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两母争子”为主题的“灰阑记”（The Circle of Chalk），可以称得上是研究跨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变异现象下的主题学研究典型样本。本文以香港作家西西《肥土镇灰阑记》，元代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和德国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为重要参照，主要探讨“灰阑记”的世界流传和社会文本解构，并重点分析西西、布莱希特笔下的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指涉意义对李行道《灰阑记》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叛逆。“灰阑记”的人物形象变异具体表现为对判官形象的塑造，对“两母”寓意的拓展及其所涉及的女性问题的深化，以及对马寿郎角色的启用三大方面。
关鍵词：西西；《肥土镇灰阑记》；灰阑记；形象变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5-0098-06
在人类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逐渐加深，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影响到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创作，某一文学现象从一个地区、国家逐渐传播到全世界，从而构成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为世界文学做出了各自独有的贡献，也是人类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有趣且富有意义的现象。在不同民族、国家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中，主题、题材、母题等方面的互相借鉴，无疑属于最突出的现象，其中以“两母争子”为主题的“灰阑记”（The Circle of Chalk）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通过整理“灰阑记”的多种文本不难发现，这一故事经过多次演变：东汉应邵《风俗通义》载有西汉颍川富室两妯娌争子之事，北魏时慧觉等翻译的古印度佛教经典《贤愚经》卷十二《檀腻·品》也有国王阿波罗评断类似案件的记载；而西亚古希伯来人的《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三章《所罗门以智行鞫》所载的所罗门王故事，几乎如出一辙。至于“灰阑记”演变中的枢纽性作品，则是元代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杂剧。其后，《灰阑记》传到欧洲，对德国布莱希特（B. Brecht，1898-1956）创作出享誉世界的戏剧作品《高加索灰阑记》（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反观中国文学对“灰阑记”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作家西西创作的小说《肥土镇灰阑记》，可谓一个重要作品，颇为值得注意。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灰阑记”这一故事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一、“灰阑记”研究概述
对于“灰阑记”的研究，从零星散见的前人著述中，有关于对比佛经、古兰经、圣经，或民间文学里“两母争子”的故事情节与元代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杂剧之异同。或者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研究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与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论文。但是，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长篇，却鲜有人问津，多是以“肥土镇故事”系列之一的身份被论者提及。而在以《肥土镇灰阑记》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则主要是从叙事学、城市书写等方面进行，少有对它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更没有学人对“灰阑记”文本的世界流传及变异作一个整体的梳理和研究了。
