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言情模式是武侠创作中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从古代到“民国旧派”再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言情模式大致经历了从“以礼制情”“以情补武”直到“爱情至上”，然后逐步消解的历史过程。研究武侠小说言情模式的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武侠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作出客观评价，也为今天的大陆新武侠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武侠小说;言情模式;古代武侠;“民国旧派”;“港台新派”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123-06
在武侠小说创作中，言情作为情节要素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模式。目前对这一模式的研究尚局限于对单个作家、作品的探讨中，整体上的历史流变轨迹则始终未能得到系统的追溯和梳理。有鉴于此，本文将武侠小说分为古代、“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三个时期，从情节模式的角度，来研究武侠小说言情模式的历史变迁，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以期对今后的武侠创作提供借鉴。
一
古代侠义小说有别于西方的骑士文学，在《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言情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那些浪漫的爱情吟唱、风花雪月的故事，始终未能进入侠义小说领域。所谓“侠不近色”，在以男侠为主角的作品中，“对女人无视无思，无疑是成就英雄品格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①。这类作品可以描述男侠的忠情、孝情，独独对男女之情避而远之，不因儿女情长而泯灭英雄侠气。像唐傳奇《昆仑奴》中的主人公仗义相助、成全他人爱情，自己却始终孑然一身。《水浒传》中宋江出于侠义搭救阎婆惜，但“不以这女色为念”;燕青与李师师止于姐弟之情，方能办成大事;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杀妻”情节也正是男性中心主义英雄观的折射。
在道德教诲色彩较淡的唐传奇中，曾出现过少数突出女性自主意识，表现女侠自主择偶的动人描写。如唐传奇的《虬髯客传》《崔慎思》《贾人妻》《聂隐娘》等作品，均涉及到女侠与配偶的相识、婚嫁等情节。“最先揭开侠女求偶帷幕的，还当推唐末杜光庭《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②红拂本是杨素府中的侍婢，看中了布衣出身的李靖，于是夜奔自荐，此后又慧眼识英雄，协助李靖结识了义侠虬髯客。红拂对待爱情的主动精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红拂与李靖的相识仅仅占到了作品篇幅的十分之一，此后情节便转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从整体来看，文中的言情描写更是在借红拂女对李靖的赏识而侧面烘托李靖的英雄气概，并引出另一豪侠——虬髯客。在其他几部传奇中，作者对言情部分同样惜墨如金，如崔慎思之妾许婚，贾人妻资助王立并与他结婚生子，侠女聂隐娘自择夫婿不过“此人可与我为夫”七个字便了。言情远远比不上复仇之情来得强烈，女侠们会在复仇后杀子别夫，“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崔慎思》），试图借此将作品的审美效应推向高潮。
唐传奇中的言情描写无法获得独立的情节价值，消失在以男权为中心的故事构建或者传奇性的复仇故事中，这与当时特别强调传奇性的叙事价值观有关，“故意渲染女侠在男女关系上的‘不近人情，更容易突出其‘神秘感，与其奇异的本领和隐晦的身份相吻合。”③此外，当时广为传播的佛道思想恐怕也与唐代剑侠之“无情”颇有关系。
随着小说文类的发展，明清时期出现了长篇的言情侠义小说，《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和《儿女英雄传》是其中传播较广的两部。《好逑传》强调了“侠义”与“婚姻”二者间的冲突。男女间互相救助乃是出于侠义之心，不求回报，但“若已成义侠而再议婚姻，不几此义侠而俱失乎”，因此二人都选择“宁失闺阁之佳偶，不敢作名教之罪人”。《儿女英雄传》则以“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为主旨，写到了侠女十三妹与被救公子安骥喜结连理，并协助丈夫金榜题名的故事。
这两部小说虽然可以称为言情侠义小说，但其中的言情部分都止于明清伦理教化的范围，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好逑传》的男女主角得到“关风化的烈男侠女”的赞叹，《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与安骥的婚姻也是出于“孝”和“贞”的观念。女侠完全被理想化、伦理化，成了“慧眼+妇德+英雄”的符号，作者“希望通过侠女形象将儿女英雄与忠孝节义统一起来，呼唤着侠义双美的完美人物出现，从而建立体现封建礼教内容的伦理秩序”④。在这一秩序下，言情模式基本成为了伦理道德等儒家观念的演绎。
