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鹿鼎记》是金庸的收官之作，其“特立独行”的叙事，脱离了传统武侠小说对“江湖”和“侠”的结构模式。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切入，从场域、惯习、资本入手，可以发现《鹿鼎记》中江湖场域结构被重组，延展了传统江湖的场域空间，并改变了江湖场域的力量构型和位置，而新的“资本”在江湖场域中获得合法的有效性，也导致江湖场域中出现韦小宝式的另类“侠客”。本文尝试梳理《鹿鼎记》“创新”之内在逻辑，进而发现金庸对自我写作和对传统武侠小说解构的决心和高明之处。
关键词：场域理论;《鹿鼎记》;江湖;韦小宝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6-0017-08
《鹿鼎记》是武侠小说中的异品①，作为金庸的收官之作，从1969年10月24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结束，前后持续了两年十一个月，初版本从“人为刀俎”到“左右为难”共146回，仅从体量而言，比《天龙八部》的140章尚多出少许，应该是金庸所有小说在连载时章回最长的作品。但这些并不是标签其“异品”的关键，“异”的核心在于《鹿鼎记》中的“江湖”和“侠客”之于传统“武侠”的“异位”。武侠小说，以“武功”为表，以“侠义”为里，小说通常在塑造形象、构建情节、思想立意等方面，或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或者无欲无求独善其身，或者肯认宣扬传统文化。然而《鹿鼎记》中，为人熟知的主人公韦小宝虽爵拜一等鹿鼎公，官封抚远大将军，此外还有大量名头响亮的社团帮会兼职，但韦小宝不仅武功稀松平常，且脏话连篇没有丝毫文化涵养，甚至人品都“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②，与“武”，与“侠”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相差的不只是十万八千里，以至于小说在连载时被读者怀疑是有人代笔冒充。金庸自己也说：“《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③。无疑，金庸的自我颠覆是成功的，《鹿鼎记》是武侠小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很显然其在江湖设置、人物描画以及背后的精神和文化的反向思考等方面都逸出了传统武侠小说惯常的结构和品行，或许可以称之为“反武侠”的武侠小说。而《鹿鼎记》“反武侠”之表现当可从小说江湖场域的“变异”和侠客在江湖场域中所拥有资本类型及其不对等的价值说起。
一、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鹿鼎记》江湖场域的差异构建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这可能是最早出现的有关江湖的记载，也是最为人所熟知并能激发无限遐想的名句。“江湖”一词在庄子这里主要指涉地理——江河湖海。沿用至今，其地理学概念逐渐模糊，而其背后强调的自由、随性、逍遥等意涵，因具“超越意识”④而被继承发扬。此后，江湖的所指不断丰满，至唐传奇，江湖始为侠客活动的场域或背景，初具“江湖”意蕴。经宋话本到晚清民初，“江湖”正式形成。也就是说，江湖，中国武侠小说构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是武侠小说家们极力营造以适应侠客生存发展并可纵情恣意的场域，是一个理想化、不受惯常法律和道德约束、游离于朝廷官场和世俗平民社会的另类虚构空间。
江湖虽为作家们通力虚构想象出的“桃花源”，但其也是武侠小说之所以是“武侠”小说的根本，具有重要的本体性地位，并且自有一套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法则，规约其间的必然性客观关系，是武侠小说必备的场域。所以，不妨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把江湖看成是一个场域。布尔迪厄曾对场域做出如下解释，“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⑤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⑥。此外，场域也是一个充满势力斗争和个人争斗的空间，也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对弈和竞争才使得场域充满活力，“作为一个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⑦。据此，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显然可以标识为场域，因为“江湖”完全具备场域所内含的一系列特征，比如江湖有自身特有的逻辑、规则，江湖中的行动者依据江湖场域的规则行事，也会为了攫取场域核心位置，占据支配地位而不断强化自身力量和积聚资本。当然，行动者的行事逻辑、标志其权力的位置和资本也只有在江湖场域中有效，江湖的场域同样是不以个人或行动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系统。
