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世界文学;书同文;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华人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11-10
当代中国大陆文坛和学界对于大陆以外以汉字书写的文学的较大规模介绍和研究，起于1979年前后，此后迅速发展，至今已是日趋成熟的专门学科。学科的名称也几经变易，最早简称“台港文学”，稍后扩大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后确定为“世界华文文学”。其间还有“华人文学”“华裔文学”“汉语新文学”①“世华文学”②，以及提倡一种新的批评范式的“华人文化诗学”③等等说法，甚至爆发过一场围绕“语种的”或“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争论④。近年来旅美华人学者史书美、王德威等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并引起热议，也有大陆学者加以采用。⑤相对而言，笔者较认同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并曾发表《世界华文文学：全世界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境流动性的文学》一文⑥，其题目也代表了笔者对此概念的基本定义，但深感有些问题值得在学术层面上进一步加以补充、辨析和阐明。
一、“世界”做为动词：歌德首倡
“世界文学”的借鉴和拓新
应该说，“海外华文文学”概念所指最为明确，但问题是此乃以中国为本位的概念，对于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广大华文作家而言，未必十分妥适。例如，在一位已经入籍新加坡的华文作家眼里，新加坡是其“本土”，新加坡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反而成了“海外”。很显然，如果本学科以建立一个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华文作家同为平等主体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⑦为目标，“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并不完全妥恰。这也许是后来“海外”二字为“世界”所取代的原因之一。
然而采用“世界华文文学”概念同样会有值得斟酌之处，这就是它是否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在内？有不少学者认为，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全世界的华文文学，大陆文学也是用华文书写的，自然应包含在“世界华文文学”之内。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有望文生义之嫌。每一个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内涵代表着其本质特征，外延则指涉其涵盖范围;外延的扩大，往往是以牺牲其本质特征为代价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外延如果扩大到包含整个中国文学，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价值反倒将被淹没而无法得到凸显。
面对这一问题，或可参考歌德于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⑧。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近两百年来不断有人加以讨论和运用，衍生出诸多理论和观点。关于其具体内涵，有论者总结出大约五种说法。一是世界文学“总体地指称五大洲的所有文学”，如韦勒克即有类似说法。二是被缩小到专指欧洲文学，即“专门用来描述欧洲文学在本土之外的疆域被阅读与欣赏所产生的影响”，“某些欧洲学者……在一种强势文化的傲慢中把自己的本土文学称之为世界文学，自认为他们的文学对其他国族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三是指称在全人类文学史上获取世界声誉的大师级作家之作品，亦即韦勒克所说的“种种经典著作的伟大宝库”。四是歌德本人的一种诗性文学理想：憧憬着把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各个国家及各种文化背景区域下的文学统一起来，整合为一个充满和平，没有主流及二、三流文学之分的全人类伟大的文学综合体，类似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天下平等的大同主义理想。五是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所说的“具有世界文学性质的作品一定是处在语际传播的流动过程中，世界文学即是民族文学走出本土在语际传播以产生影响的椭圆折射”。⑨
要了解上述说法哪些更符合歌德的本意，也许得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时，已经广泛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他自己的《浮士德》等作品，也跨越国界到达远比国内更多的读者手中。这使他深感文学不必局限于本国本民族之内，而应加强全世界范围的交流和沟通。这样一方面可扩大创作者自身的视野，获取来自域外的新鲜刺激和经验;另一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读者范围，有助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在人类共有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实现包容和团结。其次，当时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实力尚属弱小，虽然地处欧洲“中心”，却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无缘，因此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实有对抗和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味。了解了这两点，我们就可对上述五种说法有较为清晰的分辨了。