二
在经历过一段低潮期后，武侠小说到民国时期逐渐兴盛，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成为民国初期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前者热衷于武林中的奇闻异事和武术兴国的理想，后者以渊博的天文地理知识、超奇的想象力和儒释道思想的融汇为特点，他们创作的重心和兴趣点都不在“情”上。此后姚民哀的“会党武侠”、郑证因的“技击武侠”等也都从个人熟悉的题材出发来构建独特的武侠世界，成为民国武侠中的非言情一派。而言情派此时也正在武侠小说领域悄然盛起，并逐渐占领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市场。据北京图书馆所整理的《民国时期总书目》，题目即标注有“侠情”、“武侠奇情”等字样的武侠小说甚多，其中顾明道、宫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四人的创作影响最大，也最有特点。
从创作缘起看，顾明道和宫白羽最初的武侠小说写作多少都有点“以情补武”的创作心理在作祟，而无奈中的投机取巧却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在读者群中大受欢迎，使言情模式的运用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逐步走向自觉。
顾明道原本以哀情小说闻名，但他受时代所趋，被邀请写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第20回之前以女侠方玉琴在师兄岳剑秋帮助下行走江湖、替父报仇为主线，结构较清晰，是典型的武侠小说套路;但从第21回开始明显与前文脱节，此后重复情节很多，可见作家头脑中武侠情节积蓄得并不充分，唯有后来加入一女二男微妙的爱情关系时，小说才增强了可读性，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一面是对自己爱慕倾心的潇洒书生曾毓麟，一面是意气相投的同门师兄岳剑秋，玉琴在充满柔情的家庭与自由行侠的江湖之间，在崇拜者与同行者之间犹疑，最终理性胜过感情，她还是选择了后者。与《儿女英雄传》大有不同，顾明道重在写“情”，玉琴与剑秋的志同道合、两心相契，曾毓麟对玉琴的柔情缠绵，都是小说展开描写的重点情节，而到琴剑合璧、喜结良缘之时，小说已戛然而止，绝不走女侠成为贤妇的老路数。这一对女侠独立品格的关注是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直接关联的，妇女解放实质上就是女性角色的解放，即摆脱单一的家庭角色，追求自由的多元化角色。顾明道小说中行走江湖、自主选择婚姻、不愿被家庭与柔情束缚住的方玉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出现的女侠新形象。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顾明道首次在武侠小说中运用梦境来揭示处在爱情中的人物患得患失、男女肌肤相亲的潜意识，真正深入小说人物心理，颇有弗洛伊德之风。小说从第44回末开始写到岳剑秋因发觉玉琴和曾毓麟见面时的儿女之态，不由心中气恼，梦中玉琴和毓麟一起不辞而别，自己追去发现他们相依相偎，对自己不理不睬，于是一怒之下出手杀死了毓麟，玉琴要找自己报仇。这个梦境写得生动逼真，揭示了剑秋对毓麟虽然表面客气，可潜意识中却恼恨他对玉琴穷追不舍，影响了自己与玉琴感情的心理。另一处梦境描写是在第62回，玉琴被擒，她试图利用程远对自己的爱慕之情逃离虎穴，梦中却见程远上来搂抱亲吻自己。这段梦境写出了玉琴看似坚强果决，其实内心颇存儿女之思，突出了女侠的性别特征，现代性十分鲜明。
顾明道之后，武侠小说中的言情模式一直没有太大发展，直到10年后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再次因“杨柳情缘”的插入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宫白羽不懂武技，他曾创作过的两篇武侠小说均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特点而失败。等到准备创作《十二金钱镖》时，他便邀请熟悉武技描写的友人郑证因帮忙，希望增强武技描写来突出武侠小说的特点，但郑证因有事离去，宫白羽“自问于铺设情节上，描摹人物上还行，起打比武却怕出错;因此按下夺镖的开打，敦请柳研青姑娘先行出场。女角挑帘，自易吸住读者的眼光。”没想到“由于柳姑娘的仗剑登场，替我获得嗜痂的读者，又给我开拓了刊稿地盘。”⑤作者吃到了甜头，从此，言情模式便成了宫白羽武侠小说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杨柳情缘”中，宫白羽虽然采用了传统的一男二女的言情模式，但以写实性笔法描摹人物性格，还女侠以“人性”，写出了她们在现实爱情中遭遇的挫折和对性格的历练。女侠柳研青除了有一身武艺，爱抱打不平外，又有着“恃勇好胜，傲然自足”、得理不让人、争风吃醋的弱点，这些性格为她与恋人杨华的爱情造成了很多麻烦。杨华开始时爱慕柳研青的侠气英风，而后日子久了，却被她争强好胜之气弄得很是难堪，二人常常磕磕碰碰，产生口角纷争。由此可见，这里男女侠士之间的爱情已经不是以往武侠小说中那种合作的伴侣关系，而完全是类似于现实中普通情人之间的喜怒哀乐，没有任何高尚化、理想化的渲染。读者在这样的武侠小说中不是获得超现实的想象性的满足，而是对我们自身的认识，是生存体验的完成。
