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伪满时期的华文写作在总体的量上与质上远胜日文写作，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的重要构成。华文作家创作中的基督教意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小松叙述性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识就是一个典型。本文以其部分叙事作品的文本分析为核心，挖掘作品中所体现的基督教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存在的意义。通过人类自由意志的滥用，内在良心对罪的责罚，凭藉基督之爱实现人格完善，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命运观、佛教思想同民间传统信仰的融合四个维度的分析，探讨了作家及作品以基督教思想为视角，对人类自身灵魂属性与生命状态的思考，使作品内涵超越了殖民地环境，具有跨越时代与地域的价值。以小松的作品分析为例，分析伪满时期华文作家的基督教意识，有利于丰富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挖掘“妥协”与“抵抗”因素的同时关注宗教、哲学及人类终极性问题。
关键词：小松；“满洲国”文学；沦陷区文学；基督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067-07
“满洲国”文坛是个多族群、多语言写作共同构成的存在。华文写作、日文写作、朝文写作与俄文写作并存于这个多族群作家混杂的殖民地文学场域中。在这个以日本殖民者掌握话语权的生态环境中，以满洲汉族作家为主体的“满系”作家坚持用华文写作，在总体的量上与质上远超日文写作，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精神抵抗。相比于伪满时期其他语言的写作，华文写作更被国内研究所重视，成为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论者往往倾向分析作家或作品对殖民统治妥协、疏离或反抗的因素。对于作品中所包含的哲学思考、宗教文化及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却鲜有涉及，或笼统地以对殖民统治的“有意疏离”加以概括。这使部分作品的价值挖掘不够充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对研究深入而全面的思考。
在对伪满时期华文写作的考察中发现，部分华文作家在作品中体现了一种基督教意识。其不仅体现为相关词汇、意象在文本中的出现，相关人物、事件在文本中的描写，更体现为基督教内在精神的阐释。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小松的创作。小松是个全能而又多产的作家。其原名赵树全，1912年出生于辽宁。1932年以诗人的身份参与创立“白光社”。1937年加入“明明派”文学团体。1939年又与古丁、爵青、外文等人结成“艺文志派”文学团体。他还先后担任了《满洲报》文艺版块、《满洲映画》与《麒麟》等刊物的编辑，两次出席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以长篇小说《北归》获得了“文艺盛京赏”。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位伪满时期颇负盛名的作家却受到较少关注，其原因大部分归于其作品艺术上过于追求“纯美”①，使得内容上远离现实②，思想“苍白”③。在现有收集到的作品中，“上帝”、“祈祷”、“耶稣”等大量基督教词汇在其各体裁作品中出现。其中部分叙事性作品因内容丰富而多元，具有较强的可分析性。这些作品从基督教角度思考现实与人生，关注人性与命运等终极性问题。解读这些作品，对于探究伪满时期华文作家的基督教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小松出生在一个“南北迁徙的流浪家庭中”④。其早年经历充满了漂泊与动荡。10岁左右在一所天主教小学“第一次接受了《旧约·创世纪》的全部和《出埃及》的一半，这是我学校教育的启蒙。从一个女祭司的口中，听到了一些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从此，我的精神更活泼了一些……”⑤30年代初，小松入读教会中学文会书院。“学生生活最终的一年，使我和英国古典文学叛离了，又新接受屠格涅夫的虚无人生观念和托尔斯泰的宗教理想；相连的我也常去旁听老庄哲学，同时把圣经研究也选入自己必修科之内了。”⑥小松在此期间受到了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汲取了西洋文学中的宗教精神。这对其世界观的形成、思考人生的角度以及日后的创作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自由意志的滥用
