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西

　　摘 要：这是对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加拿大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副教授李彦的访谈。谈话论及她的小说代表作《红浮萍》、加拿大华裔文学发展与现状以及加拿大多元文化等内容。

　　关键词：访谈；李彦；文学创作；华裔文学；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55-06

　　2017年5月29日，刚参加完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加拿大文学、关系、公正”学术研讨会后，我带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和疑惑，乘坐了两个小时灰狗长途大巴前往滑铁卢大学，拜会现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的李彦。一是自己在读英语和汉语不同版本《红浮萍》时的感想希望和作者交流；二是希望就加拿大华裔文学和华裔作家的现状向李彦讨教；三是就自己目前研究的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点想听听李彦作为30年“变迁”的亲历者的感受。由于没有录音机和麦克风的顾忌和干扰，也没有一问一答的拘谨，和李彦的谈话涉及到了比原计划更丰富的内容，现对谈话涉及到的话题进行整理，希望能对加拿大华裔文学发展与现状以及加拿大多元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和学者有所启发。

　　我们谈话的地点，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文化及语言研究系。

　　关于李彦的创作

　　和李彦的谈话从她的创作开始。迄今为止，李彦共完成十几部作品（含两部合著作品）。谈起她的两部英文小说《红浮萍》和《雪百合》的创作初衷时，李彦说：《红浮萍》是为了回答“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30年前李彦刚抵达加拿大温莎大学，作为该校历史系录取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面对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加拿大师生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她决定把答案写出来，省得一遍又一遍回答很多属于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于是，在抵达加拿大刚刚一年的时候，她就开始执笔撰写此书。《雪百合》成书于2009年，开篇第一句，就是女主人公的母亲的问题：“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好？”此时李彦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20多年。为了回答“母亲”代替国人提出的这一质疑，李彦撰写了这部以生活在加拿大的新移民生活百态为主题的《雪百合》。李彦说，《雪百合》可以看作是《红浮萍》的续集。《红浮萍》主要讲述女主人公来加拿大之前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百分之十发生在加拿大；《雪百合》主要讲女主人公在加拿大发生的故事，其中百分之九十发生在加拿大，百分之十发生在中国。

　　1995年《红浮萍》出版，1996年就获得加拿大“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Books in Canada First Novel Award），李彦也因此书而获得“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头衔，是华裔女性首次获此殊荣。多年之后，获奖消息逐渐在国内的读者群中传开，却引发了质疑，主要观点是认为作品的获奖原因是其中关于中国文革书写和其它关于中国社会动荡的内容“迎合了国外读者的口味”。对于这种质疑，李彦说加拿大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而不是作者是否批判了自己的祖国。而提出上述质疑的大多数读者没有读过文本，单从以往的阅读经验便人云亦云、妄下判断。的确，文革在《红浮萍》中占了非常大的篇幅，李彦谈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时说，文革当然有很多问题和错误，但对任何事物都应当进行具体的、量化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养成一事一议的习惯，而非笼统地下结论。客观真实地呈现历史，是有良心的作家应该追求的目标。文革长达10年，这10年中都发生过什么事呢？例如，前三年，遭到所有人深恶痛绝的打砸抢，破所谓的“四旧”、杀人放火、胡作非为，那是绝对错误的。然而在中后期所采取的不少改造社会的举措和尝试，例如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上山下乡，改造农村的落后现象，医疗专家到农村和边疆培训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确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益尝试。她说，她听到过很多人抱怨那段经历对自己宝贵青春的“浪费”。李彦认为，如果那些参与了上山下乡的人认为命运于自己不公，他们有没有想过那些出生在山里乡下的孩子们，难道他们就命该如此吗？《红浮萍》中，在小兴安岭林场生活的一位工人，就曾经目光暗淡地感叹过：“这样的苦日子，我过了40年了，没头儿呀！你们还有希望，早晚有一天会回到北京的父母身边去，可我的孩子们呢？他们生来就过着这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今后也只能这样了！”李彦虽然出生在一个北京知识分子干部的家庭里，享有比多数工农家庭的子女更为优越的生活，但她认为，一个真正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应当能跳出“小我”，站在“大我”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社会。那些上山下乡的干部或学生，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特殊的经历，学会处理好“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层面，为落后贫困地区的人们带去活力和希望，帮助底层人民改善医疗和教育状况。有良知的知识阶层，应该不仅仅满足于一己的享受和特权，而应当看到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努力去改造，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在《红浮萍》里，李彦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她跟随父母在几个不同省份的乡村生活时所看到的底层景象，也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包括她的父母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为改善乡村落后面貌所进行的真诚努力。她说，离开那里几十年后，她和家人还与当地老乡保持着联系，继续为村民作奉獻。

