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汉语新文学”理论下的文学实践，使解读朱寿桐散文与生俱来的汉语美学特征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追踪朱寿桐散文的汉语文化根柢，发掘汉语作为散文的生命形态，散文作为汉语的审美样式，进而使汉语美学的智慧巧妙地运用于文学文本之中。这场注定曲折艰辛的文化苦旅，是作为当代学者不变的现实追求，只有回归汉语，正本清源，积极对话，迈步创新，自觉地将传统的文化因子作为一种潜能在更深的层面存活下来，为其注入更多的文化养分，彰显本色风骨与情采，才能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文化浪潮中扎根生存，发展繁荣。
关键词：朱寿桐;汉语美学;《从俗如流》;汉语新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77-08
从广阔的文化广场到神圣的大学讲堂的朱寿桐，一方面，他以教授、学者的身份肩负文化重任，在学术方面提出并阐释了“汉语新文学”这一理论，以积极追寻汉语文化意义为使命，重新把握和整合文学史观。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深感汉语文化之美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也自觉践行着这一文化操守，在澳门这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的“鸡尾酒”式的文化小城中诗意地栖居。作者20多年的60余篇散文收录在《从俗如流》一集中，这些作品用平和真挚、简洁多思的语言风，以及极富汉语特色的笔触，承载了他数十年里的人事变幻。与此同时，在这份载有大地沉浮的人生记忆背后，流露出作者对于汉语人文传统的追慕和对汉语文化归宿的深切思考。
在朱寿桐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散文起着一种枢纽的作用，联系着文化艺术与他的生命方式。他把自己对汉语文化本质的理解和对人生和谐境界的追求，以散文语言的形式具体化、形象化，散文文本阐述的即是他对汉语美学实质与文化内涵的理解，流露的即是他丰富而深刻的汉语美学思想。
在浮躁气息盛行、物欲喧嚣的现世，即便是在博彩业繁盛发达的澳门，智慧与情操也不曾被完全湮没。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正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汉语发展的美学方向，把具体的汉语现象作为文化研讨的对象，在汹涌而来的文化冲击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寻真我的归宿。因此，以朱寿桐的散文文本为基础，汉语美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进而寻找探求朱寿桐散文体现的汉语美学价值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和现实意义。
一、追根溯源——
朱寿桐散文的汉语文化根柢
汉语文化滋润下的文学传统，必然与语言本身有着超乎寻常的密切关联。诚如朱寿桐本人所言：“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表现的是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最生动、最鲜活的部分，文学中所体现的国族气派和文化风格，最终也还是落实在语言本身。”①
（一）汉语——散文的生命形态
作为一位作家，甚至思想家，更多的时候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象总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表现出来。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姑且只将语言与文字定位为思想的“工具”未免显得肤浅了些。《沧浪诗话·诗辨》中言：“言有尽而意无穷”②，此“意”并非单纯的“言”者之意，也非简单的阅者、听者、观者之“意”，而是凝聚在每一个“有故事”的汉字、每一句“声情并茂”的汉语本身中的“真意”。
在新文学成长的历程中，我们从未将文学的语言——汉语，提升到文学的品格和属性意义上去进行讨论。朱寿桐所提出的“汉语新文学”这一理论复活了这一问题，文学研究者常常把语言当作文学表现的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装饰，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只是到谈论艺术表现特色的时候才忽然想起文学的语言来。汉语除了承载和表达文学创作的物质技艺而外，深刻地影响文学思维的蕴意、定位和暗示。汉语是作家思维呈现，赖以成形的感官与必然途径，精神活动全然是内在的，甚至是转瞬流逝不留痕迹的，它通过有意义的声音外化，进而为感官所感知。换言之，汉语背后蕴含的文化不以作家是否意识到、是否使用为依据，它在自我的生命里坚守着自己应有的意义。表现主义的“直觉—表现”理智地阐明了散文创作的物理过程，然而当作家通过脑力加工完成将“直觉”转化为“意象”的重要任务时，则是由文字这一媒介将情与思推送向世界，进而由读者接棒。其不仅是作为物化外壳的样态现身于文学当中，而是融进了文学的内生命状态，进而作为文学的基本生命体征出现。
