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谭恩美第二部受评论界和读者广泛关注和赞誉的小说《灶神之妻》中关注了社会中的失能人物，其典型人物为文福。对《灶神之妻》进行重新细读发现，谭恩美创作的程式化人物文福是一个身心失能的人，他的身体失能对应的常态是身体健康的吉米;他的精神失能对应的常态是历尽苦难的雯妮。个体的常态或失能同时隐喻其所在国家的常态或失能状态。“常态的霸权”在常态与失能的对照中一览无余。谭恩美在小说中为失能的中国社会开出了走向常态的药方，但她没有意识到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同样可能面临失能的困扰。
关键词：谭恩美;《灶神之妻》;失能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80-0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一般项目“三十一世纪亚裔美国小说中的战争书写研究”，项目编号：GD19CWW02。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长期以来，评论界对“失能”（disabled）的身体的关注不够密切，尤其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之下，身体和精神的缺陷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和医学意义，身体残障被视为对社会进步的威胁，失能的身体被边缘化。失能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就是为了使这些边缘化的身体变得可见，并拷问社会对残障身体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探讨其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上的意义。失能研究是兴起于二十世纪末期的社会学思潮，失能的身体显而易见，且与众不同，经常被认为低人一等，或被建构为道德有瑕疵的负面形象。英美文学作品中关于失能人物的作品一直屡见不鲜，如《理查三世》中理查三世的身体残疾，《彼得·潘》中残了右手的胡克船长，《简·爱》中瞎了一只眼的罗切斯特，《白鲸》中失去了一条腿的亚哈船长等等。然而失能的身体一直被忽略、被漠视、被他者化，处于失语的状态。二十世纪研究失能的学者从社会中受歧视的残障人士的境遇出发，探讨他们遭受的无处不在的隐形歧视，使人们警醒。随着研究的广泛推进，精神上的伤害或身体上的压制都被囊括进来，失能研究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失能所对应的一词是“常态”，常态指的是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具有的一种状态，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它呈现出霸权特征，任何不符合常态的特征或行为都会被视为一种偏离，被鄙视和唾弃。对失能的研究关乎失能主体的身份建构，关乎其在公众面前自我认知的方式，失能研究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华裔美国小说中也充满失能的身体的书写。本文拟从谭恩美的小说《灶神之妻》出发，从社会学的失能研究角度切入，重新解读《灶神之妻》中“失能”的华人男性身体。《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是谭恩美创作的第二部小说，自问世之日起便受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赞誉。这部小说同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一样，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中国父权文化的书写，以此彰显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与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遥相呼应。黄秀玲指出了谭恩美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叙事和隐藏于其后的东方主义视角。亚当斯（Bella Adams）从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和战争叙事的交织状况出发，分析了作为属下的女性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之间的隐喻关系。国内评论者则从“母性谱系”、“英雄拯救”等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论述，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可见，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女性在父权制度下被欺辱的现状，并进行了深刻的学理分析。但是，对于脸谱化的中国男人文福的描写，分析视角比较单一：文福被认为是中国父权制的代表，“阳气过足”的中国男人。凯撒的评论尤其具有概括性和典型性，她认为“事实证明，文福是以羞辱的游戏为乐的性施虐狂，使用死去的哥哥的文凭成为国民党空军军官的骗子，在战争中只要遇到日本战机便抛弃同事以求自保的懦夫。”①但是如果考虑到文福一直处于身体失能和精神失能的状态中，而失能话语又隐喻着中国父权文化呈象，那么评论界对于文福形象的解读则是有待完善的。
