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当前华文文学研究界最具学术延展力的理论概念之一，“汉语新文学”延续了80年代以来学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进行跨区域“整合”的思路，试图淡化“中国”之政治意味并着意开掘“汉语”的语言和文化心理属性。通过“（汉语）语言共同体”和恢复“五四新文学”传统，“汉语新文学”倡导者试图建构一个全球性“（汉语）文化共同体”。这一诉求与海外新儒家的“文化中国”理念颇多近似。如果说杜维明等人主张的现代意义的“文化中国”建构尚需漫长的过程，那么“汉语新文学”不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关键词：汉语新文学;文化共同体;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85-06
中国内地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既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文化“副产品”，又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发展，迄今已走过40多年的风雨历程。但相对于海外学界批评话语的“花样翻新”，来自中国内地的本土性理论建构要薄弱和逊色许多，相反内地学界却常常处于“附和”或“失语”的尴尬状态。“汉语新文学”作为当前华文文学研究界最值得关注、也最具学术生命力的理论概念之一，由具有内地学术背景的澳门大学教授朱寿桐教授提出，既是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界彼此对话和交流的成果，又是全球华文文学的一种“整合”尝试，从中还可折射出海内外华人学者蕴藏已久的文化中国情怀。
一、海内外华文文学整合与“汉语新文学”
自2004年在《东南学术》杂志发表《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新文学”》一文起，朱寿桐一直致力于“汉语新文学”的倡导和建构。2010年，由他担纲主编、集结众多学人撰著的《汉语新文學通史》，堪称是将“汉语新文学”观念运用于文学史写作的极富挑战性的一次可贵实践;2011年《“汉语新文学”倡言》一书出版，荟萃了作者对“汉语新文学”的主要理论构想及其在学界引起的反响;2018年出版的新著《汉语新文学通论》，则堪谓“汉语新文学”的“集大成”之论。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至少与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界的两大“思潮”相关：其一是内地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一类学科概念的反思;其二是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试图打破“海外”与“海内”之间的复杂纠葛，以“文化同一性”建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学术理想和实践。①大陆学界目前普遍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概念，系由“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组合而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前身乃“中国新文学”之说，“中国新文学”又是在“五四新文学”基础上加以延伸和拓展形成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很快发展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不仅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如鲁迅、胡适等人逐渐认可了“中国新文学”的说法，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更在集中展示新文学辉煌成就的同时，使这一概念为普通大众所耳熟能详并获得广泛认同。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以‘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后被证明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概念取代原有‘中国新文学概念的学术尝试”。②至上世纪50年代，在社会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取代“中国新文学”而在海内外学界形成难以撼动的“绝对优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中国文学”，则被冠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名称，成为“更具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③在学科管理和教学科研人员的权衡撮合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明显带有“拼凑”性质的学术和学科概念逐渐形成，不仅成为国内学界“最具权威性和最富领导力”的概念之一，其影响力还辐射到台港暨海外汉语文化圈。
在朱寿桐看来，作为“拼凑”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所体现的“某种拙稚与不严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与现代中国多民族和多种语言文学的实际状况“名不副实”：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并未脱离“汉语新文学”;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难以“理直气壮”地对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文学进行囊括和整合。应当承认朱寿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概念的批判和省思是敏锐的。而早在1985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学者就试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通约定俗成的“近代、现代、当代”区隔，从而“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独立研究的对象。”④陈思和则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主张打破因政治而设立的文学史发展的界限，“从宏观的角度上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和发展规律”⑤。《上海文论》在1988年更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对既有文学史叙述模式进行全方位反思，试图改变“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流行观点，即那种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现象并以此来代替或排斥艺术审美评论的史论观。”⑥此后学界相继涌现的大量现当代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著，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思路相继展开的。
在对海内外华文文学的整合过程中，学者们同样延续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思路，以整体性的宏观视角把握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多元脉络。如黄万华提出的“20世纪华文文学”和“20世纪汉语文学”观念;刘登翰基于“分流与整合”脉络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以及周宁在“世界华文文学一体化”基础上提出的“文学中华”论述等等。这类研究模式都试图以动态的、多元的“（文化）中华”观念取代暗含政治中心取向的“中国”这一称谓。尽管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看，20世纪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乃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历史结晶，然而无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当面对“海外”这一“异己”空间时，却常常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族认同”的“暧昧”而导致某种程度的“分裂”，进而阻隔了华文文学整体性建构。而“当炎黄子孙无法共同认同一种政体、一个权力集团，而相互间的血缘亲情又无法割舍时”，“中国性和中华性之间的转换就是自然的了。”⑦
