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美

　　摘 要：在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当对历史进行追寻和建构时，擅将身体作为独特的诗学纬度，赋予身体颇具张力的所指意义。身体的“属己性”呈示著特定的权力话语和象征体系。回看严歌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与2017年的《芳华》，我们发现二者都将叙事视阈引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群颇具时代符码的少男少女，革命伦理、道德意识、文化实践对他们的身体进行着规训和形塑。严歌苓透过身体这一微观的能动载体，去叙说特定历史场域中沉重驯顺身体携裹下主体生成、主体消弥、主体重构的生命之旅。

　　关键词：严歌苓;《绿血》;《芳华》;身体诗学;文化规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71-06? 在历史的长河中，主体的存在，首先是身体的存在。身体既是自然演绎的生命征象，又是社会实践的能动载体，更为重要的，身体还是探究与抵达历史深处本真的一个“通道”、一面“镜子”、一种“力量”。巴赫金说：“把躯体作为价值问题提出来。”①如今，我们如若近距离地触摸历史问题，则需追寻主体的存在与价值，那么不妨先从身体开始。将身体看作一个“中介”，看作一种主体实践和述行行为，视作被生命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所构建的一种符码和隐喻。

　　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双重视域中，严歌苓都称得上是一位经历特殊、作品高产、创作别样、实践多元的女性作家。在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当对历史进行书写和建构时，总是将身体作为独特的诗学纬度，通过给身体附着颇具张力的所指意义来阐明主体意识，以便进一步确认主体的存在，并对主体进行还原和重塑。例如：《扶桑》中，她借用扶桑身体的屈从、容忍、施爱，来解构颠覆西方主流社会对东方女性的一贯想象和固有认知，重塑移民身份和民族形象;《第九个寡妇》中，她借用王葡萄身体的性释放、欲表达、爱冲脱，来呈现生命的自在自为、自由自觉，讲述特定历史时期多声部的狂欢和沉寂;《金陵十三钗》中，她借用身体的凌辱、牺牲、救赎，来拷问历史和战争，诉说民族的苦难，追寻道德的理性。在社会秩序中，由于男性具有绝对的权力号召与规范作用，所以女性身体往往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但是，严歌苓笔下一系列女性人物身体中，常常隐藏着巨大的主体力量，蕴含着坚定的爱的信仰，即使身体边缘弱小，哪怕委屈受伤，身体深处蕴含的人性依然高贵，似乎渴求从身体中流露展示出女性主体的鲜活独立。

　　严歌苓曾说：“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②在严歌苓内在精神主体的文学实现中，有很多关于作家本人军旅生活的书写，发现其中强烈浸润着对芬芳四溢青春年华的独特记忆和深刻理解，尤其在小说《绿血》和《芳华》中较为明显。如果并行观照这两部小说，不难发现，它们不仅都描绘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绿色军营的生活样态，而且还书写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这段颇带“个人记忆”意味的历史事件。严歌苓1970年入伍参军，在成都军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曾多次进藏入滇，1979年以记者身份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小说中军旅生活的反映源于严歌苓本人与社会语境充分、密切、复杂的对话与交换。有学者指出：“长篇处女作《绿血》与近作《芳华》，其实是严歌苓对于一段军旅‘芳华叙事母题的同题异构。”③那么在这两部小说中，严歌苓对军旅芳华进行书写和建构时，身体形塑与主体认同，作为社会性关系的生命存在，二者如何相携而生呢？严歌苓又是怎样借助身体这种独特的诗学纬度，对深层主体结构进行舒展外化，实现“爱的推移”④呢？

　　一、身体标识：精神牵引下的主体生成

　　《绿血》中的黄小嫚与《芳华》中的何小曼，除了在名字上有着相似性，在具体的形象构建中，可以说也是“同形”，不仅在家庭遭遇和军旅体验方面，有着内容的“一致性”，而且她们还有着几乎相同的心理窘境和精神困苦。她们都是在父亲被打为右派后，跟随母亲再嫁，一起到里弄继父家中生活，从此开始学会观察继父的气象和母亲的求全，变得“识相”和“不惹人讨厌”，自卑与孤独自始至终伴随着她们。可以说，黄小嫚与何小曼这两位小说人物的“形象变体”，与严歌苓本人的成长存在着一定的对位。严歌苓曾说：“我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反动这，反动那。”⑤独特的记忆成为她的创作“源”，严歌苓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对自我成长的反思、对过往情感的体味，都投射到了黄小嫚与何小曼的身上。那么，严歌苓如何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身体言说，来完成主体的生成和确认呢？

