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琦

　　摘 要：人类学对文学治疗的探索集中于文学发生学、文学功能以及大量治疗个案的描述和分析，而对于文学如何能够治疗人类疾病伤痛的学理研究则相对较少。论文以小说《接骨师之女》为例，探讨“可能世界”领域的文学治疗。在虚构叙述中，主体的分化引起叙述分层，文本叙述建构起符号世界，以解决现实世界中因身份虚弱、身份冲突、单一身份执着等问题引发的自我确立困难。文学治疗实际上是借助叙述还主体一个明确的自我，从而实现治疗的目的。

　　关键词：《接骨师之女》;叙述分层;自我;文学治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6-0042-06? 文学与疾病，笼罩着一大批中外知名作家和学术大师，诸如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鲁迅、郁达夫、巴金、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福柯等。文学中的疾病书写、症候隐喻和创伤治疗同时被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关注，人类学在文学治疗功能的研究方面贡献尤其突出，但人类学的研究更偏向“实在世界”，无形间剥离了文学的诗性功能。对文学治疗的讨论，首先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的典型性永远不应该与医学的现实性相混淆”①。因而，本文想重新回到文学的虚构叙述领域，以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为例，探讨“可能世界”②视域下的文学治疗，而此一研究视角终又迂回指向同样遵循逻辑的“实在世界”。

　　一、标题的症候隐喻：“接骨师之女”

　　《接骨师之女》从多个叙述方位、多种时间角度，呈现一个家族打着症候烙印的历史，其喻旨显然已挣脱文本界限的束缚，有论者指出华裔美国作家执着于“再现历史”，其意义在于，“这是华裔美国人突破‘WASP围困的最有效途径，这既是其个人、族裔身份确认的必须，更是少数族裔‘逆写帝国、反抗美国‘内部殖民的一种政治策略”。③美籍华裔作家以历史再现、隐秘书写、多元叙述等方式展示个体及家族的过去和现在，确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学界对文化冲突中身份认同焦虑问题的研究也多有涉及，而对于文本如何通过叙述缓解认同焦虑的过程却关注不够，这恰是文学治疗出发的地方。

　　周口店著名的接骨大夫，从祖传密洞里挖龙骨给人治病，“龙骨的神力，足以治疗除了心碎以外的一切病痛”。④接骨师之女及其后代却承受着由龙骨而来的神秘诅咒，三代女性经受着各自命运的苦痛，诅咒有或无已不再重要，症候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隐喻把她们紧紧包裹。显然，所谓龙骨的神力无法解救宝姨、茹灵和露丝。

　　接骨师的女儿，宝姨，宝保姆，茹灵的母亲，露丝的外婆，漂浮的能指蕴含着太多生之绝望和死之无奈。宝姨出嫁当日夫死父亡，她被毒咒淹没，后来在仇人张老板的刺激下，喝下滚烫的墨浆，从此容毁声失。失声使宝姨陷入语言交流障碍之中，手语、表情语言、笔谈成为声音的替代，但如果交谈对象不配合，甚至一个转身，宝姨的信息符号就无法顺利传递，交流完全受阻。失声终究导致宝姨的母亲身份被延宕，进而无望地死去。宝姨的死揭开了茹灵的身世之谜，留下无尽的记忆供女儿茹灵消化一生。

　　第二代茹灵用宝姨传给她的比龙骨更昂贵的甲骨换得一张去美国的船票，文本中制造隐喻的核心之物——“骨”，确乎挽救茹灵于凄惨之中，但即便逃至另一片完全陌生的国土，也依然改变不了神秘命运的纠缠。就像茹灵总是记不起母亲的姓氏一样，她永远都读不准自己女儿露丝的英文名字。如同失声的宝姨和女儿茹灵一样，茹灵和女儿露丝之间也横亘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在无比纠结的交流和成长中，甚至发生了女儿自残、母亲自杀的悲惨事件。茹灵的“英语不好”阻隔着她与别人的交流，很多时候露丝成为母亲的传声筒，就像茹灵曾是宝姨的传声筒。此外，在小说的主叙述层，茹灵的老年痴呆症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她与外界的交流让人啼笑皆非。掌握真相的人物却不具备正常叙述的能力，宝姨和茹灵这两个形象的设置，对文本的叙述构成而言意义非凡。

