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席慕蓉散文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然而，由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氛围、主体位置的多重性及回溯/推想式叙述方式的采用等，它没有像激进女性写作那样极端、偏激，而是与作者的家庭身份、社会身份及族裔身份等多重身份缠绕一起，显得相对中庸、平和，呈现为一种社会性别意识。席慕蓉散文揉性别、民族、种族及身份于一体的书写方式，不仅从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方面为散文创作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以温婉阴柔的表达方式超越了性别对抗式女性书写，直抵女性写作发展前沿，传达出一种女性关怀伦理，值得深究。
关键词：社会性别意识;家庭身份;社会身份;族裔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6-0058-11
席慕蓉散文创作风格比较传统，呈现出一种温文尔雅、中庸平和的艺术风范，她的创作一般不被归入激进女性写作①，也很少被探讨其中的性别意识②。但“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③，而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风起云涌的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也必然影响到席慕蓉散文创作，形成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事实上，席慕蓉有不少散文直接针对性别偏见发表看法。《悠长的等待——一个女性艺术工作者的领悟》便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性别偏见，强调女性有权利给自己另外走出一条路来。④《她的一生》也针对把女性伤春悲秋视为软弱表现及有的女作家不愿被称为“女性”作家现象，提出两性同中有异，“可以共生并存”⑤。不过，席慕蓉散文不以女性作为写作中心，而是将女性置于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书写，使其性别意识呈现为一种与身份、族裔、种族等交叉互动的社会性别意识⑥。这里用“社会性别意识”而不是“女性主义意识”，是为了避免生理决定论女性主义缺点，“强调性别身份的‘社会性——它关注两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构成，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历史、宗教、种族、经济和文化的等等，同时，它也关注性别内部的分化，由于阶级、阶层以及民族国家身份的不同导致的女性之间的利益差异。”⑦显然，以“社会性别意识”来考察席慕蓉散文的性别意识比较妥帖，以下拟从性别意识与家庭身份、社会身份及族裔身份等多重身份相缠绕角度探究席慕蓉散文的性别意识。
一、性别意识与家庭身份的缠绕
席慕蓉散文充满了对家庭生活和美幸福的温情书写，这是作品最具情感魅力的地方。席慕蓉生活在一个其乐融融的九口人大家庭里，童年岁月大多是在辗转流浪中度过，历史的风浪和暗影给席慕蓉留下了一些印象，但“父母用尽了全力来阻挡与隔绝战争加给这个小小家庭的威胁与阴影”（《泉源》），留存于记忆深处的是：在母亲怀抱中沐浴满月的光辉、喝了买给妹妹的牛奶后的那种芳香与甜美、和小伙伴们骑着三轮小车兜圈子及伴着丈夫送的安哥拉猫手中拿着画笔凝视着窗外等温馨片断。《重返湾仔》便是回忆住在湾仔的幸福时光，父母在流离伤乱的时代，用爱和温馨把波涛汹涌惊心动魄的世界挡在家门外，留给儿女们的是安谧、幸福与无尽的感激。父母、亲人间的这种互爱和谐的温馨情感和场景成为了作者“生命里温暖而又甜蜜的记忆。”但仔细阅读此类家庭题材作品，不难发现在女性对温馨甜美家庭生活的渴望及其对家庭身份的自我认定与纠结中隐现着作者的性别印记。
众所周知，不论是传统观念还是现代意识，女性的家庭身份不外乎女儿、妻子、母亲，它们概括了女性漫长人生路上所要经历的不同角色。不像先锋女作家如残雪、陈染等那样，背对社会、历史、人群，有意疏离家庭人伦情感，极写女性幽闭的内心世界;席慕蓉则把女性放到家庭关系中书写，既写出了她们在和乐温馨的家庭生活中的甜蜜和幸福，也写出了她们陷入多重角色缠绕中的焦虑与困扰。毋庸置疑，传统文化给予女性的家庭身份规范是贤妻良母，要求她贤惠、恭顺、无私，主要职责是打理家务和相夫教子。但时代不同了，今天女性在做好应做的家庭角色之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席慕蓉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生命个体，她们好强自信，有自己的事业追求。首先，作者赞美虽历经坎坷却依然美丽自信的女性，她们用微笑和从容应对家庭生活中的磨难与不幸，显示出柔弱中的坚强。《春日行》中的阿丽丝虽然婚姻失败但依然气定神闲、美丽自信。由于丈夫病态嫉妒，不让她出门工作，不许她有任何朋友。刚开始她以为是出于丈夫的爱意就听从了，但结婚十多年后，她发现自己已成为丈夫不断怀疑的囚犯，就毅然挣脱婚姻枷锁，并教导女儿婚内一定要坚持工作。阿丽丝显然是一位柔弱不幸却坚强独立的女性。《玛利亚》中的玛利亚白天去学校做模特，晚上开夜班电车，每天超负荷运转，目的就是为了4个幼小的孩子在失去父亲后，不再失去母亲，失去他们的家。作者对这位坚强、勇敢的母亲表达了由衷的同情和敬意。《真实的人生》中乐观温暖的陈师母也是如此，不仅以柔弱之肩扛起全部家务，还以她的温柔、快乐和积极带动丈夫，使他走出厄运，专心致力于绘画事业。这些女性坚强自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生命个体，她们摆脱了传统女性的悲剧宿命，以柔韧、坚强和乐观活出了另一种人生精彩。作者对她们的选择和感同身受书写，特别是对她们坚强勇敢和乐观自信精神状态的发掘与表现，昭示了鲜明的性別意识。在作者看来，女性并非天生的弱者，她们之所以成为弱者和第二性，是社会环境和文化制度等造成的。这无疑暗合了波伏娃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⑨女性主义观点。席慕蓉这种性别意识的形成，既与其女性身份携带的本能性别意识有关，也是深受蒙古萨满教思想影响所致。萨满教认为，远古时期，“母亲是一切的开始”，她“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是整个家族的支柱。”⑩但到了后来，“母亲”内涵逐渐被删改、遗忘，后世诗人对母亲的感情“只有依恋、思慕与怜惜，却再也不复见那当初的五体投地的崇敬了！”萨满教关于远古时期女性崇高地位和深受敬仰的思想暗合了波伏娃上述的女性主义观点，自然对作者性别意识的成型与坚固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作者还写出了女性渴望温馨甜美的家庭生活，愿意做一个幸福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伴侣》中习惯在小事上做主的妻子，与丈夫斜靠着坐在咖啡店里一起看菜单，阳光反射到他们微微笑语的面颊之间，那份喜悦和从容“好像是一杯好茶入喉之后的甘香，一杯好酒饮尽后的温醇。”