　　一位独立的主体，首先要回到自己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遵循身体的意愿，所以严歌苓先借黄小嫚、何小曼对身体的拥有和掌控来呈现和召唤主体，巧妙地描绘了身体幽闭——身体自恋——身体寻美，这一身体认同和主体确认的全过程。女性的胸部象征着身体发育、成熟和觉醒，严歌苓在两部小说中都设计了“丰胸把戏”，《绿血》中“小耗子”黄小嫚将两块塑料泡沫缝在乳罩里充当干瘪的小可怜以此掩盖平坦的前胸，《芳华》中“边缘者”何小曼把旧毛衣上面的绒球剪裁做成丰胸材料、将搓澡的黄色海绵缝制在乳罩上，拿这些充当青春绽放的补给品。在这里，严歌苓对黄小嫚、何小曼女性身体所独有的这种物质性和自治性进行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描绘。我们可通过“丰胸”这一情节，发现身体发育成长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主体对身体的认知与强化呼之欲出。同时，这也是主体掌握自身命运和对生命进行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严歌苓的另一短篇小说《柳腊姐》中也体现过同样的“丰胸”情节，从乡下来的“养媳妇”柳腊姐仿照城里样式描摹裁剪，将面口袋加工成乳罩。穗子（“穗子”“萧穗子”，以严歌苓自我为人物原型创作）看这一装饰时，虽嗤之以鼻，但却很心动，认为这是好看的东西。严歌苓通过女性主体自我身体的反观审视，来实现自我与躯体的统一。“丰胸”这一女性所独有的身体符码，在这里成为了女性身体外在表征和性别认同确认的主体行为。

　　身体是生命的基石，保证自我主体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身体是标识主体最为明确的一个显性元素。黄小嫚、何小曼在家庭、集体、自我等各種关系中无法找到应属位置，母亲忽视冷落这弱小的身体，继父弟弟厌恶鄙夷这多余的身体，战友们嫌弃远离这发馊的身体。这里的身体其实隐隐地标识着、指征着严歌苓——那个在“失乐园”中不言不语、不吭不响，但却从肉体到灵魂都在思考着的一位“伤痕儿”的复杂心态与尴尬位置。按此逻辑，严歌苓是在试图用身体的指征和想象来确认自我主体的存在，开启作为社会的“人”的生存方式。即使这般身体，被时代所遗弃，但这副身体仍在历史空间与情感想象中拥有着自我主体存在的特有功用。即使这般身体，一直处在被压抑的底层边缘地带，但这副身体仍在从容自在地表达着自我意志和生命需求。《芳华》中舞蹈室里刘峰对何小曼的托举，不仅帮助何小曼完成了一次身体快感的旅程，同时也帮助她不断地确认主体自我，使身体有了感性的、审美的意义，成为何小曼找到身份位置、爱情归属的重要设置。《绿血》中，杨燹是黄小嫚除父母外第一个触碰她的人。身体的触碰留给三岁黄小嫚的，不仅仅是来自杨燹（一个叫黑皮魔王的男孩子）那可怕、疼痛的肉体记忆，更多的是一种对异性强悍的羡慕，对父性庇护的一种渴求。当黄小嫚跟随母亲来到继父这里，甚至想挣脱，想逃到杨燹那里去挨揍。在小说的当下叙事中，神经疾病愈合后的黄小嫚每夜都伴着杨燹的军装入睡，靠幻觉来抚慰孤单的心灵，填充感情的深渊。可以说，杨燹给予了这样一位多余的“可怜儿”主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黄小嫚与何小曼都有一件倍加珍藏的毛衣，《绿血》中黄小嫚每当说起这件质地颜色都极少见的浅藕荷色羊毛衣时，都带有一种虚幻的幸福感。根源在于这是母亲从上海华侨商店专门买来的，母亲长久的冷落与疏离使黄小嫚无法从“他者”中寻求实际的寄托与关爱，只好借用这件标有母爱标识的服饰来掩盖内心的失落与自卑。相比《绿血》中对毛衣的设计，严歌苓在《芳华》中更具精巧的用心，何小曼一心等待含有母亲气息的红毛衣淘汰于她，却在妹妹的衣橱里发现了毛衣，内心迅速冲突出来一股愤恨与渴求，经过秘密的剪拆、染色、晾晒、缝制，红毛衣被碎尸灭迹，成了藏污纳垢的黑色。在这里，无论是向战友夸张的炫耀，还是对母亲无言的反抗，黄小嫚与何小曼都在试图找寻那份缺失的爱与归属。毛衣作为一种充满意味的符号，背后隐藏着女性主体的合理欲望和生存需求。严歌苓正是借用这种身体的“爱的传递”“爱的支撑”“爱的外显”来指征那个特殊时代自我内心的挣扎和孤独的境遇，以及弱小女性对父性、对异性安全感的一种极大渴望。严歌苓将本真的生活记忆挪移至此，目的就是为了探寻和建立女性的主体性，借身体修辞去刻画黄小嫚与何小曼这两位女性成长主体纯粹的女性意识、强烈的安全欲望。“我们的思想可能会欺骗我们，情感则更是常常欺骗我们，但是身体则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⑥在这无形间，身体已成为了主体确证自我、体味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身体成为严歌苓笔下言说主体通向发现自我，并对自我进行认知和确认的一把秘钥。