江湖场域是超离于现实而自给自足的世界，尽管这里刀光剑影，恩怨重重，尔虞我诈，但仍然是一个相对理想的世界。比照波譎云诡几乎无规律可循的现实世界，至少，江湖遵循侠义以及道德理想的规约，纷纷扰扰被简化为邪不胜正的集体诉求。对于“江湖”的书写，众多武侠小说家各擅胜场，但超然、自由、道德规约、侠义秉持、远离政权等仍不失为一种通约性的特征。具体到金庸笔下的江湖，其“游戏”规则大概有不能偷学别人武功，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惜名誉，重信义⑧，江湖恩怨江湖解决等。然而，与梁羽生、古龙相比，从《倚天屠龙记》开始，金庸笔下的江湖多了些政治影射或隐喻，不似梁羽生、古龙笔下江湖的“纯粹”。金庸这种笔法对于武侠来说，无疑是一种创新，拓展了江湖的能指和所指，同时赋予武侠小说某种反思人性的深刻。“天下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一句简单但充满诱惑的传说，掀起了《倚天屠龙记》中江湖的腥风血雨，无论豪杰还是宵小，不管正派抑或邪教都觊觎屠龙宝刀。屠龙刀本身作为兵器或者其背后的兵法，并不具有直接的杀戮能动，但“天下至尊”所指涉的“权力”或者说“资本”，使得屠龙刀至少能影射出人性的贪婪和人生的虚妄。
如果说《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小说还只是藉江湖包蕴政治隐喻的话，那么到《鹿鼎记》则是亲“庙堂”而远“江湖”，是对传统江湖叙事的颠覆。首先，在传统江湖场域中，讲求行侠与出世，可因民族和国家的公义而舍命付出，但不会参与权势的蝇营狗苟，场域中的行动者不管为国为民如郭靖者，助守襄阳数十年，始终保持江湖身份;萧峰官封南院大王，但为江湖侠义毅然辞去要职;虚竹贵为西夏驸马，但并没有丝毫利欲动念，归隐灵鹫宫;张无忌于权力与政治更是淡漠，甚至放弃称帝机会。《笑傲江湖》第六回“洗手”中刘正风金盆洗手事件，也是绝好例证。朝廷官员在刘府宣旨时，群雄大吃一惊，“刘正风金盆洗手，封剑归隐，那是江湖上的事情，与朝廷有什么相干？”刘府一众宾客，“在武林中各具名望，均是自视甚高的人物，对官府向来不瞧在眼中，此刻见刘正风趋炎附势，给皇帝封个‘参将那样芝麻绿豆的小小武官，便感激涕零，做出种种肉麻的神态来，更且公然行贿，心中都瞧他不起，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刘正风自己也说，“今日金盆洗手，想要遍告天下同道，刘某从此退出武林，再也不与闻江湖上的恩怨仇杀，只盼置身事外，免受牵连。去捐了这个芝麻绿豆大的武官来做做，原是自污。”⑨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江湖與庙堂不能说是势不两立，但朝廷自是不入武林豪杰的法眼。如此反观《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不仅于朝廷权势没有丝毫抵触心理，反而是极尽阿谀升官之能，作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不能说是权倾朝野，至少也是文武百官努力巴结的对象，头衔与官职更是数不胜数，骁骑营正黄旗都统，抚远大将军，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黄马褂，钦差大臣、一等鹿鼎公，太子少保，“巴图鲁”等，于朝廷内一时无二。纵情财色、赖皮无耻的韦小宝作为主人公出现，让人不禁大跌眼镜，而其之所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则是由于《鹿鼎记》中江湖场域的组成已经被重新设计，突破了江湖场域原来仅凭借武功修为和侠义精神确定的位置及位置高低，而加入了朝廷权力位置，且朝廷及其附带的资本和权力在江湖场域中藉由韦小宝确立了有效性并且发挥了重要的功用。场域本是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那么《鹿鼎记》中，原本被武侠小说因虚构需要而刻意规避的接近现实的政权社会被纳入江湖场域或者说江湖网络中，场域中参与者的数量、位置与结构的改变必然对江湖场域产生系列影响，比如延展江湖场域空间，比如江湖场域内各种力量角逐时会变更场域的入场条件，改变场域力量构型，还有为确保和维持新生力量位置的正确，将出现新的等级化原则等。