《灶神之妻》中的文福在中国抗日战争语境下呈现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失能，这正是“常态的霸权”起作用的结果。本文拟从文福这一中国男人形象出发，探讨“常态的霸权”在人物塑造和社会指涉中的形塑过程，并探讨作者笔下“失能”和“常态”的文化隐喻。
一、身心失能的中国男人
何谓“失能”？1990年美国出台的ADA（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法案将“失能”定义为：
A）身体或智力上的障碍，极大限制了一个人的主要生命活动中的一项或多项;
B）对这种障碍的记录;
C）被认为有这种障碍。②
美国官方将“失能”定义为身体残障的人，但是失能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有着明显的身体残缺的人物。19世纪的优生学运动中的领军人物Karl Pearson早就将“不健康的人”（unfit）定義为如下：惯犯、职业游民、结核病患者、疯人、精神上有缺陷的人、酗酒的人、因为出生或无节制而患病的人。③可见，身体残疾和心理病态的人都可以看作是“失能”的人。《灶神之妻》中的文福是一个“失能”的中国男人，因为故事的背景置于抗日战争期间，文福表现出身心失能的症候，再现了身体残障与精神变态交织发展的螺旋形失能状态。小说中，最初的文福并不让人讨厌，“文福能使你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他，他有一种使你感到特别放心、特别大胆的风度。”连故事叙述者雯妮也不得不承认“他还是很有魅力的。”④随着战局的恶化，越来越多的飞行员战死沙场，文福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他“不那么坏的一半”已经隐而不见，唯一可见的是他的残暴、喜怒无常，以及后来近乎偏执、疯狂的行为。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彰显文福因“阳气过足”而表现的非理性行为，文福被表征为失能的身体。整个飞行员队伍退守云南之后，文福擅自驾车出游，遭遇车祸，瞎了一只眼。此时的文福已然化身为魔鬼：
我再回过头去看文福，轻轻地叫他的名字。突然，一只眼睛开了一下！我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中间又黑又大，周围布满了血丝。这只眼睛望出来的眼神很生气，一点也不和善，他整个看上去就像魔鬼一样。⑤
此处，“魔鬼”的指称颇有深意。当“阳气过足”的男人形象和残疾的身体形象结合，文福俨然化身为魔鬼，他外形可怕，脾气暴躁，与崇尚力量、健康与美的社会格格不入。他被看作是健康的对立面，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死亡。但是他仍在人间作恶多端，却又有不死之金身。文福的瞎眼又是因果报应的文化呈象，成为隐喻性的意指，如同灶神一样，他看不到自己妻子的美德，因此被剥夺了看的权力。而且瞎眼的文福整个人成为魔鬼的化身：他到处勾引女人;他冷漠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亡;他如同猫抓老鼠般无止境地欺凌着雯妮，处处显示出凌驾于女人之上的男性霸权。
文福的形象来源于谭恩美母亲的前夫，在《命运的背面》一书中，谭称其为母亲的“暴虐的丈夫”，“那个坏蛋”⑥，对于“虐待”的具体细节，母亲在回忆中并没有太多讲述。作者在创作中国母亲的在地故事时，无疑捕捉到了美国流行文化中女性主义倾向，她再现了中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远距离观之，文福所代表的霸道的男性特权使他陷入对中国弱势女性、对老弱的男性他者如雯妮的父亲等病态的控制之中，他残障的身体成为自己丑陋的心灵的外衣，从而将自己所追求的男性主导地位置于被妖魔化的境地。正是“失能”的文福的强势存在，使读者不得不思考“失能”之于文福的意义，以及“失能”之于整个文本建构的意义。
二、失能的身体与常态的身体对置
美国失能研究的领军人物莱纳德·戴维斯（Lennard J. Davis）在《失能研究读本》的“绪论：常态、权力和文化”一文中坦承，他之所以关注常态的建构而非失能的建构，在于“因为‘问题不在于失能的人，而在于为了制造出失能人的‘问题而将常态建构出来的方式”⑦。可见，失能是相对于常态出现的。作为二元对立的两极，常态的概念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常态不是人性的基本条件，而是一种社会属性。在不同的社会中，常态具有不同的面貌。具体到华裔美国文学中，“常态”的身体是体现西方文化气质和民主精神的身体，它内心强大、自信独立。
正是因为“常态”的概念长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戴维斯提出了“常态的霸权”的概念。他认为“通过思考失能问题，我逐渐认识到几乎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或多或少指涉不正常的人、指涉残疾，等等。我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常态的霸权的结果。这一常态必须持续在公共场合被强制实行（比如小说中），必须通过加工、比较、建构、解构常态和不正常的形象而创造和强化其形象。”⑧戴维斯的“常态”概念和“失能”概念并置出现，“常态”的优势地位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彰显、被强化。戴维·非弗也将“常态”定义为“常态行为是统计学上的人为现象，鼓励有权有势的人将无权无势的人列为不正常。”⑨“常态”的另一个表述是“健全至上主义”（ableism），通过将失能表述为二元对立的弱势一极，常态显示出操纵、控制的霸权姿态，其目的是将不符合常态的事物纳入到从属的位置，从而维护“常态”居高临下俯视失能的特权。“常态的霸权”建构了常态和失能二元对立的概念，显示出其君临俯视弱势群体的倾向。
