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文晖

　　摘 要：越华作家气如虹的长篇系列散文《征途摭拾》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既客观描写了军中生活，又深入展现了华人的内心世界。在写实艺术风格上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又有强烈的抒情特征，是越华文学越战书写中不可多得的一篇佳作，也是了解越战时期南越华人的一扇窗口。

　　关键词：越华文学;越战;写实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6-0076-08

　　本文所称的越华文学，指的是南越①的华人用华文创作的新文学作品。越战，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美国介入的越南战争。越战时期，南越华人备受煎熬，数十万华侨被迫入籍，华裔青年被强服兵役。随着越战的加剧，“越籍华裔人士，处于两种政治力量作生死決斗的隙缝之中，动辄得咎，小则坐牢或破财赎身，大则白送性命，华裔作家与华裔青年所受的精神压力也不断‘升级。”②

　　越华社会在战争中哀鸿一片。所幸这一时期华文报纸十分兴盛，培育出一大批文艺青年，气如虹③就是其中之一。他1941年出生于越南，1956年就步入文坛，此后笔耕不辍，文章诗作发表于越南当地各华文报纸以及台湾、香港等文艺刊物。《征途摭拾》是根据他1968年至1974年的从军日记整理而成的，包括10篇既互相联系又可独立成篇的散文，分别是《征途摭拾》之一《新春的舞台》、《征途摭拾》之二《受训前后》、《征途摭拾》之三《艰苦的行军》、《征途摭拾》之四《沙泉血战》、《征途摭拾》之五《前线与后方》、《征途摭拾》之六《征柬历险记》、《征途摭拾》之七《丛林作战》、《征途摭拾》之八《边疆生涯》、《征途摭拾》之九《招兵买马》、《征途摭拾》之十《战争与和平》。它们分10次刊登于香港作家徐速主编的《当代文艺》月刊上（1974年1月第98期-1974年10月第107期）。《当代文艺》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华文坛影响极大，“几乎每位‘写作青年人手一本”。④越华文艺青年也以能在《当代文艺》上发表作品为荣。

　　《征途摭拾》是对越战的及时反映，也是一篇少见的写实佳作。在气如虹写作《征途摭拾》的六七十年代，越战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人们迫切地期待读到描写越战的作品。这也是置身于战争漩涡中的越华作家的使命。然而，越战时期，越华文学中写实性的越战作品不仅数量少，而且篇幅大多短小，原因有三。其一，受华文报刊发表园地的限制，越华文学作品以诗歌、散文及短篇小说为主，战争写实难以充分展开。其二，现实的压力不允许作家直接对战争说“不”，作家们大多只能采用隐晦的手法抒发自己的反战情绪。其三，受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派思潮的影响，许多越华文艺青年都转向了现代主义的手法，作品的题旨更加多义、朦胧。

　　关于越战，人们已经熟悉了美国的越战叙事。美国的越战叙事立足于美国人的立场，越南华人几乎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同样饱受战争折磨的越南华人是如何表现越战的呢？《征途摭拾》提供了一个值得审视的珍贵文本。《征途摭拾》不仅有军中生活描写之实，更敞开了一个华裔士兵、文艺青年的内心世界。从这篇作品大抵可以一窥全豹，了解到战时越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才是这部作品独特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一、军中生活的客观描写

　　越战的残酷毋庸置疑，将它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是对战争的有力控诉。在越华文学的越战书写中，《征途摭拾》是十分独特的一篇，几乎只有它对南越的军队生活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描写，它的内容既包括艰苦的行军、血腥的战斗，也有亲人的团聚、短暂的休闲等等。这样的内容在其它越华文学作品中是极其少见的。未进过军营的作家固然写不出来，就是其它参军入伍的越华文艺青年也少有涉笔。后者有的选择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另一些虽然坚持写实的路线，但在反映战争的广度与深度上不能与《征途摭拾》匹敌。以刘为安⑤为例，刘为安的散文《军中纪行》分3次（1969年10月3日、1969年10月7日、1969年10月10日）刊载于《远东日报》的“学风版”上（越战时期最有名的越华文艺副刊之一）。《军中纪行》以第一人称记述了作者1969年8月执行的一次外勤任务，历时一个星期，实则是作者为“爱好旅游”的自己争取来的一次公务旅行的机会。与《征途摭拾》所展现的广阔时空相比，《军中纪行》只是截取了军中生活的一个片段。更重要的是，《军中纪行》的重心是人情与美景，游离了战争这个中心。如《军中纪行》的前言写道：“人生是要历险犯难，经过千辛万苦，越山川，迈河岳，才能饱览奇花异草;看到大地的广博，景物的绮丽;明白日出日落，风起云涌的幻变;看出人情的温暖和友谊的可贵。……”《军中纪行》中唯一有硝烟味的场景是“我”在饭馆吃饭时，遇到的一次炮击：

