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8年的台湾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显示出种种问题与偏颇：研究格局上，理论研究领域批判性话語和建设性话语的失衡，以及文学批评领域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失重，暴露了台湾文学研究格局的某种偏倚;批评现状上，则存在着文学批评的理论及文学史负担过重，集中于部分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扎堆，脱离现实、凌空蹈虚、价值判断缺席等缺陷;话语资源上，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等外部话语仍然在我们当下文学批评领域占据主导性优势，但对文学地理学和史料考据法等重视本土经验、中国话语、传统文论的内源性方法观念的挖掘，才是台湾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台湾文学;成就与问题;文学批评;话语资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113-09
2018年中国大陆刊发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台湾研究集刊》《华文文学》等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台湾研究领域核心以上等级期刊，且以台湾文学为主要论题的论文共有107篇①，其中既有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个案研究，也有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整体考察，既有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杰出成果，亦有史料文献领域的添砖加瓦，其量其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学科的巨大生命力。台湾文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研究对象不断细化，这一学科本身也日益朝着规范化、科学化、多元化方向迈进。而如果采取一种更为宏观的角度，将海峡对岸的相关研究以及整体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都纳入比较视野，却又能在这百花齐放的学术盛景背后看出某些研究格局、研究方法、批评现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这107篇文章为标本，结合相应材料，对2018年度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进行切片观察。
一、研究格局：理论建设与
文学批评的双重失衡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对文学研究做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历史性区分，将对格律、节奏、隐喻、象征等文学本体性的研究作为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加以强调，而那些关于文学与作者、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则被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遭到排斥。本文拟借用这一“内”“外”区隔的观察方法对“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予以重新定义，从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两方面对2018年的台湾文学研究加以考察。
首先，2018年度关于台湾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文章共计10篇②，如下表：
如果按照性质和内容对这十篇文章予以分类，我们可以看出，本年度的台湾文学研究在理论探索层面，学术争鸣性质的外部研究篇目和理论主体性建构的内部研究篇目都各有五篇，二者所占比例相当。何以比例相当而笔者仍以“失衡”来加以定义呢？试看外部研究的几篇文章：霍艳的《台湾的焦虑：“华语语系文学”与台湾文学》旨在批判台湾本土派学者对西方学界“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的热络追捧及其潜在用心，论者分析了台湾“焦虑”的来源以及其试图借助“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构想让西方世界洞见自身，并藉此改善台湾在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双重不可见境遇，批判了史书美等人以“压迫/抵抗”论来诠释大陆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关系的论调，积极参与了对台湾及大陆文学解释权的争夺;刘建华的《文学视野下台湾地方意识的演变及其语境分析》针对当代台湾社会地方意识高涨的现象，对台湾地方意识的意涵和内在结构进行深度辨析，论证了“台独”派所谓的先天性、本质化、封闭性的台湾“地方”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古远清在《“三缘论”是定义台湾文学的理论支柱——兼评〈文学台湾〉的分离主义倾向》一文中也剑指以《文学台湾》为代表的“南部文学”的分离主义倾向，彭瑞金、郑炯明等人所极力对抗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基于地缘、史缘、血缘”的“三缘论”的阐释，炮制所谓的“台湾文学主体性”“独立性”，不仅是与大陆争夺台湾文学阐释权，更是披着文学的外衣为其“独立建国”做准备;朱双一、何随贤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就陈芳明在脸书中宣称大陆学者持有“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说法是令他无法坐视的“羞辱”，以及台湾学界断言“一支流说”乃“源