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代初期，香港本土文化精英对于中国内地尤其是近鄰广州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曾有过积极的响应。然而这种现象毕竟“昙花一现”，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未能引起足够关注。通过对《香港策群》等早期本土历史文献的发掘，可加深对“五四”后香港文化语境以及民国粤港两地文化关系的了解，进而重新思考新文学发生的多元语境问题。香港独特文化空间与历史语境提醒我们：区域文学史的书写需要须补“宏大叙事”之缺疏和超越地方本位主义叙事之偏颇。
关键词：《香港策群》;香港文学史;国民性;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110-05
香港新文学究竟源于何时？其发生图景如何？以往的研究多侧重沪港两地的文化关联，那么上海之外，作为民国粤港澳地区“中心”和同属粤语文化圈的广州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在弥补以往“宏大叙事”的缺疏的同时，以一种超越地方本位主义的视野重新审视香港？如何在“大文学”的视野中重新考察香港新文学之发生？特别是，如何摆脱以往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叙述的先入为主与机械套用，通过回到历史的发生场景，重新探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地化”的演变轨迹？
一、新声初啼：《香港策群》之“策”
关于香港新文学发生的时间问题，以往学界的共识为1927年之后，论者多以香港本土作家侣伦的论断为据。近年来，随着史料的发掘，这一界定不断更新①。这一方面源于香港本土学者的建设意识的增强，同时也归功于大陆学者的持续努力。如袁良骏先生指出，1924年7月1日香港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刊物《英华青年》的问世应作为香港新文学的源头。袁先生在文中高度肯定该刊对于本土新文学的开创意义的同时，对其长期以来被收藏者打入“另册”并受到史学家的“冷遇”颇为不解，认为原因或在于它是一种学生刊物②。而赵稀方先生则结合其对香港本土报刊的深入研究，对袁文关于《英华青年》创刊年的界定与相关论断以及侣伦关于《伴侣》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之权威定论提出了双重质疑和再界定。他结合新发掘的1924年8月创刊的本土刊物《小说星期刊》，对其在香港文学史的地位进行了重估，对香港文学史的书写亦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建议③。那么，“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究竟是哪本刊物呢？以上学者的探索已然显示：香港文学史料并未一网打尽（事实上也不可能），还有许多重要的漏网之鱼。基于此，与其争论所谓“第一燕”宝座，不如集中力量对相关史料竭泽而渔，以早日弥补和丰富香港新文学的历史图景。笔者近年来致力于粤港澳文学史料尤其是早期报刊和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爬梳，发现有关香港新文学之发生问题依然存有许多值得深究之处，下文拟以新见《香港策群》为例试做探讨。
《香港策群》与1924年的《英华青年》一样，皆为学生刊物，该刊于1922年1月创办于香港。与《英华青年》的不同在于《香港策群》并无宗教色彩，也非某专门学校内部刊物，而是集合了二十年代香港多所著名大学的学生。有别于一般校园刊物，《香港策群》甫一亮相，姿态上就颇开放。扉页上的八字标语“欢迎各界? 诸君投稿”和稿酬制表明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编辑甚至在作品之前专门载有“本社投稿简章”。刊物栏目基本涵盖了哲学、文学与教育诸方面。文章体裁则有诗歌、小说、剧本、传记、游记校闻、调查、通讯等。从现存创刊期来看，主要为教育和文学类作品，体裁上则主要为白话小说、随感录、游记与演讲稿。
“策群”，顾名思义，其负载了重要的文化运动使命，而所刊文章风格亦显示了其实为《新青年》之后裔。刊物的启蒙色彩以骨干成员孙寿康的《香港学生：学“生”乎？学“死”乎？》一文为代表。该文将香港学生分为八派，其中尤痛恨所谓“奴隶派”。在《今之学者为人》等文中，作者继续批评青年的死读书，主张青年要有贡献社会的效力、互助的精神，以开通民智、改良恶习，为谋社会进化。而《思想竟差得这样远》则揭示了二十年代香港保守势力对于男女同学、女子解放、自由恋爱、国语文学运动之抵制以及进步青年的斗争。署名“仲柏”的《侨港学生应该怎样》，文章呼吁青年“保全国民性”，指出“番书仔”之所以惹人唾骂，主要在于漠视祖国，甚至往往流露出“你们中国”语气，或语出无心，或自绝于祖国。文章举一位香港教员的例子和香港大学章程中关于“欧化”的与“东方”性的规定，批评港人教员的国民性的淡漠。仲柏的《我的感慨》④批评青年的崇洋媚外，阿张的《学生呵还是学死呢？》⑤所提出的文化殖民等问题在彼时香港的历史语境之下颇为尖锐，而这或是这颗香岛文化之星迅速陨落的真正原因。