如果以“常态的霸权”概念来重读对于文福的描述，文福所对应的“不正常”的身体和行为反衬着“常态”的身体。在《灶神之妻》中，身体健康的男性身体化身是如“上帝”般对苦难的中国女人施救的美国男人吉米·路易。和文福不同，吉米在二战中担任文职人员，没有遭受到战争的创伤性影响，他对于战争的理性认知代表了一种如“上帝”般超然物外的态度，他在战后选择成为牧师更是映证了自己作为上帝使者的身份。吉米身体健康、态度友好、俏皮诙谐、温柔多情、魅力十足，同情并爱恋着苦难深重的中国女人，但并不处处显示自己的男性霸权。在婚姻中，他被证明是个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就是完美男人的化身、是拯救女人的英雄。他的身体代表着抹杀了过足的阳气而显得阴阳平衡的常态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吉米的身体不仅仅代表着常态的身体，它甚至代表着理想的身体，即常态的身体的优势组合。
“常态”的霸权姿态将文福在二战中的功绩全然抹去。对于男性在战争中的表现，戴桂玉给出了相当精辟的论述，她认为：“在大战中被炮弹惊吓的男性受害者一般都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这是一种传统上只有女人才遭受的精神痛苦。这些都重复了战争的阉割（女性化）特性。”⑩文福越来越疯狂的行为和日本对于中国越来越疯狂的进攻处于平衡发展的状态，它可以解释文福在战争期间虐待妻子，无视孩子，自私自利的行为。在隆隆的炮火之下，每个士兵的生命都处于威胁之中，人在炮弹面前如同草芥。作者将文福的精神失能和抗日战争并置，她没能意识到文福的精神失能既是父权制下男性霸权的直接体现，也是战争创伤的必然结果。
三、失能的心理与常态的心理的对照
“常态”的概念在统计学上体现为“钟形曲线”、“正态分布”等，在曲线末端总会有偏离常规的特征。因为它裹挟着大多数人，那些偏离常规的人经常處于被鄙夷的地位。与吉米的常态甚至与理想的身体来说，文福迥异于大多数人的残障的身体处于平均线以下，是对常态的偏离。而文福在父权制传统中国体现出来的施虐的精神状态同样使他处于偏离常规地位，他欺侮着自己的妻子雯妮、自己家中的小保姆、自己的岳父。雯妮饱受欺凌侮辱，但仍然保持着不让自己发疯的强大的精神能力和逆来顺受的传统品质。雯妮在结婚初期试图取悦丈夫，“那些日子，我还是尽量讨文福的喜欢，做个好老婆，同时也尽可能为自己寻找快乐。”{11}事实上，“做个好老婆”与“快乐”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属于同义词，只有“做个好老婆”，雯妮才会屈从于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勇敢承担起做家务和生儿育女的职责;只有“做个好老婆”，她才有可能进入中国父权制的象征秩序，进入权力的中心，掌握男性的话语权。雯妮精湛的厨艺、一次又一次的怀孕都是她试图“做个好老婆”的明证。在面对“只有男人有资格享受性愉悦，享受父道以及所有的象征性升华物”{12}的残酷社会现实面前，她逆来顺受，不轻言反抗。
正因为如此，受难的行为和强大的内心世界使雯妮成为整个社会中国女人的典型存在，成为一种另类“常态”，而文福虽然处于施虐者的位置，但是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行为，同样成为社会的异数。此时，常态和偏离行为因为统计学上人数的多寡呈两极对立的局面。按理说，处于“常态”的是在中国社会中掌握主动权的男人，处于偏离地位的则是被欺凌压迫的中国女性和弱势的中国男人，“常态的霸权”地位在这一组对立中难以被精确再现。但是，鉴于此部小说并不是从中国传统视角出发来反思中国父权社会，而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为武装，雯妮具有美国民主精神的潜质，她和其他中国女人一起成为“常态”，文福虽然在中国父权社会掌握话语权，但因为他残忍无情、因而无人相与为谋，处于偏离的地位，“常态”在这一语境下同样显示出霸权地位。
“常态的霸权”将中国女人建构为中国男人的对立面，放大了“阳气过足”的中国男人的身体以表现中国女人所遭受的痛苦。在讲述文福的空军生涯时，雯妮说：“每次战斗一开始，文福就驾飞机兜圈子，飞到一边去了。”{13}从雯妮的叙述可见，雯妮塑造出文福的懦夫形象表达了对他的鄙视。虽然雯妮关心飞行员的命运，对他们深表同情，但是她鼓励男人英勇作战，嘲笑懦夫，高高在上地对战场上的士兵进行道德评价。文福在战场上的行为得不到雯妮的认可，反而激发了她内心的蔑视，此举必然会加重战场上的男性的焦虑心态。吉尔伯特在《战士之心》中阐述道：“战斗使男人失去男子气质的恐惧不仅导致普遍的性焦虑，而且导致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愤怒。”{14}因为女性支持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并蔑视懦夫，她们对于战争的无知和狂热间接将士兵逼入与死神直接对抗的境遇中。文福一直身处战争第一线，他驾驶战斗机与日军作战，战争结束后他也并未被送上军事法庭，反而被看作英雄人物。他的行为与雯妮的叙述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缝，其原因在于作者试图将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割裂开来，将中国男人的暴虐与战争话语交织在一起，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男人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弱化了饱受战争摧残和创伤性影响的中国军人的功绩。
