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骨》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小说通过叙事者莱拉对整个家族史的回忆，讲述了一家三代华裔移民在美國的生存困境及其面对双重文化的奋斗史。本文采用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通过主人公微观的个体记忆再现了华裔移美的集体记忆。具本从文化记忆的身份固化、重构能力、形构和反思性角度出发，分析了《骨》中三代人从身份固守、身份迷失、记忆屏蔽到最终超越差异的艰辛历程。本文认为，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主人公不是被动地妥协或消极地调和，而是以记忆为工具，建立了一种“他者”的超越人格，所代表的是“立足传统，走向世界”的美国华裔新形象。
关键词：《骨》;文化记忆;美国华裔;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58-08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与中国文化海外影响的日益扩大，华裔文学备受国内外研究者和评论者的关注，其中以美国华裔作家的影响力为最。除我们熟知的汤婷婷、任璧莲、严歌苓、谭恩美之外，伍慧明（Fae Myenne Ng）也凭借其处女作《骨》成为新一代华裔先锋女作家。这部小说于1993年一经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获得“福克纳小说奖”提名，还被收录到“手推车奖”文选中，受到了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不过，大陆学者对伍慧明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
《骨》的故事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围绕梁爷爷，妈和利昂，以及三个女儿莱拉、安娜和尼娜，讲述了莱拉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体验和家庭悲剧。小说中心事件是二女儿安娜自杀，这成为全家的痛苦记忆，同时也使家庭中许多暗涌的摩擦公开化：利昂与妈之间夫妻关系紧张、安娜与仇家儿子奥斯瓦尔多恋爱而与父母矛盾激化、尼娜选择逃离唐人街、莱拉在照顾家庭和选择未来之间犹豫不决。其中，莱拉是故事的叙述者，她不仅是维系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的主角，更是试图努力解决家庭纠纷，化解两代人隔阂的关键人物。小说一方面，通过具体的人物特征、细节刻画、矛盾冲突等再现了整个移美华裔的奋斗历程;另一方面，透过家庭成员对个人命运的抉择折射出美籍华裔群体的思想观念转变和探索身份认同模式的历史变迁。《骨》深刻体现出文本的历史性，为排华法案颁布以来华裔移美的这段历史提供了记忆素材。
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Cultural Memory Theory）是基于冷战结束后，德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尤其是德国人在二战中的罪责亟待反思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①文化记忆的核心依然是记忆，记忆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②它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过程，即记忆在文化概念上的保存、传承和延续的过程;同时又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果，即被筛选、解释和重构之后的结果。文化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学动力，与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身份固化、重构能力、形构和反思性等几大特征。由此可见，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的是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以及身份在现实生活体验中的重构。在这一语境下，厘清“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个体记忆是个人对生活的日常体验，它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个体记忆一方面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基于这个集体记忆;③集体记忆/交往记忆所包含的是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这是人们与同时代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其典型范例是代际记忆，④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细化了哈布瓦赫（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并把后者的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⑤文化记忆则处于绝对的历史深处，是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是一种“仪式化了的，即在节日的文化时间维度中被唤起的记忆”，属于文化科学研究范畴。其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文化记忆不仅包括‘被记住的过去（past as it is remembered），还包括‘记忆的历史（mnemohistory）。