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寿桐教授于2018年10月1-3日主持召开了在金庸先生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连同2011年11月在澳门大学召开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和朱寿桐教授、黎活仁教授等致力于建构金庸学的学术信念，这些会议皆可视为在为金庸学的建立作集体的学术论证。
关键词：金庸学;朱寿桐;澳门大学;研讨会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6-0010-07
金庸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英雄，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传奇的终结。这里的文学传奇，按照朱寿桐教授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阅读神话：千千万万的读者聚焦于金庸的笔端，为它癫狂，为它痴迷，为它哭，为它笑，为读它无休无眠，为谈它滔滔不绝。①为此，朱寿桐教授所在的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联合国际金庸研究会，在澳门基金会等的支持下，于2018年10月1-3日主持召开了在金庸先生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金庸学术研讨会——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连同2011年11月在澳门大学召开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和朱寿桐教授等致力于建构金庸学的学术信念，这些会议皆可视为在为金庸学的建立作集体的学术论证。
金庸学的提倡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金庸学的论证迟迟未能深入，其原因一般在于学者的认知其实尚未明确：金庸及其文学能否真的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主体？黎活仁、林保淳等参加研讨的专家的回答相当肯定：金庸文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又富有外国文学文化的营养，中外文学文化的共同资源铸成了金庸武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特有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传统;金庸文学和文化传统同时又作为一种资源，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乃至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以及其它更广泛的文化，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学文化资源;金庸学的内部结构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学、美学和文化学、社会学的内涵。而金庸文学和文化中呈现的许多繁难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当代文学文化面临的问题，正体现了金学开拓发展的可能性。
一、金庸学的资源论证
中国古代就有丰富厚重的武侠文学文化资源，从战国时代的侠义刺客列传到后来的《虬髯客传》等，再到《三侠五义》等侠义文学，可以说寄托了世世代代文人的梦想和渴望。因此，陈平原教授曾用“千古文人侠客梦”为题概括这样的文化。这些都是金庸武侠文学的重要资源，也是金庸武侠文学的精神来源。
研讨者常常通过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视角分析金庸武侠文学文化的中国传统文明资源，揭示金庸文学创作与传统的和外国的武侠类型文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早已突破了这样的学术层次，而将金庸文学和文化置于人类文明和一般文学文化的类型意义上进行文化考察、思想考察和审美考察，从而得出广泛而深刻的金学资源研究的结论。
龚刚教授在题为《金庸小说与市民文化》的发言中，就从雅俗文化的结合、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结合的角度，分析金庸文学复杂的文学文化资源，他认定金庸小说作为传统“侠文化”发展链接中的武侠小说，毫无疑问地应该划入“通俗文学”或称为“俗文化”的范畴当中。但由于金庸小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经典化”，这就迫使研究者从雅俗互动的角度进一步对其文化品性加以考察。其实，文化的“雅”与“俗”不仅存在着可以流变取得不同位置的可能，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互相给养、彼此交融的“亲缘”关系。承认雅俗文化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探讨金庸小说的“雅与俗”融合交织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依据。金庸小说的“雅俗融合”实际上体现在雅俗两种文化的融合和俗中见雅的写作风格两個层面上。所谓雅俗文化的融合，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趣味的融合，即文人情趣与市民趣味的融合。金庸小说俗中见雅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在雅俗融合方面做出了有创见的尝试。
傅天虹教授的发言《金庸小说的侠义文化与儒家思想》更进一步阐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资源是传统的侠义文化和儒学思想。他认为金庸将一个江湖“武林”，或者说是一个微型的政治社会写入了他的15部武侠小说中。而且这个社会是将忠孝义作为框架的核心。人物形象也是最能够体现儒家文化蕴含的。金庸将儒家思想作为维度，从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他对儒家精神的偏爱。他认为注重承诺、行侠仗义是中国传统侠义思想的古老探讨核心。并认为在侠义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们的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信义，也是侠义文化的重要核心内容。人们对于这种精神是崇拜的又渴望的，经历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的传承，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环境下又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如今依旧发挥独特的作用。傅天虹还指出，金庸先生的小说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儒家思想：例如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品德等，这也是经过作者的扬弃、批判和继承，再综合地融入作品。
