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翰

　　摘 要： “过番歌”是反映福建、广东、广西，乃至海南、浙江等南方诸省向海外移民的一种民间歌谣的总称。数百年的积累，遍及南方诸省用各自不同方言演唱的“过番歌”，成为普遍流行于移民者原乡（即所谓“侨乡”）的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记忆，也可视为是无数海外移民先行者留下的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过番歌;海外移民;民间记忆

　　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05-06? “过番歌”是反映福建、广东、广西，乃至海南、浙江等南方诸省向海外移民的一种民间歌谣的总称。所谓“番”者，在这里主要指外邦（番邦）、外族（番族、番人）;“过番”则意味着到外邦（番邦）去，或短期谋生或长期移民。他们在异邦生存的种种艰辛打拼的悲喜忧惧，以及对故土亲人的怀思牵念和对后来者的劝世箴言，等等，都寄托在他们延自故乡的方言歌谣和说唱之中。数百年的积累，遍及南方诸省用各自不同方言演唱的“过番歌”，成为普遍流行于移民者原乡（即所谓“侨乡”）的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记忆，也可视为是无数海外移民先行者留下的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这份不尽相同于正史记载的，来自民间带着情感温度的血泪记忆，迄今并未引起太多的重视，资料流失严重，研究基本缺乏，此种状况不应再让它延续下去。

　　一

　　中国有着悠久的海外（域外）移民经历。远溯汉唐，逮至元明，特别清代和民国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有不同原因的移民群体，或者西出北疆，或者南赴远海，踏上远行异邦的长途。明以前的早期的移民，多是伴随着宣扬天朝威仪的军队或商旅，与世界发生关系和影响。由于彼时中国富裕强盛，以及文化先进，因种种原因滞居海外的中华子民，一般而言，有着较为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此种情况，与十九世纪以后出现的大量海外移民，有很大不同。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向海外移民规模最大、也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移出地主要在南部中国的广东、福建，移入地则以俗称“南洋”的东南亚为主，另一部分则是被当作“猪仔”贩卖至美洲的所谓“契约移民”。据陈碧笙主编的《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提供的资料，以新加坡为例：1819年英国殖民者占领新加坡时，人口仅4727人，其中华侨1159人，占新加坡人口的24.5%;至1947年，新加坡人口已达940824人，比130年前增加了将近200倍;而其中华侨人口（包括侨生人口）730133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7.7%，较之130年前增加了629倍。如果再做一点仔细的观察，还可获得如下的印象：

　　一、在这130年间，移民最多的时间段，一是鸦片战争后的20年，移民人口翻了三番;二是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十年间，每年都以十万左右的绝对数字增加;再是战后的几年间，移民人口也有大幅增长。

　　二、在新加坡新增人口中，華侨人口远远超过当地土著人口的增速，使华侨人口在新加坡人口比例中占到七成以上。说明新加坡人口的增加并非当地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外来人口——主要是华人人口的移入。

　　三、如果从华人移民的籍贯（移出地）分析，据1947年马来亚对新加坡各帮人口的调查，占新加坡总人口77%的73万华侨中，粤籍40万人，约占54.8%，闽籍31万人，约占42.5%;31万闽籍华侨中，闽南人（厦漳泉）28.9万人，占93%。新加坡的华侨主要来自闽粤。

　　四、在这大批的闽粤移民中，据著名社会学家陈达1938年对侨乡905户华侨家庭的调查，因经济压迫和天灾人祸而出国者，达664户，占73.37%，因原有南洋关系投亲或继业者，176户，占19.45%，而试图前往发展事业者，仅26户，占2.87%，其余如行为不端而亡命海外者，17户，占1.88%。同样的分析，又见于新加坡华人学者杨松年在《战前新马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华工生活》一文中，借助文学作品描述的主人公经历，对华侨南来的原因作了七种归纳，其中占据首位的也是“家乡兵匪骚动，民不聊生，因此南来”。而据1947年马来亚的一份人口调查，全马230万华侨中，依谋生手段划分，90%以上为受薪者和个体劳动者。这个“受薪者和个体劳动者”，其绝大部分是在林场、橡胶种植园和矿山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只有一小部分成为走乡串户的小商贩、店铺伙计和工匠。而真正能够经商办厂的创业者、投资者，仅为少数。由此可以知道，十九世纪以来出现的“下南洋”移民潮，其主体是贫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水平不高，在海外的谋生条件不好，既缺资金又无技术，只能出卖劳力谋生。

