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华裔；欧阳昱；诗人；家国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51-04
掐指一算，竟然40年了！
1978年，我在船厂开车。单身。跟一个工友合住。一个孤儿的工友。在工人宿舍。我自己别无长物，仅一张床，一顶破蚊帐，两个叠起来做书桌的木箱子，里面装书、装衣服。一周6天，开着卡车去蒲圻，从那儿的工地往武汉运石头子儿。除此之外，是自己每天的学习定量：背100个英文单词。
那时，我除了写日记，尚未涉足我现在从事的任何一个领域。
2018年，也就是写此文的此刻，我在上海教书，当教授，从国籍上来讲，已经不是中国人了。40年的变迁，真是一言难尽！
還是从诗歌入手吧。不用诗歌写下来，人就等于没有活过。对，这是我说的话。我最早的一首诗，是1973年，改革开放的前5年，在我家乡——也是林彪家乡——黄冈写下的：
《写在七三年的春天里》
山风呼呼，花香阵阵迎面扑，我们站立山头，风儿把头发梳理的真舒服。
望远方，绿色的田野茫苍苍，轻纱薄雾裹大江。村道上，人来车往；绿禾间，人影出没，热气腾腾春耕忙。
莫看那头顶上乌云越聚越拢，也别理它狂风来势凶猛。我们每人胸中都燃起一把火，能把狂风热透，能叫乌云烧融。
我们是新一代的青年，我们的壮志如同山河，我们的心胸比天空广阔。我们的眼睛能穿透浓雾，我们的热情啊，跟火样红。
透过一片茫茫苍苍，我们好像看到：五洲的风云连天涌，反帝的怒火燃烧熊，非洲丛林战鼓擂响，革命的人民举起了刀枪，向着那些吃人的虎、豹、豺、狼，冲！冲！冲！
今天啊！大家的心情为什么这样激动？大家又为什么这样的吹着冷风？哦！我明白了，只因为这风给大地带来了春天的信息，吹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不算什么好诗，但“这风给大地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感觉还是对的。一个未满18岁的小伙子，隐隐地感到了“春天的信息”。
第二年（1979年），我考上大学，开着卡车，把自己送进了大学的英语课堂，攻读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大学四年，政治风云变幻，但每位有过下放农村经历的学生（如我），都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废寝忘食的学习之中。大部头大部头地阅读英文原著，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在学英文之外，还开始了文学创作。
从当年诸多的散碎文字中，我找到了一首很平凡的诗，是这么写的：
《诗》
为了改变你呀
中国，我出国
到英国到美国到法国到德国
我要让你我的中国
戴美国帽穿法国衣喝英国咖啡
但中国你
永远有一副中国的骨头！
（1982年11月4日写于武昌）
看看中国现在遍地可以喝到的咖啡和染黄的头发，以及小小年龄就出现在世界各国的身影，就能体会到，当时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诗人，对走向世界的向往和保持个性的渴求，已经有了诗意的呈现。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在工厂当工人，以及后来上大学、学英文的经历，30年后进入我的笔下，以英文完成了它在另一个国度和另一个文化中的转型，这就是我的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2011年在墨尔本出版，旋即获得新南威尔士总督文学奖并入围其他四项大奖。
我想以此说明什么？什么都不说明，只是一点：人生的一切，都难以逆料。
九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我拿到墨尔本La Trobe大学的博士奖学金，离开当时正在工作的武汉大学英文系，去了澳大利亚。我记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的时节。我走的时候，系里就有一位资深的副教授，放弃多年的教学工作，只身前往深圳，到那儿的一家公证处当了翻译，据说工资远远超过教授的工资。
离开武大时，我曾许诺说，拿到学位后我还要回来，并建立一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到墨尔本后，我把我变成“他”，写进了一篇散文，谈到我离开中国，丢了一把雨伞的感受：
