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文人创作的“教育小说”，是在晚清科举废止、传统知识阶层变动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复杂背景中诞生的，这批小说既继承了“谴责小说”的特征，又开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先河，更将叙事触角伸向了陌生的海外/异域空间。刊行于1905年的《苦学生》，无论是文本的叙事形式还是故事的乌托邦/异托邦精神，都折射出个体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深刻关联。重新审视这部小说，既可以揭示其中海外/异域空间叙事的精神意涵，也可以彰显其作为一则“民族寓言”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小说;叙事;异托邦;海外华文文学;民族寓言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109-07
引言：作为“教育小说”的《苦学生》
晚清时局危重，清廷经历由“家国天下连续体”向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艰难转型①。甲午战败（1895）以来，西学日盛，从戊戌维新到新政颁布，一系列改革对清末的知识界造成剧烈冲击——科举废止（1905年）尤其成为这一变革序列中的里程碑式事件。作为维系士大夫阶层与皇权关系的制度性工具，科举的废止促使儒家思想、皇权制度和士绅阶层这“三元组件”构成的传统政治秩序发生断裂②，置身新旧/中西矛盾中的知识阶层也因此陷入权力和知识真空（knowledge vacuum）中。为弥补这一真空，有志之士转而投身报业并介入“文界革命”。在梁启超“新小说”影响下，一批以批判旧教育、谴责学界乱象为宗旨的小说也应运而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佚名《苦学生》（1905）、吴蒙《学究新谈》（1905）、悔学子（吕思勉）《未来教育史》（1905）、天僇生（王钟麒）《学究教育谈》（1907）、?叟（吴趼人）《学界镜》（1908）等③。对此，阿英评价道：“比较可读的，只有一部《苦学生》和一部谴责的《学究新谈》”，其余三部“也是谴责之作，无特殊优点”④。阿英将它们同“拟旧小说”、“写情小说”、“鸳鸯蝴蝶派”等一并归入“晚清小说之末流”。这几部叙写教育和学生的作品虽是谴责之作，但已接近于现代的“教育小说”。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也译为“成长小说”、“修养小说”等）源自德语文学传统，指代那些描写“个人成长岁月和精神教育”的特定主题的小说⑤，自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1795-96）以降，教育小说成为现代欧洲文学中的一大文类（genre）。20世纪初，教育小说经日本传至中国，在晚清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其内涵又发生了转变。据陈大康《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及《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等所示，晚清最早标示为“教育小说”的，是1903年刊于《教育世界》⑥的署“（法）约翰若克卢骚著，（日）山口小太郎、岛崎恒五郎译，（日）岛中端重译”的《爱美耳钞》，也即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Mile：ou De Education）⑦。1905年起，包天笑陆续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世界》《教育研究》等报刊上译述和创作了约16篇“教育小說”，成为教育小说创作的佼佼者。从1903年到1911年，清末报刊标示为“教育小说”者共17篇⑧，其中大部分为汉译西方小说，加上其他中国文人创作、但未标示为“教育小说”的作品，清末（1903-1911）的教育小说远超出陈大康的统计，是晚清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类之一。
