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离散，理论旅行，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50-14
離散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正式进入华文（人）文学研究界，时间并不太久，但影响不小。1980年代，当它从论犹太人离散经验的专用术语转变成对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跨区域流动现象的普遍所指、书写形式也从Diaspora变成diaspora的时候，已经和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华人群体建立了内在联系。随着diaspora作为专门学术研究领域的逐渐成型，其研究理念、方法对华人文学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日益凸显，进入1990年代后，离散理论视野下的华人学研究在欧美出现，继而在中国台港、新马地区散播影响，最终进驻中国大陆学界，席卷华文世界。如今，从术语的翻译与运用到理论渊源的梳理和总结，离散不仅成为了华人文学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而且开始作为先验性的世界观和元批评模式困扰某些研究者，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一些学者担心理论的先在性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同一性和无效感;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已经沦落为边界模糊、滥用无度的术语，建议停止使用。②但在我看来，理论术语的跨语境传播与实践不只是意义衍生与变异的过程，而且是符号多元化意义的生产过程，它本身就是值得细读的文本和文化现象。正如台湾学者邱汉平所总结的那样，在商品全球化的同时，文化意涵与态度也跟着传遍世界，经过复杂的吸收与挪用过程，专属某一国家的符号，可能变成多元文化现象。③同样，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离散无论是作为方法论还是认识论，在不同区域情境中的使用都有着微妙的调适、改变，其衍生的差异性正好凸显出此时此地华文创作与研究的特色和问题。本文尝试梳理离散这一理论术语的跨域实践过程，敞开华文文学研究的区域情境及其问题，进而总结出理论术语跨语境传播的某些规律。
一、西方资源与术语翻译
“diaspora”的背后有根盘交错的理论资源，可以牵引出整个西方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脉络，但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中有关“diaspora”的理论，立足的是后现代的解构、后殖民的混杂，全球化的流动三个基础的理论视点，与之相关的历史、现实和理论渊源也影响着“diaspora”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实践过程，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
从历史渊源来看，一般认为，犹太所罗门帝国崩解之后，犹太民族受迫害而四处漂泊的历史是“diaspora”的开端，这一历史起点突出了“diaspora”包涵的流离失所的无家意绪。经过不断衍射，它最终可以涵盖历史上所有因战争、自然灾难或其他因素导致的家园丧失现象，华文文学中的乡愁书写常建立在这种家园丧失感之上。
从现实基础来看，“diaspora”从古典走向现代，从族群的漂泊离散指向跨国跨族裔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理论空间，表征了全球化的极速进程中人群流动的新动向，尤其是跨国企业和网络资讯的出现而导致的常态化的跨国跨族裔生存。故而有关全球化的描述及理论也构成了“diaspora”的当下知识背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m World System）、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离散公共领域”（diasporic public sphere）④对全球化进程及其引发的世界秩序、传播方式、社会结构的改变做出的准确判断都构成了“diaspora”建构当下理论内涵的参照系。而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和《诸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等对全球化的民主政治和文化后果的深入考察与批判，与“diaspora”也建立了密切联系。
因“差异”构成了理解“diaspora”的哲学起点，后现代哲学与后殖民理论成为其直接理论源头，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理论可视为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反伊底帕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德里达的（Derrida Jacques）的《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德勒兹和加塔利（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尤其是德勒兹的游牧思想、块茎理论、去疆域化与越界等概念构成了当下离散论述（diaspora discourse）的重要理论支点。离散理论与后殖民理论的关系更为直接，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等著作中分析的错置、放逐、流亡;霍米·巴巴（Bhabha， HomiK.）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提出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here）与混杂（heterodoxies）的概念都成为离散理论的核心观点。同时，鉴于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在离散理论中的中心位置，文化研究中有关身份认同的论述也至关重要，从拉康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成为了一条重要线索。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提出的反本质论的身份生产观，成为了离散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外，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也在当下离散论述的建构中占据位置，如犹太裔学者列维纳斯的共群伦理以及他在《整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与《别于存有：或超越本质》（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等著作中基于离散视野对身体、情感与欲望的原创性诠释都成为离散研究者的理论营养。
在历史、现实和理论滋养下，欧美有关“diaspora”论述逐渐成型，各种专门系统的著述在1990年代大量出现，并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产生广泛影响。它们包括莎福仁（William Safran）的《现代社会中的离散、故乡与返乡的神话》（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1991）⑤、柯立佛（James Clifford）的《离散》（Diasporas， 1994）、阿瓦塔·布拉（Avtar Brah）的《离散的地图》（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Gender， Race， Ethnicity）， 1996）、罗宾·柯恩（Robin Cohen.）的《全球离散概论》（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1997）、强纳生·波亚林（Jonathan Boyarin）与丹尼尔·波亚林（Daniel Boyarin）的《离散的力量》（Powers of Diaspora， 2002）、盖布莱尔·薛弗（Gabriel Sheffer）的《离散策略：定居海外》（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oad， 2003）、布雷纪尔（Jana Evans Braziel）和曼妮（Anita Mannur）编著的《理论化离散：读本》（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2003）以及由拉成尼希特（Susanne Lachenicht）与海恩松（Kirsten Heinsohn）在《离散认同：过去与现代的流亡、国家主义与世界公民主义》（Diaspora Identities： Exile，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Past and Present， 2009）等⑥。此外还出现了离散视野下有关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文本以及非裔和亚美文学、电影的批评文本等，这些都构成了当下离散研究赖以借鉴的重要资源。