汉语的艺术因“情”与“性”而生，表现着作家主体的文化深层意识。又以情感为媒介，体现着作家的自觉。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反觀此理，又何尝不是汉字借助执笔者的手去谱写这点滴言语内外如珠如锦、亦梦亦诗的大千世界。汉语美学的显现过程，是带有人文情感的生发显现的过程。而汉语的广泛包容性和自由流动性，又使文字的组合往往突破语言的常法，“中得心源、外师造化”，进而具有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与容纳现实的广阔性。如何确证存在非梦境，就要求人总要以独特的姿态在广袤的时空里留下生命存在的痕迹。差别的语言书写，塑造了万千的文化面相，确认其灵魂建构。不同的文化，也都有着独特的刻画灵魂的符号以及组合符号的方法。作为历史文化绵延不朽的泱泱大国，汉语对中华文化续脉传承所起到的作用难以估价。正如朱寿桐在提出“汉语新文学”这一学术概念之后，尤其强调以汉语作为前提。这种由传统而来的巨大力量，满足了以汉语文字书写万物的人们在文化伦理与审美体验上的要求。
宗白华在谈及汉语文字时曾有言：“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③画面感，音乐性，柔软易塑又准确犀利……不难发现的是，汉语的高度表现力显现出中国人自己的审美情趣。而若追问汉语之美的终极特质，莫不如引王船山“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④之言。追光蹑影，即用生命去体验永恒变动的世界，直接地抓取宇宙的内在灵韵，反抗灭杀一切的时间，留下生命抗争的踪迹;通天尽人，即揭开宇宙的真实、显现人间情怀，与自然同感，与人类同情。⑤广义艺境的“终极根据”即如此，这淋漓尽致地道出汉语写作的诗性意蕴，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汉语在体现现代性审美体验时所能发挥的巨大潜能。
中国文化的气脉下的汉语文字的美学特质与传统诗画艺术的融通性，使得这具有天然生命力、节奏空间感和自由境界的特殊符号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成就了活的生命图景。发展至今，现代人用现代汉语的美学性重新书写自己的生存体验，并期望从汉语文化中开出一脉精神资源以救助心灵的毁灭和世界的荒虚。因此，在朱寿桐的散文中，充盈于字里行间的文化精神是对汉语美学的深度体现。我们将以何等的思想觉悟来面对自己的文化根子，是在这样一个现代大国急需文化振兴的时候，用语言的美学性和美学的文化性，去建构精神领域一座坚不可摧、直通彼岸的长桥。当我们把汉语美学精神的命脉追至“形上意义”，从人鲜活的体验出发，深深地关怀人的灵魂——向文化命脉回归、向生命真实回归。
（二）散文——汉语的审美样式
《文赋》中谈：“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事物不同，思想情感不同，表达文体亦不同。从整个汉语体式发展史上来看，汉语的表达体类众多，各有千秋，述说着人的生命体验和对宇宙人生的思悟。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体式风云际会，成“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同时，不同体式亦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点。
纵观散文发展史，如先秦孟子文章的浩荡，庄子文章的奇诡，荀子文章的谨严，其纵横恣肆、沛然不可挡的气势，各臻其极、穷尽各种可能性的智慧，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成为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的最好表达方式。而今，半个世纪以来的散文发展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个性的变迁史，一部民族审美个性的成熟史”，在迟缓而有限的开拓道路上，终有一群人，不论在北半球的欧美加、或是南十字星座下的澳纽，不论在西方的月色星辰、还是东方的文化星空。以充分发挥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以诗情画意让母语芬芳在回家路上。笔下的人文色调，潜藏的中华情结在文本世界中拓出了一片新的疆域，又及时转身回首，沉入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大地人生。