如此，《鹿鼎记》中的江湖已非原来以侠客和帮派为主的江湖，如果细致比较金庸笔下几部较为经典的武侠小说，我们会发现《鹿鼎记》中因为朝廷政权力量的加入，而导致出现的帮派数量相对减少。比如《射雕英雄传》中主要帮派有丐帮、衡山派、淮南帮、黄河派、明教、全真教、桃花岛门派、铁掌帮、仙霞派等9个;《天龙八部》中有伏牛派、丐帮、聋哑门、蓬莱派、缥缈峰灵鹫宫、青城派、少林派、神农帮、天龙寺、无量剑、逍遥派、星宿派、一品堂、云州秦家寨等14个;《笑傲江湖》有白蛟帮、百药门、点苍派、峨眉派、福威镖局、丐帮、海沙帮、黑风会、恒山派、衡山派、华山派、金刀门、崆峒派、昆仑派、六合门、龙凤刀、排教、青城派、日月神教、少林派、神乌帮、司马岛、嵩山派、泰山派、天河帮、五仙教、武当派等27个帮派;而《鹿鼎记》仅有丐帮、华山派、沐王府、青帮、神龙教、天地会、铁剑门、王屋派等8个帮派⑩，并且这些帮派在小说中，要么如乌合之众之盐枭所立青帮，于小说中一闪而过;要么如丐帮（吴六奇）、华山派（归辛树）、铁剑门（九难师太）只是出现些许人物作为代表，并无帮派集体行为;要么如王屋派虽人数众多，但于小说中除了女子曾柔外并无情节叙事上的太大功能，且被并入天地会。所以，《鹿鼎记》中真正以帮派集体出现且于情节中前后连贯的仅有天地会、神龙教和沐王府3个帮派。严格意义上讲，天地会和沐王府，包括不那么重要的王屋派又都是源于明朝政权势力，并非传统帮派组织，且3个帮派均是以“反清复明”的政治任务为核心目的。如此，小说中仅有远在辽东蛇岛的神龙教一个“正儿八经”的帮派了。但是，如若细致分析神龙教，教主、五龙使以及一众元老虽武功高强、身怀绝技，且教会组织严密，但其实内部勾心斗角，各怀鬼胎，元老与后进间矛盾重重，组织严密的重要原因则是逼迫教众服用豹胎易筋丸，加上“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的口号，让人直觉得与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与“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如出一辙，了无新意。
也就是说，《鹿鼎记》中江湖场域的建构一反传统叙事模式，比如《射雕英雄传》围绕《九阴真经》的习武和复仇主题，《笑傲江湖》围绕《辟邪剑谱》的群雄争霸主题，转而“逆行筋脉”舍弃传统帮派以及江湖惯常的复仇、习武、争霸、夺宝模式，把主人公韦小宝放入以朝廷政权领域为主的关系网格中，表现“流氓无赖”的发迹史。小说结构方式，不再简单地把历史作为叙事背景，而重在揭示人物与历史变动之间的关系，所以，传统江湖以外的世界也就成为《鹿鼎记》江湖场域的新元素，以至于小说情节涉及到的一些关键处所，也不再是昔日的名山大川或“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而是慈宁宫、康亲王府、康熙寝宫、练功房、平西王府、上书房、侍卫房、御花园、子爵府等。这样的写作转变，其实从《鹿鼎记》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蒨风期月旦评”就可见端倪。一是，这一回目中首先对小说进行了题解。鹿，性情平和，喻指天下和世上温顺善良的百姓;鼎，三只脚的大镬，烹煮鹿用，隐喻为权势，不管是逐鹿中原还是问鼎中原，皆是为了“做皇帝”。从小说此后的发展脉络而言，也确实如此，基本围绕“鹿死谁手”的主线展开，想“逐鹿”和分食“鹿肉”者不仅仅有清王朝、天地会、沐王府、神龙教、平西王府，还有西藏喇嘛桑杰、蒙古王子葛尔丹，甚至前明公主九难也来凑一份热闹。再有，这起首第一回的写作路向与此前金庸的众多武侠小说均有所不同，好像除了结尾处几笔带过的陈近南外，主要描述的是与小说主要情节并无多大关系的“明史”案，似有“跑题”之嫌。其实这也正如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所示，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快速进入时代背景以及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并且把读者的思绪一下子拉入现实的政治社会。这样的写法于历史小说而言比较常见，但对武侠小说，实在是冒着极大风险，正如金庸所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以史笔写武侠，体现了金庸以朝廷庙堂与传统江湖世界进行碰撞，并冀期对传统武侠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突破的努力，其重要的表征除了上述对江湖场域的重构外，还体现在对康熙的描写上。小说中的康熙是一位英气逼人，宅心仁厚，深藏若虚且不可多得的“鸟生鱼汤”。生于“内忧外患”，紫禁城内不断有刺客犯上不说，慈宁宫内入主的还是假太后;朝廷体系内鳌拜专权，三藩蠢蠢欲动;体系外除了江湖中的“反清复明”，还有西藏、蒙古，甚至是罗刹国的虎视眈眈。但众多棘手的事件，都被年少有为的康熙一一化解，并且对于大事件，比如平定三藩之乱，都有史据可查，并非完全想象虚构。如此，紫禁城与传统帮派均成为《鹿鼎记》中的重要构成，甚至某种程度上，紫禁城的重要性还大过传统帮派，从而重组了江湖场域。而如何沟通庙堂与江湖这两个本来无关联且敌对的世界，或许也只有非武非侠的韦小宝堪当大任。
二、非武非侠：韦小宝的“惯习”与“资本”及其对“侠”的解构