　　《红浮萍》通过儿童的目光，描述到文革中对各种管理机构的彻底打乱，甚至撤销，例如担任研究所所长的父亲被群众批斗殴打侮辱的惨况、还有近乎文盲的农民代替校长管理中学等等。令她十分惊讶的是，有的加拿大读者对她说，也可以把文革看作是“民主”的尝试，因为当时政府把权力交给了人民，使他们能够惩治官员的贪腐。李彦感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她多次提到中华文化中严重缺失的平等意识，比如处于社会特权阶层的人享受特权并且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处于相对劣势的群体要么对特权阶层卑躬屈膝，要么努力爬升，让自己变成特权阶层的一员。的确，这一点从人尽皆知的一些说法就可以看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有这些很多人用来鼓励自己、父母用来鼓励孩子、老师用来鼓励学生的至理名言中。如果仔细品味都会发现在成为“人上人”愿望的背后，实质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加上没有严格的法制约束，使得民众没有能力和意识去公平和平等地看待他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权力，就一定会欺压比自己弱小的群体和个人，因此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这种根本上缺乏平等和公平的意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也使华人深受其害。

　　接着，李彦希望澄清《雪百合》和《海底》之间的关系。很多读者以为《海底》是《雪百合》的汉语译写版，也有人从这一角度解读和研究这两部作品。李彦希望澄清这一误传，她说，从《雪百合》到《海底》，她仅仅保留了母女之间在一年之内相聚于加拿大生活的这个大框架，里面涉及到的很多情节和人物，超过了一半以上都完全不同。《雪百合》里有李彦在加拿大社会生活了20多年后对宗教信仰、理想、社会、生活、移民、移入国文化，不同文化碰撞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希望细心的读者去发现。李彦尤其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最终信仰上有重要的相似性，两种信仰都不是完美的，各有所长，各有局限，有益之处在于两者都提倡牺牲个人利益而达到社会公平，从而规范了个人行为。两者都相信普世价值，包括共通的真善美的价值观。然而两者在宣扬和实践这些美好信仰的过程中，由于人本身的局限，都存在着问题。她也提到，《雪百合》对基督教存在问题的批判，会使得不少加拿大读者觉得“不舒服”，而对于“共产主义”存在的问题，又会令中国读者不舒服。然而，她认为，作家的使命不是取悦读者，赢得市场，而是进行思考和批判，促动社会的前进。

