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谭恩美两篇散文的译文。在《谨慎的语言》和《母语》中，谭恩美结合自己的创作和生活经历分析了华裔和她作为华裔作家的语言经历和体验，认为美国主流社会对英汉语言差异的认知再现了西方对华人的“认知暴力”，英语和其他语言以及不同形式的英语间有着隐蔽的层级关系，居于中心的是标准英语，而非标准英语的使用者则受到来自权力中心的惩罚。华裔和华裔作家带有族裔色彩的英语既是传达族群经验的需要，也对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解辖域化”的功能。美华作家以论说文、序言、访谈、散文等文体形式对美国华裔文学在语言、题材、主题和作家主体性等方面的评论是美华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理解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生存经验以及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谭恩美;《谨慎的语言》;认知暴力;《母语》;层级;解辖域化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107-09
基金项目：中国矿业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外国文化的中国本土化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018WHCC06。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译文导读
因语言而招致歧视是华裔在美国生存經历和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并没有法定的官方语言，但不同语言之间却有着隐蔽的层级关系，英语位于中心和其他语言位于边缘的地位一直存在。阿特亚加（Alfred Arteaga）指出，美国文化“支持单语的精神实质，积极努力地确定一种单语言身份”，“它最重要的趋势是确定英语的权威，并压迫其他语言”。①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这种等级关系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思想，再现了族群之间权力的角逐，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所说，“不存在母语，只有通过一种支配性的语言而实现的对于权力的掌控”。②
就英汉两种语言而言，美国主流社会对英汉差异的认知是一种“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③，他们认为汉语不够明确，没有类似英语中“yes”或“no”来表达“是”或“否”的汉字。在汉语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也变得曲折隐晦、转弯抹角，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在《谨慎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Discretion”）一文中，谭恩美分析了美国主流社会对汉语及华人认知背后的语言学理论，指出这一认识存在的三个问题。首先，语言对比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语境，汉语有自己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方式。其次，词汇上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汉语异于英语的表达“是”或“否”的方式也不能表明华人喜欢转弯抹角。最后，表达观点和做决定的方式存在个体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华人都喜欢拐弯抹角。接下来，谭恩美结合自己在双语环境中的成长经历再次强调英汉两种语言间的机械对比有潜在危险，并指出美国主流社会基于英汉语言差异对华人集体性格的认知——谦虚谨慎，看似无害，实则再现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认知暴力”，是一种刻板印象，是种族歧视温和的表现方式，华人应当意识到这种认识方式的危害并抵抗之。
事实上，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这种认识是华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这一刻板印象的变体，是种族主义相对温和的表现形式。④从种族政治的角度看，“模范少数族裔”这一标签既可以建构并巩固华人“被动顺从”的形象，又可以引发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阻碍华裔和其他族群的团结。⑤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谭恩美在《谨慎的语言》中呼吁华裔拒绝这一看似褒扬的标签。
