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谋求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重温林涧教授于2004-2008年间开发的“美国华人文学跨国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很有当代意义。林涧对美国后现代文学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理论，早期代表作为英语专著《柏拉图流派的情爱小说：菲尔丁、福克纳与后现代小说家》（1997）。上世纪90年代，面对美国文学界因华裔文学奠基性作家汤亭亭的作品而产生的大规模的争议，她从美国主流文学的传统和后现代小说的视野切入，突破美国“族裔研究”和“女性研究”的局限去解读汤亭亭。2004至2008年间，林涧受聘来上海启动复旦大学“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心”，期间她不仅出版了英语专著《语言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东方主义》（2007），而且通过国际会议、主编文集与完成课题等方式提出了美国华人文学跨国研究的学科方向。她提出传统与创新、古典与当代、文学与政治、中国与美国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命题，如今仍是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林涧;美国华裔文学;跨国研究;后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2-0039-08
一、“燕来曲”：林涧的“美华文学”研究轨迹
燕来曲
幼食鲁国五谷全，
春秋燕归梁柱间。
今日胡地勤衔泥，
意向高堂旧巢添。①
这是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家林涧（Jennie Wang）教授置于她所主编的《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2007年）的卷首的诗，彼时的她受聘于复旦大学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心，而这首以归燕反哺为喻，用典文姬归汉的诗流露出欲报效母国的心志。
林涧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上海，父亲是商界精英，母亲是上海滩豪门家的千金小姐。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样的出身既带给她优渥的童年，也带给她充满变数和挑战的少年与青年阶段。②她于1979年赴美自费留学，据她在访谈中的回忆，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在国内没有学过的现代派文学。出国后林涧本科就读于旧金山州立大学英语系（1983年毕业），她一头钻进美国现当代文学的宝库中，尤喜文笔细腻、文化意识浓厚的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关于意识流文学的毕业论文令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录取她为硕士，她在9个月里就以研究贝克特的小说的论文拿到了学位（1984年）。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林涧转向了后现代文学，一则因为她遇到了《荒诞派戏剧》的作者马丁·伊斯林（Martin Esslin）并受其影响，二则更是她本科阶段研究方向的自然延续，因为“其实后期的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也意味着后现代的开始”。③由于对后现代派文学的兴趣，林涧选择去后现代文学与理论都很强劲的纽约州立水牛城大学攻读博士，后现代派作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雷蒙·费德曼（Raymond Federman）和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都在那里教过书。据林涧后来回想，她在水牛城生活的5年是她一生中最平安快乐、最有收获的日子，她尤其感怀于那里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推翻旧学说和开创新领域的学风。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来作为专著出版的《柏拉图流派的情爱小说：菲尔丁、福克纳与后现代小说家》（Novelistic Love： A Postmodern Investigation of‘Love Storiesin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Novel： Fielding， Faulkner and the Postmodernists， 1997）后，林涧曾在哈佛大学教授一年写作课，但这不是初出茅庐的文学博士的理想职业，因此，当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请她教授研究生的美国现代文学时，她毫不犹豫地去往那个人情淳朴、自然和谐的地方，并且一呆就是十年，成为北爱荷华大学美国文学终生教授。正是在这里，她从传统的美国文学研究转向跨国的美国华人文学研究。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治比较开明，多元文化全盛，由于经典改组、通识教育和多元文化教学的需要，英语系鼓励她去教授亚裔文学，她开始教授亚裔与华裔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十几年里，林涧一直以跨国和双语的方式工作、研究与生活。