　　正当把第一口饭送到口旁时，外面轰隆连声响，路上行人慌惶地逃跑，有人高声叫“炮击！”“炮击！”连鸡狗也盲无目的地乱跑，路上很静，店中的食客都跑了，只有我一个人处之泰然地自坐自食，大有“天崩了干我底事”之慨！现在想起，自己实在也高傲些。不过一向我都这样想：普通跑弹可避得来，而炮击如果你运不济，在什么地方都会命中的，何况每一次的响声，足证明炮弹早触到地面而且破裂了的。

　　这段话表现了久沐炮火的“我”对待炮击的镇定和从容，至于城市遭受炮击之后的具体情景则一笔略过了。根据《军中纪行》的介绍，作者刘为安“亦算是一个有资历的大兵了”，他经历过的战事应该不少，为何他避重就轻，回避残酷战争的描写呢？除了他个人的取材倾向以外，笔者认为，这与战时发表语境的束缚不无关系。

　　越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越南的最重大的事件，反战也是老百姓最迫切的呼声。然而受制于战时语境，作家们大多不能尽情倾吐自己的反战之声，比如文艺青年尹玲⑥，她是强烈反战的，但是在文字上她只能“绞尽脑汁寻找可以避免逮捕入狱的种种文字缝隙，……只能用‘雨来代替‘烽火，‘疯雨或‘疯狂的雨比喻或象征从未停止的战争于你才出生即已狠狠地淋湿你渗透你，无处可躲，无法可逃，被迫地‘沐浴在‘永恒的‘雨里。”⑦还有周文忠⑧，他在战时曾先后担任《成功日报》、《万国日报》（原《万国晚报》）、《新越报》（后改为《新越日报》）3家华报的文艺版主编。周文忠回忆说他当时“无力抗拒，也没法回避，唯有换一种方式，以委婉、沉潜、隐晦的笔触，抒写硝烟下的那缕缕愁绪，那声声叹息，那寸寸断肠，那滴滴眼泪;让人们在淡淡哀愁中，感受时代的不幸，战争的伤痛，从而在心灵深处呼唤和平。”⑨因此，和同时期刊登于越南华报上的其它作品相比，刊登于香港期刊之上的《征途摭拾》几乎是唯一描写了越战前线的作品，它更直接、更强烈地表达了老百姓的反战呼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征途摭拾》不仅在越华文学的越战书写中独树一帜，与美国越战文学相比，它也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这价值正来源于它的真实。“在美国越战文学中，越南人被粗暴地沦为了奴隶，他们存在着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证实和肯定美国人的存在。不少美国士兵坦言：‘我们很多人忘了越南人也是人。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人对待。”⑩美国越战文学充分表明了美国作家的东方主义眼光，因此他们笔下的越南人是被歪曲的假象。《征途摭拾》以大量真实的细节解构与颠覆了美国作家对越南人的想象。身为南越军中的一员，气如虹对南越军人最熟悉，描写也最详细。在气如虹的笔下，南越士兵既有诅咒、临阵脱逃、趁火打劫等行为，也有爱护、作战勇敢、阵亡等表现。气如虹对南越军人的描写主要从人性的维度展开，因而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征途摭拾》之八《边疆生涯》中的这一段：

　　和美军在一起，更感自惭自卑;越军样样显得贫困，粮食不充足;美军则吃喝不尽，每期接济十分丰富，剩余下来，都倒出垃圾堆去，多么可惜。有马铃薯、红萝卜、苹果、雪猪肉以及日常用品。我们不忍暴殄天物，在美军烧毁之前捡拾回来。尽管小团长一再禁止，认为有失越军体面，但那些“剩余价值”颇高，确是增加丰富菜色，诱人垂涎;有时我们实际面临豉油捞白饭的地步;因而还有人甘愿冒受罚之苦，偷偷地去捡拾！