被归入“晚清小说之末流”的教育小说中，《学究教育谈》系文言短篇，余下4部均为白话章回体小说。就“完成度”而言，《学究新谈》（二十五回）、《未来教育史》（四回）和《学界镜》（四回）均未完，只有《苦学生》（十回）的篇章结构最为完整，或可视作晚清“教育小说”的叙事典范，加之小说主体的叙事空间发生在海外，又使其汇入20世纪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源流。可以说，《苦学生》是晚清海外教育双重知识体系下的产物。《苦学生》讲述名为“黄孙”的“中国少年”变卖田产，作为私费生赴美留学的经历。黄孙在美国5年间半工半读，由于贫穷和华人身份，他频遭大使馆官僚和外国学生的侮辱、损害，时值“华工禁约”（1902）以后，黄孙在工厂打工一事泄露，校方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其驱逐出校。去留不得间，黄孙误闯入一桃花源式的“华盛村”，幸得久居美国的中国人华盛老人扶助，最后学成归国，返乡兴学，故事在大完满中结束。阿英《晚清小说史》评价道“这部小说写得不差，最大的缺点，是在许多地方，情节布置得非常奇巧”⑨。这句评语颇多龃龉之处，“不差”是指哪些层面？最大的缺点是情节“奇巧”，又是针对什么而言？或许由于阿英将之归入“晚清小说之末流”，历年来有关《苦学生》的论述并不多，但通过文本细读，却不难发现《苦学生》的文本所蕴含的“框式结构”（narrative frame）⑩。黄孙远赴美国求学的经历极具异域色彩，小说开篇悔学子所见的“黄白蚁”之争，又是极富象征和隐喻性的寓言，《苦学生》诞生于科举废止的1905年，其文本内外交织着的民族国家意识则更具意味了。
一、“苦恼的叙述者”：《苦学生》的
叙述者与“框式结构”
“叙述者”（narrator，也译叙事者、叙述人）是“任何小说、任何叙述作品必不可少的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11}。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作者既区别开来又时有重叠。一般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可分为通俗（白话）小说与文言（笔记）小说两个系统。文言小说以志怪小说、唐传奇、《聊斋志异》等为代表，受史传影响，常采用第三人称以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叙述人甚少介入故事;而通俗（白话）小说来源于唐宋说话文学，最明显便是叙述者的“说话人”形象。“说话人”是中国古典小说惯常使用的一套“叙事成规”{12}，它既统摄叙事的连贯、建立起叙述权威，又可凌驾故事之上，对小说结构、故事世界与读者（听众）的关系具有高度操纵性。晚清小说受到中国古典小说和域外小说的双重影响，处在叙事规范（paradigm）的形成期，旧有的叙事秩序尚未完全解体，只能勉强维系新的叙事世界的稳定，因此成了赵毅衡所谓的“苦恼的叙述者”。在此意义上，《苦学生》的叙述者虽留有传统“说话人”痕迹，但更多采用了现代的限制性叙事。全文除第一回末尾有“下回再述”的说话人套话外，其余9回均不见此类说书腔调，这些预示着《苦学生》处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叙事的转变中。1905年，《苦学生》在《绣像小说》第63期上开始连载并未署名，作者生平不可考，因此收录此作的文集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2012）、《晚清小说大系》（1984）等都将作者标为“佚名”。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同，《苦学生》并无明显的“楔子”，也无类似宋元话本的“入话”和“正话”。第一回“观蚁阵感生黄种，泛鳀瀛心羡青年”中那位“苦恼的叙述者”杞忧子集结了多重叙事功能：他既是作者的叙述代言人，又衔接起“苦学生”黄孙的故事。杞忧子之名，透露出作者处于内忧外患的晚清时局中挥之不去的现代性焦虑，由于叙述者、作者和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分享了同一文化身份，以至于有研究者将杞忧子误认为作者{13}。杞忧子是深受八股毒害的旧式文人，第一回中他的内心独白显得尤为重要：
我自受生到今日，少困呫哔，长困皋比，只知做几句八股，对几条空策……悠悠忽忽了五十年，壮不如人，老之将至，热诚空抱，人寿几何，眼见得没有什么长进，好在社会上贡献了。诸君啊！青年的诸君啊！趁这个时候，努力猛进。看着我老朽现在的后悔，万勿入老朽已往的蹉跎。诸君将来的幸福，就是中国全体同胞得享的幸福了。（第一回）
作为旧式知识分子的缩影，杞忧子的“忧”来自晚清危难重重的现实世界，此时的清廷无论社会秩序还是政治实体，都被拖入达尔文进化论式的世界体系中，杞忧子因此才会“想到此处，胸头一根根血管，如沸如裂。”（第一回）杞忧子继承了明清儒家的经世思想，但这套由“八股”和“策问”构成的知识体系由于废科举已失去合法性和有效性。“老朽”与“青年”的对比，引出后面黄孙的教育故事。杞忧子在感叹“老之将至”时，通过阅读《留学界纪事》得知了黄孙赴美留学一事：