柴高洁的发言《从场域理论看〈鹿鼎记〉对“江湖”的反叛与再造》，同样是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审视金庸文学的重要资源——江湖，在一种巨大的生命场域和生活场域之中分析金庸文化的背景。如果把金庸笔下主人公的成长环境看成一个小的社会空间，或者江湖场域的子场域，以场域和习惯之间的关系，当可索解韦小宝离开扬州闯荡江湖时性情倾向的由来。“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②。这样的判断对于金庸的人物和他们所属的江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其实，武侠文学需要具有相当魅力的江湖，需要成熟稳定的江湖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传统武侠文学所构建的江湖文化中诞生的，也在这种江湖文化的语境中得以产生影响力，没有江湖文化资源的金庸文学和当代武侠文学是不堪想象的。柴高洁的论文只是对《鹿鼎记》做了江湖文化的考察，应该花大力气将金庸放在具有历史感同时也具有时代性的江湖文化资源上进行深入的考察。
金庸文學的中外文化资源研究显然已经超脱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学术方法，在更广泛的文学文化意义上展开。龙娟的《变异学视域下的中西侠士复仇小说研究》就是如此，它已经不安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研究金庸的《连城诀》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之间的关联，而是将它们放在中西侠士复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文化考察。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侠士与复仇的主题、类似的人物关系与时空体叙事手法等等。金庸曾就读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熟读过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所以西方作家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创作小说《连城诀》时，他自己也承认受到了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的影响。③但他对《基督山伯爵》的接受可以说像在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一种文化过滤，小说《连城诀》的创作更有着接受主体自身独特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其小说创作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作者自身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中西融合的叙事手法。作为使旧武侠小说脱胎换骨和开辟武侠小说新时代的文学大家，金庸的作品无论在语言运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上都力求变革，大量吸收并运用了“五四”新文学资源，外国文学资源以及传统经典文学的资源，从而在多元杂合的资源意义上进行了新的文学开辟。
龙娟的发言还注意到金庸将西方侠士小说中类似的情节和人物进行本土化和再创造的过程，对西方侠士小说进行了全方位“东方化”的变异处理，以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连城诀》融合了东方的武侠文化精神并结合了西方的时空体叙事手法，这样的资源整合使得作品不同于传统的旧式武侠小说，从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审美品位和文学地位。
金庸的武侠具有文侠成分，这是庞琦昕、李继凯的联合发言《论金庸小说的复合境界与文武之道》中提出的学术发现，由此可以更加深入地体味金庸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力。文章认为，金庸将真实武侠世界里的刀光剑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塑造了较多具有文侠气质的武侠形象，一扫旧式武侠打打杀杀的“嗜血”气，这使他的武侠小说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与文化气息。与此同时，金庸将武功的一招一式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相融相通，使文化本身也具有了“武器化”的威力。而这种写作策略背后所投射的，是金庸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思考，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文武兼备的复合境界的执着追求。
二、金庸文学文化资源的影响力
金庸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文化运作构成了辐射于读书界内外的影响力。许多当代中国乃至当前世界的文化现象都可以与他的文学产生联系，这样，金庸就具有了文学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意义。金庸学的建立必须在金庸文化资源全面开发的基础之上。在开发金庸文化资源的话题上，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两次学术研讨同样趋于深入。
《金庸与汉语新文学》一书④收录了上一次金庸学术研讨会的22篇论文，本书为朱寿桐教授主编，体现了朱寿桐近些年对汉语新文学的阐发与理解。朱寿桐在《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一文中分析了金庸文学对于世界范围内和百年历史范畴内汉语新文学的重要资源意义，认为在武侠文化的当代建构方面，在文学传统的开发创新方面，金庸作出了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贡献。金庸文学的文化资源将在汉语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层面发挥深刻影响。