90年代末在北爱荷华州立大学期间，当时的英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科书里出现了亚裔作家的作品，其中收录得最多、教授得最多、学术界兴趣最大的是汤亭亭的著作。但是，怎样讲解和阐释汤亭亭的作品？在教学过程中，怎样帮助学生解读文本？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客观的教学效果？这些是当时学界面临的困惑、挑战和难题。尽管这一时期萨义德出版于1979年的《东方主义》已经带来了新的视野，但是当时学界对于东方与华人的解读路径一般还是从西方人所知道的（东方落后与东方是父权制的）文化背景出发，再加上一些多元文化的理论框架，因而阐释往往还是流于基督教式的救赎话语与暗含文化优越的同情，看不见华人文学中值得欣赏和学习的东西。林涧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
记得我最初应邀参加学术界讨论多元文化的教学时，就有一位教授提出，教《无名女》这样的故事，到头来学生学到的只是华人文化的猥琐与落后;难道这是我们为了尊重少数族裔的文化，开展多元文化教学，希望达到的教学效果吗？④
这个场景激发出她的教学与科研灵感，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因素，挖掘华人文学和文化中先进的、值得学习的光荣传统。这一文化建设的体悟与美国黑人文学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重要观点不谋而合。胡克斯亦强调：黑人文化身份建设的困境在于它已经深度陷入了受害者叙事、创伤叙事的黑暗语言中，而缺乏明亮的、快乐的、正面的、有力的语言;而如果社会对黑人的爱止步于对他们的苦难的同情，那么这种爱依旧是不平等的权力的凝视，是强迫黑人自贬自轻的话语机制。⑤
在此研究方向的指引下，林涧写出英文专著《语言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的东方主义》（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ga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2007）。這本书的书稿她从美国带到中国，断断续续地写了10年，最终2007年由国内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综合了她多年来研究汤亭亭与美国华人文学的心得，予以汤亭亭一个新的文学史定位，更通过文本细读指出汤亭亭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借用，以及这种借用所通向的话语解构力量。
2004年至2008年，林涧执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进入国内学术界发展世界华人文学的工作中。新千年伊始，国内文学研究界对世界华人文学充满了兴趣与热情，重点关注美国的华人文学;汤亭亭、谭恩美、黄哲伦、赵健秀、哈金、黄玉雪、刘裔昌、黎锦扬、任碧莲、伍慧明、李建孙、徐忠雄、梁志英……一大批美国华裔作家进入我们的视线，而围绕着他们展开的东方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文章频频见于学术期刊。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心”，既是“华人文学研究中心”，那就自然不以语言为界，而是跨国家、跨文化与跨语种的研究方向。在中心主持工作期间，林涧于2005年6月1日至3日召开了“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国际研讨会”，美国华裔文学与华文文学的专家们在共同的主题与学术兴趣下聚会，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会议论文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依旧是《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2006年），而且这本书进入了国际学术界的MLA、CSA书目系统和美国多个大学的图书馆，持续发生着影响。此外，林涧还主持编写了《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该文以“美国梦”为主题，展现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华人劳工和移民在美国呕心沥血的经历。《华人的美国梦》收集了从19世纪到当代的华人文学作品，特别钩沉了一些被埋没的，珍贵的文史资料，如沈已尧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探讨》、广东近代诗人张维屏的《金山篇》、生平不详的关宇的《漂洋过海》和记录华裔参军故事的汤翼海的《第二代》。林涧在“序言”中说道，文选借鉴了《希斯美国文学选集》的编辑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保尔·劳特（Paul Lauter）主编的《希斯美国文学选集》（Heath）已经普及使用，希斯文集重在经典重组，吸纳了大量以前被埋没的，属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正是在希斯文集中，華文文学（以英译的形式）首次进入美国主流的文学史，那是历史上因美国的“排华”法案而囚禁在天使岛上的华人题写在牢狱墙上的诗——《木屋题诗》。⑥
从汤亭亭的研究，到“问谱系”会议，再到华文文集的编选标准，我们不难看出林涧对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的独特视野：她以东方主义批评为方向，以文本细读和文史互现为路径，把美国文学和文化同中国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视为首要议题;最根本的，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她看到的是“中国话语”在全球化时代与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的依旧缺失——而当时的华人文学研究正欣喜于“离散”与“杂糅”带来的能动性，因而不大看到这一点。譬如，她反对以手到擒来的西方理论，如女性主义、离散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等去附会华人的文学作品，她尤其批判以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去阐释所谓的“中国”妇女的地位，那样既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又脱离了华人的文化精神。之所以有其提前于时代的批评视野，这和林涧的文学训练与跨国经验有关，包括她对后现代派小说技巧与理念的熟稔。
