叙事的压迫“框架”。这是只有见证者才能述说的;如果没有直接的见证者，则必须发挥身为创作者的想象。自传作家固然应该仔细核查事实，但若历史记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呢？我书中所论郑霭龄（Denise Chong）祖父母的情况便是一例⑤。
陈：似乎记忆可以比事实更有作用。
朱：的确，很多美国亚裔作家都是从写关于家族历史的小说开始的。他们本意可能并非将家族细节公之于众，而只是想象对家族历史的参与。汤亭亭《女勇士》第一章“无名妇人”便是一例⑥。叙述者姑姑姓名、如何怀孕都没有记录;学者们甚至怀疑其存在与否。但汤亭亭意在深入这一人物，寻找该女子怀孕的原委、如何因此给家庭招来村民的攻击，及至該故事本身的问题。尽管汤亭亭最终只能诉诸猜测，但我们丝毫不能因此否认她作品的价值。
陈：我同意。汤亭亭的这一努力其实是对美国历史宏大叙事的补足。说到《女勇士》，您如何看待该作品在文学样式归类上的争议？
朱：《女勇士》是克诺夫出版社以回忆录出版的。出版商认为（亚裔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若是自传会比小说更畅销。赵健秀及其同僚称当时的白人出版商和批评家认为美国亚裔不会创作艺术作品，只能够撰写人种志报告，正如黄玉雪以人种志自传《华女阿五》（Jade Snow Wong， 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50）获得成功那样。汤亭亭称其写作是虚构性的，但其框架逻辑却是自传性的。她以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说话，将该文学人物称为故事的“叙事女孩”，探寻她作为女性在美国华裔文化中的位置。因此，出版社将其定位为回忆录也无可厚非。
除了出版商的商业考量，也应考虑接受的历史。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白人读者倾向于将所有美国亚裔文学视为“非虚构”作品。美国亚裔作家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面对出版商对美国亚裔相关虚构作品的拒斥。徐忠雄在访谈中说出版商曾鼓励他将一部已完成的关于华裔家庭的小说改掉。那位出版商明确表示如果给他们一部关于白人家庭的类似小说，他们就会出版。他拒绝了。小说家格罗丽娅·哈恩（Gloria Hahn）以金罗扬（Kim Ronyoung）为笔名出版了一部根据她父母的移民经历所写的小说《土墙》（Clay Walls， Sag Harbor， New York： Permanent Press， 1987）。她的女儿透露，其母曾不得不在小出版社和大出版社之间做选择。最终的选择是前者，因为她想更加自主地讲述父母的故事。《土墙》是第一部以英语出版的美国朝鲜裔小说，将被流放的朝鲜人的美国生活与他们在日据时期的经历联系起来。该主题选择非常有意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回归修辞”
陈：出于各自不同的情况，作家们的选择也会不同。我们回到您对“回归”的关切上。在我看来，对美国亚裔群体来说，“回归”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是所谓“故乡”的存在。您是亚裔文学研究的学者，本身也是华裔，您如何理解“故乡”这一概念？您的理解是否具有代表性？
朱：“故乡”一说似乎与我相距甚远，因为我并没有对生长城市的特殊依恋感。我出生于纽黑文，在匹兹堡生活16年。匹兹堡固然很好，但我离开这座城市时心中却是喜悦和兴奋，感觉生活会大有不同。大学毕业后，我又在纽约生活了10年。这些城市于我而言都不是故乡。原则上说，故乡是人们长大成人的地方，但就我而言，离家才能真正成长。
陈：您的例子似乎能够说明在美国语境中，“流动性”对华裔群体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主题一些学者如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有专门研究⑦。
朱：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故乡其实就是祖辈生活的地方。但若只是拜访过祖居地一次、一天，此地于我何以称为故乡？中国人理解的“故乡”概念，对那些生长于美国的人而言并非同义。我到我母亲的故乡杭州的次数稍微多些，但我50岁之后方得机会拜访此地，何谈感情上的依恋？
陈：您能借此谈谈您对“离散”的理解吗？
朱：“离散”这一概念意味着对移出地的强烈意识和认同，正如我的父母虽久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在此生养子女，但内里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于我当然很重要，但我不会说我与他们一样处于离散状态，因为作为一名“ABC”（在美出生的华人），我一直是一名美国人。我用英语思维，我的中文水平一般。语言障碍使我无法真正进入中国文化;但回到中国，我能感受到感情的联结。理智告诉我我只是客人，但感情上我有回家的感觉。
陈：我们看到，许多美国亚裔文学学者是具有亚洲血统的，这显然不能简单用“学术兴趣”解释。亚裔研究者是否与亚裔作家一样，努力促成一个共同体以表达种族关切？
朱：这是肯定的。美国亚裔研究始自加州的美籍亚裔人士，他们要建立一个被认可的传统。美国亚裔研究自发端便是政治性的，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的政治申索。在文学层面，早期学者们为亚裔作家文学价值的认可奔走呼告。从跨学科研究视角看，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区活动者、新闻从业人员等群体一直是呼吁社会正义的积极力量。
