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琼

　　摘 要：汤亭亭有关族裔、文化的言论一直引人注目。美国读者有武断的“中国性”判定，中国研究则从东方主义共谋的主观解读逐渐转为文化改写的客观分析。从历史叙事解构和符号延异的角度重新分析汤亭亭对中美文化及文学的改写可见，整个北美华裔对独立、平等的文化身份的诉求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文化观的讨论比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批评都更适合，也可以更准确地联结她所有的作品。她在明确文化主体、编撰华人移民历史、重新赋予某些语言文学以意义的努力中论证了北美大陆上华裔文化的独立性。

　　关键词：改写;独立;华裔文化;建构;美国历史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48-10

　　引言

　　重大灾难或变革总是会让人类重新审视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因此人们从战争和经济萧条开始质疑源自柏拉图时代的一切固化与中心，产生了在更多视角下对待真实的愿望。20世纪初，这一愿望导致各种拆解大话语、寻找小话语的行动，如探讨忽略、边缘、潜意识和短记忆等。在北美大陆，被贬低的乡土色彩、出版业抑制的亚裔文学和文化中的性别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黑人文学掀起三次高潮，墨西哥裔文化则以西班牙语、英语两种形式在西南部地区与主流文化并存。但文学评论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把亚裔文学从自传中解放出来，转向社会文化研究。华裔是亚裔中人口最多的族群。华工潮随着加州淘金热在19世纪50年代开启。自1968年《中美通商条约》①签订，第一批华人合法定居、入籍美国，但他们在出现之初便被挤压于普通居民权利的底线之外，也一直是官方历史擦抹的对象。华裔作家汤亭亭从1973年开始力图用家族记忆展示华人在新大陆留下的真实印记。1992年她被选为美国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士，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杰出文学贡献奖。关于汤亭亭的成功，最初的理解是：之于西方，她揭秘了东方中国，而之于中国，她改写了文学经典。关于“改写”的讨论或褒或贬长达数十年，新近解读主要已深入至两个相悖的方向：作家试图消解族裔、性别、文化三个层面的他者身份②和在西方主流允许的框架内发声的自我东方化策略③。汤亭亭曾多次公开发声称猎奇的目光和“中国性”的界定违背了她创作的初衷。她无意于在强势的美国文化氛围中凸显中国文化的影响，更不是为了证明跨文化交际中的杂糅现象或主体间性，而是要凸显北美华裔文化的独立个性与客观存在。《女勇士》与《中国佬》客观补充了华人来到北美并参与建设的历史，《孙行者》深刻描绘了华裔在中美文化并存影响下的复杂心理，而《第五和平书》甚至冲破种族的藩篱记录战争给全人类造成的创伤。汤亭亭对北美华裔文化图式的构想是一种独立的、要求历史纪实的姿态。她进行的文化移植不再强调事物本源而是追求自我指涉，要用想象带来的隐喻颠覆白人中心的判断范式，希望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凸显北美华裔文化自主存在的个性。

　　一、文化主体的明确

　　“当代亚裔美国作家，怀着越来越强烈的自觉自立精神，正在试验运用适当的体裁、形式和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所特有的种种感受。马克辛·洪·金斯顿（汤亭亭）就把历史、民间传说和虚构小说语汇三者合而为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裔作家一直关心如何填补每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形成的空缺、修复他们之间业已出现的种种裂痕，从而架设起能够沟通几代人的桥梁，形成自决自立的文化。自决自立，就在于要完全从一个亚裔美国人的自身角度来讲述亚裔美国人自己的故事，要把种族主义破坏或否定了的文化根基重新恢复起来。”④意欲由“文学孤儿”变为文化主体的华裔作家大多数从个人回忆和家族轶事取材，因此最初他们的作品常被笼统地定性为自传性作品，这也是能够让出版业放行的理由——为了满足中心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然而，华裔作家的这些文字却是在努力替换主流文化对同一事件的叙述，要在事实中强调自我的形象和意识。依据海登·怀特对“事件”与“事实”严谨的区分⑤，汤亭亭等人拥有重说“事实”的权力。华裔文化构建的第一要务是重写以补充美国官方或白人主流话语对华裔历史的省略，而不是改写。从“我可以是谁”到“我应该是谁”的身份焦虑使得作家在将官方资料问题化的过程中先得解决自我归属的判定，强调自己所在群体的历史自觉。张喜华教授关于汤亭亭文化身份建构策略“是语言层面、身体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自我东方化”及其“要解构的是中国文化身份，要建構的是美国文化身份”⑥的判定简化了汤亭亭的书写目的和华裔面对文化选择的矛盾心理。赵健秀与汤亭亭之间“关公大战花木兰”的论战主要围绕男性华裔形象塑造和中国文化改写两个问题，其实双方观点本质上都源自北美华裔作家的主体性诉求，还有对祖居国文化与自身族裔文化之间关系的考量。在对时代、社会和人性进行文化绘图的呼声中，所有的作家都有着思考、构建、传播血液中的文化的责任感和本能。在不那么“纯粹”的跨文化环境中，北美少数族裔作家面临着对多种文化的选择、认同、继承和杂糅，而华裔作家一般都是在继承中坚持自我，在误读中不断澄清。