“随感录”显然是《香港策群》文化批评的一大“利器”。其侧重于国民性批判，语言犀利又时有克制，所用皆白话文，而其文化反思与白话文倡导显然已经触及新文学发生的文化土壤与“在地化”问题。譬如，《白话文底讨论：白话文底两大功用》的作者提出“把粤语的广东，变成国语的广东”的大胆设想。但同时，他显然对殖民地香港的现实语境和白话文的现实空间有着清醒的预见。文章开篇表明所提出的关于白话文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相较与国内学者的讨论已经很旧了，也有可能“拾人牙慧”，但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或在于已经预见杂志必将遭遇的语言选择上的争论，故试图先将基本的理由提出，避免无谓的辩论。作者强调白话文的作用在于能够统一言语，又能普及教育的观点。文章开篇即提出针对中国各地方言问题，有统一的必要，但学习国语依靠教科书学习，一种是日常国语沟通，此两种皆面临一定问题，而“白话文字则是统一言语的先锋”。从表达功能上，文章肯定了白话文的直接描写，比文言要情境真切，认为这是白话文在文学上的位置与存在的意义。然而，颇为微妙的是，作者却又笔锋一转，指出“现在的白话文字，我们也不十分满意”。在他看来，白话文固然要提倡，但文言文也不必废除。理由是日常生活依然需要，研究古籍也需要。而且文言的存在，以作者之见，并不会妨碍白话的发达。这种趋新但不抑旧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在香港的“地方化”的过程中因现实语境所面临的“改造”，也代表了二十年代前后香港文化界对于国内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的新旧之争的真实看法。作者认为胡适之倡导白话文是想造成“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但白话文要取得文艺上的价值现在还需要继续改良。在这篇《白话文底讨论：白话文底两大功用》的结尾，作者特意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自述：“我这篇文对于白话文没有积极的提倡，国内的同志自然不甚满意。但恐怕香港这里许多人还认为白话文是有危险，我这文自然不能解释他们底疑点。但我希望他们参看他书，作具体的研究，无论赞成反对，或怀疑白话文的人，都要多看白话文，多作白话文，才有讨论白话文的资格。请参看《新青年》三四五数卷讨论白话文的言论和他种单行本的白话文书籍。”云。作者的审慎态度、文化取向和行文表达上的微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年代香港白话文的生存处境。同样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呢？》，文章以白话诗为例，指出白话诗的明白在于形式的浅近，而内在的深长的意味，还须有思想支撑。
《香港策群》的“通讯”栏目也有着《新青年》的影子，所不同處依然是编辑同人在立场上的“暧昧”。尽管编辑试图以通讯作为一种文化争鸣，但现实语境的制约是明显的。署名“孙广苏”的来稿《这样礼教尚有存在的价值吗？》⑥，作者显然受到国内尤其是近邻广州的妇女运动的影响，呼吁香港女性觉悟起来。然而，编辑的态度却有些耐人寻味，作为对孙广苏来稿的回应，编辑表示该文不能完全刊出，编辑一方面肯定了青年的尚新的勇气，却对新文化的激进也持保留态度。认为“新文化本身虽然没有思疑，但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员，就不能太过信任了。要研究了才去批评。作者认为迂腐礼教，尽可不必攻击，但三从四德，贞操，守节的学说势力还很大，还有讨论的价值，并推荐了《新青年》第三四五各卷关于对此的批判，以及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关于孔门弟子的研究。
《香港策群》所载文学作品并非主流，然而放在二十年代初期的香江社会，其尝试已属不易。尽管从创刊号来看，小说选材较狭，艺术技巧上尚稚嫩，但放在彼时的香港文坛无疑是一枚“奇葩”。其强烈的启蒙性与先锋性，在守旧、功利和娱乐通俗娱乐趣味占据绝对市场的殖民地香港自然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该刊首期载有潘仲柏、孙寿康的小说《教育家》⑦，小说以讽刺手法揭示旧式教育之落后，语言通篇为现代白话文，描写上也颇生动，展示了本土青年作家的白话文水准，高仲伟的白话小说《朴斋》，采用游戏小说形式，辛辣批判了“冬烘先生”之落伍。从文体形式上看，编辑对于来稿的语言和标点颇为宽容。这种趋新而不抑旧的文化态度，实为发生期香港新文学的突出特征。沣铭的轶闻小说：《商女不知亡国恨》显然带有旧小说的传奇色彩，情节颇为生动，语言上则文言与白话兼用，这一方面暗示了在港文人群体在反殖民文化立场上的共同诉求，同时也展示了过渡期香港小说的基本面向。
与多数学生刊物一样，经费问题是早期香港新文学刊物生存的重要挑战。由此，该刊还专门登载了《义丐兴学》和《扬斯盛小传》两篇传记文章，欲以古人兴学之义举唤起港人救国热情。总的看来，《香港策群》所刊文章特别是随感录皆有《新青年》遗风，而作者胡适之、陈独秀等新文学主将的评论，也显示编辑同人的精神渊源及其对对文化中心区的呼应。这本以标榜“香港学生? 公共言论”的学生期刊，很快便被港英当局以所谓“反动”的名义停刊⑧，这不能说不具有某种反讽意味。其证明了二十年代的香港，即便是此类略带左倾激进和精英化的刊物与话语，亦实难以落地生根。
二、时空之维：香港新文学的发生语境
