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的重大问题落到个人的身上，即会产生无数种“个人化”的“历史细节”。1950年代后，“统战”这样的重大国家政策，在罗孚、张千帆等这些个体生命里，无非只是为“广交友朋”提供便捷而已。事实上，“左”与“右”的划分与判断，从来都不可能是“冰冷”的铁线，即使是同一个人，其左右之矛盾亦难以分解。罗孚如此，曹聚仁如此，更何况“左右”之变化会时刻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围绕《海光文艺》、《文艺世纪》等所发生的种种个人化的历史细节，其复杂的情形所折射出的历史真相也变得复杂而难以评说。而1960年代后，大陆的左派宣传，在香港渐趋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也显露出非常复杂的变异情形。
关键词：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报刊;大陆时局
中图分类号：I04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2-0093-07
一、《海光文艺》：溢出控制的尝试
1965年，罗孚受朋友的委托，协助黄蒙田筹办《海光文艺》。1966年1月《海光文艺》创刊。罗孚是中共党员，受大陆方面派遣，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因此由其负责的《大公报》《新晚报》《海光文艺》均为有政治使命的“统战刊物”，不过罗孚很能将大陆政治任务与香港文化环境相结合，使得这几个报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罗孚表示，创办《海光文艺》是“想把它办成一个中间面貌低调子的月刊，争取台湾有稿来，刊物能销台。”①“从40年代末期一直到60年代中期，香港文化界一直是红白对立，壁垒分明的。我们的设想是要来一个突破，红红白白、左左右右，大家都在一个调子不高，色彩不浓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②但在文革即将爆发前夕的1965年这个时间点上，有这种想法确实是有些“不识时务”：
它（指《海光文艺》）是生不逢辰的。一九六六年，是“文化大革命”惊天动地而来的一年，虽说五月天才正式开始，但在大陆上，早一年甚至早两年，已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文艺界有些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当我们在筹备出《海光文艺》时，《海瑞罢官》已经处于被批判的逆境。虽说香港不属于“文革区”，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却办《海光》这样的刊物，也实在是不识时务的。因为，那时我们是左派！③
本来，罗孚的办刊意愿是要使《海光文艺》成为“不分左右，红白混杂”的一份“灰色”的刊物，但因为考虑到当“左”的“红”的出现时，会使一些“右”的，甚至是“中间”的望而却步，因此煞费苦心地让那些被认为“左”或“接近左”的知名作者不得不以陌生的笔名而出现。根据罗孚后来的交待，④当时在《海光文艺》上出现的“丁秀”为曹聚仁化名，“任诃”、“秦静闻”是叶灵凤的化名，“林下风”则是吕伦的化名。
但正如罗孚后来回忆时所言及，到《海光文艺》创刊时，文革已是山雨欲来，大陆文艺界空气变化已经相当明显，罗孚坦言，开始时的办刊思路已不敢践行。因此，当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人物志》上连载月余即被腰斩后，曹聚仁四处谋求出路而无果，即想到要在《海光文艺》上连载，却因“上边”不点头而终未敢真正刊行。
《知堂回想录》停载后曹聚仁一直在另谋出路，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出路。这时就想到把它在《海光文艺》上连载，但由于每期篇幅有限，近四十万字不知要多久才能登完，因此就打算由曹聚仁选出一部分作为节载。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已交书店出单行本，怕书出了而全文还不能连载完。不料事与愿违，《海光文艺》才出了半年，“文化大革命”就惊天动地而来，香港虽在海隅，属于“化外”，谁还有胆办那样的刊物，登知堂其人的文章？勉强拖到那年年底，《海光文艺》就自动停刊了。《知堂回想录》的节载于是又成为泡影。周作人也就在《海光文艺》停刊后的几个月去世。在他生前，他只看到了《知堂回想录》在《新晚报》上连载了不到两个月。⑤