在基督教思想中，上帝赐予人的本是善的人藉着正当生活的德行是大善，为永恒的；各种物体之美为最低之善，为属世的；而灵魂的能力，即意志的自由是中等之善。“除非藉这种意志的自由选择，无人能正当行事。”⑦上帝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是为了让我们行正当，但“自由选择给了我们犯罪的能力。”⑧若意志“从共同不变之善转回到它自己的私善，或外在的或底下的事物，它就犯罪了。”⑨“所谓恶，是意志背弃不变至善而转向可变之善。”⑩
小松擅长写人性之恶。这种对人性深处之“恶”的感受很可能来源于其早期漂泊經历中的所见所闻与亲身体验。他在《一文学青年自白》中写道：“我还深深的记得那野蛮部落，是怎样的歧视着我；四十几个学生中只有我受着特殊待遇，一个人不但出十倍以上的学费，并且还囚居在一所大房子里面，受那佛经佛典的孩子教育，同学们伏窗窥视，交头私语，像游万牲园一样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再不能忍耐这修道院似的苦行与歧视。”{11}这种对“恶”的体验深深融入其对笔下人物阴暗面的挖掘中，而集中体现为情欲和贪婪。
性爱话题是基督教的基本命题。人的性爱欲望往往是导致人沉沦与堕落的罪恶之源。中篇小说《野葡萄》就以人物错综复杂的情欲关系为核心，讲述了一个由情欲引发的罪恶故事。高升是塞北一个小镇上唯一的单身汉，他先是趁“朋友”刘财回老家之际以“照顾”之名霸占了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万人迷，后又勾引了邻居老屠夫的妻子瞎女人。刘财的侄子家驹早已在高升之前与瞎女人暗度陈仓，既而又同瞎女人的妹妹木兰产生情愫。而木兰后来又遭到了高升的调戏。这些人的行为几乎完全受着原始的自然本能驱使，无视世俗的伦理与法律，更“违背了上帝原则，沉沦在罪里，成了上帝的背叛者。”{12}这场糜烂而罪恶的多角恋故事的结局是：老屠夫欲在深夜结果高升与不忠的妻子，却误杀了被夺取妻子与房屋，蜷居在高升住处的刘财。摩西十诫中明令禁止道：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按照若望格西安和教宗额我略一世的解释，淫欲与贪婪属“七罪宗”之列，可衍生出其他“重大恶行”。淫欲的罪行引发了老屠夫的“愤怒”——七罪宗中另一罪行，并触犯了十诫中“不可杀人”的律令。受性本能驱使行事本就是亵渎上帝的行为，更何况淫欲的罪恶又引发了杀戮。小说展现了人类不加节制地追求可变之物，从而不断引发新的罪恶的过程。
《蒲公英》讲述了一个执迷于金钱的故事，人性的贪婪在金钱面前暴露得尤为明显。主人公胡邦为了追求“狂大的黄金梦想”而离开了心爱的恋人凤英。他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接近富家千金王薇，企图以婚姻关系获得其背后富商王经业的财产。而在他内心深处却残留着一个圣洁的角落，他的灵魂在那里祈祷着“求神，愿英永远与我同在。”{13}面对自己的过去，胡邦“推想起那些渺茫的事情都不关心，我自己的幸福，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金钱。”{14}其追求的极致便是在落魄街头后杀人抢钱。陷入精神癫狂的胡邦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毫无知觉，他用血腥的双手捧着劫来的钱财奔跑，希望给已经沦落为妓女的凤英带来“多么大的欢喜”{15}。对于笔下被金钱所扭曲的人物，作者与其是以俯视的视角进行批判与控诉，不如说是站在平行的位置上发出了悲哀与怜恤。胡邦本是“一个拓荒的勇士”{16}，也曾“为了光明，为了温暖，为了自由”{17}而奋斗。在对金钱的贪恋上，“唯独心灵自己的意志和自由选择能使它做贪念的帮凶。”{18}人类对追求金钱的执迷引发了重重罪恶，编织了以金钱为纽带的关系网，使人感到“人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最悲哀的动物”{19}。
情欲与贪婪的罪行往往是并发的。这点在中篇小说《白栅栏》中较为明显。主人公罗南本与未婚妻嘉珍有着属灵的爱，却受到其表嫂肉体上的诱惑。后为贪恋他人家产，竟冒充表嫂的丈夫张才寄居其家中。作者细致地刻画了罗南受到性诱惑的感受：“他像是第一次窥看宇宙变化，自然界不但有白昼的清风，也有暗夜的豪雨。”{20}他无法抵抗肉体的吸引对伦理的挑战，“母亲，嘉珍，迷途之羔羊，一匹失掉了方向的蝼蚁”{21}罗南冒充表嫂离家多年的丈夫张才住在张家后，二者结合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在他们之间，也像是共同怀着一个梦，一个将来的梦想。”{22}维系罗南与表嫂关系的纽带实现了从情欲到金钱的转变——二者都是罪恶。而在第二代人物关系中，年青的张凯与继父张才17岁的三妾兰芳有染。他们的私情引起了张才、二妾丽芳之间关于财产与继承权之间的争斗。当张凯得知与兰芳的私情暴露会影响自己家产的继承时，竟跪在姨娘丽芳面前，说自己是被兰芳所引诱的。在情欲与贪婪的结合中，后者又占了上风。作者在这里探讨了二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罪恶共生性与力量的角逐。
