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华文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中国大陆创办最早的一份专门发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评论的杂志。本文以1985到2017年的《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华文文学》（1985-1999）逐步推动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传播和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入化，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贡献侧重在“知识生产”层面；第二阶段的《华文文学》（2000-2009）转型为纯粹的学术期刊，推进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以及基础概念的清理；第三阶段的《华文文学》（2010-2017）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视野，建构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多重对话空间，并积极推动了世界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的理念在实践层面上的形成。
关键词：华文文学；知识生产；理论生产；世界华文文学
中圖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119-10
《华文文学》创刊于1985年4月，是中国大陆创办最早的一份专门发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评论的杂志，它见证了国内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发端到逐步走向成熟的历程。它本身就是一部流动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本文以1985到2017年的《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华文文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为1985-1999年，陈贤茂为《华文文学》的第一任主编，他的任期为1985到1998年，但直到1999年为止，《华文文学》呈现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本文将1985到1999年划定为《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华文文学》的创办，从一开始就彰显出它鲜明的个性色彩和与众不同的定位。一是刊载的作品从港台延伸到海外，并显现出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视。在创刊号上，刊载的15篇作品中，有9篇是东南亚地区的作家作品。有别于同一时期同类期刊以刊载港台地区作品为主的现象，推动了大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传播和研究。二是带有强烈的研究色彩和理论探讨性质。在创刊号上设有“作品评论”专栏，刊载了4篇赏析文章，对该期刊载的作品做出较细腻深入的鉴赏，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相对陌生化的“华文文学作品”的理解。三是注重文坛的对话和争鸣，在创刊号上设置了“论坛”这个栏目，以期活跃学术争鸣，推动研究的深入。四是注重文学史料的积累。在创刊号上设有“作家剪影”、“海外来鸿”的栏目。五是凸现“窗口”和“桥梁”的意义，如“港台文讯”这个栏目的设置。这些都显示对《华文文学》的定位，要把它办成一本具有严肃品格的作品与评论相兼及的文学刊物，既成为“传播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同时又成为大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话语场域。正是这种定位，使得《华文文学》在大陆有关“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期刊史上有了独特的历史地位，如雨萌等人所言：“《华文文学》的诞生，突破了此前大陆刊物仅刊登台港文学作品的局限，扩大了大陆读者接触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理论研究的份量。这在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期刊史上是有其特殊意义的。”①
尽管创刊号呈现了较为严肃的学术品格，但在接下来实际的办刊过程中，《华文文学》却经历了艰难的探索。根据刊物的变化，我们将陈贤茂主编时期的《华文文学》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87年，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显示出在大众化、通俗化和严肃化、学术化之间游移徘徊的特点。具体表现为“通俗小说”栏目的设置，以及亦舒、三毛等台港畅销小说家作品的刊载。此外，在期刊的封面、插画、以及作品导读上，均体现出大众化的审美趣味。②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港通俗文学风靡大陆，凡刊载台港通俗文学的杂志都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办刊经费紧张。走大众化路线是《华文文学》试图摆脱经济困窘，壮大自身力量的一种无奈之举。不过，东南亚地区的华文作品依然占据着较重的份量，“作品评析”、“作家剪影”、“序与跋”、“信息反馈”等栏目依然存在，但所占比例有所缩小。在1988年之后，《华文文学》对办刊思路作出了调整，重新回归到严肃化、学术化的办刊定位。“通俗小说”栏目被取消，港台通俗文学被剔除，并增加了“台港文学述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文学史料”等理论色彩很强的栏目。因此，从1988年到1994年可以称之为《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华文文学》的办刊宗旨更稳定，刊载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并重，坚定了创刊初衷，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这一阶段里，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传播呈现出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以专题化、专辑化的形式进行传播。从1988年到1994年，《华文文学》上刊载的专辑有：新加坡金狮奖获奖作品选登（1988年1期）等14个专辑。③这些专辑的出现，看起来稿件的来源渠道较之前畅通了，稿件的获得更加充裕。其次，凸现了编辑的策划意识。每个专辑通常由作品与评论构成，体现出理论意识的渗透。再次，传播的范围有所扩大，扩展到了北美华文文学。1986-1987年曾零星刊载过美国华文文学作品，④但呈偶发状态，从1988年开始，美国华文文学的比重有了实质性的增加。