随着多媒体文化的流行，金庸的文学文化资源照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周志雄的《网络小说与金庸小说》指出了这样的事实：金庸小说为网络小说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吸引读者的叙事法则，为网络小说家所借鉴。从金庸小说到网络小说，由想象历史上的江湖世界到主动架构一个宏大的宇宙世界，主角由武林高手变成神，体现了个人创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决心和意志，与中国大国崛起的时代气象相一致。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与网络小说形成了一条文脉上的连续。以金庸为参照有利于提升网络小说的整体水平。从综合文化修养上看，网络作家少有人与能与金庸比肩，但网络小说传承了金庸，也发展了金庸，诸多玄幻小说吸收了游戏和幻想元素，更具世界性，拓展了武侠小说的内容，展现了更强大的想象力，在对外文化输出中，更能让欧美读者产生共呜。金庸的文学文化资源在电影、电视剧和戏曲领域不断得到开发利用，这也是学术研讨的一个热点。赵稀方的书面发言《经典戏拟与历史颠覆》指出，以“戏拟（Parody）的形式反讽历史”的《鹿鼎记》，“成为了后来周星驰《大话西游》的“无厘头”式的后现代主义模仿（Pastiche）的源头”。“大话时代的作品常常模仿经典作品，但这种模仿完全消解了对象的个性，或者反其意而用之，或者任取一点，随意发挥。文本可以随意互涉，这个故事中间可以出现另一个故事的人物。”
一般来说，金庸作品的电影电视改编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关于戏曲改编较少有人涉及。沈惠如的《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戏曲改编》算是一个突破。1992年，武汉的剧作家习志淦受台湾新生代剧坊之邀，在取得金庸欣然首肯、仅收取象征性的一元授权金后，编写出了京剧版《射雕英雄传》，并于5月在台北连演七天八场。该剧于2003年在中国第三届京剧节中，改由武汉京剧团演出，获得了优秀剧目、优秀导演等多项奖。沈惠如先从金庸的小说与戏曲的关联说起，建构其小说与戏曲质素相近的氛围，再分析该剧的改编成效，从而提炼出金庸小说戏曲改编的门道，是相当专业的学术论析。
当代作家所受金庸的影响，是考察金庸文学资源的可靠途径。在圆桌会议上，著名作家卢新华、诗人庄伟杰等分别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谈论金庸开辟的武侠文化的当代意义。韩春萍的《金庸与红柯的英雄情结辨析》一文，则从英雄情结角度分析了金庸对红柯的影响。
甚至在金庸老迈之年，已经辍笔，但他的作品还在热销。为什么读者对武侠小说的热情从未消减？即使到了当下，金庸的武侠文学仍然成为影视剧对文学作品改编的重点资源。金庸对此回答说：“这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⑤金庸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小说是“用中文写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审美传统出现断裂，这当然有些绝对化，但也不是没有依据。金庸所指的“中国形式”更主要的是指武侠小说中所包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这是区别于外国小说的独特形式。而“中国形式”背后所投射的，是金庸对中国精神的思考。金庸将真实武侠世界的刀光剑影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使他的武侠世界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与文化气息，并且散发出文化资源的力量。
金庸文學文化影响力甚至渗透到养生、治疗方面。伍文芊的《金庸养生法》分析了金庸的“中庸养生”之道，包括顺其自然的心态，情志养生的方法等等。李思齐、伍朝彦的《金庸小说中的养生法》，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涵盖中医学诸多方面，如阴阳学说、气学说、经络腧穴学说、诊断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理论，还常见针灸、点穴、失明、中毒、脏腑内伤、骨折筋伤等中医病症与治法等。其实，金庸小说中许多武侠功夫都蕴含中医养生法。
李光贞的《金庸小说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一文认为，金庸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尤其在日本。这样的多元化是金庸学术文化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和重视的结果。李光贞还发现，日本的研究者常通过研究金庸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这同样说明日本学者对金庸文学文化资源的重视。
三、金庸学的内部研究趋于深入
随着金庸武侠文学和文化影响的日益扩大，学界对于金庸学的内部研究越来越趋于深入。多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金庸学结构的分析与设计之中。包括人物形象研究、语言学研究、叙事学研究、伦理学研究、审美范式的研究、音乐性的研究、现代性的研究等在内，诸多理论的引入与研究实践，极大地拓宽了金庸学研究的视域，同时也促进了金庸学的理论体系走向成熟。
在此次“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学者对金庸学的内部结构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自觉，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人物形象分析研究、叙事学研究，更涉及到与相关学科如空间理论、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再到传统儒释道与个人英雄主义、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与武的复合境界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金学研究，结合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层面、横向的交叉科学层面和纵向的文化精神层面，构成了较为全面的、立体的研究体系。
在金庸学的文艺理论基础层面，人物形象分析研究是小说文本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和切入点。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单一的故事化方法，塑造人物形象更加注重描摹真实的人性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因而其小说中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人物性格更为复杂多变。现今学界的人物分析研究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对于某个经典人物的细化分析，如韦小宝的异化研究、周芷若的“山隐”与“凌迟”的评论研究、黄蓉人物形象在创作中的变化研究等;二是横向的对于某一类型人物形象的整体分析，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悲剧人物形象、疯癫形象、反派形象等。