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在当前学术界引起大讨论，黄维樑教授在此议题出现之前，已致力探索其可行之道。他从比较文学视角切入，对中国古典文论重新加以诠释，并据此建构新的文论体系。他以《文心雕龙》为主体，加上中国其他古典文论和西方古今文论，组织起来，建构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并用它来析评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以至西方古今文学。中华文论界长时期用西方理论来析评中国文学，现在黄维樑教授反其道而行之，说明“以中析中”固然天经地义，“以中析西”也值得尝试，而且可落实运作。他这些方面的探索、实践，不但助推了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和“古为今用”的进程，更为“龙学西传”指出了方向。他提出的“让雕龙成为飞龙”的愿景，充盈着国家民族的豪情。本文主要就他的求学之路、研索之路、《文心雕龙》海外传播进路、龙学及比较诗学的未来路向这几个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以期对比较文学及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和传播有所启益。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论;《文心雕龙》;比较文学;阐释;黄维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105-08
黄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您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與实践，您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中国本土文论的体系建设方面具有难能可贵的本体意识和高度的自觉，并探索出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创见，启迪我们重新认识并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学术价值。在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大讨论的今日，您身体力行地从比较文学视角切入，对中国古典文论重新诠释，并将其理论应用于现当代作品的析评中，使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得以进一步彰显;您建构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的有益探索，不仅是对文论界长期以来“以中释西”的一次有力反驳，更是助推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古为今用、龙学西传的进程;您所提出的“让雕龙成为飞龙”的愿景，充盈民族豪情。今天我想主要就您的求学之路、研索之路、《文心雕龙》海外传播进路、龙学及比较诗学的未来路向这几个方面，求教您的观点！
一、负笈海外的求学之路
1. 戴文静（以下简称“戴”）：作为刚刚踏上龙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我在拜读您的《中国文学纵横论》《〈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中国古典文论新探》《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等一系列专著后，不仅感佩于其中的“立言之妙”，也被您的“行文之美”的深厚学养所折服。我想您今天这样一种中西兼通的视野和学养一定和您早年负笈海外的求学经历不无关系，您能否简要介绍下您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求学经历吗？我想这对现在的年轻学者一定会有启示。
黄维樑（以下简称“黄”）：很高兴有此机会和你对话。你看了我不少论著，溢美之言我虽然不敢当，有你这位知音却实在感到荣幸快慰。我出生于广东澄海，八岁到了香港，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香港这样一个中英双语学习环境中成长。自中学起，我就接触并接受了西方文艺的熏陶。大学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修中国文学，副修英文。当年阅读了不少英国文学作品，并修读翻译课程。到了美国，我先取得了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专业的硕士学位，然后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东亚语文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当年我修读东亚系、英文系、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这三个系的课程。在英文系和古典系我学习了20世纪英国小说，19世纪英国诗歌、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悲剧;在东亚系，进修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并开始了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准确而言，我读的是比较文学课程，但是因为当年俄亥俄大学的文学院并没有设立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所以我在1976年取得的是该校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该年8月毕业，旋即返回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开始执教。这段求学历程对我而言影响深刻，我在今后的治学和教学中往往习惯性地采取跨文化比较视域。
2. 戴：您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成长，加上留美师从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陈颖教授，广泛阅读了中西古今作品并进行深入思考，从大学至今五十余年的文化环境和学术性格铸就了您今日“圆览古今、汇铸中西”的广阔视域。我们很想知道在这段求学历程中，是何种机缘将您推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尤其是龙学研究之路的呢？
黄：中学时读过《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大学时潘重规老师给我们讲授《文心雕龙》，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奠定了我日后系统研究的基础。我发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文辞雅丽、理论通透深刻，甚为欢喜。1968年，读大三的我就开始用《文心雕龙》中的理论撰写批评当代作品的文章，刊载在《中国学生周报》的《小小欣赏》专栏中。例如我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积学储宝、酌理富才”的理论说明作者学养积累的重要性，以此评点余光中的散文。到博士生阶段，我师从陈颖教授。陈颖先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台湾青年学者。陈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学养非常深厚，尤其谙熟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文论，他上课时常常提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赋》和《文心雕龙》，也常常引用亚里士多德、艾略特（T. S. Eliot）、钱锺书的理论。这样的亲聆其教，进一步提升了我对比较诗学的研究兴趣。