除了因语言差异而招致的歧视，华人也因英语不标准而遭到歧视。标准英语和其他形式的英语复制了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层级关系，标准英语意味着良好的出身和教育，甚至是智性的标志，非标准英语则常与贫民窟和早期移民或新移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语言形式上的区分暗含了一种“中心—边陲”（center-periphery）的权利关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标准英语和非标准英语的言说者划定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在《母语》（“Mother Tongue”）一文中，谭恩美结合自己和母亲的亲身经历，讨论了英语所暗含的权力等级。这种语言层级观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作家很小的时候便渗到她意识深处，让她为母亲蹩脚的英语感到羞耻，认为母亲“有限的”英语折射了她思想的贫乏，让她在主流社会受到歧视，作家本人在创作初期也不顾文体和传达族群经验的需要，努力写出她认为诙谐的、精雕细琢的句子来证明对英语的掌握。
作家和其母的经历折射了美国主流社会以语言为手段对华人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式“规训”（discipline）。如果说标准英语是一种规范，那么华人“破碎的”英语便是对这种规范的偏离，势必会受到来自权力中心的惩罚。这些惩罚措施作为权力的行使方式，又体现诸种细节之中，旨在造就华裔臣服的主体。⑥徐颖果认为，标准英语被确立为唯一正确的语言形式，成为衡量学生智性和学业表现的重要标准，“无论在学生的学习中，还是学者的研究中，英语的好坏都直接关系到学习成绩和研究成果”。⑦谭恩美在文中以教育为例，说明多数华裔学生选择工科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标准化语言测试上的成绩不理想，老师也引导他们去学习更为擅长的理工科。
谭恩美对此提出质疑，结合母亲和自己的语言经历和体验，说明带有汉语文化色彩的英语生动而富有表达力，她的代表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就从“母语”中汲取力量，用了带有明显汉语语言文化色彩的英语。华裔的非标准英语以及华裔作家带有本族裔语言文化色彩的英语既是传达族群经验的需要，又有破除标准英语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畛域的功能，如张慧琼（Joan Chiung-huei Chang）所言，“少数族裔的生活经历不能屈从于白人正确无误的语言表达”，族裔作家把他的思想用“语法结构准确和标点符号规范的漂亮英语表达出来是白人至上的表现”。⑧完成《喜福会》后，谭恩美从母亲的语言中汲取力量，找到了自己作为华裔作家应当使用的语言形式。
谭恩美对语言的论述指出了华裔和华裔作家在语言上所面临困境和选择。华裔在语言上面临着双重宰制，需要在英语和其他语言，标准英语和非标准英语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华裔在美国生存经历和体验的再现，华裔文学的初衷之一是揭示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证实华裔在美国存在的合法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华裔作家需要以英语为创作工具，向主流社会发声。事实上，美国的少数族裔都面临着这种语言上的宰制和选择。非裔批评家胡克斯（Bell Hooks）就曾引用里奇（Adrienne Rich）的话来表达这种无奈，英语“是压迫者的语言，但我需要用它来和你对话，这种让我得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完成博士论文、参加工作面试的语言带有压迫的味道”。⑨这种语言上的宰制体现了中心对边缘的驯化，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语言上的体现，折射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华裔作家用带有族裔色彩的英语进行创作，既是传达族群经验的需要，也是对标准英语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解辖域化”处理。⑩
对华裔作家对华裔文学在语言、题材、主题、作家主体性等方面的论述进行翻译和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刊登了李贵苍、徐纪阳翻译的赵健秀和陈耀光（Frank Chin and Jeffery Paul Chan）的《种族主义者的爱》（“Racist Love”）{11}，但学界对华裔作家对华裔文学的评论关注遠远不够，比如在亚裔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哎咦！》（The Big Aiiieeeee！， 1991）的序言依然没有翻译成汉语。翻译并研究华裔作家对华裔文学的论述既可以为华裔文学和华文文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以进一步梳理华裔文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华裔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发掘被忽略的或新的研究视角和内容。