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是大陆学者“意识形态主导”的证明等说法予以正面回应，考据表明，这一命题不仅不是大陆学者的“创造”，反而是台湾作家张我军于1925年元旦《台湾民报》的开篇文章所首提，这一说法不仅是针对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文学的轻视乃至漠视，也是出于不满当时台湾的“落后”而希望向更为“先进”“现代”的祖国学习的心态，台湾作家认定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有着深刻的缘由和坚实的依据，而非政治口号或个别人的随兴、应景之语，真正“意识形态作祟”的并非大陆学者，反倒是台湾某些具有“台独”倾向的论者;王璇的《台湾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两种文化选择——对陈芳明“皇民化文学”定义的商榷》在分析了皇民化运动时期作家们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姿态和文化选择之后，也对陈芳明以笼统的“皇民化文学”替代“皇民文学”为这一时期部分作家的创作平反提出了反对意见——陈芳明作为一个“台湾意识论者”“公认的独派”“不折不扣的分离主义理论家”③，他的种种台独言论以及以《台湾新文学史》为代表的对“台湾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均会引来具有“中国意识”的学者的关注和反击，曾经因“再殖民史观”引发的陈芳明与陈映真的“双陈大战”，即是一则典型实例。
仅从这五篇文章出发，台湾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可见一斑。海峡两岸分断的特殊历史境遇以及台湾本土派学者在政治立场上的偏激，形构了台湾文学学术研究立场上大陆与台湾的二元界分，俾使对台湾文学解释权的争夺以及对“文学台独”言论的批判伴随着台湾文学理论研究的始终，“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只能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口号，不可能真正落实。如近年来成为华文文学领域热点话题的“华语语系文学”，作为英语学界的一个理论构想，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其对离散话语的反叛、对在地性的强调和对“中国中心主义”的颠覆及其在海峡对岸受到的热络追捧，其欲盖弥彰的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能不引起大陆学者的注意。至于台湾本土派学者借部分概念、理论的偷天换日以实现台湾历史、文学、政治主体性的“发明”，更是引得大陆学者不约而同地群起而攻之。从现有的政治格局来看，台湾文学研究注定不可能走上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纯粹道路，承认这一前提，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陆学界在对台湾文学的阐释、本土意识清算和“文学台独”的警惕上的巨细靡遗，无论是所作的努力还是取得的成绩都相当可观。
在充分肯定这方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后，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台湾文学研究在对“台独”观念的批判上，在对基本常识的确认上（如“三缘论”、“一支流”说等），耗费了太多宝贵的精力，相比之下，对台湾文学理论本身的思考就显得弥足珍贵。教鹤然的《大文学：重新进入台湾文学场域的方法》在指出了大陆学界以“纯文学”观对台湾文学加以剪裁的片面以及台湾本土派学者又过于强调“主体意识”从而流于“台湾中心主义”的偏颇之后，提倡以一种“大文学”的视野和大格局史观重新进入台湾文学场域，重新思考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孔苏颜、刘小新的《文化研究与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耦合》也指出了文化研究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台湾“复数文学史”的书写敞开的可能;郑慧如、蔡江珍、胡星亮三文则各自从诗歌、散文、戏剧的角度讨论了文体理论的种种问题。面对丰富、复杂的台湾文学研究场域，仍然有那么多鲜活、深邃的理论命题值得关注，因此，我们既要承认大陆学界积极参与对海峡彼岸本土意识形态的理论回应所包含的学术主动性和进步意义，也不得不反思由此所导致的阐释视点的胶着与研究视野的拘泥。
与理论领域的情况相反，对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如果将对文学作品美学与思想价值的研究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将对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接受、文学批评、文学传播、文学组织、文学会议等视作外部研究的话，我们又会得出2018年的台湾文学批评，内部研究的比重远大于外部研究的结论。在仅有的七篇外部研究的文章中，王莹的《日据末期台湾莎秧故事的文本演绎与跨地域传播》④梳理了作为日本殖民文化圈热门素材的台湾泰雅族少女莎秧的故事被一步步打造为“理番成功”“支援战争”典型的过程;何卓恩的《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与鲁迅影像三题》⑤讨论了《台湾文化》月刊对鲁迅的宣传和形象塑造，反映出光复初期左翼文化思潮之强劲;梁笑梅的《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辨析》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别从以学者为主体的阐释接受研究、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阅读接受研究，和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接受研究三个层次对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生态进行了考察，同时阐释了余光中“乡愁诗人”的身份标签