　　小说第一部的开头说到，露丝连续八年，在八月十二日这天开始失声。第三代露丝的工作是代人写书，被许多人称为鬼写手（ghost writer），而她的男友在第一次交谈中赋予她另一种称谓：“书本大夫”。助人解决精神问题的书本大夫固然有其价值，但露丝无法解决自己不知不觉陷身其间的问题。周期性的失声，打断露丝的常态生活，正是对无形症候的提示。小说尾声部分以“自生小说”的方式暗示我们露丝终于不再躲避，不再替人代笔，开始创作自己的故事。

　　小说标题中的“接骨师”指向疾病与治疗的主题，而文中对此主题的具体涉及非常之少，接骨师在故事的叙述流之中是个轻飘飘的起点，形象飘忽，但于叙述而言却至关重要。三代女性的失声之症乃接骨师之症候隐喻的泛化滋生。文本叙述还告诉我们所有的接骨师都姓谷，宝姨自然也姓谷，小说正文开始之前，有这么一段文字，像是题辞：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天，

　　我终于知道了她还有我外婆的真实姓名。

　　仅以此书献给她们两位。

　　李冰姿

　　谷静梅

　　由此，宝姨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她和文本叙述之外的真实作者有着某种关系吗？宝姨的“失声”之症，不仅在文本世界恣意蔓延，而且越过文本界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现实语境中流淌。

　　二、敘述分层：揭示“自我”之谜

　　上文概略解读了小说标题的症候隐喻，而文本对此巨大隐喻的设置并非平铺直叙，叙述以立体维度呈现：主叙述层讲述露丝和男友亚特结识近十年来露丝的生活状况，叙述方位由隐身叙述者和主要人物（露丝）视角构成;次叙述层其实是茹灵的文稿，讲述茹灵来美国之前的跌宕传奇人生，叙述方位由显身叙述者和主要人物（茹灵）视角构成;小说的尾声部分暗示读者，我们刚刚阅读过的小说即是露丝创作的故事，主、次叙述层均包含在内，作为小说构成部分的尾声“自生”出这部小说。

　　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均采用限制性人物视角，而且都是主要人物作为叙述的角心人物，易于发挥视角魔力，凸显人物的处境和心理流程，引发阅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理解。在主叙述层的叙述中，露丝提供叙述视角，隐身叙述者提供叙述声音，这就使得叙述一方面向露丝倾斜，另一方面又不至刻意回避露丝不愿透露的信息，确保了主叙述的全面丰富。露丝六岁摔断手臂的叙述，是主叙述层中一个隐秘而重要的内核。英语世界中，茹灵叽里咕噜的中文让露丝莫名感到羞愧尴尬，她一边向其他小朋友否认妈妈，一边从滑梯上直冲下去。出乎意料的是，露丝的莽撞举动为她换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来自母亲，来自老师，来自同学，也来自高灵姨妈一家人。露丝享受这种被围在中心的感觉，当然也担心它稍纵即逝，刻意保持着摔伤后的不声不响，似乎一旦开口说话那些闪耀在周边的光圈就会彻底消失。露丝的生命延续着摔伤以及摔伤带来的一系列感受，这构成了主叙述层的内核叙述——主体身份过于虚弱，难以支撑起自我。

　　作为女儿，露丝无法理解母亲的乖僻、神经质;作为妻子，露丝心理上不时受到丈夫亚特的前妻米莉安的威胁;作为母亲，露丝甚至无法协调亚特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与母亲茹灵的关系;作为写手，露丝所做的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作为生活在白人世界的中国人，露丝常常看到两个世界的对立却无能为力等等。以上种种身份又时有交织，露丝周旋其间的世界愈加复杂，而虚弱身份的叠加无法给她一个明晰的自我，因此她也深陷泥淖而难以自察。每年如期而至的失声一周，实乃露丝对外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逃避，兀自享受无须言语、无须平衡各种关系的时空。