《海光文艺》虽未能刊载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但自其创刊始，就因此而备受周作人的关注。在周作人与鲍耀明的通信之中，曾数次言及由鲍耀明自香港为周氏购寄《海光文艺》：
再，今有两件事奉托。其一，和田君及笹岛君均有贺片来，因为多年不贺年了，手头无此物，所以只有失礼罢了，希望便中去信，为代致意谢谢，至为感荷。又其二，曹聚仁君来信，说一月将有《海光月刊》出版，可揭载前此末登之拙稿，如见到希为代购寄下，此刊物系是这方面的出版物，想来海关不会麻烦的吧。廿八日又及。⑥
从周作人“此刊系是这方面的出版物，想来海关不会麻烦的吧”的说法，可知周氏对《海光文艺》为大陆控制的情形很清楚。周作人致信鲍耀明不久后，鲍耀明即在1966年1月5日回信中言及已代为邮寄《海光文艺》创刊号。不过周作人在收到鲍氏所寄之《海光文艺》后，并未在上面看到“知堂谈往”的揭载，若《海光文艺》不能刊载，出版亦遥遥无期，周氏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因此曾怀疑《海光文艺》也许不是曹聚仁所说的《海光文丛》。
耀明兄：
得四日五日手书，诵悉。……《海光文艺》承代购寄，至为谢心，但查所示目录中并无拟作，又查曹君来信则说的是《海光文丛》，大约同一地方出版，唯出版日期则为十五日也，乞费心另找，是为至感。即请
近安
作人启一月十二日⑦
收到周作人1月12日信后，鲍耀明很快查实，“据称该社目前只出《海光文艺》杂志一种，至于《海光文丛》乃属于丛书，与杂志有别，虽有出版计划，但出版日期则尚有待，《海光文艺》则是月刊杂志，每月五日出版云。”⑧《海光文艺》即是香港左派人士所办刊物，周作人对其抱有较大期望，并以为刊载其《知堂回想录》已是事实，甚为担心邮寄时为海关所羁押。
耀明兄：
前此四日所寄的日本童谣集只比来信迟到了一天，今五日信中所云海光文艺乃至今末到，大抵是给海关里留住了吧？奇怪的是，就是这边所办的报刊也似不准进口，看来便是海光文丛也有点危险了，容去信和曹君商量，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不得已只好拆出拙作另外当作信寄了。……即请
近安
作人启一月十九日⑨
1966年1月，距文革发生虽尚有数月，但当时大陆的空气已经有相当明显的变化，周作人对此应已有所察，因此猜测“香港-大陆”间的往还收紧。但此信发出不久，周作人却收到了1月号《海光文艺》，并在不久后收到曹聚仁信，原来“文丛”是“文艺”之误。后周作人嘱鲍耀明可按时邮寄《海光文艺》，收到第2期后，周氏表示“海光文艺第二期已早到了，海关似乎敌我分明，故对于我方刊物，亦不苛求也。”⑩
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间的通信往还，可间接了解到《海光文艺》创刊后在大陆方面反应的一些情形。而从《海光文艺》上面所刊载的文章亦可看出，罗孚、黄蒙田虽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努力消除其政治倾向性与意识形态色彩，但仍未敢放开局面，除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刊载无望外，香港偏右的知名作家亦未露面，如徐訏虽与罗孚私人往还甚多，但《海光文艺》未见其作，而李辉英则有多篇。但《海光文艺》在对世界文学的译介上，确实做到了左右区分并不明显，时有对当时世界文艺思潮热点评介。不过，与马朗的《文艺新潮》相比，《海光文艺》更具有通俗化、大众化色彩。虽然罗孚在后来数次撰文为其当时编辑《海光文艺》进行解释，但在“红”与“灰”这些政治色彩之外，以占有更多香港读者为目的的统战需要，与考虑《海光文艺》的商业效应并不冲突，因此，《海光文艺》的“大众化”与“通俗化”倾向，可谓是即顺应了大陆方面的政策导向，也迎合了香港商业文化的需求。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大陆文革的冲击，《海光文艺》真可谓风生水起，绝不会仅出到13期，便不声不响地结束。后罗孚忆及此事，不禁慨叹：
说句玩笑的话，《海光文艺》是个不祥的十三，只出了十三期，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出了最后一期就不声不响地结束了。拖这么一个月，多少说明，它并不想死;不声不响，也多少表示了不甘心。但这时“文革”风烈，澳门又有过“十二月风暴”，山雨欲来，不久，香港更有了强烈的“五月风暴”，像《海光文艺》这样灰而不红，调子很低的刊物，又怎么还可以拖得下去呢？{11}