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片面接受的正当性”;刘奎的《纪弦（路易士）与香港诗坛关系考论》⑦还原了不同人生阶段的纪弦其文化活动与香港诗坛的关联与互动;杨君宁的《论李渝〈金丝猿的故事〉的版本改写》⑧从版本学的角度分析比对了李渝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金丝猿的故事》篇幅的增加、文类的迁移和题材侧重点的更易，挖掘其间所关乎的外在时局的变动及作家内在观念的转移;胡明华的《论赖声川戏剧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⑨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了赖声川戏剧在大陆的传播环境、传播媒介与传播效果，同时也指出了大陆在接受现状上存在的种种争议，如大众媒体过高的赞誉与误导，学界的质疑和保留，赖声川戏剧对大陆观众“期待视野”的适应与调整等。文学批评外部研究的薄弱，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两岸相隔、资料难寻，但倘若单方面倚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挖掘，忽视了对相应的社会历史线索的寻觅，或许会使得文学研究走入脱离社会历史背景的孤绝之境，而这正是学界所要深深警惕的。
二、批评现状：负轭前行的文学批评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研究做了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大致区分，在明确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之后，他也客观地指出了泾渭分明的界定在实际操作上的难度：“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⑩文学史的建构离不开文学批评对具体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甄别判断，文学批评对文学个案的褒贬评断也离不开既有的文学史序列和价值准绳;同样的，文学理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相应的认知视角和阐释框架，文学批评对新的审美经验的发现又会反过来充实乃至修正文学理论的某些概念命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理想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文学史意向、批评色彩、理论构成高度统一的学术结晶。”{11}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发现2018年度的台湾文学批评因深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羁绊，距这一理想状态仍然相去甚远。
钱谷融在《谈文艺批评问题》時指出了批评的三种职能与功用：解释说明、判断检验、美的鉴赏与再创造，并对批评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深刻敏锐的思考力，还要有细致的艺术感觉、审美感觉”{12}，惟其如此，才能沟通作者与读者、作品与生活。反观今天的台湾文学批评，我们惊讶地发现文学批评越来越悖离其美学鉴赏和价值判断的初衷，不仅一味依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所提供的既定框架，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惯性与学术惰性，其等而下者竟然到了以鲜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来验证既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结论的地步。如对台湾“新/后乡土小说”的研究，当研究界以后现代的种种理论对这一创作现象作以“轻质”（范铭如）、“失焦”（陈家洋）、“虚化”（郝誉翔）的性质判定后，后来者已然习惯了在这一“文学史定论”的轨道上滑行，在面对具体文本时也以“去历史、去社会脉络”的标签代替了对新的释义空间的拓展。吴天舟的《叙事与创作立场：批判性视角下的〈无伤时代〉——兼论台湾“新/后乡土”文学话语》{13}在注意到“新/后乡土”的文学史阐释框架在解读具体作家作品时的挂一漏万之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致力于在由非线性的情节结构所营造的文本罅隙间还原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而激活了“新/后乡土小说”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轻质的”、涣散的甚至是匮乏的社会批判潜能，在童伟格的《无伤时代》中开掘出了“战争创伤、性别暴力、青年教养与资本逻辑萌芽、个人奋斗神话、人口流动与结构性贫穷、衰老与养老、失业、工作环境与劳资关系等”多个议题。这些命题是否真的是童伟格想要通过《无伤时代》来传递的自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作者能勇于突破既有的话语桎梏，以敏锐的感受力和严谨的侦察力对文本进行新的勘探，其行为本身就值得嘉许。也正因为这样的文学批评已经为数不多，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文学批评受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奴役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经典问题上。笔者对本年度的66篇作家作品研究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2018年的台湾文学批评，对业已经典化的作家作品着力较多，而对文学史叙述序列以外的边缘性作家和无名作家作品研究较少，具体统计数字如下表：