“常态”的霸权地位还表现在，雯妮采用美国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将自己的丈夫直接表述为“疯子”：“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15}雯妮的对丈夫的批评也是对整个中国父权制度的抨击，毫无疑问她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男性的霸权和母子同谋维持中国父权制度的帮凶行为。在具有美国民主思想的雯妮看来，父权制度教育出来的男人是“疯子”，是精神失能的男性，有着永远不能满足的权力欲望。而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她的语言代表的是对失能中国男人进行批判的主流语言。
随后，她基于自己在美国的人生经历，改写了在中国社会被贴标签为“阴气太盛”的女人的人生命运，“她到了美国，又嫁了人。……他们在加州旧金山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只要付很少的抵押金，高高的二层楼，三个房间，两個洗澡间，大得能让她的孙辈都可以搬进来住。她的孙辈们经常来看望她，共有四个——两个是她的女儿生的，两个是她的儿子生的。”{16}“阴气太盛”的中国女人在美国的命运被完全改写，在中国的弱势常态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常态，正是美国使她们拥有了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在中国的失能男人，本身“阳气太足”，缺少了“阴气太盛”的中国女人的参照，其生存将加速其“阴阳失调”，其心理失能的病理症候将在短时期内难以被疗治。
四、失能的家国隐喻
如果说，《灶神之妻》这部小说只是在单个的人物塑造上体现出来“常态的霸权”，它还不足以显示该小说之于失能研究的意义。同时，因为这部小说是华裔美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再现了中美两个空间，两种文化。很显然，失能的文福因为一直生活在中国，他指代中国父权文化;吉米是美国公民，战后回到美国，雯妮嫁给他后成为美国人。因此，失能与常态的对比在角色的身份归属上产生了新的变化，失能与常态的个体演变为失能与常态的国家，此处，失能的是中国父权社会，常态则指代民主的美国。充斥着战争、受难的中国女人、暴虐的中国男人，失能的中国社会反衬着美国生活所代表的健康、普通、常态的生活。常态的美国社会同样显示出其霸权地位。
谭恩美通过失能与常态的对置彰显了中美文化的差距。雯妮在回忆过往时曾说：“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17}在雯妮看来，美国代表着新的思考方式、代表着对不堪回首的过去的掩埋，更重要的是，美国代表着常态的生活。与美国的生活相比，中国的生活是有缺陷的。在那个因为中国父权制度而疯狂的、遭受战火焚烧的国家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常态的人。而美国生活则被建构为人间天堂，一切都似乎无比完美，同时作者还赋予了美国社会以各种功能。
美国的常态生活具有疗治失能的中国女人的功能。雯妮在中国饱经苦难，最初丝毫没有反抗精神。但是在华裔美国人吉米·路易的爱情感召下，公然反抗前夫，最终成功抵达美国，与吉米结为伉俪。她在中国的失能症状不治而愈，在美国做起了花店生意，生意兴隆。同时美国常态的生活抹杀了失能的身体表征，年老就是其中一例。人在走向老年的途中不可避免面临身体机能的衰退，但是在亚美文学的研究中，老年学从未在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政治科学家、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者占据中心位置，少数族裔的挣扎似乎只属于年轻人。马圣美基于年老的华裔移民生活提出“0.5代”的概念。“0.5代”指的是“在台湾和中国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在美国，尤其是加州的蒙特利和洛杉矶以及纽约的法拉盛慢慢变老的退休人士”{18}。马圣美戏称这些公民为“三等公民”：“等报纸”、“等吃饭”、“等睡觉”。“等”字表达了老年人面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失能的状态而无能为力的忧伤与叹息。雯妮三十多岁嫁来美国，她近似于马圣美所称的“0.5代”。但是在《灶神之妻》中，讲故事的雯妮已经年逾古稀，但精力充沛、精神矍铄。杜姨婆“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精力充沛、身体康健的。”{19}这些老年人形象身体健康，没有因为年老而自怨自艾，反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自己的事业、有组织聚会的精力和热情，关心儿女生活，颠覆了失能的老年形象。而正是美国社会给予了她们不老的甘泉。