关于第一项“世界文学”是全世界所有文学总和的说法，显然有望文生义之嫌，由于外延太大，反而失去其有效的内涵意旨，并不符合歌德强调民族、国家间文学流通的本意，有学者称之为庸俗化的集合概念和“大拼盘”⑩。在第二项中世界文学被视为欧洲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实与歌德抗衡欧洲中心主义的本意背道而驰。近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应用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揭示在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层级构成的世界体系中，“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11，可说是对歌德本意的回归和创新发展。第三项视世界文学为集合经典作品之宝库的说法，本来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经典的认定本身就存在承袭相因、难以改变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自然也就难以获得普遍接受。大卫·达姆罗什宣称“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的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方式”12，主张同时阅读、比较“超经典”（已被固定化的西方老牌“主流”作家作品）和“反经典”（非西方、非主流的甚至带有反叛性或当代的新进作家作品）的教学法13，同样带有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企图。第四项作为包融不同民族、国家、语言的文学综合体的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虽然常被视为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想象，其实洋溢着一种天下平等的大同主义理想，与中国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等儒家观念相通，不排除是歌德阅读中国作品的产物，西方学界在讨论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时，总是用“cosmopolitan literature”来替换，从辞源上说，“Cosmopolitanism”即是“世界大同主义”14，而王润华等早年筹划跨国性华文文学研讨会时，采用了“大同世界”这一概念，都说明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化实有密切的关联。由此可知，虽然歌德的初衷包括抗衡欧洲中心主义，但他有破也有立，有抗衡也有建设，他找到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途径不是一味对抗到底，反而是以“世界文学”来包融、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学，也就能消解“中心”于无形。
最后来到与学科名称关系最密切的第五项。达姆罗什除了颇具特色的“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的一种椭圆折射”的内涵定义——例如将英国文学与欧洲大陆、美国以及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学关系视为“多个部分重叠的椭圆”，椭圆的特点在于它并非如圆形只有一个中心（圆心），而是具有不止一个的“焦点”15——之外，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还对概念外延作了界定，写道：
我认为世界文学涵盖了所有在其文化起源之外流传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翻译还是源语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跨越出其本土的作品……一部作品只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作为世界文学在其原初文化之外的文学体系中积极呈现，才具有有效的生命。16
加上达姆罗什所谓“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书写”“世界文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17等说法，可知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首先并非某些固定的作家作品集合的实体，而更多地指跨国跨境流通、跨文化传播和阅读的“动作”、过程和方式。某位作家能否进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取决于其作品是否以原文或译文的方式跨出其原本的文化域界在更大范围中流通，为域界外的读者所阅读和接受。笔者定义“世界华文文学”时强调了“跨境流动性”，与此颇为吻合。
既然由歌德等发端、后世学者不断演绎和丰富的“世界文学”概念并非指世界上所有文学之集合，而是指的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之间相互交流、接受和影响的“现象”“态度”和“行为”18，与之具有同构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也同样并非要将全世界的华文文学都涵纳在内，而应指在一种跨文化的世界性视野下，能够跨出其固有的境域而进入其它国家或地区，与世界各地进行交流并相互影响和接受的文学。这样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就有如两个交叉圆——与达姆罗什所谓“部分重叠的椭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中国大陆文学中具有跨境流动性的部分和“世界华文文学”相重叠，具有双重身份，但大量的没有跨境联系的部分，则仍专属“中国文学”的范畴。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如果其作品从未流通传播到境外，那他并不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作家;反之，如果有作品传播到境外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他就属于交叉圆中的重叠部分，具有了“中国作家”和“世界华文文学作家”的双重身份。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境内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在这样的定义下，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者就可将目光集中于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本质特征——世界范围的跨境互动、复合互渗19或曰“跨文化”——上来，而有焦点集中、准确之效。此其一。
借鉴“世界文学”概念于“世界华文文学”，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认识自我，增强自信，以昂扬姿态挺进世界文坛。就像王宁所指出的：“在他的那本富有深刻理论洞见的著作中，戴姆拉什（即达姆罗什——引者按）详尽地探讨了非西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20。这就指出了达姆罗什等，一反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世界文学”对于非西方文学的忽视和边缘化，而着重于发掘非西方文学作品的“世界性意义”。这就提示我们，华文文学自有其“世界性意义”，而它必然存在于不同乃至超越于西方文學、文化之所在，如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宽和、热爱和平，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大同世界”的追求和努力上。如何彰显华文文学的这种“世界性意义”，显然也是其研究者须承担的责任。从这一角度讲，学科名称采用“世界”显然比“海外”更为妥适。