在机场的最后一道关卡——候机厅中，他有生以来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尽管他的亲人和朋友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离他只有三个门道：检查护照、检查签证、交验一切证件，但是他已置身在国外。柜台中的烟、酒、糖、礼品，全部美元标价。大厅中的旅客是游客打扮或国际旅客打扮，只有他，挎着一架日产相机，穿着一身国产廉价衣服，终于，广播响了，该登机了。
出大厅的第一滴雨和撑伞声让他立即想到了伞。哎呀，我的伞，我的自动雨伞，我的天！ 一连串形象从他脑海中闪过：他和朋友们一一握手，他最好的朋友和最近交识的朋友，他拥抱他，他的儿子，他拥抱她，他的妻子，她却挣脱，他把伞兵包放在磅秤上，他的朋友对漂亮的小姐挥挥手，漂亮的小姐对他一笑，伞兵包便消失了，可是，好像没有了那黑色的痕迹。
他仰起脸，站在飞机舷梯上，看不见一个亲人，只看见武汉的雨越下越大，哦，我的伞，我的伞！
读博期间，我写了两本英文诗集，处女作1995年出版，第二本，也就是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于1997年出版，记录了我当时的心理剧变。我在诗中说：
无人对话
我就无穷无尽地与自己对话
我即自我、我即他者
我即两者之间的分界线
我与之对话的那个世界从现在起
要过几百年才会醒来倾听
到那时，我声音中连一个原子也没有了
即使我试图描绘我想象的特征
我也悄无声息
这个夜晚跟其他夜晚没有区别
它充满了梦境
一个大脑一个梦
除了醒着还未睡的
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我与时间同时在此
向一个确定的目标移动
迟早都会发生
1995年在墨尔本拿到学位后，便立刻进入了无业状态。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学文科的博士，尤其是学文学的博士，如果不是该国的白人，否则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在没有任何希望地找了一年工作之后，我决定放弃，转而从事自由写作。这个发达国家，对一个来自亚洲国家的学者来说，其无望，可从下面这首诗中提前窥见：
《发疯》
在一个无可名状的澳大利亚郊区
我渐渐地趋于疯狂
我拿起电话听筒坐在那儿成小时地倾听那令人
镇静的嗡嗡聲
我把痰吐进我吃的一切然后把它吃掉
我做着一个长长的梦梦见自己从梦的悬崖掉进
现实的深渊中
我奇怪自己是否是另一个人寄居于我这暂时的肉体
想着另一个人的心思
我与时光做爱盯着它的钟面不明白为何它如此
高深莫测
我宁可日夜让六个窗子的光照和黑暗包围在车
里
我凝视永恒的镜面希望从中找到和我一样的面
容
我努力寻找一个意义的多重意义却突然忘记了
自己的语言
我终日构思连开始都开始不了的诗
我设身处地地去幻想几百年前一个流犯的处境
我用无数个明天去杀死我的死亡
我看着鸟儿一只只从我孤独的树上坠落
截至拿到博士学位10年后的2005年，我中文英文共出版了13本书（含6本英文原创），但工作依然无望。当时澳大利亚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你是亚洲人（在那儿，中国人都被叫做“Asians”），你就没有希望，大学里只有你做学生的份，没有你做老师的份。我决定回国，被武汉大学英文系聘请为特聘教授，前后工作了3年。
现在很奇怪的是，若看当年留下的文字，对1995-2005这10年的自由写作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遗憾和不满，反而充满了希望和向往，至少从下面这首诗来看是如此：
《家乡》
一粒早衰的种子
埋在故乡的土壤
多年也不发芽
更没有开花的指望
虽然苦挣苦扎
虽然充满幻想
故乡的土质含碱带酸
天气又变化无常
于是开始了漂流
和孤独的跨陆远征
在无人认识的天空下
寻找自己的地方
虽然是陌土千里
虽然是异国他乡
种子却在这贫瘠的土壤中
找到了唯一的滋养
经年累月的沉默
已酿就醇厚的思想
岁月如沙从指缝中滑过
悄悄地来到纸上
再过一个世纪
这种子将不知去向
那形如梦匣的方块文字
会把这儿称做家乡
记得当年朋友决定转换身份，拿澳洲护照，目的非常明确：有了这个护照，就有了自由，因为这个国家的护照，被誉为“最好用的护照之一”，可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69个，全球排名第8，这也是我拿该国护照的原因之一。
但事情永远并非那么简单。即使自由，但在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用英语写作谋生，要想获得成功，其难度之大，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最难克服的，其实还不是这个，而是孤独。在澳大利亚的初期，我写的一首英文诗中，曾有这样两句，可能被一些人记住，即：“living in australia/is like living after death”（活在澳洲/就像活在死后）。这是那个国家，给我留下的刻骨印象。我的不少诗作，都与孤独有关，如前面引用的两首。