与上述在20世纪中国（华）文学史框架内对华文文学的整合不同，“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意在以“汉语”这一语种属性突破因国族归属和国族认同而导致的区隔和“分裂”;同时又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文化历史意义和价值表述，在此基础上试图将学界目前已约定俗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统统整合在“汉语新文学”之下，共同组合成一座全球性的“汉语语言、汉语文化平台”，进而打造为一个“地不分海内海外，时不分现代当代，政治不分国共，社会不分‘社‘资，人不分南北，文不分类型”的汉语言文学的“大同世界”，其最终理想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涌现和时有创新的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提升为堪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比肩的“世界大语种文学”。⑧朱寿桐所强调的“语种”意识的确是着眼于“世界文学”起伏演变的宏阔舞台而有感而发，这也使得“汉语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类似概念更蕴含一种聚结“海内外”的学术整合力。
二、汉语“言语社团”与文化中国“话语社群”
如何面对“中国”这一浩瀚辽阔且深厚久远，融汇了语言、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等多重领域的共同体，不仅是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绕不过的一道“门槛”，更是建构“（全球）华文文学大同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命题。依照朱寿桐的论述，“汉语新文学”的概念优势是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⑨。在他看来，学术概念类似于事物的名称和人物的姓名，“一个深有影响的学术概念或学科名称都会通过它内含的关键词及其所具有的张力，暗示出甚至强调着其所要求的学术预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类以“中国”为关键词的概念不同，由“汉语”“新文学”等关键词构成的“汉语新文学”大大淡化了国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族属性考量，有助于引导研究者们“沉潜到汉语审美表达的社会语言学、文化学和美学、文学的学术层面”⑩，由此不仅有助于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尽可能摆脱社会政治对文学本体的遮蔽，超越政治地理学的立场，完整呈现全球范围内汉语新文学跨区域、跨文化和“跨越”意识形态的整体历史面貌和演变轨迹。這一“学术优势”在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该书每一编都以某一历史时空最具鲜明特色的文学主潮为标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不同时代的文学特征，在彰显文学自身演变历程的同时，一改以往文学史以宏观的线性时间为叙述线索的逻辑，而是在时间性的基础上彰显空间地域的丰富多重特征，注重共时状态下不同空间的文学面貌，从而大大强化了文学自身的本体地位;而社会政治和历史变迁无论怎样异彩纷呈，都不过是流变中的文学这一历史主体抑或“主角”背后的“舞美背景”而已。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时空语境下常常具有迥然不同的含义，其内涵和外延也大不相同。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称之为“中国”，它最早是作为方位名词出现在古代历史典籍中的，其早期的含义是指“帝王之都”、“中心之城”;汉唐以后的中原政权虽不时以“中国”自居，并将其他政权或敌对方蔑称为“虏”“夷”之国，但“这些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历史都不适合概称为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中国，更何况‘中国概念还远远没有如此明确的上古甚至远古时期！”{11}相反，以汉语为载体的汉语文学至少已绵延了5000年，将这些以汉语记录书写的歌吟演绎笼统称为“中国文学”，在朱寿桐等学者看来显然是不科学、不严密的。
“汉语新文学”通过“善意地隐匿”现代汉语文学的国家属性，凸显汉语的语言属性，可以有效缓解部分海外华人作家的认同焦虑，助益于当前全球范围内被分割成不同国家和区域、不同“板块”和政治归属的华文文学格局的整合。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朱寿桐借用韦勒克的著名论断：“语言是文学的材料，但不同于石头和颜色，它不是惰性材料，而带有某一语种的文化传统。”{12}详细论证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原型和文化传统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性意义。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其表现的是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最生动、最鲜活的部分”{13}。通过落实汉语新文学的现代汉语属性特征，建构起一个全球华人的“文学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进一步打造一个超越政治地理和国族归属的“文化共同体”。这或许正是“汉语新文学”倡导者们反复强调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关怀”，着眼于以汉语新文学建构“言语社团”的匠心所在。而这样一个关于“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平台成功搭建之后，“国家政体和相应的国民归宿感”自然就会“被模糊到较为次要的色泽”，“文化传统和文化归宿感就会变成一个不言而喻的文化共同体”。{14}此种通过淡化“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而着意开掘“汉语”文化传统和心理属性，通过去掉“中国”之名而追求“中国”之实的努力，笔者认为恰恰是文化中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关于“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话语来源和历史演变，已有学者专文考察和论述，笔者也曾在《论海外语境下的“文化中国”》等文章中作过详细探析。{15}恰如杜维明所说：“‘文化中国概念的兴起意味着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已经不能够主宰论说的基本方向。”{16}为了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束缚，杜维明等海外华人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积极倡导“文化中国”理念，逐渐建构起一套关乎文化中国的话语体系。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概念虽然不是该话语体系的直接产物，但以学术实践突破“政治中国”话语羁绊的努力却是一致的。依照杜维明的说法，“文化中国”是要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17}杜维明的理想愿景和理论构想是将“文化中国”打造成一个“以沟通理性为方式的、从想象逐步落实日常生活中的‘话语社群”。{18}这与朱寿桐等学者试图以“汉语新文学”建构一个超地域、超国族认同的全球范围内的“言语社团”及其文化共同体的思路几乎如出一辙。