其次，美国的常态生活改写了中国男人的滥情行为。文福在文中追花引蝶的行为是雯妮最为不齿的行为，他勾引家中小保姆，抛弃小妾，犯下了诸多罪孽。然而，在美国，男人不断追求女人的行为被赋予了更为柔和的语调。珍珠的表弟宝宝已经三十一岁了，和文福一样，“他有一套讨好人的本领，就像分发晚会礼物一样，人手一份。”{20}现在第四次结婚，家中为他摆宴庆祝，家人纷纷为他送上祝福。文福的滥情变成了宝宝的多情，直接再现了美国社会男女双方在婚姻内的平等关系，使之迥异于阴阳不调的中国男女之间的关系。美国生活的改写功能暗示了作者对于美国生活的赞誉之情。
再次，在美国，以慢性疾病为主要特征的失能也被纳入常态化的轨道。海伦的脑瘤是个谎言;珍珠所患的“多发性硬化症”也被纳入到现行的话语体系中。珍珠所患的“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慢性疾病，失能研究在进行“失能”的归类时将其囊括其中，一般读者并不了解其发病情况和病因，作者告诉我们珍珠的病情事实上“相当轻”，“我的病对我的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到七十岁还能打高尔夫球，而且能打出标准杆数，只不过我得小心，以免体力和情绪过于紧张。”{21}作者试图弱化珍珠的病症，并强调她并没有受到失能的歧视，只有亲人和朋友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自从珍珠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后，她的丈夫菲力“产生了一种责任感”{22}。而且，她在找工作时也并没有受到歧视。“她是击败了两个应聘者而获得了门诊医生的职位”。小说结尾，作者似乎暗示，因为珍珠有文福的一半基因，珍珠的疾病极有可能来源于文福邪恶的基因。谴责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男人的坏基因和暴虐行为。但事实上，“多发性硬化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其患者遭受歧视表达抗议的行为在美国已经出现。戴维斯记述了这类慢性疾病的晚期患者经常在“生活质量”的谎言下被迫接受安乐死的不争事实，将矛头直指常态人群对于慢性疾病患者的失能歧视。{23}作者让珍珠患上“多发性硬化症”，是她在对慢性疾病不了解的状况下的温情创作，既是她对失能的中国旧社会的控诉，也是她对常态的美国生活的赞赏，更是她对失能书写的自我阐发和失能的社会现状的忽视。
由此可见，美国生活通过修正中国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之处，处处显示着自己的霸权。在失能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人，仿佛只有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其身心失能的状态才能得到疗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谭恩美的话语也成为一种霸权话语，她通过丑化中国男人来彰显美国生活的完美无缺，难道不是在为美国的生活摇旗呐喊？但中国和美国生活果真如失能和常态的二元对立这般泾渭分明吗？
五、美国社会中的“魔幻失能”
周郁蓓曾言辞犀利地指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反叛，是被边缘化了的亚裔人通过维权和反歧视斗争，维护和阐扬民主理念，夺取美国文化话语权，最终捍卫美国民主理想，完善和充实美国核心价值的反叛。”{24}其实，不光是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亚裔美国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在对《灶神之妻》的文本细读中，我们可以推断，谭恩美塑造的身心失能的文福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指代中国父权社会的失能，而具有“美国感”的华裔吉米和雯妮所代表的是常态的美國生活，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谭恩美笔下的失能人物的塑造与东方主义话语构成同谋。
但是，美国生活真得这么完美吗？美国的“常态”社会真得能疗治失能，使失能成为可接受、可调控的存在吗？谭恩美在《灶神之妻》的开头与结尾以较为轻松的笔调书写了美国华人移民的生活：母亲在美国开了花店，“二十五年来回头客很多”{25};杜姨婆在美国可以“申请老年医药费补助”{26}。在这样的“常态”社会下，身体所遭受的病痛、残疾及因此引发的失能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作者平和的叙事之下，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华人移民在美国生存之不易。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他们在美国求职不易、求生不易。多年前，雯妮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为杭奥面包店做面条”，她的华裔丈夫激动万分，深感“我们真幸运！”{27}。而更多华人移民则靠做小生意谋生。海伦丢了工作之后，和雯妮合开了花店;雯妮儿时相识的一位姑娘嫁给了美籍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28};母亲的朋友洪先生开着卖纸钱、香烛之类的“神仙店”{29}。这些华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被迫自主创业，并将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唐人街。他们无法打破美国主流社会营造的族裔隔阂，处于失能的状态。他们的失能主要在心理层面，可以称之为“魔幻失能”（magical disabilities）。