宫白羽武侠小说中的这种言情模式是与他自身遭遇和“反武侠”的创作追求相一致的。他一生经历坎坷，看透人情冷暖，又受到“五四”新文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感召和西方“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启发，要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写实性描摹，让读者看到侠士的感情世界也与普通人一样，充满了苦恼与麻烦，不再幻想完美的救世主式的女侠和浪漫、自由的侠士间的爱情，让读者返回现实，直面人生。宫白羽对武侠小说中的言情模式所做出的贡献也正在这里。
顾明道和宫白羽之后，“真正写好侠客的‘儿女情，把所谓的‘侠情小说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的”⑥是王度庐。他笔下的男女侠客形象已经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型，不再仅仅以建功立业、血亲复仇、修道或者浪迹江湖式的行侠仗义作为生存目标，而是在对人生孤独性的体验中有了对爱情的渴望，侠客的心灵需求、爱情体验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他的作品真正打动人处恰恰在于他有意识地将悲剧审美引入武侠创作中，“使‘悲剧侠情小说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类型”⑦。
他的“鹤-铁五部曲”系列写出了老、中、小三代男女侠士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鹤惊昆仑》中肩负着血亲复仇使命的江小鹤，不幸爱上了仇人的孙女阿鸾，在爱情与复仇的冲突困惑中，他最终放弃了仇杀，但阿鸾也在痛苦中死去。《宝剑金钗》和《剑气珠光》中的李慕白爱上了已有婚配的俞秀莲，二人理智地控制着感情，这是“指腹为婚”的传统婚姻关系产生的悲剧，属于外部社会关系的困扰;但后来俞秀莲的未婚夫孟思昭主动退出，并为保护李慕白而死时，外部障碍却演变成了“一重永难消除的内部障碍”，孟思昭舍己为人的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爱情的自由，而是沉重的思想压力，“朋友之妻不可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要对得起朋友的侠义精神超越了个人性的爱情，二人依旧孤独地浪迹江湖。《卧虎藏龙》中身为玉府千金的女侠玉娇龙却偏偏爱上了沙漠大盗罗小虎，“她既难忘爱人的痴情，又不能不守母亲未殁之时的遗言”，最终选择了舍身跳崖替父请命的壮举，由此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与侠士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悲剧性的美学效应。
受“五四”时代文艺运动的影响，王度庐在创作中是有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他认为：“向来‘大团圆的玩艺儿总没有，缺陷美，令人留恋”，“美与缺陷原是一个东西”⑧。只有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放置到与侠义精神、家族责任、社会习俗等各种矛盾冲突中来加以展现，并将造成悲剧的原因从对外部社会因素的探讨转向内部恋爱双方的性格、心理因素的探讨中，才能更加深入人性层面，从而取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王度庐“悲情武侠”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影响是很深的，金庸、古龙、萧逸、郎红浣、司马翎等人的评论和创作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武侠作家笔下很少再有完全拒绝爱情的修道士般的侠客，即使是少林方丈、和尚道士，年轻时也难免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情孽”，“硬汉型”侠客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也是最温柔的。正因为用情至深，所受之痛也最深，侠客表面的坚强与内心的脆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武侠小说的心理和情感容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审美力就此展开，言情成为了武侠小说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表征之一。