二、后现代的语言创新：林涧的“汤亭亭研究”
这些年学界对于“后现代”似乎隔膜起来，常把它与玄虚的理论和虚无的历史挂钩，这其中自有一定的道理与本土理论推进的必然，但是，确切地讲，“后现代”不是那么简单。有句话说得好：有些人的“后现代”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现代派”，意思是不同学科与不同流派所使用的“后现代”一词本身就指向不一，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要治疗“后现代性”的问题的。林涧踏上华人文学研究的起点是文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它是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继续发展，是在哲学上的语言转向发生后，文学创作施展语言创新的重要领地。
这里略提几句林涧的《柏拉图流派的情爱小说》。该书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文学中的爱情背后的政治架构——它的生产、分配与再现模式及其历史转型。这本书在英美小说中提炼出一种柏拉图流派的“情爱故事”（love stories）传统，但这个传统并非是指男人和女性之间的爱情传统，而是一种以爱情来传递政治的文学修辞传统。这一传统始自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关于爱的颂词，存在于18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后又进入20世纪的美国现代派与后现代派小说。追溯这一传统的目的是解构“情爱故事”的迷思（myth），重建小说背后的严肃的历史性。林涧在书的“序言”中说：“我想提出，小说里的爱，既不是现实中的爱也不是理想中的爱;它是一种语言，一种修辞，一种写作方式。伟大的小说家都是文字引诱者，他们把好的思想灌输进情爱故事中，小说中的爱的场面生殖出、投射出关乎意识形态的观点。”⑦林涧说，在柏拉图传统下，“情爱故事”往往是作者的观点的戏剧化呈现——他在呈现他的历史视野、哲学思辨、文化批评或政治意识。爱的话语构成文本愉悦，可以有效发挥出巴赫金所说的“内部说服性话语”的功能（internal persuasive discourse），它还可与一个既定的“社会-语言等级秩序”中的公共话语交谈，获得一种言论上的自由，小说家利用这个自由说出那本不可说的东西，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被排斥掉的艰难主体进入话语圈。“爱人的语言打开了意识形态争辩的空间。”⑧
从林涧对柏拉图传统的阐释与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日后汤亭亭研究的切入点：“柏拉图”是形而上的象征;柏拉图派的情爱小说是以投合读者的情爱话语传递严肃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思辨，与之相似，汤亭亭也是一种柏拉图派的文人，她以文学艺术为手段，迂回地解构美国的东方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迷思。她的文字沿着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的边沿行走，经常以一个天真的、思考着的女孩的口吻说话，然后在关键处抛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疑问，将读者引向螺旋上升的思索，从而才有可能唤出被遮蔽的历史与话语，实现新的公共阐释及语言的创新。在林涧看来，1980年6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的封面上，汤亭亭、毕加索和达尔文这三位人物的小照并排放在一起意味深长，虽然对于那张报纸来说把他们排在一起只是那一期的内容决定的排版偶然，因为，“如果说达尔文带给西方关于‘人的起源的观念革命，毕加索带给西方关于‘人的自我的观念革命，那么汤亭亭带给西方关于‘人的他者的观念革命。”⑨为什么给予汤亭亭那么高的评价？林涧想强调，改变文化误读是非常困难的工程，文化误读不是单纯的误读，而是通过文化霸权建立起来的误读，而汤亭亭在西方文坛为华人文学打开了局面，同时也打开了华人跟西方主流文化进行对话和争辩的空间。她的《女勇士》让花木兰成为全世界儿童都知道的楷模;她的《西行大圣美猴王》让孙悟空在西方取了经，得了道，进入第五代华裔的文化身份建设中;她的《华人》谱下了华人在美国一百多年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⑩
林涧用新的语言阐释汤亭亭。“语言的铁幕”指向“China”这个符号在美国主流叙事和民族叙事中所承受的东方主义式的编码和解码——巨大的思想笼罩和话语控制机制，以这个比喻为题，意在指出汤亭亭把那些本不可说的内容用文学的手法进行一番掩饰与换装，在既定的语言的界限内播撒新的语言的种子，它好像幕布后突然发出的一阵朗笑，轻快地扬起东方主义的铁幕的一角。把汤亭亭的作品从族裔文学批评的窠臼与陈辞中提拔出来很重要，林涧说：“纯粹从文化批评、社会学、人类学的度角来研究汤亭亭的作品，或者局限在族裔研究的立场上抗议或批评文化误读，在我看来，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还是不够的，不足以使对汤亭亭创作本身感兴趣的读者们信服，也不足以展示汤亭亭的文才。”{11}