‘被记住的过去其实就是一种‘对过去的证实（reference to the past），是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而‘记忆的历史就是‘记忆文化（memory culture），是指一个社会借助文化记忆术，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后人的文化身份。在‘被记住的过去和‘记忆的历史的共同作用下，文化记忆就成了对久远过去的一种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⑥本文即从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出发，透过小说主人公微观的个体记忆再现了华裔移美的集体记忆，从文化记忆的身份固化、重构能力、形构和反思性角度出发，分析了《骨》中三代人从身份固守、身份迷失、记忆屏蔽到最终超越差异的艰辛历程。
一、固守——囚禁在记忆的牢笼
“认识自我”是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双目失明的李尔王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声疾呼“我是谁？”《骨》这部小说通过描写美籍华裔一家三代人的生存状态，同样希望回答困扰美籍华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样朴素而深刻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因为问题本身已然包括了明确的关系设定，即我们对于自身的认同来源于我们的记忆。而这其中，个体之于记忆的态度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小说中，作为一名“金山客”，梁爷爷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是囚禁在记忆中的文化身份丧失者。他固守“叶落归根”的希望来到美国寻求经济上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他被排除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在付出同等甚至更多劳动的情况下，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身份认同，就像无根的浮萍，最终只落得遗骨像幽灵一样永久地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悲惨结局。对于他们来说，想要固执地保持传统记忆，固化“中国人”这一身份的愿景已然成为天方夜谭。记忆在此发挥的“身份固化”——“文化记忆储存知识，而群体则从这种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意识”⑦——作用牢牢牵绊住其作为“他者”追寻主流文化认同的脚步。然而，竭力维护的文化记忆并不能帮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取得立足之地。实际上，在背井离乡多年以后，他们固守的记忆已经被“理想化”和“现实化”了。“理想化”在于他们竭尽全力维持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的纯洁性，栖息在记忆的庇护下不愿投入现实生活;而“现实化”则体现在一方面，传统的文化记忆在主流文化的冲击、歧视和压制下，已经渐趋零散，只能将其映射到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上去。而梁爷爷正是将其个人身份属性映射到自己的遗骨上去，希望通过落叶归根来强化自己被时间、阶级、种族等模糊了的个人身份的存在;另一方面，凝结了梁爷爷对于本族文化记忆的“骨”虽然阻碍其个人身份认同，但同时也成为后代文化记忆的源头和身份认同的根基。具体而言，“骨”在梁爷爷身上作为炎黄儿女血骨的象征意义被无限放大，最终适得其反，使其被身处的主流社会遗忘;但在后辈那里，“骨”又作为象征华裔移民延续血脉并努力生活的铮铮铁骨，成为他们的身份起源和力量根基。正如伍慧明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骨”对我来说似乎是形容移民不屈精神最好的比喻。这本书的题目就是为了纪念老一代人把遗骨送回中国安葬的心愿。我想记住他们未了的心愿。我写《骨》的时候非常理解他们的遗憾，所以就想在书中用语言创造出一片能供奉我对老一代的记忆的沃土，让这思念在那里永远地安息。⑧
伍慧明始终通过他人微乎其微的回忆勾勒出梁爷爷模糊的轮廓。他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人，是被淹没在华裔移民大潮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人物”。然而伍慧明又通过两个精心设计的场景把梁爷爷的无归属感和隔离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是小说中写道：“库辛站了起来，走到棺材前面，开始介绍梁爷爷的一生。他讲起梁爷爷先是怎么干起开采金矿的，然后在“山谷”附近找了份农场的工作。他提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他对没有更多的事情可说向大家表示歉意，但是他解释说他是从利昂那儿得知有关梁爷爷的事的”。⑨我们可以从梁爷爷葬礼上库辛对梁爷爷生平的介绍一窥端倪，梁爷爷像早期华人劳工一样，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来到美国，先是开采金矿，之后在西部农场干活。“当他步履蹒跚跟不上工作的时候”，搬回旧金山唐人街，最后孤独凄凉地死在单身老年公寓里。