这些通奸、乱伦、谋杀等罪恶不仅是殖民地社会的罪恶、也是“新”、“旧”因素交织的现代社会的罪恶，更是人类超越时代的罪恶。对此，作者更多侧重内在欲望对其行为的驱使，而非外在客观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内涵超越了特殊时空下的写作背景，达到了跨时代与地域的人类共通维度：人类过分贪恋属世之物、滥用自由意志，使其灵魂陷入罪的深渊。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所有罪都是因人远离真正永存的神圣之物而朝向可变的不定的事物。这些东西有它们适当的位置，且有自身确定的美，但当堕落无序的灵魂追求它们，它就会变成神圣秩序和法律本要求它去统治的这些东西的奴隶了。”{23}
二、罪与罚
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最终投案自首，其内心无法原谅自己杀人的罪行。当实情全部隐匿，拉斯科尔尼科夫仍选择接受法律的制裁，以此缓解长期以来内心挣扎的痛苦。相比于牢狱的惩罚，真正的惩罚在于犯罪者道德上与良心上的煎熬。“恐惧从前面袭来，后面又有贪望；左面是焦虑，右面则是空虚的欺人的喜乐；一边是丧失所爱的东西之后的愁苦，另一边是攫取未拥有之物的激情；一边是受到伤害的苦痛，另一边是燃烧的复仇的欲望。无论你转向哪里，总有贪婪挟制你，放纵虚耗你，野心毁坏你，骄傲吹肿你，嫉妒折磨你，冷漠压服你，刚愎激动你，压抑苦恼你，还有数不尽的恶充斥肆行于贪欲的王国。”{24}
在电影脚本《书生》中，旅人在风雨之夜求宿，受到夫妻热情招待。旅人为此“感谢上帝”，并愿上帝祝福这对夫妻。却为女主人的体贴所感，激起压抑已久的性欲，欲图侵犯女主人，杀害男主人。正在危急关刻，“雷，把天地震荡了。”{25}旅人随即突然放弃了歹念，开始了忏悔的自白：“呵！我实在对不起你，我真是一个疯人，我甘愿受你的惩罚。请你饶恕我，放我走吧！我求你心灵饶恕我，我求你在灵魂方面允许我走出去。请——还是请你处罚我，我不敢离开这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使我惭愧。”{26}雷聲象征着神的存在。在《约伯记》中，电闪雷鸣隐喻上天的审判：“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27}而在路加福音中，闪电象征着审判者耶稣本身：“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28}震耳的雷鸣不仅使心怀恶念的旅人畏惧上帝的裁判，也唤起了他心中的善与神性，开始深深的忏悔。圣经上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理已经与她犯奸淫了。”{29}对自身淫欲之罪的认知触动了心灵，使其受到了道德的拷问与惩罚。脱险的夫妻感叹拯救他们的是“他的良心”，并“真要感谢神，我们都没有遇害。”{30}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向读者象征性地展现了贪欲之“罪”与灵魂之“罚”。
《部落民》中的王八大爷为救受困于洪水中的情人马寡妇，杀害了朋友王二傻并夺去了他的小船。“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大胆，狂暴……支配了他”{31}，其内心深处的私欲受到了撒旦的诱惑。虽然在洪水的纷乱中，无人目睹这场罪行，但他却为此忍受着良心的折磨，深深地忏悔着。王二傻的血脸，其漂在水上的破草帽时时如阴影般荡在心头。为救赎自己的罪行，他用尽全力用夺来的船救了王二傻的媳妇和其他几个人，最终在哭叫中主动投身河里。另一个犯罪的人物则是刘车把的媳妇。为了让划着船的王八大爷先救下自己，她谎称马寡妇已经淹死，并有声有色地讲出“今天是早晨看着她跳进水里淹死的”{32}。她自私的谎言直接导致了王八大爷的跳河溺亡。作者没有直接刻画她犯罪后的自责心理，而是描写她再三叮嘱丈夫，无论如何想办法凑到钱将王八大爷的尸体装殓起来——不仅为感谢王八大爷的救命之恩，也为自己说谎犯下的罪过救赎。作者清晰地刻画出人物受私欲引诱、因自由意志犯罪、灵魂受到惩罚、继而救赎罪恶的过程。
小说《港湾里的风暴》中，做过杀人犯、强盗的霍修立志重新做人，决心将越狱作为今生最后一次犯罪。神性的光芒照耀了他，使得他从内心深处深深愧疚，开始接近上帝。他真诚地忏悔道：“现在，如果允许我生活，我愿负着罪恶，做一个人……只是，恐怕上帝也不会允许我，因为我时常觉得在身旁，有许多动荡的黑影。”{33}这些黑影便是他曾经犯下的罪行在记忆与心灵深处所留下的影子。这使他即使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也难以逃脱内心的惩罚。直到霍修与一原本浪荡的女侍结合，“跳跃在他身旁的影子，立刻消散了”{34}对女侍而言，将霍修当作“丈夫”意味着从此摆脱昔日的放荡生活。“她觉得只有霍修，可以从痛苦的深渊里，把她拯救出来。也正是许多黑影把霍修包围的时候，一个在风尘里流落很久的女人，不顾一切收容他，给他一个很幸福的保证”{35}。二人在结合中分别摆脱了以往的罪恶，相互救赎了彼此，创造了一种神性之爱。尽管小说最终以昏暗而无奈的结局收场，但前半部分仍展现了救赎罪恶的过程与罪恶“黑影”对灵魂的重压。