　　这一段生活细节的描写，既真实，又寄寓了对南越军的深深的同情，以及对美军的不动声色的批判。类似这样的军中细节在《征途摭拾》中俯拾即是，它们反映了南越士兵作为普通人的各种真实生存状况。

　　直面真实的立场，人道主义的情怀使作者能跳出当时的冷战思维，模糊敌/我界限，对于交战的“敌方”也进行了客观的表现。虽然着墨不多，但十分传神，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敌方”简陋营地的描写，在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敬意。比如在《征途摭拾》之三《艰苦的行军》中，作者写道：

　　森林中，经常搜索到对方的巢穴。也许是我们的阵容庞大，抵达时都已“人去巢空”，建设有地窖，有战壕，有用树枝编扎的枱凳，有用葵叶遮盖的仓库;储备有生盐、白米、火水，甚至美国罐头食品和豆油等等。范文八曾感喟地说：“我们有飞机、军车的运输，有粮食的接济，行军完毕返回营地去，可轮流回家渡假，每月有薪饷，吃喝任由自己，却还满腹怨言。而他们，过这种原始式的生活，偷偷摸摸，不见得光的日子，不知怎样能忍受得了。”真的，我也为他们黑暗生活而叹息。或者，他们都是身不由己;或者，他们都抱持一个梦想而甘愿为此牺牲！

　　第二是对“敌方”尸体的描写，在描写中投注了作者对生命逝去的感叹。在《征途摭拾》之四《沙泉血战》中，作者的感受是：

　　敌人的尸体，都是穿着黑衣服，皮肤白晢，大约十五六岁居多;我注视那一具具躺卧的残骸，无限感慨！北地南来，在战火下丧失生命，遗尸在郊野道旁，他们的父母何尝会知道？多么可怜和可叹！

　　第三是对“敌方”“神出鬼没”的描写，表现了“敌方”的智谋。比如《征途摭拾》之八《边疆生涯》中：

　　原来他们赤身裸体，只穿黑短裤，全身涂抹成黑炭头，怪不得守更时无法看见。

　　这样的细节既真实又新鲜，令读者难忘。

　　总之，《征途摭拾》写出了作者所亲历的战争实情，军中生活与军人形象的真实揭去了美国越战文学所蕴含着的虚假与偏见。在真实的基础上，人道主义的情怀使作者对战争本质的反思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思想维度：无论胜负，战争就是杀戮与对生命的掠夺，它是整个人类的悲剧。如今，虽然越战已经远去，但作者对战争的思考并没有过时。

　　二、华人心理的真实袒露

　　除了外部表现的真实以外，《征途摭拾》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着重抒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发掘华人的精神创伤与文化心理。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写实。

　　越战中，美军和“正宗越南军人”都不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只有华裔士兵背负着这一沉重的精神压力。“我”兼具士兵与文艺青年的双重身份，作品着重突出了“我”的从军心理与文化心理。

　　围绕着从军，作品通过“我”的矛盾复杂的心理动机，突出了“我”的被逼和无奈。“我”决定从军是为了减轻精神上的苦闷。人们一般认为后方比前线安稳，气如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读者，后方比前线更难以忍受。文中写道：“就因为战乱后的恶劣环境，紧紧的压下来！难负荷，也难忍受，逃避兵役如惊弓之鸟，决定从军。……这比受检查勒索的威胁好得多，又不必负上逃役的罪名。尤其是见到一些同龄朋友，整天困在家里，不敢踏出大门半步;这样下去可闷死了”。（《征途摭拾》之一《新春的舞台》）入伍之后，虽然行军艰苦，并随时有性命之忧，“我”的感受却是：“前方的肉体痛苦，总比后方的精神威胁易于抵受。”（《征途摭拾》之三《艰苦的行军》）这样的描写，不免让人有些惊心动魄。而从军之后，“我”的精神压力并未消除。作品中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语“正宗越南军人”，以与华裔军人相区别。这个称谓反映了华裔青年在内心深处对于南越国家认同的疏离，也是对战争的一种抵触。华裔士兵逃跑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征途摭拾》中就有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为了安抚军心，部队特地为华裔士兵开设了太极道班，“这样至少有6个月不必行军作战，又可练习武功。”（《征途摭拾》之五《前线与后方》）不料中途又跑了两个华裔士兵，令将官“大为愤怒”，认为“华裔兄弟不可教也！”太极道班也因此解散了。“我”也很想逃离部队，只是畏于一旦被抓的可怕后果，才犹犹豫豫地留了下来，但是也曾不止一次地偷溜回家过春节。行军途中，遇到也同受战争之苦的柬埔寨华人时，“我”同病相怜地说：“现在唐人真痛苦，多灾多难，我何尝愿意当兵，不得已罢了;战争，不知拖长到几时方结束！”（《征途摭拾》之六《征柬历险记》）“我”的这些矛盾复杂的心态，揭示了战时华人的一种无可奈何、无可解脱的宿命感，散发着历史的悲凉。