无论是“汉语新文学”视野下的“语言共同体”，还是“文化中国”建构中的“话语共同体”，两者都试图以文化心理认同突破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点的国族身份认同，实现最大限度团结海内外华人的理想愿景;两者都试图超越区域及国家形态的“法理限制”，强化海内外华人（作家）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历史归属感。但两种论述又表现出不同的视角。朱寿桐一方面宣称在汉语新文学搭建的文学与文化共同体内，“所有合格的也是合适的文学家都会被自然地、伦理地置于同一地位平等地对待。”{19}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中国大陆的文化中心地位，在某些海外学者看来仍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主义”意识。朱寿桐本人对此也坦言：“汉语新文学在概念表述上虽然略去了‘中国的主导语，同时也略去了‘中国概念的限制性，不过中国中心的地位反而得到了理念的加强，得到了预设性的阐释，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认同，甚至得到了切实的提倡。”{20}而杜维明提出的“边缘即中心”“以外缘”影响“中心”主张，强调在“文化中国”这一共同体内的多中心、多元化观念，甚至认为“外缘的转化潜力至巨，似乎不可避免地将深深影响未来若干年里文化中国的思想论说。”{21}这或许更符合全球华人世界的现实状况和复杂态势，也值得“汉语新文学”理论加以借鉴。
三、回望“新文学”与展望“新文化（共同体）”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22}，朱寿桐无疑是具有浓厚“五四情怀”的众多国内当代学人之一，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新文学不仅促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划时代变革，而且产生了强有力的全球性文化影响力，“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伟大传统”{23}，通过“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传承现代启蒙主义精神，在朱寿桐等人这里已发展为一种“天然”的使命感。而类似的使命感早在胡适等五四文化先驱那里就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文学”一词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首次出现，可追溯到胡适在1916年4月创作的《沁园春·誓诗》一诗：“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讓谁？”{24}诗句鲜明体现出胡适那一代文化先驱发动文学革命，试图以“新文学”启蒙社会大众，重新铸造“大中华”、建构现代（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感。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的新文学运动作为一场全方位、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直接诉诸于文学语言的本体变革，以现代白话文之“活的语言”形式挑战传统文言文所代表的“死的语言”体系，以语言文体的变革促发文学传统的颠覆性变革，再以文学自身的变革影响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整体革新。
将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引入中国，并以此为参照系，对古代中国数千年传习而来的文化体系进行反思性批判和价值重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彻底“反传统”倾向与当时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在文化先驱们看来，那些从西方输入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观念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作为西方文化传统孕育的产物，要完成与中华本土文化传统体系的“无缝对接”，就必须采取一种“矫枉过正”的激进策略才能使其深入人心。用陈独秀的话来说：“要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5}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也与此相辅相成;不过五四文化先驱们“激进反传统”的姿态及其以高亢高昂的情绪激发青年心灵的“启蒙”方式，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来的社会变革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尤其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等人眼中，陈独秀等人主张的“伦理觉悟”近似于拿刀刺向中国文化的“咽喉”处，简直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搏命”之举。颇有意味的是，梁漱溟的“保守”观点在后来的海外华人学者如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等人那里得到延续和发挥。他们更多地是从“文化命脉”的立场探究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之间的复杂关联。在另一方面，更多秉持启蒙心态、肩负启蒙文化使命的国内知识分子则对五四启蒙传统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被迫“中断”，尤其是“救亡压倒启蒙”引以为憾。在他们看来，只要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及全方位现代化，以及人的全方位解放的理想仍未最终实现，五四运动开启的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就远未完成。
朱寿桐等当代学人无疑属于后一类知识分子之列，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走出“五四”文人“激情大于理性”的时代偏颇，而更倾向于以一种更加厚重的科学理性、历史理性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传统。在《论汉语新文学传统中的科学因素》一文中，朱寿桐既痛感于五四文化先驱引来的“德先生”（民主）虽然“构成了汉语新文学的精神质量”，却没有在“落实或示范具体的民主体制、政治框架”过程中发挥多少作用，更对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只是外在于新文学传统建设的“理想类型”，而未能内化为“新文学发展的‘灵魂或‘内在因素”惋惜不已。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学精神与新文学传统“更多、更普遍地构成的乃是悖论关系”，从而造成“科学”概念在现代中国文人这里的“漫漶与变异”，并进一步导致了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及“人文理性”的文学化倾向，“这种文学化的运作”与真正意义的科学精神相背离。{26}而如何站到科学理性的立场批判性地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伟大传统，应是当代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上所述，“汉语新文学”倡导者所追求的以（现代）汉语为纽带，连接起古代与现代、“海内”与“海外”，致力于寻求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海外中国”与“大陆中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汉语文学乃至华人群体的有机“整合”，共建共筑全球性“文化共同体”的愿景，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积极倡导的“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建设一个现代的文化中国”的学术目标{27}不无相似之处。如果说这一现代意义“文化中国”的建构尚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那么“汉语新文学”则不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建构方式。“汉语新文学”倡导者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既是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传统的产物，又必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缔造而成。它既体现出无数中华儿女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中）国”之独立富强、“（中国）人”的自由解放以及社会公正公平之理想，也与全球华人对共同心灵家园的向往相契合。它在中华民族的绵绵历史中呈现出某种从未有过的“全新”特质，但绝不是抛弃旧传统后凭空建立的“空中楼阁”。与之相应的问题则是：在文化领域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具体到文学领域，则面临着新文学如何作为新传统，并进入到整个“汉语文学”的“大传统”之中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但正如有论者所说，这却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中一个“不太被人关注的方面”，也是倡导者“没有继续深入阐释的问题”。{28}虽然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依然需要进一步化解和融汇。就此而言，杜维明提出的“在启蒙心态的基础上化解启蒙心态”{29}的思路同样不无借鉴意义。