　　这就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侨移民东南亚的情况。说的虽是新加坡，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大致相似。

　　1819年代表英国占领新加坡的莱佛士十分重视华人的到来，他认为在所有的外国侨民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无疑是华侨”。因为华侨的到来，意味着资金、技术和劳力资源的进入。他将华侨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带有资本的商人，二为拥有技术的工匠，三是出卖劳力的打工者。三者之中，首先看重的是商人，他给予商人以管理华侨的权力，使其成为华侨的首领。然而在华人移民中，有经济背景的商人毕竟是少数，最为庞大的群体是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仅凭出卖劳力谋生的底层打工者。他们出身贫苦，为改变不良的生存状况才漂洋过番，既无经济背景也无技术优长，低下的谋生条件和生存环境，使他们漂落异邦之后既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又要经受文化陌生和差异的挑战，往往淘金梦碎，忍受不住怀乡思亲的精神折磨，最后不是两手空空返回故里，就是在怨悔和慨叹中客死异邦。

　　这就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侨移民东南亚相当普遍的情况，是他们“过番”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大量产生、流传于这一时期的“过番歌”，所反映的主要就是被佛来士视为是“第三等”华侨的海外生存经历。

　　二

　　过番歌是伴随中国海外移民产生和流传的民歌谣曲的总称。

　　每一个过番的移民，他们漂洋过海来到异邦，都必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谋生不易，二是文化陌生。二者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他们带来双重压力，导致他们强烈的思亲怀乡情绪。诗言志，歌咏怀，过番歌是他们在异邦人生的写照。

　　过番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改变。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强调人对于土地的依赖。土地是农耕社会的基础，土地开发的长期性和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性，使人不敢轻易离开土地;而建立在这种人地关系之上的血缘性的家族（宗族）制度，又强调了人对于家族（宗族）的归附。所谓“家园”，就是这二者的结合，“家”是血缘，“园”是土地。人对土地的从属和对家族（宗族）的归附，形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然而，当生存压力超过了这种固守家园的可能限度，即在原有的土地因种种原因，例如战争、灾祸或原有土地无法满足过多人口的生存需求时，这种人地相对平衡的稳定关系便被打破，迫使人们走上离乡背井的道路，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从本土到异邦，从佃耕到打工，这一生存方式的改变，首先是经济从属关系的改变，即从原本从属于土地的封建依附关系，转向从属于资本的新型雇佣关系;其次，远走他邦，离乡也即别亲，既是对固有的“安土重迁”观念的动摇，也是对“父母在，不远游”的家族成规的背离。二者都给他们的异邦人生带来巨大压力，在沉重的经济压迫中，潜隐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深刻的心理负担。

　　十九世纪以来过番的移民，无不处在这样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激烈的文化冲突之中。

　　来自经济上的谋生维艰和来自文化上的差异和陌生，使过番者难以融入移居地的社会，加深了他们对故园亲人的思念和对贸然过番的失悔;当最初怀惴的“淘金梦”破灭之后，在无法忍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一些过番者最终选择返回故乡，并留下了“劝恁只厝那可度，番平千万不通行”的劝世的感慨。这是过番歌最常见的内容和主题。

　　从困守田园到走向远海，对于一个为数千年农耕制度所束缚的民族，是一种突破，并非所有过番者都面临失败。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有成功的过番事迹，都留在故事和传说里，而所有过番的艰辛坎坷，乃至怨叹和失悔，都在歌谣里尽情地倾诉，即使像黄乃裳开发诗巫“新福州”这样成功的事例，反映在歌谣中的也是艰辛和怨叹。过番歌的叙事和抒情主人公，主要是缺少资本和技术、只靠出卖劳力谋生的贫困移民，是他们在域外坎坷遭遇的经历叙述和情感倾诉。