因注重商业效应，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海光文艺》对欧美之畅销作家关注尤多，而对香港近日兴起之新派武侠小说亦十分瞩目，所刊文章也多倾向于通俗话题。后罗孚忆述《海光文艺》的组稿细节，言及当时写《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论》的作者“佟硕之”，当时有人误以为是罗孚化名，罗孚也“认领”了。而实际上“佟硕之”乃梁羽生化名，因梁羽生既写自己，又论金庸，不免有些为难，但又禁不住罗孚的坚决约稿，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但跟罗孚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即要罗孚冒名顶替承认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罗孚表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其实他们早就认为，新派武侠小说不应该被排除于文艺之外;同样也认为，流行小说也不应该被排除，而登载伊达、孟君、郑慧的作品就是他们这一文艺主张的证明。{12}
根据《海光文艺》发表情形来看，其除刊载刘以鬯、李辉英等右派作家中之偏左的作品外，香港本土作家如吕伦、舒巷城、亦舒、李英豪、蔡炎培等渐成主力。《海光文艺》虽属大陆方面在香港统战工作的产物，不过，20年后，负责人罗孚这样描述他对自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理解：
在组稿过程中（指《海光文艺》），我交了好些原来陌生的朋友，有些人当时不便写稿，也还是成了朋友。到了后来，形式变了，写稿无碍，也就彼此交换写稿了。戴天、胡菊人、罗卡、陆离……就是那时认识的，在以文会友之外，这可以算是以刊物会友吧。在香港，由于受了台湾宣传的影响，曾经有人一听到“统战”，就要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其实，统战无非就是尽可能广泛地交朋结友而已，何怕之有呢？{13}
看来，历史的重大问题落到个人的身上，即会产生无数种个人化的“历史细节”，“统战”这样的重大国家政策，在罗孚的生命里，无非只是为“广交友朋”提供便捷而已。事实上，“左”与“右”的划分与判断，从来都不可能是“冰冷”的铁线，即使是同一个人，其左右之矛盾亦难以分解。罗孚如此，曹聚仁如此，更何况“左右”之变化会时刻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围绕《海光文艺》所发生的种种个人化的历史细节，其复杂的情形所折射出的历史真相也变得复杂而难以评说。而1960年代后，大陆的左派宣传，在香港渐趋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也显露出非常复杂的变异情形。因此，不管是在哪个层面上看，《海光文艺》都是1960年代一份有特别研究价值的期刊。
二、“统战”的“外壳”与微妙的“变通”
《大公报·文艺》自1948年6月6日创刊，其时乃正处于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而终刊于1952年12月28日。《大公报》增开《文艺》版，乃有一简短声明，以《编者告白》为题刊出：
“文艺”，在今日，被人漠视的事实，已有目共睹……我们从每篇作品中，触摸到这大时代的脉搏，我们能从那里看出受苦难者的血泪！在混乱时代里的读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控诉！{14}
至1949年1月3日，《大公报·文艺》已出满43期，可谓为大陆解放战争摇旗呐喊，展望未来，表达胜利即将到来之喜悦，有淋漓酣畅的展示。如1949年1月3日第43期即刊有芦荻《迎接人民的春天》、徐迟《我的新年计划》、陈敬容《祝一九四九》、胡明树《为“人民之子的文学”而努力》等，所发文章几乎都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象与大展身手的豪迈气概：
一九四九，/让我们给你划一条红线，/一九四九，/一条红线隔开无数个昨天;/新的日子，越过一长串/沉重艰难的历史，/永远壮丽地/向前，向前——/南方遥望着北方：半个中国在哭泣，/另外半个在歌唱。{15}
