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歌苓的“雌性”书写具有独特的阐释魅力。她赋予边缘女性以柔克刚、宽容、悲悯的“地母”特质。近年来，其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文化素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老师好美》中的丁佳心，其当代知识女性特质与“地母”精神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冲突。在严歌苓近四十年的“雌性”书写中，《老师好美》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核心文本，需要学者探究其“雌性”书写的意义及其嬗变的价值。严歌苓通过该嬗变打破了“雌性”曾经被神话的“地母”想象，复原了被母性、神性、男性遮蔽了的女性形象，同时又突破西方女性理论话语，回归至中国当代复杂的伦理空间。通过对“雌性”的祛魅，严歌苓走向了更深入、更细腻的“雌性”书写。
关键词：严歌苓;《老师好美》;雌性;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82-06
近年来，严歌苓连续出版了数部女性题材的长篇小说：《老师好美》①《妈阁是座城》（2014年）、《床畔》（2015年）、《舞男》（2016）、《芳华》（2017年）。这些作品的女性或多或少地延续了曾经大放异彩的“少女小渔”、“妓女扶桑”、“寡妇王葡萄”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严歌苓笔下独有的“雌性”形象：她们虽是底层边缘女性，却饱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②。对此，学界以“地母”的概念指称之。但在其近几年的创作中，《老师好美》的女主人翁丁佳心是名高中教师，《床畔》中的万红是名女护士，《舞男》中的蓓蓓是名成功干练的女律师。虽然这些女主人公依旧不乏宽容和自我牺牲的“母性”精神，但是她们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文化素养都已经与“地母”精神相悖。其中，在以未成年命案为原型的《老师好美》中，作为当代知识女性的丁佳心与“地母”精神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冲突。
《老师好美》故事原型选自2009年发生在贵阳的一起由师生恋引发的凶杀案。两名花样少年先后迷恋上自己的女班主任。两人因爱生妒，因妒生恨，为爱癫狂。最终，一位少年拔刀杀死了另一位同学，导致自己也身陷囹圄。看似没有法律责任的丁佳心，承担了网络媒体与民众漫天的指责和谩骂。严歌苓在访谈中表示她为写此书，辗转去了五六所高中学校，考证凶杀案始末，耗时六年写得此书。③
在社会舆论中，这场师生恋污秽不堪，但在严歌苓的笔下，其标题已经代表了她的的态度：“老师好美”！对此长篇小说，大部分学者关注较少：寥寥数篇论文仅就师生身份与角色的错位，以及教师礼仪欠规范等指出“老师不美”，认为严歌苓已经走上了“写作歧途”④。但这种观点并未深究严氏“雌性”的多维内涵，也未整体观照到作家“雌性”书写在新时期的创作嬗变。本文结合严歌苓四十年来“雌性”书写的典型文本，对“雌性”涵纳的诸多概念追根溯源，进而挖掘《老师好美》中的“雌性”书写的特质与内涵，以及严歌苓“雌性”书写嬗变的价值。
一、“雌性”之“母”性
陈思和对严歌苓创作中的“雌性”书写给予了高度认可。他认为严歌苓小说的“雌性”形象从少女小渔开始，到妓女扶桑，到农妇王葡萄，体现了“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她们以超越人间利害之争的仁爱，藏污纳垢的包容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浑然部分的仁爱”和“包容一切的宽厚”是其两大特点，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这些女性被建构起丰满的母性，以生命原始本能的概念，暗喻“地母之神的神性”。⑤
实际上，严歌苓的“雌性”之“母”性可以追溯至其1989年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在该小说中，严歌苓尝试体会一群柔弱的女性在辽阔、雄浑的大草原上可能出现的奇特的关系。在苍茫的天地间，作者将人与畜的母性、雌性与性爱融为一体，为“雌性”赋予了一层浓重的浪漫、神圣色彩。其中，严歌苓认为“母性是最高的雌性”。母性的力量，能使老母狗“姆姆”抵制族群基因的对抗，哺育弑子仇人——狼的后代;母性的力量，使得女班长柯丹甘冒身败名裂的危险未婚生子，护其长大成人。“雌性”之“母”性被高度浪漫化。
其后，这种母性在《扶桑》（1996）中被神圣化。扶桑虽是被拐卖、被欺凌的妓女，但是却以慷慨的布施、宽容和悲悯包容着所有凌辱、蹂躏过她的人。2004年，严歌苓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性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性是母性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⑥。她認为传统的中国底层女性更具有这种地母性。这些远离都市文明的边缘妇女，看似蒙昧无知，实际享内心之大自在。严歌苓借助扶桑这个温和却坚韧，弱小却“无懈可击”的女性，突显出东方女性的包容力与生命力。