宏文学校，支那毕业生黄孙君，为欲受完全教育，于阳历七月四号，附美国太平洋邮轮前往。君抗志广识，娴习英语，殆必受美国学界之欢迎矣。（第一回）
这是叙述人杞忧子和主人公黄孙的第一次“相遇”。因为一张报纸，两个陌生人置身于同一时空。用更加准确的方式说，连接“在地”的本土经验和域外世界的，是《留学界纪事》这一媒介。应该说，晚清报业之发达塑造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认为，在现代的“同时性”时间观念中，“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不是预兆与成就，而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14}黄孙赴美留学的经历借由《留学界》这一中介，与叙述者杞忧子身处的晚清现实获得了“时间上的一致”。进一步说，正因置身于现代性的“同时性”中，黄孙才能成为杞忧子寄托强国保种梦的理想人选：“看起这黄君来，算得个志士，此番去往美国，必能于社会中有些影响！”（第一回）印刷资本主义（《留学界纪事》）、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太平洋邮轮）及现代计时工具（即上述引文中的阳历纪年）等，无不增强了处在不同地域的“华人”的民族认同，黄孙的命运借此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杞忧子关联起来。
从线性时间看，杞忧子的叙述者身份在第一回结束时藏匿了，叙事声音也暂时消失，直到第十回才重现——小说中缺失的部分故事也在此补缀起来，形成一个叙述圆环。黄孙的留学经历恰好嵌在这一叙述圆环和“框式结构”（narrative frame）中。用来承载教育故事的这个框式结构并不复杂，但值得探讨的是形式所造成的叙事效果。小说第十回，黄孙学成归国，偶遇先前在美的友人文琳，文琳告知他有关杞忧子的“奇事”，说杞憂子“睡了多日，醒了过来，模模糊糊，支支离离，只说些海外风景。家人追问缘由，他又沉沉睡去了。因此一村都说是失心疯。”（第十回）黄孙心生好奇，于是“往返五百里，捱迟六日”寻到杞忧子宅所，此时的杞忧子患上了严重的嗜睡症，任凭谁也叫不醒。“奇巧”（阿英语）之处就在于，黄孙在杞忧子书桌上发现了一本日记：“何日入梦，何日才醒，是杞忧子亲笔，都记得明明白白。并且又用大字，注了‘黄孙两个字，小字注了‘文琳两个字。虽无事实，但美洲所见诸人，却都有姓名在上。”（第十回）。这一情节容易让人误认杞忧子即《苦学生》的作者，也无怪乎有研究者将叙述人和作者等同起来，其实，出现这样“奇巧”的误会，也是因研究者被作者的叙事策略所“迷惑”。从唐传奇到董说的《西游补》，以梦入小说是古典叙事作品中较为常见的技巧，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苦学生》的作者故意让虚（梦）实（事）互证，在增加传奇性和说服力的同时，又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黄孙的故事对叙述者杞忧子来说本不可见，但凭借梦这一想象性的载体，它得以进入杞忧子的“视域”，使得二者的命运发生关联;结尾处黄孙寻找杞忧子，又颇有“剧中人”跳出虚构舞台、入侵作者/叙述者世界的“元小说”（meta-fiction）色彩。这种种迹象，无不显示出一种“奇巧”的现代性叙事。
二、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合流：
《苦学生》中的海外空间
除了上述说的叙述人和框式结构外，《苦学生》中涉及的海外空间也值得探讨。自梁启超1902年发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5}以来，源自西方文学的乌托邦叙事便改头换面嫁接到晚清“新小说”中。梁启超借《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区区政见，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16}，加上乌托邦在修辞和叙事话语上的优势，小说一度成为改良群治的理想工具，“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17}。处于这股热潮中的《苦学生》也不例外。不过细究起来，其海外空间的乌托邦却是以“异托邦”的形式呈现的，是一个混合了启蒙教育和民族主义话语的书写空间。