我个人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实，我在澳大利亚的上世纪90年代，适逢该国也在“改革开放”。他们开放，是面向亚洲，逐渐把自己封闭的大门，对着亚洲各国打开，吸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慢慢地接受亚洲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方式。我（2005-2008在武汉）和（2012-2018在上海）到中国的两次教学经历，也可算作这种开放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学者，向中国学生讲授英语创意写作、文学翻译和澳大利亚文学等课程。
自1996年起，我在墨尔本主编文学杂志《原乡》（Otherland），也有20多年了。2002年，我把英译的70多位当代中国诗人的诗，推出了一期特刊。该特刊的标题是：In Your F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砸你的脸：英译当代中国诗歌》）。之所以用“砸你的脸”，是因为有一种愤懑，指向对当代中国诗歌极为漠视的澳大利亚文坛。结果又发生了一件无法预料的事。从遥远的丹麦，来了一封充满兴趣的信。一位名叫Sidse Laugesen的女士，买了一本书，办了一件大事。2004年，她组织主办了为期10天的丹麦中国诗歌节，从全球邀请了10位中国诗人和10位丹麦诗人，中国方面（其实我要说世界方面）有我、北岛、杨炼、沈浩波等。
这之后，我又从2012年起，在澳大利亚陆续出版了4种英译中国诗歌选，包括我本人的《自译集》（Self Translation）。
接下来，在今年，也就是2018年的下半年，我还会有至少4本英译诗集（分别为4个中国诗人，即杨邪、路也、树才和龙泉）出版，加上我自己一本英汉双语诗集，一共是5本。
有人曾问我：你这么乐此不疲地著书立说，书已经出到了105本，又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何苦来哉？
我笑笑，说：如果是为了钱，我可能早就不干了。
一个月后，我就要结束我在沪的第5个学年，再度返回澳洲了。至少对我来说，两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使我成了一只候鸟，过惯了在两国之间飞来飞去的生活。我在中国想念澳大利亞，我在澳大利亚想念中国，我甚至在澳大利亚想念澳大利亚，在中国想念中国，这已经成了难以调和而又必须互相共存的矛盾，只能以诗歌解忧。遂以这首诗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双性人》
我的姓名
是两种文化的结晶
我姓中国
我叫澳大利亚
我把它直译成英文
我就姓澳大利亚
我就叫中国
我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
我拥有两个国家
或者
我一个都不拥有
我的祖国是我的过去
我的祖国是我的现在
我过去的祖国是我的过去
我现在的祖国是我的现在
我去中国时
我会说我回国
我去澳大利亚时
我会说我回国
我走到哪儿我这颗心
都有两种颜色
汉语中有汉奸二字
英文中却无澳奸一说
我用中文写字
就跟澳洲人用英语
我们MOTHER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失去了M
我已经没有了家园
我已经建立了家园
时间再过二百年
我就是双性人的祖先
（2018年5月15日晚上7：42于上海松江）
（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晚上10：26于Kingsbury）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This is an essay， written by Ouyang Yu， an Australian poet of Chinese origin， about his thoughts on China.
Keywords： Of Chinese origin， Ouyang Yu， a poet， hom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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