在评论部分，“港台文学述评”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两个栏目的区分，显示出编辑对华文文学区域差异性的关注。而从实际上刊载的理论文章看来，在“作品评析”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港台文学述评”上刊载的理论文章也有所区别，前者多是赏析类文章，后两个栏目则侧重刊登一些宏观的、较具理论深度的文章，譬如《〈京华烟云〉与林语堂的道家思想》（1988年1期）等。此外，在杂志创办之初，由于研究者的缺乏，执笔撰写评论文章的多是汕大中文系老师和编辑部同仁，虽也有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加入进来，如杨义、袁良骏等等，但数量很少。在1995年到1998年，可以视为《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渐渐呈现出以评论为主，作品为辅的转变。具体表现为1995年的第1期，第2期，1997年的第1期，1998年的第1期均为评论专号，其他各期也多以评论为主。在这一阶段，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继续以专辑的形式进行深度传播，如：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专辑（1996年2期）等。传播的范围不断在扩大，基本覆盖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几大区域，其中欧洲华文文学的比重增加，尽可能呈现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全貌。
另外，在这一阶段，首次刊登了印尼长篇华文小说节选《珂埠血案》。“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黄东平是印度尼西亚著名华文作家。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坚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反映海外华侨、华人的生活和奋斗，在海外华文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最近，作者又完成了第三部《烈日底下》，约40万字。本刊先期得到作者的原稿，先选载其中一个精彩片断，以飨读者。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制约，第三部尚未出版。我们希望海内外出版社和工商企业能够支持这部著作的出版。如有愿意出版或赞助出版经费的单位，请与本刊联系。”⑤这段话表明《华文文学》编辑对华文文学的传播不仅仅有着引荐之功，甚至深度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生产、传播过程当中，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催生婆”。
在评论部分，新增加了栏目“研究生园地”，表明编辑着力培养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后备人才的用心。而“台港文学述评”栏目则被进一步拆分为“香港文学研究”和“台湾文学研究”，这表明编辑思路更加细化和深化，同时也表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日趋成熟，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有独立区别的必要。此外，澳门文学研究开始进入《华文文学》的传播和研究视域，1995年第2期专门设置了“澳门文学研究专辑”。至此，各区域的华文文学研究获得了更为完整的呈现。
从试刊号开始，《华文文学》就设置了“论坛”专栏，刊登了黄维樑的《研究香港文学的态度和步骤》。到了1986年，正式设置了“争鸣篇”栏目，并刊登了巴桐的《处在转变时期的香港文学》、《大家都来谈香港文学——致罗隼先生的信》，以及罗隼的《香港文学杂缀》3篇文章。此外，1986年刊登了韩萌所写的《马华独特性的论争及其它》、1988年1期刊登了林文锦的《马华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回忆战前新马文坛的一次文艺论争》，1992年柯振中的《香港文学之思》。
从1985-1994年之前刊登的文章看来，这些文章探讨的都是学科领域内必须清理的基础问题。香港文学研究方面涉及到香港作家的认定、香港文学史的分期、香港文学研究的范围等等，而马华文学研究方面涉及到马华文学“本土性”与“中国性”问题、马华文学的“经典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均在90年代的马华文坛有过大规模激烈的讨论，是深刻影响马华文学走向的命题。对这些文章的选登显示出《华文文学》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同时对这些学科的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到了1995年之后，《华文文学》转载关于学术争鸣类型的文章，从规模和数量来看都大大超过之前。包括1995年转载的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共转载6篇），1996年转载的“关于《华夏诗报》一则报道引起的论争”（共转载6篇），1997年“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共转载6篇）。
但从编者的话语来看，“只是希望能够为同样关心和思索这一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信息，为推动两岸诗学的交流尽一点力量”⑥。《华文文学》秉持的态度依然是建构一個容纳多种声音，展现事实本身的平台，并保持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但是，从这种大规模的有选择地转载背后，我们还是看到编者“隐而未发”的态度，即对大陆学者研究华文文学态度和方法的重视。而这个问题则关系到大陆学者研究华文文学的走向，学科的长远发展，因此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反映了《华文文学》对这一学科建设高度的责任心。
从1996年开始，《华文文学》利用其所在的地缘优势，不定期地开设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海外潮人作家研究”栏目。而这种“地域特色”的引入，有助于学界对华文文学与“中国性”关系做出更深入细致的探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非常重视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华文文学》出现过的与文学史料相关的专辑就有“海外文坛忆旧”、“文学史料”、“海外文坛展望”、“通讯”、“学人剪影”、“作家剪影”、“文坛忆旧”、“作家专访”、“创作回忆录”、“报道”、“访问记”、“特写”、“访谈录”、“文学交流”、“序与跋”、“写作生活回顾”、“海外来鸿”、“作家小传”、“书信往来”，多达20个。马良春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中曾将史料分为研究型专题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考辨性史料七类。⑦而这7种类型的史料，大部分在《华文文学》中有相当程度的刊载。