　　二、身体形塑：沉重规训下的主体消弥

　　福柯在肉体“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在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社会权力话语无处不在，对人的规训和干预也无处不在。身体，并不是自生自足的东西，它时时刻刻被各种文化实践、话语权力所辖制、所管理、所建构，会对其设定各种历史标签和政治符码。权力话语借助统筹化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来控制人的思想灵魂，从而征服身体，形成符合权力机器所需要的身体。《绿血》中那残破不堪的“旧时公馆”，《芳华》那正在慢性颓塌的“老红楼”，都有着相似的命运，那就是被改造为弥散着青春芬芳和政治气息的文工团。这里的少男少女们被历史政治生活所规训着，恶热酷暑蒸烤着他们的身体，革命话语锻造着他们的舞姿。他们对身体的规划和设计，对舞蹈的诠释和展现，呈现出与历史政治生活的高度一致性。可以说，时代意志、革命伦理、文化实践对“旧时公馆”“老红楼”文工团里这群少男少女们的身体，从时间到空间，从体貌穿着到爱情需求，都做了明晰的规划、沉重的规训、高度的控制。

　　《芳华》中，对刘峰进行第一次描述时，就自觉地设定了一系列编码程序：圆脸、浓眉、单眼皮、圆鼻头，鼻梁端正，皮肤细腻白净。你试着形容一下雷锋的长相，就发现能照搬过来形容刘峰。”⑦此外，后文中还谈及他总是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是军队统一发放的黑布鞋，左脚是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绿血》中，班长田巧巧几乎可以说是女版的刘峰，她拥有健壮的体魄，饱满的胸脯，“背阔腰圆，威武有余，纤秀不足，方方的背、厚厚的肩被同性视作后盾，异性望而却步。”⑧这位女兵班长与刘峰“雷又锋”一样正直、善良、热情、助人，这是时代给予身体特有的“好人代表”的符码，具备了这些身体符码才可以去参加“积极大会”“巡回演讲”等等。这种驯顺的身体，更多是权力话语所建构出来的“有用身体”。历史中的微观权力对这种身体实施着隐秘的、虚化的、整体的规训和强制，无一能逃脱权力的牢笼，最终使身体成为一种技能，并竭力增强、驾驭、使用和改造。在此，身体的自由选择消失了，主体的自由更不复存在。

　　《绿血》中的杨燹、《芳华》中的刘峰，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文工团挑中，皆是因为他们擅长翻跟头。杨燹擅长翻跟头、打把式，还有那段“郭建光”式的身体造型;刘峰身体的功用不仅仅停留在翻跟头上，他作为毯子功教员还需要抄起（搬运）一个又一个身体。这种外观、姿势、速度、态度等方面的身体编码行为，是将身体社会化、政治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身体的自主、独立和完整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这一切还只是主体被宰制、被调控的开始。在《芳华》中，刘峰那高度标准革命化的外在躯体，携带着道德标兵和全军明星的身体符码，实际上就是权力话语规训和政治道德约束作用的结果。“权力总是让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他，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⑨刘峰的身体在应对规训和调控的过程中，逐渐被臣服、被标记，接受既已设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认同，压抑个人身体的本欲冲动，按捺自我的力量，主体日渐消弥，直至“触摸事件”的发生。