在传统文学理论的思维中，散文与载道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无疑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有着自己的审美属性，而对于实用价值的过度谦让和经常遭受逻辑思维的入侵使其“诗性身份”十分可疑。散文在创作过程中不该为政治功利目的服务，也不该为深奥晦涩的哲学服务，更不该为了发泄生理欲望企图达到快感而进行创作。诗性，是散文对于功利性的审美和世俗化的精神的一次飞越。作为一种本源性的存在，它直逼事物本质的精神气度，是一种自由自适的心境流淌，通过生命的灌溉获得生机，而生命也因诗性的滋润勃发出更绮丽的光芒。用比兴、重象征、靠想像、凭直觉、注重体验……一系列特点在汉语传统的诗性思维中，决定了要在观照自然、人生的感性体验中融入审美的态度以实现超越，进而不被现实所拘囿，最终达到一种自由存在的境界。
诗性即人性，而人性必然是含蕴着诗性的语言。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这里的“语言”，是一种扎根于人类古老传统的岩层，连接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本体存在。如众所知，中华民族是以诗性智慧为核心，构成独具特色的诗性文化传统，它的本质在于注重以心去统摄、去体味天地万物，讲求生命气韵的流动贯通。而汉语作为储藏传统的巨大宝库，它与重在认知的科学语言相比，蕴含着更多的“诗性资质”。而诗性的汉语，也必将引领现代人在语言的虹桥上迈进诗意的人生。这个国度从来不缺少诗意，但当散文行走的步子愈发缓慢，散文的书写愈发狭隘匠气时，我们有必要回归到产生诗性的元初之处，打点行囊，强健自己孱弱的身体，抖擞精神，在新的时代进行新的再出发。
二、源头活水——
朱寿桐散文的汉语美学智慧
作者用清新细腻的笔触承载人情的无尽暗涌，用诗意之笔书写出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冲突与试图揭开宇宙人生真理的超越情怀，充分体现了汉语的人文精神与诗性品质，重现灵台上的烟云风雨，驰向那片言语之外的蓝天绿海。
（一）汉语活力之美
在朱寿桐自觉的语体追求中，他的散文语言文白水乳交融，既饱含了古典语言的那份含蓄悠远，又不失现代汉语的生动流畅。
在《遥念巴山月》中，作者拨开“浓密重重的巴山晨雾”，越过“涨满秋池的巴山夜雨”，心萦峡江之上、巴山深处的明眸朗月，无论南疆边陲、金陵古都的“阴晴圆缺”是否温热，都静静地感受这份照彻过“沧海桑田”的万古传奇所承载的澄净与孤独。熬过漫漫长夜，跨越时空长廊的澄明月光是令人倍感亲切的力量。最终，以美月的应许、人生的期待，感叹这份“一月一度春风秋露的神奇相逢，一生一世海枯石烂的经典喻誓”。值得称道的一点，作者在多处文字中都适宜地融会古文语词句式和典故，在体现现代汉语句式灵活之美的同时兼顾语音之美，从而营造出文字的变化之美和声韵节奏上的和谐动听，为月这一意象增添了更多“个性”与生命空间。
作者在书写《苏州的声色》时，追忆姑苏之音，“苏州的天籁和哪怕是鼎沸人声在深春的黄昏胶合在一起，都始终是甜糯与清浚的融汇，犹如悦耳的丝竹配上邈远的洞箫”⑥;感受这座“灰白的古城”在四季更迭中不變的基调与变换的妆容。巧妙地抓住“声”与“色”在时光荏苒，世事变幻中的生命活力，运用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技巧让苏州“从吴宫的燕喃，到馆娃的屐痕，从绽春的香雪梅，到冷秋的东山橘，从瑞光塔的修理，到宝带桥的修复”⑦保持着自己苍老的矜持。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古典传统的再创造不单纯只表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艺术手法、表现技巧上，更是与古为新，在汉语生命延续的过程中会通故有与新生，呈现汉语生命活力的重要依据。
汉语是自由的，体现着充分的主体性。不同时代下，文字依旧是作者在自己生存空间中获得人生感悟的表达，古今之语的某些相似性恰恰是人生遭遇与心灵结构相似性的自然产物。反言之，汉语美学传统下作者个性化的书写也精致了自然空间中的一份独特的映象。
对“母亲”的追思使我们从传统母题的变奏中看到了人文精神的续写。《从俗如流》中，母亲“只顾静静地躺在那巫气十足的五颜六色之中，让我在五内摧伤般的悲痛之余感受到了一种无助的绝望”⑧，叩头烧纸、吹打弹唱……终意识到从俗如流是深切悲悼的最好表达。作者由此想到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在生命的无常与个人的无助下，只有放弃自己，从俗如流。“母行千里一旦丢”这一俗语在作者尚未愈合切骨之痛时“提醒”作者追问《母亲在何方》，思母之心总在班长文发唱起的忧伤曲调“母亲呀……你在何方”中忘情的流泪。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能缺乏精神境界上的崇高。自然人格下澄净又与客观世界通达的胸怀，在面向大千世界，最纤细、最微弱的信息不可遏制的汹涌而来时，又如何能不将这丰富的想象、狂热的感情、美丽的象征、光明的理想付之于字字行行？进而使得这份遥远的热思，不仅只是作者的人文追忆，更在汉语世界里获得新的生命延续。
（二）汉语情境之美
物境，是汉语美学下散文乃至文学抒情的基本层面，是以对自然物象的摹写达到形神俱备的境界。在朱寿桐的很多散文中都达到了这一境界，如《大漠思寄》中史前“海澨的痕迹”、积淀“自然的渣滓”，使这“褐黄色的占领”成为茫然的一派，就是对荒凉沙漠一种最富特征的摹写。