谨慎的语言{12}
谭恩美
一
在旧金山的一次家宴中，母亲悄悄对我说道，“嫂嫂[哥哥的妻子]太能假装客气了！为什么要装呢？最后她还不是接受了别人给她的东西”。??? 母亲表现得像个外侨，1949年暂时离开中国后就对中国的礼节失去了耐心。好像有意去证明这一点，她拿起盘中最后一个扇贝，伸手递给餐桌对面从北京来的大舅妈。
舅妈皱了皱眉。“不要，真不要！”她大声说，拍了拍鼓起的肚子，“我不想要，真的不想要”！
“拿着！拿着！”母亲用汉语责备说道。
“饱了，我已经吃饱了”，舅妈不太坚定地拒绝，眼睛看着令人垂涎欲滴的扇贝。
“哎呀！”母亲恼火地大声说，“这扇贝谁也不想吃，你要是再不吃就只能坏掉了！”
舅妈叹了口气，从母亲手中拿过扇贝，仿佛帮了母亲一个大忙。
舅舅和舅妈一同来加州看望母亲。母亲转身对他说：“在美国，一个中国人可是会饿死的，你要是说不要，他们可不会一直让下去。”
舅舅点点头，说他完全理解：美国人说要就要，因为他们没时间客气。
二
当朋友寄给我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时，我再次想起了这种因无法翻译的社会语境而造成的误解。这篇文章讲述了纽约唐人街的变化，轻描淡写地指出了汉语内在的模糊性。文章称中国人是如此“谨慎谦虚”以至于汉语中甚至没有表达“是”或“否”的汉字。
尽管我明白作者作为外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接着往下读。如果一个人是中国人，文章继续写道，“他就会妥协，不会冒着丢面子的风险做出态度明确的回应”。
我不禁喉咙一紧。为什么人们不停地说这些事情？好像我们是唐人街旅游纪念品店里的小玩偶，头一上一下地晃动，对什么事都心满意足地表示赞同。我担心这种片面的观点会影响那些不够警觉，容易轻信的人。如果他们读到这种汉语词汇欠缺的观点，会不会就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温良恭谨是因为汉语只能让他们拐弯抹角地说话？
翻译的过程中总会丢失某些极为重要的东西，而潜在的危害便会趁机而入。尤其是当业余语言学家们一一对照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然后提出错误的观点：中国人没有直接表达自己决定的语言学方式——赞同或否认、肯定或否定、直接对贩毒者说“不”或在证人席上举止恰当，只回答“是或否”。
当然，人们可以借助著名语言学家的理论来争辩说中国人确实处在汉语中没有“是”和“否”的困境。比如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在多年前提出的语言—现实关系的理论中，就提出了语言决定现实的观点：“人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这一表达社会的途径。……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建立在某一群体的语言习惯上”。{13}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进一步支持。粗略来说，这一假设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使用的语言。萨丕尔、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以及该理论新的支持者们试图使我们相信语言塑造我们的思维，引导我们按照内嵌在单词、句法结构和语调模式中的方式来思考，语言成了我们得以对世界进行整理分类的木钉和架子。英语用“cats”指代“猫”，用“dogs”指代“狗”，如果英语也规定用“glatz”来指代“在沙发上留下软毛的动物”，用“glotz”指代“在沙发上留下软毛和口水的动物”又会发生什么呢？语言这个思维的促成者如何能通过词汇上细微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认知呢？
暂且假定情况就是这样的——语言是思维的主人，那么想象一下因为汉语没有形成“是”和“否”这两个最简单的、意义对立的汉字而失去的机会吧！
还有许多人，包括严肃的语言学家和流行心理学的迷信者，依然认为语言和现实密不可分，两者一因一果。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到扩充式标准理论再到神经语言学编程，这些理论都认为“你说什么样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曾被这些理论吸引，可以总结出古老的经验证据，尽管总结得不太好。由于词汇丰富，爱斯基摩人有无限的表达“雪”的方式，他们可以看出雪花结构上的差异，而像我这样的非爱斯基摩人却只能用“雪”、“更多的雪”、“更多更多的雪”这些有限的表达。
通过单词，我也经历过激动人心的认知上的觉醒。当我的词汇中多了“淡紫色”这个单词时，我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它。当我学会读“套餐”这个表达时，我吃到的法国食物要比按菜单点菜便宜的多，而“按菜单点菜”这一表达要好读得多。
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多严肃地看待这一说法呢？