民国最后一位影响较大的武侠作家是朱贞木，他博采众家之长，拥有“奇幻派”“侠情派”“超技击派”“历史派”各家的特点⑨，其中尤以“一男多女”的言情模式最为擅长。他笔下的女侠集才、色、艺、情等优点于一身，使男侠们相形见绌，因此包括古龙在内的很多人并不喜欢这种模式⑩。但无论是《罗刹夫人》中罗刹女与罗刹夫人化敌为友后的共侍一夫，还是《七杀碑》中红粉女侠毛红萼对张展已有婚姻的尊重，朱贞木都传达出了侠客情感的本质——“情之正”。侠客们“只讲天理人情，不讲虚伪的礼法”，“自问是情理上应有的事，一毫都不用顾忌”，“男女吸引只要得情之正，原是天地间的正理，毫无可奇可耻之处”。因此，沐天澜奔丧途中的艳遇、他在婚姻之外的别情、罗刹女未婚先孕等被傳统道德否定的情节，在朱贞木这里都得到了正面的描写。传统道德色彩的减弱，使他表现的主题更接近爱情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朱贞木视为武侠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的作家，称他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11}，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如果说非言情派与言情派在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中还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特色的话，那么到了五六十年代港台新武侠时期，纯武打的小说越来越少，言情派明显成为了创作的主导，武侠作品几乎篇篇离不开言情，“武、侠、情”成为了“新派武侠小说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支柱”{12}。
武侠名家如香港的梁羽生、金庸，台湾的“武坛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和古龙等人无不从民国言情武侠中汲取创作经验：梁羽生最喜爱宫白羽{13};金庸最早迷上的武侠小说是“以写情见长”的顾明道的《荒江女侠》{14};卧龙生、诸葛青云仿效朱贞木的言情模式{15};古龙到了自己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才突然发现，自己最喜爱的正是悲情武侠小说家王度庐{16}。但他们早期的创作大都是“正邪之恋”“爱上仇家女”“一男多女”、“革命+恋爱”等模式的翻版，台湾武侠甚至一度陷于“阴盛阳衰”的爱情迷魂阵中。怎样超越既有模式，探索出现代观念下新的言情观，成为港台新派作家共同的追求。金庸自1957年《射雕英雄传》，古龙自1966年《武林外史》开始，逐渐在言情模式的探索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金庸在社会基本的伦理范畴内，结合人物性格特质，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爱情的广度和深度。孔庆东说：“金庸写爱情之深，之广，之奇，均可与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轩轾。”{17}无论是以行侠为目标的正派人物，还是无恶不作的邪派中人，都有把爱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经典形象。《射雕》的成功是与郭靖和黄蓉、杨康和穆念慈、陈玄风和梅超风等一系列人物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此后，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言情故事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标志性情节：《神雕侠侣》中超越师徒世俗观念的杨过与小龙女，歌唱“问世间，情为何物”而自焚于烈火中的李莫愁;《飞狐外传》中为搭救胡斐性命而用嘴吸出他所中毒液，甘愿自己中毒而死的程灵素;《天龙八部》中曾将王语嫣看成是心中的女神而爱着的段誉，宁肯把眼睛剜出送给阿紫的游坦之，陪萧峰一起去死的阿紫，即使是“四大恶人”之一的叶二娘一生也在为保护自己爱人的名誉而独自一个人担当着痛苦。爱情成为了侠客们超越正邪、超越世俗、超越年龄的一种形而上的共同的追求。
古龙作品中言情的广度虽然无法跟金庸相比，但却以鲜明的男性视角，在“爱情至上”的观念内独辟蹊径。《武林外史》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言情”典范，塑造出朱七七和白飞飞这两类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一个缠得沈浪很紧，哭哭笑笑，傻傻闹闹，却敢爱敢恨，率直善良，全是因为爱;另一个则完全是个“假人”，外表美丽柔弱，引起男性的无限爱怜，内心却充满了心计和仇恨，以欺骗男性为乐。“真”“假”两种女性在古龙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绝代双骄》中的苏樱与白夫人、《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孙小红与林仙儿、《大人物》中的田思思与《楚留香》、《陆小凤》系列中的众多女性。古龙在对女性“真”“假”感情的对比中写出了侠客们对“情”的纠结，《武林外史》中的沈浪、《绝代双骄》中的江小鱼、《萧十一郎》中的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他们固然有一部分浪子形象的特征，但是在洒脱、自由的外表下却是一颗颗为爱而痛苦着的心。尤其是1969年由剧本改编成武侠小说的《萧十一郎》更是将这种爱情观发展到极致，萧十一郎与沈璧君之间那种痛苦而又超越生死的婚外情成了古龙武侠小说的绝唱，体现了武侠小说中的言情模式在现代社会新的展现空间。