体现作者对相依相恋、相伴终生的和谐夫妻关系的赞美和钦羡。《时光》中那个借故在儿子身旁走来走去，给沉浸在诡异神秘世界里的儿子以安全感和勇气的幸福母亲，既不经意地缓解了小男孩心中的焦虑和害怕，又轻柔地呵护了幼小儿子的自尊和信心。母爱的柔情与细密在此可见一斑。作者在《悠长的等待——一个女性艺术工作者的领悟》中谈到：“我们并不是要去争夺，也不是要去刻意表现，我们只是想在自己这一段生命里做一次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尽量做好一个女性应该做好的那些角色，就像男性也要做好丈夫与父亲的角色一样。”法国激进女性主义者西苏也强调：女性解放的前景是“她们不迷信、不否认、不仇恨，她们观察、接近、努力看到别的妇女、孩子和爱人——不是为了加强她们自己的自恋，或者证实主人的坚强或软弱，而是为了让爱更美好，也是为了创造。”可见，现代女性挣脱了以往对抗的两性关系模式，在和谐欢愉的家庭生活中尽情释放和舒展自己。一种超越性别对抗的女性立场鲜明凸显。
另外，作者还揭示了现代女性深陷事业与家庭两难兼顾中的焦虑与困惑。这些女性既执着于事业理想，追求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又要兼顾家庭孩子，希望做一个丈夫满意的妻子和孩子们喜爱的母亲，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陷入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之间的徘徊、迷惘。《星期天的早上》中的“我”便深陷多种角色中，煎熬与困惑，不知道“到底哪一层才是真正的我？是那个快快乐乐地做着妻子，做着母亲的妇人吗？还是那个谨谨慎慎地做着学生，做着老师的女子呢？……”这种在多重矛盾的身份/角色中艰难定位女性自我的焦虑与困惑也鲜明地呈现了作者的性别意识。《我的难处》揭示陷入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两难兼顾中的女性内心的无奈与难处。作为职业女性，“我”习惯于开夜车读书写作。但因晚睡晚起，白天去买菜只能买到一些“笨菜”，夜里两三点也常遭到丈夫“你到底有完没完”的诘问。类似的还有《夏日·日记》和《主妇生涯·多出来的一天》以记流水账方式呈现陷入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双重角色中的女性忙碌紧张的一天。女性家庭与事业两难兼顾困境的形成，主要是深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机制中的性别歧视特别是“男主外，女主内”陈腐观念的潜在影响。女性追求事业面对的是不能融合的两种工作（家务和事业）或者说两种身份（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她要在“是做这种人还是做那种人之间犹豫不决，无所适从”。而男性则只有一种工作，他的家庭生活和公共活动连成一体，“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作者以这些陷入事业与家庭两难兼顾中煎熬、困惑的女性，揭示了现实女性的真实生存境况，显示了作者基于性别立场的对陷入这种困惑与矛盾中的女性的同情与理解。同时，作者温良谦恭的性情修养使得这些现代女性对于家庭与事业两难其全的困境，不像激进女性写作那样愤激尖锐地揭发和控诉，也不像古代才女们那样仅是抒发“闺怨”愁绪;而是在抒发两难其全的无奈与焦虑心绪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摆脱这种困境的有效途径。某种意义上，席慕蓉的散文创作行为本身即是这种探索的具体实施，它既是对现代知识女性生存困境的观照与思考，也是对身处困境的作者自己的一种自我拯救和升华。故而，席慕蓉散文创作在“闺怨”与“闺怨之外”取得了一种协调，看似发抒“闺怨”，实则超乎“闺怨”之外，具有对现代知识女性进行自我疗治和拯救的意义。总之，上述女性不论是坚强自信还是焦虑困惑，抑或是喜悦幸福，她们都是家庭中的妻子或母亲，或者双重身份兼具，在她们的经历和故事书写中鲜明地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
二、性别意识与社会身份的缠绕
社会身份指个体生命在社会上的职业位置和公众角色，每个人都身兼多种社会身份。从席慕蓉散文看来，她至少有教师、作家、诗人及画家等多重社会身份。作者从不同社会身份出发，书写了那些“不能也不愿忘记的记忆”、“某些珍贵的感情”、生命中的“美”与“善”及社会上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等。但细读这些散文，仍然不难从作者对教育、艺术创作与鉴赏及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中发现其性别意识。
首先，从教师身份出发，作者主张顺乎自然天性、合乎人性自由发展的寓教于乐的快乐教育观念。或许出于青少年时期求学过程中的一些不愉快记忆及教师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作者比较关注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儿童美育工作。她细心轻柔地关爱与呵护童心，对一切束缚儿童天性，扼杀儿童创造力的教育理念进行了批判。《美术教育》直言儿童美术教育目的不是发掘或培养天才，更不是对孩子们展开分类活动，而是“让儿童拥有一颗柔软而又敏锐的心，透过这颗心，他才能充满自信地走进这个世界，能够领略和欣赏生活里种种奇妙有趣和美丽的现象”。《诗教》也强调应把诗歌植根孩子心里，在春风化雨般切合儿童天性的教学方式中，让孩子们亲近诗歌，并经由“诗”这个媒介让他们慢慢领略和陶醉到一个“温柔、敦厚的世界”。而《伤痕》则批评那种把孩子丢在路边的粗暴教育方式，认为这对孩子心灵会造成极大的惊吓和伤害，烙下无法消除的伤痕，影响其自然成长。因此在作者看来，教育应充分发现幼兒潜能，顺乎天性加以引导，使其在快乐、自信中得到合乎人性的自由成长和发展。