在上面的表格中，除了易君左、寒爵、黄藻如、陈秀喜、杜潘芳格、高翊峰等人外，其余皆是已在台湾文学史榜上有名，其代表作品在汉语书写领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并且在两岸乃至世界的读者群体中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诚然，文学经典以其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在触动读者的同时必然要吸引众多文学研究者的注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个别作家作品的群体性趋附，背后很可能掩盖着批评家学术识见的平庸和对既有文学史口味的迎合。文学批评是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加以发掘、遴选、淘漉的过程，富有创造性的批评更需要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到的文学眼光。而经典作品作为已经被文学史接纳的典范，对经典的研究自然显得省力而保险，相比之下也更容易进入到对应的话语场域，更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经典并不是变动不居的本质性存在，也是文化系统内外各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4}，对具体文学经典的评定至少也存在着审美艺术性和社会历史性两种不同的裁汰标准，在这样的前提下，过早地对只有百余年历史的台湾新文学进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建构，放任大量的创作在时间的风沙中湮没无闻，不仅会有损于文学面貌的多样化，而且不假思索地接纳文学史所推崇的经典之作反过来又会造成文学史框架的固化和文学定见的因袭。因此，将注意力放在文学史边缘的无名作家作品以及新近涌现的文学创作身上，推动文学史言说疆域的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反思现有的文学史书写，或许才是台湾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刘天怡、钟书林的《遗民泪难禁，谁慰飘蓬意——林朝崧与乙未前后的台湾诗坛》{15}，余巧英、朱双一的《“白色恐怖”受难者黄藻如在台湾的创作》{16}，徐纪阳、刘建华的《寒爵：“反共抗俄”语境下的鲁迅杂文遗风》{17}，刘奎的《想象河山：易君左与1950年代台湾的纪游写作》，韩智浅的《有关“房思琪”的话语权斗争》{18}，刘大先的《极端写作与实验小说的限度——高翊峰与一种当下文学取向》{19}等文所做的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除此之外，价值判断的悬置、主体介入的缺乏和个性化色彩的消隐也是当代台湾文学批评的一大问题。这也是饱受诟病的学院派批评的通病。以杨小滨和刘大先二文为例。杨小滨的《作为文滓的诗：陈黎的揾学写作》{20}在运用拉康“揾学”“涂抹”“擦拭”“废弃”“滩涂”“文滓”等诸多概念对台湾诗人陈黎的后现代写作如何建立新的诗学范式加以分析之后，盛赞了陈黎诗歌对语言符号秩序的冲撞并被视为“叩问精神废墟”的“文化除魅”，但是对这种写作方式以虚空对抗虚空的实际收效、文体实验的界限和弊病等问题，相应的辨证思考和价值判断则是缺席的。而在《极端写作与实验小说的限度——高翊峰与一种当下文学取向》一文中，对于同样以文体实验著称的高翊峰，刘大先先是分析了高氏小说淡化情节、节制叙事、“坎普”风格和异托邦意味等超现实主义的技巧技法，在肯定了高翊峰和前沿实验小说为打破审美常规、塑造新感受力所做的努力之后，也探讨了这种写作所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公众接受度低、搁置“超真实”的现状、堕入“超现实”的窠臼限等种种问题{21}。刘大先的文章说明，学院批评的阐释性、客观性与价值批评的个人性、批判性，二者并非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势不两立、泾渭分明。依稀记得在2006年的“底层文学”之争中，《学术文章请勿“黑话”连篇》一文对南帆、郑国庆、刘小新等八人的对话录批评文章《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语言风格的尖锐指责，其“学术绕口令”“话语结巴”“学术黑话”，以及“最怕的是并无真正的研究，绕口令似地绕来绕去，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故作高深，靠符咒似的术语唬人”{22}等的批评言犹在耳。学术文章自有其专业性门槛，理论的运用也能带来深刻的洞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排除该文中的激进成分，当下的台湾文学批评确实存在着脱离现实、演绎概念、凌虚蹈空的弊病。刘大先一文在沟通学院批评和价值批评方面的尝试值得肯定，让批评回归本职、本义，“去掉学院腔，走出象牙塔，切断种种利益链”{23}，是台湾文学以及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努力的方向。
三、话语资源：从“外源性”到
“内源性”的学术转向
陈剑晖在《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中对当代文学批评思想资源作了“外源性”和“内源性”的界分，他如是说道：“就谱系学来说，我将‘外源性思想资源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哲学家的‘历史总体性;二是海外华人学者和华裔汉学家的再解读或者‘解构策略。而‘内源性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本土经验。”{24}如果我们借用这一描述方式观察2018年台湾文学研究的批评方法和话语资源，我们可以看出：