如果将《大公报·文艺》作为考察1950年代初“大陆-香港”文学关系的一个侧面，其作为大陆在香港展示文艺导向的重要平台，至1950年乃有微妙变化。正如上引陈敬容诗，在解放战争未结束之前，《大公报·文艺》主要为解放战争摇旗呐喊，而至1950年，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且在1950年前后，“大陆-香港”间的政治关系也因国民党的退守台湾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公报》作为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除继续展示大陆的诸种新政与新变，另一重要任务开始凸显出来，即负责香港的“统战”任务。这也是罗孚受命在香港要做的最核心的任务。而“统战”则与此前的“摇旗呐喊”的性质有很大差异，即在表明政治立场的同时，也要注重吸引香港的本土力量与离开大陆南来香港作家中间派或偏左的自由主义人士，而对南来作家偏右者，则给以斗争式的“批判”。如《大公报·文艺》1950年2月5日第134期即刊出一篇斥责徐訏小说《风萧萧》为有毒的黄色小说的文章，《评一本有毒的黄色小说：〈风萧萧〉》（白瑜）;1950年3月26日第140期所刊文章有：茅盾《文艺创作问题——一月六日在文化部对北京市文艺干部的讲演》、胡乔木《悼望舒》;1950年4月23日第144期刊有：王琦《斥反动派的污蔑与敬告“超然”的画家》、刘白羽《加强文学的时间性与战斗性》;1951年1月7日刊有：黄永玉《批判自己的創作偏向》、汪曾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等等。整体来看，《大公报·文艺》自1950至1952年底终刊，主要以刊载大陆作家为主，且是大陆作家之中靠近主流与核心的作家。
根据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的描述，《青年乐园》（1956年4月14日创刊，至1960年9月23日终刊，计共出版233期）、《小朋友》（1959年4月创刊）、《良友杂志》（1957年1月创刊）为得到新中国政权支持的左翼文化机构分别针对《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亚洲画报》而创办。此外，左翼文化机构还出资创办了“轻文艺”的《伴侣》（1963年1月1日创刊，至1971年10月16日终刊，计出版212期），以及依赖《伴侣》的收益而创办的“纯文艺”刊物《文艺伴侣》（1966年4月25日创刊，仅出4期即终刊），还有试图争取台湾读者的《海光文艺》等报刊。因出于同香港右翼倾向报刊争夺读者的目的，《青年乐园》《小朋友》《良友杂志》《伴侣》《文艺伴侣》在内容上政治色彩淡化，形式活泼，均十分重视刊物的可读性。如《青年乐园》创刊号文章标题即可谓新潮而醒目：《给参加中文会考诸君的“贴士”》《如何逃命？》《你知道集邮有什么好处？》《他们通通死光了》《奇异的定理》《太阳出汗》《几何怪证》《顽皮的猴子》《夜间多小便怎么办？》《人为什么会做梦》《猫儿失踪蛇王交白卷》《女学生穿牛仔裤男同学喜欢吗？》《一位妙龄女郎》《一个女学生的日记》《穿什么衣服才漂亮？》《粉红色的梦》……这些标题无疑都是针对青年群体而拟定，且娱乐化倾向明显。
《伴侣》属于“轻文艺”刊物，在内容上比《青年乐园》更“文艺”些，但也十分注重吸引读者，正如其《发刊词》所声明，希望能够成为读者不可缺少的“人生伴侣”：
《伴侣》——这部新生的半月刊，希望成为你的良好的伴侣……我们这部《伴侣》半月刊，也是青年朋友们的伴侣。翻开它，你将得到温暖、甜蜜而纯真的情谊。我们热情的伸出手了。朋友们，让我们紧紧握住吧。{16}
《伴侣》销路一直不错，但因至1971年文革愈演愈烈，《伴侣》感到压力而停刊。1966年，《伴侣》的同人，以其收益而欲创办一个“纯文艺”的《文艺伴侣》来实现他们在“文艺”上的理想。但终因销量不佳以及无专职的编辑力量分出来主持《文艺伴侣》，仅4期而终。不过，《文艺伴侣》尽管只出满4期，但作为受左派控制的刊物，亦能推介“里尔克”“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等现代、后现代主义流派，则显得十分开阔。为《文艺伴侣》撰稿者，既有叶灵凤这样的左派资深人物的坐镇（专门辟出一个“文学信箱”，对爱好文艺的青年进行辅导），也有刚露头角的亦舒这样的通俗流行作家写严肃的纯文学作品。此外，舒巷城、李英豪、柳木下等，都是《文艺伴侣》的主力。
《文艺世纪》1957年6月1月创刊，停刊于1969年底，计出151期。罗孚与罗琅后来均曾撰文忆述《文艺世纪》办刊始末。根据罗孚回忆，张千帆（原名张建南，又名章欣潮）是推动《文艺世纪》问世的关键人物。张千帆热衷于新闻事业，曾与吕伦合办对海外发稿的“采风通讯社”，亦热心于文艺，正是在其推动下，办起《文艺世纪》。源克平（夏果）以诗人示人，但亦有画家背景，后经人介绍，为张千帆请作《文艺世纪》主编，既作文稿编辑，又作美术编辑，12年半间，在151期中，除了几期是李阳代编外，全是他一人处理，正可谓“一脚踢”。