其次，从创作者（包括画家、作家、诗人等）身份出发，作者主张美是自然、真实的，创作需要自由，艺术鉴赏是生命的自然遇合，传达出一种自由、质朴的艺术观念。《唯美》指出：真正的唯美应是从自然与真实出发，从生活里去寻找和发现一切美的经验，同时面对现实，描画美和留住美。《画幅之外的》也说：美是一种真实、自然与宽容的生活态度，“是这世间最最质朴的生活。”相反，对于那些不是来自现实生活，没有触及创作者生命体验的作品，作者表示质疑与抗议。《我的抗议》对编曲者利用各种乐器特性表现边塞风光，改变原来简单的草原牧歌表示抗议，认为“所有最美最好的艺术品都是从人的心里自自然然生长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改编去塑造的。”可见，美是生活，是发乎人内在的真实心声，是人性美的自然流露，而创作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描写和记录。要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作者一定要自由，要融入整个生命。《谢函》坦言：创作“应该是生命与灵魂一种不得不然的释放，它本身不会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更不可能去预设立场。”《得失之间》也指出：“一个真正想要创作的灵魂，是任何环境都无法阻拦无法影响的”。因此，创作自由既包括挣脱外界束缚，又指摆脱内在名利思想，要求创作者全身心融入和舒展。席慕蓉认为，只有作者融入了生命，读者（观者）鉴赏时才会产生共鸣。因为艺术鉴赏过程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激发或者唤醒，是两个不同时空生命的遇合与交融。《诗人啊！诗人！之二》便直言：读一首好诗如同面对一颗真挚的灵魂，“就仿佛在同时读着他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仿佛是一种内里最诚挚与最自然的契合。”只有来自生命深处的诚挚、质朴的真实心声，才会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再次，从知识分子身份出发，作者以独特的方式否定和批判了破坏大自然的现象，呼唤尊敬生命、敬畏自然，给自然界生命以同等生存权利。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求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更要求“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某种意义上，席慕蓉就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她的散文广泛地关注和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和生态环保问题等。前者已有论述，这里主要阐述后者。作者以自己独特的柔婉方式质疑和批判了破坏生态、毁坏自然的现象。《妇人之见》针对滥砍树木、强制搬迁老屋及变得面目全非的海滩，作者慨叹，“很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仔细地聆听风吹过树林时的声音，没有仔细观察过一朵小草花的生长，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小社会里的一切人为安排，终于忘记了在大自然里原来该有的种种让人惊奇与羡慕的美好境界了。”期望我们为孩子储存一些幸福远景，让他们在一个澄明洁净的世界里成长。语调阴柔、婉约而又充满批评、劝导。《标本》针对漂亮蝴蝶消失和太鲁阁成为干涸标本现象，作者也是以舒缓、婉约方式，在今昔对照中传达自己痛苦失落的心情，仍是以劝说和期待结尾。类似的还有《忧天三问》、《生命的讯息》等，都是对人类肆意破坏大自然、摧折生命现象进行批判，呼吁保护大自然，给予自然万物以“活下去的机会与权利”。这些无不显示出作者尊敬生命和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
可见，不论是顺乎天性、合乎人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还是真实、自然的美学观念及重视自由和生命融入的艺术观念，抑或是尊重生命和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都暗合了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如果说顺乎天性、合乎人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和真实、自然的美学观念及重视自由与生命融入的艺术观念都是强调对人性自然的尊重，那么尊重生命和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念则是强调对万物自然的尊重，两者都强调尊重自然生命，包括人类自然生命和非人类自然生命，重视人与自我、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些显然暗合了生态女性主义观念。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女人的统治都来自父权制文化中自然/文化两分法、自然和女人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自然的贬低和对文化的崇扬。因此，阻止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的生态运动必须包含反抗对女人贬抑和压迫的运动，而推翻性别统治的斗争又必须与保护自然的斗争结合起来。女性在保护环境和生态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恢复女性原则，即整体的、可持续的、养育的和生命的原则，它与前现代的有机自然观相联系。同时，主张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对性别、阶级、种族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终结科技（父权制）对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的统治，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非等级社会。因此，透过这些倾向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美学观念、创作观念和生态观念，不难看到缠绕在作者多重社会身份中的性别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社会身份与她的家庭身份是缠绕一起、难以明确分辨的。正如席慕蓉在《不忘的时刻》所谈到的：虽然她常被称为“艺术家”或者“职业画家”，但其实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也即，席慕蓉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社会职责与家庭职责往往缠绕一起，使得其创作关注和思考的话题既在家庭闺门之内，又延伸到了社会文化、教育艺术及生态环境等领域，呈现出“闺怨”与“闺怨之外”的复杂交缠现象，这既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体现了作者超越于性别意识之上对于社会、人类、自然和生命的关注与思考。
三、性别意识与族裔身份的缠绕
席慕蓉散文还交织着复杂的族裔身份呈现：中国与西方、蒙古与汉族等，而后者是主要的族裔身份呈现。席慕蓉祖籍内蒙古，出生于四川，自幼随父母辗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等地，后又出国留学，最后工作和定居台湾，这种跨越多地域、多民族的复杂成长和学习经历，使得她对多民族语言、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体验很深，对族裔身份的意识也很敏锐。再加上，小时候外婆和父母亲教育她不要忘记自己是蒙古人，给她取美丽的蒙文名字;这些使得身为蒙族人的族裔身份意识自幼根植于作者的记忆和血脉深处，并不时外化为散文中哀伤、悲痛、妒意及乡愁等多重复杂情感。因此，席慕蓉的内蒙古题材散文，充分体现了她追寻生命之源，书写对故乡语言文化的熟悉和亲切、对故乡自然风景的赞叹及对故乡人事的追忆等，流露出身为蒙古人的骄傲和兴奋，族裔意识鲜明。但仔细阅读这些散文，不难发现其中仍然交织着作者的性别意识。