　　在《女勇士》的“羌笛野曲”章节中，汤亭亭谈及唐人街和“家乡”的男尊女卑、挑舌筋、女孩失语等“中国情况”。“你为什么不说话？……如果你不说话，你就只能是植物。如果你不说话，就没个性。你不会有个性，不会有头脑。”⑦“我”逼迫同学说话的这一幕在多家论述中被指包含着华裔要争取话语权的意识，其实作家是在强调人的个性与主体性，无关乎性别或种族。“说”的问题在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母亲驱使孩子在药店付款后索要糖果，认为这是在教洋鬼子药剂师讲礼节，而孩子知道洋鬼子们并不理解这种礼数，只会误以为这是行乞;华裔学生跟老师抱怨为何华人不能唱“先辈捐躯的土地”，美国学校的老师认为这就是依据建国历史对居民政治权力的区分;同时，孩子们也很反感华人学校的灌输式教学——总想控制孩子按他们的意图说话……很明显，汤亭亭排斥一切驱使她舌头的行为，正如她所说的：“有时我恨鬼子们夺走了我们说话的权利，有时我又恨中国的故作神秘。”在争取文化间同等地位的时候，汤亭亭这样的华裔作家急欲断裂北美社会对华人及华人文化那种持续的歪曲与误读，从而改变被描述的客体地位实现相互言说，但并无取代任何文化的野心。《“颠覆”与“含纳”——汤亭亭〈中国佬〉和平主义的历史建构》一文可以代表本世纪初国内后殖民研究对欧美少数族裔，尤其是解读亚裔作家创作动机的主流观点。其认为《中国佬》“在颠覆霸权的同时又有共谋”，将作家的文化心理中客观存在的本能的矛盾认定为主观预谋：“在不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根本的前提下巩固其美国身份”⑧。201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杜涛的博士论文《“此”与“彼”后殖民视阈下的流散美国华人文学文化翻译研究》剖析《女勇士》的话语性质和创作动机：“这部作品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处在双重文化影响下如何去探寻与重建华裔女性传统的困惑。在强大的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华裔作家不经意间落入或难以摆脱他们的认知范式。这种矛盾使这部作品在双重的‘他者身份上对自我异质性进行充分发挥和运用，以迎合置身其中的主流社会的文化思潮和审美习俗的流变。”⑨这篇论文客观对待了中美文化对汤亭亭的双重影响，并首次深入到了汤亭亭在作品中否定中国文化的动机研究，但最终也难以跳出“自我东方化”和“共谋”的判定窠臼。其实，汤亭亭这样的华裔作家不同于早期流散于西方的华人，并没有为生存所迫的自我东方化的需要。他们坚持认为自己与白人有着一样的公民身份及权利，但也清楚自出生就拥有的族裔文化是处于边缘的弱势文化。作为北美大陆不同时期的移民，先到的、强势的白人几百年间强加给整个亚裔的刻板印象几乎全为负面，因此华裔特别抗拒西方对其文化异质性的强调。他们在力争平等权利和同等身份的同时有着强烈建构和优化“自己的文化”的愿望。