事实上，对东方女性之“地母”性的强调是严歌苓在跨文化之初，对抗异质文化时的创作策略。作家将边缘女性的困顿与中华苦难史融为一体，为二者赋势。边缘化的东方女性被赋予“国族史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成为民族寓言和精神符号，“为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提供着‘家/国的温暖想象”⑦。在对东方母性的神话想象中，彼时刚入美国的严歌苓期望超越西方强势文化，找寻心灵的栖息地，缓解自我的精神危机。所以她才会强调“这种‘雌性是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⑧
如果就此以“地母”的概念泛化、神化整个女性群体，则一定忽视了个体生命的矛盾性，以及社会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华夏文明中，出于自然崇拜，土地被人格化;始母神、地母就是女娲。其后，“土”“地”“母”“女”与“神”形成绵密的联想⑨;“地母”的形象被无限神化，超脱于世又能拯救众生。在此文化根基中，严歌苓将女性建构为以慈悲与宽厚的特质，承受外力的侵犯，进而成为慰藉世界的精神寄托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精神寄托更多的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仅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即使追根溯源至上古传说，东方神话里，大地母亲张开口放出了体热，有了春夏之季，万物生长;闭上口则有了秋冬之季的冷风凉气，使万物凋零⑩。西方神话中的大地之神、众神之母盖亚，既生出宇宙光明的天神，也产生了冲突与混乱，集创造与毁灭为一身。所以，神话里的地母神已是两个对立的形象：创造生命的生命女神，与吞噬生命的死亡女神。那么无法脱离肉体凡胎的个人又如何能全然如严歌苓建构的“地母”般神圣呢？女性是多维的，既可以有母性的神采，也难掩女性个体的局限性。《老师好美》中的女性形象则打破经典的地母形象，体现出女性的丰富内涵。
首先，女主人公丁佳心身上也有着“地母”般包容、质朴的美。教学之于丁佳心就像母爱般质朴，“是女人就有，是母亲就有，不付出不行”;她却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师者姿态。她天生的真诚超越学校专业心理咨询师，全班同学把她当做“忏悔神父”，更是“生死与共的同盟”。这些青春期的学生们厌恶家人不适度的关爱;排斥同学间生涩的关怀，只有“丁老师是个样样对劲，爱的对劲，关怀的对劲的人”。无论是刘畅，还是邵天一，都曾感叹她可真是个“小母亲”。他们乞求怜爱的时候，“不如说是求一口乳汁”。在送别邵天一的丧礼上，她满满的真情与真诚甚至打动了她的情敌——暗恋天一的女同学。面对这一批批个性迥异的青少年，她以天下之至柔，融天下之至坚。
另一方面，丁佳心与传统的“地母”形象又存在极大的反差。在丁佳心身上，“地母”曾有的灵气和洒脱不复存在，她从始至终都生活在良心的谴责之中;甚至整部小说可以称之为丁佳心的忏悔录。小说开篇就是在刘畅庭审时，丁佳心躲在电线杆子后面观望时的内心忏悔：她觉得水泥电线杆是她的耻辱柱;她知道舆论中三人污秽不堪的关系;但是，她也不能否认，她把师生之间的伦理界限、道德规则丢弃在母性与情感自由的借口中。在“母性”与“爱”的光环下，她从未反对、质疑，甚至主动迎合与学生的暧昧信息。这种重视母性大爱、不顾虑世间规则曾是严歌苓经典的地母特质。不同的是，无论是扶桑，还是王葡萄，她们的博爱根源于内心的大英明，以此超脱于世事加诸于己身的伤害。这是弱势女人直觉式的生存智慧，“体现了民间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质”11。作为知识女性的丁佳心并非如此，也无法如此。
知识女性的“知性”素养、伦理身份与“地母”蒙昧的精神内涵从根本上是相悖的。丁佳心之所以能被学生认可，不仅因为她具有母性精神，更是因为她深厚的知识储备与较高的文化修养，以及师者的光环。她本身已然不是弱势的蒙昧女性，而是加持了师者伦理身份的现代知识女性。按照伦理学的阐释，“以从事职业为基础的身份就是伦理身份的一种。伦理身份…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约束”12;当丁佳心越过师者伦理身份的约束后，惨烈的血案就是后果。所以，“地母”的情感不再是自由的、无所顾忌的;“地母”的“救赎”也应该是有边界的。
其次，《老师好美》里除女主人公外，严歌苓曾经高度认可的蒙昧女性几近无存。“地母”指向的是能“藏污纳垢”的底层女性。小说中天一的母亲，一位拆迁区的市井妇人，本是最符合地母形象的女性，却“动起怒来连父亲都怕，让你明白乡野女人世世代代积累的愤怨气原来那么深，爆发力那么强”。天一“看到母亲变成母兽就那么几回，但足够他恐惧很久”。无法得到母爱慰藉的孩子们转向具有“地母”色彩的丁老师，却最终导致悲剧。案件爆发后，甚至丁佳心自己的女儿也失去了青春的色彩，“总是藏着脸，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微驼背的怯懦少女”。即使丁佳心不辞辛苦地穿越几十里的山路逐个通知学生上课，连还算友善的学生都问她，“到山里还打算勾引谁”？在《老师好美》中，女性的智性美、生命力不仅消失殆尽，反而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下一代的生命。“地母”的神性烟消云散。