在基督教思想中，“贪欲引起了每一种罪行。”{36}若贪欲掌管心灵，心灵便会因这罪恶公正地受惩罚。“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对于犯人的威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37}小松抓住了犯罪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对其内心的挣扎与悔恨加以刻画，并将道德、宗教的命题与人性探索相结合。这便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性，成为人类的普遍性、永恒性思考。
三、基督之爱
自由意志是上帝对人类的馈赠。人类既能将其滥用而犯罪，也能凭藉其行善。人类的灵魂中具有善良意志，“就是我们渴望过正直高尚生活的意志。”{38}“这善良意志比那些东西真好得无与伦比，而它虽是这样伟大的善，却是只要意愿它就可得着的。”{39}小松对笔下的人物不仅有罪恶的揭示，还有神性的挖掘。他以悲哀与怜恤的眼光注视这群挣扎在欲望中的生灵，试图借虚构文本来探讨凭基督教的爱去宽恕、救赎这些罪恶的可能性。
在上文所论述的《白栅栏》中，将罗南以“欺寡侵产”的罪名控告法院的是李牧师。李牧师是罗南罪行的揭露者，也是其灵魂的拯救者。故事的起始，孤身离家的罗南在李牧师家中受到了悉心的照顾，并收获了灵的爱——与其女儿嘉珍的爱情。后罗南为财产和色欲冒充张才，住在嘉珍表嫂家中——既不容于社会伦理与法律，也违背上帝的律令。嘉珍写信恳求父母“本诸主耶和华的慈爱，来解决此件事情”{40}，罗南因此入狱一年多。出狱后的罗南不仅没有记恨李牧师，还在第一时间投奔于他，跪在其面前深深忏悔。罗南认为，能拯救自己的只有李牧師。李牧师秉着上帝的仁爱宽恕了罗南，并收其为义子，教导其“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为主作工。”{41}罗南“在主的引导下”{42}，对制裁自身罪恶的法律产生了热情，开启了救赎之路。他开始对宗教“生出了自发的热情”{43}，“用独身生活来忏悔过去的罪恶”{44}，20年后成为了一名有名望的法官。
《约翰福音》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耶稣赦免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荡妇。按照摩西律法，该妇人当被石头砸死。而耶稣却质问故意刁难他的文士与法利赛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45}并告诫妇人“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46}在小松笔下，行淫的妇人以卖身女的形象出现，她们的不幸遭遇被给予了深深的同情。《都市小景》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沦落在哈尔滨街头的白俄少女的故事。她为了追求爱情离开父母，却遭到男友的欺骗。后在金钱的威胁下被迫出卖色相。《夜谈》以一名男性知识分子的视角描写了“没有国籍的少女”琳白天卖花，“有了钱就喝酒，晚上若是高兴就进舞场”{47}的堕落生活。作者在承认是社会与环境造成琳放荡生活的同时又借琳之口对世俗价值取向提出了质疑：“别人都以为能应付现社会，适于现环境的人，是标准好人。可我竟没有。我落得这样最下流的罪名。”{48}生存的逼迫使得这些卖身女犯下身不由己的罪行，“人的犯罪与堕落是被引诱和被逼迫的，应以怜悯和拯救之心对待堕落和犯罪者，而不该随意指正和谴责人的罪恶。”{49}作者以悲悯的情怀描写了淫妇的形象，而将耶稣这个角色隐藏在文本之外，留给读者。这在彰显着爱的基督教哲学的同时也指向了社会现实。
小松还思考了世俗的情欲升华为神圣的近乎宗教之爱的可能。分别发表于1942年、1943年的《花》与《爱情病患者》，用两个版本叙述了同一个故事：“我”在归家旅途中结识了一名侣伴，并得知其长途跋涉，是为专程送礼物给一个爱慕的女人。“我”告别侣伴回到家后，发现妻正拿着这份礼物。原来身为医生的妻曾特意加班为一位患者医好了双眼。后来妻工作调离，这名患者即“我”的侣伴，竟不远万里乘长途车来，只为给妻送上表示感谢的礼物。面对患者的爱慕，妻极其自然大方地对“我”讲起了经过，没有丝毫羞耻和隐瞒。“我”在听罢这个故事后不仅没产生任何妒意，还主动提出一同带着回礼为其饯行。作为患者的侣伴虽由感激之情产生爱慕，却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而是把这份单恋化作一种敬慕，用鲜花水果表达最真挚的情感。整个故事散发着人间的温情。出场的三个人物都光明磊落，充满了人性美。洋溢在整个故事与人物关系中的是爱：妻作为医生对患者的无私的爱，侣伴对妻近乎圣母般崇拜的感激之爱，“我”对陌生侣伴的关爱——都是充满神性光辉的人间的大爱。作者借此重新思考了爱欲：男女之爱可以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情欲也可以升华为美德。耶稣基督的爱可以融释罪恶之念，将人性的情欲、贪婪、嫉妒等本能转化为神圣的情感。