面对处在不同位置的西方有关diaspora的理论资源，华文文学研究是如何进行借鉴且将之融入批评实践的呢？总体来看，由于知识脉络的蛛网化，个人或区域群体接受知识途径的差异性，以及各自研究对象或目标的不同，出现了借鉴与引用的不同层面和形态：有通过某些文学批评文本接触到基本理念而加以发挥的，有经由引荐性理论著述了解缘起而尝试应用拓展的，也有系统阅读相关理论资源尝试建构华文离散美学的，但不少研究者处在对“diaspora”理论底蕴较为混沌的感知层面，误解、误用的情况并不少见，“diaspora”融入华文文学批评实践的情况具有不稳定性和多层次性。能集中体现这一状况的是“diaspora”一词的翻译问题。
现有关于diaspora的汉译包括了“流布、家国之外、散居/族裔散居/散居者、离散、流散/流散族群、流离失所/漂泊离散/飘散、移民社群、流亡、飞散等多种。造成学术用语一词多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华文使用所面临的区域性差异，不同区域对欧美同一学术用语的翻译会有所区别;二是华文世界有关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意识较难形成。但这些形形色色的译名，是敞开了diaspora丰富不一的内涵，还是体现了研究者各自的偏向与位置？或者，是术语跨语境流播初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旅美华裔学者周蕾（Rey Chow）的《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⑦（1993）被认为是华人离散研究的最早且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后起的华文文学研究者引用、评述较多的著作。在该书中，周蕾立足自身经历，通过文学、电影，音乐等文本的解读反思了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与文化属性上的迷失与追寻。学界在翻译这本著作时，对diaspora的翻译有三种。最早的中文版译者（1995年香港牛津出版社）是包括董启章、罗贵详，辛宇，张洪兵在内的香港作家群体，他们将diaspora翻译成“家国之外”，一方面赋予了学术著作强烈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又强化了香港人身份的无根与漂泊感，凸显了译者身在其中的同情之感。这一译本刷新了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视界，也成为一些学者批判的对象;但从一些批评文章的视角来看，大陆学者是将这本书放置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中进行定位的⑧，尚未意识到其在离散研究中的重要性。台湾学者则将之译为“离散”，如台湾学者赖俊雄在对当代离散理论进行评述时，将周蕾这一著作作为英语世界离散论述的重要代表作列出，附上的中文译名正是《书写离散》。由于台湾学界较早接触、引荐和应用西方离散理论，对其理渊源络有较为清晰的把握，他们的这一译法似乎更贴近原著所在的学术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将书名译为《书写族裔散居》，似乎也有道理，且有例可循。散居一词强调远离原乡故国的生活状态，意义较为明晰，已有不少学者沿用。如1999年王赓武的论文“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被翻译成中文时就叫《单一的华人散居者？》⑨，2000年斯图亚特·霍尔的“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也被翻译成《身份认同与族裔散居》⑩，但《书写族裔散居》的译法出现时间较晚，译者对有关周蕾的已有研究和评判了解不详11，另创新词、以为正声的做法多少有些随意。从周蕾书名的三种译法，可以看出华文世界对离散运用的情况比较复杂：或文学性使用、或学理性把握、或主观性认定。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华文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不少有关diaspora的梳理、辨析文章，其中就涵盖了有关译名的讨论，带有一定的学术反思意识。在这些论述文章中，存在多种意见，有的认为离散的中文涵义并不吻合当代语境下diaspora的内涵;应该用流散或飞散替代12;有的認为离散和流散可以并存，分别指代不同类型的华文写作13;但更多的论者承认离散已经是一个通用的学术词语，并将之广泛运用在华人文学文化研究、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以及少数族裔文学文化研究之中。可以说，经过自1980年代的酝酿期、1990年代的尝试期，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的广泛运用期，华文文学界有关diaspora研究已有一定积累和规模，研究者所要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术语的翻译问题，而是其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情况。
二、区域流播与“华化”进程
离散理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存在区域差异和时间差，大体情况是：美国为发源地，我国台港地区为中转与再生产基地，新马地区为泛影响区，中国大陆为推广使用区。在术语实践的区域地理镜像中，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语境之间产生的微妙对话，不断改写着离散话语的内涵与实践价值，不妨称之为“离散”的“华化”进程。
（一）美国
除了受到西方有关diaspora的理论直接影响外，美国华人文化文学的离散研究，其理论视野与渊源还建立在1960年代以来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有关华人文学文化属性的相关论述之上，从有关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朴实的现象概括与描述，到后学视野中有关离散华人（The Chinese Diaspora）理论架构14，逐渐形成了贴近海外华人生存实际的离散理论框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者广为借鉴和引用的理论资源。
1961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唐君毅15的某些观点，已包含了有关离散的双重视野，成为“华化”“离散”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在《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中他观察到，由于回归母国的不可能，世界各地华人被迫归化或主动融入居住国的情况日多，形成了一种可能导致中国认同崩裂的风势：“此风势之存在于当今，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16。这一段“花果飘零、随风吹散”的描述可谓有关离散原初词义的形象描述，也道出了华文文学中家国情愁书写的动力机制。不久后，为回应读者疑问，他在另一篇文章《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中提出了中华文化可绝境再生，灵根自植的观点：“故無论其飘零何处，亦皆能随境所适，以有其创造性的理想与意志，创造性的实践，以自作问心无愧之事，而多少有益于自己、于他人、于自己国家、于整各人类之世界。则此种中国人之今日之飘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17这番“灵根自植”的表述祛除了移民生活的悲苦愁绪，强调跨国华人移民应积极融入当地，并肩负起弘扬民族文化、造福人类的使命，与当代离散的理论视野不谋而合。唐君毅的“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说既是对海外华人生存经验的概括与描述，也是富有感染力的理论与实践指南，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1992年，王灵智教授等在美国加州大学主办的“落地生根：国际华人研讨会”（Luo Di-Sheng G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verseas Chinese）无疑正是这一理论视野的体现18。