　　檀香山的垦荒者，夏威夷最早的制糖者，北美大陆铁路的修建者……汤亭亭陈述家族史的主要目的其实在于她想通过写作填补或纠正北美官方的历史，论证、还原自己的先辈与白人一样同为开拓者与建设者的合法身份，而不是要回溯与中国的渊源。“曾祖父”、“伯叔公们”，汤亭亭文本中的第一代北美华人，因为招募劳动力的代理人“说起话来没有两样”而心存信任，更为了突破生存的罅隙远赴北美：“广东人浪迹天涯，甘冒风险。然而，中国的海岸线又长又弯……因此，大海、饥饿以及其他的一些迫切要求，迫使广东人去做探险家，成了美国人。”⑩他们心甘情愿地挤在污秽、拥挤的甲板下漂流、颠簸好几个月，最终成了甘蔗园里的廉价劳动力。这种对语言认同的心理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定后自以为是的共鸣。到了北美之后，这些认同都逐渐在差异很大的环境中遭受冲击直至瓦解。美华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的区别首先来自母国文化思想在个体境遇中的变形。但当旧认知或观念的变体得到新的普遍认同，认同的群体其实就拥有了自己新的文化思想。于是差异与联系的纠缠带来了这个群体关于文化身份认定的矛盾心理，更造成了很多华裔始于孩提时代的困惑：“究竟什么是我的童年、我的想象、我的家庭、我们的村子等等，什么是电影故事，什么又是现实生活？”{11}

　　比起反感美国文学批评的“中国性”标签，汤亭亭更急于澄清的是中国的误读。书中的“中国”来自于汤亭亭父母及其他华人讲述的故事，经过她的想象与重述，加入了属于美籍華裔的文化理解。

　　汤亭亭既不可能是纯粹传统的中国女子，也不容易适应白人为主的美国生活，因此她在书中努力找到和创造她个人意义上的本来面貌。副标题上的“鬼”是她母亲试图传给她的代表中国传统的精神和人物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两类“鬼”之间，汤亭亭必须寻找她自己的路。{12}

　　这种不同并不完全是一种排斥，只是时空的差距所必然带来的代际间和民族间的鸿沟。第一代移民在适者生存的努力中一点点被迫中断或改变了传统，但他们最终也难以融入美国。第二代及之后的“土生”华裔则对中国性有着更为模糊的认知和复杂的情绪。在《孙行者》的意识流叙事中，惠特曼·阿新对“新来者”的描摹充满嘲讽：

　　迎面走过来一个华人，他来自中国，双手背在背后，弓形腿，宽松的裤子。……她用金牙把瓜子嗑开，然后放到儿子嘴里……这位母亲和她蹒跚学步的孩子似乎都穿上了十来件自编的毛衣，所以胳膊伸出来时，显得特别肥粗。……新来者的风尚——短裤腿或卷裤脚。不可救药。土里土气。土里土气。过街地道里有股卫生球的味道——新来者的香水味。{13}

　　阿新代表的新生一代既有想割裂与祖辈文化联系的愧疚，又有不想异于白人的意愿：

　　你们也会讨厌他们问你：“讲几句汉语怎么样？”你若拒绝，便显得你是笨蛋，并且还觉得羞愧，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若想说，又说出了几句汉语，可你发出的嗓音不属于这里的文明。说着，你的脸变得异样了，他们问：“什么？”还要说一遍。他们想看你变得陌生和奇怪。{14}

　　美国国籍和炎黄子孙的面孔一起标识了华裔作家的族裔身份，不同于北美白人，更不同于中华民族。中国对于华人是祖国，对于华裔是祖居国。第一代移民怀有落叶归根的夙愿最终却化作落地生根的无奈，而他们在北美出生的子孙则从聆听、继承到叛逆，最后到寻求多元文化间的平等。但异质的事物让人印象深刻，更易于保留，因此一代代的华裔身上继承着先辈初到异国时赖以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每一种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同在，当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排斥时，对中国文化的矛盾心理就伴随着审视的目光产生了。虽然都出于文化身份认同的需求，华人移民作家与华裔作家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文化碰撞与杂糅的态度不同：华人移民作家往后回望故国不得归，往前流寓他国不得入，大多怀着流散、彷徨、矛盾的心理努力迎合中心文化，而后来的华裔本土作家多信任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政治思想，认为可以积极寻求华裔文化和种族的独立、平等。在立足与建构自我的努力中，他们与中心文化碰撞，运用祖居国文化是自然本能的、亦是不得已的选择，由此才能迈出新生的第一步。汤亭亭的文化观就一直强调“自己的”、“个性的”和“民族的”，从未彷徨：“我写的就是新的美国神话。”{15}