梁爷爷虽然经历了西部淘金和美国西部开发的英雄壮举，但其经历被湮没在美国官方历史中无人知晓，和早期华裔劳工移民群体一样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一辈子默默无闻，自己不能说，也没有人提起。⑩和梁爷爷一样，墓碑上前几排已经失去的先人都和梁爷爷一样，他们也都在“三藩”住过，命运都是始于“三藩”，终于“三藩”。这一代美籍华裔的社会身份与存在价值都遭到主流社会的全盘否定，命运的轮回仿佛是一个无限死循环的圈把梁爷爷这一辈人困在其中，使得他们终生处于沉默无语、辛酸寂寞的边缘生存状态。最后，即便遗骨也还是散落在美国这片客土，终究未能回归故乡。而中华民族看重落叶归根，客死他乡意味着个体与原家庭或者民族关系的断绝，在文化记忆中产生了无法填补的断层，是文化身份丧失的典型表现。相应的，由于缺少文化身份这一根基，在交往记忆中梁爷爷同样也被视为一个局外人。小说中写到葬礼上库辛对梁爷爷知之甚少，就连悼词中对其追忆的部分也是从利昂那里听说。寥寥数笔，伍慧明就把一个典型的他者形象勾勒出来，在早期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在种族歧视文化的压制下，固守在传统记忆牢笼中的他们丧失了个人的主体性，丧失了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性，在主流文化中被排斥，在传统文化中被遗忘，成为了典型文化身份丧失者的形象。
二、游离——迷失在记忆的迷宫
利昂是小说中不起眼的“父亲”形象，是一个在主流文化中丧失话语主权的“契纸儿子”，是一个错置在美国文化背景中迷失了身份的典型人物。他一方面要承担起一家之长的重任，另一方面还要遭受来自美国白人社会的冷落和白眼。阿斯曼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中指出，“文化记忆可包含语言的、图像的和仪式的形构，首先是知识的固化和客观化，其次是知识以社会遗产的形式进行传播。”{11}不难看出，文化记忆的“形构”特征在利昂身上印证得淋漓尽致。小说的第一章就明确告诉读者“利昂是个收藏高手”，“一摞摞快餐盒、锡纸盒、装满番茄酱和糖袋的塑料袋、写着红色字母的白色罐头盒，还有政府发放的蔬菜：切成片的甜菜、表面光滑的绿豆和南瓜。他的床头柜是餐馆用的红色小凳子，上面堆满了高高的一摞纸杯，一叠叠餐馆用的餐巾纸，还有一只杯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快餐厅用的吸管。”{12}毋庸置疑，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老人的爱好，或仅仅说是一种怀旧情怀的物质寄托。在这些杂乱无章的收藏物背后隐藏着“回忆形象”，意味着“真”或者“真的残存”，收藏的物件都是对于过去失败的生活最“直接、切身、个人”的见证。{13}这些小物件具备记忆的“储存功能”，因为这些历史的“碎片”能够让时间拥有“回到”过去的能力，代表个体在追寻集体记忆的同时又加之以刻骨铭心的个人的身份烙印。小说对利昂的砖红色手提箱的刻画力透纸背：自从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再也没离开过他，里面装满各种文件和信件。保留这些文件是因为他相信“所有写给他的信件都会向社会保障局证明这个国家也是他的国家。他在这里付出过，他已经争得了他的权利”。{14}“对一个契纸儿子来说，纸张就是血液”，{15}是利昂虚构自己合法身份来寻求主流社会认可的重要物证。根据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可以分为“储存性记忆”和“功能性记忆”。储存记忆亦被称为“未定居记忆”，它与特定的载体切断联系，割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因为追求真实，储存记忆保存了价值和规范，而价值没有高下之分。与储存性记忆相对应的是“功能性记忆”，功能记忆与集体、个人等载体相关联，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选择性。小说中，利昂之所以将这些信件和证明视为珍寶，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存储性记忆”，更重要的是承载了“功能性记忆”，附着其上的是利昂幻想中的主流社会对其合法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肯定。这些证明身份的文件把利昂的记忆与个体经验勾连成一个整体，作为“生”的自我形象，给予行为以方向性。利昂欲通过收藏这些文件利用功能记忆取舍过去，在时间性中再构事件，赋予人生以价值标准。然而，利昂的生日总是被这些发黄的便签和早就该销毁的文件淹没，使得其经常在真假身份之间摇摆不定，这足以说明在这个无法建立归属感的社会中要找回真我注定是徒劳。
利昂是个游离于传统与现实之外的迷失者。因为使用了假身份，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合法的身份认可，利昂的一生都活在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当中。正因如此，他向往海洋，不仅仅是逃离家庭琐事，更因为海洋可以阻断利昂与残酷现实的交往记忆，用暂时的忘却来纪念对以海洋文明为象征的西方社会的追求。每一次出海回来，利昂除了晒黑一些，还会给家人带些小礼物，精神也更饱满。航海生活给他带来作为一家之主对这个家庭付出的成就感，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假装融入了主流社会的虚荣心。事实上，利昂起初是一个“美国梦”的追寻者，他幻想有一天在美国社会立足根基，凭借自己的努力拼搏感受到“民主、自由、平等”。但是其中的冷暖也许只有利昂自知，就像他自己形容道“船很大，可是大海更是浩瀚无边，……那种力量：向前一英里，再退后八英里”。{16}除此之外，利昂还喜欢发明创造，但成果乏善可陈，他把家里许多东西都拆了，却很少能够重新装好。这个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利昂缺少恒心和意志力，而是潜意识里对自己的未来迷茫失去信心，对事情的结局没有把握和掌控力，或者说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和“不需要”心存恐惧。不是他做不了，而是这个社会不愿给他一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利昂在美国社会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无足轻重，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17}正如利昂自己所问，“他年轻时听说的那些好工作在哪儿呢？那兴旺发达的生意在哪儿呢？他是信守了他自己的承诺。他没命地干活，一干就是两份、三份，白天夜里都不停。没完没了地加班：助理熨烫工、实习厨师、餐馆服务生、侍者、行李员。可他的幸福在哪儿？‘美国，他怒吼道，‘这个说谎的国家！”。{18}