1989年，周策纵19在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哥德学院合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双重传统论和多元中心论，对中国本土以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同时目前我们必须建立多元文化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20周的另一表述更为具体：“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东南亚文学）是具有双重（甚至多重）传统的，既有延续自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中华传统、又从居住地社会与文化情境所发展起来的本土传统、也有从西方世界所借鉴而来的西学传统。多元传统的重叠与融合绘制成异彩纷呈的文学风景。”21周超越中西二元对立，强调华文文学的辉煌是在不同传统的融合重叠中生成，这种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与离散理论所标示的“第三空间”并无二致。经由其学生王润华的引申发挥和推广22，他的观点在华文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91年，杜维明提出了“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命题23。他把文化中国定义为一个文化空间和符号世界，既包含又超越通常定义“中国性”（Chineseness）的那些族群、疆域、语言与宗教的边界，他把地缘政治中国的文化权威“去中心化”，探索中国性作为一个分层的、有争议的话语的流动性，为重新理解中华文化开启了崭新的途径。24杜维明还详细分析了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或三个层次），其中第二意义世界是指中国和新加坡以外、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杜维明称这一部分人为离散华裔。在区分文化中国与政治、经济乃至现实中国的区别之后，他认为包括离散华裔在内的第二、第三意义世界可跨越现实政治、经济的疆域而保持对文化中国的认同。显然，杜维明的思路与当代离散理论对“文化离散”25的思考极为相似，都淡化了现实政治层面的回归诉求，凸显了离散族群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对故土文化的理解认同的可能性26。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论从文化渊源上确立了华文文学创作的意义，现已成为基础性的理论视野，影响着华文文学研究。
华裔学者有关华人文学文化的上述观点，在思维路径和方法上都与离散研究有内在的一致性，经由一段时间的积累与传播，逐渐内化为华文文学研究的常识;但针对华文文学（文化）文本进行的离散研究应以旅美华裔学者周蕾（Rey Chow）的《离散书写：当代文化研究的介入策略》（1993）为开端，在她之后，涌现了一批将离散理论用于华文文学研究的美国华裔学者，影响较大的有王德威、史书美、石静远等。
王德威是在离散视野中解读华文文学文本、作家和现象最为娴熟，也最富有成效的学者，在他笔下，离散衍生了多种涵义，既是现象、又是心境，也是美学。一方面，他善于从具象中抽象出有关离散美学的种种可能。如从张爱玲在美国的创作重复现象提炼出了“回旋衍生的美学”，在台静农赴台后放弃文学，潜心书法的人生历程中领悟出“丧乱美学”。另一方面，他还善于将抽象的离散理论融入华文文学作品及现象的解读中实现对具体文本的精彩解读。如有关台静农书法的解读，正是依借离散视野凸现了其书法的美学特质及形成原因：“书法在美学是台静农对北方大陆的乡愁图像，政治上是他暧昧的遗民意识表征，心理上是他用以排遣南方忧郁的手段，然而这三个面向还是无法完全解释台静农书法所透露的力度。我认为台静农书法最深刻的层次是，他理解书法不仅仅表达他的困境，更进一步，是他的困境证实了书法作为一种有关流离迁徙的艺术，一个图景（topos）和道统（Iogos）此消彼长的艺术。”27
史书美是华语语系概念的主要创建者，她在分析华语语系文学时，提出了有关离散的一些理论思考，并从反中国中心主义走向了反离散，强调离散终有时。相比王德威细腻的文本解读，史书美更多是提供了一种价值论的离散理论架构，她一些看似立足离散华人生存实际得出的宏大结论并不新鲜，也缺乏辩证意识，如她所谓的反离散指的是“相对中国文学、语言和文化的离散应该让位给对所居地的融入和同化进程”。28而这样的理论目标，早已在唐君毅、周策纵、杜维明等人从落地生根、双重传统到三个意义世界的理论视野里出现。
石静远29也是倡导华语语系文学的美国华裔学者之一，她在《华人（文）离散中的声音与文字》（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中，从“语言”（特别是文字和声音的物质与再现层面）与“文学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华文离散写作的复杂性，将创作的本体因素与创作的外在条件的内在关联做了更为细腻的揭示，在离散理论和华文文学文本研究之间建立起桥梁。
利用离散理论进行华文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还有童明，陈瑞琳等。童明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在《论飞散》《飞散的文学与文化》《家园的跨民族译本》等论文中，面向大陆学界，他经过一番辨析后，提出了用飞散替代离散的译法30，并在对木心等作家的个案分析中，凸显飞散意识在文学与文化的体现，倡导了一种富有世界性的美学，其基本的理论资源是本雅明和霍米·巴巴。另一位旅美学者陈瑞琳是在华文文学研究界较有影响的评论家，她对离散的认知和实践则代表了更接近大陆华文研究者的思路。在她的一些评论文章中，离散是华文文学创作心理、创作内容的一種朴实概括，如《离散与回归—21世纪北美新移民女性创作的汉语文学成就》中她写到：“在新移民女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离散”文化冲突，还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回归”独特的中国书写，都是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生命价值的探讨，同时也是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寻找着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31
（二）中国台湾
台湾是较早接触离散理论的华文文学创作区域32，约在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离散视野中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拓展离散研究所能涉及的时间、空间与对象范围33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理论的省思，逐渐凝练和丰富了有关“离散诗学或美学”的丰富内涵。从对象范围来看，台湾离散视野下的华文文学论述主要集中于在台马华文学、台湾海外文学、台湾外省人创作三大群体，代表性的学者有廖炳惠、张锦忠，李有成，林建国，黄锦树等。
廖炳惠34对离散的理论渊源与当代转化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他在《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35一书中对离散一词做出的系统描述，成为华文世界对该理论术语的经典阐释。当他将离散理论引入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中时，也能超越文本，做出理论上的探索与定位，他的《全球离散之下的亚美文学研究》36一文，从离散理论的古今嬗变入手引出华人（文）表达的复杂性，勾勒了离散经验与文化表达及认同的四个面向：离乡、失落、差异与歧出，具有较强的概括力和借鉴性。
张锦忠、李有成、林建国和黄锦树都属于在台马华学者。他们的离散研究以离散马华文学为主体，兼顾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创作及文化现象，因其研究建立在自身离散经验的基础上，现实感极强且富有情感的力量。
张锦忠2006年至2013年间在台湾中山大学主持了一系列以离散为主题的研究计划37，创建了“离散文学工作坊”（Diaspora Literature Workshop），他与李有成合作编撰的《离散与家国想象：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38等书也颇有影响。在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张锦忠将离散诗学的内涵具体化了。无论是亚美研究视野中的华裔英语写作（林玉玲和陈文平的英语文学）39，还是在台马华文学的个案细读，张锦忠都凸显了“旅行跨国性”这一关键词，通过分析作家在流动、归返及历史记忆多重纠葛中创作的文本，他提炼出离散诗学的具体内涵，那就是融汇了语言、意象和思想等多个层面的美学杂糅性或含混性40。李有成也是较早接触离散研究的台湾学者，2013年的《离散》一书是其离散理论的集中展现，李有成认为，相比华语语系文学的争议性，离散这一概念倒更适合来定位华文创作的种种特质，“离散不仅是散居世界许多地方的华文作家的共同经验，同时也是这些作家思考的立足点，他们一方面与移居国的文化与现实对话，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自身族群或家国的文化与现实。离散因此可以是一各具有创造性的对话空间。”41“就华文文学而言，离散的经验繁复多样，不论从历时或共时的角度来看，都无法强加统摄与划一，但许多地区的华文文学充满了离散感性则是不争的事实，要将这些地区的华文文学连接在一起，离散作为一种网络是很重要的体认。42”他用离散理论来解读当代的文学与电影文本，演绎出“一种混杂、错置、含混、差异”的离散诗学，与张锦忠殊途同归。林建国的《盖一座房子》是一篇为后来者广为引用的有关离散研究的佳作，他用李永平和蔡明亮的个案，说明作为离散主体的创作者，何以形成迥异的美学态度和创作选择，对离散美学的多样性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最终，离散美学在他眼里成为了一种演绎梦境的美学，即源于与现实的疏离，也制造了与现实的疏离。43