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依然是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借鉴对象，叙事学、符号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性别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方法依然引领着台湾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以“后殖民”理论为例，本年度涌现出了许多以后殖民的视角审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经验、清算文本中的殖民记忆的佳作：李竹筠的《日据时期台湾传统诗文中的“同文同種”认识（1895-1930）》{25}分析了台湾传统诗文中的“同文同种”表述如何实现由共同抵抗西方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到强调“日华亲善”再到将中国历史文化视为现代性绊脚石的文化认同倾斜的;王莹的《日据末期台湾莎秧故事的文本演绎与跨地域传播》{26}梳理了作为日本殖民文化圈的热门素材的台湾泰雅族少女莎秧的故事被一步步打造为“理番成功”“支援战争”典型的过程;贺迪的《西川满的郑成功形象塑造与殖民文宣》{27}揭示了日本作家西川满塑造郑成功形象乃是为了强调“日本血统”、配合“南进政策”、协力文化侵略的司马昭之心——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同文同种”论、莎秧故事还是“国民英雄”郑成功，其实质都是殖民当局借助文宣、教育等种种手段合法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此外，赵牧的《文本内部的日本——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殖民记忆》{28}开掘了陈映真文本内部作为殖民映像的日本的丰富象征和多重暗示，指出了陈映真对于日据时期殖民地经验征用的重要落点，便是对资本全球化大势中的台湾社会种种后殖民心态的揭批;王璇的《缺乏反思的对抗——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日据历史书写的一种面向》{29}剑指钟肇政的《怒涛》、李乔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李昂的《迷园》共同存在着为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国族建构，对日本文化和殖民历史认同有余而反思不足的倾向。与后殖民理论在台湾蜕变成为建构“台湾主体性”的本土理论张目有所不同，大陆的后殖民理论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对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经验的清理，在上述文章中，没有对后殖民理论的直接援引，却无不是以后殖民眼光对日据时期的文化经验以及当代作家的殖民叙事的打量。除了后殖民以外，王小平的《都市经验与“漫游者”身份意识：论纪弦（路易士）的文学活动与诗学主张》{30}对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的“漫游者”形象和文化心理的借鉴，李莉的《席慕蓉文学创作场域意识的追寻与重建》{31}对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的化用，杨小滨《作为文滓的诗：陈黎的揾学写作》{32}的解构主义精神及其对拉康“揾学”相关概念的借用，朱双一、王昱敏的《“人生三境界”视角下的“白蛇传”故事——试论李乔〈情天无恨——白蛇新传〉的人文主义特质》{33}中独特的白璧德自然-人性-宗教的“人生三境界”说视角，梁笑梅的《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辨析》{34}对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考察的接受美学视角，陈云昊的《论白先勇小说的图像写作》{35}及《从“图画”到“书法”——论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写作》{36}中作为空间叙事学重要分支的图像叙事的研究方式，皆是在外来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烛照下的重要成果。
尽管有学者对当代学界西方文论“理论热”的高烧不退以及由是引发的理论失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37}，但西方文论引进三十余年来给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带来的思想激活和观念革新，其成就与收效有目共睹，甚至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几乎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38}。事实上，从八十年代西方文艺理论席卷文坛学界并先后形成批评方法和文学观念上的“方法年”（1985）、“观念年”（1986）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对外来理论资源的态度也始终交织着“拿来主义”的谦逊和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警惕等复杂情绪。从今天的研究现状上看，当下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无论是理论架构还是话语方式，主要都是来自西方，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批评，都暴露了学界理论原创性的缺乏以及在西方话语统摄下的失语。因此，点检传统文论、发掘本土经验并致力于中国话语的建构便成了眼下的当务之急。就台湾文学研究方面，对“内源性”精神资源的开掘在本年度取得的成就颇为可观，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突破就是文学地理学这一新的批评方法的引用。