　　加拿大华裔文学

　　提起华裔文学发展的话题，李彦从李群英的《残月楼》讲起，称那是一部“破冰之作”。这部作品1990年出版后，先后获取“温哥华市图书奖”和总督文学奖提名，在加拿大华裔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95年，包括《红浮萍》在内的6部小说获“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李彦解释道，传统上每年是5部作品提名，但1995年，开始获得提名的5部作品中居然有3部都是华裔作品（另外两部是崔维新（Wayson Choy）的《玉牡丹》和黎喜年（Larissa Lai）的《千岁狐》），也许是为了不凸显华裔文学的成绩吧，当年的入围作品被增加到了6部。尽管最终获奖的仍是一位白人作家的作品，但这位作家从此再无新作品问世，反而是这3位华裔作家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个人学术成长还是文学创作都蒸蒸日上。2005年，当年的华裔老作家代表崔维新由于对加拿大文坛和社会的贡献，获颁加拿大勋章。他的《所有重要的一切》（All That Matters）被《环球邮报》（The Global and Mail）称为是“纯美之作”。当年的华裔青年作家代表黎喜年，现在是卡尔加里大学创作型写作中心的研究主任，文学创作包括2本诗集和多部小说。除此之外，华裔作家还呈现出作品质量高、老中青各个年龄段都均衡发展、后继有人的蓬勃之势。而李彦自己不仅有多部作品问世，还在教学之余，积极从事中加两国文化交流活动。2006年，林浩聪（Vincent Lam）以其处女作《放血与神奇治愈》（Bloodletting & Miraculous Cure）摘得吉勒奖（Giller Prize）桂冠，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2016年，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获得2016年总督英语文学奖和吉勒奖等多个加拿大重要文学奖项。加拿大华裔作家的成绩的确令人瞩目。

　　针对国内学术圈提到华裔作家时，多指以谭恩美和汤婷婷为代表的美籍华裔作家，而对加拿大华裔作家关注很少的情况，李彦将美国华裔作家和加拿大华裔作家做了简单比对。美国的华裔作家无论总人数，在所在国文坛所占的比例，和获奖的数量以及奖项的层次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加拿大华人作家所取得的成绩相比。那么为什么这些加拿大华人作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都远不及美国华人作家呢？李彦认为：一是历史原因，以李群英、崔维新、郑霭龄等人为代表的加拿大华人作家作为第三代华人，他们的祖父辈多为一百多年前以华工苦力身份来到加拿大，根基上的出身卑微，加上长期被种族主义政策所歧视迫害，使得华人不愿意抛头露面，而习惯于在小圈子里来往；二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妨碍了他们走入大众的视野。三是国内研究者普遍的崇美思潮所致。尽管加拿大领土广大，但人口只有三千多万，相对于美国好莱坞和迪士尼的强大文化推行，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国家。国内对于加拿大国情、主流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本来就是被边缘化的，更何况华人作家这个弱势群体。

　　从华裔作家的生活状况，话题转入华人普遍在加拿大的社会地位。加拿大是民主社会，然而对Democracy这个词，李彦这样诠释：“demo”的意思是“人”，在加拿大社会，一个少数族裔要想有话语权，首先得要有大量的“人”，然后这些人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据调查，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移入加拿大的人数分别是28，696、33，908和19，532，分别占当年加拿大总移民人数的11.5%、13.1%和7.2%。2017年8月2日，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人口普查的“家庭、婚姻、语言”部分报告显示：在加拿大非官方语言中，华裔移民的两大语言—普通话和广东话—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人数分别是641，100和594，705。而且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整体素质普遍比较高，这些新移民很多都是凭借现有的教育水平在主流社會谋得生计，比一百多年前的华人生存条件优越太多了。这一支数量和素质都在提高的华裔队伍将很大程度上提高华人在加拿大的社会地位。

　　加拿大华人大为改善的生存状况还表现在中文学校的蓬勃发展方面。李彦以她所在的滑铁卢地区为例，最早这里只有一所中文学校，仅有几十个学生，主要教广东话。后来，在华裔新移民的推动下，开办了两所学校，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中一所，如今已达上千名学生，教授语言也转为普通话，招收学生从3岁到18岁，还有针对成年人的语言培训，课程设置不仅有汉语语言，还有数学等学科和中国文化课程，包括书法、舞蹈、剑术、中国地理和民俗等，学生不仅有华裔，也有非华裔。由于加拿大政府有非常积极的对于少数族裔文化保留的支持政策，这些中文学校都得到所在地教育局、省议员和国家议员的支持和认可。李彦还以滑铁卢地区教育局下属的中文学校为例，每当有25名学生报名时，政府就可以提供开设一个班所需的经费，为授课教师支付报酬，支持少数族裔的文化发展。这些年，加拿大的中国移民不断增长，也造就了中文学校大发展，在多伦多等地遍地开花的现象。在2017年7月，滑铁卢地区的市长和议员以及教育局官员都出席了滑铁卢孔子学院成立10周年的庆典，高度赞扬了孔子学院在中加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于文化交流