金庸和古龙成熟时期的这些作品在“爱情至上”的框架内构建言情模式，带给读者完全自由的情感想象与满足，达到了读者心目中爱情的极致境界，这对传统文学而言是一种颠覆。“爱情至上”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阶层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某些西方上层人士的艺术作品中曾有突出表现，在中国则由于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而缺少浪漫主义存活的土壤，致使这种观念从未形成过思潮。到了金庸时代，从读者接受情况来看，这种“爱情至上”的言情模式恰恰暗合了读者年轻时心目中梦想的爱情——冲破一切艰难，战胜一切世俗;超凡脱俗，天下皆知;此情不渝，终成眷属，因此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从武侠小说的文类特征而言，对爱情的忠贞与执着也自然而然成为了现代“侠义”精神的一部分。
但这些类似于青春期童话的武侠作品并不是新派作家探索的全部，忠诚于爱情的侠客固然能打动读者，但浪漫化极致的背后，谁说不隐藏着侠客为爱失去自由之身的遗憾。《笑傲江湖》最后令狐冲与盈盈喜结连理，但他一生追求逍遥自在的理想在娇妻温柔的管束下，再也做不到了。金庸和古龙中后期笔下的侠客开始逐渐从“情”的纠结中解脱出来，“爱情至上”的言情模式走向消解。
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正是对爱情关系的全面瓦解，男女关系的“现实性”被提到了首要地位。韦小宝是没有爱情的，只有出于本能的占有，他“喜欢一个女子，却一定要她做老婆”，他绝不会像段誉那样痴心守着王语嫣，在他看来那可是“赔本生意”，在他跟7个夫人的关系中，除了“大功告成，亲个嘴儿”之类一两句身体接触的描写外，“情”的描写是空白的。《鹿鼎记》的思路并不是金庸一时兴起，到了80岁高龄时，他在“新修版”中对专情的袁承志、黄药师、段誉等人的爱情都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尤其是运用了佛学的观点，以“心魔”来揭示段誉对王语嫣“痴迷”型爱情发生的心理依据，而当内外因素刺激，段誉的“心魔”既去，“眼中望出来，便是王语嫣的本来面目，耳中听进去，便是王语嫣的本来语音，不再如过去那样”，段誉终于从对王语嫣的痴情中解脱出来。
古龙的“情”似乎在《萧十一郎》及之前的作品中已经用尽，到了《楚留香》和《陆小凤》系列作品中，他塑造出了智勇双全的侦探型侠客，他们以智慧、冷静、潇洒、幽默、神秘等一系列现代男性风采出場，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他们喜欢并尊重女人，但却能做到“来者不拒，去者不戚”，既不会像古代侠士那样“不近女色”，又不会痴迷于爱情受到痛苦与伤害。他们对一切都“看得很开”，随心所欲，毫无挂碍，活得真实而自在。
金庸和古龍武侠小说中言情模式的变化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走向对“爱情至上”模式的消解。金庸曾自述他创作《鹿鼎记》的目的就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有一些自省的意义”{18}，他越到晚年越认为“专情不符合现实世界”{19}，因此他为使自己的作品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了调整。而古龙的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以男人为中心的”{20}，反映了他心目中的男权神话，体现了他个人的情感经验。熟悉古龙的朋友说：“古龙的每本书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使得既享有被女性崇拜的男性魅力而又能超脱出爱情和婚姻的痛苦，成为古龙理想的人生状态，于是楚留香和陆小凤式的现代侠客形象就出现了。这种模式体现了古龙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极大地满足了现代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幻想性的心理需求。
另外，从武侠小说的思想根源上分析，武侠中除了有执著的儒墨精神外，更有超脱自在的道家品格{21}，如果说“爱情至上”模式对应了前者，那么对专情的消解则对应着后者。这样看来，港台新武侠小说的言情模式正是武侠文类特征的集中展现。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到“民国旧派”再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言情模式大致经历了从“以礼制情”“以情补武”，直到“爱情至上”然后逐步消解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国显然是一个重要阶段，“情”与“侠”真正结合，侠客的情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价值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港台武侠发展到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鼎盛时期，言情模式也在探索中渐趋完善，从浪漫化极致的“爱情至上”到对这一理想境界的消解，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和阅读期待。这一高峰过后的武侠小说作家共同面临着网络读者越来越多，阅读口味越来越挑剔的压力。不过笔者认为，就整体而言，编故事的能力、对人性的关注、理性的反思和对人生理想化境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武侠经典产生的必要因素，这对于部分一味追求创新而缺乏历史意识的大陆新武侠小说作家来说，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① 刘祖斌：《〈水浒〉女性形象浅议》，《江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王立：《古代通俗文学中侠女盗妹择夫的性别文化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8期。