　　“我”的从军心理的背后是“我”的文化心理。虽然被迫入籍了，但“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依然是“中国人”、“唐人”。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坚守。坚守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坚持华文写作，即使是战争也不能让“我”停笔。这也是这篇作品得以问世的缘由。作品的前言写道：“我又喜欢写日记，即使在前线，口袋里仍有一本小册子，作日记的草稿，等到休军于营地在里，或回家渡假时，才重新抄写在日记簿里。所以，我的日记有时是在森林中写的，有时是在战车上写的，有时是在收拾战场后写的，有时是在屋檐下写的。安定悠闲，写得较详细;紧张忙碌，匆匆涂抹几行。”“我”视华文写作如生命，当得知哥哥全家为躲避战火逃难之时，“我”既为哥哥全家担心，又“祈求屋子千万别毁于战火，那里有我历年来的文稿和日记，一旦损失，等于生命的灭亡，绝不是金钱所能补偿得来的。”（《征途摭拾》之二《受训前后》）“我”对华文写作的这份痴迷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只有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它的价值。战火之中，越南华人与中国隔绝，被迫入籍更使他们普遍产生了一种“海外孤儿”的心态。语言文字是他们维系自己与民族血脉联系的主要纽带。然而华人入籍之后，越南希望华人能接受越南文化，并推行华校越化方案，限制华校的中文课程。中越文化虽同出一源，但自从越南被法国占领之后，越南的“民族文化被迫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形式与内涵，进入西方的文化风暴之中”。自此，越南文化與中华文化的距离逐渐加大，越南弃用汉字，改用拉丁化的“国语”就是一例。与此同时，随战争而来的美国文化又强势登陆越南，许多华人青年为了赚钱，不学中文，而“高呼英文至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文写作就是作家坚守民族文化的一块试金石。

　　透过华文写作，气如虹向读者传达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中的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对民族自尊的维护。在部队中，“我”很注意维护“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比如，《征途摭拾》之五《征柬历险记》中，“我”被分配到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中队，该中队“任务重大而工作危险”，“我”虽然心里不满意，但还是去报到了，因为“自己是华裔，如果申请到较安定的位置，正宗的越南队友，一定误会我在贿赂上级”。该文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战火延伸到柬埔寨之时，一些贪婪的越南军人趁机对柬埔寨的老百姓打家劫舍，唯独一名华裔士兵李士崇没有参与，被人骂为愚蠢，作者明确写道：“我佩服李士崇的人格，表现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征途摭拾》中还有其它一些华人的形象，他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包括文友），作品主要表现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洋溢着亲情和温暖。

　　维护民族自尊是气如虹一贯的立场，他在1964年9月28日的越华《成功日報》“学生”版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散文，题名就叫做《保持民族的尊严》。与民族自尊相对的，是民族自卑心理。这种心理与海外华人的生存困境有关。华人自从旅居越南以来，一直寄人篱下。与之相应的，一些越华文艺家“以文艺中讲民族性是耻辱，是狭隘，是保守落伍，是过时的老口号，而且这种倾向无可讳言地形成一种‘很稳定的气候，至少已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了。我以为这完全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现”。气如虹对民族自尊的维护就是对上述倾向的一种有力的反拨。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新兴国家侨情的巨变，东南亚各国的华人都陆续入籍所在国，但是像越南华人这样久沐战火（二战结束之后就是抗法战争，紧接着越南南北对峙，不久越战爆发），入籍之后又被迫上战场的恐怕绝无仅有。战乱中，他们丰富而痛苦的内心世界经由《征途摭拾》被记录了下来，犹如一份心灵档案，存诸海外，不致被战火所湮灭。

　　三、乡村风情的惟妙展示

　　越华文艺青年大多聚居于南越首府西贡（今胡志明市），生活天地相对狭小。气如虹随部队四处征战，这一经历客观上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获得了贴近土地、了解民情的机会。气如虹走过了不少乡村，他也着意于乡村风情的刻画。这些是气如虹战争写实的一个独特内容。