2006年，许定铭在《跨年代的〈文艺世纪〉》一文中表示，《文艺世纪》在1957年突然出现，显得偶然而仓促，有点急就章，而到1969年又无疾而终。{17}这种说法引起曾与《文艺世纪》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罗琅的回应。在罗孚之外，罗琅是又一个与《文艺世纪》有密切关联的亲历者，其所撰的《源克平与〈文艺世纪〉》一文，可以为我们大概描述出《文艺世纪》创刊与停刊时较为真实的情形：
《文艺世纪》的出版和结束不是偶然的现象，更不是无疾而终。创立时正是国内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香港受到影响，出版刊物如雨后春笋，当时吴其敏先后主编《乡土》、《新语》，孙秀主编《茶点》，李阳主编《可可》，还有碧侣的《七彩》，夏君、张君默的《知识》，梁明的《青年知识》，黄蒙田的《新中华》，林大庸的《幸福画报》、《幸福电影》，陆无涯的《娱乐画报》，伍联德的《良友画报》，陈满棠的《南燕》、《少男少女》等，可谓琳琅满目……《文艺世纪》停刊于一九六九年，那时大陆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风雨不息，高叫打倒“封资修”，香港也受到影响，连北京英国领事馆也遭纵火。香港文艺刊物如改变方针，难免招惹左派积极分子的怒火，何况《文艺世纪》中许多文章是向国内知名作家约稿，刊出时改了笔名，秦牧的《艺海拾贝》一书中，就有多篇文章曾在该刊刊载，源克平又是个胆小的人，也就没有勇气再办下去。{18}
根据《文艺世纪》同人的描述，更主要的是历览《文艺世纪》第一到第一百五十一期上所刊之全部文章，未见偏右作家如徐訏、司马长风等为其撰稿;同时，《文艺世纪》虽以“左”而偏“中”的作家为主力，但早期文章常常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的笔名所写，如黄茅曾化名为“黄蒙田、黄草予、戴文斯、裕园”，叶苗秀曾用过“吕芳、江湖、花庵、欧阁、藏园、朱翠、吉金、露珠、澹生”等笔名写过不同内容的文章。{19}所以，这种知名左派作者因化名而出现的方式，也淡化了其“左”的色彩，使其看起来更像“不左不右”的中间刊物。因此，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广泛销路，这也扩大了《文艺世纪》的影响力。
三、大陆文艺思潮海外传播的窗口
《文汇报·新文艺》（1950.02.20-1951.02.19）与《文汇报·文艺》（1956.03.02-1967.05.10）是《文汇报》不同时期所出的两份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文汇报·文艺》在1967年因文革而停刊后，至1993年3月得到复刊，后一直坚持到1998年11月终刊，可谓为大陆在港宣传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与上述诸多“左”而“偏中”的文学期刊相比，《文汇报·新文艺》与《文汇报·文艺》“左”的色彩鲜明，其与《大公报·文艺》更为接近，在不同时期，都尽力彰显大陆的文艺主流，所刊文章均与时局保持高度的一致。
《文汇报·新文艺》是1950年2月20日创刊，至1951年2月19日停刊，恰好一年，计出27期。《文汇报·新文艺》的停刊原因，没有找到明确的说法，当时大陆方面的各种批判运动尚未大规模展开，只在理论上确定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但对苏联与香港的文艺方向问题已有反应。如姚理的《谈原则性的批评》（1950年4月3日《文汇报·新文艺》第4期），即是关于苏联对《新世界》杂志的批判问题，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不久后出现大批判运动的一个征兆。其另一篇文章《政治性与真实性》（1950年4月3日《文汇报·新文艺》第4期）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第一原则，已经涉及到方纪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批判问题。此前，姚理发表于1950年3月20日《文汇报·新文艺》第3期的《小说圈内》，涉及到当时几部重要小说的评价问题。此时，对蕭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运动尚未开始，因此，该文对这篇充满危险的小说进行了由衷的赞赏，并从人物形象、思想进步性等几个方面为其赞赏的理由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至1950年5月，批判的空气渐渐发生微妙变化，黄雨的《展开对堕落文艺的斗争》（1950年5月15日《文汇报·新文艺》第7期），开始对香港文艺创作中的通俗题材进行批判，点名批评了如《江残红》《野玫瑰》《牛精良大闹香港》《风流少奶奶》等鸳蝴、仙怪、武侠题材的作品，试图以《虾球传》等革命通俗小说来扭转香港都市文化中的“堕落腐化”倾向。同时，也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进行了批判，张放的《美国文学日益走上腐朽、反动的道路》（刊于《文汇报·新文艺》1951年2月19日终刊）即点名批判了如奥尼尔、斯坦贝克、王尔德等唯美派、荒诞派的颓废倾向。