由此观之，严歌苓创作的“地母”形象开始复杂化。作者开始走出对东方的浪漫想象，打破被神化的女性叙事，融入鮮明的时代性与场域性，走向以个体为本位的女性叙事，指向当代女性在身份、情感等方面的伦理困境。
二、“雌性”之“女”性
随着全球化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愈发加强，海外华人也获得越来越多的精神自信。作家自己也已经渡过了移民初期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其作品在海内外获得足够认可。在此语境下，严歌苓开始反思当代社会语境下人的独立自主性。就雌性书写而言，严歌苓开始反思女性的本体属性：女性能否脱离传统父权制话语规训下的自我牺牲、博大无私等“母”性的道德规范？在摒除了被赋予的国家与民族的隐喻后，女性的自我在哪里？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加诸于太多三从四德之类的社会规训，这并非女人之天性。鲁迅曾注意到：“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13。细究起来，在封建社会中，女人闺中待嫁，作为女儿的时光只有十数载，一旦婚嫁，往往需要立即生儿育女;否则将被扣上“七出之罪”之罪名，被夫家休弃。所以，女人中的女儿性大多并未能充分展开。婚嫁生子之后，虽然女人可以既是母亲又是妻子，二者的身份在时间的维度里并不相悖;但是，正如费孝通观察到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主要目的是延续男方家庭的血脉，让双方家庭在乡土社会里获得稳定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里，夫妻间更像是进行一项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少之又少14。有鉴于此，无论是时间上，还是情感上，作为独立属性的“女”性都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20世纪上半叶，在时代民族大我与革命主流面前，女性也很难充分地、独立地反思作为“女性之我”的特质。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号角声里，女性的阳刚性、革命性不断得到强化和鼓励。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为“铁姑娘”。但是，“铁姑娘”所遮蔽的，是被压抑的女人的欲望。所以有着长期军营生活经验的严歌苓，对表现女性被集体主义话语所压制的“女”性之面向一直孜孜以求：从198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到2017年的《芳华》，作家对女性个体之“女”的思考贯穿了她的军旅题材作品。面对长期父权制与革命话语下被遮蔽、被抹杀、被阳性化的女性，作家开始畅写个性化的、不容否定的雌性之美。但是，无论是其文本还是公开表述中，她初期的“雌性”容纳了很多内涵：人性、母性、与女性，而母性被置于雌性的最高层。但是，这种想象与建构已经无法解决当下女性自身成长的焦虑。
在这个现代化程度不断被加强的社会中，女性往往面临两种冲突：一是如何平衡经济、人格的日益独立与个体情感的孤独、焦灼;二是如何平衡个人自我的发展与婚姻家庭的投入。过度高歌母性不仅不合时宜，甚至会引领女性走回对父权制度认同与妥协15。所以，近年来严氏的雌性书写更集中于现代“女”性之小我，从女性地母般神性转向女性“在地”的“女人性”：“女人的弱小、柔弱、无助、寻爱不得而失爱……直指现代女性乃至现代人的孤独处境”。16
《老师好美》里，严歌苓对丁佳心诱人的性感颇费笔墨。她的穿着简单又随性。细腻的皮肤像“绢绸”，一张猫类的短脸，相距颇远的大眼，永远的披肩发，南北方兼具的女子特色，都在她那儿得到完美呈现：“从侧后方看，丁老师就只剩二十几岁，紧凑的五官，发达的胸脯，幼小的腰身，一个少女和一个妇人就这样合成一个丁老师”。课堂上的丁老师，双手捧着书，头发还是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线条水落石出。学生的眼睛像电影慢镜头一样欣赏那一份性感的步子;欣赏黑板板书时腰臀之间性感的弧度。同龄女孩那样青涩，而丁老师“好山好水”，错落有致，满足着少年所有的想象。
可是，这位在学生眼中如此性感的女老师，面对成人现实的世界，却是捉襟见肘、狼狈不堪。丈夫出轨，与她人另有血肉，远走高飞。离异后，她又要面对前夫的跟踪与骚扰。她对学生的关爱，在学生家长眼里成了理所当然，“当班主任挣那份工资就必须随时解决学生问题”。为赴学生家长的宴会邀约，她给自己和女儿打扮的郑重劲，连他的学生都感到尴尬。宴会演变成一场相亲宴，面对男人的轻浮与调笑，尚未成年的女儿都能感受到：“她的单身母亲在人们眼里就像热天的一筐水果，卖不出去就会坏，因此谁都起劲帮着卖，眼看这筐水果就要烂得流水了，招来苍蝇虫子”。