陈：您以“回归修辞”（Trope of Return）构建回归叙事，将与回归相关的历史和情感整合入一种特殊文学样式中。您能否对这个“修辞”做进一步解释？回归叙事研究的对象是否一定是移民及其后代的“事实回归”或“象征回归”⑧？
朱：这里的“修辞”可以是人的情感隐喻，也可以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思想或行动。很多作品中的“回归亚洲”只是人物的想象，回归行为不一定真实发生。这种场景的频繁出现表明了回归修辞在亚裔想象中的中心地位。不过，我在书中暂限于实际发生的亚洲之旅，包括一代移民的“事实回归”及其后代的“象征回归”（即对亚洲的首次造访）。亚裔文学向来关注移民和同化问题，但我认为不能只关注单向迁移。庞大的回归群体何以被忽视？还有那些在亚洲和美洲来回迁移的人。亚裔文学不应只着眼美国，亚裔群体身份建构所依赖的亚洲家族经验和历史是不能忽视的。这是对亚裔文学研究的纠偏，传统研究过于强调“美国性”（Americanness）和“真确性”（authenticity）。“真确性”这一概念是具有复杂性的，从90年代对“真确性”的大讨论及洛伊丝·山中（Lois Ann Yamanaka）小说《悬梁布鲁》（Blu's Hanging， 1997）引起的争议可见一斑。文学不应该局限于正面的呈现;成功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视野开阔的，不仅关注作者和出版商所看重的中心人物，亦关注处于边缘的人物。视野是否开阔是评判小说家是否伟大的重要标准。
四、“忧郁”情感结构与种族历史书写
陈：“种族忧郁”是您构建回归叙事的基本理论概念。如果细细追溯，这一概念涉及许多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您从郑安琳（Anne Anlin Cheng）、伍德堯（David L. Eng）和韩信熙（Shinhee Han）等学者的论述发展而来的理论视角对研究种族心理、开展文学批评具有重要意义。您同意伍德尧和韩信熙在“种族忧郁”研究上的“非病态情感结构”说⑨。早期美国亚裔文学常呈现亚裔群体逆境求生和缺少话语权的忧郁历史，但当华裔与其他族裔在美国得以发声、许多新族裔作家获得成功时，您是否还认为“种族忧郁”是族裔群体无法摆脱的困境？
朱：“种族忧郁”并非个体的心理问题。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情感结构”定义为特定时期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普遍情感，且不一定在情节或对话中直接呈现。很多亚裔文学描述了在美置业、结婚和成就事业的经历。但在其表象之下，尚存一层忧郁的基调。黎锦扬的《花鼓歌》（C. Y. Lee， Flower Drum Song， 1957）便是一例。该小说先后为舞台和大荧幕改编成音乐喜剧。郑安琳将音乐喜剧描述为一种“欢心愉快”或“无限乐观”的文类。小说中，主人公与他并不相爱的女子分手，导致该女子自杀。这一情节显然不适合音乐喜剧。因此，该作品电影版一改该女子平凡穷苦的形象，将其打造为优雅、时尚、自信的女性角色，被拒绝、自杀这些悲伤情节被抹除，最后只是在一个神秘的舞会出场后自然淡出了故事。原作表现了忧郁的情感结构，一种在欢快基调和欢乐结局掩藏下的困苦和心理缺失。作者固然可以为小说打造一个欢乐的结局，无论其是否有意为之，但忧郁的基调却会被保留下来。与其说作家是忧郁的，应该按照威廉斯的观点说文本有其自身的情感结构。因此，问题不在于少数族裔作家能否摆脱忧郁，而在于种族忧郁为何在族裔文学中普遍存在。美国亚裔文学仍然经常是忧郁的。单个故事可能结局圆满，但若置于亚裔文学群体进行比较阅读，读者就会发现反乌托邦、对未来的消极情绪、焦虑和创伤。这些主题不是亚裔文学的专利，但我们必须追问亚裔文学中的忧郁是否以及如何与政治历史相联。移民必有所失，心理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陈：这正是历史和记忆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朱：的确如此。“对抗记忆”就是一种有别于官方历史的特殊叙述方式，它以个体记忆和想象挖掘了国家层面忘却或忽视的东西。文化协商固然是美国亚裔研究的重要方面，但讲述异于官方历史的故事对族裔作家的意义更加突出。当然，阅读亚裔文学也须保持批判性，亚裔作家并非取向一致的写作团体，有些作家在选择政治主题和表达方式时会更谨慎些。
陈：是的，作家和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经历和关切。中国语境和美国语境下的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不同便是前者更关注文化问题，而后者更关注种族问题。
朱：我本人研究的是种族问题，但作家和研究者也可以关注其他主题，如邓敏灵《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Madeline Thien， 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 2016）所关注的历史和政治主题。
陈：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Amy Tan，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2005）也是一个（多主题探索的）例子。