3. 戴：我们注意到现代文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怪相”，即很多做文学批评的学者不从事文学创作;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参与文学批评工作。长此以往，使得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成了互不相干的两股跑道上的车，这对以上两个领域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欣喜的是，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同时还一直笔耕不辍地从事文学创作，您先后担任过香港作家协会主席和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出版过散文集《突然，一朵莲花》《大学小品》《我的副产品》《至爱：黄维樑散文选》《苹果之香》《迎接华年》等大量文学作品。您以细腻、优雅的文笔呈现了独有的感性情怀。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文学界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不相容的这种“怪相”，在日常的创作和研究当中，您又是如何妥善处理感性的文学创作与理性的文学批评之间的矛盾？
黄：你又过誉了。首先，我觉得这种“怪相”的存在，可能是因为内地高校学者更专注于学科的发展，而香港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间的学科制限相对宽松。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只要兴趣使然，经系方同意就可开设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反之亦然。其次，感性创作和理性研究是可兼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分述“论”和“说”这两种文体：“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可见，说就是喜悦，“说”这种文体，应该令人喜悦、予人乐趣，它的写作特色包括用生动形象（包括比喻）来说服对方。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Rhetoric）中教人演说时用具体生动的言辞和比喻以达到说服人的目的，以及古罗马贺拉斯（Horace）认为“文艺应该有益、有趣”的义理极肖。钱锺书的“论”，乃在“论”之外加上了“悦”，也就是增加了生动性，增加了文采。他的很多论文可说是“论”“说”合璧，其目的在使人“悦读”后“悦服”。①于我而言，写论文时，我力求文字活泼，有姿彩、有个性，像美文一样;在散文中，我力求内容有学问、有见地、有论文的思维。换言之，于前者，我以文为论;于后者，我以论为文。“以文为论”是余光中先生的个人主张和风格，我演绎其意，即论文应如刘勰的“言资悦怿”和贺拉斯的“有趣又有益”之意。因此不论论文或散文，我觉得都应尽量做到钱锺书先生所提出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其意與刘勰主张的“情采兼备”相通。因此，我认为感性的文学创作与理性的文学批评并不矛盾，是可兼通的。试举两例，如我所钦佩的钱锺书先生，他在创作研究性论文的同时，也做了很多优秀的旧体诗、短篇和长篇小说，他的《释文盲》《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等杂文都卓越，这些杂文即是散文中含有较多议论的一种文体。再如余光中先生也是如此，他兼诗人、学者、译者于一身。余先生手握彩笔七十载，金色笔写散文，紫色笔写诗，黑色笔写评论，蓝色笔翻译，红色笔编辑书刊。这两位学者作家对我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二、为文用心的研索之路
4. 戴：您在《序：让雕龙成为飞龙》一文中曾说道：“作为中华文论龙祖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杰构，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②这是我最为欣赏的一句话，每每念诵于此，我都会有赓续龙学研究的使命感和自豪感。请问您为何如此钟情《文心雕龙》，且一直有“让雕龙成为飞龙”的宏愿？
黄：很高兴认识你这一位好学勤奋很有作为的“龙友”，或者说“龙妹”。“让雕龙成为飞龙”源自2000年的一次《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新千年的那次盛会是在镇江召开的，镇江是刘勰的故里，刘勰生于斯，长于斯，他的这部旷世文论经典也孕育于斯。2000年又恰逢龙年，各地“龙的传人”汇聚于镇江，我受邀在闭幕式上致辞，我说道：“镇江可以凝聚多方面的人力、物力，发展成为龙学中心，众多龙学者也可各尽所能，使龙学腾跃，包括向西方推介《文心雕龙》。雕龙一定可以变成一条‘游龙、一条‘飞龙，飞向世界。”翌日，即4月5日，《京江晚报》报道会议时，就以《让“雕龙”成“飞龙”》作了标题——是头版头条的标题，道出了众多与会者的心声与责任。
5. 戴：我注意到您的诸多专著中都会提及《文心雕龙》，您认为它的现代价值究竟在哪？
黄：谈及《文心雕龙》现代价值的问题，我们先说说西方。20世纪西方催生了许多文学理论，但这并不代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古罗马朗吉努斯（Longinus）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等古典理论我们就不再使用，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诗学》这部作品影响之大，如亚氏所论悲剧的定义（包括观剧时“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③，今天仍被引用，因为这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中国人观看悲剧，应该也会如此。文学是人学，时代虽变化，但人性的变化并不大。说到《文心雕龙》，其《情采》篇开头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古往今来，哪部文学作品可以没有文采？说到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问题，我先要批判王国维的一些言论。他认为西洋人精于分析与分类，中国人则不然;他说：“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又说：“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吗？中国古典文论是这样的吗？如果没有分析与分类，更何来体系？