　　在《绿血》和《芳华》的互文阅读和内容比对中，发现两部小说中还都设计了同样的“装病”情节。《绿血》中的“假积极”桑采，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愿意女扮男装出来舞旗，但在演出时却假装得了病毒性感冒，直挺挺地晕过去了，成了大家羡慕的“小英雄”！《芳华》中何小曼调换温度计上演假装发烧的戏码，最终换取了所有领导和战友的优待与关注。除此之外还有A角小战士的光荣岗位、“轻伤不下火线”的至高荣誉。从这里可以看出，身体去迎合既定的、僵化的权力话语，每一个人都期盼拥有与之相配的政治化的身体。但这样的身体所包裹下主体没有自我着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灵魂的虚无化。

　　想必在严歌苓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旅生活记忆中，一定存在类似这样的人物原型。她以自己的直接经验介入到文学创作中，试图引起对过去印记的注意与反思。无论是《绿血》中的杨燹、黄小嫚、乔怡、丁万、廖琦，还是《芳华》中的刘峰、何小曼、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少男少女们飘零苦寂、隐忍坚挺，故事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携带着历史的烙印，他们在强大的时代话语统摄性的权威之下，主体力量无形中被剥夺、被收取、被遗弃。

　　三、身体异化：自我找寻中的主体重构

　　黄小嫚和何小曼，她们从原生家庭里“拖油瓶”的身体冷落到文工团里“被边缘”的身体堕落，再到战场上“英雄天使”的身体礼遇，不难理解，他们身体的压抑与受训过于沉重，身体的运作和控制过于疲惫，身体异化的出现也暗含其中，受虐、疯癫、残损、消亡。这些身体的异化无一例外都发生在主体最无助、最被动、最绝望的生命体验中。《绿血》中的黄小嫚小时候无意间发现发烧这一法宝，能换来母亲短暂的呵护，于是便屡屡在夜间钻出被窝，希望自己着凉甚至可以发烧;《芳华》中的何小曼，也用了相似的计策，泡在冷水盼望自己发烧。她们的“高烧”计策，目的都是为了摆脱被遗弃被冷落的家庭地位，换取母亲的拥抱，为了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钻回子宫回炉，以此获得主体再造。“高烧”这种疾病无形中也成为了一种隐喻和象征。这些畸形的疾病伪装和欲望诉求一直隐藏压抑在黄小嫚与何小曼身体的最深处，就在她们突然成为“战地功臣”“战地天使”那一刹那，身体突然被放大、被注视、被崇拜，几乎同时，身体也获得了亲人的关爱、战友的亲昵。这一切对曾经一直被人嫌弃、招人厌恶、受人歧视的身体来说，始料未及、无法应对、难以招架。身体的物质系统开始紊乱、开始疯癫，但“疯子并没有失去人的本质或基本的人性。他恰恰构成人的基线、人的本真;变成真理、正义、直言和誠实的化身，构成一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科学文化的激烈否定和有力批评。”⑩黄小嫚与何小曼同样的“精神疾病”，象征着主体生命体验和欲望追求在与群体社会规范和价值评判之间构成强烈不平衡感、不适应性。主体作为压抑的弱者、作为边缘的逃离者，疯癫行为是主体对历史中微观权力的颠覆与冲击。福柯称疯癫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属于柏拉图式的大隐喻世界”。身体的异化——疯癫的精神疾病，是由于长期的既定表演和强制禁锢，突然被推崇、被利用、被褒奖所导致。通览严歌苓笔下种种身体异化表征进行的潜在设计，不难发现，在具体的身体修辞中，身体都避免不了受难受虐、残损消亡，这些成为主体对权力的一种控诉，作为主体重建的一种通道。