　　中国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任何个人行为，都会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早期的过番移民，虽然多数都是单身一人，至多邀约几位亲戚朋友，远赴他邦。但每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或几个家庭，而每个家庭还有众多的旁系亲戚、乡邻和朋友，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背负家人的希望，他们过番的成败、悲喜，也是他们背后家庭的成败、悲喜，甚至影响着与他们并无直接关系的旁系亲戚、朋友、乡邻的观感和情绪。这种环绕着过番者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使得在海外移民相对集中的地区，即所谓“侨乡”，成为中国传统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形态——侨乡文化。于是，在这个亚文化的小社会里，便有了种种与过番相联系的新的称谓，诸如过番者被称为“番客”，这是一种固定了的身份，既使只出国三两年，便也终生和“侨”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妻眷就叫做“番客婶”;他們若与移居地的女性结婚，就叫“娶番婆”;他们归来，则称“归侨”;他们留在故乡的父母、子女叫“侨眷”或“侨属”;他们的来信叫“侨批”;他们从海外寄来的养家钱叫“侨汇”;他们归国投资做生意叫“侨商”;他们回乡盖的房子叫“番仔楼”，办的学校叫“华侨学校”，捐建的医院叫“华侨医院”;还有种种特殊的风俗，如“养子”、“脱草鞋”、“送顺风”等等。“番客”是这一特殊“小社会”的核心，一兴皆兴，一败俱败。其特征，从经济上看，侨汇是侨乡社会经济的重要来源，是过番者在外打拼寄回来的养家钱或投资建设的资金，由此也有了“侨乡经济”一说;从文化上看，番客的外出和归来，不仅带动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促进了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相对而言，侨乡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往往比周边社会先行一步。

　　但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因生活窘困而被迫出外谋生的过番者，当他们在异邦屡遭挫折的谋生不足以改变生存的困境时，他们留在家乡的眷属，往往也处于侨乡社会的底层，他们在外谋生的苦难经历，便也成为家乡眷属苦难经历的一部分。过番歌所表现的内容，除了过番者自身在海外的遭遇外，还有影子一样紧随着他们的留在家乡眷属的苦难经历。前者出现在许多长篇说唱中，以男性经历作为叙事的主角，后者更多出现在短篇歌谣中，以女性视角作为抒情的主体。从长篇到短制，从域外到家园，从男性叙事到女性抒情，多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这一特定时代（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海外移民由外而内的曲折遭遇和情感波折。

　　三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1987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苏尔梦教授来福建访问，带来了她的同事、荷兰籍著名汉学家施博尔（施舟人）1960年代在台湾访学时，从民间收购到的一部清中期厦门会文堂出版的闽南方言歌仔册——长篇说唱《过番歌》，让我帮忙进行方言注释。或许由于我的家族四代以上的海外移民经历，使我对于“过番”的相关资料，十分关注。虽然我的研究方向在文学，特别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但对于这本属于华侨学和民间文学的“过番歌”资料，无论数百行的长篇说唱，或是两句、四句的谣谚短歌，我都细心收藏，三十年来积了一柜子。这次出于一位同样关心“过番歌”的朋友的提议，把我们拥有的资料，由我为主汇集起来，约请方言专家协助进行注释，编为《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希望能为数百年来蹈海谋生的“过番”先民，保存下来他们一份艰辛的历史记忆。

　　收入这本书中的过番歌，共计100篇（不含异本和异文36篇）。分为长篇说唱和短篇歌谣两辑，其中长篇说唱8部（不含异本11部）;短篇歌谣92首（不含异文31首），分为三辑：第一辑《相邀过番邦》45首（不含异文10首），第二辑《父母主意嫁番客》19首（不含异文17首），第三辑《问君番邦几时返》27首（不含异文4首）。这只是产生和流传于福建省的部分（当然还会有遗漏），以闽南方言和福州方言为主，亦有少数如寿宁方言等。中国的域外移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区广泛，特别南部省份，除福建外，还有广东、广西、浙江等，南向大海，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海外移民经历，也都有着不同方言——除福建的闽南方言、福州方言外，还有广府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等的过番歌谣产生和流传。这次辑注，只以流传福建的部分为主（尚不包括客家方言）。所以未能将它们全部辑录起来，一是卷帙过于浩繁，二是限于编者的方言能力所不能及。本书仅以“福建卷”名之，期待能有其他地区和方言的过番歌的搜集、整理。