乌托邦（Utopia）指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将其界定为对现实的超越并与现实秩序变革力量相结合的实践意向{18}。一般来说，传统的乌托邦理论以未来取向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它拒绝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实现未来人类解放的理想政治想象形式。而异托邦（heterotopia）却是乌托邦的对立面，它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有别于既定社会秩序的异质空间，按福柯的说法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19}与吴趼人《新石头记》{20}（1905）中充满科幻色彩的“文明境界”不同，《苦学生》的海外空间所呈现出的异托邦是作为乌托邦幻想的补偿机制，是一个混合的书写空间。
那么首先要问的是：《苦学生》中的海外空间究竟包含什么样的异托邦？从叙事层面看，小说中杞忧子的嗜睡症和梦是第一层异托邦空间。在小说中，是由圆形叙述和框式结构等叙事结构来实现的。杞忧子患了嗜睡症，这个嗜睡症令其半梦半醒，并在梦中“目睹”了黄孙的教育故事。嗜睡症和梦偏离了日常生活规范，而黄孙在美求学则成了杞忧子“制造我中国伟大的国民”（第一回）这个梦的寄托，是一个充满“教育救国”思想的象征体系。科举的废止使得老之将至的杞忧子无法参与到构建富强中国、制造伟大国民的历史进程中，因此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到黄孙身上。借助黄孙的域外经验（异托邦），小说又得以展开一套自成体系的叙事话语。
海外空间的第二层异托邦，则是小说中的“华盛”村——它是黄孙的海外经历中最富传奇性的部分。如果说黄孙是杞忧子梦的承载者，那么“华盛村”则是一处“实现了的乌托邦”，它反过来又成了黄孙得以实现其教育理想的空间。从叙事链条来看，它们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黄孙因到工厂赚取学费，违反了“华工禁约”{21}，工信部得知后将他逐出厂。此后他受外国学生排挤，被“污名化”为“支那的乞丐”（第六回），走投无路时误打误撞进入华盛村。此时，黄孙看到的是座充满中国风情的村落：
黄孙左旋右转，又走下一二里地，几百枝苍松翠柏，中隐人家，破叶穿林，微开径路，却才见高阁三层，飞甍百道，前面一带三尺的短墙，墙缺处双扉洞启，里面十几亩地面，平铺浅草，如席如茵。廊下听了七八辆车子，廊上周围，万户千门，不知有多少屋宇，却又静悄悄，四无人声，淡悠悠，微闻琴韵。（第八回）
黄孙因此遇到了华盛老人，老人自称：“老夫华姓，单名盛字，三十年前，美洲金脉发现之时，携家费府，执事矿山，后又兼营商业，遭时正盛，渐可小康。”（第八回）而华盛老人之所以在这里建村（一个小型的华人社会），是因为自最早一批淘金客进入北美后，公开和私下的排华运动就没有停歇过，针对华人的暴行如人身攻击、纵火乃至谋杀时有发生。华盛村便是在美国排华的社会秩序下产生的。华盛老人说：“不料自由独立之祖国，凡百黜陟，骤然变为工党的特权。老夫逆探彼辈，素抱排斥黄色人种的心肠。”（第八回）华盛老人想回国，但“故乡风俗，视我辈为鱼肉，安排砧案，磨刀以须”，所以他出资买了十数里地，建屋宇，开大牧场，“当时工事诸人，尽数迁来，各执一业，居然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成个世外桃源”。华盛村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陶渊明式的“桃花源”的一次重构，但与“不知魏晋”的桃花源人不同，依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执事矿山，兼营商业”）发家致富的华盛老人与时代深深嵌在一起。美国的排华运动自1840年代的淘金热肇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在排华运动高涨的时代，华盛老人和黄孙的经历具有同构性，他们代表了被种族歧视所边缘化的群体。当现存的社会秩序无法容纳这些边缘群体时，华盛村就成了一处理想的“避难所”。因此这里的华盛村既内在又外在于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秩序。华盛老人和黄孙都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华盛老人才兴办学堂，雇黄孙授课。黄孙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认为“有了智识学问，才能建造工业，开辟世界。智识学问，不是从娘胎带来的，所以要有学堂。”（第九回）华盛村的小学堂采用西式教育，尤以博物、生理、理化、游戏体操等“分科教学”为主，这一切都有别于传统教授儒家典籍的私塾教育，也就是说，从叙事的空间来看，华盛村小学堂是一个被移置到海外语境中的教育场所，它和中国本土发生的教育改制遥相呼应。不过和《新石头记》《新中国未来记》等将遥远的乌托邦想象擢升到文本的主体位置不同，对20世纪初深陷现代性焦虑和认同危机的华盛老人和黄孙来说，华盛村/小学堂寄托了启蒙和改造国民的理想，也透露出作者对晚清落后教育制度的批判，这是一个高度历史化的海外空间。