　　次叙述层的叙述限制性更强，茹灵不仅提供叙述视角，也作为显身叙述者提供叙述声音，形成“自述”式的叙述方位。此种叙述方位在叙述主体的分化中，人物主体性更强而叙述者的主体性更弱，茹灵显然占据着优势话语权，叙述自己的身世时主观色彩也就更浓一些，叙述声音和视角共同锐化了人物的戏剧化经历，饱含感情地揭开蒙满灰尘的厚重记忆。另一方面，“如果自我叙述能看出过去的谎言的真相，从而起到一种治疗作用的话，那也只能以牺牲这种叙事的自我意识为代价才能做到，因为它得以以可靠叙述的面貌出现，以便与被叙述内容的不可靠性保持距离。”⑤茹灵从主叙述层中的一个人物变为次叙述层的叙述者兼主要人物，叙述分层也分化了人物，茹灵不再是露丝眼里颠三倒四、神神叨叨又略显笨拙的母亲，而成为机灵、聪明、固执、悲哀又坚韧的女儿。正如叙述所暗示的，茹灵的悲痛几乎全部来自多重身份冲突，不同身份的互相拆解导致主体难以拥有统一的自我。

　　宝姨，我们到底姓什么？我一直想找回那个姓氏。快来帮帮我吧。我已不再是个小孩，不再害怕鬼魂了。你还生我的气吗？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茹灵，你的女儿。

　　上述引文以直接自由式转述茹灵的意识流动，转述语的四大体式中直接自由式恰恰最能给予人物主体权，茹灵可以将自己浸没于情绪波动之中而无需考虑叙述是否符合逻辑，于是出现了矛盾组合：宝姨，我是你的女儿。宝姨和茹灵的关系生成了茹灵生命中最初的身份冲突，而这一原生性的冲突牵绊着茹灵的一生，并生发出更多的身份冲突。茹灵不是她称之为父亲、母亲的亲人的女儿，却是照顾她的宝保姆的女儿;茹灵不是高灵的亲姐姐，姐妹二人表面亲密，内心疏离;困居香港的茹灵等待各种赴美签证的机会，难民签证、亲人担保签证等，绝望之际竟以著名访问学者的身份得到赴美签证;在没有鬼魂没有毒咒的美国国土上，茹灵依然感觉到宿命如影随形。多重身份的冲突，致使茹灵破碎的自我难以弥合，置身于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交织的异域，又加剧了自我的碎裂感。

　　茹灵在记忆衰退之前写下的文稿，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我，使其不至于彻底崩溃，正是文稿叙述在帮助茹灵进行治疗。但由于露丝不懂中文，作为符号的接受者一方，无法解码文本，文稿成为锁在抽屉里的受阻符号。也正因此，露丝无法理解母亲，更读不出母亲痴傻话语背后的真。

　　次叙述层以茹灵为显身叙述者，叙述者自限导致茹灵无法讲述她记事乃至出生之前的事情，这一缺陷由宝姨行云流水般写下的厚厚一卷纸补足，遗憾的是宝姨借以弥补失声的文字符号被茹灵放弃，表意彻底被阻。没有被解码的符号，相当于零符号，宝姨的母亲身份没能被茹灵读解到，绝望之下唯有走上绝路。经历新婚当天的惨剧之后，女儿是宝姨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理由，自我实现只倚靠一个身份，而其母亲身份又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当宝姨以为茹灵读完了她的文字叙述，错以为得知真相的茹灵竟未表现出对亲生母亲一丝一毫的认同之时，典型的单一身份执着终于引发了最大的悲剧——自我溃灭。

　　三、对症候的治疗：三代女性的叙述

　　现代文明语境中人的主体性的确立问题吸引着几乎所有现代文学的关注，跨异质文明的海外华文文学面对主体的身份时又天然地多出一重壁垒，身份与自我的多重微妙复杂关系在《接骨师之女》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叙述，或者说讲故事，显示出三代女性在漫漫生命长河延续中的相似点，从第一代“接骨师之女”到第三代生长于美国的混血儿，都无一例外地渗透着“书写”的印迹。除了明显的“书写”表征之外，三代女性对过去的叙述也都成为小说精湛叙述艺术之不可或缺的组分;同时，她们的叙述更是对存在之悲痛和生命之无力的补充。诚如赵毅衡所述：“自我无法思考此时此刻的自我，因为此时此刻的我是思考主体……我能思考的只可能是我的思想留下的痕迹，即经验和意向，而经验存在于过去，意向尚未出现，两者都非此时此刻的我。”⑥由此，我们推论，自我在文本中只有获得叙述权力才有可能作为叙述者逆向追寻那个充满悖论的“自我”。