　　二、历史编撰的修辞

　　编纂族裔历史是汤亭亭对自我验明正身和修正美国官方历史的主要途径，也是她的创作目的。新历史主义将历史向修辞策略开放的论点可以用来合理支撑汤亭亭的努力。作为埋藏在描述者内心深处的想象性的构建，历史编纂不可避免地显现作者叙写的心理，牵涉时代思潮和当时社会文化建构理想的影响。汤亭亭的作品提及一些事件、意象和人物，来自于代代口头相传的记忆和阐释，隐喻的恰是官方历史难以保存或是故意抹杀的真相。它们是琳达·哈琴论述“历史元小说”这个概念的重要例证。哈琴在界定这个著名的概念之前，首先作“历史和小说本身都是历史术语”的立论：

　　后现代理论和艺术目前所质疑的正是文学和历史的分离，而且近来对历史和小说的评判性阅读更多地集中在这两种写作方式的共同点，而非不同点。人们认为它们的力量更多地来源于其逼真性，而不是客观真实性;它们都被认定为语言构建之物，其叙事形式极为循规蹈矩;无论是其语言还是其结构都完全没有明晰性可言;它们同样具有互文性，在其自身复杂的文本性里有效地利用了过去的文本。{16}

　　这个观点呼应了怀特“历史文本化”的提法。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德·曼提出的“传记死亡”{17}，美国传记家戴维·F·奈依定义的“反传记”{18}，中国杨正润教授提出的“影子传记”{19}等，皆从传记研究角度肯定了历史编撰的文学价值。而美国华裔的半自传性作品则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证明了文学记载历史的价值。

　　“修辞性语言……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20}，汤亭亭的作品对历史存有隐喻、象征、反讽等多种修辞。许多经文化移植或杂糅创造出的意象非常吸引美国读者，也是引发“中国性”判定、赵建秀“讨伐”和汉学家诟病的缘由，如：《女勇士》“白虎山学道”中兼有西方天使和东方隐士形象的一对老者;将中国传说中常用的恶的化身“蛇精”和西方神话中典型反派形象“巨人”集于一身的敌方将领;将木兰从军与岳飞刺字杂糅在一起的情节。如果说这些意象仅是美华族裔文化传递出的显性基因，那么她笔下寻找金山的唐敖、名字来自于广东话发音“Lo Bun Sun”的鲁滨逊、华人移民的祖先关公和创建东南亚国家的水浒好汉就是华人第一次移民潮书写时采用的喻体。与之相应，广东沿海地区一带的破产农民则是这些中国传说或英文小说中人物的本体，这明显掺杂着作者要扶正华裔在美国历史中主体地位的情绪。自19世纪60年代，这些华裔的祖先被迫远渡重洋，冒险登上去美国谋生的大船，有的甚至长达数月躲藏在狭窄的板条箱内偷渡。他们拥有与白人一样漂流、寻金、拓土、筑路的历史，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建设者：

　　1848年，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地及西部金矿的发现吸引大量劳动力去开采矿山、修筑铁路;美国南部奴隶的陆续解放造成劳动力短缺。于是美国人开始到中国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华工到达美国后在西部的各行各业里从事坚苦卓绝的工作，包括采矿，垦荒，种植，手工制造以及服务业，特别是1863年开始参与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21}

　　《中国佬》是男性叙事，关注历史大事件，而《女勇士》的女性视角反映了华裔对中国文化中“低劣”之处细腻、敏感的思考，如：关于中国歧视女儿的民谚，给女孩裹小脚的陋习，男人们在“金山”和“汉山”之间的选择对留守女性的影响等等。《中国佬》每一篇必然有个由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开篇小故事，然后衔接一段长篇的、取材自家族记忆的自传性内容。每一段家族回忆都会有一个家庭男性成员成为主角，但他们个人的经历却是不同时期广州人赴美谋生的手段、境遇与憧憬的浓缩：伯公们被“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招募去垦荒开辟甘蔗园;祖父去了内华达、洛基山脉的崇山峻岭修建铁路;大伯怀揣淘金的梦想偷渡到加利福尼亚;原是秀才的父亲购买美国身份证明文件成了“证书儿子”，在旧金山湾天使岛羁留两年。汤亭亭描绘家族的照片、夫妻间的书信和“金山客”们的对话，她作品中的篇章组合模仿了这些记忆载体的存在状态。外在的碎片化拼貼并没有造成彼此之间的孤立，反而留下了更大的历史想象空间。如果说汤亭亭创造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意象，隐喻或反讽某段历史是一种狭义的、引经据典的修辞，那么她在书写华人移居北美的历史时对代表性小人物的塑造，对事件的选取和对故事间联系的构架等一切努力绝对强化了内容的真实感，体现了怀特所论证的那种广义的历史编撰修辞。怀特认为历史事件根据编纂者的理解加以选择、整理后成为具有比喻意义的文本，具有了复制历史以外的作用：