譬如专题性研究史料，就有《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上下》（陈春陆、陈小民，1988年第2期，1989年第1期）等。这部分史料多由海外华人作家、学者执笔，较为客观真实，基本上呈现了各地华文文学的概貌，也为之后汕大学者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中的“史论部分”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工具性的史料，有《白先勇研究资料索引》（晓刚辑，1989年第1期）等。这类史料在网络资料检索系统尚未全面推行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对研究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工具意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这方面《华文文学》刊载的史料比较多，如《中国与新加坡文学交流的前景——在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讲话》（萧乾，1985年试刊号）等。这些叙事性史料往往以其生动的细节，为我们还原、厘清重要的文学事实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如果从1979年算起，⑧迄今已有39年的历史了。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整个学科的建设中，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从1982年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起，史料问题就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香港作家梅子曾说：“首届研讨会突出表明，目前的资料搜集空白太多”，应该“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⑨此后，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不停呼吁，但应者寥寥。史料建设是学科深入的基础，已出版的一些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作受人诟病，往往就是由于史料残缺、错漏而造成的论断失衡。由此，通过梳理，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华文文学》对于这一基础工作所做出的贡献。
总之，《华文文学》（1985-1999）可视为杂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14年里，《华文文学》在经历了最初的“徘徊”之后，一直在稳健中前行，推动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传播和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入化。在作品的传播方面，从最初的台港和东南亚地区，逐步扩展到美国、欧洲，之后几乎覆盖了内地之外华文文学存在的所有地域；从文体上看，有长、中、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游记。在评论方面，也从最初刊登以鉴赏类型的文章为主，逐步向刊登具有一定深度和学理化的研究论文转变。值得一提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期间，《华文文学》共发表了编辑部团队以及其他汕头大学师生共计133篇论文，他们对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创立、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踏实的贡献。同时，也折射出这一学科仍属于草创阶段，专门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比较少。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这一阶段的《华文文学》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的《华文文学》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贡献侧重在“知识生产”层面。
二
从2000年开始，《华文文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过去兼发作品与研究文章的文学性刊物转型为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不再刊登文学作品。这一举措，在《华文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2000年可视为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端。从2000年到2009年，《华文文学》主要经历了三任主编，在他们任期内的《华文文学》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编辑风格，因此视为《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作为《华文文学》实际意义上的第二任主编，{11}吴奕锜在他的任期（1999-2004）内，对《华文文学》进行了改革，使之完成了关键意义上的“蜕变”，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概括来讲，在吴奕锜任期内，《华文文学》大的转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2000年第1期开始，《华文文学》转型为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这一举措，使得《华文文学》的专业性更强，学术层次得到提升，有效地適应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蓬勃发展的局面，奠定了刊物的发展方向。
二是在2002年，由于办刊经费得到了有力的保障，{12}《华文文学》的刊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大大拓展了专业论文的发表园地。此外，在同一年荣膺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会刊。这意味着《华文文学》已经成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更为核心的作用。
三是在2003年，《华文文学》由原来的正16K版式改为大16K版式，并发行网络版，更加国际化，并与时代接轨。
而更深层次的转变首先体现在栏目设置方面。从2000年开始，除保留原来的“台港澳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研究生园地”等原有的栏目之外，《华文文学》不断推出富有创意的新栏目，并从2000年开始在每一期都增设“刊首语”，用“刊首语”的形式，传导出编辑部对每一期（或每一年）的编辑思路。{13}以2000年第2期的“刊首语”为例，“女性主义思潮既是一种流行的批评模式，也是对人类文化传统整体进行全面反思的一次重要尝试：它直接探讨的是性别角色的文化歧视，然而可能收获的却不仅仅是‘女人地位的提高，而将是全新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本期编排的这方面的两篇文章都体现了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鼓励‘前沿探索与研究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本期的‘女性话语和‘新移民文学研究是继上期‘新视角之后另外推出的2个新栏目，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呼唤更多的同仁加盟到我们的‘前沿性探索行列之中。”{14}“刊首语”不仅从理论的高度，对女性主义批评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概括，进而对刊登的文章进行了有效的导读，更重要的是彰显了编辑部同仁的理念，即通过栏目的设置来推进华文文学研究方法的建设，体现了编辑对于学术生产的“深度介入”。