2018年4月，朱育颖的《眺望家园——赴台皖籍作家论稿》由黄山书社出版，从文学家的地理迁徙与文学书写的角度，对胡适、台静农、李霁野、李何林、苏雪林、钟鼎文、羊令野、张默、张拓芜、丁颖、大荒、张漱菡、李黎、骆以军、张启疆等赴台皖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加以系统研究;2018年8月，王泉的《新世纪台湾文学的景观书写》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从地理意象与文学景观的角度，分海洋景观、都市景观、历史与记忆景观以及作家的审美思考四个层面，对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学中的景观书写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整体透视;古远清的《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也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的华文文学批评史，着重论述了粤籍文学评论家在海内外的批评实践，其中打头阵的就是粤籍台湾学者叶维廉、刘绍铭、王润华、唐文标、陈慧桦等人;书籍出版以外，还有厦门大学于2018年11月举办的“文学地理学与台湾文学研究新视野”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以“文学地理学”的主题召开的台湾文学领域的專题性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对台湾文学的地方意识、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地理迁徙、文学地理空间、地域风景、地理意象、地理环境与文学书写的互动等多个议题均有所触及，赋予了台湾文学研究以新的学术视野。在2018年度刊发的学术论文中，刘奎的《想象河山：易君左与1950年代台湾的纪游写作》{39}对1950年代大陆南渡台港的文化人的风景观看、文学书写与现实处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探讨，文化地理学视角的启发也犹然可见。其他如陈云昊的《从“图画”到“书法”——论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写作》{40}虽然是对王文兴《家变》《背海的人》等现代主义写作的探讨，但作者试图从建基于古诗的汉字表现力、书法的形体表现性之上的的汉字统一美的角度来探索王文兴个人化的小说观、文学观，透过其文本中的现代小说技法捕捉其后的古典文学精神，其“由后（现代以后）向初（古典性）”的研究方式无意间呼应了批评界“由外向内”的趋势和努力。张晓平的《乡土记忆与文学想象——论萧丽红小说创作的文化心态》{41}从具有地方色彩和地方意识的民俗文化书写角度，对萧丽红小说中的民间节庆文化、民间信仰文化和民间文化立场与审美追求的分析，依稀可见陈思和“民间”理论的影响。
在本土经验和中国话语的发掘以外，“内源性”批评方法崛起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文献史料考据方法的兴盛。正如孟繁华所说，“当代文学研究，既有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关注，这样才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完整格局，才会将当代文学做成一门学问。”{42}考据本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科对史料或史实的是非、真伪进行梳理、探源、索隐及考辨的重要治学方法，自汉代经学的训诂、考订至清朝乾嘉两朝的文字、音韵、训诂及典籍整理而盛极一时，虽然最终因埋首故纸堆、脱离社会而趋于衰落，但其重视客观资料、大胆疑古辨伪的治学风气，以及严谨求实、无证不信的治学精神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就大陆的现当代文学而言，二三十年代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及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钱穆等一代学者学术成果的面世，传统考据学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和又一次盛衰轮回，此后直至90年代前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的讨论以及部分学者对“乾嘉学术”的重提，史料的搜集、整理、保存才又重新回到学术视野之内，并获得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青睐。孟繁华在总结新近出版的一批学者近作，如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重返八十年代》，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丛书时，径直以“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43}呼之，学界近年来关注史料、研究史料的风气可见一斑。就台湾文学研究而言，本年度涌现的一批史料钩沉的力作，既是受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转向影响的结果，也是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场由外向内的自主矫正与自我完善。
本年度台湾文学研究对史料文献的发掘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部分作家佚文的考证与辑补，以及对相关文学史实的修正;其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制度和文学生态的研究与还原。前者如李孟舜的《台静农佚文〈谈台湾歌谣〉》{44}对1947年4月15日以“孔嘉”的笔名发表在《远风》创刊号上的文章《谈台湾歌谣》的考证，余巧英、朱双一的《“白色恐怖”受难者黄藻如在台湾的创作》{45}对黄藻如在1949年5月13日被捕前的数月发表在台湾报刊上的约180篇作品的研究，金传胜的《评齐邦媛林海音等的原乡创作》{46}对齐邦媛、潘人木、琦君、林海音、聂华苓等女作家赴台之前的文学创作的拾遗，杨君宁的《姊妹星团：知识女性的情谊与交际网络浅探——以齐邦媛为例的考察》{47}对齐邦媛、林文月、林海音、殷张兰熙四人组成的星团式的友人集合的介绍，程桂婷的《覃子豪赴台时间考与集外诗文四篇》{48}对台湾诗人覃子豪的四篇佚作：诗歌《雾河》与《雨天的村庄》、散文《动荡中的台湾——台湾印象回忆》与《文化统制在台湾》的钩沉等;后者则有古远清的《台湾戒严时期查禁文艺书刊述略》{49}及林保淳的《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暴雨专案”始末探析》{50}对戒严时期台湾图书查禁制度的研究。古远清一文后收入《蓝绿文坛的前世今生》{51}一书，该书对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坛蓝绿阵营的区分及其内部矛盾冲突的勾勒，其中对“自由中国文坛”“文化清洁运动”“南部诠释集团”、余光中的“历史问题”、陈芳明的“机会主义”等文学文化议题的梳理，无不是以大量的史实史料作支撑的。