《语言的铁幕》一共由五章组成，其中第一、二章是理论铺垫，后三章是对汤亭亭三部代表作《女勇士》《华人：金山勇士》和《西行大圣美猴王》的具体的文本分析。在第一章的最后，林涧将华裔文学批评突破“性别”和“文体归类”（gender/genre）的二重束缚的希望投射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意识的引入上，因为她相信后现代小说是孕育反对文化霸权的话语的极好的途径。发轫于1960年代的美国后现代小说，是美国的文化土壤上绽放的激进之花，是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水门事件和民权运动滋养出的新的历史意识和对语言的感受力的迸发。《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五屠宰场》和《公众的怒火》都曾有效地质疑并撕裂了官方的战争叙事。林涧借用后现代小说家和理论家雷蒙德·弗里曼（Raymond Fredman）的话说，“通过挑战现实的‘非现实性，后现代小说家更接近今日世界的真相。”{12}
林涧不仅把汤亭亭放到当代纷繁芜杂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图景中，邀请读者以解读品钦、巴特勒、霍克思和纳博科夫等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方式去解读汤亭亭，而且还放入跨越中西的文学传统，使得汤亭亭从中国文化中拣选出来的花木兰、蔡文姬和屈原三位人物立体地呈现于跨界的文学领域，与源自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思辨傳统产生对话，与近现代的笛福、庞德和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产生有趣的对比与互现。如果说汤亭亭的作品是她从跨国的背景出发所做的对东方主义的封闭话语的“去魅”的艺术，那么林涧的批评则是对依然绑架汤亭亭的文本价值的东方主义世俗力量的再一次的“去魅”;事实上，似乎必须经过作品与批评的两重“去魅”才能多少实现文学作品对于强大现实的解构与重塑的意图。
三、“东方主义”之后：林涧的“美华文学跨国研究的理论和方向”
但是后现代小说与华裔文学研究的结合却并非如此简单。尽管汤亭亭的作品为世界女性文学提供了令人钦佩、坚强勇敢的女性模式，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却根本无意向华人妇女学习她们的光荣传统，只是抱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把华人妇女看作是需要她们来开导和拯救的对象。林涧回忆说：
这种现象，学术界其他族裔的学者都有相同的经历和反映。开始时我不知道它的历史和宗教来历，还认为是种族优越论在作怪。后来研究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才顿开茅塞。原来这种自我禁锢，不开明的立场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策略，学术界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话语霸权，以及知识面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作怪。东方主义的理论使我认识到批评的政治，阐释的政治，学习批评理论的重要性。于是我开始独立思考华裔文学研究自身根本的目的，可取的方向和理论。{13}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开篇中给出了“东方主义”的定义，即英文“orientalism”的三层意涵：一是指学科“东方学”，二是指东方和西方对立的思维方式，三是指殖民时代确立下来的对东方的权力话语机制。{14}林涧所理解的“东方主义”无疑也是如此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因为她说“语言的铁幕”体现为冷战的语言、殖民的语言、科学的语言、学术的语言、圣经式的语言、教科书里的语言、媒体报道里的语言、两性对立的语言、自贬自虐的语言……{15}但是，对“东方主义”的深刻至形而上的认识，只完成东西之间文化关系的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以什么样的路径去倒空旧的能指，建构新的话语。综合来看，林涧从建构性出发，在十年前对美华文学发展的思考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也是比较直接的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华裔文学研究切不可盲目追随西方的理论，尤其要注意那些流行的、进步的西方理论背后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它并不适合中国。一个显例就是所谓的“赵汤之争”。林涧曾著文痛批这一提法，因为并没有事实上的赵健秀与汤亭亭之间的笔战——既无笔战的过程，也无笔战的理由，是赵健秀有意无意地把基督教两性对立的思路带进华裔文学批评中并制造出话题与问题。对此，林涧感慨：“这种两性性别区分、对立的观点看待宇宙天地间万物的同异，分析一切社会文化中的所谓弊端和问题的所谓‘理论，实际上是最廉价的学问，它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翻版。”{16}她的这一感慨如果脱离当时的环境背景去看，似乎有些急切，但是，当时西方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风行，国内的美华文学研究也对“赵汤之争”所带来的两性分野的阐释颇有兴趣。林涧认为这种批评态势最终会造成文学批评的没落与颓废，所以她独到地指出这里暗含的学科发展的危险。“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社会是一种进步的力量，但是批评的政治并不是只分保守或进步、左派或右派、男性或女性，它是多元的;而种族、性别和宗教无疑是当代美国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华裔研究以性别区分作家，甚至作品，盲目追随以西欧为中心、基督教传统为背景的女性主义理论，自我分化，两性对立，在我看来是不明智的，是一种误导。华人社会有其不同的文化传统，两性关系，因此妇女的地位也是不同的。”{17}