《香港策群》虽长期以来作为一册存数不多的校刊而鲜为史家关注。但这扇小小的窗口，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且极富有张力的文化空间，它既是二十年代香港文化界与教育界的一面镜子，也是新文化运动在香港的一次“架桥”和“播种”，同时亦可视为新文学在香港的实验与本土新文学之先声。而这“昙花一现”的局面的形成，显然与民国粤港澳地区的文化交往息息相关。
始于1919年的“策群义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潮影响下，香港觉悟青年学生受内地尤其是近邻广州的平民教育和劳工神圣思潮之启发而形成的青年团体⑨。作为校刊的《香港策群》，其文章风格自然与杂志创办者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查阅相关党史文献，作为《香港策群》主要负责人的孙寿康（受匡）还是香港首家新文化出版私人机构—受匡出版部之创始者，其在1918-1928年间，相继出版了震瀛（袁振英）译著的《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近代教育底改造》和论著《爱国主义与无政府》等。相关资料显示，孙寿康与袁振英为东莞同乡，袁又是陈独秀的高足，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920年曾任香港《晨报》编辑，兼任广州《新民国报》编辑，1920年底，袁随其师南下广州，携手推行男女同校等新文化运动，在二十年代初的广州教育界曾轰动一时⑩。孙、袁二人在二十年代初有不少交集，思想上自然亦趋近。在受匡出版社出版的震瀛译著《易卜生传》（受匡出版部仅该书就共出4版，印8550册）译者自序中有云：“我还要谢谢我的老友孙君受匡，因为他要把我的旧作翻印出来。普通人生长在恶浊的香江社会，深受殖民教育的荼毒，总不会像他的那般注重艺术。香江也是我旧游之地，所以我对于它也不能没有一些贡献;并且我在这里翻印，也许免掉了那些受染资本主义的色彩的书贾藉以谋利。”11这则序言的落款为：新世纪二十六年秋震瀛叙于广州市万福路怡庐”，而“受匡出版部”的地址也有两处，分别为“香港中环体甸乍街三十三号三楼”和“广州惠爱路昌兴新街二十号”。
过去学界更多强调了香港新文学发生中的“上海”因素，而对于与香港一衣带水且同属于粤语文化圈的广州的作用不甚关注。事实上，从《香港策群》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广州之于香港文学的影响，或更多偏向于思想倾向方面，这当然与民国广州作为“革命策源地”的独特地位莫不可分。《香港策群》对于编辑同人和读者以同志相称，也暗示了其“左倾”色彩。而潘仲柏游记的《参观广东教育会记略》真实反映了二十年代粤港两地进步思想的传播互动，从时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的汪兆铭勉励到访的香港进步青年“当有一种牺牲的精神”，“要有一种互助的精神，保全祖国的国民性”等信息来看，“策群义学”与《香港策群》所负载的使命可谓独特，这被长期忽略的历史的一页之于百年后的香港依然不无警示意义，其思想价值或已远远溢出了教育与文学的范畴。
文人行旅与粤港两地空间交往还深刻影响了发生期香港新文学的具体形态。比方在广州流行的市井方言文学，随着文人迁移，逐步成为香港报纸副刊的主流，如《英华青年》上刊登的署名谢新汉的的四幕剧《洋烟毒》，以粤地土语方言和“烟屎二”这类市井气息浓厚的人物为主角宣传禁烟禁赌，这是20年代初期广州报纸刊物常见的题材，其表明香港新文学从题材上亦受到广州的影响。而以《香港策群》观之，本土文化精英的新文化立场与粤港两地的行旅传播和文化互动莫不可分：《香港的学生》一文，作者显然是也为了回应大陆舆论关于“香港的学生不是学生，是学死”的问题。作者坦言通过旅行北方，回头再看香港，就觉得“大大的不对眼”。而《香港策群》的“经理部启示”也显示，该杂志在广州设有代表处。历史的细节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粤港澳，内部空间的交往和互补是频繁而常见的，其对文化传播的辐射意义可谓深远。
《香港策群》的“实验性”也说明类似于近邻广州的激进的新文学姿态在香港是难以生存的，其“失败”也必然召唤出另一种具有“混杂性”和“多元性”诉求的文学刊物的出现。香港作家刘以鬯就曾在其小说《酒徒》中刻画了一个南来作家在殖民地香港的沉沦与绝望，这部小说应该很能代表香港新文学发生期的艰难和纯文学作家在香港商业市井氛围中文字生涯的真实图景。像《伴侣》等文艺期刊，采用商业广告与文艺宣传相结合的方式，确实很能体现香港新文学的发生土壤和生存环境，也体现出它的都市个性——早期香港新文学正是这样一种夹缝求生的姿态。《香港策群》的夭折事实上证明了一种严肃的激进的文学实难扎根于此，后来者必须作出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于是我们看到，被誉为“香港文学第一燕”的《伴侣》依然以娱乐生活为主，所载内容多为服饰家居。编辑的主旨也不过藉此“谈谈风月，说说女人”，所载14篇小说也多为市井文学。而香港新文学最终得以“夹缝获生”，这其中，本土新式学生无疑是重要力量，而空间的流动尤其是粤港两地的文化交流与文人互动，则起到了类似“动力源”与“催化剂”的作用。“五四”以后，香港学生与内地特别是广州学生的联系非常紧密。除了旅行和参观意外，还有夏令营讲学班、白话剧演出等12。这种地缘与文化上的亲近，对于粤港两地文艺青年的影响不言而喻——香港新文学正是本土文化精英的不懈努力与南来北往的空间交往的结果。
三、言说之困：《香港策群》揭示的文学史问题
