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呈现出“非虚构”倾向，叙事因聚焦迁移经验强化了地方的象征性。地方感是不同主体表述自我的空间基础，既为书写者提供叙述动机，也影响了重述历史的方式。论文主要讨论历史叙事所建构的记忆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如何呈现移民社会中不同群体地方感的差异性，思考叙事中的双重视域、情感体验和文化共同感所具有的时代意涵。从空间角度考察新世纪台湾历史叙事，能够进一步敞开意义的深度和广度，呈现创作者的反思意识和历史叙事的价值承担。
关键词：新世纪;台湾文学;历史叙事;地方感;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43-07
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坛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书写之作，较具代表性的如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钟文音的《昨日重现》、杨渡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以及系列作品如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寻找大范男孩》《母亲的洋裁岁月》等大都在海峡两岸出版、热销且引起热议。这类作品多以个体或集体记忆再现特定历史时空，通过访谈、日记、文献史料等表现历史“真实”，当然“真实”更多的指向“不完全虚构”，创作者是事件的经历者、在场者，或以探访者的身份重返/亲临特定的“地方”对个体记忆或历史事件进行证实、重述，从而形成非虚构的“真实感”。也因此，在叙事中“地方”不再只是与时间有关的事件背景，而是作为主导历史叙事的空间被再现/建构。作为原乡或现实生活的地方/场所是不同主体表述自我的空间基础，既为书写者提供叙述动机，也影响了重述历史的方式。叙事所建构的记忆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呈现的是移民社会中不同群体地方感的差异性，旨在表述写作者及其观照对象的多重情感体验与历史反思意识;另一方面，地方的真实性与空间位移所建构的多维时空体系和文化共同感，也为抵抗台湾社会语境中本土论述或历史修正的偏狭文化心理提供辩证思考的路径，体现了历史叙事介入现实的时代意涵。
一、重返“地方”与记忆空间再现
与历史小说或传记文学重述历史的方式不同，这些被归属于“非虚构”类型的历史叙事文本，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者以极为自由的方式直接现身，具有鲜明的介入性，“作家们不仅充当了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材料的搜集人和甄别者，还通过叙事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历史质询或真相推断，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作品的真实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灵活而开放的审美特征”①，在这些特征之外，台湾新世纪以来的历史书写又因聚焦迁移经验强化了地方的象征性。写作者往往游走于不同的地方，重返或到达与“过去”相关的地理位置而获得写作刺点，从而在回望叙述中重构记忆空间，“地方”不仅承担了“记忆库”的功能，也是歷史叙事的媒介，将时间和空间聚合起来，呈现“此时”的历史意识或文化认知。
对于1949年前后在家国变局中迁移至台湾的一代人来说，作为原乡的地方，以及在那里的生活经历是建构记忆空间的重要支撑点，返乡是对个体记忆的拯救，也是进入历史时空的路径。齐邦媛在《巨流河·序》中说：“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书写前，我曾跟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②。作者回到她和父母生命的起点，以现在的时间视点进入过去生活过的地方，村落、家族、具有地域特征的河流、城市、学校或特定景观等建构了一个与过去息息相关的记忆空间，和创作者的生命体验有密切的关系，是身份认知和情感皈依所在。作为真实存在的地方，东北辽河流域-铁岭-范家屯，这是幼年成长的空间，也是家族故事开始之源，而后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关于青春、情感、求学的记忆也都被展现，不同的地方联结成巨大的家国空间，绘制的是忧患重重的东北和战乱的中国。对于齐邦媛及其所代表的群体来说，大陆原乡只是建构记忆空间的源点，迁移轨迹所延展的还有“离散”之后的生命历程。在台湾生活的岁月沉淀出另一种地方感的真切：台北-青田街-台大-台中一中-中兴大学-台大文学院的回廊都是承载个体记忆和时代之变的独特空间。但齐邦媛的历史叙述所建构的记忆空间并非只是个体的，“巨流河”到“垭口海”这样磅礴的空间意象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和象征性，敞开的是关于时代、群体的记忆空间，凝聚了深厚的家国情怀。
关于原乡或现实之“家”的记忆不只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被召唤，无论是回返东北家乡抑或反观安身立命的台湾，地理经验所激发的历史叙事与情感表述、文化观念紧密关联——原乡是血缘之根，台湾是生活之地，如同王德威所言：“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③在《巨流河》中，齐邦媛不仅讲述迁移者对过去的地方、空间的痴恋，也表述对现实台湾的认同和爱，她写到母亲的坟是齐家在台湾的一个立足点，父亲死后亦葬于此，“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如今四代在台，这该是我落叶可归之处了吧！”④这是回到现实台湾，对生活空间的拥抱与认同。因此王德威说：“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讽嘲”⑤。重返和书写都是为了更好的纪念，追溯生命源头是无法忘记来时路的纠缠和牵绊，从地方到地方的记忆再现，也形成一个今昔对比的交错空间：大陆-台湾-大陆，往返回旋的地理位移呈现的是空间的一体感。更重要的是作家在重构记忆空间时看待历史和家国的视野，原乡经验和落地生根所形成的地方感更加多元。
