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温妮弗蕾德·伊顿的《紫藤之恋》作为20世纪初通俗小说，从罗曼司体裁、叙事元素到最终呈现均定位准确。作为美国华裔混血女性作品，该作品体现了作者对少数族裔女性处境和消费主义思潮的观察和体悟。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坚持文本的语境化，挖掘形式和内容运动的潜在推动力，通过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把握压抑和掩埋了的历史欲望，《紫藤之恋》因此具有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解读意义，以“异己”姿态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浪漫爱情故事的历史格局，为美国少数族裔发声提供了新形式。
关键词：温妮弗蕾德·伊顿;紫藤之恋;商业叙事;族裔;政治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117-06
《紫藤之恋》（The Wooing of Wistaria， 1902）是美国华裔混血作家温妮弗蕾德·伊顿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她以笔名“Onoto Watanna”①出版的第二部日本题材小说。豪威尔斯称赞伊顿的小说“清新、精致、真诚”，代表一股“反潮流的文学力量”②。但因其血统、出生地、主要活动地及其作品内环境的不一致，作者伊顿的身份定位一直模糊不清。若不是索尔伯格、林英敏等族裔文学研究者的重新挖掘，这位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流行小说作家及其作品也会随历史湮灭。
受《日本的梅子小姐》商业成功的鼓舞，《紫藤之恋》显示了更为自信的文本操纵手段，从叙事元素的择取和安排到最终作品的市场呈现，均体现了伊顿对20世纪初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发展的准确把握，因此这部小说的叙事策略便成为认识美国社会思潮和作者本人时代性的抓手，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也因此具有了文本之外的象征意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派坚持文本的语境化，挖掘形式和内容运动的矛盾推动力，综合考量文本、作者和语境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把握压抑和掩埋了的历史欲望。文学作为历史的“预先文本化”形式，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为社会矛盾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因此，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方法对文学作品“去蔽”（Unmasking），能够揭示文本生产和社会生产的互动关系以及潜藏于文本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
一、商业文本叙事策略
20世纪初的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消费成为表现“国民性”的一种形式，是“日常生活中民族认同的重要仪式”③。物质产品的“有用性”让位于“消费性”，美国民众在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中重新定位“物性”，消费成为商品生产的主动力。文学生产也未能摆脱商品经济的冲击，作家开始积极介入文化实在，与出版机构、剧场、电影产业共谋共生;读者群也经过精心识别，即时联系得到制度化，实质已形成以文学作品为借口的需求狂欢。
《紫藤之恋》将故事置于19世纪5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日本，描写日本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时国内阶级矛盾冲突和男女主人公的曲折爱情，重点讲述贱民出身的女主人公紫藤姑娘在身份被披露后女扮男装参与革命，彰显女性独特力量的故事。这种将人物“移置到一个遥远的地理空间、久远的历史空间或幻想的地理或历史空间，与种族异己或性别异己为伴”，通过“异己元素重新认识和定义自我”④的文学形式似乎与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主流格格不入，然而豪威尔斯评价的“反潮流”却恰是伊顿顺应时代潮流的商业策略的反映。