朱：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关切可能不是身在中国的中国学者所能感受的。虽然中国有少数民族，但对他们的研究与美国语境的种族研究截然不同。“种族”这个概念是政治性的。我推荐美国社会学家奥米（Michael Omi）和温南（Howard Winant）的著作《美国的种族构型》（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014），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的种族问题。我在先前著作中也论述了美国亚裔研究的两种模式——族裔模式（Ethnic Model）和种族模式（Racial Model）。前者讲述所有种族的移民者在美国克服困境、持续前行、提升地位的历史。后者政治性更强，认为美国亚裔从一開始就被标记为“种族他者”，因而被与白人移民区别对待。美国话语体系将亚裔构建为种族少数群体，而非族裔少数群体。不妨与爱尔兰裔移民作对比。两者均于十九世纪中叶大量进入美国。美国历史上有爱尔兰裔总统，世界五百强企业有爱尔兰裔大亨，亦有许多爱尔兰裔电影明星。但无论在商界、政界或文化界，华裔领袖人物则相较较少。原因何在？实行了60多年的限制亚洲移民、拒绝亚洲人归化的诸排亚法案提供了一些解释。尽管种族是通过话语建构的，但其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9/11之后更甚，恐怖袭击导致一些族裔群体被贴上了“邪恶的外来人”的标签。
陈：要想深入研究美国亚/华裔生存和心理境况，种族问题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停留于文化和美学层面。
五、美国亚裔文学版图中的华裔文学
陈：出于民族情感，中国学者通常更加关心华裔文学，但是很显然在美国语境中华裔文学只是亚裔文学的组成部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美国亚裔文学版图中定位华裔文学呢？
朱：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和日本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早进入美国。作家必须至少获得安定的环境和闲暇时间方能创作。一些早期中国移民成立了文学社，在中文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后由谭雅伦翻译出版，书名为《金山诗集》（Marlon K. Hom. Songs of Go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1987）。还有被拘留于旧金山外天使岛的早期移民在监狱墙上写下的抗议诗，由麦礼谦等学者收集、翻译和出版，书名为《爱伦诗集》（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2014）。不能忽视英语以外出版物的研究，精通双语和双文化的学者在本领域比单语学者可以更有作为。无论怎么说，能够用英语写作出版的亚裔作家，要么是受过良好教育，要么是美国亚裔移民后代。毫无疑问，因抵美时间相对较早，华裔和日裔作家在亚裔文学传统中被给予了更多关注。
因为与英帝国的历史联系，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斯里兰卡人更倾向于移民英国或加拿大，因此早期美国亚裔文学鲜见南亚裔作品。这也是一些重要的北美南亚裔作家为加拿大籍的原因。但如果将美国南亚裔文学与英语南亚离散文学关联研究，南亚裔文学其实是全球离散文学传统的重要一支，研究者应给予其更多的关注。菲律宾裔作家上世纪70年代便开始发表作品，但因早期文选鲜有关注移民和流亡作家作品，菲律宾裔文学初始并未得到研究者重视。早期亚裔文学两部重要文选⑩虽亦未收录朝鲜裔作家作品，但从姜镛讫（Yanghill Kang）、理查德·金（Richard Kim）和金罗扬开始，朝鲜裔文学传统已初现端倪。东南亚人于1965年和1975年大量移民美国，但他们的1.5代或二代后代才开始写作和出版作品。中东裔作家也应该在研究范围之内，尤其在讨论东方主义之时，但如此一来似乎整个世界都被包括进来了。研究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我个人看来，华裔、日裔、朝鲜裔历史联结紧密，菲律宾等南亚裔文学研究则需要不同的文化和殖民史知识储备。美国南亚裔文化和历史也各不相同，但在家庭结构和理想上又有一些相似性，该群体在抵达美国或加拿大后因抱团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陈：您认为美国亚裔文学是因文化而关联，还是因政治而关联？
朱：在各族裔群体内部，文化关联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但也应该研究美国亚裔群体共同的政治处境。这一群体行动并不一致，研究方法也应灵活多样。
陈：朱教授，您是美国亚裔文学的华裔学者，您的回答为我们呈现了美国语境中亚/华裔文学研究状况，具有深度且令人信服，有助于我们探讨华裔文学及其研究在美国亚裔文学版图中的定位。您所采用的历史—心理研究方法也为我们拓展中国语境中的美国亚/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谢谢！
① Chu， Patricia P. Where I Have Never Been： Migration， Melancholia， and Memory in Asian American Narratives of Return. Philadelphia， Rome， Tokyo： Temple U P， 2019.
② Lowe， Lisa.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Durham， London： Duke U P， 2015.
③ Rak， Julie： Negotiated Memory： Doukhobor Autobiographical Discourse. Vancouver， Toronto： U of British Columbia P， 2004， ix， qtd. in Chu， 2019， p.67.
④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59-63.