所以，丁佳心畏惧成年男人的世界，“男孩子单纯，理想主义，长成大男人就没几个好东西了”。一步一步地，她把她生活与情感中所有的曲折与沉重，晦暗与苦闷都投射到学生身上：她想要爱的救赎，她呼唤自由的爱恋，跨越身份、年龄的隔阂：“哪怕荒唐，抛弃一切和你做让人戳脊梁的恋人。哪怕是昙花一现般的短暂恋爱，我也要”。沉沦中，她时常感受到自己的“无力、无助，甚至愚蠢”，又再三地为自己的本能欲望、师生恋找借口：富有男人、成功男人娶比他们女儿还年少的女人是常事，“反过来怎么就大逆不道了呢？”“热恋是病”;有时甚至想要躲进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中，“信息和信息之间是自由的……信息和信息恋爱……把快感传导给他们本人，他们对此毫无办法”。丁佳心频频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来言说自己对父权制文化体系的体验。
这是丁佳心的自辩，也是严歌苓传达的女性个体内部丰富且多层次的情感欲望。在丁佳心看似脆弱、病态的自我哀怜中，她表达了女性需要宣泄、释放，甚至是恣意妄为的欲望。在她游移的自辩与借口中，她开始尝试思考父权制社会下对女性灵与肉的限制，以及超越文化禁锢、释放自我情感的合法性。雌性之“女”开始彰显出对作为独立个体的想象：在精神与肉体双层面实现情感的狂欢。但是，女性如何实现这场情与性狂欢？
对此，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曾给出答案：“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17。她认为妇女是个复合体，承载了过多的文化重压。女性要打破社会的既定结构，自卑的心理，需要用身体书写，才能表述丰富的、生机勃勃的自我特质，进而拯救自我。而个体生命中的爱欲本能也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学者们一直强调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雌性在抛除“母”性神话象征后，“女”性个人的情感欲望能否全然抛弃社会文化的属性？是否有绝对的自由空间？
三、“雌性”之性魅
中国传统文化里，身体的欲望往往是私密，甚至禁忌的空间。女性的欲望表述更是社会控制的中心。而欲望合法化则是现代社会尊重独立个体，深化个人生命质感的基础;这也是严歌苓雌性书写中的核心线索。
性爱书写正是身体与欲望的表现形式。严歌苓曾指出“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18。这种对性爱的强烈肯定源于她1976年对当时备受瞩目的“女子牧马班”的思考。作者试图反思当时社会语境下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怎么能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怎么能完全脱离“性”的纠葛与躁动？”19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开始思考这一系列问题。
这种思考与创作对于彰显个人化之“女”性曾有其夺目的光彩和时代意义。但是，跟后期创作相较，严歌苓当时呈现出的性爱观尚是矛盾的、不成熟的。首先，《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点儿起初是最具有雌性魅力的女性：她狡黠的女性美如鸦片般轻而易举地降服了草地上所有耀眼的、威猛的男性，“寄生在各种男人的灵与肉”。待她放弃了这种生活之时，作者认为小点儿“改邪归正”了，只不过这个过程“恰恰是她脱离了迷人的人性的过程。她圣洁了，却不再人性”20。作者的点评让人匪夷所思。小说中，小点儿具有“迷人人性”的原因是她被姑父诱奸，“改邪归正”的过程正是脱离这乱伦性爱的过程。如此背离人伦之常的偷情行为何以被“迷人”化、“人性”化？其次，就小说中的女性群体而言，严歌苓一方面叹息她们都被指导员诱奸，另一方面却把这群姑娘被性侵的经历抒情化、高尚化。毛娅是出于对指导员阳刚之气的爱慕;柯丹未婚生子却在母爱中实现情感的升华，直达永生;丑姑娘老杜有着旺盛的情感欲望与强烈的自卑心理，指导员的一个拥抱就使她泪流满面感到温暖的爱。作者不断以“人性”“母性”合理化指导员的诱奸行为，因为她认为“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萌动残酷、恐怖，却又是唯一合理的解决”。21
诚然，人类长久以来被文化和权力体系遮蔽的“性”之本能需要张扬;但是，从小说呈现的历史语境看，这些女性展示出来的性爱往往是权力与制度下女性备受凌辱的悲剧，类似的还有《天浴》中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文秀、《白蛇》里的备受男性欺凌的孙丽坤。如果将《雌性的草地》置于正常的伦理场，小点与草原姑娘们也只会是受害者。所以，严歌苓初期提倡的“雌性”之“性”，是似是而非的、不稳定的、含混的，甚至存在为了言说性魅而对其泛化的问题。
90年代末新世紀初，随着作家身处的文化语境的变迁，严歌苓的性爱书写附着于古老的“母”性上，形成强烈的、群体性的性别隐喻。不论是“温吞”的小渔，还是蒙昧的扶桑，抑或是气定神闲的王葡萄，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她们的性爱是赠与、是包容，是被“符号化”了的底层弱势女性的大智慧与小策略。这种性爱写作在融入强烈的浪漫主义想象之后，意在艺术升华。以扶桑为例，她承受的现实暴力与表现出来的精神恬静虽已远远超出现实的可能性，但作为一种精神符号，赢得学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综上，从作为男性权力社会的牺牲品，到国家与民族的隐喻，“性”符码作为女性身体与欲望表述更多的是作家的理想言说，而非作为女性个体属性之表现。