吴敬玲的论文《身份表演与自我危机：〈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解读》，沈玲的论文《论〈天龙八部〉中的妖女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正分别采用了这两种分析方法。吴敬玲引用赵毅衡的“身份”、“自我”和“符号学”的理论和欧文·戈夫曼的“自我表演”理论解读岳不群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将岳不群的形象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我的稳定阶段、自我的迷失阶段和自我的危机阶段，认为岳不群在权力的追逐中，在各种身份角色的表演中消解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了社会的异己，使自我陷入危机继而消亡。岳不群是在其正派形象不断崩坏，反派形象不断呈现的过程中被塑造的经典形象，他的自宫行为及其对自我构建的影响，无疑是需要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介入的。因此，岳不群这一形象的人物分析研究，还有待于学者的深入发掘与探索，使其避免成为固化的、脸谱化的“伪君子”式的标签人物。沈玲概述了《天龙八部》中“妖女”的界定要素，即美貌、古怪、邪恶，并从情感、成长和早期记忆三方面，分析妖女后天形成的原因。金庸武侠小说的女性研究由来已久，关于偏执女性变态心理的反映也不鲜见，但学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进行金学女性研究时，绕不开的突出问题是武侠小说中男性书写的女性形象，而这恰恰是目前金学研究体系中缺失的部分，亦是武侠世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下，学术研究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显现。
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是小说文本研究中的重要模块，也是天然的理论依据。在《金庸与汉语新文学》论文集中，梁笑梅的《“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的幽默叙事》一文，就以幽默叙事为切入点，来解读金庸武侠小说，用“天真的幽默”和“悲哀的幽默”来考察金庸小说中的幽默元素，并系统地归纳了幽默叙事的修辞手法。此次会议中，黎活仁和青年学者杨果，不约而同地采用叙事学理论分析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结构。黎活仁的论文《重复与阻延：小龙女出走和重现的研究》，细致地梳理了《神雕侠侣》的故事情节，采用俄国形式主义奠基人什克洛夫斯基的“重复与阻延”概念，来说明小龙女四次出走的情节安排的用意，并采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概念，来解读小龙女对欲望的否定。通过黎活仁对小龙女出走和重现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小龙女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为其“出走”做出的合理铺垫，而正因为“出走”叙事在小说情节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神雕侠侣》中反复出现的“出走”情节，成了典型的“功能”叙事。
《天龙八部》则是一部典型的“角色”叙事的作品。杨果的论文《花开三朵，合表一枝：〈天龙八部〉的叙事结构分析》，认为《天龙八部》中虽然存在三个各自独立的叙事，萧峰的“道义叙事”、段誉的“爱情叙事”、虚竹的“自由叙事”，但三个叙事却合而为一，统一在一个“成长”叙事中，同时这个成长叙事，亦是表层叙事的“发现父亲”，和底层叙事“自我认知”的结合。杨果为我们搭建的《天龙八部》的叙事模型，突破了先前的线性模型和网状模型的叙事结构范式。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杨果并未讨论《天龙八部》的思想内涵与叙事形式的关系，而是引入了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寻找每一独立叙事的四元因素，以推导出作者真正的意图，发现情节得以发展的动力支撑。
金庸文学的横向的交叉科学层面的研究，是金庸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基础。文学文本研究在横向上与其它科学进行交叉研究时，较常关联的学科就是心理学，而近些年，较受关注的学科则是空间理论研究。鉴于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和环境，原本就是缺一不可，那么，如果说叙事学是研究小说情节构成的天然武器，那么心理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就是研究小说人物和环境的必要武器。
王程程的论文《张无忌的英雄成长旅程：用荣格心理学解读》采用心理学分析的方法解析典型人物形象张无忌。文章首先以克里斯托弗·佛格勒的《作家之路：从英雄的旅程学习说一个好故事》的英雄冒险之旅为模板，解读张无忌成长为英雄的各个阶段的故事情节的构成，再以荣格的心理学的“原型”概念，和许皓宜在《情绪阴影》一书中总结的56种原型概念为基础，采用原型批评方法，阐释张无忌人格的多层次原型，最后以摩尔和吉列的“国王、武士、祭司、诗人”来区分张无忌的男性心理各方面的构成。将心理学研究应用于小说人物解析，是构建金庸学研究体系有效的方法。
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交叉在金庸研究中的运用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一是传统小说研究中的“环境要素”研究，使学者忽略了作为与“时间”概念相对照而言的“空间”概念;二是不论在史学叙事还是在小说情节叙事结构中，线性发展的时间概念总是首先被学者注意到的，相对会疏忽在空间维度上的解析。事实上，20世纪70年以来，空间概念已经在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以锋锐的姿态带来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史学空间理论研究、社会空间理论研究又在不断地影响着、颠覆着文艺批评理论。因而，“空间转向”也成为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2011年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英进的论文《游戏于历史之外：第三空间的理论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便把社会学研究中的“第三空间”理论引入到金庸武侠小说和电影的解读中，学术性展示的“第三空间”的“变异”维度，为我们解构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物理的“环境”，而重构了游戏于历史之外的意识中江湖空间概念。而此次会议上，杨敏夷则借助了法国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概念来解读金庸武侠小说《连城诀》。巴什拉认为家是人在世界的角落，在家宅与世界的对峙之间，家宅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几何学形式的参考架构”，诗意的构建的家宅是人的成长的生命空间，是梦想的庇护所。杨敏夷用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家宅空间”来解析《连城诀》中物理概念的小说场景的变换，而小说中从湘西家宅空间的崩坏到藏边雪谷的新的家宅空间的建立，是主人公狄云的梦想的毁灭与重构。同时杨敏夷亦根据巴什拉的“家宅空间”概念中，家宅意识的垂直性和中心性的研究，引入到《连城诀》的地窖、山洞等空间的解读中，都有特别的新意与学术趣味。