《紫藤之恋》的读者群体定位是中产阶级女性。自19世纪50年代起，日益成熟的畅销小说作品“非常直接地、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伴随着新中产阶级家庭行为规范的建立而出现的女性与家庭生活的新领域的需要和她们的心声”，并促进“文学交换模式的进一步形成和具体化”⑤，使这一群体成为作家们不可忽视的推销对象。作者伊顿写作时美国女性运动方兴未艾，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维多利亚性别传统受到挑战。这一时期，社会要求“女性恪守妇道操持家庭的呼声有多高，女性尤其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就有多强烈”⑥。伊顿捕捉到女性身份革命的社会能量，在《紫藤之恋》中塑造了一位智慧、叛逆且具有独立精神的女主人公紫藤姑娘。紫藤姑娘以不自知的“阶层冒充”和主动的“性别冒充”聪明且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伊顿通过紫藤姑娘的种种叛逆行为和危机关头表现出的不输男性的智慧和把控能力，表达美国女性对社会身份的渴望，迎合了女性独立思潮的主流。同时，紫藤姑娘对传统女性自我和情感特性的坚守，也使美国女性看到了不同时期女权主义者宣扬的“真女性”和“新女性”统一而在的可能，作品的读者群体得以扩大。
紫藤姑娘坚强且不失温婉的特性其实也是所有伊顿日本题材小说主人公的共性，如此性格符合美国民众对“真女性”的期待，更满足了他们对日本乌托邦式的幻想。日本因美国的强势外交而打开国门，“融入”现代文明的版图，坚信“天命论”的美国民众也以提携落后文明的功臣自居。但在1876年费城博览会之前，美国民众还只是通过旅日作家的游记或其他有限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了解日本，得到是“诚实友爱、真诚有礼、情感丰富、忠心守孝”⑦的封建小国的日本印象。费城博览会精致的日本展品令美国民众眼界大开，日本符号成为中产阶级时尚和身份的代名词，加上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态度等因素，日本逐渐摆脱美国人眼中的落后愚昧形象，成为精神品位和现代性的结合体。与日渐改善的日本形象相比，20世纪初美国民众眼中的美国形象却每况愈下。“揭露黑幕运动”曝光了垄断资本主义野蛮发展导致的政治腐败、商业欺诈和畸形民生，获知真相的美国民众对个人生存和国家命运忧心忡忡。《紫藤之恋》此时以罗曼司的形式出现，满足了他们在文学中寻找暂时精神庇护的欲望。小说刻意加重对传统日本自然和人物意象的描画，在称呼和惯用语上保留日语表达，着力传达日本人独特的忠勇脾性，最大限度呈现古朴的原初特征，以强烈的“异己”特性吸引美国民众乌托邦式的认同。
然而，《紫藤之恋》不是乌托邦文学，“乌托邦突出表现一个总体社会规划，全面描绘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对比之下，坚持局部时尚理想或从不将它们纳入理想社会的理论家决不是乌托邦的。”⑧伊顿不过是借着浪漫主义的传统将现实问题文学化，读者从中读到的不是社会问题的“总体解决”，反而是“总体包装”，读者享受打开商品包装窥视内里的愉悦感觉。《紫藤之恋》并没有倚靠纯粹的复古幻想说服坚信“命定说”的美国读者。在真实的历史中，司令官佩里率领军舰来到日本，以“高等文化的代表”的霸权姿态强迫日本开埠通商，将“山巅之城”的光芒播撒至这个落后的民族。《紫藤之恋》几近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国内各股势力在西方强权面前的反应——保皇或保将、拒夷或迎夷、分裂或团结、隐藏或公开，各种矛盾无一不镶嵌在先进文明驾临的大背景中。可以说，小说对日本矛盾刻画越深刻，越能唤起美国读者的文化优越感。伊顿充分捕捉到了这股现代工业文明造就的东方主义意识并加以利用，表面上逆流而动的《紫藤之戀》其实拥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叙事元素与社会思潮的一致是《紫藤之恋》作为流行小说的基本要义，其最终产品化的呈现则显性地表达了伊顿与其他利益方的共谋关系。小说以引导性的“副文本”将既定文学功能放大。副文本是文本与非文本（off-text）世界联系的“过渡区”，是“实用性和策略性主导的区域”，是文本向读者呈现并“施加影响”的必然步骤⑨。《紫藤之恋》最惹人注目的副文本特征是作者亲现的扉页造型图及同页右下角的日语签名“渡名おのと”，伊顿身着和服手捧书卷向右站立，视线、书籍和署名三点一线，暗示作者乃至小说主人公“知书达理”的温婉气质和“自立进取”的求索精神。汉字加假名的日语签名则强化作品的异质性，能够满足美国读者对探求东方世界神秘性的渴望，又契合日本元素在美国民众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备受欢迎的社会现实。
小说标题采用的是带有艺术特色的半手写体，与之相呼应的是颇有质感的竹质框架背景，仿佛由一位极具涵养的艺术家手握工艺笔于山间竹屋精心创作而成。正文部分也采用类似背景，文字均置于竹质框架之中。每一章的标题以紫藤花环绕，呼应小说主人公的姓名。新章节首页左下角的竹质框架内是一幅日式阁楼隐现于山林之间的日本风景图，阁楼上的和式雕花和悬挂的灯笼营造了浓浓的日本氛围，不断引导读者对作品日本性的认同。