《文心雕龙》就是重分析、分类、有体系的一个典型。刘勰的文学思想，通达恢宏，足以涵古盖今，是一伟大的架构。④这部承前启后的文论宝典，蕴含诸多精见卓识，中庸而高明，其理论至今仍然适用。虽然并非无懈可击，其体系可谓完整而严密，从《原道》至《序志》五十篇，论述了文学的起源、功用、体裁、想象、技巧、风格、批评方法等，基本上解说详明、脉络清晰，实不愧“体大虑周”之誉，可发展成为极具说服力的现代文论话语。如“六观法”即可演绎、建构成为圆融宏大的批评理论体系。我曾将《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名著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以及其他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作比较，发现《文心雕龙》的视野比《诗学》广阔得多，和《文学理论》同样广阔，可能更广阔;好些其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也涵括了。《文心雕龙》的架构是非常宏伟的⑤，要发扬中国文学理论，当然首选这部经典。
6. 戴：您在《龙学西传：向西方文论界推荐〈文心雕龙〉》一文中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古代文论走向西方，必须入境问俗。我们必须予以重视西方现代学术界的科学性、分析性和系统性特征。我们的皇牌是体大虑周、高明中庸，具有相当分析性、精确性和系统性的《文心雕龙》，而非聚讼纷纭的朦胧术语。”⑥在此您意识到《文心雕龙》中科学体系的现代价值，但《文心雕龙》要在西方霸权式文论之林中脱颖而出，成为谠论高论，实属不易。于是您纵横捭阖、大胆尝试古为今用，甚至中为洋用的方式，以补西方理论的不足。您在原来刘勰“六观说”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化的“六观说”，并将其运用到分析中国大陆、中国港澳等地的十篇文学批评当中，这种极具启迪性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是建基于您前期大量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基础上的谭思锐见，是对当下中国文论“走出去”的一次有益且卓有成效的探索，您能否就此阐述一下这一创新理论体系构想的来由？
黄：再次多谢你的美言。我之所以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是基于以下考量。当前众多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崇洋趋新，对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照单全收;在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论虽见成果，但难免有偏差;一般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论则只作极其有限的接受，甚至完全忽视。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国出现多“入”而少“出”（甚至没有“出”）的严重文化赤字现象。基于此，我认为中国文论要在当代国际文论界发出声音，中国学者不能只守一隅，而应中西兼顾。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论重新诠释，并斟酌应用于实际批评，然后考虑向西方输出，这方面可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先行建构一个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我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其中《知音》篇中的“六观”说，对文学作品的评析，从体裁、结构到遣词用字，各方面都兼顾到，是全书大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虽然经历一千多年，但其理论极具现代实用价值。由此，我提出以“六观”说作为评骘当代文学作品的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实用，藉以彰显中国古典文论历久弥新的重大价值。
7. 戴：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今用”，古典文论研究者很难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结合起来，而当代的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则更多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方法及术语。⑦古今文论的脱节使得古为今用的实践尤为艰难。然而我们却发现您是为数不多的既涉猎中国古代文论又关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您有着难能可贵的自觉意识，从古代文论中汲取具有现代适用性的批评方法并应用于现代文学批评，这种古今融合的创举，不仅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及中国文论的海外传播指明了可行路向。您专心致志，悉力以赴地发扬“龙学”。就您目前的研究而言，您认为《文心雕龙》中除了“六观说”，还具有哪些有价值的理论可待挖掘、阐发并运用于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
黄：《文心雕龙·知音》篇中除“六观说”外，还写道：“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1500年前的刘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论指导，他分别从“慷慨者、酝藉者、浮慧者、爱奇者”以及“会己者、异我者”等不同视角，对不同读者不同“反应”（西方有所谓“读者反应”[readers response]理论）的原因，加以解释。刘勰这一理论，加强了我们对文学作品鉴赏现象的认识。我曾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的正对、反对理论对莎剧《铸情》（Romeo and Juliet）剧本中的对偶语句，加以剖析和讨论。我也很欣赏《论说》篇，认为它可作为当今写作论文的纲领性指南。还有，我认为《时序》篇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文学史纲，其中刘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就是“文风的变化受时代社会的影响”;研究文学的人，谁不知道这是个大道理？诸如此类，不能备举。总括而言，我认为《文心雕龙》具有实用性、恒久性、普遍性的重大价值。
三、《文心雕龙》海外传播进路
8. 戴：中西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最终必然要回归语言交际的实践领域，即通过语言的翻译去开启意义接受的通道。但是西方是语音使意义出场的语言系统和中国的书写使意义出场的系统分属两种相异的两者文化传统，如何跨越语言和文化上的鸿沟，成为当前中国文论“走出去”急切地终极拷问。请问您如何看待海外传播的进路问题？当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做，才能使《文心雕龙》这样的中国古典文论杰作在海外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