金庸学在文化精神解读层面已有了相当的收获。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研究始终是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着所有新派武侠小说所共通的特点，即现代的对人性的理解和拷问。然而“新”并不能否定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继，相反，得益于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传统文化造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总是渗透在金庸小说的文本中。此次会议上，庞琦昕和李继凯合写的论文《论金庸小说的复合境界与文武之道》较为全面地搜集了金庸武侠小说三对二元对立的文化概念：儒释道传统文化主流与个人英雄主义、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文与武，并阐释了这三对文化概念，是如何以“文侠”的方式，在金庸小说中相互妥协，最终融合一体形成独特的金学武侠，点明了文武之道的复合境界是金学的文化境界。此文，将金学文化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模型转化为二元统一模型，再次强调了李继凯关于从“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化过程中，“文化磨合”与“大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
四、金庸学所带来的文学文化思考
随着金庸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会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不断揭示和不断解决的努力，体现着金庸学的学术前景和学术魅力。
如金庸文学作品的“雅”、“俗”的问题，一直是金学界讨论的重点。在研讨中，李继凯和庞琦昕采用“文化磨合”的方式，来处理“雅”“俗”之争问题。陈洁在发言中，认为陈平原教授和严家炎教授都提出“超越”“雅”与“俗”的界定的方法，朱寿桐教授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概念，为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这一点并不完全准确，“超越”说本质上仍是希望通俗文学能够从传统游侠吸收精神与气质以达到“雅”的欣赏层面，因此“超越”说实际上仍就是期望从文本内部达到“共赏”的目的。但朱寿桐教授的“汉语新文学”概念，却是以一种运动的眼光，从外部为“雅”“俗”之争提供了出路。正如陈洁所强调的那样，“雅”“俗”文学的区分是互动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俗”文学逐渐经典化而被划归为“雅”文学。
随着研究愈加深入，金学研究者关注到了金庸先生的“难题”。这个难题，显然不是写作技巧或资料收集之类的事务，而是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层面的难题。因而，此次会议上同时有两位学者，试图通过解读金庸先生的收官之作《鹿鼎记》，来解析金庸先生的后半生的感悟与哲思。陈荣阳在《还有没有英雄能带领人类前进——从〈鹿鼎记〉与金庸的难题说起》中，认为《鹿鼎记》的反英雄叙事，是金庸对暴力的厌弃，期待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动消除暴力;这也是金庸对英雄无能的慨叹。他认为《鹿鼎记》如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具有把历史庸俗化的危险，而且以人事斗争来解释一切，似是另外一本《历史的终结》。
无论是金学面临的问题还是金庸所关注的难题，皆源于一个事实，便是金庸武侠文学不仅具有通俗文学的娱乐担当，亦有现代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的功能。董乃斌教授在2011年“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金庸小说和三角圆融》的主题演讲，⑥认为金庸小说每一部都渗透着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洗涤读者的心灵，真理正义得以伸张，惩恶扬善得以宣扬，体现了金庸先生“遍拂三家淑世情”的创作目的。因此金庸文学，作为通俗小说得以成为经典，进而进入“雅”文学的范畴，不可忽视的一个元素，是其社会承担并未因“娱乐人生”而抛却“干预社会”。
金学建构的学术呼唤和文化呼唤已经作声有年，但并未发展成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切实探讨。一條切实的路子便是从诸多途径研究金庸之学，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立体的研究体系，从而为金学的成熟奠定基础。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金庸与中外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都鲜明强烈地体现着金学建构的呼唤与设计，其所呈现的学术承继与创新，皆可视为金学研究体系走向成熟的一种有价值的努力。
① 引自朱寿桐教授评论金庸的微信发言。
②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着，李猛、李康译：《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9页。
③ [日]池田大作、金庸，孙立川译：《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④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
⑤ 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金庸茶馆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版，第7页。
⑥ 收入朱寿桐主编：《金庸与汉语新文学》，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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