《紫藤之恋》对读者群体的识别、定位和引导体现了作者伊顿的商业意识，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文学在消费资本主义潮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文本，尤其是流行小说文本，开始以成为流通商品为目标。作为作者和利益相关方的经营手段，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取舍无可指摘，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催生的产物，文学不仅在内容上，更在形式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伊格尔顿认为“形式通常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以及“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⑩。《紫藤之恋》采用复古腔调的罗曼司形式承载社会矛盾，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的“间离”手段发挥历史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进入该文本的历史逻辑“潜文本”才能把握伊顿的真实之言，“作品一旦与作家的历史条件分裂，必然会显得意图不明，神秘莫测”{11}。
二、多重矛盾的文本包装
夺取并维持经济力量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关系形成的条件。经济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均衡分布是阶级形成和阶级运动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是阶级认同和对话的基石。伊格尔顿认为，“要理解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分析那个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那些阶级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12}
在《紫藤之恋》开篇，幼小的紫藤姑娘被置于错综复杂的群族矛盾中，紫藤的父亲命令她瞪大眼睛记住杀母仇人毛利家族首领的样貌，继而是父亲与其分离在乡野之地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小说将显性矛盾置于未受现代资本侵袭的日本环境，以封建贵族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恩怨作为伏笔，增加后文对紫藤乃至景琦的身份揭露对读者的冲击力。《紫藤之恋》真正吸引读者的不是纯洁的封建日本环境，也不是强势的美国舰队与浪人团伙的军事冲突，而是一系列矛盾的生成和问题的解决。
小说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封建贵族与贱民阶层的隔阂，这是贯穿紫藤父亲岛津武士命运的核心要素，也是岛津以女儿为牺牲操控毛利家族乃至帝国命运的出发点。后文紫藤姑娘贱民身份和女扮男装事实的揭露迫使读者阅读产生人物系统的前后运动，在小于人物所知（相对于岛津武士）——等于人物（相对于紫藤）——大于人物所知（相对于景琦）的三种状态中持续探索。景琦以封建贵族的身份出现在叙事中，但他对紫藤成功追求及“罗密欧与朱丽叶”般的爱情悲喜剧反映的却是贵族阶层对新时代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景琦不止一次地表达“时代不同了”，只是内涵因针对封建制度或外来文明略有不同。景琦能与紫藤走到一起，关键在于他们对国内涌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统一认识，然而他也因担心外来文明的“疾病、无礼要求、心胸偏狭和吹毛求疵”而对其警惕有加。景琦的阶级局限性使他无法不考虑所在阶级的经济生存空间。
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传统的日本封建体制的矛盾却是解决前一矛盾的良方。景琦对时局的把握能力使其能够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现代力量入侵引起的社会恐慌掩盖了国内矛盾的冲突，贵族阶层找到了破解阶级对立困境的良策，即维护封建体系的最高权威，吸收外来文明以抵御外邦。
小说对多重矛盾进行包装和拆解，用男女主人公身份的隐匿和揭露推动矛盾的解决。矛盾的解决可能是临时的，如景琦对外来文明态度的变化引起的帝国命运的转变，再如紫藤的乔装行为随时可能被识破，但这些临时的解决不仅没有损害人物“表象”，即人物习性和能力，亦即人物所在阶级与新时代经济结构的联系，反而是对表象的确证。可以说，《紫藤之恋》就是通过身份的“流动”来实现叙事逻辑的。
紫藤贱民身份和男装身份的掩藏和揭露是故事的戏剧性所在，对男装身份的暗示与景琦忙于政事却偶感情愫的对比为整个叙事增添了喜剧色彩。这一喜剧色彩其实是叙事隐藏的政治历史现实所在，“原本平庸的、经验的事实被转变成了解释叙事所依赖的一些基本范畴”{13}。在传统认识中，女性能力低于男性，女性的智慧和脾性不足以参与政事。但男装紫藤多次挺身挽救危局，令包括景琦在内的男性社会汗颜。读者的历史预设成为作者的叙事框架和动力，使叙事“合理”开展。因此，在叙事中紫藤男装虽相较于政治斗争、外来入侵等矛盾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与其说读者在期待其身份揭露及与景琦相认，不如说读者更愿意看到男主人公被表象迷惑窘态倍出，男权社会的成见被挑战，社会即将转型，这才是读者的真实乐趣和期待所在。