关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萨丕尔还有别的论述，但这一论述却经常在删减式的引用中被省略掉：“从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足够相同以至于再现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存在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不是被贴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想总算是为我在两种文化和双语家庭中成长所感到的两难困境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移民家庭的孩子都知道两种语言所带来那种特殊的双重束缚，比如我的父母用汉语和英语和我讲话，而我则用英语回应。
“恩美啊！”他们喊我。
“什么事？”我咕哝说。
“我们叫你的时候不要询问我们，这很不恭敬，”他们用汉语批评我。
“什么意思？”
“哎！刚刚不是告诉你不要询问吗？”
至今我还在想我的行为中到底哪些受到了汉语的影响，哪些受到了英语的影响。我忍不住这样想：如果我在一件事上有两种想法，那是因为我有丰富的语言经历，而不是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格倾向。但这两种想法分别是由哪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受汉语影响的思维方式还是受英语影响的思维方式？
或许是多年来在破译母亲支离破碎的英语中形成的耐心让我认真听一个女子电话中向我宣布我获了大奖，获奖者只有五个。或许是中国人经常接受绕来绕去的解释，我从中学会了尊敬，答应她驱车75英里去看一个分时度假酒店。当她问我“难道不想赢取去夏威夷旅游的机会或者专门由卡特和梵克雅宝独家设计的印度星章”的时候，我竟会感到无言以对。
当这位女子一周后再次打来电话，抱怨我没有赴约时，我立马打断了她，显然是英语开始了运作。“其实我并不感兴趣”。我这个生硬直率的拒绝是典型的美国做法，就像苹果派是典型的美国食物一样。当她继续说“是在摩根山”的时候，我吼道，“听好了，就是在延巴克图我也不关心”。我说话的语气精确地传达了厌恶和嘲讽。
这种对语言和行为的分类是一件危险的事。汉语要为哪些行为负责？英语又要为哪些行为负责？这种划分往往以对立的形式呈现——被动或主动、犹豫或肯定、间接或直接，随后我意识到这种划分只是同一观点的变体，即中国人“谨慎谦虚”。
要拒绝所有这些分类！
如果我的反应看起来过于强烈，我并非是有意如此。从小到大我都不断听人们说类似的话，就像英语常用语手册中许多死记硬背的表达一样，而我几乎也相信了这些表达。
不过，如果仔细考虑我的教养，我发现伴随我成长的汉语并不是谨慎的语言。我的父母会把一切表达得异常清晰，他们的要求毫不空泛无力，不接受任何妥协。他们会对我说“当然，你会成为一个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和兼职音乐会钢琴家”。
事实上，就我所能记起来的，似乎那些语气更为强烈的话都是用汉语说出的：“不是那么干的！你淘米时一粒米也不能掉”。
我不相信移民自大陆的父母是所谓“谨慎谦虚”原则的唯一例外。这一点只需看看在伯克利、麻省理工和耶鲁，学习工科的华裔学生在华裔学生中所占的巨大比例就明白了。他们显然不是由被动的父母养育大的，父母没对他们说“女儿，你自己做主，你来决定当作家、按摩师、分子工程师或者领取福利救助”。受英语影响的头脑会告诉我，瞧，这些工科学生不能对父母的要求说不。不过，受汉语影响的头脑又让我想起这些父母可都是想让他们的儿女成为医学生的。
了解了英语和汉语，我对这两种语言间的任何对比都表示怀疑。做比较的人往往会把自己使用的那种语言作为标准和逻辑表达的黄金形式，这样另外一种语言就面临被评判为有缺陷或冗余、过分简单或不必要的复杂、旋律优美或音调刺耳的危险。说英语的人指出汉语极其复杂，因为它依赖人耳很难识别的音调变化。同样，说汉语的人告诉我英语极其复杂，因为它毫不连贯、有太多破规矩，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的语言。
在我看来，更危险的是在翻译中对英汉两种语言和行为进行对比的诱惑。听我的母亲说英语，人们或许会认为她没有过去或将来的概念，不知道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意识不到性别差异，因为她用“she”指代我的丈夫。如果不够细心，人们或许会从我母亲说话的方式中断定所有中国人都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这只是我母亲个人的说话习惯，有点絮叨而已。
我担心主流社会可能从一个有限和限制性的视角来看待华人。我担心那些看似无害的刻板印象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华人做到高层管理岗或进入美国主流政坛。我担心语言的力量——如果一件事情被重复的次数够多，无论是用哪种语言，它就可能变成现实。
我父母那一代的华人朋友们是不是因此而情愿接受了那些普遍化的看法？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你为什么抱怨呢？如果人们认为我们谦虚有礼，让他们这么想就是了。难道美国人就不乐意被认为彬彬有礼吗？”
我確实相信任何人第一次都会把对华人的这种描述视为赞扬，但过不了多久就会令人讨厌，仿佛人们能从华人口中听到的仅仅是寒暄话。“非常高兴见到你！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好事！”至于我，你可听不到什么好事。