武侠，顾名思义，自少不了“武”和“侠”。
武，止戈为武，也就是说习武练功是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练功是“将小发为大，将慢提为快，将不能化为可能”，“是一种苦修之业”，“是反求诸己，深掘内在之无限可能”，终究逃不过“境界”二字。習武练功只讲求花拳绣腿而不入“道”，则只是一种“技”，是末流;而只有领悟类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才能把脉武功真髓。林保淳曾把“武”分为“武艺”和“武功”，指出武艺是可以施展的技艺，如古代行军作战中使用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的技巧;而武功则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艺业，除了包含上述武艺外，还增添了许多不可思议、神奇莫测的武术。武艺和武功最大的区别在于，武艺是实存的，武功多是虚构的。尤其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结合中国道教中聚精养气、传统的气功和医学经脉理论等发展出的内功，更是为武侠小说增添了极大趣味性。正如陈平原所说，“真正使武侠小说的打斗场面产生翻天覆地变化，并将其提高到武学新境界的，是‘内功的引进”。此后，江湖打斗场面跳脱出你一拳我一脚的南拳北腿式的招式拆解，内力的深厚浅薄直接决定了侠客的强弱态势，哪怕不会任何招式，只要有内力，摘叶飞花皆可伤人。比如《天龙八部》中虚竹得到无崖子“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的毕生内力后，须臾间即可妙手回春，治好了一众英豪的寒毒。内功的修习不似平常的武艺招式，并不是几度寒暑的勤学苦练就能成功，而是讲求悟性和缘法，进而追求一种由身体而精神的境界。此外，内功于武侠小说的功能还在于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时通俗为主的武侠小说内蕴了一份文化韵味。“武艺文学化，是武侠小说摆脱武艺层面，展现出‘力的美学的关键，各时期的作家，无不极其巧思，虚构各种虚实相生、变化莫测的武功。此径一开，不仅文学，连哲学也可纳入武功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形成武侠小说独一无二的特色。”
侠，武侠小说的灵魂，其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此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游侠作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其文已经涉及到现代武侠小说中侠客的特征，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等。后唐代李德裕将“侠”与“义”关联，“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豪侠论》），“侠义”便成后世武侠之精髓和信念，并不断对“义”进行阐释。当代武侠小说作家中，梁羽生对侠的重要性表述更为明白，“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这里侠等于道德、正义。此外金庸曾借郭靖之口，言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那么，到底何为侠或者侠义如何体现？刘若愚曾整理归纳侠的特征有8条：1. 助人为乐，施恩拒报;2. 主持公道，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3. 放荡不羁（或倾向个人自由）;4. 忠于知己，士为知己者死;5. 勇敢，包括体力与道德上的勇气;6. 重承诺，守信用;7. 惜名誉;8. 慷慨轻财。田毓英也组织过11条侠之美德：1. 守信用，己诺必践;2. 所行必果;3. 牺牲自我，济困扶危;4. 不自夸自己的才分与本领;5. 羞于赞美自己的德行;6. 自己规定取舍予夺的标准;7. 重视信诺的规则;8. 声名远播，但并不主动寻找名声;9. 不为他人的批判担心，但却为义而自我牺牲;10. 致力于修德行善;11. 设法改善他们的行为与美名。从这些表述中，我们约略可以总结出一些侠的共同点，比如为侠义不惜生命;重信诺，言必行行必果;武功高强，但并不恃强凌弱;是非分明，仁义忠贞等。也就是说，侠的存在或侠义精神，可以简单概括为，侠客凭借一身武功，在当正邪冲突、乱世动荡而无法以法治或理性解决矛盾冲突时，可以处置不公不义之事，为世道人心建立一种道德规约的江湖秩序。