紫藤男装身份的揭露虽是罗曼司不可避免的修辞方式，但其体现的却是传统价值观与新兴资本主义矛盾的调和。革命之后开明贵族获得合法地位，日本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和文化交流;日本国家长久认同的传统得以保留，男女爱情和家族亲情没有因时局动荡而弥散，封建皇权也在新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如叙事中不断出现的紫藤、鸢尾花和出版物装帧体现的日本审美元素一样，傳统价值通过符号彰显存在并获得永恒。
小说不是政治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小说叙事在作者的控制下以更加隐晦和精妙的方式呈现社会矛盾，以“实验性的运作”对“各社会阶级的策略进行检验”{14}。《紫藤之恋》的特殊之处是它对美国现实文化的表面疏离，使美国读者忽视其文本生产的真实语境。20世纪初美国国内因财富聚集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国民对国家道德状态乃至未来普遍怀疑。《紫藤之恋》利用“多情态”的叙事形式将现实的美国阶级矛盾转移至50年代日本社会多重矛盾的文本呈现并加以象征性解决。
三、社会矛盾的象征性解决
詹姆逊认为“象征性行为开始于生成和生产其自身的语境，在出现的同一时刻又从其退却出来，以对自身变化的眼光来审视自身。”{15}文学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象征性表征，更以现实为镜审查此表征的动态效度，文学生产体系本身便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动能。换句话说，文学生产是作品的呈现，更是文学本体前在逻辑的塑形。这一前在逻辑以历史或意识形态潜文本为载体，推动文学对自身的持续阐释。文学文本是对先验性潜文本的改写或重构。“潜文本既不在场呈现，不是常识范畴的外部事实，甚至也不是历史记载的传统叙事，而是对事实的不断构建或重构。”{16}潜文本以不在场的流动特质支配着文本生产的全过程，使原本纷杂的外部事实围绕作者产生意义，因此，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文学都是多重社会因素的载体，为“政治无意识”提供声音。“文学文本在思想观念上被赋予了某种反对甚至消解文化压抑的力量，它提供了一种交流模式，使参与和体验有意义的无意识经验成为可能。”{17}
《紫藤之恋》小说的情境塑造和人物刻画满足了美国人的遁世愿望，美好的传统得以保留，爱默生式美国性得以彰显，美国人膨胀的力比多被控制到最温和的程度，而日本传统家庭的塑造将没有令人作呕的消费表演、没有商品化的个人主体、没有尔虞我诈的利益交往的美好过往以纯净的乌托邦形式向美国读者呈现。小说中天皇的权威是各方势力斗争的焦点，这种看似封建体系内部的实力较量投射到文本之外时便是对终极信仰的渴求。《紫藤之恋》并不是简单的日本罗曼司小说，而是围绕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矛盾运转的现实主义文本。经过包装的历史以“全然不同的生活模式质疑着现实主体的生活模式，给现实主体讲述着他们‘所具有的、实质上和未实现的人的潜力，迫使现实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活世界重新思考，并激发着它对未来世界强烈的乌托邦冲动”，这股冲动“不断塑造并改变现实主体，真正发揮过去历史的现实作用。”{18}
伊顿的日本罗曼司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包含或浓或淡的历史色彩，尤其展现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明对于封建传统的压倒性力量，处于弱势的“对立文化或意识形态往往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寻求对抗或破坏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19}。《紫藤之恋》的爱情故事并不能掩饰人物的矛盾性：具有独立、坚韧、聪慧等美国精神的紫藤姑娘如何在囿于传统的日本社会立足乃至有所作为？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贵族景琦何以屡屡陷入他人的阴谋圈套（紫藤父亲的欺骗，浪人集团的失信，贵族集团的背叛等）而失去对时局乃至自己命运的把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结局是对历史的虚化和掩盖。景琦和紫藤携手挽救国家于危局，并以开明上层阶级的身份主导日本开埠通商。然而真实历史是经历长期锁国的日本贵族集团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极其强烈的排斥心理，统治阶层担心通商引起社会变革和利益流出，“融入现代文明”不过是维护日本性的手段，景琦呼吁的“平等权力”也只是封建体制岌岌可危之际对生产关系变革的被迫适应，同样是乱世中确保经济利益的努力之举。
“詹姆逊把文学中的性压抑表现看作一种受压抑的经济利益的掩盖物”{20}，《紫藤之恋》中两处明显的欲望压制同样体现了经济利益的冲突，一是开篇贵族公子们（包括景琦）对紫藤姑娘的群体追求，二是景琦对男装紫藤“次郎”的同性爱恋。