谈到《桂子山印象》，是丹桂满拥的香径、玉兰槐荫下的曲折、虚幻的嘈杂和新月下的树影。这份亲切宁静，使“我”真的心驰神往不想离去。想象“桂子山”，“我”以为这一派恒常的墨绿和一丛炫耀的暗黄，是黄曼君老师的桂子山。在这一情感转化下，“桂子山”的生命终究在作者的“启发”下得到升华，成为了有情有义、有感有知的“人”，他大概也会为那个“真人身影的飘然而逝而感到惋惜”，这使得“桂子山”这一自然物象充分彰显了自身的气韵以及性格。
单就其外在的自然物象而言，形神俱备是物境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而气韵生动，则是物境所能够达到的汉语文化中的基本美学风格。要真正达到传神乃至气韵生动的生命境界，作家不仅要深得事物自己的性情，还要将自己的性情融入其中，传神而有生气，得韵而更得其性。徐复观认为：“由气韵生动一语，可以穷尽中国艺术精神的极谊”⑨，所以这不仅是物境在散文抒情领域的具体要求，也是汉语艺术的一个最高目标。
汉语的情性是中和节制的，以感物论为基础，作家常常在受到某种物象的感染或内存于心灵深处的情感被自然物象所激活，在自我无法抑制这种情感动因的驱使下将这种情感倾泻千里，真挚而浓烈、坦率而赤裸。《桂子山印象》中的桂子山也好，《遥念巴山月》的巴山月也罢，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常常恬淡虚静，喜怒哀乐发而有所节制，常常平和。作者从不曾绝对地压制情感，借助这自然宇宙的阵阵回音，谱写心头最真切的曲调。散文的情趣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无论是悲伤还是欣喜的感情，都应在回味之后再表达出来，这样就可以跳脱出现实生活中强烈情感的反应。正如朱光潜所说的“感受情感是能入，回味情感是能出。”⑩从情绪与物象的确定，到之后的情趣与意象的相互渗透，才能用文字把情境完整地表达出来。
人生情境呈现的自然状态，诠释“真”的内蕴;文学情境呈现的精神形态，体现“美”的要求。这一点在追忆母亲的如《从俗如流》《冬天的热思》《没有母亲的春节》等篇章中，以及怀念恩师的《桂子山印象》《夏日的追念》《叶落无声》等中都得到了证实。作者一歌一哭，皆从心来，即如喜怒之情流露于外，也不流于放声大哭或奔走呼嚎的声嘶力竭，有所节制又不失其和。汉语的情欲系统本来就是情理一体，都是哲学化了的，“运水挑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但又颇有“度”的控制，“发乎情，止乎礼义”。不难发现，作者的智慧在于其借理智的力量排开情感的巨大漩涡，腾出一份清静去抒写物理世界的些微颤动来表达情思、感物咏志。在这个“禅宗美学”肆意泛滥的年代，我们不断感叹“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潜意识里的原始思维在旅途中又让人时不时地沉浸在对世界、人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中，进而突破现实的皮相，开辟另一个无关悲喜的世界。心性江河一碧万顷，那打上中庸烙印的人生情调，使汉语的心性哲学注定不会掀起狂波巨浪，却又清澈见底、一片澄净。
意境是汉语表达的最高境界。散文最终达到智慧境界，或以更为明了的方式点燃智慧，常常依赖妙悟乃至禅悟得以完成。意境的最大优势不是以直达气韵生动的自然物象而取胜，也不是以真挚强烈乃至合乎中和之美的主观情感而取胜，而是以超越语言直达无言之美为特征的生命彻悟而取胜。
《雨夜的规矩》“雨下得是那么没有节奏，心的频率从来就没有经过谐调……和谐的节拍成了深夜里动人的期盼，那才是开启天堂之门的声钮”{11}之言，开启了近在咫尺的心灵天堂与永恒的生命旅途之间关系的思索;《大漠思寄》“阳关从来就不是三叠音响，玉门凝固了的是早已丧失了生命因而也丧失了孤独的那一缕充满杨柳身影的孤烟。”{12}之语道出了笙歌从来不是为了寂寞的大漠和大漠上孤独的流寓。妙悟的根本精神并不僅在于提供最透彻的生命体悟，而是作家最彻底的生命解放。人总是对形而下的人生体验感到不满意、不知足，进而试图通过精神的理念和情感的想象，来弥补和充实这份生命体验的有限性。“陶钧文思，贵在虚静”{13}，“虚静”是来自生命的真理，亦是艺术的本质。回首遥望，早在先秦时期，老子便曾将“致虚极，守静笃”作为道家修养的主旨。他认为，世间万物的生命在“无”和“有”之间相互转化，最终总会回到最“虚静的”的根源，也就是“虚静是生命的本质”{14}。我们常说，宇宙间真正大美的事物，言语在其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中国文人最了解这一点，所以说“无言相对最销魂”，进而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作者在《诗与散文》一文中所悟“无论是诗还是散文，都无法直接表达爱的意绪，至多只能不着边际的唱一些爱的颂歌……睁开慧眼人也能依稀看到，但以人类的知识却无法读悉……”{15}这也是作者在《自由之思》等文中所要表达的生命意境。
（三）汉语品质之美