总而言之，正如不少中外学者指出的，应把“世界”动词化和过程化21，“世界华文文学”的“世界”并非指其无所不包，而是更多地指一种走向世界、与世界建立密切关联、开拓世界性视野的努力和追求、行动和作为、过程和目标。“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名称，能时时提醒有志于此的作家和研究者，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特长，在促进全世界华人之间、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跨国跨地区和跨文化的交往和流通，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一般单纯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特殊作用。
二、“文”比“语”的优势：“书同文”
对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作用
除了“跨境流动性”外，笔者有关“世界华文文学”定义中的另一关键词是“以汉字书写”，对应于学科名称中的“华文”二字。“华文”和“华语”虽然仅一字之差，表面看来其词义相差也不大，其实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作为学科名称，还是有细究的必要。
在汉语中，“文”一般指文字、文章，如“书同文”、文言文、白话文、《古文观止》等;“语”一般指口头表达的话语，如粤语、闽南语，而不会有“粤文”“闽南文”之说。除此表层区别外，“文”在中华文化中还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功能。秦朝开启的“书同文”政策，可说从语言文字层面上打下了中国发展成一个融合众多民族、广大地域的大一统国家的基础。或可将中国与欧洲略作比较：欧洲为表音文字，只要语音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拼写文字，语言文字的不同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的分殊，最后造成了多国林立的状态。中国的广袤地域中，尽管存在着众多地方话，其语音不同到了口头无法交流的地步，却由于具有相同的文字，仍可通过笔墨相互交流，特别是传统的经典得以代代相传，各地文化得以顺畅流通，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征得以形成。共同的文字也许还反过来使各种地方话无法形成独立的语言，而始终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而已。因此“书同文”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其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至于“大一统”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福祉之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只要回顾近代以来众多帝国主义国家如群狼般扑向中国，欲瓜分、吞噬之，而中国人民终能克服一盘散沙、分裂内战等颓况，万众一心、团结奋战，打败帝国主义列强，建立新中国并走向繁荣富强的经过，就可一目了然了。
汉字华文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安身立命之本，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链接纽带，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全民团结、打败外敌、永续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石，这一点，曾遭受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有着格外深刻的体会。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被迫学日语但仍保持着闽南话、客家话等作为家庭日常用语，台湾文人用本为唐宋古音的闽南话吟诵中国古诗古文，用汉字写作汉诗汉文，汉字汉诗汉文成为台湾文人延续中华斯文、民族身份于不坠的命脉所在。因此连雅堂强调汉文不可废：“乌乎！中国而果无汉文……种且灭矣，国于何有？而今日能存者，则汉文之功也”22。在连雅堂心目中，汉文和历史一样，都是民族精神赖以不坠，即使遭受外来入侵和统治，也终有“复阳”（章太炎语）之一日的依恃。
传统文人如此，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作家对此也有共识。如黄朝琴认为：世上所有民族都有其固有的族性，“我们台湾的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汉文若废，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言语从此消灭了！”23蔡惠如也称：“我们台湾人的人种，岂不是四千年来黄帝的子孙吗？堂堂皇皇的汉民族为什么不懂自家的文字呢？……汉文的种子既然要断绝了，我们数千年来的固有文化，自然亦就无从研究了。连我们自己的民族观念都消灭了，将来世界上的人类若比较起来，我们就可以排在最劣等的里面了。但是劣等的人类，究竟叫做甚么东西？有人说叫做奴隶。”又说道：“赶紧想个法子，去补救汉文的一线生机。使这风灯上头的种子，永久不灭，就是保存我们的固有文化，振兴我们汉民族的观念。”24可见，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汉文”——指汉字及用汉字书写的诗文，与“华文”同义——乃被殖民统治者强迫学日语的台湾人保持其固有的汉民族身份和意识、传续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要关键。
无独有偶，在“七七事变”后日人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也格外强调“汉文”的重要。他说道：“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又称：“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25即收入1944年出版的《药堂杂文》作为其“第一分”的《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它们的最主要内容，乃是讲中国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特点，特别是儒家文化所造就的中国人为人处世、面对人生的态度。另外一个醒目的亮点，则是对于汉字汉文的重视和强调，将其提高到有助于凝聚、团结整个民族的高度上来。他写道：“汉文学是用汉字所写的，那么我们对于汉字不可不予以注意。”26“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27可说道出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书同文”的传统有助于将各族人民融合、团结在一起的真谛。