有关香港的文学专史，迄今为止不可谓不丰，然所引发的质疑与争论亦从未停止。事实上，香港文学史的书写因香港历史语境的独特与复杂注定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特别是关于香港文学的新旧之争问题。而事实上，所谓的“新旧之争”随着近年来香港本土历史文献重新发掘而真相渐明。从《香港策群》所揭示的情况来看，新旧之争与文白之争在彼时之香港确乎存在，然而国民性的挑战与中英文教育之争毕竟远远超越所谓文白之争。如：孙寿康的《香港学生：学“生”乎？学“死”乎？》一文重点分析了“奴隶派”。指出“做奴隶不必识中文，不必识中文又何为多加一重苦以读中文哉。此派学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奴隶派”。张仲彝的《香港学生的观察》剖析了香港青年的精神状况，认为本来现在学生的责任，应该力学，互助和從事新文化运动，方是尽学生责任。而这些学生鄙弃自己本国文字，连教授国文的教员也被一同看轻。“英文是可贵的，国文是不中用的”。至于国家形势也是“茫然无知”的，这样的学生“居了大多数”。《我们究竟为什么读英文》、《对于教育的我观》等文皆显示出一种空间交往的影响与焦虑以及浓厚的文化反省意识。
显然，从《香港策群》所揭示的情况来看，新文学之最大阻力许并不在所谓守旧派，而在于殖民地的洋化教育与市民的崇洋心理，它使得二十年代的香港文艺依然以旧文艺为主，而新文学难像内地那样以决绝和强势的姿态一跃而起，也无法像近邻广州，借助于政治革命的力量推进新文学的发生。署名“砭”的文章《从香港学生的不需要说到需要》曾指出;“香港学生最需要的是英文，不需要的是中文，比较需要的是旧式的中文，极不需要的是新式中文——就是语体文”。作者分析此类现象多源于港人的实用主义心理，文章认为：香港学生的出路多朝向商业发展，其次是政府文员，最后是教书，此三项都与英语挂钩，至于旧式中文在谋生中显然就需求较少。作为早期拓荒者之一的贝茜（侣伦）也坦言：“新文学运动是在客观环境的几重压迫下，支持着命脉。”13——历史的细节与真相似乎与以往我们对于香港文学史的机械想象颇不一致。
《香港策群》不仅反映了二十年代初香港思想界、文化界与教育界的部分真相，也呈现了香港新文学发生的重要一角。其并非一册稀见文献，关注此领域的相关专家中相信一定有见过此刊者，然而在以往大陆有关香港史的研究中却从未有人提及，近年来该刊部分篇章如《《香港学生：学“生”乎？学“死”乎？》始见诸于香港本土学者的史著中，这说明香港学者在本土史料的挖掘上下了功夫，也暗示这本刊物实际上或早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遗憾的是，治史者的选择性解读和一些主观微妙的处理却更似有意遮蔽此类史料。考虑到香港文化背景的多元，类似情况的发生或与相关史料文献的敏感、治史者所处语境以及学者自身的“史观”有关。笔者近年来关注地方文学史的建构，也由此思考地方文学史的话语方式和史料处理等问题，认为在这方面，欧阳哲生先生的见解颇值得参考。他以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为例，强调“历史研究追求客观、真实、公正，但五四运动的史料来源蕴藏着不同价值取向的矛盾，这些材料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价值取向，我们使用时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同价值冲突集于一身的感觉。对于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材料，我们既需要作回到‘历史现场的细密考证，又要保持对它们的距离感。”14笔者认为，欧阳哲生先生所论问题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文学史应该对不同材料合而观之，同时避免意识形态以及地方本位主义“去历史化”的拘囿，以提供更加真实而立体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对于本身特殊的香港，以往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过多依赖于亲历者的回忆与评价以及二手文献，其叙述存在不少缺疏、错误、甚至以讹传讹，也由此遭到香港本土学者的质疑。近年来，报刊研究和档案研究被纳入文学研究视野，并成为一股热潮。这为文学史图景提供了真实的“现场感”，再现了一时代的舆论氛围、文化导向与历史的内情和细节，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笔者的博士论文《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发生》也是这方面的尝试。此外，香港学者也开始重视本土报刊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陈国球先生在其所编的洋洋12卷《香港文学大系》中首次将旧体文学列入其中并独立分卷15，中国社科院的赵稀方先生将《小说星期刊》纳入香港新文学史视野，重新考察了其作为旧文学的现代性问题16，这都是尊重历史的体现，也是对以往文学史叙述的一次重构，必将促发新的学术思考。
① 如香港本土学者卢玮銮曾认为：“因为资料不全，对早期出版的文艺刊物，我们往往给某些人的一两篇回忆文章定调了，这也是很难说的”。参见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27-1941），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页，第15页。