从总体上看，从改版后的2000年到2004年期间，《华文文学》新开设的栏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带有学术反思或总结类型的栏目，如“回顾与瞻望”（2000年第1期）、“研究反刍”（2002年第1期）等，在这一类栏目里刊载的一批论文，如曹惠民的《整体视野与比较研究》，{15}提出从“自足”的台港文学研究拓出新境，强化文学史写作的空间意识，以整合、融合的书写展示现代中华文学整体大视野的研究思路，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类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视角、新方法、新思路、新领域研究的栏目，如“新视角”（2000第1期）、“新移民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前沿报告”（2002年第2期）等，这一类的栏目刊载的论文，如樊洛平《缪斯的飞翔与歌唱——两岸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16}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台湾和大陆的女性诗歌进行比较研究，视野开阔。第三类是提倡文本细读和精细研究的栏目。如“灯下品书”（2001年第3期）、“小说细读”（2001年第4期）等。
此外，从2000年起，《华文文学》还推出了“批评家小辑”的栏目，希望“这样一些富于朝气而又成绩斐然的中青年学者”{17}的评论小辑能够给学界注入一股新鲜血液，改变学科知识体系面临老化，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等难题。在2003年，开设了“特邀主持人”栏目。“想借‘旁观者清的‘越位优势，为我们提供多一种关注或思考的借镜。”{18}而“学位论文摘要”（2001年第4期）、“学人报告”（2002年第5期）等栏目的设置，不仅仅起到了培育新人的目的，而且把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和动态及时反馈给了业内同仁。
此外，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设置了各种学术会议专辑，如“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专辑（2000年第1期），“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2001年第1期）等。这些会议专辑不仅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一个展现学界动向、学界生态的场域，更重要的是会议专辑选录的一批高素质的学术论文，特别是一些综合研究论文，成为引领华文文学发展的学术“风向标”。
综上所述，在吴奕锜任主编期间，其编辑方针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创新意识。通过设置各种崭新的栏目，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方法论的建设、研究思路的更新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信息的交流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而所有这些，跟他与编辑部同仁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优势和“短板”有着深切的认识是息息相关的。
《华文文学》从创刊伊始，就十分注重文学论争对于文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在《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华文文学》主要是作为呈现多种学术话语的公共场域，编辑相对保持着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但在吴奕锜任期间，编辑们“主动亮相”，亲自策划和参与了对学术论争的建构。先是在2002年2月26日的《文艺报》发表了由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共同署名的论文《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19}继而在2002年第1期《华文文学》给予转载，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论争。
正如在编者按及文中所言，“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就面临着后劲不济难以突破发展瓶颈的尴尬境地。”{20}“作为忝列于这一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是在借用当下流行的诸种‘批评武器仍深感困顿迷惑之余而进行十分痛苦的思索的。文本所指陈的本学科迄今为止的局限性和不足，也同样清楚明白地存在于我们自己过往的批评实践中（甚至也可能包括以后，因为这实在是一种难以挣脱的习惯力量）！笔者无力实际也不可能在这篇小文中提出或建构什么方法论体系，充其量也只是提出一个希望引起注意的论题，权作引玉之砖，如能引起诸位同行方家的注意与批评，则幸莫大焉！”{21}由此可以看出，编辑部同仁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清醒的“自审意识”对学科的基础性概念进行思考，以期从理论层面推动华文文学研究走向一个更深入阔大的境界。
文章刊发以后，《文艺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福建论坛》、《华文文学》都陆续刊登了回应文章，到了2003年，《华文文学》仍然以“一得集”为栏目分三期刊登了对该文的回应文章，其反响之热烈是华文文学研究界极少有的。刘登翰、刘小新曾在《都是语种惹的祸？》一文的附记中指出，“学术自审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我们对汕大几位学者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但我们仍然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值得我们在自审中思考和回应。相信讨论的展开，对于长期以来缺少理论热点的华文文学研究，会有所促进；并且希望将这场可能是20年来华文学界反应最强烈的学术争鸣，由意见相佐的争论，引向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22}论争到2003年，基本上已消歇，但今天看来，这场由以汕大编辑部同仁挑起的文学论争，在华文文学研究界发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这场论争之后，学界陆续出现了众多以“华人文学代替华文文学”，{23}“建构华人文化诗学”{24}的声音，这些学术观点的提出从内在思路上与“文化的华文文学”有着遥相呼应的深刻联系，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议题的补充、丰富、深入和完善。
作为《华文文学》的第三任主编，刘俊峰在其任期（2005-2006年）内，不仅延续了上任主编的编辑思路与方针，此外，还通过新栏目的设置拓展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域并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譬如“汉语诗学”（2005年第3期，第5期）和“域外汉学”栏目（2006年第3期）的设置。这两个栏目主要介绍或刊登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对建立海外华文诗学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显示了编辑开阔的文化视野。