“魔幻失能”是著名亚裔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圣美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理论上说，移民中没有残疾人，因为申请签证和在陌生国度将要面临的困难足以使很多人，除了最有资格的人，丧失信心。然而一些移民的父母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最终将成为‘负担。因为语言能力和文化技能有限，有的不会开车、购物，这些美国移民如同聋子、哑巴、盲人一样遭受歧视。”{30}马圣美指出了华人“魔幻失能”的具体表征：他们不会讲英语，不能同美国白人交流，其交流活动只能局限于唐人街的小天地里。雯妮三十多岁来到美国，没有接受任何正式的教育，在与人谈生意时使用中文，这些均表明她在使用英语时可能存在着障碍。此外，虽然雯妮早早搬出了唐人街，但是她的朋友全是华人朋友：胡兰、杜姨婆等，美国白人朋友无迹可寻。她们只能在自己的族群内交朋友，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在海伦舅妈生活的唐人街，华人人数众多，美国白人较少混迹其中。在海伦舅妈家的晚宴上，“菲力是今晚唯一的一个外国人”{31}。海伦舅妈在说“美国人”时“好像在提起一个种族群体”{32}。正是因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隔阂，美国白人在她们眼中成为一个“种族群体”。它暗示着唐人街是美国白人较少涉足的地区以及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边缘性。
戴维斯在指出失能现象的社会化表象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能的社会化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一同到来，也与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的民族观、种族观、性别观、犯罪观、性取向等相关联的一套实践行为和话语一同到来。”{33}失能概念的出现与国族、种族、性别等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导致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失语的状态。在东西方交流的过程中，华人因整个民族的弱小而显示出失能症候。谭恩美笔下的战争、南京大屠杀、逃难等叙事都是整个中华民族暂时失能的表征。此外，谭恩美笔下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人群同样表现出失能症候。中华文化在美国成为“异域风情”，谭恩美书写的华人家庭的亲缘关系、丧礼等习俗将华族文化异域风情化的同时展现出华族人群固步自封于传统文化、排斥与美国文化的交融，这也是失能的表现。
同时，华裔美国女性是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女性。美国主流社会将疾病或残疾归属于族裔少数群体有很长的历史。贝恩顿在讨论失能和少数族裔的关系时说：“女人和野蛮人、白痴、罪犯、病理性的怪物（先天性失能的那些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导致了男性知识分子的持久的焦虑。”{34}此句将女人作为一个类别单列出来，并与特指少数族裔群体的“野蛮人”并置，暗指他们均非常类，对正常的社会构成了威胁。在这些语境下，华裔女性必然出现被迫失能的现象。她们有苦不能说、说不出，正如社会中的哑巴一样，被剥夺了话语权，代表了因为社会文化的压制而导致的心理失能现象。汤亭亭的《女勇士》中，母亲为了让女儿掌握英语，割了她的舌头。母亲认为：“割了以后，你的舌头就活泛了，能说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说截然不同的语言，能发出任何一个音。”{35}可是，母亲的努力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割舌后的“我”的說话能力严重受损，经常沉默不言。《灶神之妻》中，珍珠被母亲培养为一个听不懂中文更不会说中文的第二代华裔移民。雯妮对女性珍珠的身世沉默不语;海伦对姐姐的悲惨人生和雯妮所遭受的虐待沉默不语，这些都是心理失能的症状。小说中的雯妮用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听众只有她的女儿。与其说她讲给女儿的是过往人生，还不如她传授着中国女人的克己隐忍。她既解释着自己心理失能的原因，也在展示华裔心理失能的社会原因。
六、结语
失能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新兴方法，在用于文学研究时，它让评论者将目光聚焦于被忽视的残障群体。在《灶神之妻》中，谭恩美通过失能叙事将美国和中国对置，并将失能特指中国和中国人，而美国则被表征为常态的生活，常态在失能的彰显下，其霸权、主导地位一目了然。同时，谭恩美指出了中国女人从失能走向常态的可能性，只是她没有料到，在美国的华裔同样可能遭受失能的困扰，而她的故事也与东方主义形成同谋。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灶神之妻》的失能研究为文学批评独辟蹊径，极大开拓了文本的解读空间。