黄锦树的创作与研究都可以放置在离散视野之中。作为离散马华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作品成为建构离散诗学的必备之选;而在学术型的离散谱系里，其文学批评也是华文世界不容错过的学术景观。从早期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44到近来的华语语系批判，都有另立家门、别无分店的决然。除了对在台马华文学的离散书写进行厚描之外，黄锦树对华文文学研究中离散论述的学者因素也有所揭示，如他在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执着建构中，看到了几代海外华裔学者自身离散的命运：“重点在于，王德威教授也身在其中，他本身是那批流亡者（几乎就是民国遗民了）的后裔，继承了他们的文化教养（对京戏的爱好，对古典诗文、书法和中国画的认知），也继承了他们的花果飘零，因而有着近乎相似的感觉结构。”45
总体而言，台湾离散视野下的华文文学研究，首先具有视野和对象上的综合性、对比性和灵动性，能将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如蔡明亮的电影与李永平的小说）、华人的英语文学与华文文学（如林玉玲与白先勇）、华人的文学创作与非华人的文学创作（如哈金与汉尼夫·古雷希（Hanif Kureishi））进行通融性的观照与对比研究，从而呈现了华文离散创作的世界性位置与意义。其次，他们对原初性的离散理论理解较为透彻，外文直接引用率较高，善于结合理论对文本与现象进行深入细腻的解读，也能立足自身研究对象，深化有关离散的一些思考，提出一些新命题或问题。如“华人离散家族、华文文学的离散传播、离散感性、华人离散电影、时空错置而产生的怀乡书写”等。不足之处在于，囿于台湾的学术环境，论者对文本地方属性过于敏感，在离散理论视野中，强化了文本针对中心而言的边缘性、混种性、杂交性、越界性，文本的区域差异被本质化、普遍化，导致在离散视野中文本意义反而被固化与单一化，一些更有意味的文学问题被遮蔽，文本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意味被强化。此外，对欧美离散理论的过于依赖，导致多数台湾学者的离散诗学或美学建构未能有真正的突破，往往成为西方离散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说。
（三）“新马”
鉴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殊历史经验，他们很容易被确认为离散华人群体，其文学创作也成为离散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所在区域的华文文学离散研究，尚未形成阵营，仅有王赓武、许文荣、张松建等少数学者有涉猎。
王赓武对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思考，强调华人身份意识的多元性和随机性，与当代离散理论不谋而合。他通过区别华人的类型和分析华人身份的阶段性变化，将华人在东南亚的离散状态进行了细分，认为“对于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所必须承认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他们的多样性，他们的缺乏一致性，以及他们根据环境和时机作为完全各行其是的集团而行动的倾向性”46。王赓武的华人身份身份理论为华文文学离散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本人对于离散一词的用法保持了警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担心“离散”视野背后隐藏着一种将多样化的华人本质化的冲动，形成所谓单一华人离散的偏见。1999年他在一篇名为《单一的华人散居者？》的学术演讲稿中指出，离散研究必须避免掉入单一的阐释怪圈中，必须从多元向度切入进行具体研究47。在他看来，研究者应当关心的是不同的华人社群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移动时所产生的经济、政治以及历史文本的具体性。
许文荣是扎根于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马来西亚华裔学者，他在《离散文学与政治无意识——马华文学的个案》《华文流散文学的本体性：兼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再思”》等论文中，从现实诉求与诗学形式两个层面梳理了离散华文文学的几个层面：叙事视角上的边缘性、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文体建构上的“混杂性”、意识形态上的“抵抗性”。48在研究方法上，许文荣提出应避免以单一视角作为诠释法则，倡导吸纳与参照多元视角的交叉阐释的方法49，他的研究在引用西方理论和王赓武的本土理论话语之外，也借鉴了大陆学者对流散文学的一些阐释，体现了新马学者在离散研究上的对话性和开放性。
张松建是另一位立足华文文学文本演绎离散诗学的新加坡学者，他综合本土、中国和西方话语等理论资源进行文本解读，生发出了自己的问题与观点。从美国华裔作家张错的诗歌与创作经验中，他剖析了一些作家固守家园意识，坚持“离散”与“回归”的传统文学想象的原因50。以新加坡作家谢裕民为例，他发现了新马作家从对中国中心的离散转向在地中心的离散这一历史进程，分析了离散经验对文化认同与情感结构的影响，离散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等问题51。张松建与中国大陆学界、美国华裔学者的紧密关联与对话交流，增强了新马离散研究的开放度与影响力。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与与我国台湾、大陆地区存在呼应关系，他们的离散研究较容易融汇在主流之中，故学者们立足区域情境，做出的独立探索值得关注。
（四）中國大陆
离散这一术语进入中国大陆学界的最早时间和具体途径，有两种说法。如移民社会学学者李明欢认为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学者谢剑在1991年将这个词首次引入内地52。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比较文学学者王宁在1994年8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首次接触后引入53。鉴于华文文学研究者与人类学研究的隔膜、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融合度，就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后一种说法更能被接受。无论如何，19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学者仅仅接触到这一术语，尚未将之运用于研究实践。从笔者整理的文献来看，离散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时间是2000年后。2000年以后，有关离散的术语反思、理论综述以及文本批评实践不断涌现，一些以离散为线索或主题的著作54开始出版，美国华裔学者及港台学者的离散研究著述也相继引入，依托这一背景，大陆离散视野下的华文文学研究已见声势，但探索与问题同在。
最大的问题是，大陆华文文学研究中，对离散这一术语的使用较为随意、粗糙。离散可以用来描述与聚合相对的创作手法55;也可以作为对现象的直观描述56;还可以与其他术语组合，衍化成与离散相关的诸多术语，诸如离散书写、离散作家、离散问题、离散主题、离散身份、离散视角、离散体验、离散经验、离散视域、离散心境、离散空间、离散族群、离散者、离散美学、离散诗学等。对于很多论者而言，这些组合的术语在研究中无需经过学理性的辨析，就可以在论述中使用。同样，在运用离散理论进行文本与现象解读时，与台湾学者动辄花大量篇幅进行理论缘由的辨析相反，大陆学者往往只对离散理论作简单描述，或摘录某些理论表述为我所用，缺乏对理论渊源的梳理与认识。表面看来，大陆学者广泛使用了与离散有关的理论话语，也极大地拓展了离散所能涉及的创作问题与文学现象，但实际上，多数研究既没有借助离散视野实现对文本的深入解读，也未能让离散理论在实践中有所衍射、深化。因此，与台湾学界不同的是，大陆华文文学界离散研究的基本症结，不在照搬西方理论话语，而在于理论意识和深度意识的缺乏，尚处在探索状态。故而那些基于离散视野而生发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性较强的研究文本最为可贵，在此可从文本细读、诗学建构和理论反思三个层面介入，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梳理。