小松在小说《洪流的荫影》中借陈波珍之口集中道出了基督教爱的哲学：“一个人能爱他的妻，也能爱他的爱人，更爱他的朋友。无疑义的，他也会爱人类中任何一个人的，只有这样的人，血肉和灵魂是健全的。”{50}正如《圣经》上所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51}小松在展现人凭藉自由意志产生罪恶的同时，也试图思考以“爱”来超越这些罪恶。这些“爱”的故事不拘泥于殖民地的“异态时空”，展现了对基督教的视角下人类“罪”与“爱”的终极性思考。
四、众神的共存
在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是世界唯一的神。它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且无所不能，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永恒时空中。而在小松的文学世界里，上帝并不是唯一的神。它与希腊神话的众神、佛教的诸佛共存。基督教的理念同古希腊的命运观、佛教的轮回与因果报应思想共同制定着宇宙的法则、维护着世间的秩序。三种信仰在小松作品中呈现交融共生、共存不悖的状态。
长篇小说《北归》讲的是一个富庶大家族的兴衰史。小说以刘经邦一家1910年离开满洲来到关内为起始，以王权与莎丽于中日战争时期回到满洲为结束，描绘了同血缘的家族成员为掌握工业经济命脉、社会地位、权力财富以及情欲而展开争夺的罪恶故事。远离这世俗喧嚣的是沉浸于基督教世界的圣处女杨菲。她的住宅“是一片可爱的绿园，在这绿园之外，有动荡的潮音”{52}。她如一尊石膏般默默祈祷的背影“是一幅圣洁女像，伟大而无边际的静海”{53}。绿园象征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反衬现实的繁乱与悲哀。在她之外，所有人物都被不可知的“命运”操纵着，在众多巧合与偶然中经历曲折的人生，成为注定的悲剧主人公。沦为妓女的杨小蝶在医院中与旧时的爱慕者邂逅，被强奸致死；小云与刘群于新婚前的闲游中偶遇行凶的森林工人，二人死于非命；苏集生携有夫之妇紫珊流亡多年，在毫无防范下被其落魄的丈夫杀害……在这冥冥不可知的力量驱使中，结局仿佛已被事先安排好，“命运”才是这出戏未登场的主角。而戏的舞台便是东北近现代历史变迁与兴亡的背景。作者在讲述复杂的人性与离奇的命运同时也解构了宏观历史叙事。在两个并存的世界中，充满希腊神话味道的主体故事展现了人类的贪婪、情欲、嫉妒等罪恶，而杨菲的基督教世界則以蜻蜓点水式的描写成为整个小说的惊鸿一瞥。二者的相互映衬使得作品不止凝视于阴暗的世俗空间，还能仰望于至高的上帝之城。
在《野葡萄》中，屠夫为报夺妻之仇欲杀奸夫高升，却在偶然中误杀了同被高升夺妻的刘财。而高升却侥幸逃脱，还得意地向人称道此事为“生有时，死有地，神差鬼使，丝毫也不能错。”{54}虽然作者已展现了人凭藉自由意识而犯罪，却在对罪恶惩治的悬置中令故事戛然而止。在这里，作者似乎质疑了宇宙中是否有一个公正的主宰。基督教思想中虽有“末日审判”，但对《野葡萄》中所描绘的人们而言，现世的命运才是他们苦难挣扎人生中的关注所在。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似乎说明：命运是注定的。无论善恶与否，人类的意志都无法抵抗命运。这不仅仅是古希腊命运观的渗透，更来源于本土的、传统的朴素民间信仰。高升口中的“生有时，死有地”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满洲民众对人生的看法。作者借此议论展现了满洲本土的信仰方式，也流露出其个人融合多宗教的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同时在客观上思考了基督教融入本土，为阐释现实、指引灵魂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在上文对《白栅栏》的论述中，主人公罗南一生的犯罪、忏悔与救赎均凭借自己的意志。然而在其母罗老师眼中，罗南不过是重复父亲的命运。从罗南订婚一刻起，罗老师便对这段姻缘产生深深的焦虑。她仿佛已经预感到罗南终会像父亲一样，为金钱抛弃自己的爱人。命运仿佛为罗南开了天大的玩笑：在他悔改20年后，他的私生子张凯也为金钱和情欲与继父之妾私奔。而成为法官的他竟要亲自审理这件案子。这究竟是希腊神话中人类不可抵抗的命运还是佛教世界中的报应轮回？罗南自以为凭自律的生活与虔诚的信仰救赎了罪恶，却最终受到了现世的因果报应。也许在上帝宽恕他的同时，佛祖惩罚了他的罪行。他的后代延续着祖辈、父辈的罪恶，三代逃不出命运的轮回——这也许同样象征着人类“原罪”的延续。在对命运的惊恐中，罗南最终选择自绝，以死亡呼唤“神”的拯救。
《部落民》中，“救赎”难以抵御“报应”。尽管王八大爷以救人“救赎”着自己的罪行，但仍然在情人已死的假讯中自尽。而那个为私欲报假讯的女人虽极力为王八大爷操办后事，却也难逃说谎的惩罚：与丈夫分离5年后死于难产。这一切看似机缘巧合的命运编织中隐藏了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神明意志。这个神明如《旧约》中的耶和华，对违背律法的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惩罚。又显然受到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的影响：犯罪之人在今生即遭到“现世报”。“罪”之“罚”不仅来自人类内心，也来自世间的神明。