此外，在《华文文学》2005年第5期和第6期连续刊登了“青春版〈牡丹亭〉专题研究”。共分三期连续刊登了以白先勇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共计11篇，“这种规模、这种深度的对个体作家的研究，过去是极少见的，这是研究走向深化的自然结果。”{25}而这次专辑不仅仅在刊登文章的数量规模上再次显示出对白先勇这位作家的重视，{26}更重要的是，该专辑围绕的焦点是白先勇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凸现的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极少人关注的戏剧研究。此外，在专辑的设计上，囊括了导演汪世瑜对戏剧制作过程的描述、作者白先勇撰寫的巡演纪实以及众多学者对这一活动文化意义的阐述，丰富了对白先勇研究的文化纬度，具有从文化研究层面拓展、深化文学研究的示范意义。
2006年，华文文学还推出了新栏目“离散诗人研究”（2006年第1期，第5期），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在这个系列内，推出了多多、北岛两位诗人的专辑。每个专辑均由人物介绍、研究论文以及学者对话三部分组成。其中“对话”部分，在一种敞开辩驳的文化氛围里深度凸显了流散诗人所面临的一些诸如语言焦虑、心理调适等严肃的命题。此外，“自然写作专题研究”（2006年第3期）、“华语电影文本解读”（2006年第2期）这些专辑的设置，都呈现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方向。
在燕世超担任主编期间（2008-2009）{27}，一方面通过开设新栏目如“方法论视野下的华文文学”、“两岸文学比较研究”继续在方法论层面推进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利用“争鸣”这一栏目，大力推动文学论争。在其任职期间，发表的争鸣类型的文章共计22篇，涉及的议题丰富而多元，为一向沉滞的华文文学研究界注入一股活力，在碰撞和对话中推进了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第一阶段《华文文学》（1985-1999）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贡献侧重在“知识生产”层面的建构，那么第二阶段的《华文文学》（2000-2009）则对这一学科的“理论生产”层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
从2010年开始，《华文文学》呈现出“国际化”视野，大规模刊登了大陆以外学者的论文，因此我们将2010年视为《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从第三阶段开始，华文文学经历了易崇辉、张卫东和庄园为代表的编辑团队。2017年张卫东离任，因此，暂且将华文文学第三阶段定为（2010-2017）年。
易崇辉在2010年担任《华文文学》主编。在这一年里，《华文文学》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亮点。首先是推出了“刘再复专辑”（2010年第4期）和“李泽厚专辑”（2010年第5期）。刘再复和李泽厚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界、美学界、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学者，在80年代末期相继离开祖国，在海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两个专辑的制作首先显示了刘再复、李泽厚在学术研究中凸现的思想魅力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国内知识分子的现实认知和精神追寻。这两个专辑辑录了两人去国后在不同时段发表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两人学术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价值意义的论断，同时亦有采访录、对话以及对学人描述性质的散文，层次丰富地呈现了两位学者学术思想的一隅以及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关怀。这两个专辑的意义不仅是在文学抑或文化层面，而且由此延展出的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基本命题的清理可以成为我们思考20世纪中国历史浮沉和未来走向的重要资源。
除了推出刘再复和李泽厚专辑，在2010年第6期的《华文文学》上，编辑部还率先在国内学术刊物上推出了“高行健文论专辑”。高行健是华文界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作家。在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电影、绘画等领域都卓有建树，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全能作家。{28}但2000年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文坛反应冷淡，在2010年《高行健文论专辑》出来之前，学界约有40多篇文章涉及高行健的研究，{29}这个数目对于高行健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相匹配的。在专辑前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句话：“高行健的华语作品已翻译成三十七种文字，影响极为广泛，对此重要的文学艺术存在我们应当认真面对。”{30}这个专辑的制作显示出《华文文学》编辑前瞻性的眼光以及学术勇气。专辑不仅收录了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大庆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在台湾大学进行的系列讲座，还有近10年著作年表及获奖项目。此外，还刊登了学者杨晓文、刘再复的评论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了高行健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对其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在易崇辉任主编期间，编辑部还推出过两个重要的专辑。一个是“东干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一个是“台湾六十年代”（2010年第4期，第5期）。东干文学是由东干族创作的文学。东干族指的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中国回族后裔。晚清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其中一部分于1877年迁往中亚定居，现已发展到十万余人。130年来，虽然汉字失传，却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回族习俗。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俄罗斯学者的帮助下，创制了拼音文字，80余年来，经过几代东干作家的努力，东干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个专辑的出现，拓展了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对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承与变异进行思考，其本身具有的民俗、伦理及美学方面的价值亦值得探讨。而专辑“台湾六十年代”则体现了对台湾文学研究的“细化”和“语境化”，对大陆学者“隔岸观火”式的研究模式是有益的补充和借鉴。
从2011年到2017年，《华文文学》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视野。这首先体现在从2011到2013年，《华文文学》连续制作了一系列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新锐作家的专辑，如夏志清[美国]专辑（2011年第1期）、叶维廉[美国]（2011年第3期）等约15个专辑。除此之外，还陆续刊发了国际知名学者或作家的论文或文论，如王德威[美国]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2011年第6期）等。