　　在中国浩瀚的民歌海洋中，过番歌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在纷繁杂呈的民歌分类里，过番歌只是一个小小的专题;相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民歌，过番歌的出现也只一二百年时间。虽然数量不多、时间短暂，却有着丰沃的土壤和悠久的传统可以生长和继承。过番歌秉承着中国民歌丰富的艺术积累，有着不俗的表现。无论叙事，无论抒情，或者以情叙事，或者以事抒情，都有艺术的源头可以追溯;其篇幅不拘，短者三两行，长者达七百余行;有民间艺人的专业说唱，也有民众自娱性的吟咏唸唱;艺术手法上，或赋、或比、或兴，在不同题材的讲述和倾诉中，丰富了情感的表达;在体制上，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乃至杂言，随情绪的发展、变化，不受拘限，以求淋漓尽致;方言的使用，那种无法通译，只有熟知方言者才能体味的细微的奥妙和韵致，赋予过番歌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特殊的语言风格。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收入本书的八部长篇说唱。这些作品，短者三百余行，长者七百多行，作品的规制相当庞大。和所有民间文学作品一样，都无原创者的个人署名，应是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不同过番者自身经历的补充、丰富和不同演唱者视现场需要的修改、完善，而最后形成的集体口头创作。个中也可能会有专业说唱艺人或捉刀代笔的民间书坊的整理、加工，使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中，产生多种异本。异本的出现是民间文学流传广泛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题材看，八部长篇说唱，除《番客弄》是带有喜剧趣味的一段域外人生插曲外，其余都是过番者自身经历的叙述，描述了他们从辞乡别亲、异邦谋生到屡受挫折而返回家乡的全过程，失悔的悲郁情绪，充满了整部作品，带有很强的自叙传性质。其移民地点，主要在东南亚，多由新加坡入境而后分散到马来亚各地，或转入东南亚其他国家。唯有《下西番》一部，反映的是像“猪仔”一样被贩卖到美洲的“契约移民”。其悲惨经历，难于言尽。在殖民者的利诱下，签下“契约”，情同卖身。船出马尾，于备受非人待遇的茫茫越洋途中，不足数月便有过半痍死海上。此一事件，与著名近代文学史家阿英在《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曾经选入的一部小说《苦社会》（1905年上海出版，为旅美华人所作），经历结局相似。一诗一文，可以对读互证，为近代西方殖民者虐害华工，留下一份血泪罪证。八部长篇说唱，部分作品如《新刻过番歌》《最新番平歌全本》等及其多种异本，都曾以闽南流行的歌仔册形式印行，从清朝中晚期到民国初年，一版再版，由木刻而石印而铅印，发行地区除在闽南，还远及台湾和东南亚。过番歌为民间书坊以歌仔册的形式印行，在保持方言说唱的民间性同时，一是经过文字加工整理，可以整合不同传唱者的优长，使其从口头传唱的不稳定状态中，相对定型;二是口头传唱在空间的传播上受到较大局限，文化传播学称其是一种现场的“传染传播”，而书面出版物的传播是可以跨越不同空间的“跳跃性传播”，它对于扩大过番歌的流传和社会影响，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里有必要对歌仔册略作介绍。闽南方言的民谣说唱，俗称歌仔;歌仔册即是用闽南方言演唱和记录的一种民间唱本的书面形式。一般七字为一句，四句为一葩，也有不分“葩”，一气唱到底的。这样的演唱，没有专门曲谱，多套用民间俚曲时调，或演唱者自创，半唱半念;伴奏以月琴或后来歌仔戏流行的“大广弦”为主;这就是所谓的“唱歌仔”或“唸歌仔”。为求得流传和推广，民间书坊便将这些“歌仔”刻印出版，即为“歌仔册”或称“歌仔簿”。歌仔册的印制简陋，一般为32开，只几个页码，一首或数首装订成册;但其题材涉及广泛，既有传说故事的敷演和舞台戏码的改编，也有时事新闻的演释和弃恶从善的劝世，很得民间受众，特别是底层社会的欢迎。十八、十九世纪，是歌仔册的鼎盛时期。这些民间书坊，以厦门的会文堂、文德堂、博文斋，泉州的见古斋、绮文居、以文堂等最为著名;尤其会文堂，道光及之前的刻本，大多为其所出。民国初年以后，歌仔册的出版，才逐渐转向台湾，较著名的如台北的黄涂活版所、台中的瑞成书局、嘉义的汉书发行部、新竹的竹林书局等，不下十数家，特别是竹林书局，直到今天仍有零星出版。

　　过番歌是歌仔册诸多主题中的一个专题。目前发现的过番歌歌仔册，主要是长篇说唱，如会文堂本《新刻过番歌》（未署出版年月，但从版式及相关歌仔册资料推测，应在道光年间）、文德堂本《最新过番歌》（1905年）、会文堂本《最新番平歌全本》（1909年，1916年）、博文斋本《特别最新过番歌》（1922年）、台中瑞成书局本《南洋游历新歌》（1932年）等。民间歌谣说唱不同于文人创作，既无署名也有的无创作年月的记载，只能据其所述事件或流行年代推测其产生时间。收入歌仔册的过番歌，虽是民间书坊的一种通俗印刷品，编目数据上并不齐全，但除个别外基本都记有出版时间;虽然过番歌从产生、流传到收入歌仔册，时间显然还要早一些，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推测的时间下限。从上述诸种歌仔册看，这些长篇说唱过番歌，应都出现在清代后期，亦即十九世纪以后，印证了本文前面所说的，十九世纪以后的一百多年间，是中国在东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压迫下，国困家穷而被迫走向海外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海外移民最为集中的高潮期。