　　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集合实际上能够被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由此，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被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22}

　　汤亭亭对短篇故事勾连长篇小说各个章节的谋划旨在形成传奇人物与家族父辈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达成代表人物的个体经历对整个华裔历史的概括和映射。汤亭亭认为祖辈讲述的故事时时变化，传递着价值观念，极具新历史主义的意义：“母亲……总要讲起这类故事，而且每次都有发展。她要考验我们面对现实的能力，那些无法继续忍受生活煎熬的移民们，在异国他乡早早地就离开了人世。我们这几代较早移居美国的人不得不领悟到，移民们在我们小时候创造的这无形的世界，是如何适应了美国严酷的社会现实。”{23}《中国佬》的历史编撰使得华人在美国参与建设横贯东西大陆的铁路的历史开始受到重视和研究：

　　在美国历史课本里，这条铁路经常作为19世纪伟大的工程之一叙述的，它使沿着东海岸发展的国家成了一个真正的大陆国家。但这条铁路主要是由华工付出惨重代价而建成的这一事实历来被忽视了。汤亭亭详细描述华工筑铁路的情形之后，按时间顺序罗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府歧视和排斥华人的法律，并陈述了对华工施暴、剥夺华工权利的背景。因此，汤亭亭在这方面对修正美国历史和提高亚裔美国人的觉悟作出了贡献。{24}

　　传统史观认可文学中会有的史实性因素，但对历史中的文学虚构性成分却是坚决拒绝的。汤亭亭运用反传记的手法通过现实与想象的并置对照，让官方资料与民间记忆短兵相接，激发了人们要发掘全部真相的兴趣。《中国佬》以家族男性的故事作为每张带有不同时代背景的历史底片，同时分别配以《镜花缘》、《聊斋志异》、《鲁滨逊漂流记》等经典的改写作为别具深意的修辞。汤亭亭还专门在“其他几个美国人的故事”章节之前配以有关美国历史上各形各色排华律法、税收的介绍：1868年的《伯林盖姆条约》、1868年的宪法第14修正案、1870年的《国籍法》、1878年的加尼福尼亚立宪大会、旧金山在加州反华法律基础上炮制的更为苛刻的排队税、规定每位华裔居民只能享有多少立方空气的《立方空气条例》、禁用扁担的扁担法，还有雪茄税、鞋履税、洗衣税等。“有人说‘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发现了他的故事，而小说家则‘发明了他的故事。但这一观点掩盖了一个事实：‘发明也在历史学家的运作中起到一定的作用。”{25}汤亭亭不是历史学家，但她从历史中发现了素材，发明了自己的故事，又反过来评述历史。她将虚构人物直接嵌入真实历史，将个人记忆碎片纳入一个思考历史的框架，“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26}。和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极为相似，她将特定的事件精心挑选出来放置到看似非逻辑性的序列中，引人在民间传说、史实背景下虚构的个体命运与宏大叙事之间进行对比，最终赋予自己民族所需要的历史意义。

　　三、文学意义的延异

　　“所指与能指两者不断地分开又重组，一刻也不停歇，永远无法获取到一个本身不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不管我们是在读还是在听之时，一句话的意义往往要等到最后一个词出现之后才能‘确定，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有可能被后面的话继续修正甚至否定。没有什么可以终止语言符号的自由游戏和延异。符号的不稳定性己经决定了文本的不稳定性，进而也就决定了理解和阐释的多元性。”{27}如果将中国文化典故视作文学材料而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它们文学意义上的延异就有理由让原本被视作范本或经典等不容改变的事物有了更多新的解释。汤亭亭不否认改编中国文化、家乡传说和家族记忆成就了她。但与其说美国思维造成了她所表现的中国文化“不正宗”，不如认可她想通过筛选与变异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因为她本人的观点明显涉及到族裔历史、华裔女性权利、反战、反对种族歧视等社会、政治内容，所以这些都应该被视作是美华新文化图式构建的努力。