周作人进一步说明汉字承载民族文化信息的特有功能，写道：“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除了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外，还有对联、诗钟、灯谜……等等，“其生命同样的建立在汉字上”28。既然汉字如此重要，周作人对其他文字形式做了明确的排它处理，写道：“我意想中的中国文学，无论用白话哪一体，总都是用汉字所写，这就是汉文……假如不用汉字而用别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也好，反正那是别一件东西了……我觉得用汉字所写的文字总多少接受着汉文学的传统，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写下去，与这传统便渐有远离的可能了。”29这无形中道出了汉字汉文（即华文）承载着最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的道理——几乎每个成语甚至许多词汇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的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人生态度、价值认知乃至思维方式，如果改成用外文来写，或者将其翻译成外文，原有汉字华文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信息，往往就被消减，乃至消失。另一明显的例子，中国几乎所有的神庙祖祠、佛寺道观，总有用汉字华文书写的对联、牌匾等为其“画龙点睛”。
上述乃外来侵略者禁压汉语的背景下，通过汉字华文延续中华文化传统、维持民族命脉的事例。在平时常态下，“书同文”的意义同样不可小觑，特别对于方言区乃至境外地区而言，其重要性比起中原腹地，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907年，来自台湾、只会闽南话和日语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会见只会粤语和北京话的梁启超，无法口头沟通，于是通过汉字书写进行交谈，成为此后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节点。类似的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中。由于其祖籍地大多是闽、粤等省方言区，如新加坡华人多是闽南籍，旧金山华人更多来自广东，他们平时说的往往是家乡话，未必熟谙汉语普通话，到了侨居地或新国度，他们未必能很快掌握当地的语言，因此方音不同的华人华侨之间要想沟通交流，以及讀书识字、传承祖国文化，都得仰仗于汉字华文，这也是各国的华人华侨在新居地都要编印华文的侨报华报，创办侨校华校，重视“文”甚于“语”的原因。而华文文学更是他们学习汉字华文的最佳途径，因此“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东南亚华侨华人作家提出来、并为他们所乐用，也就毫不奇怪了。各国华人华侨往往保留着其原籍地的汉语方音，这是史书美等提出“华语语系”以替代“华文”概念的理由之一，然而正是语音上的歧异，使华人华侨更需要仰仗其在语言上的“最大公约数”——汉字华文，所以学科名称上采用“华文”比起“华语”显然更符合各国华人华侨的语言现实和创作的实际需要。
除了空间的移动外，时间的流转同样凸显了中国“书同文”的重要性外。语言随着时间流动而不断有所变化，而文字却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而言，延续数千年仍保留基本的样貌。这一点，周作人作为新文学作家早就深有体会。他写道：“因为时代改变，事物与思想愈益复杂，原有文句不足应用，需要一新的文体，乃始可以传达新的意思，其结果即为白话文，或曰语体文，实则只是一种新式汉文……中国新文学为求达起见利用语体文，殆毫无疑问，至其采用所谓古文与白话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则完全由作家个人自由规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即用汉字写成者是也。”尽管对个人而言，使用汉字汉文容或有不便利处，但为国家民族着想，却于“时间空间上有甚大的连络维系之力”，因此“吾人对于此重大问题，以后还须加以注意”。其实周作人所谓语言会随时空的变化而改变的情况古已有之，于今为烈，随着现代人生活空间的扩大和传播媒介的飞快翻新，应运而生“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以及“较大的地域、文化、族群、语言/语音的驳杂性和包容性”，才会出现王德威所谓的众声喧“华”的现象。30然而按照周作人的思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不离加强整个“国家民族”——即“华”——的“连络维系之力”的初衷，最终都会回到汉字华文这一根本上来。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具有开拓之功的曾敏之先生，晚年曾在“世界华文文学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发表《坚守汉文字的特殊功能》的致词，强调汉文字在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傳承，中华民族人格、心态的陶冶，文学创作中的抒情达意，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重要功能。31言简而意赅，从一般的交流功能提升到汉字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高度上，可说语重心长、意涵深厚。总而言之，汉字华文在时间维度上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的延续不断，在空间维度上使广大地域和人群连为一体，为国家的统一，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维系，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学科名称采用“华文”，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同时也是对广大作家坚持华文创作的提示和鼓励。
当然，任何事情都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教条式一概而论。由于汉语方言的广泛存在，海外华人说汉语时确实存在语音上的歧异，这种歧异有时不无文化意义，如同一方言区的人听起来，会有特殊的乡土味、亲切感。笔者以为，一些以口头表达而非以文字书写为主的文艺门类如戏剧、影视等等，用“华语”来称呼不无道理，部分学者以“华语”而非“华文”命名其著作，如金进《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辛金顺《密响交音：华语语系文学论集》32，书中都有一定篇幅论述影视、戏剧作品，也许就是出于这种特点和需要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对于以文字书写为主的文学而言，显然还是用“华文”来称呼更为恰当。
三、“世华”“华人”和“华文”：
多种学科名称之比较和抉择
多年来关于本学科的名称还有不少提法，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如大约20年前杜国清曾提出了“世华文学”的概念，近年来他出版了《台湾文学和世华文学》一书，仍对此加以重申。他解释道：“世华”不单是“世界华文”的缩写，它所蕴涵的意旨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与“华”有关的事物，不论是华语、华文、华人、华裔、华族，以及有关的一切文化属性。33很显然，这一概念视野开阔，涵容广大，然而也许正因为它的外延实在太大了，无所不包的结果，反而模糊了其内涵的本质特征，也就减弱了可操作性。