当汉语文化下至性至真的情思交汇融通，擦出火光、迸现火花时，总是能够凝集而成理性的思考，闪现出哲理性的思想蕴涵，从而呈现出启人心智的理性诗性之美。纵观学者散文，我们不难发现，理趣合一，可以成为品鉴优秀学者散文的一个鲜明的标杆。常常体现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的理性凝重。而散文的诗性呈现出一种器量，汉语的诗性是其内在的生命源泉。今世散文若想摆脱琐屑平庸，拒绝浅薄廉价的抒怀言志，理智的强化汉语文化中的生命诗性即是散文走向大气的必经之路。散文中诗意的理性，才是散文中最感性、最炙热、最鲜活的部分。
《从俗如流》这一散文集中，《跋涉者语》是人生跋涉疲惫之时自白的呓语，在漫漫学术旅途默默坚守的故事。《婵娟如风》是诗性思维下古典的遐想和对真善美奥秘的领悟;《自由之思》则从生命与自由关系中表达了作者的独到见解“既然自由是人的天性，便与生命的诉求紧密相连……生命的快慰才是自由的实质，自由不过是生命飞扬的一种感性诉求。因此，生命永远高于自由。”{16}谈及作者真正富有散文谐趣、和“理趣合一”特性的作品，多数游记。在游记中，不仅是单纯的寄诗情于山水、游历他乡，更是肩负文化的使命感去寻求生命真相的答案。《黑色的风景》表现了对黑人文化在美的境遇里的思考;《无料》《博多湾的联想》在点滴之间，渗透了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思辨。以匠心独运的构思彰显哲思内蕴，隽永的文字充满张力和温情，启人心智的主题引人进入韵味醇厚的艺术境界，由故事淡入而由哲理淡出，在风光名胜的描绘之余，作者调动了多重的感官，用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敏锐的分析与视野，去品味和解析景致之外的文化历史。当作者在文本中，一再提及点燃记忆的文化符号及作品时，就不仅是对经典文本中文学内涵的二次解读，也渗透了对唤醒写作者及大众读者对汉语文化归宿心理的愿景，更反映了个人对于现代社会现象及文化趋势的审视与思考。
在《诗与散文》与《掠美者感绪》中，作者将“爱”与“美”以恰到好处的隐喻延伸，将个体的意志感知和生命本能渗透其中，“心灵的体操和情感的倾泻造成的动荡是那样的恒久而绵长，注定会越过生命的长度而注入永恒的磁场”，从而使作品在诗意的激情下升腾、勃发起来，喷薄出无限的热力和理想的朝霞。金人元好问说：“禅为诗客添花锦，诗是禅家切玉刀”{17}，冰冷的道情注定为鲜活的诗情所浸润。也许尼采正是看到了生命这种巨大潜能和无限开发的可能性，才一言以蔽之，认定生命力的本体就是诗，就是美。而散文一旦拥有了这种生命本体，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本真。
自由秉性，是散文与生俱来的品质，亦是汉语最鲜活的属性。我们放眼于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不禁有感于，有节奏的运动的线条、变化多端的笔画、千姿百态的笔墨、气势和韵律的整体布局……每个部分都真实体现了汉语自由的运动活力特征，也显示着汉语美学的天然之境。正是在这种自由开阔的视界下，创“新”的迫在眉睫不仅体现在语言表现上，也体现在作家个体的独特视角以及艺术张力上。“自由自在”，是人精神上感到无束无拘获得解放、如同万物一样自然配合着宇宙协调平稳的运转，万象都得以在自由自在的感觉里表现自我。文学张力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正如米隆的雕塑《掷铁饼者》，抓住了掷铁饼者奋力投出之前的向相反方向摆臂、躬身的瞬间动作，使整个人体像压紧的弹簧、拉满了的弓一样凝聚起巨大的力;也犹如急驰的骏马突然腾空立于悬崖峭壁之前，龙吟长啸、空谷回音。{18}纵观朱寿桐的文本脉络，自由是生命的真相与人的理想生活境界，而巧妙运用汉语张力的写作手法为文本创造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探访童话国度丹麦时，作者追问《创造的迷误》;漫步于繁华的曼哈顿，作者有感于这理应《感恩的世界》……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言：“文之思也，其神远也”{19}，作者的精神活动是极其高远自由而无时空边际的，而这也正是汉语内在生命化了的自由体征，呈现出一种将散文和汉语的生命意识、自由秉性凝聚为一体的圆融混成的境界。
三、人文传统
——朱寿桐的文化巡礼之思
拨开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现当代的散文创作，除去对西方文化艺术的追慕以外，仍旧疏疏密密的映照着汉语文化的月光。一方面，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由于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不同，要么使作品不伦不类陷入“四不像”的尴尬际遇，要么渗透着与生俱来的一种汉语情调。