李行道创作《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之时，正值中国少数民族当权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尤其突出。一方面，元朝蒙古政权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刑法不公，不同民族在适用法律上宽严不等；另一方面，元朝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狼狈为奸。除此之外，元朝蒙古政权的文化政策以封禁为主，统治者阻断言路、刚愎自用、不重视社会教化，使得当时大量知识份子有口难开，怀才不遇，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同为一脉相承的中国本土文学创作，跨越600年的时空背景，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香港经济全面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的民主政治也有一定的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香港正处于中英主权的交接前夕，因此港人普遍怀有一种身份困惑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惶恐情绪。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元代的时空背景下，《肥土镇灰阑记》可以算是作者以《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为蓝本进行的二次创作。即以新的视野质问历史文本，使其在现代语境中产生新义。
布莱希特在《高加索灰阑记》的演出说明中提到，这部作品的文本意义正是为了论证并说明“楔子”中解决土地争执方法的合理性。这种叙事结构旨在说明，“灰阑记”，“不是一个寓言故事，”它“所承载的古代智慧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实际问题”①。《高加索灰阑记》始作于1943年，完成于1945年，是布莱希特流亡美国期间，受百老汇委托创作的一部戏剧，也是其唯一一部描写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剧作。对于布莱希特本人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来说，这段时期都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预示了第三帝国的灭亡；1945年，二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该剧的创作正处于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而明朗的战争形势让布莱希特对于战后世界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经济结构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如上文所分析，由于培育《包待制智勘灰阑记》、《肥土镇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的社会土壤的不同，西西、布莱希特笔下的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指涉意义，与李行道本相比，均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出现了创造性的叛逆；而重点表现为对判官形象的塑造，对“两母”寓意的拓展及其所涉及的女性问题的深化，以及对马寿郎角色的启用三大方面。
二、判官形象的创造性叛逆
在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作为判官形象的包公甫一出场便配以一段“自开家门”：“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为夫立心清正，持操坚刚，每皇皇在于国家，耻营营于财利；唯与忠孝之人交接，不共谗言之士往还”，“以此权豪势要之家，闻老夫之名，尽皆敛手；凶暴奸邪之辈，见老夫之影，无不寒心。界牌外结绳为栏，屏墙边画地成狱。”②这样的自我描写简单直接，快速地向读者构筑起一个清廉公正的包公形象，这也是古代戏曲创作中塑造善角的典型手法。在进行文本深度解读时，不难发现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对历史原型的复制，与历史上的记载是同源同根的。例如在《宋史·包拯传》中就载“（包）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旧制，凡诉讼不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③，两者对包拯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
除了沿袭历史原型外，李行道还在包拯形象的塑造中加入了许多生动细致的刻画。沿着剧中第四折的剧情，包拯一些更为个性化的特点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他是富有正义感、具有高度智慧的化身。回到原文中，人们能很清楚的感受到：“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你看这一个灰阑倒也包藏着十分利害。”④同样，包拯在剧中判案时，不仅依照法例，亦暗窥人情，以母子之情的天性表现来断案，可谓合情合理，而在了解案情后的判罚也恰当准确，令人信服。如“郑州太守苏顺，刑名违错，革去冠带为民，永不叙用。街坊、老娘人等，不合接受买告财务，当厅硬证，各杖八十，流三百里。董超、薛霸，依在官人役，不合有事受财，比常人加一等，杖一百，发远恶地面充军。奸夫奸妇，不合用毒药谋死马均卿，强夺孩儿，混赖家计，拟凌迟，押赴市曹，各剐一百二十刀处死。所有家财，都付张海棠执业”⑤。不过，剧本并没有把包拯过度神秘化、神话化，而是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浓厚人间味道的凡人。包拯在剧中朴实、亲切、感人，树立起其清廉、忠义、爱民、不畏惧权势以及作为社会公义的维护者和古代民间法律信仰的代表人形象。与之相反，太守苏模棱、赵令史，衙役董超、薛霸的形象则是狼狈为奸、贪得无厌、混淆黑白的，这些都指涉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以及善恶不分的社会现实。