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并不断尝试。近年来我主要做的事有三件;一是通过中西比较，指出《文心雕龙》这部经典中大量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然后通过重组，构建宏大的、中西合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这一方面，我已用中英文发表过论文，且出版了专著。然而，学术性著作的传播面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第二件做的事，是普及，即精选《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篇章十八篇，采用自创的“爱读式”版式排印出来。这方面的一个成果是我和万奇教授联合编写的《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书在2017年出版了。“爱读式”排版有方便阅读、容易理解、有利熟记的特点。此版式与一般传统版式迥然不同：它采用“蝴蝶页”版式（即书本左、右两页合为一个整体），篇章文句分行编排（并清楚显示对偶句式），文句的语译、注释（包括读音）、导读，都紧贴原文字句，与原文字句对应出现，读者不用翻揭四处寻找，因此不仅可为读者节省宝贵的学习时间，还可使其阅读体验变得轻松而愉悦，进而喜爱上经典原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经典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此书的读者对象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兴趣于认识中国经典（包括文学理论经典）的读者。（顺便一提，我在香港和黄玉麟联合编著的《爱读文言经典十二篇》一书，在2019年出版，颇受欢迎。）第三件要做的事，也是普及，普及对象是英语界大学及以上程度的文科学生和学者。我的构思如下：沿用上面所说的“爱读式”排版，让精选的《文心雕龙》篇章在“蝴蝶页”上，其原文和英文翻译对应出现，相关的简要注释和导读（当然是用英文写的）也紧贴着原文。内容由专家精选十到十五篇，多选文学通论的篇章，少选甚至不选“论文叙笔”，采用现成公认极佳的英文翻译，或者综合融汇现成不同英译得其精髓，再修饰润饰之，力求译文精准流畅可读。原文中特别偏僻的专门词语（包括非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名称），以及特别深奥、费解的片段，可用較细字体排出，表示“初级”读者可以略过，甚至这部分原文可以删掉。这本书可名为Heart and Art of Literature（WXDL）： A Primer。Heart指“文心”，Art指“雕龙”;Heart与Art二字押韵。为什么加上“WXDL”呢？这是要让比较有中国学问的读者，知道这是本关于《文心雕龙》的书。“WXDL”是“Wenxin Diaolong”的简写。至于书名的Primer，它是“读本”的意思。我希望这本书成功出版后能被加以推广，在英语文化界，Heart and Art of Literature（WXDL）： A Primer或其简称Heart and Art of Literature，像薄薄的一本The Poetics by Aristotle那样天下通行。国内的双语读者，对此书应该也有兴趣阅读。
9. 戴：我们注意到您是最早关注《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学者，三十年前您就已撰文《美国的〈文心雕龙〉翻译与研究》。请问时隔三十年后，再反观国内外龙学研究现状，您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您认为在《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过程中应还存有什么问题？
黄：最近这些年我没有特别关注并细读各译本，但我可简单说说对翻译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翻译的原则性看法。
古人言，“译者，易也”。我认为可加一句，“译者，异也”。我认同余光中先生的一番话：“翻译应力求信实，不能译原文的话，也要译原意。翻译是一种创作，但同时也是一种有限度的创作。”⑧翻译是一种传播活动，目的是要让读者读懂译文，因此重“信”兼“达”，才是翻译的大道。《文心雕龙》的“风骨”，好几位学者都翻译为“the wind and the bone”，这是译出了“原文”了，但“原意”呢，其“原意”十分令人困惑。我认为《风骨》篇是个“瑕疵文本”（flawed text），难怪在“龙学”中，对这个词语的解释，众说纷纭，多至二三十种。我曾半开玩笑地说，这一篇可能是刘勰醉酒时写的，也可能是他“神思”模糊时草就的初稿。对于《风骨》篇，我摘取喜爱的“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一二佳句，认为全篇不妨“割爱”。在构想的Heart and Art of Literature一书里，不应有此篇，最多是在此书导言里，提及这一佳句。《文心雕龙》的翻译，不“（容）易”也。“风骨”一类的词语，永远难以翻译得令大家满意。
10. 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导论中指出三种译介中国文论的方法：一是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般以一个理论架构将中国文论系统化;二是如魏世德（John T. Wixted）般探索某种诗体的流变;三是如余宝琳（Pauline Yu）般广泛联系各类文论深入探讨某个课题在诗学传统中的发展。⑨而宇文所安则尝试以第四种方式去弥补对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文本和描述连贯性间矛盾的不足，即以选读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通过文本解说中国文学思想。依您之见，《文心雕龙》及中国文论应如何有效外译？
黄：我觉得这要从你的研究和著述的目的出发，如果只是作学术性研究，那不管从哪一方面继续去钻研都行。但现在谈文化自信，就不能只用西方理论，而应该把中国理论加以回顾和应用，并加以推广。不必认为凡属西方都先进，我们都是后学，什么都学西方。就我个人而言，我虽然一直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但我在1982年就开始撰写用《文心雕龙》来分析文学作品的论文;我在那时就意识到中国古典文论的经久魅力，并不逊色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我认为中国文论首先应该我们自己用，然后再发扬。中国古典文论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度思考的议题。例如我曾撰写长文阐述我建立的《文心雕龙》“情采通变”文论体系，此文为拙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的第二章。为了向英语学术界介绍这一体系，我把此文亲自改写成英文，以Hati-Colt： 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为题，在川大的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在2016年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期刊上发表。“Hati”是英文“Heart-art”（心-艺术）和“Tradition-innovation”（传统-创新）的首字母缩写。“Hati”和“Colt”易读且有意义，“Colt”意为“小马”或“新手”之意，寓意这一体系虽来自古典，但却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期望通过对“Hati-Colt”体系的论述和介绍，能在国际上为中国文论发声。