因此，朱寿桐的学术思想与散文实践是用汉语文字，谱写出人在现代的生存体验，在世界的毁灭和心境的荒芜中开出一脉可能有“回天之力”的精神动力。在《比萨寻塔》后《再走意大利》，《在哈佛听音乐》后去欣赏《林美佛光》……在他游历大千世界后，他不再满足于在小的世界中抒情言志，而是以他人为镜来审视自己的根，把汉语文化精神的命脉追至“形上意义”。与此同时，并非为学问而锤炼学问，而是从人置于现代的生存困境出发，深深地关怀人的魂灵。简明地讲，他的思想永远在向文化命脉回归的路上行进，向生命真相回归的途中前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知识分子自发的责任感在现代依旧承袭着这份对文化自觉的忧患意识。因此，在面临当下这一价值信念波动起伏的时期，自然有“仁人志士”去寻找愤懑忧心的出口。因而，朱寿桐以专业的学者身份走上文坛，除了更具才学之外，更有士大夫精神的自然流露。对山水风光及地方文化的描写，牵引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及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在迷雾下的苏州，作者抓住了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展露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情怀和艺术气质，精神寄托和文化韧性;走近心驰神往的桂子山，忆起了黄曼君先生旷达恬淡的“真人”之性情，桂子山犹在，消逝的却不仅是曾在那片土地上的生命，足见作者对传统文人气节的肯定與追怀;《黄海的余音》则唤醒了对传奇、土地的记忆。中华大地上，传说、神话的或实或虚，都构成了一方土地独特的文化积淀，作者对家乡人事充满亲切感的描述，对方言文化发展的重视与忧虑，都象征着对于“故土”的执着追寻。因此，这些令人熟悉或陌生的地点，不仅是固定的生态环境，或令人感到亲昵的人文氛围，更是“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是“人生苦旅的起点与终点。”作者在回忆地域文化之际，实则抒发了文化意义上的乡愁。与深谙传统文化的读者形成了共鸣，为文学这场无尽的寻根旅途找到了一个精神驿站。
中国人从来都是注重人文血脉的。血脉，既是人生命自觉的表现，也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认知。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在一个现代大国急需振兴文化之时，以何种思想觉悟去面对自身的文化根基？中国的“人文精神”萌芽于商周的礼乐之盛;勃兴于春秋的人文世界;孔孟老庄以其互补的智慧追寻天人相与之境，呈现崇本息末的人格与情怀;汉代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精神;魏晋有轻名教而贵自然的情感飞扬;大唐以充实为美，以有容乃大、辉及世界的文化显示其中含坚质、鼎包翠碧的器度;宋明理学立人极之精神，辟出由人文世界通天心天理的修养之路;清代以整理国故，重构已往人文世界的图像。经过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汉语文化血脉已是极其广大而深厚，埋下了“千古血脉流行化生之机”。既沉积了不少混浊腐臭的废物，把新鲜思想吞没在陈词滥调的深水之中;又流动着许多可供现代性创新的文化基因{20}，源头活水，可谓蕴藏丰富。纵横的贯通，才能窥见其活泼的生命和深在的价值。朱寿桐作为“汉语新文学”这一理论的开创者，在其散文行文中，也亲身尝试、践行了这一理论。除了秉承去政治化的基本理念外，亦旨在展现汉语广阔的包容度。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定位是在一条孤独而又狭窄的道路上独自前行探寻血脉的汉语文化苦旅。摆正身份，反映的是超越世俗功利、追慕崇高的汉语理想的文化认同，其心灵深处充满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悲剧性的崇高感。而主导着这种集体认同的则是汉语潜藏不露的深层文学与美学观念。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作者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描述了汉语、汉文化以及它在全球文化中的独特价值。这种整合，无疑适应了全球发展的进程，适应了愈发需要明确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时代。“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1}，作者将澳门的文学、文化环境积极推至读者的视线之中，正反映了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世界性意识或倾向也无疑是对当下的中国新文学找到在世界文学的自我定位有着正向的影响。汉语是我们的文化身份，承载着民族的独特思维，它的存在是无分地域的文化之根，成为连接各地以汉语写作的华人的纽带。既明晰了身份，也为其找寻集体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启示与引导。
四、文化苦旅——
朱寿桐散文实践的现代意义