如前文所述，在元代的社会形势之下，百姓被套上层层枷锁，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因此他们只能寻找一个寄托对象。而“拯性不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平生无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亲人党，一皆绝之”⑥。这样一个清廉近民的包公角色与当时人民期盼、怀念的形象不谋而合，正因如此，至今包公的形象也基本是在元朝时演绎定型的。
然而，跨越600年的历史，西西笔下的包拯形象，则具有浓厚的反转意味。首先，包拯成为一个被神化的角色，他无所不能，竟可以传唤已死者——海棠的母亲和海棠的夫婿马均卿，出堂作证。这样的塑造表面上看是突显了包拯的超凡能力，但是实际上不破不立，将包拯神话化的同时何尝又不是将他击碎呢？毕竟如果包拯真有召唤神鬼的能力，最后又何须用灰阑断案？除此之外，小说借马寿郎之口对包拯的进行直接质问和冷嘲热讽，“喜欢表演的是包待制，你且看他”⑦，“我在郑州衙门说的话没有人理会，那么，这间开封府又如何？我抬头看看包大人，只见他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呵欠。”⑧再者，小说在最后一幕里面增添了李行道《灰阑记》中没有的“包公梦游地府”的片段，烘托出了包公半梦半醒，神志不清的糊涂形象，与传统意义上其“公正严明”的民间定式完全不同。这种改动可以看作是叙述者试图打破惯性思维，瓦解权威，鼓励民主自由和个体意识的大胆尝试。难怪陈洁仪评价道：“《肥土镇灰阑记》特别把中国一部分放大，借着重新解读中国旧戏的经典文本，表达新时代精神，上衔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⑨
再看《高加索灰阑记》，高踞在法官席上，但毫无一点“官”气的判官阿兹达克，与《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包公形象大异其趣，倒是使人更容易联想起《堂吉诃德》中当官判案的山哥·班扎，或《水浒传》中“东昌府矫坐衙”的李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清官为民做主，其实只是下层人民的一种幻想。布莱希特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不但让贱民做官，而且以贱民的眼光去观察、评价一切社会现象，把封建社会的正义、伦理、尊严，头脚倒置地整个儿翻了个。阿兹达克把封建社会的所有法典统统坐在屁股底下，以统治者法律的名义反对统治者，在审判被剥削者时袒护被剥削者。名为判案，实为翻案，很有点糊涂官乱判糊涂案的味道，却做了以往一切封建时代的清官所做不到的事情。
布莱希特牢牢地把握住阿兹达克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他既有明显的“非英雄化”的特征，又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他行为散漫，言语粗俗，随身带着酒壶。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索贿，对性感的女人不无兴趣。大公卷土重来，总督夫人回归旧里，阿兹达克诚惶诚恐地匍匐到趾高气扬的总督夫人脚前，自称是“一个听话的老实人”、“愿听夫人随意差遣”。但这一切并不掩盖他的小知识分子的精明和对下层人民深厚的同情心。富农的媳妇鲁道维卡忸怩作态，挑逗性地眉目传情，阿兹达克判她强奸了马夫；格鲁雪既不对他飞飞眼、也不扭扭屁股，当众冲撞法官、辱骂法庭，阿兹达克却兴高采烈地敲打着酒壶，替格鲁雪的辱骂伴奏。他在公堂上席地而坐，却把法官座让给作为被告的老农妇……在看似颠狂的行为中，处处显露出他的诙谐、机巧和明确的阶级立场。他来自民间，最后消失在欢乐起舞的人群中。这是他最妙的歸宿，也使这一艺术形象带上更为浓郁的民间传说的色彩。
三、女性形象的深入及“两母”寓意拓展
宋代女子张海棠是《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的女主角，通过刘氏之口可知，（张海棠）“姿色尽有，聪明智慧，学得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不通晓……”⑩也正因她的这份美貌、才情，才被马员外相中，得以脱离风尘。即便如此，曾经不为世容的暗娼身份却给她带来了无法消除的隐患，这样的身份如果身牵官司，必定先落嫌疑。张海棠在嫁入马家后，恪守本分，轻易轻信他人，也正因如此，才会三番五次被大浑家利用，酿成大祸。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女子，缺乏一定的独立性与战斗性，在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她除了寄希望于明事理的正直官员外，别无他法。正如她自己所唱的：“则您那官吏每忒狠毒，将我这百姓每忒凌虐。葫芦提点纸将我罪名招，我这里哭啼啼告天天又高，几时节盼得个清官来到。”{11}当然，这个黑暗的社会根本没有为像她这样的弱女子留下一丝个人反抗的空间，她只能选择接受，期待渺茫的奇迹降临。就像窦娥的冤案，无法通过人力来扭转，只能借助鬼神之说，托梦于其父，得以翻案。
可以说，李行道剧中的两母形象堪称一绝，一善一恶，一黑一白，二者互相对立。与妾侍张海棠的柔弱凄惨，蒙冤受难，亲子被夺的悲惨遭遇相对比；大娘胡氏私通赵令史、收买邻里街坊、毒杀亲夫、强夺寿郎、霸占家财，不禁让人咬牙切齿，恨不能将其碎尸万段。这样的刻画手法可看作为传统戏剧的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即构筑一对激烈冲突的形象来表现当时的社会价值观。