紫藤姑娘拥有清新、年轻的容貌，举止优雅，散发着令人着魔的魅力，贵族公子们趋之若鹜，历经辛苦的景琦成功追求紫藤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般交往，但景琦敌对家族身份的曝光、紫藤贱民身份被利用并被父亲勒令出家，令这段感情戛然而止。被设计陷害而满心悲愤的景琦用嘶哑、可怖的声音向紫藤大喊“神会原谅你。我，绝不会。”{21}而紫藤“在寺院门槛处犹豫”后，“静静地走进这隐没于群山中的寂静之所”{22}。小说在现实逻辑上将这对恋人充分隔离。表面上，这是因紫藤母亲死亡导致的两大家族矛盾的结果，实则是封建经济模式愈加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贵族势力在动荡的社会中谋取经济利益和巩固地位争斗的结果。岛津武士不惜牺牲女儿令毛利家族丧失贵族地位，经济矛盾落实在景琦个人命运上即是对其性欲望的暴力压制。
在与男装紫藤“次郎”长期相处且多次一同出生入死后，景琦感到没有次郎相伴便有“孤独”之感，他对次郎的感情“有如伟大的灵魂需求呼应”，心中充满渴望。虽然这份感情可能只是“同性的社会认同”（homosocial），而非“同性的身体欲望”（homoerotic）{15}，但无法排除景琦同性心理认同向爱恋转化的可能，毕竟次郎身上体现的是爱人紫藤的全部气质。紫藤适时的身份揭露使景琦回归现实，终止了景琦的同性幻想，并将其转化为传统的异性爱恋。如此安排考虑了日本和美国的传统性别观念，流行小说作家伊顿绝无意在政治取向上冒险，因为小说的经济利益链上不只是伊顿一人。考虑到作者特殊的种族身份和社会语境，紫藤“自揭身份”而不是“被人揭穿”又有另一层涵义。伊顿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而美国对少数族裔尤其华裔拒斥、排挤，但日本族裔因在美人数较少尚能得到白人群体的接受。伊顿选择“冒充”，通过综合商业手段在文本内外建立了日本族裔形象。这样的冒充随着伊顿名声提高而难以为继，因此伊顿在她日本罗曼司作品中对冒充的坚持其实是对美国种族主义偏见的挑战，寻求主流社会对混血族乃至华裔群体特殊的身份认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努力自然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且注定失败，但是作为提倡族裔“平等”权利的先驱，尽管形式隐蔽，伊顿这一既失败又成功的努力却是包括《紫藤之恋》在内伊顿小说的重要潜文本，体现作者“客观的党性”{24}。
因此，《紫藤之恋》等日本罗曼司小说渗透着作者作为社会个体遵行的意识形态力量，文本的政治无意识“在以象征的形式提出社会变化……的问题，并反问自己如何能想象回归旧秩序必需的那种力量在这样做的同时不那么强大和具有破坏性，不致在这个过程中毁了那种秩序本身。”{25}罗曼司小说的形式是伊顿权衡利弊后的谨慎选择，在谋求商业利益和表达政治诉求之间找到了平衡。
四、结语
《紫藤之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浪漫主义复归，而是20世纪初美国华裔混血女性在消费现实主义语境中的一次特别发声。作者伊顿以符合消费社会逻辑的形式，将其对美国女性主义、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等思想的观察和体悟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小说从叙事元素、叙事方法到最终呈现无不体现对消费群体的精准定位。商业特征掩盖下的历史矛盾较之爱恨情仇更具意义。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坚持历史和意识形态之于文学的前在逻辑，强调政治无意识对文学叙事和阐释的构建作用，在考察形式和内容矛盾成因的基础上，把握文本的历史语境，文学成为社会群体命运的象征性表达。在此理论观照下，《紫藤之恋》呈现了不同于一般浪漫爱情故事的历史格局，将美国欲望的“符号化”通过“异己”地理和文化空间的人物典型展现出来，应和并邀请读者解读，因此也为美国华裔和混血族裔文学的历史特征和地位赋予了新的论证逻辑。
① 温妮弗蕾德·伊顿的写作生涯各阶段署名各有不同，从前期杂志刊文署名“Winnie Eaton”，到日本题材小说署名“Onoto Watanna”，再到后期自传体小说的匿名和混血族叙事小说“Winifred（Eaton）（Reeve）”，反映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Onoto Watanna”也不是符合日语的组合规则，中文翻译尚不统一，目前有“夫野渡名”、“小野登”、“小野の小町”等。
② Howells， W. D： “A Psychological Counter-Current in Recent Ficti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1，（173）， p.881.
③ Mcgovern， Charles F： Sold American： Consumption and Citizenship， 1890-194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p.3.
④⑥ 潘志明：《作為策略的罗曼司——温妮弗蕾德.伊顿小说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x页;第290页。
⑤ 埃利奥特·埃默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⑦ Duus， P：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Boston， New York： Bedford Books， 1997， p.12.