和齐邦媛回到大陆原乡的地方感不同，对于龙应台、亮轩、张大春、骆以军这样的“外省第二代”作家而言，返乡之旅中的地方则是将想象中的历史空间变成实践意义上的感受空间，叙事者眼中的地方或风景，是象征性的符码，是被凝视的对象，以此走进父母的历史，再现的是复合型的记忆空间——既是父母那一代人的，也是被叙述者根据行走感受所构设的。比如龙应台讲述母亲从大陆到台湾的迁移经验，首先是回到母亲曾生活过的地方“淳安”，到广州去找“天河机场”，走母亲走过的铁路，也探访父亲颠沛流离的工作行迹。在《大江大海》中，每一个人的生命空间都由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火车站、码头、港口，成为重复出现的地点，是对特殊年代流动性的表述，形成的也是具有漂泊感的迁徙空间。比如美君离开淳安后，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码头和港口是过去的记忆，但也让“到达”成为不易实现的念想;而父亲槐生，从湖南衡阳的百叶小学，到固守南京雨花台，退居江门，再到流落台湾，迁移背后的动荡和漂泊就成为他们那一代人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在叙事中，因为迁移和漂泊，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建立了联系，其中无数的因由和关系也就赋予每一个地方多重意义，是决定父母身份和承载他们记忆的关键，并且让叙述者在构想的空间中更加真切地遇到父母的历史，感受另一时空的文化情绪。但回到父母曾经生活或工作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想象和纪念，叙事能够舒缓作为移民者后代的情感焦虑：一个时代已经远离，那个时代的地方记忆如母亲以为永恒的淳安已成为不在场的地方，寻找和再现是为了抵抗历史废墟中记忆的消散：“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的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扣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⑥以几十年之后的“此时”去感知、穿梭在时间之外的历史空间，重返地方的实践为叙述者的讲述提供了真实感，而以非虚构的方式表现不同主体的历史记忆、情感认知，也让我们看到迁移经验的复杂性并非当下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能遮蔽，他们的历史叙事也具有以书写抵抗被遗忘的使命感。
当我们思考历史叙事的意义时，不仅要看作者如何直接表述，还要看作为事件经历者的记忆空间如何从符合自身情感逻辑的角度被表现。史书美在论述移民作家以多重人格的极端形式描绘移民者的存在处境时指出：“就较复杂的层次看来，移民者的精神经验加剧了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张力。假如移民经验最后演变成一个创伤的结果，那么实践日常经验的地方则可能会抽象化并再转变成空间，借此来压抑或错置当下的创伤经验。”⑦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中母亲美君就是一个沉浸在记忆空间，执迷于过去的时间/地方的迁移者，一些凝固的记忆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与想象世界之间穿梭往来。美君即便是到了台湾，在新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空间生存几十年，却依然深深眷恋曾经的“淳安古城”，那是她永恒不变的思念，亦是自我认同的源头：“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⑧。因此，最后一次离开时，美君所看到的风景——城门两边的石狮子，蹲在那里，似乎是一种天长地久。这个她成长生活的城，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是她生命的印记，因此和这座城有关的地理景观“新安江”也成为一个永恒的象征，离开大陆之后的美君不能见河，一见河就要跟老家的新安江比较，那里的水，和在那个时空的记忆都是最美的。然而新安江畔的故乡，在1959年建水坝的时候，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美君所念念不忘的地方、空间终于没了现实的痕迹，只能永存心底。淳安成为她心中永恒的“地方”，即便晚年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记得，她却记得从海公祠回家的路。文本中被凝固化的地方、景观以及被想象的地理空间，是美君那一代人带有创伤感的迁移经验，即便生活在台湾，那些久远的“地方”也不断参与甚至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群体还包括如《巨流河》中齐邦媛的母亲，放逐流亡，不能归乡，以歌声回望家乡，在不断地反刍中将自我置于流动交错的双重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特定时期迁徙的故事，其中凝固化的地理空间如何隐喻了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而作家对时代的断裂和错位进行的空间整合，既依附于历史语境充满抒情性，又呈现出与历史/时代保持距离的理性意识。