黄孙虽被排华运动和种族歧视的社会秩序所排斥，但在华盛村中他不仅“日当学生，夜充教习”，还在菲列滨（菲律宾）人哲孟雄的报纸上写文章，“专替黄种设想”、“开发志气，鼓舞精神”（第九回）。正是在教学、从事报刊撰文等启蒙事业中，黄孙完成了身份的彻底改造，如小说中黄孙寄宿的客栈老板亨美利所言，“支那的苦学生，渐渐否去泰来。”（第九回）这种“否去泰来”也预示了处在弱势的黄种人即将自强起来，以与列强抗争。小说末回，黄孙完成学业，归国兴学，将自由和启蒙的种子撒播开来，也由此和杞忧子的理想合二为一。可以说，《苦学生》是在晚清帝制衰落、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断裂处诞生的，这是它异于传统小说之处。
三、民族寓言与少年中国：
《苦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
《苦学生》的乌托邦、异托邦在晚清“新小说”中并非孤立现象，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吴趼人《新石头记》（1905）和陆士谔《新中国》{22}（1910）相似，这些小说都倾向于在未来的向度进行叙事，以高度的概括性突出“中国”这一“现代时空体”{23}，背后共同的价值预设和认识论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自严复1898年译《天演论》{24}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便进入到中国，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渊薮{25}。身为叙述代言人的杞忧子观察黄、白蚁“争存竞胜”的情节，便可放在这一背景下作考察：
杞忧子仔细看时，原来是群黄蚁。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西面墙角，出现一条白线，却不知蚂蚁微物，居然也有优劣，只见他是个蚂蚁一排，有个大白蚁，在前领路，行到分际，结成方阵，居中一蚁，体质尤巨，像个大统领……是蚁一排，百蚁一队，分趋四隅，顷刻间把满地瓜渣，分食殆尽，便想来吃黄蚁那块瓜了。那群黄蚁，乱哄哄尚在争食，不想白蚁四面围来，万喙齐上，把黄蚁都咬的或死或伤，大半送了性命。（第一回）
毋庸置疑，黄蚁代表黄种人，而白蚁则象征白种人。所有戏剧化的描写都表明这是一则“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26}。恰如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也译“詹明信”）指出：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都可以当做映射政治的民族寓言来理解。在见证黄蚁被白蚁击败的残酷景象后，杞忧子恍然大悟：“无秩序，无团体，黄蚁之所以负;有秩序，有团体，白蚁之所以胜。秩序与团体，何自而生？生于智识。智识何自而生？生于学问。劣者必亡，优者生存，是万万无可解免，万万无可希冀的。”（第一回）“优劣”、秩序、团体，“劣者必亡，优者生存”等，是对“天演论”修辞的迁移。身处晚清面临帝国列强瓜分的危局中，杞忧子的逻辑是：有智识和学问才有团体和秩序，进而才能抵抗帝国列强威胁以求自立。这种认识逻辑代表了当时知识阶层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谈到“西胜中劣”的原因，杞忧子认为：“中国向来以考据为学问，各分门户，出奴入主，争竞了二千年，究竟讲的是空理……骤然同那些智识高似我的、学问强似我的，争存竞胜，这失败自然是意中事了。”（第一回）从洋务运动对西方器物、科学技术的迷恋，到戊戌维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借镜，再到清廷新政对文化、教育改革的关切，杞忧子将智识和学问提高到关乎种族存亡的体认，也应放在这一认识论的延长线上来看。在晚清的语境中，智识优劣、种族存亡和帝国主义体系紧密关联在一起，晚清有志之士寄身的历史，是一个有目的的道德实体。
回顾前文对叙述者的分析，杞忧子就像韦恩·布斯说的“乔装打扮的叙述者”{27}，是一个戏剧化的叙述者。通过这一叙述人，作者将启蒙意识以更形象化的“民族寓言”呈现出来。进入第二回后，杞忧子暂时隐身了，赴美留学的黄孙接过了叙事的接力棒，化身为启蒙意识的执行者和践行者。黄孙（顾名思义，即“炎黄子孙”的代表）的个人经验，裹在宏大的启蒙和民族国家历史目的论之下，并由此获得身份的正当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整部《苦学生》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寓言，它最终“包含了对整个机体本质的经验的艰难叙述。”{28}詹姆逊的“民族寓言”难免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嫌疑{29}，但放在具体历史语境来看，却有助我们看清《苦学生》的民族寓言和民族国家意识间的关系。