　　关于中国文化体现得是否正确的问题，汤亭亭认为自己不是在模仿，更不是在空洞或错误地模仿，而是在使用过程中根据作品内蕴的表达需要对其进行自由的阐释。国外汤亭亭研究的兴趣点始终在中国文化元素及“错误引用”的根源研究上，而国内目前对其作品叙事的讨论主要围绕“改写”或“互文”的意义。改写是通过重写或修改使文本适合于新的用途或是相同意思下的问题转换。互文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对经典重写以期作出新的判断，引发新的思考，如：简·里斯的《藻海茫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和《葛特露的反驳》。因为文化部分同源所带来的相似，改写与互文的解释不无道理，但不能道明汤亭亭使用祖居国文化的目的。后现代诗学中凸显差异与变动的“戏仿”更符合她借祖居国文化元素和民间文学题材的普遍性传唱美国华裔价值观的初衷。哈琴认为：“尽管戏仿常常引发笑声，但滑稽效果却并非戏仿的必要条件……在希腊文中，词缀‘para除了有‘对立、反面之意外，还有‘并列、旁出之意，而这一点却常被忽略……戏仿是一种保持批判距离的重复行为，使得作品能以反讽语气显示寓于相似性正中心的差异。”{28}正如陈后亮博士所阐释的那样：“后现代戏仿既非单纯想要玩弄和拆解原作的‘戏，也非想要靠抄袭和模仿来以假乱真的‘仿，而是在保持一种批判距离的前提下对原作的有限重复。”{29}汤亭亭对中、西文化元素的运用是在强调民族语境差异和文化动态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对经典题材或人物的差异性阐释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因为“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是无限的”{30}。

　　汤亭亭的创作中除了关注“说话”，另一个更能引发感悟的点便是“名字”。改变姓名是移民“入乡随俗”，自然而然迎合中心文化的经历，也是文化改变与建构中独具深意的符号延异。移民们为了能够去美国谋生，并在排华的大洋彼岸生存下去都曾与自己的中国名字有过纠缠直至割裂的过程。在担心假身份被移民署识破或感觉原姓名与周围语言文化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重新命名似乎成了他们祛除异质性、自我保护、适应环境的本能方式。在《中国佬》中，“中国来的父亲”章节有一句简短的关于地点变化的表述：“父亲穿过了美国大陆，来到了美国的中心城市纽约。”{31}下一幕直接出场的便是埃德。这其貌不扬的句子及其后的叙事空白却成了既作用于时间又作用于文化的分隔符。在纽约开洗衣房的埃德替代了广东秀才“汤思德”。易名这个原本是湮没自我、隐匿特性的消极行为受到了汤亭亭的重视，在她的创作中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在卫景宜教授的论文《改写中国故事：文化想象的空间——论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文本“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中被充分論证的“改写”首先表现为利用语言延异性通过对祖居国中国及英、美等国已有人、物重新命名的方式建构族裔精神文明元素的策略。其实更为细节地看，她就是在对祖居国文化中的人与事进行重新命名，而不是要重写中国文学经典或是仅处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互文。华裔青年对《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来自于长辈的故事、连环画或电影，与原著有着一定的出入。汤亭亭在《孙行者》中故意通过阿新代表华裔展现了这些错误印象，甚至创造了甲骨文中的“我”字，并混杂广东新县方言的发音特意将其与“戈”字“通假”以作重新阐释：

　　（我），现在看起来，它有点像“Ngo”，嗯？你们官话读“Wo”。这个词也可以读“ge”，也是指长武器，比如标枪、长矛、厚望的金箍棒以及长刀。这最长的一笔一定是武器。“ge”（戈）也指“战斗”的意思。说“我”就等于说“我战斗”。……我们都是战神关公的子孙。请别让他们把我的战斗从语言中夺走。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武士。赢得了西方、地球和整个宇宙。{32}