　　人类的降生初始就注定了最终的必然死亡，主体的苦闷与存在之苦都会在死亡中得以救赎和解脱。在战场这个生存紧张的空间中，《芳华》、《绿血》中几乎所有人都果断决绝地选择了“向死而生”。《芳华》中，刘峰为了医疗物资故意带错路，毅然放弃身体的所属、出让活着的权力。《绿血》中，少男少女们为了救治伤员让出卡车，选择在危险的绝境中，独自寻求生路。后来，在濒临死亡的路上，田巧巧为了让战友们睡个安稳觉，忍着中弹的剧痛，遮雨筑堤坝直至身体最终消耗殆尽乃至离开消亡;丁万强撑身体并舍去自己的一条腿去冒险，最终换取了战友们急需的地瓜;季小舟、廖琦、乔怡等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舍己。在身体残损消亡之际，人性和血性引领着主体，凭借着主体对善良美好的感性感知去发掘生命的意义，而不再跟随外在权力话语指引发布的指令去行动。身体的消亡唤起了肉体的主体意识，青年男女们重新建构了身体新的主体性。身体不再是驯顺的、同一的低等存在，而是值得崇尚的、铭记的、鲜活的“生”的标记。

　　此外，还需特别提及的是，在《芳华》中“触摸事件”对于主体的释放和重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峰那无邪念的拥抱背后是数年残酷压制自我的结果。“他追求的很苦，就苦在这压制上。压制同时提纯，最终提纯成心灵的，最终他对林丁丁做出的那一记触摸，是灵魂驱动了肢体，肢体不过是完成了灵魂的一个动作。”{11}对于刘峰而言，他听从了身体本能和灵魂冲动的机制反应，力图完成一次身心合一的完美的身体触碰，就在这触碰中，主体再次得以重建喷薄。这封闭的舞美车间里，荷尔蒙和力比多的混杂刺激下，本以为可以去用生命的欲望触摸到爱的灵魂，但是伸出臂膀，只获得了一种始料未及的身体轻触，同时由于身体对规训的反抗和对制度的越轨遭到了相应的惩罚。对于惊怵、委屈、幻灭的林丁丁而言，那“圣人”的、“雷锋”的、“超我人格”的身体走下神坛，竟然要进行那令人鄙夷、恶心、作呕的触碰，她的挣扎喊叫哭泣源于对刘峰那“驯顺而有力”的身体的怀疑和抵抗，是对固有旧主体崩塌颓圮的恐惧，是对再造新主体突奇降临的惊慌。最终，刘峰因这一身体失控而下放到伐木连。当他准备离开规训他的话语空间时，他毫不留情地将管控、揉捏他身体的那些“工具”（标兵证书、奖状、锦旗、奖品等）丢弃，自此，刘峰的身体不再接受这份被规训的苦差。“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12}之前政治、权力或隐或显地对刘峰的身体进行形塑改造，即使被下放到伐木连这种惩罚，也是加强身体控制的一种手段。但后来，不论是在伐木林，还是在战争前线，又或者在市场中贩卖盗版图书，刘峰的身体在控制、支配、生产的长久历程中已布满战争、岁月、社会的复杂痕迹，虽已不再有光滑的皮肤、雷锋的长相、有力的臂膊，但主体的自主力和生命力都更加顽强。当刘峰遇到了发廊女小惠，他不再形为心役，甚至抱有用一己之力拯救小惠身体的念想，这更多是在拒斥权力话语、消解欲望机器、冲破逃逸抵制机制后，一种无羁绊的、破碎的、放任的主体力量的还原和释放。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严歌苓对主体的发掘和重塑，是试图通过身体行为的挣脱和放逐来实现的，当身体疏离主流权力中心，并逃离权力规训宰制时，内在主体的生命力才愈发鲜明和深刻。

　　四、余? 论

　　《芳华》和《绿血》作为严歌苓两部青春祭奠式的作品，充满了岁月的沉重感伤和理想的喧哗骚动。两部文本之间的互文阐释对解构严歌苓这一语言主体极具有效性和意味性。小说中，青春式的成长主体，在创作者严歌苓内在精神的牵引中走出，经权力话语的宰制和规训渐缓消弥，但是生命的冲动力和自主力让成长主体以变异的形式再次出现，冲破重围、摆脱羁绊，去释放强压给身体的重负，去寻求诗意的生存方式，精神主体显得愈加鲜活和强大。严歌苓在探寻主体的生命之旅中，将身体楔入叙事修辞之中，身体是真实的生命存在，是鲜活的社会印记。“世界的问题，也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就在于一切均现成地存在着。”{13}身体已不再是纯粹、简单的有机自然体，而成为记录折射社会实践的一种复杂印记，它有可能处于从属受抑的位置，被社会所控制、所利用;但它也有可能蕴含主体无穷的自主行动力量，以此改写生命的轨迹、抵达深度的真实。