本世纪初曾发生过一场关于“语种的”或“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论争。34正如识者所指出的，论争发起者表现出“概念的前后矛盾和对象的游移不定”35。例如，他们提出并加以贬责的“语种的华文文学”，由于“华文”本就是一个“语种”，概念本身就有同义重复之嫌。他们将“语种的”和“文化的”对立起来也颇令人费解，因为语言本就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而文化作为一个与政治、经济并列的大概念，则将语言也包容在内，二者显然相互涵容而非对立。不过他们的主旨似乎并不在概念而在于某种研究视角和创作主题的倡导。他们反对“语种的”之本意，在于不满于只停留在形式的、审美的文本鉴赏式研究方法，而提倡扩大到思想的、文化的视角。在内容主题上，他们批评“语种的华文文学”过度集中在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以及乡愁、寻根等主题，乃“华文文学的语言学表象与文化民族主义心理相混合”，而试图转到对于个人、生命、“自身的存在”等的更多关注和关怀上，提倡“个体主义”36，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发起者们推进华文文学研究的拳拳之心流露于字里行间，其观点既不乏洞见，但也有不少矛盾偏颇之处，如他们对于语言承载着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一点认识不足，认为语言只是代表着纯粹的审美形式而已。特别是“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创作、研究领域和学科的名称，在主题内容上应采取多元开放态度，作家们只要写出其真实生活并表达出真情实感即可，而不必加以种种限制。作家要写个体的现代生命情态固然可以，要写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怀乡恋土情结也并无不可。他们却独倡前者而全力否定后者，值得商榷。此后的论争文章将讨论引向深入，如刘登翰、刘小新等仔细辨析了“语种的”“文化的”“族性的”和“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等概念37，又提出了“华人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38，整体上推进了学科的理论建设。尽管“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提倡者反对“民族”视角和民族主义，但为其下的定义却是：“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39，“让我们的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关注上”40，这些定义都强调和突出了“华人”，显然更像是作为民族性或族裔性概念的“华人文学”而非以语言文字来定义的“华文文学”的概念。可见“概念的前后矛盾和对象的游移不定”的情况确实存在。
史书美等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成为近年学界热门话题，使得我们难以回避，在此略加辨析，尝试指出其若干要害。首先是史观上的问题。如果说学科名称中“华语”的取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加上“语系”二字，其政治意识形态意味徒增，原因在于它乃脱胎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西班牙语系”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乃殖民者强迫殖民地子民放弃固有民族语言，学习和使用殖民者语言，但由于包括被殖民者的暗中抵制等种种原因，致使其语言与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产生差距，由此产生“语系”现象。换句话说，没有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对外侵略和殖民，就不会有相应“语系”的产生，因此所谓“华语语系”概念的建构，必然有个前提，即中国与英国等一样，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占领他国领土的“殖民帝国”。果不其然，史书美用大量笔墨试图证明这一点。然而，却由此显示其对于历史的极度无知或偏见。例如，她宣称清朝大肆向北向西扩张而侵占了新疆、满洲等大片土地，当今中国又继承了这些土地，因此是“殖民者”41。然而大量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新疆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起，就已归入中国版图;而满洲本就是清朝皇族的龙兴之地，如何自己侵占自己的土地？显然都是无稽之谈。此外，史书美以所谓“定居殖民”的概念混淆了殖民和移民的区别，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向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和平移民和融入也被说成殖民行径。这种说法与台湾流行的所谓数百年来台湾不断遭受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势力统治的“台独史观”42脉络相通，荒谬至极。
要害之二，在于史书美将同样是殖民主义之产物的“西方中心主义”加以套用和泛化，生造出“中国中心主义”“马来（人）中心主义”“新加坡的华人中心主义”等概念43，并以“中國中心主义”为主要的抨击目标。然而中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非殖民者，中国文学、文化中历来也并无“中心主义”的传统——如李白、曹雪芹等并不因为他们来自西域或属于少数民族而失去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中心”地位——因此所谓“中国中心主义”本就是并不存在的虚幻之物。史书美费尽心思凭空生造并借以表达“反中”“抗中”意旨，无形中也为殖民主义及其特有衍生物“西方中心主义”脱罪化和免罪化。
要害之三在于其乖谬的语言观。史书美搬用西方学者的说法，宣称：“我们所说的标准汉语属于华语语群，而我们误称‘方言的语言并不是标准汉语的变种，它们实际上是不同的语言。因此，闽南话和广东话是台湾国语、大陆普通话之外的不同语言。”44然而事实是，包括大陆各地方言、台湾闽南话、港澳广府话以及海外华人的种种纷杂歧异的方言，再有多大的“不同”，仍有一条割不断的主线把它们紧紧地串在一起，这就是共同的书写文字——汉字。共同的文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们同出一源，也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形成了可以交通无碍的“文化共同体”。