这些话没有表达新的观点、真实的情感或深思熟虑的想法，它们只是社会语境中保持礼貌距离的客气话，是寒暄、告别、婚礼感谢信、信手拈来的借口等。
我怀疑有多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旅游记者手持螺旋笔记本观察并记录这些在异国发生的自然的互动寒暄？有多少早已消失的“原始”部落，民族学家看到的正是这些久经世故的部落人上演的石器时代表演？又有多少刚刚下车的游客漫步到唐人街，期待谦逊的店主被迫承认东西不值他们提出的价格？我亲眼见证过类似的事：
“我不太清楚，”一个游客对店主说，店主大约50多岁，来自广东，“不过看起来不像是真货，我只能出3美元。”
“你对价格不满可以去别的地方看看，”店主回答。
“你不是个好人，”吃惊的游客大喊，“一点都不友好！”
“我为什么要友好呢，”店主厉声说。
三
那么，“人们在汉语中怎么说‘是和‘否呢？”我的朋友们有点谨慎地问。
在这一点上，我部分同意《纽约时报杂志》上那篇文章的观点——中国人确实不用单一汉字来表达“是”或“否”，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认为汉语对“是”或“否”问题的回答是不连贯的，也就是说答案会根据询问的具体问题而变化。问一个中国人吃了没有，他会回答说吃了或者没有。问一个中国人车祸发生时是不是已经上了保险，回答是对或者没有。问一个中国人是否停止了殴打他的妻子，答案就会直接指向询问中的陈述来表示肯定或否定，回答说已经停止了，还没有停止，从来没打过，或者没有妻子，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回答更清楚的呢？
四
对于那些依然寻思如何翻译谨慎的语言的人，我用下面的个人经历做出答复。
舅舅和舅妈在美国探亲三个月后准备返回北京。临行前的晚上，我想请他们出去吃饭。
“你们饿吗？”我用汉语问。
“不饿，”舅舅立刻回答。之前他有一次低血糖发作，发作前的十分钟也是这么回答的。
“不太饿，”舅妈说道，“是不是你饿了？”
我说：“有一点。”
“那我们也能吃点，也能吃点”，他们两个都表示同意。
“吃点什么？”我问。
“哦，没关系，什么都行，不要什么名菜，简单的家常菜就行。”
“日本菜你们喜欢吗？”我建议，“我们还没吃过日本菜。”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能吃，”舅舅这个从长征中活下来的英雄勇敢地说。
“我们之前吃过，”舅妈补充说，“生鱼”。
“哦，你们不喜欢吃啊？”我说，“别客气，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
“没客气，我们能吃，”舅妈坚持道。
于是我驱车带他们去日本街，走过了几家橱窗里摆着五颜六色塑料寿司的日本餐馆。
“不是这家，也不是这家，”我连续不断地说，仿佛是要找特定的一家日本餐馆。“在这儿，”我终于说道，站在一家以山东海鲜而出名的中餐馆前。
“啊，中国食物！”舅妈大声喊道，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舅舅拍了拍我的胳膊，“你思维方式像一个中国人。”
“这是你们在美国的最后一晚，”我说，“所以别客气，像美国人一样行动。”
那晚我们吃了顿大餐。
母语
谭恩美
题记：1989年，我应邀在“英语的状况”大会上演讲。得知将和著名院士和作家在同一小组时，我在演讲的前夜写了这篇辩解文。后来在温迪·来塞（Wendy Lesser）的请求下，文章在《三便士评论》（The Threepenny Review）发表，随后被《1991年美国最佳散文》（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in 1991）收录。
我不是英语或文学学者，所能提供给大家的只不过是关于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英语及其变体的个人观点。我是一个作家。按照作家的定义，我是一个一直都热爱语言的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让我着迷。我会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语言的力量——它唤起感情、创造视觉形象、表达复杂观点或传达简单事实的方法。语言是我谋生的工具。我使用各式各样的英语，所有那些伴随我成长的英语。
最近，一次演讲让我强烈意识到我所使用的不同形式的英语。当时我正在给一大群人做一场关于我的创作、生活和《喜福会》的演讲，同样的演讲我已经给不同的听众做了六次。演讲进行很顺利，直到我想起这次演讲和此前演讲的一个主要差别——我的母亲在场，这一差别让整个演讲显得不对劲。或许这是母亲第一次听我做很长的演讲，演讲使用的英语和她交流时也从未用过。整个演讲充满了精心加工的语法短语，负载了标准化的形式、过去完成时和条件从句，使用了诸如“记忆和想象的交汇”，“我小说的某一方面与此或与彼相关”等表达。在家和母亲交流时，我不用这种在学校和书籍中学会的标准形式的英语。
上周和母亲沿街散步的时候，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和母亲交流时使用的英语。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新家具和二手家具的价格，我说“不要用那种方式浪费钱”。我的丈夫也在场，但并没有注意到我语言上的转变。接下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在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一直都对丈夫使用同样的英语，有时候他也用同样的英语和我交流。这种形式的英语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亲密的语言，一种与家庭交流相关、伴随我成长的英语。