其一，作者追溯先祖足迹，不仅追忆父亲家族历史，更溯源母亲家族历史。在《母亲的河——纪念先母逝世周年》中，作者多次强调：“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是我母亲的母亲极为疼惜的外孙女，在我身上奔流传承着她们的血脉。”这种清醒的缠绕着性别意识的族裔身份认定，使得其族裔情感归属烙上了鲜明的性别印记。在《源——写给哈斯》中，作者也强调多年来血脉里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呼唤，呼唤自己去追溯母亲的河，一条生命之源的河流，当赤足踏进这条河里，她“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回了一个完整的自己”，生命至此再无缺憾。一种缠绕着性别意识的族裔身份认同和根系情感归属在此得以鲜明呈现。当然，不像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徐小斌《女巫》及张洁《无字》等激进女性写作那样以溯源和建构女系家族历史来解构父权中心历史，席慕蓉则是在追溯血缘生命根源、探寻族群文化历史和寻找族裔身份归属时不自觉地嵌入女性的视野，从而出现族裔身份与性别意识相缠绕的独特现象。但作者追溯生命之源和确认族裔身份没有性别偏见，而是父系母系并重，男女两性共存。因为缠绕在族裔身份中的性别意识是作者性别本能的自然流露，而非出自解构父权中心历史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这也与作者在《她的一生》《婉转绵长》等作品中倡导的两性和谐并存、共同发展的性别观点有关。如此一来，作者在探寻生命之源历史同时，也丰富了创作的历史文化和人性内涵。
其二，对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女性生活、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出于性别本能，作者对包括外婆、母亲在内的蒙古女性的生活、情感和命运充满了想望与思考。首先，对“牧羊女”自由、奔放草原生活的浪漫想象。“牧羊女”是席慕蓉散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她自由、欢快地游弋在广漠、空旷的草原上，与白色的羊群、紫色的山脉、狂烈的风沙及清晨的雾气融为一体。她是作者潜意识中思乡情结的一个外现，体现了作者对草原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席慕蓉曾说：“身为女子，身为母性，是脚踏实地，与那生养万物的大地紧紧拉结合在一起的。”在席慕蓉看来，草原、大地就是母亲的化身，小女孩跑向草原深处，就是跑向母亲的怀抱，跑向一个没有历史、文化，尚未被男权意识侵染的“原始区域”。在那里，小女孩和作者脱离“男权空间的高压界限”保持“原始状态”，生命得到自由舒展。女性主义文化建构意义不言自明。另一方面，席慕蓉散文中反复出现的“牧羊女”意象及其“草原”背景也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诗学呈现。约瑟芬·多诺万认为，有别于男性的线性情节模式，女性的叙述模式是网状的，即从一个基点出发到另一个定点，然后再返回基点而后又出发，再返回，如此循环往复，像蜘蛛织网。它是传统的妇女思想和妇女意识的反映。而有意识的网状结构可以看作是从男性中心的历史时间遁入正在变化的女性空间的努力。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也从女性生活及经验出发，提出一种与男性线性时间相区别的“循环时间”和“永恒时间”，认为这种和女性主体相连的时间是母性的，而且是人类时间的基本性质。它“像空间那样广阔无边、不可置限”。可见，这个不断出现的“牧羊女”意象和草原背景无意中流露了作者的性别意识及其书写的女性诗学特征。事实上，席慕蓉诗作中也不时出现“塞外”、“沙漠”、“草原”及“红裙飘扬”的牧羊女等类似意象，这在《命运》、《隐痛》、《长城谣》及《出塞曲》等诗作中不难看到，它们与席慕蓉散文构成互文对照，以鲜明的女性特质抒发作者对于故乡亲人的思念和身为游子的乡愁。不同的是，诗作抒发的情感更含蓄蕴藉，而散文相较而言则显得理性质直一些。其次，对外婆、母亲故乡生活、命运的回忆与想象。席慕蓉小时候，外婆母亲就告诉她一些她们年少时的生活记忆，作者结合听闻和翻看的一些草原故事与图片，想象和拼凑外婆母亲的草原生活，聊以慰藉思乡之情。如《旧日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地方》、《故乡的见闻》等都是对外婆母亲草原生活的想象和回忆，而这些回忆又缠绕着对族群和家乡的浓厚思念和想往。思念外婆母亲，就是思念外婆母亲的家乡;反之亦然。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家国历来一体。因此，思乡、恋母与爱国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在思念外婆母亲、想往她们往昔生活的同时也在同情和惋惜她们一生的辗转漂泊命运，而追忆和同情她们遭遇命运的同时也在回顾与深思国族的沧桑历史。家国忧患、伤痛背后焉知不是女性情感和精神漂泊的疲惫与寂寞？因此，对故乡的思念、亲人的缅怀和国族历史的深思等复杂内涵都在女性視野里得以展现。由此而来，席慕蓉散文既寄托了作者对于故乡亲人的回忆、国族历史的深思，又有超乎其上的对于性别、种族及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含蕴着家国与家国之外的幽远深邃情思，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另外，对生活在蒙古高原上不幸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也体现了作者的性别意识。20世纪上半期战争频仍、家国忧患，作者一家辗转漂泊多地，还有许多家庭被迫离散，夫妻分居异地，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和生命创痛。《四十年》便叙述了一位女子新婚不久，丈夫随军出走，从此夫妻分离再无消息的不幸故事，揭示了这种掠走女性爱情、青春及对美好生活憧憬、给她们心灵造成剧痛现象之普遍，以及所谓的家国历史宏大叙事背后女性生命的凋零与萎谢！