应该讲，在《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这两母形象背后的象征意义是复合的。首先，为了证明传统伦理道德中血缘至上的价值观。张海棠和胡氏之间的竞争，核心便是抢夺谁是生母的头衔。胡氏收买街坊邻里和奶娘，目的就是想构建一个假生母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夺得孩儿，而张海棠则是为了捍卫真正的血脉亲情，因此剧中两母争子的情节就演变成了传统价值中维护血缘关系的一场较量。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母争子”这一戏剧冲突显然善恶的对抗。表面上是生母之张海棠与大娘胡氏间的争子案；实质上是张海棠所代表的被压迫阶级、底层民众，与大娘胡氏代表的压迫阶级、狼狈为奸的人之间的一次抗争。而在灰阑中的抗力则显示了被压迫阶级依旧保持了真善美的原始道德，相反压迫阶级则良知泯灭，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当然，故事最终的圆满结局也体现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共通的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取向。
在西西的剧中，两母的形象除了原本剧情发展的需要外，可能还有另一层的隐形身份，即象征中英两个宗主国。生母张海棠的形象与当时的中国不谋而合，与香港有血缘关系，但国力处于下风；而大娘胡氏则暗指与香港没有血缘关系，但国力明显更强盛的英国。这样的构思在内容上就与当时的时代环境紧密结合起来。作为世纪末前受失城思潮影响的香港作家，在两种势力的争持下，处于过渡时期的西西也必定带入了这种色彩。
其次，对张海棠角色的再塑造，还增加了西西思想中萌芽的女性意识。张海棠在剧中是受压迫的角色，她的形象基本上是通过寿郎描绘出来的。父母、兄长、夫君、大娘、街邻、狱卒等各色人物，让海棠一点招架能力都没有，只能默默地认命，消极地祈求能遇到明理的判官为她昭雪。而最让西西有感的，就是处于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下，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在西西看来，“出卖女儿”之罪的严重性并不亚于“药夫夺子”，然而剧中包待制在法堂上根本不理会海棠被出卖的悲惨遭遇，只问她药夫夺子的案子。小说同样是借马寿郎之口，发出对女子命运的感叹，“可怜的女子们呀，她们何曾真正有过好日子来。她们做女儿，做妻子，然后做母亲，可从来不曾做过自己。”{12}身在其中的张海棠当然无法自觉道出她的悲剧，因为这本是源于整个大时代不合理的对待。因此只有跳脱时代背景，才能真正解开被重重束缚的女性的枷锁，使之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灰阑记”描写的事件，并不是只能产生在某一特定时代的事件，而是一个在任何时代都可能产生的事件，带有普遍刑事案件的性质。《高加索灰阑记》中的格鲁雪，与《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处于同一戏剧位置的张海棠，人物塑造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仆人的身份，低下却没有不洁的疵点。在政变发生、总督被杀的撤退中，总督夫人首先考虑的不是孩子，而是皮领的缎衣、珍珠扣的小锦衣、一千元的白银袍和葡萄紫的长袍。虽然她一闻到仆人的汗腥味就要偏头疼，但她身上集中表现的正是贵妇人的自私、虚荣、贪婪和兽性。相反，格鲁雪并不是主动要搭救总督的孤儿，而是无意中接受了玛洛转嫁的孩子危机。在火光冲天、哀号遍地、人们四散逃命时，悬赏一千元搜捕总督之子的命令已经颁布，格鲁雪是想推而又推不出去。她守候了一下午，又守候了一整夜，被孩子“均匀的呼吸、娇小的拳头”所诱惑，终于“站起来，低下头去，叹口气，抱起孩子，把他带走”。这里表现的正是母性、爱心，正是普遍的人性。孩子是无辜的，必须以人的身份和权力来看待每一个孩子，无论国家、民族、阶级、良贱和性别，这就是起码的人性。《高加索灰阑记》中的歌手将格鲁雪的行为解释为“善良是可怕的诱惑”{13}，学者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暗示了布莱希特的政治立场，即社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了人类从善的本能。{14}然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这正是一种道德考验，即“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15}。
与李行道不同的是，布莱希特在张扬人性的同时，更多地赞扬下层劳动者的优秀品质。在带着米歇尔逃难的日子里，格鲁雪花费了相当于她一星期工资的高价为孩子买一份牛奶，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她假装富人，宁肯出双份住宿费给孩子安排住处，最终受到富人指责奚落，被迫离开旅店；她急中生智，用木棍猛击已经发现孩子的伍长头部，终于虎口逃生，化险为夷；她冒着掉下万丈深渊的危险，走过已经断了好几根绳的索桥，使许多想过而不敢过的人瞠目结舌，也因此甩掉了伍长的追捕；她以超凡的忍耐，忍受嫂子的白眼，在哥哥家度过了一个难受的冬天，她不怕别人以私生子讥讽，也不畏惧未婚夫可能的误会，“出嫁”到后山一个装病逃脱征兵的人家，为的是得到一个合法的身份……这种无私、无畏、机智、勇敢、忍耐、勤劳的优秀质量，同生身母亲总督夫人的丑恶灵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比张海棠的形象更加血肉丰满，可敬可爱。