为了让各位窥见这种家庭谈话的面貌，我将引用我母亲在一次对话中说的话，我对这个对话进行了录音和转录。对话中，母亲讲了上海一个和她家同样姓杜的政治流氓的经历。这位政治流氓年轻的时候希望被我母亲的家庭收养，那时母親的家庭还相对富裕。后来他变得有钱有势，远比我母亲的家庭有钱，在我母亲出嫁的时候来到母亲家表示敬意。下面是我母亲所说的话：
“杜月笙做点小生意，有个水果摊，就像街边那种。他和我父亲杜宗一样，也姓杜，不过不是崇明岛人，当地人把崇明岛叫做浦东，就在河东，他是那里的人。杜月笙想让爸爸杜宗收养他，把他视作家庭一员。爸爸并没有看不起他，但没把这事当真，直到他成了黑手党一样的大人物。非常重要的人物，很难请得到。按照中国的做法，他来表示敬意，但没留下来吃饭。重要的庆祝场合，他来了，给足了面子。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太重要的人物不会待太久。他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听说了。我来到男孩子身边，宾客们享用了基督教青年会晚餐。按中国的年龄，我19岁”。{14}
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母亲在英语表达上的能力让人错以为她的英语理解能力有限。事实上，她能够读懂《福布斯》上的报道，听懂《华尔街周刊》，每天和股票经纪人交流，轻松阅读雪莉·麦克雷恩的作品{15}，所有这一切我起初都难以理解。不过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母亲说的话他们能听懂百分之五十，也有朋友说能听懂百分之八九十，还有朋友说完全听不懂。不过在我看来，母亲的英语异常清楚自然，是我的母语。在我听来，她的语言生动直接，充满了观察和意象。正是这样的语言帮助塑造了我看待事情，表达事情，理解世界的方式。
最近，我开始更多地思考我母亲所说的这种英语。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向人们形容说这是一种“破碎的”、“断裂的”英语，但每当我这么说时都会心怯。除了“破碎的”，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方式来形容这种英语，就好像母亲使用的这种英语缺乏完整性和稳定性，是损坏的语言，需要修补一样，这一直让我感到不安。我曾听人们用别的表达来形容这种英语，比如“有限的英语”，但这样的说法也同样糟糕，就像一切都是有限的，包括人们对英语能力有限的人的认知。
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有限的”英语限制了我对她的看法。我为母亲的英语感到羞愧，相信她的英语反映了她说的话的质量，因为她的表达方式不完美，她的思想也就有欠缺，而且我有足够的实际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百货商店、银行和餐馆，人们都不把她当回事，不给她提供良好的服务，假装没有听懂她，甚至表现得根本没有听见她说话。
一直以来，我母亲也意识到了她英语的局限。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她常常要我扮作她来打电话，伪装之下，我被迫去询问信息，甚或向那些对母亲粗鲁的人抱怨或大吼。有一次我替她给在纽约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此前母亲已经将她的证券投资组合兑现，而下周我们碰巧要去纽约，这是我们第一次加州之外的旅行，但支票却迟迟没有寄到。我不得不接过电话，用不太令人信服的青少年的声音说“这是谭太太”。
母亲就站在我身后大声嘟囔：“为什么他还不把支票寄给我，已经晚了两个星期了。他居然对我撒谎，让我损失钱，真气人。”
接下来，我在电话里说起了完美无缺的英语：“是的，我非常担心这件事，两周前你答应把支票寄过来，但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收到。”
母亲在我身后开始大声说话：“他想干嘛，我去纽约直接当着他老板的面，告诉他欺骗我。”我一边努力让她平静下来，让她保持安静，一边继续和经纪人沟通：“我不能再容忍你们的借口，如果没有立即收到支票，下周我到纽约时直接和你的经理谈。”果不其然，下周我们就站在了这位股票经纪人的面前，他一脸吃惊，我红着脸安静地坐着，真正的谭太太正用她毫无瑕疵的破碎英语对他的老板大喊。
最近，我们再次用了类似的方法，但这次的情形却一点也不好笑。母亲和医生约好去医院取一个月前做的CAT检查结果。母亲称她英语已经说得够好了，用了她最好的英语，没有任何错误，但医院工作人员仍然告知他们把CAT检查结果弄丢了，她白跑了一趟，也没有向她道歉。母亲告诉工作人员她非常急切想知道准确的诊断结果，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于脑瘤，医护人员似乎一点也不同情她，告诉她直到下一次才能给她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还要再次预约。母亲毫不让步，医生要是不给她女兒打电话她就不走。当医生最终给她的女儿——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说一口完美的英语。瞧！他立马向我们保证会找到CAT检查结果，应允在周一召开电话会议，并因为院方最遗憾的错误而给我母亲带来的痛苦表示歉意。