① 受国际比较文学界关于“跨文学共同体”研究的影响，1986年在德国召开了以“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其中华人学者刘绍铭在《文本和语境：迈向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一文中，表明了对这一学术概念的期待。对国内学界而言，虽然在80年代早期的研究中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将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大同世界或‘共同体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逐步生发。详见：马利安·高利克：《作为跨文学共同体的汉语新文学》，朱寿桐编《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③⑧⑩{11}{22}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2页;第33页;第4页;第38页;第51页;第3页。
④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⑤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⑥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⑦ 黄万华：《变动不居：20世纪华文文学的文化态势》，《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⑨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学术优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2} [美]韋勒克：《文学的本质》，沈立岩主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名著精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3}{23} 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第12页。
{14}{19}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
{15} 具体参见张宏敏：《“文化中国”概念溯源》，《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沈庆利：《论海外语境下的“文化中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论两岸互动中的“文化中国”》，《暨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6} 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含义》，《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17}{18} 杜维明：《培育“文化中国”》，《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页;第428页。
{20}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一种文学范围的学术呈现》，《理论学刊》2011年第6期。
{21} 杜维明：《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24} 胡适：《沁园春·誓诗》，见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5}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26} 朱寿桐：《论汉语新文学传统中的科学因素》，《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
{27} 杜维明：《儒家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20世纪访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28} 张福贵：《对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几种命名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29} 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责任编辑：徐瑛）
On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China
Shen Qingli and Wang Bingxi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with the most academically extended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has been continuing the thought since the 1980s on the cross-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with an attempt to tone dow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a and excavate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and its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roperties. By relying o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recover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promoters of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have been trying to construct a global cultural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appeal sounds so close to the idea of a ‘Cultural China as proposed by the New Confucianists overseas. I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 in its modern sense， as proposed by Tu Weiming et al， will take a long process， then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Keywords：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Cult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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