四、龙学及比较诗学的未来路向
11. 戴：顾明栋教授曾给《诺顿文论选》推荐选文时，先推荐了刘勰、陆机等古代文论，编委会的反应就是所描述的“隔膜感”，造成这种“隔膜感”的缘由，部分来自于翻译，部分来自于古代文论高度诗化的言述方式。最后他不得不用现代文论，选用了李泽厚先生的文章。对此您怎么看？您能谈一谈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摆脱失语和“误读”，激活中国传统文论，实现中西文论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的“生成性对话”？
黄：我认为中西文论进行“生成性对话”的前提，是彼此先有深入的了解。20世纪西方文论为众多中国学者所运用和追捧，我认为这种西化过了头，我们应该回归中国传统，把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加以应用和发扬。20世纪西方众多的文学理论，关注的都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或者说义理，如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神话原型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它们都不关涉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创作技巧），都只把作品当做文献（document）而非艺术的丰碑（monument）。就算是叙述学（narratology），也不评论作品的好坏，只研究作品所用的叙述手法。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它非常关注作品的艺术性，通过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修辞分析（rhetorical analysis）来考察文本。新批评家特别重视形象性语言（包括比喻、象征等）的运用，并考察整个作品是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organic unity）。这些都涉及艺术性高低的评价，正是20世纪其他大多数西方文学理论所不关注的。《文心雕龙》十分关注作品的艺术性，就此而言，它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在當今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中，这条“雕龙”，与一般文学批评理论迥然不同;作品是艺术的“龙”，是要用高明技巧精雕出来的。举例而言，我曾用《附会》《熔裁》篇的观点，分析后指出《离骚》结构紊乱，认为这方面的艺术性不足。再如《文心雕龙》中的《熔裁》《附会》等篇都论及作品的布局、结构。刘勰认为一篇作品应该结构严谨，要做到字字珠玑。新批评派要求作品是“有机统一体”（刚刚提到的），要求Each word functions（每一字词都发挥作用），它和刘勰的说法异曲同工。我们有“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这个学问。文学是一种形象的思维，形象思维就是把感情思想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西方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提出的生动、对比、比喻三大原则，与中国自古就有的“赋、比、兴”三义之说，就有可比之处。其他例子极多，这里不及详述。
12. 戴：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中曾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在做文学论述时，旁征博引，以海量式例证，说明东西方同心同理。而今您也提出“大同诗學”（common poetics）这一概念。请您谈一谈如何建构以《文心雕龙》为基础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西比较诗学的未来走向，以及如何实现“大同诗学”这一构想。
黄：中西文化同异的问题，非常巨大，极为复杂。我一向不认同“中西方文化迥异”这一观点。我赞同钱锺书先生的说法：东海西海事事物物的基本性质或核心价值相同。我认为中西文化，就其异者而观之，有百异千异;就其同者而观之，基本理念如“仁义礼智信”之为美德，如文学之为语言艺术，之为“形象思维”，可谓大同。近年有“世界诗学”（world poetics）概念的提出，刘若愚、Earl Miner（孟而康）、王宁等都有意于建构这样的诗学。钱锺书似乎没有这样的心意，但从其《管锥编》等的论述看来，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诗学”存在的。有大同的信念，这个诗学才具有世界性。“世界诗学”应该就是“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我的“情采通变”理论体系，就是高举《文心雕龙》的大旗，璧合中西古今重要文学理论，建构而成的。这是我对建构“大同诗学”的尝试。
13. 戴：“后理论时代”解构了国际文论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为文学理论关注西方以外地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⑩《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三版）修改的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增加了一位华裔文学理论家周蕾（Rey Chow）的理论;二是向传统人文研究如古典理论、修辞学和文科教育的回归。{11}这为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请问您对于“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有何建言？
黄：我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瑰宝，是值得向外推介的。向外推介的文论既需有博大且高明的理论体系，也需包含现代意义的细节概念（小理论体系），可以说《文心雕龙》同时兼具以上两种理论体系。刘勰以系列文论范畴的论述成就了《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且达于“体大思精”“包举洪纤”的至境，此书成为经典。这是它之所以值得对外首推的原因。从事“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这项浩大工程，需要考虑翻译、传播、接受等一系列因素，更需要像你一样的龙学后起之秀努力推动。目前我国经济日益发达，国力日益强大，汉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学习中华文化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凡此种种，都有利于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向外推介。那时，pianwen、qingcai、tongbian等汉语名词，就会像tragedy、sonnet、symbol、irony一样，在文学教授和学生之中，脱口而秀出。