三、屏蔽——挣脱记忆的枷锁
“记忆不是万能的，个体对自我的确证并不必然要从他/她的记忆中获取力量。有些时候，我们对某人某事产生强烈的欲求或极端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时，反而会根据现实需要去‘想象记忆，从而制造出或抹除掉一些印象及其痕迹。与之相应的，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阻隔或失败也时有发生。”{19}
小说中写到“可怜的利昂已经把安娜弄丢过一次了。那还是当她还在鞋上系铃铛的时候，他说安娜总是想离得他远远的，要自己走，……他不得不按原路返回，到每家他们曾经停留过的店里去找，但找不到安娜。”{20}安娜最后的结局就像这里暗含的命运一样，她从南平园的楼上跳楼自杀，决绝地与父母，与鲑鱼巷做了告别，但是死亡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更为糟糕的是它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无尽痛苦的回忆。事实上，作为家中的二女儿，安娜是妈和利昂的第一个孩子，她的到来意味着父母婚姻以及父辈们美国梦的延续。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排行老二又预示着她处在矛盾冲突的夹缝之间（无法和解的父母关系、无法交融的传统文化和美国世界以及无法平衡的爱情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的诸多矛盾）。这一身份要求行事中规中矩，然而安娜偏偏喜欢玩危险的游戏，“等到我缝纫的速度加快，电机飞快地转起时，她的手从我肩膀上飞过，拍打一下快速转动的皮带。她把我吓坏了……可安娜只是笑，她根本不害怕。她认为这很好玩。她喜欢那种接近危险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功脱险所带来的刺激与兴奋”。{21}后来安娜与仇家的儿子恋爱，使得原本与父母良好的关系走向恶化，成为安娜悲剧命运的导火索。爱情得不到父母的许可，姐妹关系得不到陌生人的承认，自然就更不用说寻求社会的认同和自我的认同。这些记忆对于安娜寻求身份认同的牵绊力量过于强大，想要斡旋其中对于她来说异常艰难。在宣告过去与现实之间无法和解时，安娜选择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来彻底断掉与痛苦记忆的联系，这种与血缘文化的决裂是如此决绝。但吊诡的是，在安娜粉身碎骨的那一刻，四分五裂的骨骸朝向的依然是心存记恨的唐人街，而不是日日念想的外部世界。{22}
和安娜想要挣脱记忆的枷锁一样，小女儿尼娜也逃离了唐人街，远走他乡。对于尼娜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以及安娜的死，都是沉重的过去，难以摆脱。《骨》以安娜的自杀揭开了故事的序幕，整个故事的叙述也不断重复着安娜的死。安娜选择跳楼自杀，在与冰冷的地面撞击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家人挥之不去的“记忆碎片”;安娜的死也是一剂催化剂，在成为全家痛苦记忆的同时使得家庭中许多摩擦公开化，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不得不直面他们随时想要逃避的现实。随着安娜的自杀身亡，尼娜察觉到对于过去的记忆无法帮助她在现实生活中理解自我并找到未来。她唯一能做的选择只有逃离鲑鱼巷、屏蔽过去，努力切断一切与原有记忆相关的联系。尼娜从不用筷子吃饭，她“埋怨我们，埋怨这个家，埋怨每个人、每样东西、鲑鱼巷、这个地方”。{23}当梅森问她的新男友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她带有攻击性地回答道“当然不是”。在尼娜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之前，当所有的对立、冲突、矛盾都无法解决，当强大的现实无法战胜时，尼娜对于记忆进行了筛选——对于其本人来说即屏蔽与遗忘。但因此形成的空洞就成了尼娜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无法弥补的黑洞。“认同总是发生在认同失败或者需要认同的时刻，所有的他人、记忆和过去都要被现实征用，理应起到修补身份黑洞的作用”。{24}但是在尼娜的个人生活中，所有被用于应对失败的认同而征用的记忆都是无效的，甚至是负面的。因此，摆脱记忆的包袱非但没有将尼娜拉出身份的黑洞，反而将她推向更无力抗拒的深渊。她和安娜一样，在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张力中沉溺于个体记忆而无法自拔，找不到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家庭与自我的出路而沦为寻求个体意义的失败者。
四、超越——获得记忆的救赎