　　四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2002年，笔者出席在柏克莱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有幸在旧金山参访了以拘禁华人移民闻名的“天使岛”小木屋，并购得了由麦理谦、林小琴、杨碧芳编选翻译（中译英）中英双语对照的《埃仑诗集》。所谓“天使岛”（Angel Island），即华人移民口中的“烟治埃仑”，是旧金山湾内的一座小岛。1910年在这里设立移民拘留营，对欲进入美国的亚裔移民（主要是华裔）進行身份甄别审查。从1910年1月启用至1940年11月焚于大火废弃，30年间先后约有17万5千名华人移民在这里拘押过。有的长达数年，只有少数幸运者获准入境，多数都遭遣返。怀着梦想而来却无端被羁押和遣返的华人，愤而在拘留营的板壁上题诗，用刀刻、用墨写，表达了内心愤恨、悲郁、无奈、抗诉的复杂心情。这些拘留营里的题诗，很快就被传出，引起美国华人社会的极大震动。这是从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中期对华人“禁约”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导致的事件，在史实的链接上紧扣着阿英编选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所反映的历史。1980年，三位“天使岛”华人移民后裔深入遗址发掘调查，配以当年美籍德裔摄影家简德留下的移民营照片和移民营幸存者及其后裔的访谈，连同附录，共收诗135首，以中英双语的方式，正式出版了《埃仑诗集》，使“天使岛”移民营成为美国华人移民史上一页充满屈辱与抗争的重要记忆场域，也使“天使岛”诗歌成为美国华文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從最初过番歌的收集到《埃仑诗集》的发现，这些资料的获得，使我对于过番歌所折射的华人移民史的考察，从主要是由“下南洋”扩展到充满血泪的美洲。视野的扩展不仅是量的增加，重要的是它提供给了我们一份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世界性生存经验。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新崛起的西方殖民帝国以现代科技所带动的“坚船利炮”，打开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封建帝国紧闭的国门，以外来的强力逼迫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睁开惺忪睡眼张望一下已经变样了的世界，开始感受到处于东西方列强包围和瓜分中的生存危机和屈辱。这是一份被迫接受的前所未有的中国的世界生存经验;那么，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大量迫于生计或受到诱惑流向国外的移民，则以亲身的经历，从民间的角度，提供了同样一份中国人在全球各地的屈辱生存经验。这些经验既唤醒了中国封建统治者沉迷千年的“天朝之梦”，也催生了中国人世界性生存的危机意识，从而激发了晚清以来企望与世界列强比肩的现代性追求与变革。包括“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和“天使岛诗抄”在内的所有过番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现代性的萌生提供了一份具有文献价值的史料。

　　至此，过番歌研究在我已不仅是面对几册薄薄的民间唱本，而是面对一份充满血泪的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性生存经验。我企望将之与相关历史文献对照，作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份民间记忆来追索和建构，这是不同于官方正史记载的海外移民史的一份有血有泪有情感温度的历史记忆。通过过番歌所折射的海外的移民经历，探寻移民者和移民眷属的艰难历程和复杂心态，探讨其劝世主题的价值和局限，以及从海外生存经验所激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自强意识和乌托邦理想，并且在比较相关过番题材的文人文本和民间文本的特征和差异中，确认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学记忆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Guo Fan Ge'， or 'Songs across the Foreign Countries'：

　　The Folkloric Memory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Overseas

　　Liu Denghan

　　Abstract： The 'Guo Fan Ge'， or 'Songs across the Foreign Countries'， is a general reference to the folk ballads that reflect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overseas from such Southern provinces as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Hainan and Zhejiang. The 'Guo Fan Ge'， or 'Songs across the Foreign Countries'， sung in various dialects in these provinces， over the last hundreds of years， have become a linger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original homes of these migrants and can be viewed as part of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eft by many immigrants previously gone overseas.

　　Keywords： The 'Guo Fan Ge'， or 'Songs across the Foreign Countries'， migration overseas， folkloric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