第二个层面紧跟第一层面而来，即下一步中国特色的美华文学研究应该往哪里发展。林涧当时提出“美华文学的跨国研究”的思路，强调从古老中创新，在传统中找寻，研究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因素。这个思路依然可以在林涧早期的后现代文学理论中找到出处。在《柏拉图流派的情爱小说》里，林涧特别研究过后现代与现代主义的区别：最主要的现代主义技法都是通过感官体验，尤其是被压抑的性去揭示潜意识的存在;而后现代风格诉诸于智识而不是本能，它的种种尝试是为了唤出形而上的思辨而不是随意联想，它凭借的是隐喻性的想象而不是象征性的抽象。“如果说《尤利西斯》中布鲁姆·莫莉的床是性感的、情色的、自然主义的，是现世的中心，那么《芬尼根守灵夜》中安娜·利维娅·普鲁拉贝尔的床是崇高的、在地的（local）、不知疲倦的、形而上的，古老的知识和凯尔特的起源在增殖着这张床，让它成为永恒的中心。”{18}后现代所要求的智识、隐喻与形而上的思辨都来自于个人经长期文化学习后获得的知识，以及知识带来的判断力和鉴赏力。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角度看，现代主义的话语方式已然疲软，意识、身体和本能等审美资源几乎被描述殆尽，在信息空前的多而杂而易得的时代里，作家与理论家反而更依赖“信息”去创作与阐释，不然他们何以高明于同样可以大量而快速的阅读的读者呢？只是，这里的“信息”并非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而是来自历史文本深处的智慧与知识。后现代主义发现，与传统切断关系的主体是没有资源，没有力量的，从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代表性作家到《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无不是从传统文学中寻找创作的“工具箱”。为此，林涧强调研究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因素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以及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工作者，需要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
但另一方面，林涧又强调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改写，其实质是“借用”，即“作家与批评家们汲取文化遗产中的某一种传统、某一丝民族精神，用来充实自我，抵制西方经典的霸权，解殖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文学批评。”{19}后现代的艺术家相信，传统是可以重新创造的，但是在重新创造的过程中决不能没有改变。我们说传统是文化之源，并不是要机械照搬古书传统或疯狂炒作国学。在如何正确处理文化资源关系，建设自身思想与理论的问题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立足于十六字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体现，它基于人的进步总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的客观规律。林涧强调文学创作与批评对传统是“借用”的态度——借用的是“精神”和故事，目的是为了作用于当下的中美文化关系，这个“借用”的说法即确定了华人文学研究与专门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同。“中国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自有汉学工作者去研究。我们做的是跨国研究，是研究和美国文学有关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而在美国文学史上，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即便不是空白，实在做得太少。”{20}
在一份课题结项报告中，林涧具体指出“中美文学和文化的跨国研究”可包括的子课题：
追溯美华文学的文化传统;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化在美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演变、转型和富有竞争力的创新;中国戏剧和女性传统在西方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创作的互动关系;美国的东方主义和华裔文学的译介功能;经典重组和经典文学比较研究;中美外交关系和华人移民史;华人文化和社区的发展;与主流文化的沟通，对话和交融。{21}
这些命题迄今为止国内都还没有展开研究，但是它们都是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方向。
第三个层面是进入认识论的求索：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美国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美国的？”这不仅仅是海外华裔子孙的中国认同的问题。林涧指出，解读美国的华裔文学作品，挑战性最强的难题莫过于识辨“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美国的？”它是一个难题，因为它牵涉到不只一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知识。“不了解华人文化的读者固然容易误读、误解华人文化;微妙的是，具有华人文化背景和知识的学者也不见得能识辨其中的界限。往往似曾相识，而不敢相认。”{22}
汤亭亭在《女勇士》的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是作为全书的主旋律：“我们华裔子孙究竟怎么能知道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美国的？什么是（华人的）传统？什么是电影（里的虚构）？”林涧特别看重这个问题，认为它的提出是令读者反思的。“表面上，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美国的读者，英语世界的读者，他们怎样认知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与中国人？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它在冷战刚开始解冻的时候，就对美国的中国话语提出了质疑。30年来，这个问题广为引用，已经成为华人和中国文化传统在世界舞台上再现的关键问题。”{23}