《文汇报·文艺》创刊于1956年3月2日，停刊于1967年5月10日，这是与《文汇报·新文艺》不同的一份副刊。正如罗琅后来撰文忆述，1956年，受大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响，香港也出现“繁荣景象”，诸多文艺报刊纷纷创刊，《文汇报》亦再出文艺版，由罗孚主编。
根据《文汇报·文艺》各个时期所刊发文章统计的情形，1956-1967间大陆时局所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有显著的体现。如1956年“创刊号”首发的文章即是唐挈的《必须干预生活》，在理论上探讨“干预生活”的必然性，这显然是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产物。在1956-1959之间，老舍、巴金、艾芜、杨朔、秦牧、周扬、田间等老作家频繁出现，尤其是“大跃进”期间，巴金所写的《变化万千的今天》{20}很具有代表性，作为经历过巨大历史变动的老作家，他对“大跃进”的感受尤为意味深长，巴金描述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好像在做梦。此外，1958年的《文汇报·文艺》刊发了一批推介大陆“新民歌运动”的作品，如从1958年4月份《诗刊》上发表的《工人诗歌一百首》中摘录转载的23首《祖国工人歌唱大跃进》{21}，以及徐楚《广州文艺界大跃进》{22}、吴达《文艺界青年在跃进中》{23}、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24}、秦牧《农民的共产主义风格》{25}、朱伟《三天写诗一万五战士也把诗人当》{26}、李阳《一千零七十吨钢》{27}、叶灵凤《郭沫若的百花诗》{28}（对郭沫若配合“百花齐放”而作的新诗集《百花齐放》极尽赞美）、老舍《十年百花荣》{29}等，这些创作与评论将国内配合“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的情形“酣畅”地展示在香港以及海外世界的读者面前。而这也引起了香港的“大跃进”热潮，李阳的《向工人诗歌学习——读工人诗歌创作专辑以后》{30}，即描述了受大陆大跃进与新民歌运动的影响，香港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诗歌创作的情形。
1960年，《文汇报·文艺》仅出到9月，且大陆方面几无来稿，不知是否为受到大陆陷于“经济困难”最严重时期的影响。该年7月27日，曾刊有署名“焜旺”的《祖国发米赈灾胞》一文，此外，《文汇报·文艺》关于大陆的情形未有其他涉及。
1961-1965年，历览此间《文汇报·文艺》所刊文章，来自大陆作家的文稿以刘白羽、田间、秦牧为多，但与此前相比数量很少。进入1966年，《文汇报·文艺》开始显示出“文革”前夕的“山雨欲来”之势。广军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吹鼓手——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31}与何达的《全面解读〈齐伐哥医生〉》{32}，首先开始对苏联“修正主义”发起猛烈批判。稍后，对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小将”造反的“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歌颂开始迅速蔓延。《欢呼伟大领袖穿军装》《毛主席穿军装》《最亮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歌颂红卫兵（四首）》《撕毁周扬黑帮的假红旗——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红卫兵，支持你们造反》《叛徒作家肖洛霍夫言论摘要》《为帝国主义政策效劳的叛徒嘴脸——评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等等文章开始出现在《文汇报·文艺》之上。可见，此前曾得到一片好评的“肖洛霍夫”，此时则在大陆与香港的报刊上陷入了被攻击与批斗的深渊。值得瞩目的是集体作者开始出现，诸如“通信兵部队”、“解放军某部官兵”、“解放军一一七医院文艺评论小组”等，取代了原来的知名左派作家的名字。