总而言之，台湾文学研究在学科主体性建构过程中，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仍然是当下文学批评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外源性思想资源，但对本土经验、中国话语、传统文论与方法等内源性方法观念的挖掘，则毫无疑问将会是台湾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名学界的晚辈，不揣冒昧地为当下的台湾文学研究把脉诊疗，难免有智小谋大、绠短汲深的不安与惭愧。然而古语有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只有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趋势与方向建立起总体性的认识，才能在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奋起直追，进而有所作为。对来时路的回顾与总结，是为了更好地整装再出发，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① 期刊等级综合参考《CSSCI（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目录、扩展板来源期刊目录》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两大评价体系，论文数据统计以相关纸质期刊及知网数据库所收论文为主，由于国内期刊评价体系的复杂多元，该统计数字或与实际有所有出入，但并不影响后文的分析。纳入本文讨论对象的文章须以台湾文坛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研究重心，其余《台湾学界的王安忆城市写作研究》《五十年来台港暨海外文学史著作中“鲁迅书写”的变迁》《百年台湾地区女性文学翻译家群像》等文章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特此说明。
② 严格说来只有八篇，《当代汉语诗歌批评中的框架论述》一文的作者是台湾学者郑慧如，但鉴于其刊发在大陆的学术期刊，也参与了大陆学界的文学批评实践，故一并纳入。
③{51} 古远清：《蓝绿文坛的前世与今生》，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18年版。
④{26} 王莹：《日据末期台湾莎秧故事的文本演绎与跨地域传播》，《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5期。
⑤ 何卓恩：《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与鲁迅影像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⑥{34} 梁笑梅：《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辨析》，《华文文学》2018年第3期。
⑦ 刘奎：《纪弦（路易士）与香港诗坛关系考论》，《江汉学术》2018年第5期。
⑧ 杨君宁：《论李渝〈金丝猿的故事〉的版本改写》，《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
⑨ 胡明华：《论赖声川戏剧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4期。
⑩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11} 唐伟：《被文学史劫持的文学批评——论学院批评的文学史意向》，《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
{12} 钱谷融：《当代文艺问题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3} 吴天舟：《叙事与创作立场：批判性视角下的〈无伤时代〉——兼论台湾“新/后乡土”文学话语》，《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
{14} 可参考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一文中列出的影响文学经典建构的六大因素：（1）文學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
{15} 刘天怡、钟书林：《遗民泪难禁，谁慰飘蓬意——林朝崧与乙未前后的台湾诗坛》，《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5期。
{16}{45} 余巧英、朱双一：《“白色恐怖”受难者黄藻如在台湾的创作》，《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1期。
{17} 徐纪阳、刘建华：《寒爵：“反共抗俄”语境下的鲁迅杂文遗风》，《华文文学》2018年第1期。
{18} 韩智浅：《有关“房思琪”的话语权斗争》，《华文文学》2018年第5期。
{19}{21} 刘大先：《极端写作与实验小说的限度——高翊峰与一种当下文学取向》，《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
{20}{32} 杨小滨：《作为文滓的诗：陈黎的揾学写作》，《江汉学术》2018年第1期。
{22} 罗四鸰：《学术文章请勿“黑话”连篇》，《文学报》2005年12月22日。
{23} 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24} 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25} 李竹筠：《日据时期台湾传统诗文中的“同文同种”认识（1895-1930）》，《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2期。
{27} 贺迪：《西川满的郑成功形象塑造与殖民文宣》，《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4期。
{28} 赵牧：《文本内部的日本——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殖民记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29} 王璇：《缺乏反思的对抗——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日据历史书写的一种面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3期。