要害之四在于思维方式上。也许受西方常见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史书美将中心和边缘、中央和地方、主流和支流，多数和少数、离散和在地、标准规范和驳杂多元、普通话和方言等本为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完全对立起来，其间关系只剩下水火不容的对抗、挑战、批判、颠覆。例如宣称华人及其语言、文学在马来西亚也遭受所谓“马来中心主义”的压迫，形成对抗关系。然而真实情况是，出于宽厚包容、与人为善的民族本性以及中庸哲学、大同理想等的影响，华人到了海外，与当地住民交融多于对抗，友好多于仇视，与西方殖民者的所作所为截然两样。华人当中既有叶落归根的念想，也有落地生根的企望，怀念故乡和拥抱新土二者并不必然地水火不容，而是可以相互包容和并存。华文文学以真实地描写出华人在世界各地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为己任，而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却热衷于各式各样的对抗，近乎将“对抗”当成一种绝对的价值，显然是与中国文化精神和华人华侨的实际生活状况相背离的。何况文学以“真、善、美”为自己的基本追求，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例如在中华文化的氛围中，文学具有杨逵再三强调的“化敌为友”45的功能，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建构可说与此背道而驰，极不可取。
多年来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华人文学”的概念，乃因为他们看到了许多华人在国外面对复杂环境，改用外语或用双语创作;再者经过数代传衍，其后代有些已经不习中文，转而用外语写作，但他们多多少少仍葆有祖辈故国原乡的文化记忆乃至民族认同。学者们看到了这部分华裔创作特有的文化价值以及它们与“华文文学”的关联，因此提出“华人文学”概念以涵纳海外华人无论用中文或外文创作的所有作品。这些学者的敏锐而开阔的视野值得称许。其中钱超英、梁丽芳、刘登翰、刘小新、黎湘萍等，都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成果。如刘登翰和刘小新从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的《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46论文中受到启发，反省“语种的限定/界定显然使大量存在的华人华裔非汉语写作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远离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这一忽略或忽视“影响了我们对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完整认识和整体阐释，同时也使华文文学的研究丧失了可供参考的维度，以及一系列绕有趣味的跨文化的研究课题。”47黎湘萍则指出：“华人”首先是一个“族性”的概念，泛指“炎黄子孙”的后裔，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指的是在长期生活中“奉行相同的行为准则、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风俗和思想传统的族群”;如能以超越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的“华人文学”概念来叙事华人在近现代的文学经验，“有助于呈现与近现代史相互辉映的华人的心灵史”48。这些说法都是很有见地，也是深具启发性的。
不过笔者觉得，这种将海外华人的华文和外语写作都涵纳在内的“华人文学”概念，仍有斟酌的余地。首先，它纳入华裔外语文学，表面看来扩大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会将一些并非华人却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排除在外，如韩国诗人许世旭。此外，外文作品翻译为中文后，必然会伴随着语言而融入许多中华文化因素，特别是“意译”作品如早年的林译小说等。像《格列佛游记》经中译后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人国小人国故事，后者就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了，而作者并非“华人”，难以称之为“华人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华人文学”概念，表面上扩大了本学科的“领地”，实际上有所得却也有所失。
“华人文学”的另外一个困难，是何谓“华人”其实是很难准确标定的。当代社会流动性极大，混血现象也颇为多见，想要从纯血缘角度来标定一位作家，越发困难。试想经过几代混血，华人血缘往往呈递减状态，从二分之一而致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一……到底要多少以上才可称为“华人”？实难以确立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世界上的通用做法，或以国籍来标定某种文学的归属，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等，要么以语言来标定，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再有以族裔属性如华裔、亚裔文学等较为松散的概念来称呼，却很少以某种“人”来进行标定的（黑人文学也许是个例外，但其产生有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和作用，其他例子不必附会）。
如果说上述疑虑仍属表层，一个更实质性的问题是：文学毕竟号称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往往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甚至是特定的民族智慧、伦理观念、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的表征，不同的语言所造成的差异，也许更带本质性或曰根本性。有鉴于此，笔者对并不符合学界通行规范的、无形中消解了“华文文学”学科的“华人文学”概念持保留态度，觉得与其用一个笼统的大概念将采用不同语言写作的两种文学生硬地统合在一起，不如“爽快”地也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裔外语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绝对割裂二者，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一种相互参照的比较视野的必要性，而是在认定其各自独立的学科地位后，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本学科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主旨和目标、长处和短板，从而开辟相互借鉴的空间，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跨学科的整合研究。