小说的主人公是大女儿莱拉，也是作者着力刻画并寄予希望的人物。她在本质上和梁爷爷、利昂以及安娜和尼娜一样，都处在两种文化的夹层、拥有同样的集体记忆，都追求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在她之前，梁爷爷囚禁在记忆的牢笼中无法融入现世社会;利昂迷失在记忆的迷宫找不到证明自身意义的出口;安娜和尼娜虽然彻底挣脱了记忆的枷锁，但也未能获得救赎。但是，同样作为“他者”，莱拉的本质差别在于当她面对家庭矛盾、未来道路和文化冲突时却努力探索出一条连接家庭矛盾与社会责任、个体独立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和解之路。在追求自我和他者认同的过程中，莱拉选择的是一种超越了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二元对立关系的自我肯定模式。其本人拒绝被划分到一极或另一极的模式中去，而是从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二元对立中的矛盾对立面，于此构建出一种既不同于此也有异于彼的全新话语。用她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死。我也没有走”。{25}莱拉在痛苦挣扎之后对过往记忆进行深刻反思，而后借助记忆确立了自我认同，从以下三个方面建构出“立足传统，走向世界”的超越式人格。
首先，莱拉始终将记忆场所定位在鲑鱼巷，从不言弃。之于莱拉，唐人街铭记着过去，代表莱拉最本真的自我以及未被现世遮蔽和修正的传统。诚然，关于鲑鱼巷和安娜之死的记忆具有足以将莱拉摧毁的破坏力。她觉得唐人街无形之中会带给自己很多压力，她认为“每次走入他们狭窄的公寓，我都会感到心情格外沉重。我总是想起我们以前也是住在那样的地方。”{26}她认为尼娜远走他乡，是“逃离了日复一日、每分每秒都要面对的一切。她从这种恐惧中逃脱了出去，对于我来讲，那就是自由。”{27}她也试图逃离痛苦记忆的枷锁，“我想要的就是忘记一切。那责备，那沉重地压在身上的恐惧。我想要一种能帮助我忘记一切的仪式，一个忘记一切的仪式。”{28}可以说，莱拉在根本上和安娜、尼娜的處境一样，三人都作为这个移民家庭中的女儿，都面对同样的家庭矛盾，都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尽管三人共享同一过去，对过去有着共同的记忆和判断，但不同的是，安娜和尼娜把唐人街视为牢笼，把在唐人街的记忆视为枷锁，在这些记忆的牵绊下，得不到社会、家庭以及自身对于“我”的肯定;而莱拉虽被记忆烦扰，但终究意识到“文化记忆的作用就在于保证连续性即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归根结底涉及记忆和回忆。正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29}文化记忆更加深刻地确立了莱拉本质上是中国人这一身份。而唐人街这一凝聚了莱拉生活点点滴滴的“记忆场所”，静静地伫立在莱拉身后，用一系列的建筑、场景以及邻里乡亲串联记忆、言说记忆。不论莱拉“在场”亦或是“不在场”，这些记忆都令莱拉安然，如其所言“那天晚上是安娜跳楼之后我第一次没在鲑鱼巷住的夜晚。但这样我并不安心。住在教会街我有一种在别人的地方睡觉的感觉。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鲑鱼巷是唯一安全的地方”。{30}唐人街或者说关于传统的记忆之于莱拉不再是牢笼，而是时刻提醒莱拉“我从哪里来”的身份路标。
其次，莱拉通过不断反思，成熟地处理各类创伤记忆，逐步形构出圆融的“翻译”身份。通过记忆反思，莱拉用理性接受了安娜的死亡是她自己的选择，即使作为大姐也无法改变安娜作为自由个体的选择。于是她不再将安娜的死归咎自己，终于冲破了感性的桎梏求得了心理平衡，个体调控机制获得了完善。同时在自我身份认同上，莱拉与他人及社会的相处态度和方式也有很大的转变。“以前我可不是这么大方。我讨厌排队，我最讨厌的是替妈和利昂做翻译。我经历过一段憎恶一切的时期，那时候每个英文词都像一个诅咒，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度过那个阶段”。{31}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认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动态的、应变的、松散的，它有关共同的起源、共享的认知，认同的建构永远不会完成。{32}莱拉精通两种文化，努力兼收并蓄外界各方的不同力量，在经历过承受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陌生人对其姐妹关系的质疑以及梁爷爷的遗骨失散、寻根失败等痛苦记忆之后，学会与不同的人以及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矛盾冲突和谐相处。作为两种文化的翻译者，她充当着连接和调适两种文化的桥梁，并且把翻译作为自己交往和生活的存在方式;作为学校里的社区关系专家，她的工作是协调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为他们打开交流的渠道;作为家里的长女，她充当父母与外界沟通联系的桥梁，在翻译时采取了让大家都“生活得更容易”的翻译方法，通过增补、删除、转换等方法让表达者的思想变得更容易被对方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对于英汉语言中存在的成语、俗语和俚语等具有文化隐喻的内容进行转化和加工，从而使双方交流更加有效;此外，她还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缓和安娜之死制造的紧张家庭关系。譬如，莱拉积极处理父母与小妹尼娜之间的紧张关系，“我知道他们只是用尼娜发泄自己的沮丧心情。我至今还在琢磨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对待这样的事”。{33}因此，从莱拉身上我们看到她已从前辈的失败与挫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将理性与感性、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相结合，通过协商来构建出属于“中间状态”的一个翻译身份作为个体继续生存。