换言之，“黄白蚁”之争隐含了“制造我中国伟大的国民”之这一民族使命，这一使命在小说中是通过黄孙这一现代个体来实现的。小说第二回交代了黄孙的身世和教育经历：黄孙系湖南湘潭人，祖上务农，到了父亲这一辈改习商业（“在洞庭湖内贩些桐油”），黄孙3岁时父亲死于鼠疫，黄孙由母亲抚养成人，15岁进长沙岳麓书院肄业。此时“长沙新换的中丞学使，主张新学，提倡宗风，湘人士数千年来重闭深固、尊己轻人的积习，骤然开通，以不得新智识、不知新学问为耻，一时纷纷都往外洋求学。”（第二回）岳麓书院素有“千年学府”之称，黄孙所在岳麓书院此时正处在新政时期：从停科举、立学堂，到书院改为学堂，再改为学校，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对旧知识群体造成冲击。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学堂被赋予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岳麓书院也因此成为科场和湘学共同参与形塑的湖南教育重镇{30}。据统计，到1905年，湖南全省已有学堂227所，学生多达10232人。与此同时，留学在湖南也蔚然成风。到1904年10月止，2852名留日生中就有401名湖南人，占其中的14%{31}。黄孙正是在此教育变革的背景下出洋留学的：“先就近到日本，习些普通课，带学英文，毕业后，再赴美国，来往以八年为限”。{32}黄孙受书院教育，又习新学，是个“新人”，完全符合杞忧子对“中国少年”的定义。而所谓“中国少年”即“少年中国”，二者在晚清的语境中是同构的。自梁启超1900年发表《少年中国说》{33}以来，“少年中国”便和启蒙话语、国族想象等现代性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34}。对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中国少年黄孙来说，时间在此重新开始了，他所代表的新兴知识阶层被抛到全新的世界秩序中：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35}
以“少年”取代“老大”、以“国家”置换“天下”，是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中国少年（黄孙）身处这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大脱嵌”{36}（great disembedding）时代，也自然而然获得了一个和民族国家同一的新身份：国民。这一身份的实现，借助变卖田产、赴日留美、归国兴学等一系列行动，最终被包裹进“黄白蚁”之争的民族寓言，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苦学生”作别旧世界、结缘新世界的合法性，由“制造我中国伟大的国民”的叙事意图所赋予，这也正是这部教育小说所蕴含的民族国家意识。
结语
自晚清“新小说”兴起以降，小说便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发挥巨大功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的点评，使得《苦学生》长期处于“晚清小说之末流”的标签下，本文从形式层面的叙述者和框式结构，到故事层面的乌托邦想象与异托邦实践，再到民族寓言等方面，阐释了“教育小说”《苦学生》中个人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深刻联结。某种程度上，本文既是尝试厘清阿英对《苦学生》“不差/奇巧”的矛盾评价，同时也试图挖掘这部长期被漠视的教育小说的价值。在晚清（1903-1911）叙写教育和学生的小说中，《苦学生》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以完整的叙事结构，呈现了晚清有识之士自强保种的现代性焦虑，是一则不折不扣的“制造伟大的国民”的民族寓言。
①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② 张灏：《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总第四十五期），第16页;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xⅶ.