　　在残酷战争的背景下，气如虹笔下的乡风民俗绝非闲情逸致的消遣。如果说正面战场的描写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恐怖，那么乡野之风的描摹则道出了人民对和平、安宁的渴望。

　　《征途摭拾》刻画了不少乡村的美景，这些美景总是与作者对战争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我”初入伍的时候，登上凤尾岗，看到了如画的风光：“站在凤尾岗上向前俯瞰，嘉黎市在巍峨的珠湛山旁，彷彿大象身下的侏儒。其余三面是一片树林，青翠的颜色连接天际的蔚蓝，令人心旷神怡。最妙是大清早或黄昏，云雾掩蔽半山，云海飘浮，山腰间屹立一座鹅黄的古剎，真是小说里的神仙境界！我无数次神往这大自然的优美幻景！”紧接着，作者写道：“如果遮掩了那轰隆轰隆的大炮声响，这确实是个和平、宁静的世界。”（《征途摭拾》之二《受训前后》）再比如下面一段对越南亚热带景观的描述：“眼看鱼潭邑、兴义邑至兴禄市一带地方，果园连绵，亚热带生果很多，蕉、橙、龙眼、鸡屎果、牛奶果、菠萝蜜、凤梨、林檎、旧暹果、芒果等等，如果没有战乱，真是可爱之园。”（《征途摭拾》之三《艰苦的行军》）美景与战争并置，形成强烈的反差。文中的美景不断在提醒读者：如果没有战争，这将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土地。

　　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气如虹还凸显了越南乡村社会的宁静、安详，这样的表现更加意味深长。在气如虹走过的众多乡村之中，以一个名为“任翁东邑”（《征途摭拾》之六《征柬历险记》）的村子令他最为难忘，着墨也最多。任翁东邑的地理环境特殊，它被水环绕，与外界处于一种半隔绝状态。就是这样一个乡村，成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之地”。文中写道：

　　这地区像个半岛，面积不算小，民众稠密，椰林阴凉，禾田阡陌，四处水塘，外面河水围绕，居民泛舟河上，好垂钓的，正是理想之地;没有车辆的嘈吵，没有废气的污染，有一种世外的宁静境界。

　　这段文字深深地流露出作者遗世而居的渴望，它的文学的源头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自问世以来照耀千古。“桃花源”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意象，表达着乱世中人们的渴望。桃源梦想也成为战乱中的越南华人的精神寄托。1966年越华老作家蛰蛮的《桃源遗憾记》（上、下）明确地表达了越南华人的这种渴望。文章首段写道：“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述避秦故事，辄令人触起逐世之想。在天下承平之世，尚有人因厌嚣烦而隐居山野。况在兵荒马乱之间，这桃源更为最佳的韬晦地。”作者回忆说早在30多年他就“曾以猎途之便，无意中找到一片今之桃源，拟藉此为终身之计，甘作今之野人，不再与闻世间事。可惜此间事情，每每出乎意料之外，像这种与世无争的野人计划，终亦为环境所粉碎。”在另一篇文章《本栏的文字因缘》里，蛰蛮解释了笔名中“蛰”的含义，谓“蛰者伏也”。可见，避世一直是蛰蛮的理想。他的桃源之梦源于越南的动荡，也毁于越南的动荡。他的梦起与梦灭都具有时代的意义。

　　越战时期的越华青年男子或者持枪上战场，或者躲在家中不见天日，他们对于桃源式的生活更加期盼，其中蕴含着对自由的渴望。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征途摭拾》经由乡村生活所表达的避世思想，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重压下的反抗。可惜现实不容许作者实现这个美梦，他不得不被战争裹挟着前进。作者对桃源生活的向往有多深，距离桃花源就有多遥远。桃源梦想的表现，隐含着深深的悲哀。

　　《征途摭拾》的乡村风情不仅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气如虹在越南土生土长，对这块土地充满了热爱。他的写景状物逼真传神，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比照那些到越南的游客，即使风景依旧，但是观光客的心态使游客们对越南的感受只能流于表面现象，他们写不出气如虹这样的真实、地道、深情。此外，在阅读节奏上，乡间生活的舒缓与战斗场景的紧张形成了一张一弛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它的写实魅力之所在。