　　文化移植的说法更符合她独创新意的意志。她在用自己的作品对中美文化进行杂糅，以期完成自己描述美国华裔生活和思想变化的目标。作品内容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成了美国文坛猎奇（视其为中国小说）的原因。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是一种新文化的衍生和作者论证华裔文化独立性的努力。《女勇士》“无名女子”章节就曾提及：

　　移民们为了迷惑神灵，更换了他们咒骂的措辞，用拐七拐八的街道和假名字使神灵昏头转向。他们也要设法迷惑他们的后代，我想，他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吓唬他们的后代——总是把事情说的头头是道，总是试图给无法明说的事情取上一个名义。我认识的中国人隐匿他们的名字，旅居者在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取上新名字，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真名实姓保护了起来。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哪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么把童年、贫困、愚蠢、一个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等特殊性与中国的事物区分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是电影故事？{33}

　　同宗文化的延续性和异质文化的关联性在《第五和平书》的集体创作形式和“世界小说”{34}的主题中得以体现。有论者指出90年代以后包括汤亭亭在内的北美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淡化族裔性，“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独白式自我呈现（monologic representation）的叙事模式”{35}。当汤亭亭无法攻破北美白人文化中心时，构建华裔民族文化的夙愿自然转向了世界主义多元平等的方向。《第五和平书》的集体创作就是立足于来自不同民族的共同战争创伤，要用普世价值观瓦解民族间异质比较的实践。这种打破民族-国别界限的世界主义显然与另一些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概念的术语，诸如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等是相对的，但也并非全然对立。一个人可以同时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整个世界，同样，他也可以在热爱自己同胞的同时热爱地球上的所有人群。中肯地说，在彰显个性大于共性、强调冲突多于融合的西方文化中，这种行为很难生硬地与中国的“和”思想勾连。这些体现歌德思想的行为只能是作家在对一些重大事件深彻感悟之后的美好愿望，即她试图超越寻求文化身份目标，希望在人类共同体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面的文化建构。这一行为似乎在说民族的与世界的并不冲突，倒是体现了学界有关文学多样性和文化平等的呼声。汤亭亭的创作理念并不源于对文化碰撞的研究，但她对族裔与和平的理解却促使其作品确实存在冲击主流话语、历史编撰修辞、文化图式构建等方向的努力。后现代文学颠覆原文化中心和范式的途径之一就是重视并搜寻以前有意或无意被忽略了的短记忆和边缘叙事。关于历史，这些内容的确是对被固化的认知存有补充与修正的意义。大众敬畏传统、经典、法规等一切经过悠久岁月逐步固化的事物。但汤亭亭轻描淡写的一句足以促使偏好成规者反思：“他们（汉学家们）不明白，神话是要改变的，是要使用的，否则就会被遗忘，就像那些带着神话跨越了大洋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神话就是美国神话了。”神话、传说、作品都是创造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创造，不同语境有不同的解释。前人能创造，后人为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改变又有何不可？延异的世界如此浩瀚，经典永远不来自于对历史的遵从与抄袭，而来自于卡林内斯库所说的挑战已有权威的“现代性”。

　　汤亭亭戏仿其他民族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为她所用，除了主观上认定所有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也确实存在一种双向的误读。不仅是读者依据自己的立场和认知有可能会对她的文化杂糅产生误读，还存在她本人在文化接受过程中的误读。中华民族与所有华裔文化的断层在第一代移民中就已经出现，耳口相传下文学继承中的自然变迁，讲述者个人见解的介入，受众的具体理解等因素都会使父辈记忆中的传统文化在汤亭亭那里产生继发的误读。作者的误读必定会带来文化元素使用时与原意的差异，新意也由此而生。但这其中作家的主观演绎无疑是主要的。经典作品之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因为这种魅力就来自于符号与意义重组中永无止境的延异。

　　结语

　　中国只是汤亭亭的祖居国，她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元素，在转述、移植先辈记忆和祖居国文化及文学作品时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理解进行戏拟，并以此为特色在美国文坛立足。所有作家的写作都是主体力求被认同获得“自我”的过程。她别出心裁地借用、隐喻或是嫁接，但她并不能完全正确地理解，肯定也无法认同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和道德理念。她不可避免地具有美国的思维，在认为自己既没有屈从于美国中心文化审美的同时，也不想接受所谓“维护中国文化正统”的使命，只想一直努力保持“自己的”、“差异的”、“特色的”真实。汤亭亭的小说吸引美国读者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色彩，而在中国对华裔文学的研究中，她最大的价值应该是其作品以一种延异的姿态对待先辈的经验，巧妙地在历史实证和民族传说之间让北美华裔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漂洋过海后的新生。