我想我母亲的英语几乎也限制了我在生活中的机会。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或许会告诉你说一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同龄人而不是家人的影响，但我确实认为家人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孤岛式的移民家庭使用的语言会对孩子的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我相信这种语言影响了我在能力测试、IQ测试和SAT考试上的成绩。虽然我的英语技能从来都不差，但和数学相比，英语绝非我的强项。在小学，我表现中上等，英语成绩是B，有时候是B+，在能力测试上的成绩是前百分之三十或四十。这些成绩不足以推翻我的强项是数学和科学的观点，因为在这两个科目，我的成绩是A，排名前百分之十或更高。
这可以理解：数学要求精确，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英语测试的答案通常是判断性的，关乎观点和个人经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英语测试中，题目通常是填空完成句子之类，比如“尽管汤姆??? 玛丽认为他??? ”。正确答案往往似乎是最为平淡的组合，比如“尽管汤姆害羞，玛丽认为他有魅力”，而“尽管”这一语法结构把正确答案限定为语义上对立的表达，所以答案就不能是“尽管汤姆愚蠢，玛丽认为他可笑”。在母亲看来，汤姆能是什么样的以及玛丽会怎么看待他很少有什么限制，所以这种测试我从来都做不好。
词汇类比，也就是找出成对单词之间在词义上的逻辑关系也是如此，比如“日落之于黄昏就像??? 之于??? ”。题目之后是四组可能的选项，只有其中之一表达了同样的关系：红色之于红灯，公交车之于到达，寒颤之于发烧，哈欠之于无聊。我从来不会用这种方式思考，我知道题目的意图，但我无法从大脑中抹除“日落之于黄昏”这一组词所创造的意象，我会在头脑中描绘出黄昏的天空中绚烂的色彩，描绘出月亮升起，星星闪烁。至于其它的组合，“红色”、“汽车”、“红灯”、“无聊”则勾勒出一堆混乱的意象，让我无法辨识出问题和答案之间的逻辑，即正如“日落预示着黄昏的来临”，“寒颤预示着发热的到来”。我唯一能找出正确答案的做法就是想象一个联想性的情景——比如说我不听话在外面待到了日落，晚上开始打寒颤，然后转变成了发热性肺炎（算是对我不听话的惩罚），这确实是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近来我一直在想我母亲的英语和能力测试，因为有人问我，从我作为作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美国文学里亚裔作家的数量不多？为什么学习创意写作的亚裔学生不多？为什么如此多的华裔学生学习工科？当然，这些问题牵涉到广阔的社会语境，我还没想好答案，但上周我注意到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亚裔学生整体上在数学能力测试上的成绩要比他们在英语测试上的成绩好得多。这让我想起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亚裔学生，他们在家里说的英语或许也可以被描述为“破碎的”或“有限的”，或许他们的老师也把他们从写作引向数学和科学，这种事情就曾发生在我身上。
幸运的是，我碰巧是个叛逆的学生，人们越是认为我不行，我就越喜欢挑战。虽然我录取的是医学预科，但我大一选了英语专业。工作后，老板告诉我写作是我最糟糕的技能，我应该开发账户管理方面的才能。一周后，我就做了自由撰稿人，开始创作非虚构作品。
不过要到1985年我才开始写小说。起初，我会写下自认为诙谐的、精雕细琢的句子，那些最终能够证明我已经掌握了英语的句子，比如“那是我精神困境的初始状态”。这句话出自一个故事的初稿，这个故事后来发展成了《喜福会》，不过这句话被删掉了。这是个糟糕的句子，我几乎都不能读出来。
幸运的是，我后来决定为我要写的故事预想一个读者，具体原因这里就不细说了。这个预设的读者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些故事是关于母亲们的故事。于是脑子里想着读者——事实上，母亲确实也读过我的初稿，我开始使用所有那些陪伴我成长的英语来写作这些故事——我和母亲说的英语，由于缺乏恰当的表达，或许可以称之为“简单的”英语;母亲和我说的英语，由于缺乏恰当的表达，或许可以称之为“破碎的”英语;我对她汉语的翻译，当然可以被描述为“稀释过的”英语;以及我想象中她能够说完美的英语时对汉语的翻译，她的内部语言，我想保存这种语言的精髓，既非英语的结构也非汉语的结构。我想捕捉英语能力测试永远不能揭示的东西：她的意图、热情、意象、话语的节奏和思想的本真。
除了批评家对我作品的评论，当母亲看完我的书并做出“太容易读了”的评价时，我知道我成功了。
① Arteaga， Alfred. Chicano Poetics： Heterotexts and Hybri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7， p.72.