如果说，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是不同国别、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文学，华裔文学是属于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大约十年前，国内研究华裔文学的学者吸收了国外的后殖民理论，也开始宣称华裔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文化不是中国的，是美国的;当时这个说法似乎是新见，是正解，是可以纠偏狭隘的“大中华文化心理”的。对此现象，林涧的跨国研究理论是这样说的：
这种说法假如就停留在此，也还是不够到位的。美国的华人文学可以说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何况这是当代华人作家在美国平权运动的推动下，在美国文学史上力争到的一席之地;中国学者还可以通过华裔文学来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另一面。但是，这不等于说，它是美国的就‘不是中国的，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和文化没有关系。{24}
林澗指出，肤浅的身份政治并不能理解到“跨国”概念的真正意蕴，他们会以为是“中国的”就不是“美国的”，是“美国的”就不是“中国的”;但事实上，“我们至少可以说，美国的“华人”文学是美国的，来自中国;美国的华人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一种，是美国多元文化的一种，但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是中国民间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一种延展。”{25}比如，从天使岛牢狱里墙上的诗文到当代《星岛日报》上刊登的湾区的民间创作，它们写的是美国的现实，带有异质文化，质地粗糙，但是，这种创作形式来自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表达的是中国的古典情操与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精髓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总而言之，在进入新世纪后，“东方主义”理论普及，而我们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自然不能止步于对“想象中国”（“imagining China”）的坚持或怀疑。林涧一直认为，解构东方学的神话是当前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理论和主题，因为这些神话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华人的形象，美国的大众意识，也始终统治着美国媒体和外交的辞令和话语，影响着不明历史真相的公众与论。甚至在新一代的移民、作家和学者中形成一种可悲的自我否定、自我厌恶的文化现象。也许，在这个时代里，林涧的问题意识有时候会给人以激进之感，挑战了新世纪以来的华人移民的自洽心理，破坏了他们抚慰自身存在的小资情调——要知道那种情调比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更“政治正确”。新时代的移民很多是以自费留学和技术移民的方式进入美国，他们背后是越来越被欧美视为经济威胁的“中国”，他们从现象上看不同于以往那些华人移民，当原子式的个人已然成为主流文化，像林涧这样的华裔文化工作者所提出的议题往往无人回应。但是，无数先例也证明，那些站在庸俗的大众民意的反面的人，往往站在历史的正面。还是引用一下林涧在访谈中说过话：“在研究亚裔文学的过程中，从理论、实践和作品中，我学到了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学到的知识，那就是华人在美国的经历和生存，地位是怎样的、历史是怎样的、华人作家创作在美国文学中意味着什么，美国社会是怎样看待华人的。不管你怎样认同自己，客观世界和历史条件对你的认同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26}
四、后续：作为美华文学作家的林涧
2015年末，林涧的英文回忆录《我的教育：一位好学生的回忆》（the Education of Jennie Wang：Memoir of a Good Student）出版;2018年初，她的中文回忆录《一号汽车：旧上海的故事》完成并出版。至此，学者林涧也是作家林涧。在《我的教育》的前言“Deja Vu！”（“似曾相识燕归来”）里，林涧明言自己本无写回忆录的兴趣，此书完全是为学生而写，即她的写作怀有深沉的教育和影响学生（及读者）的文本意图。在《一号汽车》的首页，她写下“卷首语”：不是怀旧，非干乡愁。文明传承，天长地久;在“前言”里她表达了写书的原因——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也不是对“老上海”情有独钟，而是要完成她的文化与历史传承的使命，去追溯一种民族的精神，找回在现代化过程中被遗弃的、看不见的东西。
总结与评论林涧的“非虚构写作”比研究她的学术更困难，尤其是《一号汽车》，因为它们对评论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提出要求。也许，笔者可以说它们是后现代的回忆录，因为用了后现代的文本拼贴的手法，给出了后现代的政治与文化阐释;作者是“寻根问祖”的后人，更是解构豪门神话与拜金主义迷思的哲人，她的回忆是她说与读者的话语——她不仅在说，更是在催促着读者思考、思辨、完成那个形而上的提升与转变。