小松的文本中所展现的不是单纯的基督教世界观，而是融合了古希腊命运观、佛教思想以及传统民间朴素信仰的多元信仰空间。这一方面来自其童年的漂泊经历所目睹的世间的沉浮与悲欢；求学、求职的变幻机遇使其深感命运的捉弄与安排。{55}另一方面则源于多文化交融的写作环境——这不局限于多民族、多信仰混杂的满洲，更是近代以来处在变革中的中国。多重宗教信仰的交织体现了理解基督教的本土化方式，同时也在不同文化视角下共同探究人类生命及存在意义之谜——这便具有超越时代、地域的意义。
结语
小松在小说集《蝙蝠》自序中称：“若是小说里没有故事，故事里没有矛盾，矛盾中没有真理，则是四季里没有春天，春天里没有花，花没有香，我感觉到寂寞。”{56}这“真理”也许即指不以时代和地域为转移的对于“人”的思考。人性“指人初次受造时所赋有的无邪的本性。但它也用来指我们这些在罪的处罚中出生的人的本性，即必朽、无知、以及为肉体所奴役。”{57}人凭藉自由意志犯罪，也因内在的良知而自我惩罚，虽然能在基督爱的感召下趋近上帝，却无法左右自身的命运——这是对“人”自身属性与存在的终极思考，也是小松部分作品所展现的真正价值所在。而正是在“暴风雨的时代”{58}，能有人以“平静的心情”{59}凭藉基督教思想、以超越时代与地域的眼光思索人类自身，才显得尤为可贵。
以上分析解读，只涉及小松少部分叙事性作品，不能涵盖其所有创作，亦不能概括所涉单篇的全部思想。小松的作品内涵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挖掘其中的基督教思想与意识只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力图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而并非否认或忽略其人与作品对殖民统治的“批判”、“暴露”或“妥协”，以及背后所包含的现实指向性。探讨人类普遍的存在与灵魂问题，具有超越时代与社会的终极性意义。华文写作作为殖民地环境下的一种精神抵抗，其本身就具有着丰富性。其中包含的对宗教文化的关注、哲学意义的思考以及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都是不可忽略的。伪满时期华文写作中的基督教意识超越了殖民环境，达到人类共通的思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思考深深扎根于殖民地，试图以宗教与终极性追问重新审视殖民地环境，并以此探寻出路。
①“純美”一词来源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除了纯美之外，并没有什么可写，除了纯美之外，没有什么可爱……”，小松《苦瓜集·自序》，《苦瓜集》，兴亚杂志社1943年版，第2页。
② 语出李春燕：《论小松的文学创作》，《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5期，第148页。
③ 黄万华：《艺文志派四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第106页。
④⑤⑥{11} 小松：《一文学青年自白》，张毓茂：《东北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上）》，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第204页；第208页；第204页。
⑦⑧⑨⑩{18}{23}{24}{36}{38}{39}{57}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两篇》，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0年版，第133页；第97页；第136页；第136页；第87页；第97页；第88页；第75页；第92页；第90页；第174页。
{12}{44}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第206页。
{13}{14}{15}{16}{17}{19}{25}{26}{30}{31}{32}{33}{34}{35}{44}{47}{50}{54} 小松著，陈实、谢朝坤编：《小松作品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第56页；第87页；第51页；第49页；第343页；第343页；第343页；第144页；第144页；第212页；第213页；第213页；第297页；第298页；第101页；第213页。
{20}{21}{22}{40}{41}{42}{43}{44} 赵小松：《野葡萄》，艺文书房，新京，康德十年1943，第193页；第193页；第209页；第203页；第223页；第223页；第223页；第222页。
{27} 《约伯记》37：5-13
{28} 《路加福音》17：24
{29} 《马太福音》5：27
{37} 钱中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页。原注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23页。