　　更为显著的是，《芳华》和《绿血》两部同题材的小说，前后虽间隔三十年，但在聚焦身体叙述的这一审美向度上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严歌苓均借用身体细节的诗学转换和伦理意味，揭示出特定历史场域中沉重驯顺身体内的充盈诗意和有力生命，试图建构出更加有意味、有内涵、有活力的新的主体。此外，在解析过程中，如若我们借助精神分析更进一步地来审视严歌苓身体诗学的复杂性，我们发现：30年后的《芳华》展示出了“虚拟言说者”严歌苓反复调整更新、反复交叉回望之后，一种更为凸显“中国经验”“中国境遇”的写作旨趣。

　　如果说，25岁的严歌苓在创作《绿血》时更多地是对青春中的荒唐、庄严、信仰表现出一种“尊重式”的批判、进行着一种“交代式”的写作，那么在《芳华》中还夹带着另一层深意：她隐晦地将自己这位“跨界者”的文化多元身份严丝合缝地与“中国经验”“中国境遇”互为黏合起来，在“全球性”“消费性”的时代语境下，用身体独特的诗学体系来重新审视母国，以及讲述中国故事里那些饱含青春气息的独特情怀。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触摸事件”中刘峰倾情垂怜的林丁丁，她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出国打工以当保姆为生，穷困潦倒地吃了三年的鸡翅尖，最终失落地离婚回到国内。遥远青春岁月里那骄傲的身体曾一度渴望飞向大洋彼岸，可现实却不断打压、欺侮这柔弱甚至不堪一击的身体，最终身体还是渴望回归。在这里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严歌苓试图在以“游牧者”的身份来向母国进行表白。其次，那一直被人们所冠以“好人”的刘峰，终究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依然无法使主体精神高扬挺立，反而委曲求全地用残败的身体贩卖盗版书籍。“盗版”——快速的商业社会所衍生的机械复制的代名词。刘峰的身体又一次被迫参与到另一种新的生产、加工、搬运中，与那个青春的荒诞岁月相比，这种机械的时代显得更加冰冷、更加残酷、更加无情。令人更加遗憾的是，身体被卷入新一轮话语权力中，身体的“本我”無力崛起，依然存在被时代浪潮所裹挟前进的命运。此外，小说末尾所描述的刘峰的追悼会，换言之，这也是身体的消亡仪式，则更具有讽刺意味，行色匆匆、疲于奔命的人们根本无暇追念已逝的身体、无心回望已逝的情感。小说中这些关于身体残败消亡的叙说，其实暗含着作家在漂泊游移的中西文化时空中对自我主体的思考。严歌苓在跨文化的创作视域中本就是一位“无属性”主体，自然而然在讲述这颇带自我青春指涉意义的中国故事时，时时地叩问主体的位置、不停地追寻主体的价值。

　　①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贾泽林，张杰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② 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刘艳：《严歌苓早期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以严歌苓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为例》，《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④ 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⑤ 严歌苓：《写稿老手记》，见《波西米亚楼（散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⑥ [法]梅洛—庞蒂：《眼与心：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刘韵涵译，张智庭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9页。

　　⑦{11}{12} 严歌苓：《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第33页，第111页。

　　⑧ 严歌苓：《绿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⑨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6页。

　　⑩ 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3} [法]梅洛·庞蒂：《作为表达和说话的身体》，载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责任编辑：徐瑛）

　　Cultural Discipline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Sub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n the Body Politics

　　of Green Blood and Youth by Yan Geling

　　Feng Mei

　　Abstract： In Yan Gelings fictional creation， when history is pursued and constructed， body， as a unique dimension of poetics， is endowed with the signified significance with much tension. The self-belongingness of body represents a specific discourse of power and symbolic system. When we read Yans first novel， Green Blood， and in her Youth（2017）， we find that they both lead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narrative to the teenagers， male and female， typical of the 1970s and 1980s， whose bodies are disciplined and shaped by the revolutionary ethics， moral sense and cultural practice. Through the micro active carrier of body， Yan tells of the journey of life in which subjectivity is generated， diminished and re-formed，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ite and carried by the heavy and submissive bodies.

　　Keywords： Yan Geling， Green Blood， Youth， body poetics， cultural discip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