① 林涧：《有关美国的华文文学》，林涧主编《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之“导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关于她离开中国之前的生活以及她的家族故事，林涧近年来出版的两部中文和英文回忆录里有详细的回忆与说明。
Jennie Wang， the Education of Jennie Wang： Memoir of a Good Student， California： Bilingual Academy， 2015.
林涧：《一号汽车：旧上海的故事》，美国加州：双语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③{26} 林涧的原话。梁蓉，宋鹏：“林涧教授访谈录”（2004-4-1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华文学新趋向研究”终期成果》（2008年6月）。
④{11}{13}{17}{19}{20}{21}{22}{23}{24}{25} 林涧：《美华文学跨国研究的理论和方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华文学新趋向研究”终期成果》（2008年6月），第7页;第5页;第5页;第6页;第10页;第9页;第11页;第7页;第7-8页;第9页;第9页。
这里所说的《无名女》是汤亭亭的《女勇士》的第一章，是“我”小的时候妈妈跟我说过的一个故事：“我”爸爸在中国有一个妹妹，因为在丈夫去美国淘金的时候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而羞愧害怕地投井自杀，然后整个家族都有意地遗忘了她，让她死无任何名分。父权、对私情的严惩和投井的女人，这些元素在话语表层契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因此这个片段长期以来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被理解，但林涧在《语言的铁幕》里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指出上述解读的不合理处和这个故事本身的“美国性”——它的描写实际上与美国小说《红字》互文，它是华人母亲在警告女儿，性开放与种族主义叠加的社会对于华人女孩可能存在的危险。
参见Jennie Wang， 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4-116.
⑤ hooks， bell.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p.2.
⑥ 林涧：《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2页。
⑦⑧{18} Jennie Wang， Novelistic Love in the Platonic Tradition： Fielding， Faulkner and the Postmodernist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xvi; xvi; p.5.
⑨{12}{15} Jennie Wang， 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 p.46; p.2.
⑩ 此处关于林涧的“文化误读”的理论与她对汤亭亭的文学史地位的总结，参见相关论文：
林涧：《何为赵汤之争？赵汤不争;赵汤休争！》，《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林涧：《華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4}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Introduction”， pp.2，3.
{16} 林涧：《何为赵汤之争？赵汤不争;赵汤休争》，《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参考文献
1. 梁蓉，宋鹏：“林涧教授访谈录”（2004-4-1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华文学新趋向研究”终期成果》（2008年6月）。
2. 林涧：《何为赵汤之争？赵汤不争;赵汤休争！》，《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林涧：《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4. 林涧：《美华文学跨国研究的理论和方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美华文学新趋向研究”终期成果》（2008年6月）。
5. 林涧：《一号汽车：旧上海的故事》，美国加州：双语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6. 林涧主编：《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8. hooks，bell.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9. Jennie Wang， Novelistic Love in the Platonic Tradition： Fielding， Faulkner and the Postmodernist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10. Jennie Wang， the Education of Jennie Wang： Memoir of a Good Student， California： Bilingual Academy， 2015.
11. Jennie Wang， 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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