②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③ “认知暴力”由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提出，用它指帝国主义用普遍真理等话语形式来建构殖民地文化。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也是“认知暴力”的表现。Spivak， Gayatri.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9.
④ 任何刻板印象都有其真实之处，但这种真实是以印象代替本质、从个体推及整体，犯了本质化和普遍化的错误。
⑤ Chou， Rosalind R. The Myth of the Model Minority（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⑥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第四版）》，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⑦ 徐颖果：《跨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华裔文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⑧ Chang， Joan Chiung-huei. “Transform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 Study of History， Sexuality， and Ethnicity.” Yoshinobu Hakutani， ed.，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Approaches （Vol.2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0， p.81.
⑨ hooks， bell.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p.146.
⑩ “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与“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是德勒兹的差异哲学与生成流变思想的重要概念。就语言而言，德勒兹“解辖域化”的概念和“褶子”（fold）的概念有类似之处。德勒兹认为，褶子隔出来的空间是语言，语言作为一个单子有着相对的边界，但褶子可以打褶、展开、再打褶，那么语言的边界便是相对的，也可以打褶、展开、再打褶，即结域、解域、再结域。德勒兹对语言解辖域化的论述主要见于他以卡夫卡为例对少数文学进行的讨论，指少数族群作家在多语言、多文化的语境中用主流语言进行创作，但从弱势语言中借用各种元素，破除主流语言及其意识形态的疆域。德勒兹并不赞成对弱势语言进行再结域，亦即弱势语言的支持者们以书写为主要方式，赋予弱势语言以稳定性和同质性，从而使其“形成为一种能够迫使官方承认的地区性的强势语言”。他们所提倡的是对强势语言进行解域，即接受强势语言，然后吸纳弱势语言中的元素将强势语言弱势化，也就是“强势语言的生成—弱势”。华裔作家接受英语这种强势语言，然后吸纳汉语中的元素，对标准英语进行弱势性处理，进而解构其背后所隐藏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11} Frank Chin， Jeffery Paul Chan， 李贵苍，徐纪阳：《种族主义者的爱》，《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
{12} 选译的两篇文章《谨慎的语言》和《母语》皆出自谭恩美2003年的散文集《命运的对面》。Tan， Amy. “The Language of Discretion.” The Opposite of Fat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p.280-290; Tan， Amy. “Mother Tongue.” The Opposite of Fat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p.271-279.
{13} D. G. Mandelbaum，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原注。
{14} 譚恩美用她母亲的例子来说明不同形式的英语之间的差异。原文中，她母亲使用的英语受到汉语表达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带有明显的翻译痕迹，且有诸多偏离语法规则之处，但这样的英语并不影响母女间的沟通，反而在作者看来具有较强的表达力。译者注。
{15} 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 1934-）美国演员、歌手、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主演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 1983），在电视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第三、第四季中饰演玛莎（Martha Levinson），出版有《假如……》（What If…，2014）等多部作品，曾获得奥斯卡奖和美国电影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译者注。
Two Pieces of Translation： Amy Tan on the Language
and Physic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Americans
Translated by Tang Shuzhe
Abstract： This contains translation in Chinese of two essays by Amy Tan， ‘The Language of Discretion and ‘Mother Tongue， in which Tan， in relation to her own writing and living experience，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and physic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herself as a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with the opinion that the cognizan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by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represents the epistemic violence of the West towards the Chinese， that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as well as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have a hidden relationship of levels between them， with the standard English taking the central position， and that the users of non-standard English get punished by the centre of power. That Chinese Americans and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speak ethnic-coloured English is a need to convey their ethnic experience and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tandard English and the ideology that lies behind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e comments th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makes on language， themes and writer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in the genres of expository essays， prefaces， interviews， and essay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re import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ing experience of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merica and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reation and criticism.
Keywords： Amy Tan， ‘The Language of Discretion， epistemic violence， ‘Mother Tongue， levels， deterritorialization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