　　四、情感的强烈抒发

　　《征途摭拾》的写实，不仅在于真实的描写，尤在于深切的感受。战争这一题材本身就含有强烈的社会抒情性。《征途摭拾》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捕捉“我”的各种起伏跌宕的情感，紧扣读者的心弦。这些情感源自真实，发自肺腑，经过作者的点染，就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征途摭拾》所抒发的情感，最集中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面对苦难的沉重与悲痛。比如“眼看这‘工人无厂，农民无田，商家无市的凋零景况，眼看这‘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家破人亡的黯然神情，我的心境特别沉重！”（《征途摭拾》之一《新春的舞台》）

　　第二，生的喜悦与死的恐惧。喜生恶死是人的本能，作战军人对此体会最深，尤其是初上战场的新兵。请看《征途摭拾》之四《沙泉血战》的描写：

　　我第一次身处战火中，心情紧张害怕。明知是殿后，作慢性推进，但仍然惊慌;前面枪声卜卜，沖杀叫嚣，吊炮隆隆，弹片四射，扣人心弦。初时，我感觉害怕到极点，俯伏在路旁，手脚不停的颤抖，恨不得地下有窟窿，钻进去躲藏;……

　　战争的确残酷，的确使人心寒！不期然的，我就地祈求上帝、观音、先父母，佑我平安，佑越南和平，保佑立即结束这埸战役！”

　　除了“我”之外，作者也简约地提到了其他队友在战场上的表现，当先头部队有十几个士兵被“敌方”打死之后，“其余所有士兵，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皆奋勇还击来袭”，寥寥数笔，写尽了士兵们的作战心理。与此相应的，当“我”受命调返后方服务，得以暂时离开前线时，“我”的情绪是：

　　当时内心的欢欣，极难形容;咳！东奔西跑，身心疲累，能回西贡歇脚，实在求之不得。更由于转变得快速突然，自己固然乐在心头，队友们也为之欣喜呢！

　　第三，爱的寂寞、空虚、痛苦。“我”“年纪大了，上无父母，下无弟妹”，很想成家。但是部队四处漂泊，“何以为家？”军人又收入微薄，“何以持家？”除了现实问题的困扰之外，在感情方面，“我”也一直遇不到合适的“红颜知己”。行军归来，看到别的队友成双成对，而自己形单影只，“我”就孤单、难过。这种情绪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挥之不去。请看《征途摭拾》之五《前线与后方》中的这两段：

　　从黄昏到黑夜，是最难过的时分。我的爱人呢？我的家庭呢？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调回西贡军眷营工作多月，找不到理想的对象，一片空白，澈底的失败。

　　苦闷中，我申请回堤度假。在七天的常年例假期间，适逢己酉中秋佳节，但对我有甚么意义呢？人月团圆，那是别人的幸运，只增加我莫名的惆怅;我有无边的感想，中秋更引起我孤独的感觉。我的内心奏出伶仃曲;我把烈酒一杯杯的灌进肚子里，我终于醉了，沉醉在朋友的店铺里;我不能清醒的去赏月，让那团圆的中秋月，照耀那些幸福的人家！

　　“我”所追求的是真爱，因此，当有一次沾美军的光看到了脱衣舞表演之后（《征途摭拾》之八《边疆生涯》），我的感受是：

　　脱衣舞表演，当时确曾使人混忘一切，麻醉了痛苦的军人，狂呼吼叫，嘻哈大笑！过后，我却感到无比的空虚，似乎欠缺了什么！想通了，才了解内心所渴望的是自由与爱！行军作战，奢求自由，孑然一身，难觅至爱;我开始怨怼，这是从军以来最郁郁不欢的日子。

　　第四，对军队生活的厌倦。“我”自入伍以来，吃尽了苦头，只希望和平早日来临，可事实却适得其反。“我”对军旅生活的厌倦与日俱增，这种情绪弥漫于整个作品之中，比如作品前言的开头就说：“我由一九六八年起就从军了，到如今，日子并不算短;尤以军中的生活来说，更加觉得漫长！”这句话定下了全篇的基调。在文中，“我”不断地想到离开部队，比如《征途摭拾》之三《艰苦的行军》写道：