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离散研究主要融汇于文本细读之中。通过特定文学作品的分析，一些研究者尝试提出了有关离散书写的具体策略，形成一定的理论意识。如王桂莲以李彦小说《雪百合》为例，提出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这一书写策略的渊源、特征及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她认为“离散文学中的文化拼合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交融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57“这种写作帮助了旅居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母语文化以及作品本身。随着全球人口移动的加剧，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拼合现象必将得到进一步繁荣，离散文学正是为这种文化拼合提供了良好的载体。”58陈学芬在聂华苓小说中发现了“在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形成的“转变中的离散者”形象，他们的特点是“对根、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对母国的思念和批判，对美国的隔膜与融入。”59宋阳立足美国华裔诗人李立扬等人的诗歌创作，探讨了“在路上”这一母题的多元形态及其与离散空间建构的关系。60马海洋对严歌苓小说离散意识的缘起、表现和影响做了概括，并确定了其离散意识导致的写作形态及价值。61庄园以余光中，严歌苓和高行健为例，概括了华文作家的三种典型离散心态。62汪世蓉从华文作家作为文化翻译与传播者的角度，分析离散族群如何在写作中实现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与守护。63王菲分析了华裔族群离散身份的多样性、异质性和杂糅性与华裔在美国生存、生活的嬗变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变化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64上述研究尝试从文本阐释出发，提炼出一些理论话语，可借鉴性较强。
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年来，一些大陆华文文学研究者开始超越具体文本阐释层面，自觉建构离散诗学。张春敏等人对美国亚裔离散诗歌的解读中，提出“迂回的诗学”一说。在他们看来，离散是是包容和汇合多种文化传统并持续地将其重新定位的过程，亚裔离散诗歌开拓了有关离散的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并展示了离散在“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回转往复和自相矛盾”，从而形成了具有开放和动态性的“迂回的诗学”;由此研究者也需要一个“扩大的”视角来识别和欣赏各种文学和文化的迂回、变异、转移和脱轨65。此外，许燕转等人以聂华苓创作为中心提出了华文离散美学一说66，认为“它是华文诗学和离散美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体体现在文本的华人性、异质性、原乡性、边缘性等方面，同时，离散美学又是离而不散的美学，离散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主观或客观上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坚守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化”。67许燕转将离散理论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文本细读融合起来，尝试从审美层面去概括离散华文文学的诗学与美学特质，在其研究结论难以超越前人的情况下，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
理论的反思往往对研究具有总结、批判和引领作用，华文文学界有关离散研究的理论反思不多，但不容忽视。2005年，饶芃子、蒲若茜对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趋势的概述，借对理论动向的梳理与总结，指出离散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视野，与以往所强调的本土话语一样，都带上了身份政治的烙印，“这种政治的诉求使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视界过于狭隘，还没有全方位地展示出亚裔美国文学的丰富内涵。”68提出华裔美国批评的问题，对中国大陆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华文文学批评范式无疑是一种警示。2007年，本人在分析了离散这一术语在华文世界的流散过程后，指出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对离散研究的盲目跟进，反映的正是这一研究领域缺乏独特理论话语的尴尬现实。692010年，杨俊蕾注意海外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中，离散研究有着以边缘对抗中心的理论诉求，对于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而言，如何在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或之外处理好離散视角的华文文学研究，应该是当下最令人困扰，却又必须时刻面对的问题。她认为“如果说流散/离散研究，在大陆华文文学研究和海外华语语系写作，在中心与边缘的互设指认问题上，一度构成了反向的“双梦记”;那么，当海外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将作家个体感性的离散叙事提升为对主流文学史的“解构”与“重写”，新的反思与回应就成为大陆文论话语，尤其是流散主题研究即将面临的新课题”70。如杨所言，大陆华文文学学界，很有必要对自身的离散研究基础和研究立场进行反思与清理。
如前所述，离散理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区域差异包括了接受理论的不同步性、理论运用范围和研究成果的差异性等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差异被区域融合所替代，发表园地的互渗性、学术会议的跨域性，传播网络的互通性等带来了研究者理论话语相互融通的可能性，离散理论在各区域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变得更为透明，也可相互借鉴，甚至带动了华文世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当然，理论旅行中的一些共同问题也被彰显出来。
三、“离散”之旅的启思：
术语如何借用与衍化
理论旅行，是赛义德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认为理论和观念的移植、转移、流通以及交换是非常复杂和具体的，但依然会有一些反复重现和可以辨识的型式。71离散在华文世界旅行中出现的某些现象，既是具体的，也具有某种概括力和借鉴性。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的数十年间，离散一词在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运用形式日趋多样，指涉范围不断拓展。它可泛指历史上的一切远离家国、漂泊在外的行为;也特指当代跨越国家民族疆域的移民行为。它可在一般意义上用以描述华人散居、流亡、放逐的生存状况，也指涉有关故园与异乡，此地与彼地，异国与家国等二元关系的创作题材;它可以指代与聚合相对的具体创作手法，也可以命名一种强调身份意识的诗学话语。理论术语运用形式的多样化，可能既是理论批评意识有所缺失的体现，也可能是理论在新的情境中被广泛使用和接受的表征，当离散理论被用来分析越来越多的有关华文文学的创作现象和问题时，就有可能出现赛义德所言的两种情况，一是理论下移，变成原本的简化教条，或是理论上移，变成“坏的无限性”72。离散理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简单化和无限化的使用趋势，使得离散的华化过程不是赋予离散理论新的活力的过程，而是发现其有限性的过程。一方面，离散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与华文文学作品的丰富性相左。如刘艳认为，在离散文学的框架下很多书写中国的华文文学作品无法得到更好的解释73，另一方面，离散论述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同一化过程，将原本异质性的华文暨华人同一化了。如有研究者在分析香港电影时认为：“讽刺的是，随着华人离散论述的开展，华人身份的异质性却往往被忽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四海皆华人”的国族想象，以及以华人经济网络为基础的全球资本想象。华人离散因而成为文化中国寻求政治统合的最佳代言人，以及跨国资本前进中国市场的桥梁与渠道。”74理论旅行既涉及到理论本身的界限，也涉及到研究者对理论的批评意识，旅行既是理论接受检验和挑战的过程，也是获得新的活力的过程。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必须保持对理论的批评意识，才能使得理论与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场域相适应，并出现创新理论的可能性75。离散理论发展至今，本身已经是庞杂的理论体系，问题在于，如果一些研究者将离散内化为有关华文文学的先验性观念，那么，理论的借用和衍化过程就必然成为同一化过程，原本多样性的华文文学作品及其背后的华人世界就可能被文本化，这种研究实践自不可发现理论新的可能性，而是凸显了理论的有限性。因此，当研究者尝试以离散理论去考察有关华文文学的文本、问题与现象时，对理论前提本身的清理与反思依然是基础性的工作76。总体而言，华文文学研究界对离散理论的运用，适应超过批判和创新，跟随多于改造和升华，批评意识严重不足，这是离散理论介入华文文学研究界之后，尚未催生新的研究范式的重要原因。