以此而论，显然《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并不具备侠客勇武行侠的能力，且最根本的是，韦小宝并没有救世助人之情怀。这或许与韦小宝的出身有关。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大都出身孤苦并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亲，或者父亲去世，由母亲养大，如郭靖、杨过;或者不知父母是谁，由养母抚养如石破天，由师父抚养如令狐冲、虚竹;或者父母年幼时双双去世，由师父抚养如张无忌;或者母亲去世，父亲不知所踪，由养父抚养如萧峰等。韦小宝也是如此，生命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由母亲养大，但与其他主人公不同的是，韦小宝的成长环境太过“异类”。郭靖成长于蒙古部落，虚竹受影响于少林，张无忌于武当派，令狐冲于华山派，杨过于全真教等，主人公的生命历程至少还受到“名门正派”的浸染，不脱于江湖场域。反观韦小宝，虽然不知其父是谁，但至少能明确其父亲“嫖客”的身份，在父/子的影响原型中，韦小宝有着先天的“劣势”。韦小宝的出世是青楼妓女韦春芳一不留神的副产品，其存在本身就带有偶然性、游戏性、不必要性以及荒诞性。加之韦小宝自幼安家戏耍于妓院，这里三教九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嫖客千金买笑，穷奢极欲，又吝啬非常，锱铢必较，你来我往无非都在为自己打算，追求利益最大化。耳濡目染，韦小宝自是见多识广，对妓女和嫖客的勾当以及市井流氓文化熟稔异常。
如果把金庸笔下主人公的成长环境看成一个小的社会空间，或者江湖场域的子场域，以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当可索解韦小宝离开扬州闯荡江湖时性情倾向的由来。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开放概念，其從不同角度对惯习进行了繁复且具循环性的解释，但简单说来，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柯尔库夫（Philippe Corcuff）对此进行了解释，“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持久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他们也深深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某种连续性。可转移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禀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他领域“例如职业”也会产生效果;这是人作为统一体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统，这是因为这些禀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此外，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织于一体的，场域是惯习的场域，惯习是场域的惯习，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
如此，妓院场域必然会造就出韦小宝工于心计、反应机敏、头脑灵活、爱占便宜、“粗口成章”、溜须拍马、泼皮无赖又胆小怕事的“禀性”。这种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一旦建立，必然会指导行动者日后的行为和言语，因为“每时每刻，我们都通过已由以往经验建构而成的范畴来领会感知各种外在刺激和制约性经验”。比如，韦小宝初入紫禁城，面对所见所闻，均以其扬州丽春院的经验为比照，“咱丽春院在扬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偷吃东西时，也是从糕点的精细程度出发，按照自我以往经验推算，“这千层糕做得真好，我瞧这儿多半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大妓院”。其实，除了妓院场域的影响外，韦小宝也习得过有关“江湖”的知识，但韦小宝江湖知识的由来并非如郭靖、张无忌、令狐冲等人物本身即在江湖，而是从茶馆说书之人所讲的《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二手“传说”中得来。显然，这种二手江湖知识习得与韦小宝于妓院的初始经验相比，自是可有可无，只会在有利于己的时候搬出来充数。比如小说开头第二回中，韦小宝跟茅十八“好朋友讲义气”，“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是其“听书听得多了，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眼见此人重伤之余，仍能连伤不少盐枭头目，心下仰慕，书中英雄常说的语句便即脱口而出”。从此情节出发，韦小宝似乎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心中还有“义气”二字。金庸也是如此认为，“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然而，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韦小宝的“义气”是以不妨碍自己的利益为大前提，与江湖英豪所推崇的“侠义”并无多大关系。比如小说第四十三回，康熙探知天地会群雄在韦小宝府邸而要炮轰伯爵府时，韦小宝拼命逃出皇宫营救众人的出发点，并非“侠义”二字，多半则是因为双儿、小郡主和曾柔三位美人，而刺杀多隆则根本连朋友之间的“义气”也说不上了。