② 袁良骏：《新旧文学的交替和香港新小说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③ 赵稀方：《〈小说星期刊〉与〈伴侣〉——香港早期文学新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④ 仲柏：《我的感慨》，《香港策群》1922年第1期。
⑤ 阿张：《学生呵还是学死呢？》，《香港策群》1922年第1期。
⑥ 见《香港策群》1922年第1期。
⑦ 柏、孙寿康：《教育家》，《香港策群》1922年第1期。
⑧ 莫伧白：《香港学生运动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1923-1927）》，第520页。
⑨ 该组织主张扶助工人和工人子弟教育，试图以提倡和创办平民教育响应内地的救国热潮。举办者也希望以此改良学风，试图改变”番书仔”的忘本，创办者希望办成一所“救世学校”。
⑩ 参阅《袁振英自传》，载《袁振英研究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396页。
11 张泽贤：《民国出版标记大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
12 仲柏的《侨港学生应该怎样》一文的末尾强调：“须知我批评番书仔的言论，广州学生，几乎人人都是这样说，香港学生，也有许多和我表同情的。不过他人恐怕乞人憎，不肯直说。我是冒冒失失说了出来，听各位知道些不容易听闻的说话”。载《香港策群》，1922年第1期，8-14页。
13 贝茜：《香港新文坛的演进和展望》，《香港文学》第13期，1986年1月号。
14 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5 陈国球：《香港文学大系·总序》，以及程中山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 旧体文学卷·导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
16 赵稀方：《旧文学的现代性——从〈英华青年〉到〈小说星期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
（責任编辑：黄洁玲）
Hong Kong Cequn and the Occurrence of New Hong Kong Literature
Li Minggang
Abstract： In the 1920s， the native elites in Hong Kong had positive responses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and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on the mainland China， particularly in Guangzhou， its near neighbour. However， such a phenomenon was short-lived， having attracted little active sattention in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A digging into such early nativ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s Hong Kong Cequn c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Hong Kong post May 4th and of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furthering new reflections on the multi-lingual context that happened in the new literature. The unique cultural space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Hong Kong remind us that the writing of a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requires making up for the lacuna in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going beyond the localized native narrative.
Keywords： Hong Kong Cequn， a liter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national character， loc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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