　　文化之间的交流必须以对各种文化进行充分理解和思考为前提，了解每种文化的长处和存在的问题并彼此尊重，否则，盲目的交往只能导致双方的误会和冲突。在多年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自从2007年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以来的10年间，李彦对多元文化的交流做了很多思考，也有很多真知灼见。

　　她首先谈到自己对中华文化中一些观点的反思，尤其是关于对“真善美”的思考。当我说到自己阅读《红浮萍》的一些感受，觉得尽管整个故事非常压抑和黑暗，然而，不时出现的一点点亮光却让人感到无比温暖。例如在“平”从黑龙江伊春返回北京的三天三夜的长途火车上，这个12岁的小姑娘困倦至极，靠在旁边的一位陌生中年工人的肩膀上睡着的细节，当平惊醒后慌忙道歉时，这位工人却和蔼地说：“没关系，靠着我睡吧。可怜的孩子！”李彦说，那是真实的故事，在那个红色年代，工人被赋予“领导阶级”的称号，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而这个群体也在主观意识上做着相应的努力，使自己配得上这个光荣称号。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其实很多人都在努力扮演好时代赋予的角色，至少在道德层面。说到这里，李彦也表现出对当前中国社会风气的担忧，许多人丧失了基本的是非标准，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利益交换，不择手段地追逐物质享受。在《红浮萍》这部自传体小说结束时，李彦写到离开故土，艰难放弃自己追寻多年即将实现的入党梦时，这样写到：“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我看到中国媒界的虚伪、官僚、谎言和欺骗，对此我深感厌恶。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选择去面对国外未知世界中的挑战。”

　　李彦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良的思想，比如，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但这些思想不足以让我们居高自傲，因为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品质，在其他文化中都以不同的形式样态存在着，这些美好的品质可以让我们在与不同文化交流中找到共通点。而可惜的是，这些优良品质在当今中国已经罕见。相反，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糟粕却大行其道，例如对女性的评价只限定在年轻、美貌、顺从等，而否定了两性之间灵魂和精神的交流。她以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和妻子为例，在中国的网站上看到的几乎都是对年轻帅气的总统与年老妻子感情的不解，对这些网民来说，唯一让他们能够接受的理由是马克龙的年老妻子有家族企业，金钱缩短了年龄差距造就的极不和谐。中国的网民完全看不到一个精通法国文学和拉丁语的女性可能散发的魅力，和一个能够穿透皮肉和年龄而欣赏到灵魂的年轻总统的审美层次。那种低俗的境界只能在一个散发着铜臭的腐朽社会里大行其道。

　　华人（工）在海外的一些做法曾经在历史上导致过非常严重的后果，最值得当今人们思考的就是让几乎所有人感到耻辱和愤怒的《排华法案》出台。《排华法案》（1882-1943）始于美国，原因是当年在美国的华工把自己当奴隶，用奴隶的成本和生活姿态，去与觉醒了的、维护自身权利且争取更多权利的其他族裔工人进行恶意竞争。其中的导火索是这样的：在一个铁路工地上，西班牙裔的工会找到中国劳工，希望能一起罢工联合抗议资本家的低薪，提高工人待遇，中国的劳工头子表面答应，暗地里却把计划偷偷告知资本家。这种出卖工友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其他族裔的工人。第二天西班牙裔与爱尔兰裔工人找中国劳工讨个说法，期间爆发冲突，并升级为流血冲突，死了3个中国劳工，当晚中国劳工组织报复杀死了3个西班牙人，其中包括一个11岁的孩子（因为只找到2个西班牙人，所以就杀了一个孩子来凑数）。美国举国哗然，代表工人利益的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排华议案，要求驱逐华工，一周后全票表决通过。如此短时间通过一项法案在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后来排华风潮传播到加拿大，加拿大人鉴于中国奴工在美国的恶劣竞争行为，也通过了《排华法案》（1923-1947）。如今尽管美国和加拿大都早已废除这些法案，就这些法案道歉，并提出赔偿计划，然而这些不公正待遇背后华人自身的原因值得反思，历史屈辱不再重复，华人也有义务。