其三，女性化取材视角和叙述方式的采用。与男作家喜欢大漠、长河、落日等气势雄浑的泼墨不同，女作家喜欢从感性、细小的情景入手创作。首先，取材视角的细小、感性和具象化。一双平常塑胶拖鞋（《无边的回忆》）、一件小小的银饰（《梦镜》）及一句不经意念出的经文（《莲座上的佛》）等，都会牵引出作者无限的乡愁及对亲人的思恋。在《旧日的故事》中，作者反驳自己作品被认为是“太以小我为中心”，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的小我构成的，就因为小我有一份感情，大我才会产生一股力量。”确实如此，作者常从一些细小、感性的饰物、装扮发掘出深远宏阔的思想文化蕴涵。《顿悟》从蒙古女性服饰装扮的色彩炫目，发掘出深厚的性别文化意蕴，即蒙族女性以自己的生命之美向蒼茫浩瀚的宇宙自然宣告和显示自身存在，以抗拒时间之流和空间之旷对于女性个体生命的淹没。《嘉丝勒》也揭示出蒙古妇女头饰嘉丝勒不仅代表父母的祝福，表示她已为人妇的身份;更象征已嫁蒙古女性与娘家的精神牵连，是她们对娘家思念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也是她们昭示自身存在及彰显自己生命力的重要方式。这种解读显然包含着鲜明的性别意识，凸显作者对蒙古女性的独特性别感知与理解。其次，温情、轻柔的情感化叙述方式。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在考察视角运用和主流男性修辞后指出，在视角运用上性别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男性视角以理性客观方式体现出一种客观性与权威性，女性视角则更多投入主观感情而体现出个人性和情感性。席慕蓉散文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性和情感性叙述，经常出现“流泪”、“泪水”等词语，可以说是一种流泪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很好地倾诉和宣泄了作者的乡愁，显示出一种情感的力量，一种性别的自觉——柔弱的坚强。《给我一个岛·自序》中，作者坦陈：身为女子使她发现，“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观察，那原是累积在心中的挫折，也未尝不可转变为反省与观照的成长来源”。而在《诱惑》中，通过重释《圣经》中罗得妻子的“回顾”直接道出了这种柔弱的力量。在作者看来，罗得妻子因不忍舍弃拥有许多记忆的温暖家园及生命中认真度过的美好时刻而背弃耶和华指令回看一眼，这看似软弱的背后实则是一种“执着与坚强”。实际上，席慕蓉散文取材视角与叙述方式的这种细小、轻柔和感性趋向在其诗作和画作的意象选择和运用中也不难看到，作者喜欢选择像“开花的树”、夏莲、大雁、月色及风信子等细小而容易牵引感伤、愁绪等阴柔情感的意象，倾诉她对于爱与美的坚强信念及对故乡亲人的柔韧绵实的乡愁。如果说爱、美和乡愁是张满席慕蓉内心的柔韧情网，那么这些美丽的意象便是连接情网的扣结;如果说席慕蓉的诗歌、散文和画作是承载作者千般情绪万种愁结的织线，美丽柔韧的意象便是编织这些织线的扣结。它们绵延无尽而又柔韧坚实，承载了作者多重交叉繁复意涵的表达。因而，席慕蓉对于“柔弱”、“动摇”的重新解释与西方女性主义观点不谋而合。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有意识地重新评价性别差异，她们不仅向抹杀男女生理差异的说法挑战，而且“不把差异看成是女人弱点的评据，而看成是可能形成妇女力量的源泉。”因此，这种流泪的叙述方式看似柔弱实则强硬地凸显着作者的族裔身份认同与族群文化归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四、超越性别对抗的女性书写
综上所述，席慕蓉散文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但这种性别意识没有像激进女性写作那样，要么呈现为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对抗式书写，要么呈现为女性幽闭世界的个人梦呓;而是与各种身份缠绕一起，显得相对中庸、平和，呈现为一种社会性别意识。究其原因：其一，这是由席慕蓉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氛围决定的。如前所言，席慕蓉自幼就随家人一起过着不断迁徙、漂泊的生活，辗转上海、南京、广州、香港等地，后又出国留学，最后定居台湾。这种多地域、多种族及多文化的生活经历必然会影响到其散文创作。事实上，她的许多散文就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生活经历的追忆与回顾，族裔身份的找寻与认同意识相当鲜明。其二，这也是由席慕蓉家庭生活的温馨幸福决定的。不论是早年生活的父母大家庭还是后来自己成立的小家庭，席慕蓉的家庭生活都是温馨和美、亲情怡怡。作者也乐于陶醉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角色中，感受并体验家庭生活的充实完满。在《夏天的日记》里，她写道：“我很幸运，在这世间，有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子给了我所有的依靠，他给了我一扇美丽又光亮的窗户，为我在窗前栽下所有我喜欢的花和树，并且用一颗宽容和智慧的心，含笑地审视我所有的作品。”“所以，在窗前的我，是知足并且充满了感激的。”作者许多散文就书写和赞美了亲情怡怡、和美温馨的家庭生活，并且将女性放置于家庭生活中，书写她们对家庭身份（妻子/母亲）的认同与肯定，即愿意做一个丈夫满意的妻子和孩子们喜爱的母亲。其三，席慕蓉对父亲的崇拜与理解所形成的男性关怀情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席慕蓉眼里，父亲是一个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男人，尊敬孝顺长辈，关心疼爱妻子，对儿女更是呵护、疼爱有加。父爱的温润和光泽催生了作者对男性的理解与关怀。《严父》便以女性视角书写对于男性生存境况和情感心态的理解和体谅，体现出一种鲜明的男性关怀意识。类似的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冬日的午后》及《阿克赛》等作品。这种男性关怀“是从人道主义的平等、博爱的思想出发，以解放被压制、被否定的天性为指归的。回归‘人性是其本质核心。”因此，它超越了以往男女二元对立式性别对抗的女性意识，相反却更趋向前述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其四，这也是由作者主体位置的多重性决定的。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指出：社会性别（gender）不应成为作家社会身份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需要考虑性别以外的更多因素，因为每个作家的位置“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取决于这个作家同他人的关系，取决于这些相关的人们在变动着的特权系统中的各个不相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位置。”席慕蓉就身兼作家、诗人、画家、教师、妻子及母亲等多重社会身份，而这些身份之间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特别是这些社会身份所携带的多重身份意识必然会中和、冲淡其中的二元对抗式性别意识。