③ 《苦学生》，佚名著，初载《绣像小说》（上海）1905年第63-67期，凡十回（同名作品还有署名“铁”的《苦学生》，《竞业旬报》（上海）1908年第33期，标示为“短篇小说”），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卷六，《小说集4》，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558页，下文有关《苦学生》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只标明回目，不再一一注释页码;《学究新谈》，吴蒙著，初载《繡像小说》（上海）1905年第47-52、52-72期，未完，凡二十五回，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单行本;《未来教育史》，悔学子（吕思勉）著，初载于《绣像小说》（上海）1905-1906年第43-46期，未完。“悔学子”即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1897到1905年间使用的笔名，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第82页、第104页;《学究教育谈》，天僇生著，初载《月月小说》（上海）1907年12月（上海月月小说社）第12号，初刊时标示为“社会小说”、“短篇”。天僇生即王钟麒（1880-1914），字毓仁，号无生，别号天僇、天僇生，安徽歙县人，后迁江苏扬州，南社社员，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卷九，《小说集7》，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页;《学界镜》，“?叟”著，初载于《月月小说》（上海）1908年第21-24号，凡四回，标示为“教育小说”。“?叟”即清末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的笔名，《晚清小说大系·学究新谈》收录时作“雁叟”，以上列举的5部作品均收录于“《晚清小说大系》编辑委员会”编：《晚清小说大系·学究新谈》，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三年（1984年）版。
④⑨ 阿英：《晚清小说史》，陈洪主编：《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六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页;第477页。
⑤ Tobias Boes， Modernist Studies and the Bildungsroman： A Historical Survey of Critical Trends， Literature Compass 3.2
2006， p.230-243.
⑥ 《教育世界》：1901年5月（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在上海创刊，由罗振玉发起创办，王国维任主编，教育世界社发行，半月刊，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出版后从未间断，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8年1月）停刊，共出166期。《教育世界》率先将卢梭、佩斯泰洛齐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名著以小说作品的形式译介到中国，对近代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⑦ [法]约翰若克卢骚著：《爱美耳钞》，连载于《教育世界》第五十三号（1903年7月）至第五十七号（1903年9月）。
⑧ 据学者陈大康《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5-133页）一文统计，近代小说（1840-1911）中的“教育小说类”共有3种标示，计15篇，包括“教育小说”（13篇）、“女子教育小说之一”（1篇）、“女子教育小说之二”（1篇），此文只列出数目，而无具体篇目，但笔者根据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再作统计，发现《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一文对“教育小说”的统计漏掉了标示为“历史教育小说”的《理想之模范小学》（《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二期，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刊，无署名），加上署“（日）山上泉著，中国之苦学生译”的《苦学生》（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作新社出版），以及《村学究》（1905年《教育世界》第93-第96号，标示“短篇小说”，署“译阿文格随笔”）等，1903年到1911年间的教育小说远不止20篇，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 “框式结构”这个叙述学概念特指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谭》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开篇交代《石头记》的名字和故事来源也属于这一写法。参考刘禾：《叙述人与小说传统：比较文学读书笔记》，《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11}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叙述者”是叙事学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术语，具体也可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184页;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234页。
{12} 王德威：《“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13} 如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徐秀明《遮蔽与显现——中国成长小说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汤克勤《论转型视野下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汤克勤、李珊编著《近代小说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王伦信《小说叙事中的清末教育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就认为“杞忧子“是《苦学生》的作者。
{1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15}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初载于《新小说》1902年第一号至1903年第七号，共五回，未完，标示为“政治小说”，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只收入前四回，1960年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收入全部五回。《新中國未来记》受到日本小说《雪中梅》、《花间莺》和英国小说《回头看》（也译《百年一觉》）的影响，小说采用“未来完成时”的视角回顾过去，迥然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
{16}{17}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1902年第一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第39页。
{18}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尚伟、祁阿红、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0页。