在这种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参照的跨学科整合视野下，各学科可以更理性审视自己的长短处而求得取长补短之效。例如，“华裔外语文学”的长处在于直接采用所在国主流语言创作，与所在国文化能有较紧密的扣合，其作品也能够直接为所在国读者所阅读和接受。但语言同时也是其短板。由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并非以血缘而是以语言（特别是书面文字）为最主要的载体，未能采用汉字华文，也就缺乏与中华文化的天然联系。学习华文并用华文创作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手段之一。华人到了海外，即使加入它国国籍，但只要识汉字，读华文书，乃至写华文的作品，中华文化就必然与之紧密相随。但如果不识汉字，不看华文书籍，写作时用的是外国语言，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有可能日渐疏远，到头来仅留存着一点遥远的记忆，甚至以“异国情调”视之。但愿这只是笔者的“杞忧”，但无疑值得华裔外语作家多加注意。
以同样的检视眼光反观华文文学，尽管它与故国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但也有与新居地读者疏离隔阂的问题需要面对。曾有学者以海外华文作家缺乏直接的读者群，只生产不消费而称之为“盲肠作家”。49话虽刺耳，却道出了华文文学在境外缺乏广泛流通性和接受度的问题。不过，这显然不应成为“取消”华文文学的理由，而是提示了华文文学应该补强的努力方向。如果真有华文文学的“盲肠”现象，应承认既有供给侧——作品创作——方面的原因，更有需求侧——包括研究翻译、出版推广——方面不够努力的原因。“盲肠”说提醒我们翻译到重要性，这方面作为兄弟学科的华裔外语文学作家或许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翻译也会使源语言所承载和携带的文化信息不同程度地丢失和减弱，所以也应探求通过源语言直接传播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毕竟大卫·达姆罗什在为“世界文学”下定义时所强调的境外流通，既包括翻译，也包括源语言作品。因此，华文文学创作在质和量上的大幅提升应是其作家和研究学者应加倍努力的方向。50-70年代前往欧美留学的台湾学生数量有限，却能使“留学生文学”辉煌一时，如今前往异域留学、经商、旅居和定居的华人几何级数地增长，也就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对华文文学失去信心。林幸谦坚持把华文写作定位在抵抗失语与建构集体记忆之间50，确实，在铭刻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展现中华文化丰厚内涵方面，华文文学的长处是任何其他语种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固然也可通过翻译，但直接采用源语言的作品更能保持华文所携带的丰富本真的中华文化。如今构建命运共同体已成大多数人类的共识和时代潮流，而学习汉语已在全球形成热潮，我们或许更应该坚持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及促进以源语言方式的全球传播流通。既能加强华人之间以及华人对于祖国的认同，也有助于扩大与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沟通、相互了解，这也许正是我们极力推进“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我们对于学科名称和定义加以辨析，重点也许还不在于“海外”或“世界”，“华语”“华人”或“华文”等用词的斟酌取舍上，而在于通过这种辨析，更好地把握其实质的内涵特质。努力拓展一种世界性的视野，着重于跨国跨地区和跨文化的交往和流通，通过汉字华文的书写，承载更丰富本真的中华文化并向全世界传播，加强华人之间以及全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深度心灵沟通和相互了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或许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根本目标。
① 朱寿桐撰著或主编了《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汉语新文学”倡言》（2011）、《汉语新文学通论》（2018）、《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2018）等书。黄维樑曾发表《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一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表示赞同。
②33 杜国清：《台湾文学和世华文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66-367页。
③ 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④ 吴弈錡、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华馨”版，为本次论争的开始。
⑤ 如金进新著即取题《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⑥ 朱双一：《世界华文文学：全世界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境流动性的文学》，《华文文学》2019年第1期。
⑦ 新加坡华文作家王润华曾经将1986年7月在德国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名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翻译为“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1988年8月，他又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此后又有多位学者采用类似说法，如刘登翰出版有《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一书。本文沿用之。
⑧ 有学者认为在歌德之前已有人提出这一词语，如维兰德等，但以歌德的说法影响最大，广受采用和生发，因此学界一般以歌德为“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者。参见方维规：《起源误识与拨正：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⑨14 张瑞燕：《“世界文学”内涵在当下的重新界定》，榮跃明主编《文学与文化理论前沿》第三编第二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135页;第132页。
⑩ 季进：《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王德威、季进主编：《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江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页。
11 刘洪涛：《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7页。
121617 [美]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1; p.4; p.281.