⑧ Goodwin， B： Social Science and Utopia： Nineteenth-Century Models of Social Harmony.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 p.7.
⑨ Genette， G. & Lewin J. 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⑩{11}{12}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第74页;第10页。
{13}{14}{15}{25}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第150页;第70页;第158页。
{16}{19} Jameson， 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1， p.84.
{17}{20} 施瓦布：《政治无意识的主体：对詹姆逊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1年第00期，第36页;第40页。
{18} 杨生平：《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阐释学”——评詹明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第89页。
{21}{22} Watanna， O： The Wooing of Wistaria.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2， p.185， p.19.
{23} Huh， J： “Detecting Winnifred Eaton”， MELUS， 2014，（39）， p.90.
{24} 根据伊格尔顿的解释，作家不必把自己的政治观点硬塞到作品中，因为只要他揭示出在某个环境中现实的和发展的力量客观地在起作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具备了党性。
（责任编辑：黄洁玲）
From Commercial Narrative to Ethnic Voices： 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of The Wooing of Wistaria by Winnifred Eaton
Chen Liangui
Abstract： The Wooing of Wistaria by Winnifred Eaton， a popular novel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s an accurate positioning as written in the genre of romance， with its narrative elements and final presentation. As the work of a Chinese American of mixed blood， it reflects the authors observation 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ethnic minority women find themselves and the trends of consumerism. Marxist hermeneutics insist on the contexualisation of texts， excavating the potential driving force of the movement for form and contents and trying to get a hold on the suppressed and buried historical desire through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of the text. For this reason， The Wooing of Wistaria has acquired a combined 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reading significance， presenting a historical pattern as an ‘Other that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romantic love stories and providing the ethnic minority voices in America with new forms.
Keywords： Winnifred Eaton， The Wooing of Wistaria， commercial narrative， ethnic，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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