{30} 王小平：《都市经验与“漫游者”身份意识：论纪弦（路易士）的文学活动与诗学主张》，《东岳论丛》2018年第10期。
{31} 李莉：《席慕蓉文学创作场域意识的追寻与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
{33} 朱双一、王昱敏：《“人生三境界”视角下的“白蛇传”故事——试论李乔〈情天无恨——白蛇新传〉的人文主义特质》，《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35} 陈云昊：《论白先勇小说的图像写作》，《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36}{40} 陈云昊：《从“图画”到“书法”——论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写作》，《华文文学》2018年第4期。
{37} 可参考陆贵山的《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魅力与局限》（《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孙绍振的《文论危机及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朱立元的《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张江的《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等文。
{38} 蔣承勇：《“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9} 刘奎：《想象河山：易君左与1950年代台湾的纪游写作》，《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6期。
{41} 张晓平：《乡土记忆与文学想象——论萧丽红小说创作的文化心态》，《华文文学》2018年第1期。
{42}{43}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等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44} 李孟舜：《台静农佚文〈谈台湾歌谣〉》，《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
{46} 金传胜：《评齐邦媛林海音等的原乡创作》，《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47} 杨君宁：《姊妹星团：知识女性的情谊与交际网络浅探——以齐邦媛为例的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48} 程桂婷：《覃子豪赴台时间考与集外诗文四篇》，《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4期。
{49} 古远清：《台湾戒严时期查禁文艺书刊述略》，《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
{50} 林保淳：《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暴雨专案”始末探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徐瑛）
A Surve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in 2018
Chen Duo
Abstract：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2018 has achieved fruitful academic results， and it has also exposed various problems and biases： In the research pattern， the imbalance between critical discourse and constructive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weightlessnes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exposes a certain degree of bias in the stud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literary criticism is overburdened by the enslavement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theory， focusing on the academic work of some classic writers， out of reality， illusive， value judgment absent and so on; In terms of spiritual resources， external spiritual resources such a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al methods still occupy a dominant advantage in our current literary criticism field， but the construction and excavation of endogenous method concepts that emphasize local experience， Chinese discourse and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such as literary geograph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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