同时，这些复杂的社会身份意识与性别意识缠绕一起，也使后者趋向中庸、平和。此外，这也与作者采取的叙述方式，即一种回溯/推想式叙述有关。它拉开了叙述者与当下现场/即时的距离，以过去与现在或者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和生命对照来进行叙述。作者在《谢函》中写道：“我的一切文字，都从生命现场出发，然而在时间上却有着不同的所谓‘时差。有时是时过境迁之后的‘回望，有时却是当场的猛然跳脱，基本上都属于一种旁观者的位置。”在《回音》中也谈到：“真实的现场，我们总是无法接受。/唯一的方法是将它放进历史之中。”可见，这种从“旁观者”位置的“回望”/推想式叙述是作者的有意选择，从而使创作避免了情绪宣泄或者愤激控诉倾向，而更可能趋于理性、平和的叙述。作者在《信仰》中也指出：“文学是你对自己的省察，你对这个世界的盼望，你对生命的惊喜发现，你对时光的不舍记忆和爱恋。”某种意义上，席慕蓉的散文就是作者对过去时光的记忆、对生命的发现及对自己的省察。这些也都需要拉开距离，理性、平和地进行叙述，同时，这些回忆过去、发现生命及省察自身等创作因素的渗入也淡化了单一的性别身份书写，使作者的性别身份处于与种族、族裔、阶级等多重互不相同甚至相对抗的文化结构的缠绕、纠结中，作品由此呈现出一种社会性别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席慕蓉散文揉性别、民族、阶级、种族及身份于一体的书写方式，不论是对于当代散文思想境界的提升，還是对于散文艺术形式的探索，抑或是对于女性写作发展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升了散文创作的思想境界，丰富了作品的历史文化内蕴。席慕蓉散文超越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激进女性书写，不再拘囿于书写女性的私人生活和个体情感，而是揉性别、民族、阶级、种族及身份等于一体，或叙说远离故土游子的乡愁，或呈现女性在家庭与职业两难兼顾中的困惑与迷惘，或叙述家庭生活的快乐温馨，或追溯自身生命之源，或呼吁重视生态环保问题，或书写蒙汉民族的文化融合等，可谓内容丰富驳杂，意蕴深邃博大，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其所蕴含的男性关怀意识更是丰富和拓展了女性散文的思想文化内涵，因为这种关怀意识虽然不是女性中心的性别意识/立场，但“无论男人和女人，只要放置于时间的有限和生长要求之中自我审度，对于非人的恶的境遇，以及自己的人性维度，就不能不保持清醒，而清醒地表达这一切，比之性别对抗、反击，要更具体为社会批判与人性批判。”换言之，席慕蓉散文性别意识的这种呈现方式使得其创作超越了狭隘的女性中心写作而扩大到了对历史、文化、人性、国族，乃至人类生存境况与精神家园的关注与思考，显示出作品气象的阔大和境界的高远。
其次，它在散文艺术形式特别是叙述方式方面也做出了有益探索。这主要体现在回溯/推想式叙述方式的运用上，即有意拉开叙述者与现实/即时的距离。席慕蓉散文很少平铺直叙现实/即时的事件或情感，而是往往回溯/推想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前/后的事件或情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创作避免流于情绪宣泄或愤怒控诉，叙述节奏趋于舒缓，情绪趋于理性、平和，形成一种婉约、优雅的抒情风格。同时，随着叙述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往返叠合，故事与情感还会产生一种景深层次感，叙述摇曳多姿，曲折有致，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也随之油然而生，个人故事叙述转变成为对国族、文化、历史乃至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意境，丰富了作品的历史文化意蕴。另外，还体现在张力叙述的运用上。作者在散文里常构设两难困境的张力叙述模式，不论是书写现代女性陷入家庭和事业两难兼顾中的焦虑与迷惘，还是叙述作者自己在原生故乡与现实故乡之间的纠结与困惑，都是这种张力叙述的体现。前者在第一部分中已有论述，不再赘述;这里只阐述后者。众所周知，席慕蓉的原生故乡是内蒙古，这是作者的精神家园和乡愁载体;而且身为蒙古人的族裔身份意识自幼就根植于作者的记忆和血脉深处。但作者又在台湾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在四川、香港等地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代，这些地方也烙印在她心里，成为难以磨灭的情感记忆。因此，故乡成为了作者寻找族裔身份认同中混合着童年记忆的难以辨识的混乱与困惑的归属地。《汗诺日美丽之湖》就书写了作者因成长和学习经历的辗转复杂导致族裔身份归属的混乱与困惑心态，即陷入了希望是而实际又不是的对族裔身份归属的混乱而难以辨识的困惑与不安之中。这种张力叙述不仅掘进情感记忆深处，丰富了作品的历史文化和人性内涵，而且还与回溯/推想叙述相结合，使得叙述回环折叠，婀娜多姿，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为散文创作艺术的探索做出重要贡献。
最后，它以温婉的表达方式超越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对抗式女性书写，直抵女性写作发展的前沿，传达出一种女性关怀伦理。董丽敏曾指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并不是表达差异的最好方法，甚至不是表达自己激进姿态的有效途径。应该越来越认同的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过多以挑战强势群体的方式来为自己命名，反倒有可能使自己在思维方式、表达模式上为强势文化所同化、所规范。女性文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超越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时候了。”某种程度上，席慕蓉《婉转绵长》对温婉阴柔表达风格的肯定和认同，其实就是身为弱势群体的女作家对体现女性特质的表达风格的肯定和认同，而她散文里常出现的流泪式阴柔、温婉表达方式更是出于一种自觉选择。作者以这种看似传统的柔弱表达方式实则抵达了当代女性写作发展的前沿。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看似传统的柔弱表达方式使得席慕蓉的散文创作超越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对抗式书写，趋向两性和谐、共生并存的“双性同体”理想胜景。席慕蓉在《婉转绵长》中谈到：女性创作可以落落大方，亦秀亦豪，也可以独钟于体现女性特质的婉约表达方式，并盛赞女摄影家以婉转绵长的感觉方式表达出与河流与天地相共的坦荡气度。在《她的一生》中又明确指出：男女两性的“‘同与‘异彼此之间并没有冲突和矛盾，原来是可以共生并存。”