为了让离散理论为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而不是随风而逝。研究者需要强化批评意识，对离散理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运用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加以剖析，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
第一，作为离散研究对象的华文（人）文学，与犹太裔、非裔、印度裔文学的差异在哪里？如果对象的相似性是借鉴离散理论的基础，那么对象的差异性就是理论得以在借用中衍化升华的源头。我们知道，文学的差异性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会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作家与现象之上。因此，更好地运用离散理论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倡文本细读，在对大量文本的对比性阅读和阐释之中建立对华文文学的准确认知，最终寻求离散理论可能发挥功用的场域，划定其界限。
第二，有关离散理论的时间规划引发的问题。学术研究总有不断拓展时空疆域的内在动力，欧美学界的离散研究除了对象空间的拓展外，也形成高度自觉的时间规划意识，离散作为一种现象被划分为古典、现代和当下三个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离散现象所衍生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话语也有所差异77。那么，面对欧美学界立足离散的当代视野所衍化出的一整套去中心化的理论话语，华文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应该如何？是否应对离散的时间规划进行质疑？需要强化离散的当下视野吗？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针对华文作家的乡愁书写和中国文化想象，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各种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这种书写已经远离了当下移民的生活真相，变得面目可憎，思想老旧78。1995年，黄锦树批评林幸谦创造中“过渡泛滥的文化乡愁”的立足点正是强调华文创作中的原乡内涵应随时代而变，面向当下。而林幸谦所则认为文学应该凸显作家存在的个人性，对生存在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少数和弱势族群而言，乡愁书写依然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时代命题。79可见，离散本身的多样化和其对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的复杂性，都需要研究者破除形而上的阶段意识，采取更符合创作实际的处置视野。如果强化离散的当下视野而对作家的乡愁书写进行质疑，无疑是用一种新的垄断性理论替代了旧的垄断性理论，阉割的依然是文本的多样性和具体性。事实是，任何理论都无法包揽、封闭、预言它可能在其中有所用处的情境。80
第三，必须正视离散的美学策略、美学表达与家国批判、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由主体错置，空间措置、时间措置而产生的美学形态，被认为是离散美学的真正成因，与政治诉求之间未必有直接关联，但不可能没有关联，因此，理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必要的。华文文学研究原本就有重文化，轻诗学的传统，离散研究视角的介入，可能加重了这一趋势。离散研究如将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文本来分析，无疑将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对于已经在文化研究范式内沦陷太久的华文文学研究者而言，不可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诉求之上而远离了对文学价值的守护。相反，应该将重心放在分析离散的美学表达和美学策略之上，也就是说，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应该从离散的政治美学转向离散的书写美学，深入分析离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中隐喻、换喻（metonymy）、嘲仿（parody）、杂种性、偏离中心、越界等的文本投射，分析混杂的美学如何具体化于文本之内，创作之中，从而在混杂的美学与反抗的政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第四，正视解构与建构的关系，才能处理好离散理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当代离散理论立足于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体系之中，其本质就是解构，解构生命对自身“血缘”与“地缘”符码化的迷恋与自恋，解构以往基于故国与异域二元对立而形成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模式。但若想让理论能够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焕发活力，就不能只是利用离散视野解构以往文学创作模式的价值，而是应该在文本细读中建构华文离散诗学的具体内涵，形成对创作的辐射力。
总之，理论如果不经过批判和更新，无论其起点多么创新和革命，也很快会衰败，原因就在于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与实践语境的吻合度，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会停止流动。但反过来，如果实践者不能在运用之前进行理论的反思和更新，不能经过理论的实践提升理论的活力，理论也会停止流动。离散理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就应该注意这个相辅相成的双向循环运动。
小结
离散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旅行过程，体现了理论术语流播的一般规律，也凸显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区域差异与相互关联。由于区域间的相互借鉴与影响成为常态，术语在旅行中变得更加透明，其普遍性使用甚至带动华文世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但离散的旅行过程也是发现华文文学研究困境和问题的过程，只有强化批评意识，对离散的边界保持警觉，在实践语境中更新其运用方式，方能使之对华文文学研究与创作产生积极影响。当然，这一理论的旅行过程，也体现了在学术立场之外的某种情结，或者说离散理论入驻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过程，还有学术之外的伦理诉求。对那些经历过离散或者处在离散状态的学者们而言，这一理论术语超乎诗学与美学空间的羁绊，获得伦理的意义，凸显了研究者自身的位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于有关离散的现有理论和实践过程进行清理、分析和批判，“使理论向历史现场敞开、向社会、向人的需要和利益敞开，指向取自处在阐释领域之外或邊际的日常生活现实的那些具体事例。”81只有这样，离散理论才能在华文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产生积极影响。
① 由于离散研究以离散人群为中心，有关华文文学的离散研究必然涉及到华裔作家的非中文写作，在具体论述可能涉及到华人文学。
② 廖炳惠：《全球离散之下的亚美文学研究》，台湾：《英美文学评论》2006年第9期。
③ 邱汉平：《单子，褶曲与全球化：人文科学再造的省思》，台湾：《中外文学》2003年11月，总第32卷第6期。
④ 根据该书的观点，移居外国的人，可以透过无所不在的电子文化，观看母国的文化，参与其宗教活动，这就是移动意象与脱离疆域的阅读者相遇，创造了全球性的离散公共领域。
⑤ 1991年，莎福仁（William Safran）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办了学术期刊《离散》（Diaspora），为离散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离散研究。
⑥ 此处引荐的欧美有关离散的论著也可参考台湾学者赖俊雄的《当代离散：差异政治与共群伦理》中的相关论述，台湾《中外文学》2014年6月第2期，第43卷，第15页。
⑦ Chow， Rey.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3.