　　关于对加拿大社会的感受，李彦说她自己30年的经历让她感到，加拿大社会非常稳定，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像国内瞬息万变，日新月异。这种稳定的特点意味着有时候感觉社会效率低下，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得在议会上讨论几个月甚至几年，有人抱怨政府花着纳税人的钱不好好办事。但这种做法同时也能避免重大政策太快出台导致的重大错误太快发生。李彦引用1970年时北京的城墙被拆毁为例，一声令下，短短几个月，文物就被破坏了，无法挽回。

　　加拿大生活着200多个族裔的人们，其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马赛克”。李彦介绍说，1971年“多元文化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英国为了避免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针锋相对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提出的一种策略，提倡多种文化共存。这一政策的推出的确使得加拿大不仅出现英法双语双文化，更激发了除了所谓主流文化之外其他族裔文化共存的文化马赛克的状态，促进除了英语和法语文化外的其他包括原住民文化的蓬勃发展，当然也包括华语文化。当我请李彦谈谈她对多元文化政策的走势预测，这一政策会更加包容、或是持续如一、或是不时波动时，李彦认为，这一政策已经实施，很难收紧，即便不同政党执政，在民主社会中，执政党也会调整执政纲领，极左或极右的政策都很难实施。任何政党都需要使得整个社会朝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也必然使得共存的各個族裔受到同样的尊重，得以同样的发展机会。

　　很多学者思考这种种族马赛克中是不是有些种族（尤其可能是白种欧洲族裔）比其他族裔（尤其是有色族裔）更重要，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平。关于多族裔共存中的平等问题，李彦谈到了眼下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内部正在发生的一件事。学校某个部门的个别教职员工因为对校领导不满意，抱怨学校存在着种族歧视的环境。为此，校领导聘请了加拿大一所著名大学的研究机构，专门调查研究处理，以便得出结论。该机构给大家发了调查问卷，并选择了一些人接受调查。第一轮调查结束后，有两个教师抱怨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约谈的机会，不公平。为此，校领导要求该研究机构展开第二轮调查。于是，大家再次收到了征询，是否愿意接受单独电话采访，或者集体面谈。多数人选择了单独电话采访。李彦说，在第二轮调查中，她会坦率地告诉调查者：这位被人抱怨的校领导，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公正无私、胸怀宽阔的领导者。但是，有些人很善于玩弄政治手段，利用“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理念，为个人谋取私利。结果，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人人都必须小心谨慎，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生怕有人挥动“政治正确”的大棒，沦为牺牲品。相反，倒是在中国以及海外华人建立的网站上，经常见到随便侮辱诽谤人，都不会受到惩罚。