{45}{46} 《约翰福音》8：7；8：11
{51} 《罗马书》13：9
{52}{53} 小松：《北归》，钱理群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第七集 长篇小说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页；第604页。
{55} 具体内容参照小松：《一文学青年自白》，张毓茂：《东北新文学大系》，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10页。
{56} 小松：《蝙蝠》，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康德八年，第1页。
{58}{59} 语出陈因：《〈木筏〉》，陈因：《满洲作家论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the Christian Consciousness of Xiao Song，
a Writer in Manchukuo
Xu Ke
Abstract： The Chinese-language writing in Manchukuo， far exceeding the Japanese-language writing in either quantity o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terature as written in the enemy-occupied regions of China. Furthermore， Christian consciousness in the Chinese-language writings is something quite striking， of which Xiao Songs narrative works are an exampl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taken from some of his narrative storie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g the works for their expressed Christian ideolog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an ideology. The analysis， of the abuse of free will， of the chastising of sin by conscience， of the perfection of personality with Christian love， and of the amalgamation of Christian ideology with ancient Greek ideas of fatality， Buddhist ideas and folk beliefs， explores how the writer and his works， based on Christian ideology， transcend the colonial environment， with their thoughts on the qualities of human soul and state of life， achieving values that transcend the times and the regions. An analysis of the Christian consciousnes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in Manchukuo， with the example of Xiao Songs works， helps enrich the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in the enemy-occupied reg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ultimate issues of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humanity while excavating for such factors as compromise and resistance.
Keywords： Xiao Song； literature of Manchukuo；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literature of enemy-occupied regions； Christ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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