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在格鲁雪身上表现得越突出，米歇尔越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为品德优良的好孩子，这比他得到总督所有的遗产都更加值得、更加富有，这正是格鲁雪不想让出孩子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原苏联的一些评论家在布莱希特刚去世不久曾就指出过：“《高加索灰阑记》其实可以说，这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表人物的社会性格。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暴虐、贪婪、残酷、寄生性；而另一方面却是人性、宽容、善良和勤劳。剧中充满了对暴政、压迫、寄生生活的憎恨，也充满了对被压迫者、纯朴的勞动者和对人民的热爱。它歌颂人道和理智，认为这是人民不可缺少的品格”。“这种新型的戏剧作品包含着重大的社会冲突和高度的社会热情，其主要目的在于改造社会”。{16}
四、马寿郎角色的启用
在《肥土镇灰阑记》中，西西创造性地启用了《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马均卿与海棠之子，二母争夺的对象——马寿郎。作为第一叙述人，以他这个本应为案件核心，但实则被整个审案过程忽视的5岁孩童的视角来看待案情的发展以及与案情相关（包括包公在内）的所有人物形象的特点。其实，“马寿郎”这个角色又何止是二母争夺的对象这一个身份那么简单，应该说西西笔下的“马寿郎”同时还兼有另外两重重要身份，一方面是作为传统说书人的形象，引介人物，保证叙述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人，发作者未能发之言。如小说最后，马寿郎有一段独白：“锣鼓鞭炮齐鸣吧，探射的灯光，集中到剧场这边来吧，我站在这里，公堂之上，舞台之中。各位观众，请你们倾听，我有话要说。六百年了，难道你们还不让我长大吗？”{17}这一句就直接表达了叙述者对于个体发声权利的呼唤。正如陈洁仪在《阅读肥土镇——论西西的小说叙事》里面分析的那样，“就角色而言，‘我只是一介小童，本无‘透视众人的能力，而且身为小辈，即有微言，亦有道德规范，对‘长辈的批评，应该适可而止。但是《肥土镇灰阑记》中的演员‘我，具有高度的批判能力和分析能力，不但了解各人的状况，而且指涉历史现实，见识广博，指点人物时，直言不讳，无所顾忌，明显越出了辈分界限。例如‘我分析母亲的处境时，感叹女子的命运：‘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像我母亲这样的女儿，原也是好人家的子女，只为家贫，无法为生，不得不出外卖俏求食”。{18}
小说在开篇时提到，“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肥土镇不是在上演戏剧，因为肥土镇本身就是舞台。一切都是真事，何须搬演。这也不是古代，而是现在。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旧的尚未过渡，新的仍未到来，这仍是一个灰昧昧的年代。”{19}联系之前提到的西西创作这篇小说时的时代背景，不难想到两母争子的情节和香港现实的指涉关系。小说首句点出“肥土镇”一地，作为整篇小说的前提，并以“灰昧昧”一词，响应当前的处境，暗示香港处于中英夹缝的艰难境地以及香港人自身对于身份意识的迷茫与惶恐。而作为“孩子”的香港，在小说最后一幕也发出了“其实，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利”{20}的呐喊，作者对于香港主体意识的强烈期盼呼之欲出，力透纸背。
五、结语
通过以上三组人物形象的分析，能够看出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与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不但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意蕴和主题上也是很不相同的。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通过描写了张海棠当妓女、做小妾、打官司的复杂经历，反映了下层妇女的痛苦生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表现了对人性和清官的强烈呼唤。从道德伦理上看，作者肯定的是正直、朴实和智慧，批判的是奸邪、阴谋和狠毒。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则是通过格鲁雪收养、保护和争夺孩子的艰苦过程和阿兹达克两次担任法官的喜剧经历，歌颂了下层人民善良、无私、勇敢、智慧的优秀品质，鞭笞了贵族阶级贪婪、自私、残酷、狡诈的恶劣本质，表达了打破旧的社会秩序，让穷苦百姓扬眉吐气的美好愿望。而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主要致力于角色特性方面的改变，弱化了“两母”形象，突出了马寿郎一角。在《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马寿郎实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在《肥土镇灰阑记》中，马寿郎成了旁观的评论者，其内心独白几乎占整篇小说的小半篇幅。另外，马寿郎更从一个被描述成不懂思考的小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极度理智的评论者，代表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英主权交接前夕的香港，伴随着一种身份困惑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惶恐情绪，喊出“选择的权利”的呼声。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灰阑记”的变异是必然发生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都在“灰阑记”身上打下了或轻或重的烙印。以香港作家西西《肥土镇灰阑记》、元代李行道的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和德国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为典型代表的“灰阑记”作品，恰好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这也正是本文选取此三部作品分析其人物形象变异的意义所在。