　　① 19世纪50年代开始，华人移民随即大量增加。同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南方动荡不安，华人一般来自广东。基于加州淘金潮，当时美国西部急需劳动力，1868年，美国和清廷签订《中美通商条约》，其中第五条款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条约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启方便之门。1877年，美国加州经济转入低迷，美国出现第一次排华浪潮。1880年，美国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一条款规定限制华人到美的人数和年限。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

　　② Khani Begum. Confirming the Place of“The Other”： Gender and Ethnic Identit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New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comedy. Ed. Regina Barreca. Philadelphia： Gordon and Breach， 1992. p.76-139.

　　③⑥ 張喜华：《论汤亭亭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④ 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0-682页。

　　⑤ 在《元史学》中，海登·怀特借分析兰克观点中“构想历史的提喻模式”和洪堡论证的“史学家积极的、创造的自我”来阐释：史学家不仅仅是接受、复制历史，而一件事的显现是散乱的、脱节的和孤立的，因此事件的内在真实和根本一致性不能直接被观察到。他认为所谓“事实”是用一种相似而又不同于诗人的本领对事件群的“内在事实”赋予形态，以判断形式对时空中发生的“事件”进行陈述。（233-256）

　　⑦{11}{22}{33} 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第164页;第4页;第4-5页;第4-5页。

　　⑧ 张伟华：《“颠覆”与“含纳”——汤亭亭《中国佬》和平主义的历史建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⑨ 杜涛：《“此”与“彼”后殖民视阈下的流散美国华人文学文化翻译研究》，201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⑩{31} 汤亭亭：《中国佬》，肖锁章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第56页。

　　{12} 屈夫：《〈女勇士〉译序》，张子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8-9页。

　　{13}{14}{32} 汤亭亭：《孙行者》，赵文书、赵伏柱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第352-353页;第353-354页。

　　{15} Shirley Geok-lin Lim.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New York： Th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24//刘建华：《当代美国小说改写文学经典略论》，《国外文学》2006年第2期。

　　{16}{28}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第85页。

　　{17} Paul de Man.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0.

　　{18} David E. Nye. The Invented Self： An Anti-biography， from Documents of Thomas A. Edison.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8.

　　{19} 杨正润：《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20}{22}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3页;第2页。

　　{21} 本部分描述主要参考了以下几本文学史：尹晓煌的《美国华裔文学史》，王守仁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和埃默里·埃利奥特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24} 杰夫特·威切尔：《中国佬》序，张子清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24}{25}{30}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第4页;第4页。

　　{27} 德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钱捷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26页。（雅克·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导引》，钱捷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9} 陈后亮：《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2011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63页。

　　{34} 汤亭亭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世界小说”这一写作方向，冲击了约定俗成的“伟大的美国小说”概念。十多年后，这种创作方向成为许多国家与地区创作者的共识。“作为一个美国华裔，我怎么会写出人们所认可的这种‘美国小说呢？”汤亭亭说，“破除这一概念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引入其中。美国认为自己的历史是400年，怎么会？各少数族裔血脉中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都是它的一部分。”此外，在汤亭亭的理解中，写自己就是写所有的人，人自身的生活就是“世界性”的——不同民族、国家的人生活越来越融合在了一起。

　　{35} 董美含：《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2011年吉林大学博士，第91-9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Rewriting or New Birth？ An Analysis of Maxine Hong Kingston's Efforts at Expounding on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e in North America

　　Zhang Qiong

　　Abstract： Remarks made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race and culture have been catching attention all along. Despite American readers' arbitrary judgments about 'Chineseness'， Chinese research is gradually turning from a subjective reading of Orientalist conspiracy to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rewriting. A re-analysis of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from the angle of deconstructe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différance of signs， shows that appeals by Chinese-Americans across North America for cultural identity of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have been fully explicated in her work. A discussion of cultural views is more fitting than that of feminist perspectives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can also more accurately link up all her works. She expounds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e on the North-American mainland in her efforts at defin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mpil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and re-endowing certai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with meaning.

　　Keywords： Rewriting， independence， Chinese-American culture， construction， American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