二、生活空间：日常经验与地方感
在新世纪以来的台湾文化语境中，作为大陆原乡的地方和作为生活空间的台湾的地方，在历史叙述中因立场不同形成潜隐和被凸显的对照，尤其是对在地化的强调，使得台湾地方书写兴起，地志、地景成为重要的再现主题，其中地理不是被架空的概念或图绘，总伴随着对历史的叙述，以至于范铭如说“地方书写的崛起同时伴随着的正是整个台湾社会的历史叙述热潮，或者说前者正是后者的部分副产品”⑨。但是在文学世界中，地方、空间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是多样性的，历史书写也反过来提供给人们关于地方的再认识，历史叙事中的空间意识亦是传递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方式。如果说齐邦媛、龙应台等人重返大陆原乡从特定的地方走进历史，是“外省第一代”及其后代跨越时空与历史的对话，那么杨渡、郑鸿生、钟文音等人则是所谓的“本省籍”作家，他们从乡土台湾出发，是在现实中的“此地”走进地方史深处，以日常经验与地方感为基础，建构的是可感知的生活空间。
杨渡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从家族在乌日乡下的三合院展开历史叙述，通过个人、家族和村落的历史变迁折射百年来台湾的变化，其间有对工业化、现代性的辩证思考，也有对创伤历史、民间情义的打捞，向我们展示的是“生活地理”如何延伸出生活空间。在杨渡所建构的生活空间中，叔公们的人生经历是日据时代台湾人命运的缩影，而童年记忆中的河流、溪水是工业化之前美丽农村的象征。而后的一九六零年代，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农村的面貌开始改变，村里人做了许多发财梦，父亲也开始“工业时代”的梦想和实践。离开三合院之后的生活空间是家和工厂的结合，这样的空间是从传统乡村向现代工业过渡时期的独特存在，而至农村田园的鸡啼声消失，这个空间也就切断了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关联。家庭空间与同时期地方空间的变化共同形构了台湾乡村世界的转变：一九七零年代的台湾，纺织厂的存在也改变了家乡乌日的传统形态，工厂-女工-补习学校-钥匙俱乐部让村庄充满现代和青春气息，农田变成工厂，啤酒厂、修车厂、食品厂，新的工业时代来临，而电影院、冰果室所象征的生活空间是激发人们想象未来和远方的语境。
杨渡以非虚构的方式从家族空间进入地方史深处，具有强烈的地方感，而家族、地方只是呈现历史的方式，对台湾社会转型时期的思考才是其真正关怀所在：“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⑩杨渡从父母的奋斗史思考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奇迹，更贴近对底层生命的体悟。他强调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除去儒家精神等大的文化理念，更应该注重在乡村-城镇化转变过程中经济奇迹所依托的特殊群体，底层人物如工厂男女们、边缘群体如母亲的头家娘角色等，他们也是大时代转型的永恒印记，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杨渡并非仅仅呈现一个线性发展的乌日地区，他还将祠堂、庙宇、乡村、民间传奇、灵异故事、礼仪习俗通过家族中的人物呈现出来，形成一个与现代化进程相对的稳固的精神层面的生活空间，与变动的被工业化的地方相比，这是一个维系地方感的充满文化意义的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11。
同样是通过个体记忆、家族史建构生活空间以反思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郑鸿生选取从老照片、服装、地图、城市建筑等进入对地方史、文化史的想象，从对“常民历史”和地方变迁的再现管窥百年来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他從不同世代的教育经验和日常生活反思日据以来台湾的现代化历程;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分析在地历史，看清现实的局限，以叙事寻求解释历史和走向未来的可能。《洋裁岁月，母亲的六十年》是以母亲作为裁缝的日常生活讲述台湾不同时代服饰风格的变化，在图文叙事中服饰的变化呈现的是社会变化，政治运动、经济发展与城乡变貌都在其中。而女性和服饰之间的互动并未停留在展演性角度，母亲是传递时尚信息的中介，同时作为裁剪教师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当地女性发展自我的引导者，她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互动交织，既是私人的，也具有公共性。也因此，叙事中母亲教授洋裁的教室空间变化具有复杂的意涵，卧室隔出的小教室-光复后的破落房舍-青田街日式老房子-台南台银宿舍-东西式样并存的常民房舍-补习班的新楼，从生活史的角度呈现了一代人生存、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变化，也是对以母亲为代表的台湾女性不断开拓自我空间的肯定与赞叹。与此相对，房屋、小巷、老街、社区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空间，也是作者依循史料、照片寻找的历史空间，进而对一条路、一条街进行考古式探访，从光绪年间、日据时期、再到光复后的建筑和街区呈现的既是自己童年记忆的日常空间，也是“传统老社区的常民脉动”。