最后，莱拉经由从承认差异到尊重差异再到超越差异的心路历程，最终重构出既尊重传统、又融入主流社会的“他者”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一员，莱拉在中美两种文化的互动中，除了懂得家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共同的记忆，而正是记忆把我们同历史连接在一起。同时更加懂得了尊重和接纳。她不再过多地强调自己从哪里来，而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到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想成为谁的问题上来。当记忆无法支撑现实，那么承认它存在的力量、接受现实的残酷以及自身身份的不完整性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样，莱拉作为一个主流文化中的“他者”形象，没有被现实抛弃的失败感，没有被传统束缚的压抑感。她不断地从华夏文化中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又对美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是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完美结合体，在多元的美国社会中，莱拉确立了自己杂糅式的文化身份，建立起自己的和谐人格。{34}由此可见，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不仅仅需要保持自身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平和心态，积极主动融入到主流文化和社会中去。正如莱拉一样，虽然自己的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是莱拉主动从主流文化中汲取力量取得平衡。当莱拉最终毅然决然地搬出唐人街，离开让她一直苦恼压抑的现实，与丈夫梅森开始新生活时，她的内心是平静的。“就像老人们的照片一样，利昂的证件和梁爷爷的遗骨都会时刻提醒我向后看，记住这一切。我又重新有了信心，我知道藏在我心里的东西会指引我向前，所以，在汽车转弯，把旧门牌、鲑鱼巷、妈和利昂，还有一切的一切都留在那里的时候，我并没有担心。”{35}莱拉的洞见始于对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的顿悟。她最终认识到她不愿步任何一个妹妹的后尘，因为她对父母、爱人、生活都负有责任;{36}因为她清楚自己是契纸儿子的女儿，这是与生俱来的记忆。但同时她也很明晰自己的社会属性——一个留着中国血的美国人。因此，莱拉自信地融入了美国社会，在向前的同时也铭记了过去，在迎合主流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文化。这不但没有削弱她前进的力量，反而给予她更多的底气和动力。伍慧明通过对莱拉这一形象的塑造，确立了自己心中跨文化生存的理想形象，标志着新一代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独立健康地发展，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建立起自己的超越人格。
结语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身份认知的核心，而身份是在特定的集体或社会框架中形成和流变的。因此，记忆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记忆的目的也不可能始终是纯洁的。{37}《骨》这部小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学的形式串联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忆。伍慧明借助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以梁家为代表的独特个体的个人记忆和交往记忆，从微观上折射出以美国华裔移民为背景的集体记忆，且反映出美国华裔从身份丧失到探寻身份和最终超越差异建立超越人格的过程。小说突破以往美国华裔小说绝对尊崇传统文化或一味迎合主流文化的界限，塑造了莱拉这个处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华裔新形象。毋庸置疑，作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象征，她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彰显出作者对其杂糅身份的认同。小说没有一味强调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也不再试图呼吁人们固守文化传统，而是主张在“翻译式”的交往中，将文化冲突转变成对差异的理解、消化与接受，进而跨越文化界限，凸显出两种文化的交会融通，在不断沟通与妥协的此消彼长中重新建构出“立足传统，走向世界”的超越人格。
①④{29} [德]扬·阿斯曼.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第44页;第87页。
② 黄晓晨：《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
③ Halbwachs Maurice， Das kollektive Ged？覿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5， p.35.
⑤{37}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⑥{12}{19}{24}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第5页;第241页;第247页。