{19}?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ed. Neil Leac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330-336.译文引自[法]M.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52-57页。
{20} 老少年（吴趼人）：《新石头记》，《南方报》1905年9月19日开始连载，至1905年11月29日止，标“社会小说”，全书共40回，报上只连载到第十一回，1908年改良小说社推出《新石头记》四十回单行本，此外还有南武野蛮的十回本《新石头记》（小说进步社，1909年），阿英《晚清小说史》中将《新石头记》和《新西游记》、《新水浒》、《新金瓶梅》等归入“拟旧小说”。
{21}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在未来十年内禁止除商人、外交官和学生之外的任何华人劳工进入美国，由此开始了一系列排华法案的制定与实施。经过对1882年法案的若干次延长与修订，1902年通过的一项条约将禁止华人劳工的法律永久化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反对某一特定族群的行动延续了整整60年。随着严苛的《排华法案》的颁布，美国华人的数量开始萎缩，许多人永久地返回家乡，全美华人总数从1883年高峰时的13.6万人下降到1900年的大约9万人。参见[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22} 陸士谔：《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共十二回，标“理想小说”，题“青浦陆士谔云翔甫撰”，改良小说社1910年初版。《新中国》以第一人称讲述未来新中国的景象，其中写“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办，成了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预言”。
{23}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4} 严格来说，严复是在1897年底到1898年间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严复只译了原著中“进化论”的部分，定名为“天演论”。见[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7-107页。
{24}{25} 关于严复《天演论》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关系，见汪晖：《公理与反公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51-856页。
{26}{28} “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是詹姆逊论述第三世界民族文学时提出的理论假设：“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见[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28页。
{27}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2页。
{29} 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有关第一、第三世界文化的划分以及民族寓言、他性修辞等所引起的批评和争议，可参照艾贾德·阿赫默德（Aijaz Ahmad）《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1987）以及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1994）等文章。
{30} 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4页。
{31}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02-134页;光绪三十四年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清国留学生会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转引自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9页。
{32} 《苦学生》佚名著，初载《绣像小说》（上海）1905年第63-67期，第一回，第524页。
{33}{35} 任公（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第三十五册。
{34} 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2001年第19卷第1期，第250-251页。
{36} “大脱嵌”（greatdisembedding），语出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这里采用的是台湾学界的译法，大陆学界译为“伟大的抽离”。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台北：商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87-112页;[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9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o Make a Great People： the Narrator of The Bitter
Students， an Educational Novel in the Last Qing
Dynasty， Space Overseas and a National Fable
Lin Peiyuan
Abstract： Educational novels， written by writ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born in the complex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d been abolished，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class had changed and there had been a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of fiction. The novels in this genre had inherited from the ‘condemnation novels and set a precedent to the genre of the educational novel in modern China， with its narrative tentacles extended to the strange overseas/foreign space. The Bitter Students， serialised in 1905，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nation-state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narrative forms and the spirit of utopian/heterotopia. A review of this novel can not only enable a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ual contents of the narrative involving the overseas/foreign space but also highlight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work as a national fable.
Keywords： Fiction， narrative， heterotopia， literatures in Chinese overseas， a national f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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