而在《寻找大范男孩》中，郑鸿生的“在地”历史书写，以老城台南开始，这个老城是日本殖民时期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地方，由城到人，番薯港、潮汕与台南、医学系、小福音班、老城中这些特定的空间，承载了百年来三代人的生活史、教育史：作为清遗老的祖父母的生活、父辈在殖民现代化中被扭曲的心理症结、战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的新生代的精神面貌，他们之间的传承与断裂，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台湾社会现代化过程。从父母辈所受的日本殖民教育与中国历史和地理教育的断裂，回到自己这一代人在成长空间中所接触的传统元素：街头巷的庙宇、庙埕演的歌仔戏、幸存的孔庙主体建筑，这些生活中的具体建筑，都是保留和传播传统的文化象征，也成为作者反思殖民性、现代性以及世代问题的重要依托。郑鸿生的历史叙事有着明确的现实承担意识，是在历史中寻找解释当下情感、文化心理的可能，提供我们思考殖民现代性、现代化民族教育以及台湾作为移民社会复杂性的路径。
民间性、日常经验以及世代累积的社会关系成为杨渡、郑鸿生等以非虚构历史书写表达“地方感”的话语资源，但是他们在当地的溯源之旅或对地方史的再现并非为了强调本土化的在地认同，“把地方与个人联结，透过人物的成长蜕变或寻根怀旧，侧写乡土景志的变迁、社群情感或文化风俗的绵延牵系。地方史与个体生命史交织，彰显出两者相互铭刻于彼此的印记”12，而对台湾家族史或地方记忆的打捞也总是要追述到移民之初的先辈，因此历史书写不仅是怀旧或寻根溯源，还具有一种调动群体记忆以共享和再传播的力量，如同赵刚对杨渡作品的评价：“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情感维度中的书写，而是以饱满的对亲人的感情为底气，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和反省。”13以叙事抵抗因个体生命衰亡、地方发展和时代变迁所带来的遗忘，生活空间所开拓的反思向度，让我们看到地方书写的另一种审美诉求，表述在地性未必要演化成本土论述。
三、文化空间与历史反思意识
新世纪以来台湾历史叙事中的空间不仅表征了人与地方的情感、特定群体的地方经验，还体现为创作者以特定场所、景观或语境建构了一种思考影响知识生产和话语建构的“文化空间”。这里的“文化空间”更倾向于爱德华·索亚所论述的“第三空间”，在索亚看来，与可感知的第一空间和被构想出来的第二空间相比，“第三空间则是被边缘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见的多元空间”14，“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事实上不断在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15。在我们讨论的这些台湾历史叙事的代表性文本中，文化空间有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从纪实性角度再现家族空间如何从家族文化角度影响特定记忆主体或叙述者的身份认知、历史意识;二是从创作者角度出发，在特定语境中延展思考和想象的多元空间，从情感和文化共同感的角度表现海峡两岸之间的内在关联。
张大春、郝誉翔、骆以军等“外省第二代”作家在历史叙事中对大陆老家的想象和再现，更注重家族作为真实场所的召唤能力和仪式感对内在情感的影响力。在叙述中，他们在返乡之旅中亲临被父亲们言说的“家族”，获得的是另一种冲击和感受，和生活所在地台湾的家相比，“老家”的空间是巨大的，由祖屋和庞大的家族支系组合而成，他们在父辈们生存的地方意识到伦理身份的另一重维度，也在熟悉的陌生地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张大春如此叙述他回返祖感受：“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我回祖家省亲，还看那两横额高高挂着，它们躲过了抗战、躲过了内战、躲过了‘文革。我向祖家道别的那天上午，跪在大门外的黄尘灰土之中朝老屋磕了四个头。四个头磕下来，眼里的“文理密察”四字已经模糊了。”16在《聆听父亲》中张大春对父亲历史的想象和讲述主要以在台湾的感受为主，大陆家族对迁移者后代的影响主要是以“听说”进行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空间，但这一空间的文化影响从未缺席，透过父亲的言说已经建构了下一代的身份认知。而真实的家族空间是文化-历史的综合体，移民者后裔置身其间面对的是血脉源头，伦理身份和情感皈依被召唤，从而在大陆老家与父辈的历史握手言和，也重新梳理对自我的认知。家族空间所延展的文化感受和历史想象往往是更复杂的，比如张大春所言：“到我这一代上，祖家只是一个象征。……在另一端，忧心捍卫着这象征的人会这样告诉你：它是根，它是来历，它是饮水当思之源，它是不容践踏遗弃的记忆。事实上，这并非咱们张家所独有的一个矛盾。近世的中国，大约就在被迫打开大门之后让所有的家庭都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人们不得不用种种的形式离家、出走。”17将思考从一个家族推演至整个近世中国，这种对命运和情感共同体的表述，亦是在台湾语境中作为知识者的价值承担。