特殊妓院环境和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韦小宝“在思考问题时有一种独特的思维定势。如见到皇宫及其他漂亮房屋，总想到应该是妓院。见到漂亮女人，喜欢将她们和丽春院的妓女作对比。打仗和比武，他看成是赌博、交易。总之，他的思维活动离不开幼年时在妓院的生活经历”。如此惯习的形成导致韦小宝的行为及性情疏离于传统的江湖秩序和侠客之侠义精神。所以，江湖豪侠所珍视的名誉、信守承诺、主持公道等场域规则，也自与谎话张口就来的韦小宝不相干。就连本应该美好，也是武侠小说中极力颂扬的真挚爱情，于韦小宝这里也被肉体欲望和生意人的精明所代替。韦小宝对待自己七个夫人的态度，可从其母韦春芳嘴里得到验证。小说结尾，当韦小宝带着夫人儿女到扬州见韦春芳，“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小说起首于妓院，收束于妓院，主人公的人生理想也是开一间大过丽春院的妓院，其中对历史、对文化、对江湖、对侠客的戏谑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韦小宝的“非侠”属性还在于其武功的稀松平常，甚至有些“下三滥”。其实，韦小宝的机遇还是非常让人欣羡，其师父先后有海大富、陈近南、九难、洪安通、苏荃、澄宽和尚等，习得任何一人哪怕一半的武功，都足够使韦小宝傲视群雄。然而懒散如韦小宝，到头来只“刻苦”修炼过一门“神行百变”，也只是为了溜之大吉。什么“英雄三招”、“美人三招”倒不如其拿手的成名绝技——拗手指、拉辫子、咬咽喉、抓眼珠、扯耳朵、撒石灰、捏阴囊，来得顺手且屡建奇功。然而，韦小宝却在江湖场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且具有相当的场域权力，把持着江湖场域中的最大利益，并且与包括康熙在内的其他场域位置的关系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按照场域理论，只能从韦小宝占据了大量的场域资本来解释。然而，韦小宝的“资本”已非传统江湖场域中的武学和侠义资本。恰恰与之相反，韦小宝的“资本”体现在江湖人士本不欣赏的众多“身份”上，一方面是朝廷要员，一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太子少保;另外一方面又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神龙教白龙使、罗刹国鞑靼地方伯爵、陈近南和九难的徒弟等。这些“政治资本”的获得虽也缘于韦小宝的“努力”和机遇，但其手段是为人所不齿，甚至是卑劣的，然而也正是这些“资本”使得韦小宝游刃于庙堂和江湖，完成了江湖豪侠不可能完成的“伟业”，擒鳌拜，平三藩，破神龙教，攻克雅克萨城，甚至还在莫斯科策动了一场政变。这些在江湖场域本不具备合法性的“资本”，之所以能成为韦小宝凭借的有效资源，进而转化为场域位置和权力，究其原因，还在于金庸在《鹿鼎记》的江湖场域中引入了“庙堂”，重组了场域结构，从而使得江湖场域改变了评价体系并出现新的等级化原则。至少传统江湖场域中的武功，在这里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比如《天龙八部》涉及到的武功，诸如八荒六合惟我独尊功、北冥神功、斗转星移、化功大法、凌波微步、六脉神剑等81种;《射雕英雄传》中有打狗棒法、分筋错骨手、蛤蟆功、九阴白骨抓、兰花拂穴手、弹指神通、降龙十八掌、一阳指等64种;《笑傲江湖》中有辟邪剑法、冲灵剑法、独孤九剑、寒冰真气、吸星大法、紫霞神功等46种;而《鹿鼎记》中出现的武功仅有八卦游龙掌、大慈大悲千叶手、化骨绵掌、小擒拿手、沐家拳等32种，不仅数量较少，且武功之威力以及带给读者的想象和趣味，自不可与北冥神功、六脉神剑、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等同日而语。
当武侠中“武”的作用被无视，在金庸这种创新和变革之中，就使得“不学有术”的流氓韦小宝仅凭借匕首、宝衣、化尸粉就能“屡建奇功”，武功稀松，但能叱咤江湖，解救武功高强的陈近南、九难和洪安通;胸无点墨，却可高居庙堂，与名相重臣称兄道弟，且在边疆谈判中为国争光;出身妓院，玩世不恭，竟能让大儒如顾炎武想推其为帝，且能收得七位如花美眷，艳福横享。反而是江湖正派象征的天地会，小到青木堂内的关夫子、徐天川等辈，虽武艺高强，可一遇到麻烦就缩手缩脚瞻前顾后，得仰仗十几岁的韦小宝“出谋划策”;大到总舵主陈近南为了利用韦小宝的身份而收徒，虽是为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但毕竟与“侠”之精义不合，并且其与沐王府的恩怨还需韦小宝化解，最后死于台湾郑氏夺权的政治漩涡。