⑧ 有关它的批评文章有朱立立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写在家国之外》（《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余夏云的《后殖民的洞见与盲见：读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华文文学》2014年第6期）
⑨ 译者赵红英认为Diaspora用于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时尚无定译，暂译作散居者，可见其并不了解华人离散研究的脉络。见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页。
⑩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选自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董雯婷在论文《流散还是离散》中引用周蕾这本书名为《书写族裔散居》（《华文文学》2018年第1期），并没有标注出版信息;而另一马来西亚学者许文荣在《华文流散文学的本体性：兼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再思》（《华文文学》2014年第4期）中误以为《书写族裔散居》和《写在家国之外》是周蕾关于离散研究的两本不同著作，可能是两种译名相差甚远的缘故，让没有找到第一手材料的学者产生了误会。
12 倾向于流散译名的学者代表有王宁（《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化特征》《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总第57期，第2-14页）、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总第63期，第103-106页）;倾向于选择飞散译名的是童明（《飞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52-59页，后收入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13 倾向于流散、离散可以兼用的有杨匡汉、庄伟杰（两人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中，流散与离散作为并列的关键词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董雯婷（《Diaspora：流散还是离散？》《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总第145期），杨俊蕾（《“中心—边缘”双梦记：海外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流散/离散叙述》，《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等。
14 1992年华人研究的著名学者王灵智、王赓武等人在加州大学召开的“落地生根：国际华人研讨会”（Luo Di-Sheng G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verseas Chinese）上依然选择的是海外华人这一传统表达，但1998年，会议论文集出版时，书名就叫“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Volume I & II， The Chinese diaspora替代了overseas Chinese，1999年2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华南离散研究中心的致辞上，王赓武还对diaspora用于指代海外华人的说法表示不安。他担心使用这一术语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在他看来，它会让华人所在国政府产生一种华人具有分离意识的幻觉，对华人的安居乐业并非善事。（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赵红英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但越来越多的华人研究者开始在学术研究中选用离散华人这一术语，包括王赓武本人。2008年，王赓武在为新加坡新创刊的华人国际研究学报题词时，选择的英文表述就是The Chinese diaspora。从Overseas Chinese到The Chinese diaspora的转变，既体现了欧美华人文学文化研究的历史变迁与范式转移，也勾勒了华文文学离散研究与海外华人研究的历史关联与内在联系。
15 唐君毅的学术阵地虽在香港，但他曾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或作专门学术演讲，在华人世界具有極大影响。
1617 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第三版，第2页;第61页。
18 加拿大一些华裔学者的离散研究也处在与美国相似的学术语境之中，相互影响，相似度高。如加拿大华裔学者马佳在《由离散到聚拢，从解扣到织锦———加拿大华裔作家英文创作的主题演变》中对离散与聚合的认定思路为“离散，不仅是指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华人离乡背井的金山淘金，也是指早期排斥华人的歧视背景下，加拿大华人和大陆亲人的被迫间离和散失;聚合，既是废除排华法后亲朋家族的北国团聚，也是华裔的身份认同和多元文化宽松条件下，华人对加拿大社会核心价值的趋近。”也遵循着花果飘零到落地生根的叙述思路。
19 以研究五四运动出名的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对海外华文创作有扶掖之功，自己也写过不少诗词。
20 王润华：《华裔汉学家周策纵的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21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412-413页。
22 王润华在新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大量学术论文论著发表，又在新加坡、台湾等地教学多年，还培养了几位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影响的博士生，对周策纵理论的传播有重要贡献。
23 1990年夏天，杜维明到美国夏威夷中西中心任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开始探讨文化中国的话题，1990年10月24日在该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化中国这一术语，1991年他的英文著作《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1991）正式出版;1991年2月，在夏威夷用中文举办了“文化中国”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后经由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文化中国一说渐入人心。总体来说，以正式出版著作的1991年作为“文化中国”提出的时间较合合理。参考张允熠? 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2450 [新加坡]张松建：《“尤利西斯”的归来：张错的离散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2期。
25 20世纪后半叶，“离散”现象从真实族群主体逐渐发展到“文化离散”，文化离散意味着遭遇一种异国传统文化，但是又没有散失自己的文化认同，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对故土（homeiand）家国的集体认同。离散族群并不完全是谋求一种“家园回归”模式的政治意义，而是转向对族群身份背后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可。而且，“文化离散”由于摆脱了政治压力的束缚和局限，激发了族群成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创造力，这亦使离散族群的悲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参考刘冰清，石甜：《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2年第2期。
26 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论是在美国学术语境中形成的，应该受到文化离散理论的影响，或者说，他的这一理论是在文化离散理论影响下形成的。
27 王德威：《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台湾：《台大中文学报》2009年12月，第31期。
28 参见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以及论著《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29 石静远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及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
30 童明认为，“飞散”是表述当今知识特征的一个重要符号，是全球化、后殖民时代一种文化（包括文学）观念，认为文化跨越边界以旅行（即“飞散”）的方式繁衍，是当今文化生产、文化生成的趋势。一种文化要有效地表述自身的差异，却必须参与跨民族、跨文化的关联：这个二律背反是后殖民批评对当今文化生产的看法，也是“飞散”的视角。参考童明《飞散的文学与文化》一文的摘要。（《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31 参见陈瑞琳：《离散与回归——21世纪北美新移民女性创作的汉语文学成就》（《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月），其中离散的英文翻译为“Leaving”而非diaspora。
32 在美国和我国台湾之间游走的学者很多，不少美国华裔学者有台湾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少台湾学者又有美国留学背景，这一部分人在台湾学界十分活跃，往往第一时间将理论带入台湾。
33 论述对象从当代到古代（如将卢思道作为离散文学的代表作家），从文学到艺术和社会现象（电影研究，亚美研究，华美研究，社群研究，同性恋研究等）
34 廖炳惠，曾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系，台湾清华大学等学校任教，现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台湾研究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特聘教授。
35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OO6年版，第71-72页。
36 廖炳惠：《全球离散之下的亚美文学研究》，台湾：《英美文学评论》2006年6月总第9期。
37? 2006年9月- 2007年12月主持“文学离散与马华文学的写实主义”;2006年- 2013年创办“离散/现代性研究室”。
38 张锦忠、李有成编：《离散与家国想象：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39 张锦忠：《跨越半岛，远离群岛：论林玉玲及其英文书写的漂泊与回返》（台湾《英美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流动与游离，或，交换与改变（之必要）：林玉玲的离散诗学》（《中外文学》2004年3月，总第32卷第10期）;《历史记忆的两种重现模式：林玉玲的回忆书写与小说》《迁徙与生/失根——东南亚的移民与再移民》（2012台湾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论文，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研究中心、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合办，2012年4月）;《变易与交易：亚美诗人陈文平作品中的文化属性与地方感性》（臺湾《英美文学评论》2012年11月总第21期）。