从家族所展开的文化空间来说，杨渡、郑鸿生、钟文音虽然以在地生活中的日常景观如祠堂、房舍、院落等进入家族史，但他们对家族文化的思考却与被称为“外省第二代”的作者们在本质上具有共同性，都是探索迁移经验如何在家族中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沉淀，但溯源之旅展开的是另一种从大陆到台湾的文化空间。杨渡在写台南乌日家乡时，以家族迁移史将台湾和大陆关联起来，他选择极具象征意味的联结点——乌日老家三合院，这是杨渡成长的家族空间，也是浓缩了几代人的成长记忆、地方历史变迁的象征性空间。而三合院中的“祠堂”是迁移历史的具象体现，也是在祭祖的过程中以仪式化的方式将先祖从大陆迁台的移民经验固定化、象征化：祠堂里祖先从唐山带来的“石头公”，“它被放在祠堂里，作为一种不能遗忘的象征，象征着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没有遗忘自己的根。”18郑鸿生在回望台南历史时，也追溯了父系和母系的家族迁移史：台南番薯港施姓母系家族，母亲的高祖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在前清中叶带着儿子等一家大小，渡海来台营生;祖母的姊妹是在二十世纪初年跟随家人从汕头渡海来台寻生计。家族溯源再现的是不同的迁移经历，正是台湾作为移民社会多枝多叶的再现。钟文音在《昨日重现》中写道：“清雍正年间，来自闽粤移民入垦于此，街市渐成。我听闻着先辈的轶史而觉得生命有承续的依归：先辈第十七世祖钟田佐自漳州绍安渡海来台，辗转定居于云林的二侖乡永定厝，和同样自漳州移入的廖姓并列二仑乡的大姓之一。”19在真实感受到的或想象的家族空间中溯源寻根，家族由现实的空间感拓展为文化空间，生命的承续始自有因，而地方史、台湾历史的发展也都充满了复杂的迁移经验。
无论是在历史流变中打量沉默的家族空间，还是在现实维度上重新走进被本土论述边缘化的家族空间，在叙事中由血缘-情感所展开历史想象却是超越单一论述的多元文化空间，其间是创作者通过叙事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如何缝合世代之间、省籍之间、两岸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通过历史化的过程，开始寻找和解的可能”20。比如郝誉翔在《逆旅》中所写，即便父亲逝世之后，“我”断了与老家的联系，但“我”还是会想起老家的亲人：“每当我行走在上海、或是北京时，看到蹲踞在红砖道两旁的民工，我都不禁想起老家的表哥和表嫂们，他们现在到底是在哪里呢？是否正徘徊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头？”21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似乎与祖家所在地无关，但与这些地方相关联的是在同一空间中基于血缘-亲情的共同感。杨渡在思考家族史的过程中，也把迁移、流浪的群体记忆从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拓展至整个家国空间：移民者后代在台湾顽强滚动，漂泊四方;大陆几亿人从农村漂泊而出，或辗转于返乡之途，这种漂泊“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我们注定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归。”22从早期迁台者的移民经验联想到海峡两岸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漂泊感，如此建构的是更阔大的文化空间。双重地理视域将两岸中国人的命脉联系起来，极大地讽刺了当今台湾社会中以不同政见极力形塑族群差异性，以意识形态建构特殊族群的集体记忆以去中国化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书写所进行的文化空间想象，呈现出主观性的情感共享，而“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23，表征的是对命运共同感和情感共同体的思考向度。
结语
纵观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中的非虚构历史叙事，可以发现作者大都有向后看的冲动，多源自不得不写的情感诉求，重返作为原乡/故土的地方，呈现历史见证者、经历者的复杂情感经验，也在叙事中注入“介入性”或主观性表述。此类创作动机和叙事方式，主要受到新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影响。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政党轮替，使得政治文化成为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维度，世纪之交对本土化论述的强调、2008年后对“中华文化”的侧重以及2016年以来的历史修正策略，都从不同角度左右了文学中历史叙事的方式、立场和文化訴求。如同亮轩自居时代边缘的感慨：“我们家是大时代里的小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在主导论述影响文化认知的语境中，亮轩表达这样的无奈：“我却再也无法当作‘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24。因此，在政党轮替频繁，政治意识形态对不同群体进行分类、收编或排挤的过程中，以非虚构方式再现个体/群体历史记忆、情感和迁移经验的复杂性，是对台湾文化论述中强调“本土性”和“在地化”导向的辩证思考。借由书写所呈现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从历史到现实，从当下的“地方”到想象中的“源头”，大陆和台湾不同的“地方”获得了关联性，可以使叙述主体的文化视野多元化，形成一种“双世界视景”，即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批判、选择、融合的文化资源多了，就能开拓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25，从而建构更加多元的文化空间。因此，在考察台湾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叙事时，应注重表述移民经验和地方感的方式，将空间性和时间性整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敞开意义的深度和广度。