当传统意义上的侠客在非武非侠的韦小宝面前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武”和“侠”的解构。在《鹿鼎记》中江湖逐渐透明于现实与政治，江湖也就不再是原来的江湖，也就注定了本该逍遥的侠客会伤痕累累。换句话说，当江湖背离了其原有的场域逻辑，那么侠客和江湖必然会被解构和重构。虽然，侠客与江湖在《鹿鼎记》中的没落，会导致读者的心有不甘，但不得不承认，金庸于此开辟了一种武侠的新写法，传统江湖被“反叛”，但新的江湖也得以确立。至于《鹿鼎记》中对于传统武侠写作模式的突破和对侠义的再思考，以及小说对传统文化的讽刺和颠覆等方面，亦具有丰富的讨论阐释空间。正如金庸自己所说，“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如果是论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
① 卜键：《〈鹿鼎记〉总论》，《评点本·鹿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③ 金庸：《鹿鼎记·后记》，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3页;第1853页;第1853页。
④ 周仲强认为，庄子所指的江湖即是广阔逍遥的随性之处，也因为高人隐士不甘于受朝廷指控，鄙弃仕途，以睥睨傲然之心，逍遥于随性之所。故含有相当浓厚的超越意识——超越人世规范，寻求真正的逍遥。参见周仲强：《文化的传承与变革——跨文化语境中金庸小说的艺术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⑤⑥⑦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反思社会学导引》，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2页;第126页;第128页。
⑧ 参见舒国治：《读金庸偶得》，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7页。
⑨ 金庸：《笑傲江湖》，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28页。
⑩ 以上帮派内容，参见李志英主编：《金庸武侠小说完全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舒国治：《读金庸偶得》，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5页。
林保淳：《解构金庸》，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归案公司2000年版，第71-72页;第80页。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96年版，第2期。见刘维群编：《名士風流——梁羽生全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69-284页。
金庸：《神雕侠侣》，香港：明河社1997年版，第826页。
[美]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铙译：《中国之侠》，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6页。
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北：商务书局1986年版，第73页。
[法]菲利普·柯尔库夫著，钱翰译：《新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反思社会学导引》，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8页;第159页;第165页。
金庸：《鹿鼎记》，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05页;第45页;第1854页;第1843页;第1854-1855页。
金戈：《韦小宝启示录》，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以上武功内容，参见李志英主编：《金庸武侠小说完全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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