此外，《华文文学》上刊登的论文一改以往绝大部分作者为内地学者的现象，内地以外的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学者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多，分布的地区日益广阔。以下为2011-2017年论文作者地域的统计：
从表（见下页）可以看到，2011-2014年，大陆以外的学者发表的论文所占的比例接近半数，2015年到2016年，占三分之一左右，2017占四分之一，所分布的地区和国家多达18个。这种变化是《华文文学》在过去的26年所未曾有过的，也即真正建构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多重对话空间。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身份和背景，论文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对国内学者研究视野的扩宽和活跃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而这种国际化视野的编辑方针，也成就了《华文文学》在华文文学界的影响力，成为汕头大学和国际学术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此外，《华文文学》呈现的第二个比较突出的变化就是研究边界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了世界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的理念在实践层面上的形成。在陈贤茂担任主编时期，对华文文学的定义主要是以“语种”以及“国籍”为基础的阐释范畴，《华文文学》主要刊登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澳地区的华文文学。吴奕锜、刘俊峰、燕世超担任主编期间，更倾向于从“文化”的阐释范畴来理解华文文学，因此华裔文学研究被纳入了研究领域。而从易崇辉开始，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和汉语文学重镇的中国大陆文学进入了《华文文学》的视野，包括一些传统上属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范畴的作家作品研究。如：莫言（2012年第6期）、王安忆（2014年第4期）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多来自国外，其治学理念和研究思路均可为国内学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即便是国内学者的论文，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往往侧重于这些作家作品在域外的传播和演变，这也是以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部分，这些研究成果都丰富和提升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和汉语文学重镇的中国大陆文学的研究成果的纳入，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实。
从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始，学界开始意识到应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无论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世界汉语文學总体背景来考察。{31}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往往剔除掉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本身主要由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承担。尽管在90年代不断有学者提出，中国大陆文学理应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但是如何确立和整合中国大陆文学在这一学科中的地位、关系、影响，依然是难以操作和落实的问题。《华文文学》将一部分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有助于在实践层面上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整体视野的形成，有助于改变原来华文文学研究中条块分割的现象，既可以在各个区域中发现和建立联系，寻找共相，理清脉络，又有助于更好地凸现“自我”特质，推动研究进入一个更深广的境界。
《华文文学》从2000年转型为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后，非常重视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但对理论资源的借鉴和运用基本上都是在文学范畴内展开。但是在这一时期，《华文文学》呈现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对理论资源的运用拓展到历史、哲学、美学等诸多层面。仅以2011年的《华文文学》为例，就刊有刘再复的《创造中国的现代自式》（2011年第2期）、石了英的《中学西渐与叶维廉论“道家美学海外影响”》（2011年第3期）、徐碧辉的《“曾点气象”与儒家的“乐活”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纬度》（2011年第5期）等，这种“越界”，为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资源。
综上所述，通过对1985-2017年《华文文学》的梳理，可以看到《华文文学》对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发展、成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到这门学科从蹒跚起步到稳步向前的行径。相信这份凝聚着数代汕大学人心血的期刊，将会以更恢宏的气象，博大的情怀，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繁荣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① 思悠、雨萌：《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期刊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4年第2期。
② 在1986年的第1期选用了影星林青霞作为封面，总第5期选用了影星钟楚红作为封面，两位影星都是台港当红影星。
③ 除新加坡金狮奖获奖作品选登（1988年第1期）之外，还有探亲文学专辑（1988年2期、非馬专辑（1988年2期）、泰国华文文学专辑（1989年1期）、许达然专辑（1989年2期）、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品专辑（1989年2期）、柯振中专辑（1989年3期）、彼岸专辑（1990年1期）、司马攻诗集（1992年2期）、许世旭专辑（1992年第2期）、莫渝诗歌专辑（1994年1期）、梁锡华专辑（1994年2期）、小黑专辑（1994年2期）、蓉子的《中国情》专辑（1994年2期）。
④ 1986年第2期刊载了美国华文作家郝龙的小说《老利楼》，总第7期刊载了美国华文作家伊犁的小说《方医生就诊》。
⑤ 载1996年《华文文学》第6期，黄东平《坷埠血案》“编者按”。