　　巴尔特指出“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變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的和有意义的时间。”⑦小说以一种死亡的方式构建世界，巴尔特用“死亡”指代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小说中的小说或者说虚构中的虚构亦如此，三代女性的叙述所指涉的正是塑造生命以及持续不断的重塑生命。“接骨师”的症候隐喻，最终落在自我的艰难确立之上，因此症候的治疗必然和自我的探寻相伴而生，而文本世界的叙述分层又是解开自我之谜的一把钥匙。质言之，叙述分析与自我探寻，共同为症候治疗提供了可能。

　　小说中的第一代女性，“接骨师之女”，被叙述悬搁了姓名，直到主叙述层收尾之际才流星般划过文本：谷鎏信。她确实存在过，曾经归属于一个家族，也延续了自己的后代，并以极其神秘的方式将特有的精神气质贯注于她们的生命中。符号文本表意受阻和单一身份执着联手扼杀了读者尚感陌生的谷鎏信，或者我们应该称她宝姨。接骨师家族以高超的治疗技艺传世，但整个家族都是症候的载体，此一悖论令人扼腕。第一代宝姨，因新婚变故而失声，她丧失的不仅是言说能力，更是一种作为人的存在感，也就是说“哑”，既是其自我缺失的表征，也是其悲剧命运走向中的必然结果。宝姨演绎的是被毒咒胁迫的命运悲剧，而且无可逃逸，无处治疗，因为在叙述世界里叙述主体没有分配叙述权力给她，又因为在可能世界里，单一身份执着摧毁了她的自我，而前一个原因又是后一个原因的因。

　　症候延续在第二代茹灵的血液里，以显在身份冲突呈现出来，我们在文本中读到她挣扎的一生。不同于宝姨的自我缺失，茹灵有其自我意识，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但置身于异质文化语境中，语言的隔阂导致她的内在世界和现实世界彻底无法汇通。在与现实社会的疏离中，“痴”或“呆”既是其残缺自我的现实影像，也同样是一种必然的悲剧命运。叙述如果在同一个层面展开，以露丝的视角显然无法解释附着在母亲身上的那么多的沉重惯性，那么茹灵或许就会成为第二个宝姨，但叙述主体的分化拯救了她。茹灵的自我治疗，主要通过次叙述层呈现的回忆文稿完成，而作为主叙述层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治疗又借助了另外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即转喻式沙盘叙述：露丝摔伤失声后，茹灵用茶盘装上学校操场上的湿沙子，母女二人通过沙盘对话，这部分情节中有两处细节非常重要。其一，当露丝写下“小狗”的时候，茹灵呜咽起来，因为她想起了宝姨唤她“小狗儿”;其二，当露丝画下一个方框时，茹灵读到的是“口”，联想到“周口店的猴嘴洞”。叙述者借助转喻的力量，猛然把茹灵从日常世界牵引至宝姨留给她的神秘空间，至此，主叙述部分茹灵的心魔明晰化，自我也就有了承受生命之重的心理准备。

　　第三代露丝的出生与成长不再有现实的不适应感，与现实社会水乳交融，但历史文化传统之根断了，这种断裂使得她处于无根的漂浮状态，自我的建构依然不完整。“失语”既是其自我焦虑的结果，也是对无根自我的保护。露丝被症候的阴影包裹而无力意识到这一切，呈现在可能世界之中则是各种身份的虚弱使自我岌岌可危。悄然拯救露丝的首先是母亲的叙述，通过阅读母亲的文字，断裂的历史文化之根得以续接。母亲用中文书写的文稿对露丝来说如同天书，她几乎只认识一个“我”字，这一障碍对这一对交流磕磕绊绊的母女来说只是一个提喻式的小范围困扰，但这一次她没有继续逃避，而是主动请人翻译了母亲的文稿。翻译使茹灵的文稿成为可以被解码的符号，其符号意义得以迸发出来，表面上看来意义的成功解码重新组合了茹灵的生命历程，还给她一个相对平滑完整的人生，实际上更弥补了露丝的认知裂缝。对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的清晰认识，为露丝铺开了一条宽阔踏实的认同之路，她们同属于“接骨师”家族。而露丝如何知晓和体验自己并非漂浮在水面的浮萍呢？