这些关于两性和谐共存的观点暗合了法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双性同体理论，西苏认为：双性“需要不但两者之合而且两者双方都不陷于一连串的斗争、驱逐或者其他的死亡形式，而是通过双方不断的交流过程而产生无穷的活力”。“双性不是消灭差别，而是鼓励差别，追求差别”。可以说，席慕蓉正是以貌似传统的阴柔婉约方式抵达了激进女性写作追求的理想佳境，在那里“我们将成为的一切，呼唤着我们对爱进行不屈不挠的、令人沉醉的和压抑不住的追求。在相互之中，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匮乏。”另一方面，这种温婉阴柔的表达方式由于不以女性作为书写中心，而是将女性的性别身份置于与家庭身份、社会身份及族裔身份等的相互关系中来书写，吻合了当代西方学术探求由“以妇女为中心”转向“以社会性别为中心”的趋向。鲍勃·康纳尔指出：“要认识一种不平等制度，我们必须审查占统治地位的一方——研究男性对于研究社会性别，就如同研究统治阶级对于阶级分析一样至关重要。”科林斯也“赞同研究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相关性。这种方法不再以社会性别作为切入点，而是置社会性别于其他形式的差异之中，强调所有这些差异构成了统治的基础。”学术探索的这种转向在女性写作的发展演变中得到了体现：女性写作由最初揭批性别歧视、强调两性平等到重视性别差异、彰显女性美学;再到后来既正视性别差异，又强调双性和谐，即超越以女性为中心的性别对抗式女性写作，注重社会性别的“关系性质”，重视对性别与种族、阶级及族裔等之间的关系书写，以揭示女性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性诉求。可以说，席慕蓉散文正是以温婉阴柔的表达方式书写性别意识与家庭身份、社会身份及族裔身份等的复杂关系，从而超越了性别对抗式的女性书写，拓展了女性写作视野;同时也传达了一种肯定生命、尊重生命的整体论母性思想及建基于女性家庭生活经历和为人母经历体验之上的新的社会伦理——关怀伦理。这也是伍尔夫等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女性伦理，“几百年来，女人一直是仁爱价值观念的维护者;她们的主要价值观是尊重生命。”席慕蓉系列散文对人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的肯定与尊重的生态观念，以及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自我和谐关系的尊重与温情书写其实就是这种女性关怀伦理的具体呈现。尤其是，席慕蓉散文中反复出现的“牧羊女”意象及其草原背景所呈现的有别于男性线性时间的永恒循环时间观念，一种更切近于广漠、空旷而不可置限的空间观念，其实正是基于女性周期、妊娠、哺育等母性经历和体验之上所形成的女性诗学。它是女性关怀伦理在文学审美上的具体呈现。因此，这种关怀伦理“既从妇女传统实践中汲取养料，又要对其超越”，它既肯定性别差异又强调两性平等，同时也是对具有男性特点的公正伦理的一种补充而非代替，而且与强调双性一体的女性解放胜景不谋而合。因此，席慕蓉散文性别意识的这种中庸、平和呈现方式非常值得深究。
① “激进女性写作”指以女性为中心、充满女性主义意识的性别对抗式女性写作。
② “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在此可与“女性意识”通用，指女性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自主独立意识和作为一个女人的性别特质，包括生理、心理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性别身份属性。而“社会性别意识”更多的强调女性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属性。据中国知网查询，以“席慕蓉+性别意识/女性文学”作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仅2篇;而以“席慕蓉+女性意识”作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只有1篇。
③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第209页;第198-199页;第210页。
④ 席慕蓉：《悠长的等待——一个女性艺术工作者的领悟》，《写给幸福》，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89页;《她的一生》，《黄羊·玫瑰·飞鱼》，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66-167页。
⑤ 席慕蓉：《她的一生》，《黄羊·玫瑰·飞鱼》，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66-167页;第162页;第167页。
⑥ 据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界定：“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3页。）而社会性别意识则是对这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的意识。
⑦ 张莉：《社会性别意识与新世纪女性写作之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⑧ 席慕蓉：《悠长的等待——一个女性艺术工作者的领悟》，《写给幸福》，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89页;第189页。
⑨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09页;第301页。
⑩ 席慕蓉：《母亲的怀抱》，《大雁之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第73页;第89页。
席慕蓉：《星期天的早上》，《有一首歌》，洪苑书店1985年版，第42-45页。
席慕蓉：《美术教育》，《黄羊·玫瑰·飞鱼》，第79页。
席慕蓉：《诗教》，《写生者》，洪范书店1995年版，第159页。
席慕蓉：《唯美》，《写给幸福》，第111-112页。
席慕蓉：《画幅之外的》，《写给幸福》，第250页。
慕蓉：《我的抗议》，《写给幸福》，第231页。
席慕蓉：《谢函》，《流动的月光》，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席慕蓉：《得失之间》，《黄羊·玫瑰·飞鱼》，第91页。
席慕蓉：《诗人啊！诗人！之二》，《写生者》，第167-168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席慕蓉：《妇人之见》，《有一首歌》，第157页。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席慕蓉：《不忘的时刻》，《成长的踪迹》，尔雅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席慕蓉：《母亲的河——纪念先母逝世周年》，《我的家在高原上》，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91页。