　　加拿大社會还有一个特点是很多学者担心的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阶级马赛克（Vertical Mosaic）。李彦认为，加拿大社会为了争取社会公正平等有很多有益的做法，值得借鉴。她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于收入差距，在加拿大2016年平均收入是大约5万加币，初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收入，大约是年薪7万加币，卡车司机的收入大约也是六、七万加币。收入上的相对平均有效地使得各行业的从业者都可以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接着她讲了多年前她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很兴奋地对妈妈说，“我终于知道我们班某某同学的爸爸是谁了。”李彦很好奇地问：“是谁呀？”“就是我们学校的勤杂工。”儿子告诉妈妈，那天老师让每位同学介绍自己的家庭，那个白人女孩子很自豪地告诉老师和全班同学，她爸爸如何一个人就把校舍擦洗得如此干净等等。大家听了，都为她鼓掌。这种从儿童起进行的平等教育对保障加拿大社会的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相对融洽的相处在《红浮萍》中汤普森太太和莉莲的关系得以体现，这位富有的白人雇主和贫穷的中国管家之间总的来说相处得非常好，看不出歧视或是自卑。李彦说，这是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在和白人雇主相处时她没有丝毫的自卑，满满的都是自信。小说中，只有一次他们之间发生了可以被看作歧视的事情，就是汤普森太太的爱犬不见了，莉莲告诉汤普森太太，狗会自己找食物，不用担心它饿着时，汤普森太太说，“你以为我的狗像你们中国人一样，什么草根呀，树皮呀，蘑菇呀，老鼠肉呀，找到啥，吃啥！”莉莲愤怒了，她与汤普森太太争执之后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我问李彦，“除了老鼠肉，如果汤普森太太知道草根、树皮和菌类对于中国人不仅是食物，而且是调料，甚至是药品，她应该就不会那么说了吧？”李彦同意，说的确是这样，很多误会甚至歧视都源于不了解，汤普森太太很快就主动来给莉莲道歉了，而且还是很小心地站在莉莲的房门口，眼睛中充满内疚。所以，既不俯视，也不仰视，只有平视，把其他种族的人们看作跟我们是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才是沟通的有效起点。

　　从小说到现实，李彦回想起自己30年的经历，觉得与白人或其他族裔交往时，几乎没有什么障碍，真正感到格格不入的，反而是和来自中国南方包括香港的早期移民后裔，这与在加拿大出版的其他华人访谈录里的访谈对象感觉一致。李彦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一是这些人在19世纪离开家乡是因为“洋人”入侵，他们被洋人打怕了，所以即便背井离乡来到加拿大依然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是“人下人”，加上初到加拿大时他们往往从事苦力劳动，以至于后来当华裔成为唯一一个被要求交“人头税”的族裔时他们也没有反抗，只有默默接受。二是他们认为自己来到加拿大时间早，为其他后来者打下了天下，应该是华裔中的“大哥”，是“人上人”。所以这种骨子里缺乏平等意识的观念，便把后来到加拿大的华人当成早年来这里的自己来歧视。三是，这些早期移民尽量远离新移民，为的是把自己和这些可能被歧视的对象区别开来，免得受牵连。其中包括由于冷战思维的延续，主流社会对于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新移民，都天然地认为他们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就打上了被歧视的烙印。从此看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在加拿大的社会地位，华裔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从个人活动到社会贡献，李彦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事情，自2007年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一职以来，她每年负责举办促进文化交流的国际研讨会，今年已是连续举办的第九届，主题是“文化间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讨论人文学者该怎样看待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共同命运。

　　结语

　　关于在加拿大的生活回顾，李彦说，她在加拿大的30年里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她喜欢历史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大学任教并担任教学领导工作；在有感而发时能顺利地用两种语言写作并出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李彦说，在这个相对来说稳定公平的国土上，只要你遵纪守法，勤恳诚实，不抗蒙拐骗，不投机取巧，你就能够一步步地实现你为之努力的目标。关于接下来的创作，李彦正在准备一本以史实为蓝本的小说创作，前期资料收集已经基本完成。

　　加拿大目前每年都在接纳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中国人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他们在新家园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自己的祖国，也把中国的最新形象和信息带给世界，为祖国的发展和祖国与世界的沟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加学者交换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Yan Li， associate professor， directo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and a bilingual writer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which she talks about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ethnic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

　　Keywords： An interview， Yan Li， literary creation， ethnic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al ex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