① Caesar， Judith.“Patriarchy， Imperialism， and Knowledge in The Kitchen Gods Wife”. In Harold Bloom ed.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Amy Tan，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p.40.
②③⑦⑧{33}{34} DavisLennardJ. 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Fourth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44; p.6; p.1; p.10; p.1; p.23.
④⑤{11}{13}{15}{16}{17}{19}{20}{21}{22}{25}{26}{27}{28}{29}{31}{32} [美]谭恩美：《灶神之妻》，张德明、张德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第242页，第193页，第197页，第252页，第155页，第62页，第3页，第23页，第16页，第5页，第13页，第3页，第53页，第53页，第9页，第22页，第23页。
⑥ Tan， Amy. The Opposite of Fate： Memories of a Writing Lif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p.15.
⑨{23} Davis， Lennard J. “Crips Strike Back： The Rise of Disability Studies”.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999， Vol.11， No.3： p.500-p512.
⑩{14} 戴桂玉：《后现代语境下海明威的生态观和性属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第119页。
{12}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18}{30} Ma， Shengmei. East-West Montage： Reflections on Asian Bodies in Diaspo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240， p.190.
{24} 周郁蓓：《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文史哲》2006年第3期。
{35} 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Normal Hegemony”： A Narrative Study of the
Loss of Functions in The Kitchen Gods Wife
Pan Minfang
Abstract： In The Kitchen Gods Wife， a novel widely noticed and praised by the critical world and the readership， Amy Tan is concerned with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functions， a representative being Wen Fu. A careful reading of the novel reveals that Wen Fu， her stylised character， is someone who has experienced bo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loss. The contrasting physical normal one is the healthy Jimmy whereas the contrasting spiritual normal is Winnie who has experienced much suffering. An individuals normal state or loss of functions can simultaneously act as a metaphor for the normal state of a country or its loss of functions. Thus， ‘the normal hegemony， with its normality and loss of functions in sharp contrast， is clearly seen. Although Amy Tan has written a prescription for how the Chinese society that has lost its functions can move to normality， she does not realize that Chinese Americans living in America can face the same problem of losing their functions.
Keywords： Amy Tan， The Kitchen Gods Wife， a study of the loss of mascu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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