如何正确的对待我们的母语文化，如何正确的认知其真正价值，是捋清文学之于社会人生，汉语之于文学追求的内在动因。鲁迅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22}。文学具有非功利性。当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之后，文学就必然会担负起自己所无法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23}不可否认，任何时代聚焦都存在着自己的阴影。如若坚定不移地拒绝落入疲惫不堪的发烧尴尬，就不要随意建立“兴奋点”。因此面对来自两岸四地乃至整个世界的华人文学研究者几乎都要叩问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定位文学？以“现代”“当代”划分文学，强化的只是时代政治的变迁及其内涵，而“语言”是被工具化或遮蔽的，甚至几近于无。洪堡特承继赫尔德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4}，语言本质上就是文化层叠穿织而成的一个历史之网，换言之，任何一种文学所体现的文化都与一定的语言承载有超乎想象的密切关联{25}。
新世纪的汉语学术能否形成大国风度，提高对自身汉语文化和文明的阐释能力势在必行。对汉语文化的追思能够进入现代人的心灵，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向导;能够与当代世界进行深度的文化对话，激活汉语思想的普世魅力;契合当代中国人文建设的需要，促进当代人文精神生机蓬勃地发展。{26}“汉语新文学”以语言为中心词，这是从文学的本质层面来强调文学的自治性。另一方面，汉语新文学的创作建立在现代汉语法则之上，在创作过程中，无视语法规则，通过随意组合汉字的创作行为，即是“强暴”了语法、文法，也使散文语言走向了畸形的陌生化，迫使情感表达走向边缘化。散文语言的时代特性可存在人为艺术创造的因素，但必须要适合当今时代语言运用的习惯与规范，忌讳为追求“新”而彻底打破语言既有的语法规则、有意而为之走上运用另类的创作技巧和套用形式哗众取宠的创作行为，通过此种途径创作的散文也必将失去“汉味”。
汉语新文学的“新”，是站起来，迈开矫健的步伐去创造，而不是躺着做什么复古梦，也不是跪着做拾人牙慧的文化贩子或文化奴隶。对前代学术思维方式只知重复，对前代学术成果只知顶礼膜拜，是会折损今代学术奋力创新的翅膀的。克服文化的自卑自虐、自大自傲，恢复对文化丰厚性、坚实性的自信的最好方法，是走出一条研究的新路子。思想翻新必然带来方法翻新，只有找到恰当的衔接点，才能点醒语言的生命，进行富有生气的古今对话、中外对话。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这并非彻底的历史性否定，也不以拥有加倍炽热的追求力量为标准，而是贯通人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去窥见其活泼的生命和深在的价值。因此，汉语新文学的“新”是以高瞻远瞩的历史的社会的批判目光，离不开文学却又超越文学的宏观文化命题。
进而，从朱寿桐的学术视野与文本实践中，我们终究看到了当代学者在物质、精神、文化各方面的焦灼氛围下，与波涛汹涌的文学浪潮中扎根汉语文化传统，不仅囿于知识层面的探索发掘，更不单纯自满于纯粹的理趣、情致的文学追求。在此基础上，他们更乐于开拓新的天地，在汉语文化中阐释自我的价值观念，将之升华为超越世俗屏障的精神。《从俗如流》并非消极地放逐自我价值，而是在保有对汉语文化的承诺与承担之余，积极地将价值观念、学者精神融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及社会文化之中，从而在潜移默化之际推动大众接纳并交流，是试图保持自身的严肃性、纯粹性不被外界消解的方式。
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散文的生长良莠不齐。要么讽刺说理，要么无端流入身边琐屑的叙述和伤感遭遇的独白。因此《从俗如流》这一文集，不仅是朱寿桐真挚的内心表达，也是当代学者对承担汉语文明的传承、复兴任务所作出的积极尝试。在“汉语新文学”获得各方盛赞的同时，也急需认识到这一理论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所无法全面涉及的盲点，但这并不掩盖其以汉语为前提、以文化血脉为前提的突出贡献。探寻文学中的汉语美学内涵，亦等同于挖掘当今有识之士的文化人格与人文关怀，无疑是对未来文化走向的宝贵启迪，推进人们对传统精神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索。
①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学术优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② 严羽：《沧浪诗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0页。
③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④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⑤ 胡继华：《汉语文字的特征与宗白华美学的书写个性》，《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⑥⑦⑧{11}{12}{15}{16} 朱寿桐：《从俗如流》，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第113页;第3页;第252页;第248页;第255页;第265页。
⑨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⑩ 朱光潜：《诗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13}{19}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5页;第54页。
{14} 李青青：《浅谈“虚静”——中国艺术的生命根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09年第4期。
{17} 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元遗山诗集（卷十）》。
{18} 孙书文：《文学张力论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0} 楊义：《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2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2} 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2} 朱壽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23} （德）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0页。
{24} 许燕转，傅天虹：《复活本然，融通畛域——论朱寿桐“汉语新文学”的学术贡献》，《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25} 杨义：《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徐瑛）
On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Zhu Shoutongs Prose
Fu Tianhong and Shen Yanxin
Abstract： With the theory of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literary practices provide a deeper-level 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a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Zhu Shoutongs prose as one follows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Zhus prose and excavates the life form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prose， an aesthetic mode， that enables the aesthetic wisdom of the language to be cleverly used in the literary text. This bitter culture journey， destined to be tortuous， is a contemporary scholars unchanging realistic pursuit as only by returning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one engage in an active dialogue and creating the new. Only by surviving on a deeper level through self-consciously tre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s a potential and injecting it with more cultural ingredients， revealing the true features and feelings， can one strike roots in the changing cultural waves in the world for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Keywords： Zhu Shoutong， aesthe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Following the Customs，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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