席慕蓉：《源——写给哈斯》，《我的家在高原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作者的许多散文中都出现“牧羊女”形象。如《回乡见闻》中：“多少年来，心中最深处的煎熬与渴求只能在黑夜的梦里反复出现，那个穿着红衣服在草原上奔跑的小女孩，原来应该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境……”（席慕蓉：《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萨茹拉·明亮的光》中：“多少年来，梦中常有这样一个段落——一片空空旷旷的草原上，有一个穿著红衣服的小女孩在往前奔跑……”（席慕蓉：《我的家在高原上》，第70页。）《飘蓬》中，则把对故乡的思念浓缩成一个“牧羊女”形象：“我穿着鲜红的裙子，从山坡上唱着歌走下来，白色的羊群随着我温顺地走过草原，在草原的尽头，是那一层又一层的紫色山脉。”（席慕蓉：《有一首歌》，第74页。）《渴望》也说：“我本来应该是一个在山坡上牧羊的女孩子，那大地的血脉就流在我身上。迎着夕阳，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从青青的山坡上下来，温驯的羊群在她身旁挤着擦着”。（席慕蓉：《成长的痕迹》，第26页。）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想象：“腾格里沙漠有狂烈的风沙，呼伦贝尔草原的清晨雾气弥漫，小小牧羊女穿着美丽金边的衣裳，在那遥远的地方……”（席慕蓉：《走马》，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作者还一直遗憾、惋惜，为什么自己的童年不能在故乡度过？在《飘蓬》说：“倘若我是生在故乡、长在故乡，此刻，我不正是一个在草原上牧着羊群的女子吗？”（席慕蓉：《同一首歌》，第74页。）等等。
伊兰·修华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张小虹译，《中外文学》1986年第10期。
约瑟芬·多诺万：《迈向妇女诗学》，陈晓兰译，《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妇女的时间》，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
席慕蓉：《旧日的故事》，《成长的痕迹》，第41页。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在席慕蓉散文中，经常看到“泪水”“眼泪”“流泪”“泪流满脸”等词语。如《汗诺日美丽之湖》中“到了夜里，一個人坐在桌前，泪水才止不住地滴落了下来。”（席慕蓉：《江山有待》，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4页。）《莲座上的佛》中：“我的声音还是出不来，然后，眼泪就成串地掉了下来……一些悲凉的沧桑也随着热泪夺眶而出。”（席慕蓉：《成长的痕迹》，第223页。）《困境》中“在异国冰寒的夜晚里读者父亲的信，热泪怎样也止不住地滚落了下来。”（席慕蓉：《写给幸福》，第238页。）见《今夕何夕》中：“眼球一阵酸涩，有泪水慢慢地浮了上来。”（席慕蓉：《江山有待》，第158页。）还有《母亲的河》中，“我是第一次读到这首词，第一次见到这些图片，却像是有个深知我心的人为我唱出了一首我等待已久的歌，当时就止不住泪水滚滚而下。”（席慕蓉：《我的家在高原上》，第185页。）《我手中有笔·原序》中：“想到这几十年间，在天涯海角，有多少远离乡关最后也只能默默逝去的苦难的灵魂，我的泪水怎样也止不住地奔流了下来。”（席慕蓉：《我的家在高原上》，第33页。）等等。
席慕蓉：《给我一个岛·自序》，《给我一个岛》，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3页;第211页;第205页。
席慕蓉：《夏天的日记》，《有一首歌》，第24页。
邓利：《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论社会身份疆界說以及女权/女性主义批评之未来》，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443页。
席慕蓉许多散文都可以见到这种有意拉开距离的回溯/推想式叙述，如《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由现场朋友和我的谈话推想到：“要到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终于明白，在黄沙漫漫的路边，无论是哪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身世都一样相像，无论是说故事的和听故事的，我们的心中都一样悲伤。”（席慕蓉：《走马》，第71-94页。）而《空白》则由当前两位老先生安静平和的状态回想：“要在三十多年里不断忍受着折磨与挫伤，不断谦卑地退让着，才终于能够得到一块小小的安静平和的天地罢？”以及由现实中的孤独老人推想到三十多年前他们离开家时的情景和牵挂等。（席慕蓉：《江山有待》，第36-37页。）《美好的插图》中由现时我们一家人幸福的情景推想到多少年后孩子们的记忆回想：“多少年之后，也许是旧地重临，也许只是置身在一个由几分相似的山顶，也许只是一种草木的颜色……”再回溯到过去我的童年：“在山路上和父亲牵手漫步……”（席慕蓉：《江山有待》，第25-29页。）等等。
席慕蓉：《谢函》，《流动的月光》，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席慕蓉：《回音》，《写生者》，第12页。
席慕蓉：《信仰》，《流动的月光》，第22页。
荒林：《花朵的勇气——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页。
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席慕蓉：《婉转绵长》，《黄羊·玫瑰·飞鱼》，第117页。
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382、382页。
这两个阶段相当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见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所概括的妇女作家创作的后两个阶段，即反对主导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权利、价值和自主权的“女权主义”（feminist）阶段;以及摆脱对对立面的依赖把目光投向内心，寻找自我身份的“女性”（female）阶段。都属于强调女性中心的性别对抗式书写。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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