戴：再次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我想经过努力，中国能实现“雕龙”成为“飞龙”的愿望，中国文论“走出去”也一定会实现！
① 黄维樑：《文化英雄拜会记：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② 黄维樑：《序：让雕龙成为飞龙》，《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3页。
④ 黄维樑：《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中国古典文论新探（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⑤ 参见黄维樑：《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5页。
⑥ 黄维樑：《龙学西传：向西方文论界推荐《文心雕龙》》，选自《文心雕龙研究》（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⑦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⑧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3页。
⑨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⑩ 王宁：《“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 顾明栋：《迈向世界文论的坚实一步—阅读新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读书》201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徐瑛）
Forerunner of Modern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 Huang Weiliang
Dai Wenjing and Huang Weiliang
Abstract： Preceding the present-day grand discussion 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meet practical usage， Professor Huang Weiliang has， since several decades ago， begun his pioneer undertaking aimed at this purpose. He has tried to re-interpret classical Chinese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erspective， and has achieved forming 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 （which is based mainly on the classic book of Wenxin diaolong or，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lended with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cient and modern. Furthermore， he has made use of this theory in the practical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western literary works. Large numbers of scholars and crit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been used to analyze literary works in the light of western theory， especially its modern elements; while still valuing the sundry western theories of criticism， Professor Huang has countered the tide by the above-mentioned practice.? In other words， he has rendered ‘doing criticism on western works with the use of Chinese-oriented theory a feasible maneuver. Professor Huang has thus demonstrated the way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meet practical usage; he has moreover poin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we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a mission many of the ‘Dragon Scholars wish to accomplish. He has repeatedly proclaimed that ‘the Carved Drag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Flying Dragon， a passion filled with national pride. This present article， a penetrating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Huang， will trace his road from a student to a professor， and his way of his literary research. It will also explore the prospect of disseminating Wenxin diaolong to the west， and that of the study of this classic in the context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t is hoped that the dialogue will shed light on the study and dissemin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well a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enxin diaolo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Huang We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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