从严歌苓近期的作品来看，她首先不再把三个大而广的“人性、雌性、性爱”概念笼统地涵化为一体，充分考虑了社会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次在性爱书写中，也超越了以往的“性”符码，而把个体的伦理身份纳入其考量范畴。《老师好美》中，师生的性爱事件是小说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灾难的开启点。从创作主旨上看，严歌苓对性爱的悲剧性描写映射出作家对雌性之“性”的新反思。
首先，性爱的过程已然呈现出当代女性主体的复杂性。这段性爱的起始与发生过程都以邵天一的视角写起。“他把她抱住…他觉得她在挣扎。…那是甜蜜的挣扎…她好像在说不行…不能…别这样…到了她中有他，他中有她的深度，他还嫌不够，还要往她的深处去…他只想着更深，更深，想那个不可及的深处…”。整个叙述过程虚化了丁佳心的状态，只呈现出整个性爱过程完全由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年引领一个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而进行。
而从性爱结束的那一刻，完全反转了开始之前老师安慰犯错学生的局面。丁佳心意识到这个关系超出了自己的把控。面对流泪的老师，少年学生不仅成了哄慰的给予者，而且迅速设想成年男性对此应有的责任。二者相较，少年学生在迎娶老师的想象里获得肯定，而成年女性的弱小则在泪水中得以凸显。而师生刹那间哄劝的转换精妙地展现了女性在“强”与“弱”、“救赎”与“被救赎”间的摇摆。作为教师的丁佳心，可以帮助学生、教育学生，但是，在生活中、在情感上她是脆弱的、被动的，甚至需要少年学生的引領。她忽视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千沟万壑。所以，《老师好美》中的性爱书写首先精准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自我的复杂性。
其次，性爱带来的沉重感，甚至其后的命案，彻底翻转了严歌苓曾经对性爱的肯定。在性爱结束的瞬间，丁佳心开始痛哭，深感愧疚“她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的父母，她害了他”。丁佳心的愧疚与泪水背后隐匿的是社会伦理之维度。她意识到自己失常的伦理，“我这个罪恶的女人…我从一开始就错了，早就乱透了，乱的不三不四，名分辈分全一塌糊涂”。这是比死亡更严厉的道德惩罚。这也是作者对社会伦理维度的再现。虽然丁佳心呼唤着“自由”“勇敢”的情感，但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伦理属性”22。所以，严歌苓此时的性爱书写是充分考虑到当代女性的复杂多元性之后，回归到更切实的社会伦理维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不少女性作家把身体感觉视为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传统的性伦理、性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批前卫的女作家如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以女性身体书写以及性爱展演的方式对抗父权、彰显自我主体。女性不仅摒弃掉传统牺牲、贞洁、隐忍、慈爱的母性特质，甚至直接拒绝承担传宗接代的责任，主张享受身体的自主权与性爱的快乐主义。诚然，其过度的肉体感官描述有走向商业化的、低俗的色情文学之嫌，但是，私我的过度曝露却满足了男性窥视的心理，导致女性的自我价值和性别立场更处于百马伐骥的局面。
就此反观严歌苓的“雌性”书写，其对女性性爱的展演超越了对男权的控诉，突破了为了言说“性”而泛化“性”之悖论后，又褪去神话般的“地母”想象。当下，在展示女性情感困惑之时，又反斥唯身体欲望是从的激进理论，回归至当代社会复杂的身份属性和伦理场域。否则，如作者自己所反思到的，在“不吝惜爱”的口号下，只会产生一个“雌性怪物”：“综合着滥情的恋人，无原则的母亲”的集合体。
严歌苓现阶段的“雌性”书写，不能再以“地母”一言蔽之。对于曾经激情书写的“雌性”，严歌苓有了更为节制的情感。这种理性的反思与当下女性多维度的形象相适宜：当代女性既不会无限沉浸于对母性之浪漫主义式的讴歌，也不全然把性爱自由做为表述自我之中心。如何解决个人的欲望自由与情感归属，如何在伦理场域里平衡个人小我的多重身份属性是当代女性主要的精神困惑，也是作家和评论者持续思考的问题。
① 严歌苓：《老师好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后文中凡引用《老师好美》原文，不再小注。
② 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③ https：//cul.sohu.com/20140722/n402549017.shtml