13 [美]大衛·丹穆若什（又译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苏源熙编，任一鸣、陈琛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67页。
14 [美]大卫·丹穆若什：《椭圆时代的文学研究》，[美]查尔斯·伯恩海默编，王柏华、查明建等译：《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821 方维规：《起源误识与拨正：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19 刘俊：《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20 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22 棠：《余墨》，《台湾诗荟》第3号，1924年4月，（连续页码）第162页。
23 黄朝琴：《续汉文改革论》，《台湾》第4年第2号，1923年2月1日，第26-27页。
24 蔡铁生：《祝台湾民报创刊》，《台湾民报》第1号，1923年4月15日，第2页。
25 止庵：《关于〈药堂杂文〉》，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62728 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药堂杂文》，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6页;第1页;第6页。
29 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药堂杂文》，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25页。
30 [美]王德威、王晓伟：《“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31 曾敏之：《坚守汉文字的特殊功能——在“世界华文文学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致词》，《海上文谭——曾敏之选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32 金进：《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辛金顺：《密响交音：华语语系文学论集》，台北：新锐文创2012年版。
34 发起论争的论文为：吴弈錡、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华馨”版，又改题《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发表于《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此后加入论争的除了本文其他地方提到的之外，主要还有：陈贤茂《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2期;萧成：《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关于〈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回应》，《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李亚萍：《从“语种”到“文化”——对华文文学的几点思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3期，等等。
35 刘登翰、刘小新：《都是“语种”惹的祸？》，《文艺报》2002年5月14日，又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36 彭志恒、张卫东：《语种、文化与文学——彭志恒访谈录》，《华文文学》2009年第1期。
3747 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8 刘小新：《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福建论坛》2004年第11期;刘小新、刘登翰《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9 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40 吴奕绮、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414344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页;第18、63页;第39页。
42 朱双一：《“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流行论调辨析》，《台湾研究》2008年第6期。
45 杨逵：《文学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台湾《联合报》，1980年1月1日;杨逵：《文化战士》，写于1956年10月，收入《杨逵文集·诗文卷（下）》，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46 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
48 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
4950 转引自刘登翰、刘小新：《都是“语种”惹的祸？》，《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特约编辑：江涛）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other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Zhu Shuangyi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entinternational scholarly research results in ‘World Literature， first promoted by Goethe，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does not refer to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works in Chinese in the world but to a literature that， in a world perspective， can cross its inherent regions to enter into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interac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mutual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Shu tong wen （writing in the same language）， unique to China， has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continuance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networking of groups of people speaking different dialects， as well as in the cohe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orging of a unified nation.Such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will naturally transfer and continue into creations in Chinese across the world.Inconstructingher concept of ‘Sinophone， Shu-mei Shihcommitted a major error in her historical views as she stressed ways of thinking in a bipolar antagonistic orderand her views， not acceptable， are also at odds with the inherent generosity and tolera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ideals of world harmony. In inscribi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Chinese nation and showcasing the rich contents of Chinese culture， literature in Chinese has unmatched strengths and， compared with ‘shihuawenxu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Huayuyuxiwenxue （Sinophone） and ‘Huarenwenxu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t conveys and transmits the richest and the most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that helps strengthen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as recognized by Chinese nation. Hence a most appropriate scientific term.
Keywords： World Literature， writing in the same language，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Sinophon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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