⑦ [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载于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
⑧ Jennifer Brostrom， Interview with Fae Myenne 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Yearbook.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94， p.88.
⑨{11}{14}{15}{16}{18}{20}{21}{23}{25}{26}{27}{28}{30}{31}{32}{35} [美]伍慧明，陆薇译：《骨》，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03页;第103页;第72页;第75页;第173页;第125页，第155页;第154页;第61页;第112页;第17页;第16页;第66页;第144页;第18页;第28页;第228页。
⑩{17} 蒋金运，张艳华：《对自我身份与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求索——伍慧明《骨》中的男性形象解析》，《文化学刊》2009年第2期。
{13}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27.
{22} Fae Myenne Ng， Angel Shaw.Profiles & Positions. BOMB， Published by： New Art Publications， No.43， Spring， 1993， p.8-9.
{32}?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288.
{33} Diane C. LeBlanc， Neologism as Oppositional Language in Fae Myenn Ngs Bone. London： Rocky Mountain Review， 2000， p.17-18.
{34} 朱锋颖，吴宪忠：《从身份的迷失到和谐人格的构建——评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的〈骨〉》，《小说评论》2014年第2期。
{36} 陆薇：《超越二元对立的话语：读美籍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小说〈骨〉》，《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責任编辑：黄洁玲）
The Path to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Americ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 Case of Bone by Fae Myenne Ng
Zeng Jingting and Gao Yawen
Abstract： Bone is a debut novel by Fae Myenne Ng，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writer， that， through Leila， the narrator， tells of the difficult survival in America of a family of Chinese migrants spanning three generations and of their history of struggle in a duo culture. Based on Jan Assmann's cultural memory，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migrants who moved to America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micro personalised memory， rendering an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 process in which the three generations in Bone move from fixated identity， lost identity and screened memory to finally transcend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angles of fixated identity， reconstructed abilities， structure and reflexivity， with the view that， in the face of conflicts between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the protagonist relies on memory as a tool to establish a transcendental personality of 'the Other' instead of resorting to passive submission or negative reconciliation， representing a new Chinese American image capable of moving towards the world while taking a strong foothold in tradition.
Keywords： Bone， cultural memory， Chinese American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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