⑤ Chong， Denise. The Concubine's Children. New York： Viking， 1994; Chu， 2019， pp.105-122.
⑥“No-Name Woman” in Kingston， Maxine H.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New York： Knopf， 1976， pp.1-16.
⑦ Wong， Sau-ling C.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 P， 1993， pp.118-165.
⑧ 朱蓓章根據美国亚裔的特殊经历，将“回归”分为一代移民重访母国的“本义回归”、移民子女造访祖辈文化的“象征回归”和仅通过书籍、口传叙事或媒体接近祖辈文化的“虚拟回归”。详见Chu， 2019， p.4， pp.33-40.
⑨ “种族忧郁”是亚裔文学历史—心理研究路径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回归叙事”的中心理论命题。朱蓓章根据伍德尧和韩信熙的观点，认为“种族忧郁是一种非病态情态结构，一种日常生活结构，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意识形态，它为特定时期特定人群所共有和感知，但没有被正式认可，没有在文化生产实践过程中成文规定”（Chu， p.25）。详见Eng， David L. and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Wu， Jean Yu-Wen Shen and Thomas， Chen ed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Now： A Critical Reader.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 P， 2010， pp.55-79.
⑩ Chin， Frank et al.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91; Chan， Jeffery P. et al.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eridan， 1999.
History， Memory and Return： Th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Map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tricia P. Chu
Chen Liangui and Patricia P. Chu
Abstract： By way of group historical psychology， Professor Patricia P. Chu has constructed the return? narrative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wards the mechanism of ethnic psychology，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roles of memory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displacement by Asians from across the ocean. As a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 Professor Chu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promoting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that of other ethnic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mastering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with historical as well as literary trends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similarity， so that vitality can be obtained from outside the angles of culture and aesthetics. The interview involves such concrete issues as the narrative skill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selection of genres， research methodology， history and the roles of memory， ethnic studies， the positioning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providing new lines of though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Keywords： Patricia P. Chu， return narrative，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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