④ 欧阳光明：《严歌苓还要在写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从〈护士万红〉说开去》，《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⑤ 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
⑥ 李亚萍：《故国回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7页。
⑦ 曹霞：《“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⑧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⑨⑩ 叶舒宪曾通过汉字的符号学对“土、也、地”与“申、坤、神、身”间的联系与演变做了详细知识考古学分析，具体参考《中国上古地母神话发掘——兼论华夏“神”概念的发生》，《民族艺术》1997年第3期。
11 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
1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7页。
15 胡颖华：《论严歌苓“雌性”书写的矛盾性》，《名作欣赏》2009年第18期。
16 刘艳：《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及其嬗变——以〈妈阁是座城〉》为节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
17 Cixous， Hélène.“The Laugh of the Medusa.”Signs 1976， Vol.4. 75-93.
182021 嚴歌苓：《雌性的草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
192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Evolution of Yan Gelings Feminine Writing，
with a Focus on her Such a Beautiful Teacher
Pu Ruoqian and Zhang Xin
Abstract： Yan Gelings feminine writing is uniquely attractive for interpretation as she endows marginal women with tenderness， tolerance and compassion， qualities of Mother Earth. In recent years， images of women in her novels have greatly changed in their social status， economic position and cultural qualities， such as Ding Jiaxin， in Such a Beautiful Teacher， whose qualities as a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woman are sharply contrasted with the spiritual contents of Mother Earth. In nearly four decades of Yans feminine writing， Such a Beautiful Teacher is a core text with a turning-point significance that requires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its feminine writing and the value of its evolution， through which Yan broke the imagination of Mother Earth as a myth of the feminine，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mage as concealed by motherhood， godliness and masculinity while returning to the complex ethical spa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Western discourse of feminist theory. By disenchanting the feminine， Yan Geling has delved into more profound and exquisite feminine writing.
Keywords： Yan Geling， Such a Beautiful Teacher， feminin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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