③⑥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第83页。
④ 陆学丽：《晚清文人心态与唐侠女形象的嬗变》，《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⑤ 白羽：《话柄》，正华学校1939年版。
⑦ 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⑧ 王度庐：《关于鲁海娥之死》，《京报》1942年3月24日，转引自徐斯年、顾迎新：《民国言情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年表》，《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⑨{11}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
⑩{16}{20} 古龙：《谁来跟我干杯？》，《古龙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12}{13} 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茶馆（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24页;第207页。
{14}{18} 陈志明、赵全丽编：《金庸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第257页。
{15} 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28页。
{16} 古龙：《写当年武坛风云人物于酒后》，转引自“古龙武侠网”：http：//www.gulongbbs.com/kaogu/buyi/7007.htm
{17} 孔庆东：《孔庆东品读金庸侠语》，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9} 金庸：《金庸射雕大改版，梅超风爱上黄药师》，载2003年7月18日《新明日报》，转引自“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3/07/xmrb180703c.html
{21} 梁归智：《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征》，《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ve
Mode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Song Qi
Abstract： Romance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mode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Old Schoo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further onto the New School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romance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rolling love with etiquettes， supplementing martial arts with love and for love alone， till it gradually dissolved. A stud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ve mode can help us take a firm grasp on the inner patter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mak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works historical values and provide the writing of new martial arts fiction on the mainland with useful experience.
Keywords： Martial arts fiction， love mode or romance， ancient martial arts， the Old School of the Republic， the New School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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