①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②⑤ 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收入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7页;第379页。
③④ 齐邦媛：《巨流河·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5页;第337页。
⑦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00页。
⑥⑧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页;第21页。
⑨12 范铭如：《台湾当代区域小说》，收入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第224页。
⑩1822 杨渡：《一百年漂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页;第524页;第522页。
1123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第131页。
13 赵刚：《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收入杨渡：《一百年漂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页。
1415 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第2页。
1617 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第169页。
19 钟文音：《昨日重现》，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0页。
20 陈光兴：《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范》，收入郑鸿生：《寻找大范男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页。
21 郝誉翔：《纯真年代》，收入《逆旅》，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3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4 亮轩：《飘零一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25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Place and Space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aiwan in the New Century
Zhu Yunxi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shows a tendency towards nonfiction， its narrative strengthening the symbolicalnessof place by focuss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movement. The sense of place is a different subject expressing the space basis of its self， providing the writer with a narrative motive while influencing ways of re-counting the histor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space of memory， of living and of culture as constructed by historical narratives represent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place by different groups in a migrant society and think throug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s shared by the doublevision in the narr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a shared sense of culture.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aiwan in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angel of space can enable one to further open up the depth and width of meaning and reveal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reators reflections and the values commitment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Keywords： The new century，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a sense of pla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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