① Brecht， B.， Schmidt， H.， & Clegg， J.（1967）. On“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TDR（1967-1968）， 12（1）， 88-100.
②④⑤⑩{11} 李行道、孔文卿、羅贯中著，延保全校注：《李行道、孔文卿、罗贯中戏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第37页；第52页；第72页；第135页。
③⑥ 《宋史》，第316卷《包拯传》，中华书局。
⑦⑧{12}{17}{19}{20} 西西著，何福仁编，《香港文丛·西西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49页；第166页；第156页；第171页；第147页；第171页。
⑨{18} 陈洁仪，《阅读肥土镇——论西西的小说叙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第26页。
{13}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戏剧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6页。
{14} Hoover， M. L.， &Ewen;， F.（1969）. Bertoltbrecht： his life， his art and his times. Romanticism， 43（1）， 113.
{1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6} 八·乔尔娜雅，具·梅里尼柯夫：《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戏剧论丛》1957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The Circle of Chalk， about two mothers fighting for a son， can be described as a typical sample on the study of themes in terms of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research. With reference to The Circle of Chalk in Feitu Town by Xi Xi， Judge Baos Intelligent Judgment on the Circle of Chalk by Li Xingdao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Caucasian Circle of Chalk by Brecht， this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worldwide circul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circle of chalk and its social textual deconstruction and a keynot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as portrayed by Xi Xi and Brecht， their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of symbolism，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Li Xingdaos book and the creative rebellion against it. The variation on the images in the circle of chalk story is reflected in the making of the image of the judge， the expans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two mothers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woman issue as well as the use of the role in the character of Ma Shoulang.
Keywords： Xi Xi， The Circle of Chalk in Feitu Town， The Circle of Chalk， a variation on th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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