　　我这第二大队，和其他各大队一般，疲于奔命。晨早要开路，好让民众安全通车;跟着要作大队级行军，搜索敌踪;晚上又要放哨埋伏，预防对方的偷袭。最惨是雨季，风吹雨打，眠干睡湿，日子真正难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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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的号角几时响起？”不只是我所渴望，也是全民所翘盼。可恨枪声不停，未能卸下戎装，未能归家团聚，午夜静思，多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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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廿多天，一连串的搜索行军，长时间在潮湿泥泞中践踏，我双脚受不了污浊水浆的浸蚀，脚底发炎生红疹点，痕痒疼痛，很不好受。除了向医护员讨取药水涂上，就没有其他好办法，申请休病假不容易，上级认为那是轻微的毛病。

　　心灰意冷了，这些日子我真不想呆下去。

　　在《征途摭拾》之四《沙泉血战》中，作者又写道：

　　病，是最倒霉的，使人无法发挥活力;病，也是最善感的，令人联想到种种难题;想到战争的无休止，想到个人的身不由己;几时才卸下戎装？几时才归去一次？

　　“我”几次三番地想逃离部队却又不敢，因为被抓住之后的惩罚比参军更让人难以承受，所以“我”犹犹豫豫地留下了，而心中对军队生活更加厌倦。

　　综上所述，“我”的这些丰富而复杂的情感，缠绕、交织在一起，在整体上构成一种起伏跌宕的抒情氛围，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在抒情方法上，《征途摭拾》主要运用了传统的情景交融、独白式的主观抒情以及插入诗歌的方式。作为海外华人，气如虹十分喜爱古诗，《征途摭拾》中引用了不少唐人的诗句，比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征途摭拾》之二《受训前后》）、“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征途摭拾》之五《前线与后方》）、“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征途摭拾》之六《征柬历险记》）等。写到情深处，作者自己还诗兴大发，《征途摭拾》中插入了数首气如虹自作的绝句，其中一首写道：“一别西堤又半年，/军中无语渡秋天，/枪杆沉重笔还重，/烽火文章不值钱。”（《征途摭拾》之四《沙泉血战》）这些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效果。

　　结语

　　越华作家气如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越战进行了如实的描写，颠覆了美国越战文学中的一些虚假叙事，达到了同时代其他越华作家所不能企及的广度与深度，具有史料和文学的双重价值。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越战时期的越华文学是我们了解越战时期南越华人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口。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希望今后能继续深入下去。

　　① 1954年，日内瓦会议将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1975年4月30日，越南统一。

　　② 陶里：《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华文文学》1995年第2期。

　　③ 气如虹，原名周永新，1941年出生于越南，在越南生活了50多年，20世纪90年代移民美国。于1956年小学阶段开始练习投稿，执笔创作超过半个世纪时光。赴美后，继续笔耕不辍。

　　④ 方明：《越南华文现代诗的发展—兼谈越华战争诗作（1960年～1975年）》，台北：唐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⑤ 刘为安，1939年出生于越南，20世纪50年代就已活跃在越华文坛，主要从事散文及短篇小说的写作。现为越华文坛资深作家。

　　⑥ 尹玲，本名何尹玲，又名何金兰，1945年出生于越南。1968年，她在越南获得了西贡文科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69年赴台湾深造，先后获得台湾大学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75年越南统一之后，她无法再返回越南。后来，她又赴法国求学，并获得了巴黎第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返回台湾任教，现为台湾知名学者、作家。2015年1月，尹玲出版了作品集《那一伞的圆》（包括散文和小说），分为五卷。除了第一卷（15篇）创作于作者赴台升学期间（1969-1975年前后）之外，其余四卷（91篇）均寫于20世纪60年代的南越，并都曾发表于当时的华报副刊上。

　　⑦ 尹玲：《那一伞的圆·自序》，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8页。

　　⑧ 周文忠现居美国，他于2006年出版了个人诗文集《硝烟下的足迹》第一辑“漫漫天涯路”，辑中收录了他1965-1975年间发表于越南各华报上的作品200多篇。

　　⑨ 周文忠：《漫漫天涯路·序：献给在越战硝烟下走过来的朋友》2006年版。

　　⑩ 胡亚敏：《美国越战文学中的越南人形象》，《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越南文艺作家所面临的问题》，载1972年2月7日[越南]《远东日报》。

　　出自徐虹的散文《写在深夜》，发表于《时代的琢磨》（越南《文艺》第二辑）1967年4月。

　　何怀硕：《文学艺术的民族性》，载1974年4月28日[越南]《远东日报》。

　　载1966年11月18日、11月19日《远东日报》副刊“无所不谈”专栏。

　　载1967年4月28日《远东日报》副刊“无所不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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