40 张锦忠：《流动与游离，或，交换与改变（之必要）：林玉玲的离散诗学》，台湾：《中外文学》2004年3月，总第30卷第10期。
4142 李有成：《离散》，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页;第4页。
43 林建国：《盖一座房子》，台湾：《中外文学》2002年3月，总第30卷第10期。
44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湾：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45 黄锦树：《作为离散论述的抒情传统：读王德威的〈现代抒情四论〉》，台湾：《中外文学》2012年3月，总第41卷第3期。
46 王赓武著，姚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自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98页。
47 王赓武著，赵红英译，《单一的华人散居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4849 [马来西亚]许文荣：《华文流散文学的本体性：兼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再思》，《华文文学》2014年4月，总第123期。
51 新加坡]张松建：《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新华作家谢裕民的离散书写》，台湾：《清华中文学报》2014年第12期。
52 谢剑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学者，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从事华人社群与少数民族研究，在内地刊物发表《试论香港客属社团对都市化情况的适应》一文，其中用dispora来定位香港的客家人，被翻译成“散处的地域”。参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53 王宁自述，1994年8月在加拿大爱德蒙顿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l4届年会上最早接触到这一词语并加以引荐，后来他组织过相关主题的讨论，并写了相关学术论文两篇，因而这一时间点成为一些华文文学研究者认为是“离散”进入中国大陆学界的标志性起点。
54 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徐颖果的《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5 如鲍旦旦的《“离散”与“交集”——浅谈《裸者与死者》的叙事特点》（《镇江高专学报》2009年第3期）;张素娣的《离散”和“融聚”：严歌苓与谭恩美小说比较》（《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
56 如公仲在《离散与文学》中的描述：“离散是一条美学原则，离散形成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在人生道路上可能是悲戚、苦难的历程，然而在文学道路上，也许倒是创作成功的机遇。海外华文文学就是在这离散中产生、发展的，加拿大华文文学也不例外。离散正是海外华文文学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
5758 万桂莲：《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拼合探析——以李彦英文小说《雪百合》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59 陈学芬：《论聂华苓小说中的离散者形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0 宋阳：《全新离散空间的建构—论美国华裔诗歌中的“在路上”母题》，《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1 马海洋：《身世浮沉故国远望——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离散意识》，《黑河学刊》2017年第6期。
62 参见庄园《乡愁的泛滥与消解：简论华文作家的三种离散心态》《华文文学》2014年第5期。
63 汪世蓉：《守望乡愁：论华人离散族群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64 王菲：《从生存到生活——徐忠雄小说离散身份的嬗变》，《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65 张春敏，龚建平，张跃军：《迂回的诗学：新解美国亚裔离散诗歌》，《学术论坛》2011年第10期。
66 李伟、许燕转：《华文离散诗学的审美共性》，《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许燕转：《跨文化视野下的聂华苓后期离散写作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许燕转：《离散美学研究——重论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许燕转：《离散主体的精神诗学——重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华文文學》2017年第1期。
67 李伟、许燕转：《华文离散诗学的审美共性》《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8 饶芃子、蒲若茜：《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暨南学报》2005年第1期。
69 颜敏：《“离散”的意义“流散”——兼论我国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话语》，《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0 杨俊蕾：《“中心—边缘”双梦记：海外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流散/离散叙述》，《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
7172758081 [美]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选自谢少波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3页;第154页。
73 刘艳：《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的中国想象》，《广州文艺》2018年第9期。
74 王智明：《张婉婷电影中的离散政治》）台湾：《中外文学》2006年6月第35卷第1期。
76 事实上，离散的泛化问题早就引发了欧美学界的关注，如廖炳惠指出，1980年代以来，离散这个词被用来指代跨大西洋的黑人，亚洲移民、南美洲难民、全世界的契约劳动者、跨国的流动性、全球化、弱裔化、新族群、文化混交以及游牧空间等，而不再特指某个阶段，甚至不再具有意义，正如它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在放逐、迁移、旅行及浮动的认同构成的讨论中。因此，不少文化历史学家建议我们应当全然放弃这个词语。用“离散”所冒的风险，是丧失了历史的明确性和批评的锋利性。离散具有太多的面向，以致无法满足具体的文化议题和文本批评。（参见廖炳惠《全球离散之下的亚美文学研究》，台湾《英美文学评论》2006年6月，总第9期。）
77 作为一种存在状态或者生存经验的离散，是现代性的后果还是现代性的发明？离散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还是20世纪后期特殊历史境遇中衍生的特殊现象？这本身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离散研究中，先对对象进行时间规划，然后再推出不同阶段离散论述的特点，似已成为理论套路，如有研究者综述：“综观历史，离散论述基本上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离散”：从犹太所罗门帝国崩解之后，犹太民族遭受镇压迫害的沉重历史即正式开展，此种集体性的创伤与流离避难的现象，也扩大至往后各族裔因战争或暴力因素导致的离散。第二阶段是“现代性殖民离散”，15至20世纪初期，西方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及帝国主义，凭借着船坚炮利，遂行其殖民的暴力占有与掠夺，造成了人人类历史上第二波集体离乡背井的暴力现象。这一波离乡者，被迫顺风波以从流，哀故国之日远，成为长期滞留宗主国或异乡的大离散族群。第三阶段是“当代全球化离散”：指的是二十世纪中晚期至今全球化经济与科技下的跨国移民离散;此一新时代的离散主体性，已开始走入一种国际公民共存的多元移动样态……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多元流动结构下，当代离散至此演化为一种族裔认同不断游牧与重组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现象。虽然后现代思潮中各种“主义”或“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共存着一个相同的文化目标：借由介入文化、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同形式的认同，积极去中心。”参见赖俊雄《当代离散：差异政治与共群伦理》，台湾《中外文学》2014年第43卷第2期。
78 一些研究者认为华文文学中的乡愁书写过于泛滥，没有必要再写。他们认为当下移民已经不再那么眷念故国，成为了可以自由跨越边界的世界公民;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并非所有移民都可以做自由的世界公民，这些研究者无疑是以先入的价值批判取代了对作家创作选择的尊重。
78 參见刘小新：《乡愁、华语文学与中华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Journey of ‘Diaspora in the Research into
Chinese-language （and People） Literature
Yan Min
Abstract： The journey of diaspora in the research into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general rule regard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oretical terms as well as accentuat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such a research. As a result of mutual borrowings and influences between the regions becoming the norm， the terms become even more transparent in the journey， their general usage bringing about the formation of a world commonwealt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lthough the journey itself is also a discovery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issue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reverse thinking， keeping vigilant about the borders of the diaspora and updating the ways of usage in the context of practice can positive influences be created for the research and creation.
Keywords： Diaspora， theoretical journey，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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