⑥ 载《华文文学》1995年第1期，“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编者按。
⑦ 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4月号。
⑧ 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被大陆学界认为是港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开端。
⑨ 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
⑩ 从1998年第4期开始到2001年第4期，主编虽为文学院长於贤德，吴奕锜为常务副主编，但实际上具体的编务基本上是由吴奕锜执掌完成的。於贤德院长竭力为保持《华文文学》杂志与学校领导层及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争取和保证有利的办刊条件作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11} 此前的《华文文学》，由于办刊经费得不到保障，虽然名为季刊，却时时陷于脱期的尴尬。
{12} 从2000年到2001年，基本上每一期都有“刊首语”，到2002年开始只是在第一期设置“刊首语”。
{13} 参见《华文文学》2000年第2期“刊首语”。
{14} 曹惠民：《整体视野与比较研究》，《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
{15} 樊洛平：《缪斯的飞翔与歌唱——两岸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华文文学》2000年第2期。
{16} 《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刊首语”。
{17} 《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新年心语”。
{18} 该文由彭志恒构思、执笔，集体讨论修改，最后由吴奕锜统、定稿。
{19} 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编者按），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20} 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21} 刘登翰、刘小新：《都是语种惹的祸？》，《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22} 代表论文见梁丽芳的《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黎湘萍的《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黄万华《华人文学：拓展了的文化视角和空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23} 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刘小新：《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24} 见《华文文学》“刊首语”，2001年第3期。
{25} 上辑和下辑共计刊登了9篇论文。
{26} 刘俊峰离任后，曾由陈贤茂担任主编一年，燕世超任常务副主编，2008年燕世超开始任主编。
{27} 刘再复：《十年辛苦不寻常——高行健获奖十周年感言》，《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
{28} 这个数据是根据中国知网以“高行健”为关键词搜索得出。
{29} 见“高行健文论专辑”编者按《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
{30} 参看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Literatures in Chinese（1985-2017）and Research into
Literature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Wenyan
Abstract： Literatures in Chinese， founded in 1985， is the earliest journal in mainland China devo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works from and reviews on Taiwan， Hong Kong， Macau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s published between 1985 and 2017， this article is me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journal has undergone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one from 1985 to 1999 in which systematiz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nd research into the literary works from Taiwan， Hong Kong， Macau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been gradually promoted， with the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s part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iscipline of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the second one from 2000 to 2009 in which the journal became a pure academic on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in relation to the research into the literature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leaning up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the third from 2010 to 2017 in which the journal had a more distin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ith a space of multiple dialogues built around research into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nd a formation on the practical level of the research into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s a whole being actively promoted.
Keywords： Literatures in Chines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ory；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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