1967年，文革的火焰开始向海外蔓延，并得到世界层面的回应。于是，《文汇报·文艺》上刊出了一批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民众所写的战斗诗篇，他们热烈歌颂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他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红太阳与指路灯。如《毛泽东，我们向您致敬！（3首）》，作者便是来自美国、法国、墨西哥3个国家的民众，他们分别在各自的诗中歌颂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灯塔。越南前线士兵也在《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中高呼“毛伯伯的火炬，照亮了世界人民前进的大道。”尼泊尔民众也发来《我们是毛主席的忠实崇敬者》的抒情诗，称颂毛主席是马克思、列宁之后尼泊尔人民最伟大的导师。老挝、尼日利亚民众与中国的万千革命者一样，高呼《毛泽东是红太阳》！
虽然《文汇报·文艺》在对香港及海外宣传“文化大革命”上不遗余力，并且也取得非常成功的“海外传播效果”，各国民众纷纷响应的情形得到了酣畅的展示，但随着文革的深入，至1967年5月10日还是被迫停刊。尽管如此，《文汇报·文艺》仍属于受大陆控制的香港左派报刊中坚持的最久的一个。
①⑤ 罗孚：《〈知堂回想录〉琐忆》，《鲁迅研究月刊》1988年第1期。
②③④{11}{12}{13} 丝韦（罗孚）：《〈海光文艺〉和〈文艺世纪〉——兼谈夏果、张千帆、唐泽霖》，《香港文学》1985年第49期。
⑥⑦⑧⑨⑩ 周作人致鲍耀明1965年12月28日信，《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页;第424页;第427页;第428页;第428页。
{14} 韦芜：《编者告白》，《大公报·文艺》1948年6月6日第1期。
{15} 陈敬容：《祝一九四九》，《大公报·文艺》1949年1月3日第43期。
{16} 《人生的伴侣——代发刊词》，《伴侣》1963年1月1日第1期。
{17} 参见许定铭：《跨年代的〈文艺世纪〉》，《文学研究》（香港）2006年12月30日第4期。
{18} 罗琅：《源克平与〈文艺世纪〉》，《文学研究》（香港）2007年3月30日第5期。
{19} 此间关于笔名之真实作者身份的核对，主要依据罗琅、罗孚的回忆文章，因笔者未找到其他可为佐证的材料，暂以此为实。
{20} 巴金：《变化万千的今天》，载1958年8月16日《文汇报·文艺》。
{21} 原题是《工人诗歌一百首》，转载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者分别来自各个工厂的工人，载1958年5月3日《文汇报·文艺》。
{22} 徐楚：《广州文艺界大跃进》，载1958年5月10日《文汇报·文艺》。
{23} 吴达：《文艺界青年在跃进中》，载1958年5月10日《文汇报·文艺》。
{24}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1958年6月7日《文汇报·文艺》。
{25} 秦牧：《农民的共产主义风格》，载1958年7月5日《文汇报·文艺》。
{26} 朱伟：《三天写诗一万五战士也把诗人当》，载1958年12月13日《文汇报·文艺》。
{27} 李阳：《一千零七十吨钢》， 载1958年12月27日《文汇报·文艺》。
{28} 叶灵凤：《郭沫若的百花诗》，载1959年8月4日《文汇报·文艺》。
{29} 老舍：《十年百花荣》，载1959年9月9日《文汇报·文艺》。
{30} 李阳：《向工人诗歌学习——读工人诗歌创作专辑以后》，载1959年1月31日《文汇报·文艺》。
{31} 广军：《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吹鼓手——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載1966年7月13日《文汇报·文艺》。
{32} 何达：《全面解读〈齐伐哥医生〉》，载1966年7月13日《文汇报·文艺》。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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