　　尾声部分露丝不再周期性失声，不再受毒咒、流星或疾病影响，也不再做“鬼写手”;婚姻家庭生活变得和谐有序，和母亲前嫌冰释，最重要的是，露丝开始写作，“故事写给她的外婆，她自己，还有那个将成为自己母亲的小女孩”⑧。文本叙述有足够多的暗示告诉我们露丝开始投入创作的故事，可能就是我们读到的小说《接骨师之女》，这是典型的自生小说模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决定书写自己的人生，小说结尾自生出整部小说。从虚构叙述层面上来讲，结尾的自生小说实乃整部小说的超叙述层，为主叙述层提供叙述者，以叙述主体分化的形式营造出叙述者现实化、具体化的假象，露丝成为主叙述层的叙述者兼主要人物;从可能世界的角度理解，露丝的多种实在身份都在强化，必然能支撑起统一而坚定的自我，使她从生存的泥淖中脱身而出。获得叙述权力和确立自我胶着在一起，生发出迷人的艺术诱惑力，露丝彻底摆脱了家族相似的症候隐喻而得以治愈。

　　总的来说，《接骨师之女》这部小说在“我是谁”这种蝎子式追问中，通过三代女性讲述了三种症候——“哑”、“痴”、“失语”，而这三种症候的形成又对应着三种缺失：第一代缺失自我，第二代缺失现实社会语境，第三代缺失历史文化之根。生命之“病”和生存之“疾”的治疗正是对“我是谁”的问题的叙述和回答。

　　四、文学治疗的叙述-符号学考察

　　人类学对文学治疗的探索集中于文学发生学、文学功能以及大量治疗个案的描述和分析，而对于文学如何能够治疗人类疾病伤痛的学理研究则相对较少。笔者以为，文学治疗所抵达的不是真实的疾病，而是病的符号。文学如何治疗？文学靠叙述治疗。英国著名宗教学家Karen Armstrong指出，远古时期的人类就本能地意识到，神话以及相关的仪式可以帮助自己对付人生的悲剧事件，“神话就是虚拟（make-believe），它是一种游戏，能够让我们破碎的、悲惨的世界得以改观，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性，靠的就是提出‘如果……将如何的问题”，“一个神话不能告诉猎人如何去捕杀猎物或有效地组织远征，但是它能帮助他平息有关杀戮动物的复杂的情感波涛”。⑨神话代表着初民对世界的解读，通常被理解为生产力低下的产物，从形式论角度考察，神话是一种神圣叙述，初民们通过虚构叙述建构起一个“可能世界”，用以安放他们在“实在世界”中难以立身的自我。现代人类延续了神话模式，从广义上讲，任何一种虚构叙述都是神话的现代衍义，都可以视为人类缓解现实伤痛和生存压力的良方妙药。

　　文学治疗通过文本叙述建构起符号世界，以解决现实世界中因身份虚弱、身份冲突、单一身份执着等问题引发的自我确立困难。文学治疗实际上是借助叙述还主体一个明确的自我，从而实现治疗的目的。机缘巧合，笔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读到了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惊喜地发现这部小说以虚构叙述的形式，在可能世界里实践了文学治疗，并卷入了多种治疗形态。因此试着借一部小说，谈了文学治疗的两个本质性因素：文本的叙述分层和主体的自我构建。

　　① [德]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文学与治疗》，叶舒宪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② 赵毅衡指出虚构性叙述的基础语义域必然是可能世界，一边寄生于实在世界，另一邊可以卷入不可能世界，详见《三界通达：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③ 蒲若茜：《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④⑧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334页。

　　⑤ [英]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⑥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

　　⑦ [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⑨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叙事的神圣发生：为神话正名》，叶舒宪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Narration and Self-constructio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s an Example of Literary Therapy

　　Qiao Qi

　　Abstract：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 into literary therapy has so far been focussed on the genesi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functions， and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without giv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human diseases and traumas. This paper， with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s an example， explores literature as therapy in the realm of a possible world. In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ubject leads to a layering of narration as the narration constructs a world of symbols in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y to establish self， induced by a number of issues such as weakened identity， identity conflicts and clinging to single identity. Literature as therapy， in actual fact， is meant to realise the therapeutic purpose by returning a definite self to the subject via narration.

　　Keyword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layered narration， self， literature as thera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